20 世紀初中國“新史學”的現代性意涵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

楊四代 劉俊圓

（1. 云南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云南·昆明650091；2. 中央民族大學 研究生院，北京100081）

20 世紀初，在西學東漸和中國國家現代轉型的背景下，中國的“新史學”應勢而生。新史學區別于傳統史學的最顯著特征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飽含歷史意識，司馬遷以來的中華文明史觀得以延續，同時受西方近代史學影響，新史學去除了典籍中的神話部分及其神意，重新界定了歷史研究的對象、目的和宗旨，以國家為單位的民族共同體歷史敘事得以確立；二是開始秉持現代國家意識，將中國視為世界上諸多國家之一，推動了“中華民族”和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雙重建構；三是隨著科學意識的普及和科學主義方法論實踐，通過古史研究的實證性探索聚焦于中國早期歷史的追索和中國文明源頭的探求，新史學的這三種現代性意涵，對20世紀初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與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新史學“歷史意識”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

歷史意識是新史學區別于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新史學最重要的現代性意涵。德國學者呂森認為，所謂歷史意識，“是將時間經驗通過回憶轉化為生活實踐導向的精神（包括情感和認知的、審美的、道德的、無意識的和有意識的） 活動的總和?！盵1]因此，歷史意識包含了詮釋過去、理解當下和展望未來的三維時間交疊。歷史意識的價值在于“形成維系、強化群體組織的內聚力，建立起文化上、種族上的歸屬感，塑造民族的文化性格、民族意識，提高國民素質，培養歷史思維能力和批判精神，激發探索與發現的學術動力，加深對現實社會活動的理解與把握?！盵2]顯然，歷史意識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與情感根基。20世紀初中國“新史學”的誕生及其后續發展有三條最為顯著的脈絡，即進化論、西方近代史學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三條新史學脈絡雖然各自遵循不同的學術路徑，但皆促成了20世紀初國人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根基的歷史意識生成。

（一） 進化論新史學與“歷史意識”

20 世紀初，梁啟超和夏曾佑等人率先把進化論引進歷史學，發動了中國“史界革命”，進化史觀隨即成為“新史學”最顯著的意涵。在進化史學影響下，“進步”成一種歷史意識。接受進化史觀的史家在新史學發軔之初，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在中國歷史里尋找“進步”的證據。然而，根據當時流行的政治理論話語，中國在長期的“專制”之下，各方面均呈現出一種退步現象，因此在進化論史學看來，如何解釋中國歷史的這種長期退步就成為困境。史家也面臨雙重任務：既要解釋中國秦漢以后歷史退步的原因，同時又必須證明，中國的歷史整體上仍然是進步的。故此，“如果把社會進化論和中國歷史融為一個完整敘述的話，便無法回避其帶來的挑戰——中國歷史到底有無進步？”[3]顯然，進化論史學還不足以解釋中國歷史的復雜面相。

在中國“新史學”的發展歷程中，進化論史學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面向。當時少數杰出學人對進化史觀近乎直覺的反思性疑慮，包含了一種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現實知識關懷，即如何促使中國的“新史學”能夠成為探求救國真理的知識道路，這也為梁啟超新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登場開啟了思想之門。進化論史學對改變國人的神義史觀、激發國人的自強意識、喚起群體歷史意識和現實能動性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進化史觀把中國歷史作為一個整體置于人類歷史結構之中，探察中國歷史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在時空意義上真正將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連為一體，推動歷史意識轉化為指導國人當下和未來政治社會實踐的精神坐標，為時人觀察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探索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命運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塑造提供了價值導向。

（二） 內涵西方史學理論的“梁啟超式輸入”新史學與“歷史意識”

20 世紀初新史學關于歷史哲學的闡述并未停留在僅僅承認歷史進化本身，而是試圖更為深入地探究隱藏在歷史表象背后的各種推動歷史進化序列和進化程度的制約力上[4]。因此，梁啟超在進化史觀的基礎上做了史學理論的延伸與拓展，既大量借鑒了西方近代史學理論，又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優長有所繼承，創造出一個復合型史學理論體系。因為這個史學理論包含諸多外來因素，梁本人自謙地將其稱為“梁啟超式的輸入”。

“梁啟超式輸入”新史學始終基于中國中心視角，伴有濃重的中國情結，在理解、消化中西史學各自精義的基礎上，進而建構和完善自身的理論體系[5]。其史學理論體系主要內容：關于史的目的、范圍和舊史的改造；關于歷史的因果和動力；史學方法論，特別是史料的搜集與鑒別；史家修養；專史的做法[6]。從梁啟超史學理論的組成部分來看，其思想來源各有偏重。關于歷史的目的、范圍和對舊史的改造，深受西方近代史學理論的影響；關于歷史的因果和動力，主要吸收了進化史觀理論以及傳統史學辯證因果觀[7]；史學方法、史家修養和專史研究兼取了中國傳統史學和西方現代史學的優長；對史料的搜集與鑒別，既有對清代乾嘉考據學的繼承，又明顯汲取了德國蘭克史學對史料的科學主義態度。因此，梁啟超的新史學理論體系，不能簡單化為“進化史學”，亦非傅斯年式對蘭克史學的情有獨鐘。

“梁啟超式輸入”的史學理論建構，對新史學的“歷史意識”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推動完成了中國現代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梁啟超憑藉西方史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及概念工具，解決了西方史學理論與中國歷史實際之間“方枘圓鑿”的困境。借助進化論和國家、國民、群、社會等概念，重新界定了歷史研究的對象、目的和宗旨。在這一過程中，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一些關鍵性術語得以生成并進入現代史學話語體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因此得以展開。其次，建構了以中華文明為單位的中國歷史闡釋框架。1922 年，梁啟超指出一部整體的中國史大綱應該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中國民族演進過程及其長久不衰的原因；二是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及其影響；三是中國歷史演進所形成的文明及其與世界其他文明的關系；四是中國民族及其文明在人類全體中的位置以及將來對于人類應負之責任[8]。梁啟超明確將中華文明作為一個基本闡釋單位來揭示中國歷史的基本框架，中國歷史成為一個核心整體被置于世界史體系中。第三，對現代中國主流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區別于傳統儒家的仁學政治思想范式，梁啟超通過引進西方史學中的“國民”“國家”等概念，提出了“政治整合、大眾參與和民族國家等近代政治社會范疇的內容，促使中國的思想主流從儒家道德理想中分離出來，發展成為一個有關社會凝聚力和社會整合的政治理想，向一個早期的民族共同體的思想邁進?！盵9]特別是“梁啟超式輸入”中有關“國家民族主義”的內容，與建構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政治理想相結合，促使梁啟超在20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分化面前，將民族主義看成是迎接外來帝國主義挑戰的整合性方案。

（三） 馬克思主義新史學與“歷史意識”

馬克思主義史學以社會分析的形式提出了關于革命策略的替代性方案，對當時社會問題的分析提供了連接革命與歷史的紐帶，即只有在確定中國社會已經達到的具體歷史階段之后，才能形成一個政治的革命理論[10]。正是這種通過歷史研究探求革命策略的深刻歷史意識，使得馬克思主義史學實現了巨大的超越性。

執著于對中國社會深層次問題的探索，馬克思主義史學認為，對于歷史發展的動力只有在社會經濟結構內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的假定，由此改變了歷史研究的范圍，展現出一種對于歷史解釋的全新意識。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這種看法產生了一種比梁啟超等人的歷史研究更有活力和更為自洽的解釋。雖然20世紀初以來王國維、梁啟超等新史家已經深刻地挑戰了傳統儒家史學的經驗基礎及其歷史研究范圍的有效性，為后世的史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可以證明的歷史研究模式，但是他們并沒有提出一套從根本上取代儒家觀念并能夠解釋歷史現象與歷史變革動力之相互關系的綜合史學理論。而馬克思主義史學卻做到了，“它不僅以一種視歷史為一自主領域的現世的歷史觀取代儒家的歷史幻象，而且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持久夢想——‘新史學’的創造提供了一個理論出發點?！盵10]

然而，由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之間存在巨大張力，使得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既想謹慎地追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意義，又要顧及中國歷史的實際經驗，讓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誕生之初就遭遇了巨大的困境。但是，在20至30年代的具體歷史情境中，對于理論模式的使用本身和對于歷史的理解與研究并非是對立的，正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運用，抗戰爆發以后，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自覺推進了其民族化進程，更強調歷史研究要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服務。到4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最終擺脫了簡單的模仿狀態而自成體系，成為史學界的主導話語。

馬克思主義史學通過“歷史的社會解釋”給中國歷史意識帶來另一次躍升，使中國人清醒地表達出了伴隨著中國政治思想變革的嶄新的歷史意識。唯物史觀批評了傳統史學的“華夏中心”話語以及進化史觀所主導的“民族”、“種族”話語，建構了“世界歷史”大視野。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真正從世界歷史角度審視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它在一連串動態相連的整體中來看待歷史，使社會作為一個自主的領域呈現出來，在其中包含著歷史前進的動力，并塑造著人類歷史的所有方面。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意識，在具體政治實踐上顯示出高度的包容性和超強的動員功能，擺脫了單一性國族主義的民族觀，成為自30年代末開始中國共產黨致力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知識邏輯，這種邏輯融會貫通了中華文明的歷史經驗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普遍理論，并在現實的社會語境中兼具原則性和適宜性，創造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建構水平。

二、新史學“國家意識”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

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現代性產生了明顯不同的社會形式，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民族國家?！盵11]與此相應，從18世紀到20世紀初的現代化進程中，西方史學主要表現為“民族-國家”形態，其著述的重點是以民族國家為歷史敘事的基本單位，以民族國家的興起、發展與演變為主要線索，對構成民族國家的全民及其各種活動進行整體敘述[12]。受西方史學影響，國家意識成為20世紀初中國“新史學”的另一個現代性意涵。經由新史學闡發而逐漸明晰的國家意識通過現代國家建構的政治實踐，特別是關于民族國家主體問題的探討，促成了“中華民族”概念的創造性出場，并逐漸成為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和理論資源。

面對西方民族國家的壓倒性優勢，20世紀初的知識分子無不將歐式民族國家視為主權合法性的唯一表達形式。因此“最具文本塑造性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尤其是歷史敘述范式急劇變革的20 世紀前期的史家”[13]自然成為民族國家歷史敘述的肇始者。作為推動中國思想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關鍵人物，梁啟超深具這種歷史意識。他將史學研究深刻嵌入政治社會現實之中，認為“新史學”是培育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和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理論的重要啟蒙工具，甚至“新史學”本身就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故此他指出：“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14]。因此，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反映在新史學上，便成為史學家思考歷史敘述的合理性問題。新史學與民族國家的這種關系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相對于世界歷史，新史學努力建構民族-國家歷史敘事；相對于傳統史學，亦因此而有國家-國民歷史敘事?！盵15]在這種史學認知邏輯的驅動下，梁啟超在其“史界革命”中，秉持民族國家史觀，批判“君史”、倡導“民史”，主張擴大歷史研究的范圍，將歷史研究對象的重點從傳統史學的帝王將相轉換成國家群體或國民，以民族作為歷史敘事的基本單位，將歷史敘述的主線索從以往的王朝更迭或政權演變轉變成整個民族全體的演進。

梁啟超通過“史學革命”引申出了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幾個關鍵性問題：史與國（現代國家建構）、史與群（民族共同體建構） 以及史與民（現代國民建構）[16]。一是梁啟超認為傳統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造成國人國家意識的淡漠，這個問題被進一步引申為中國到底“有國”還是“無國”的叩問，直接成為梁啟超現代民族國家理論建構的推動力；二是中國傳統史學“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的弊病，促進了新史學對“群”的研究，而“群”在梁啟超看來正是民族國家的實體基礎——民族共同體的代名詞；三是新史學促成了對現代國民觀念的建構。梁啟超指出，“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盵17]在梁啟超看來，“國民”既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主體，又是民族共同體的集體人格。至此，通過對新史學闡釋，梁啟超已經把建構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三個關鍵性問題和盤托出，即國家、民族和國民。

經由新史學闡釋推出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關鍵問題之后，梁啟超的主要考量就是如何把西方民族國家理論轉化為在近代中國的具體實踐。然而，這種政治理論建構的過程卻充滿波折，并不像新史學表述本身那樣順暢。戊戌變法失敗后，大批知識先驅流亡海外，廣泛吸收了當時流行的“種族”“民族”等思想理論，“夷夏之辨”的傳統話語逐漸被舍棄，種族和民族成為創建民族國家的新學理。在此期間，梁啟超的民族國家建構方案呈現出某種糾結。一方面，他秉持自戊戌變法以來的國家整合立場，主張滿漢合一。另一方面，由于大量接觸西方民族主義論著，并與革命派人士多有交往，其排滿思想不時流露。1903年，梁啟超赴美考察，逐漸舍棄了盧梭的民約國家理論，轉而走向瑞士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國家理論。受伯倫知理影響，梁啟超注意到了“民族”和“國民”的重要差別：“國民者，人格也。據有機之國家以為其體，而能發表其意想，制定其權利者也；國民者，法團也，生存于國家中之一法律體也。國家為完全統一永生之公同體，而此體也，必賴有國民活動之精神以充之，而全體乃成。故有國家即有國民，無國家亦無國民，二者實同物異名也。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語言風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質，其公同心漸因發達，是故建國之階梯也。但當其未聯合以創一國之時，則終不能為人格為法團，故只能謂之民族，不能謂之國民?！盵18]沿著“民族”與“國民”的差別，梁啟超找到了區分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方法，也找到了突破民族主義建國思想的路徑，從而否定了單一民族國家理論，提出了“大小民族主義”的主張。梁啟超指出，“由此言之，則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盵18]

1905 年，梁啟超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一詞。雖然此時“中華民族”概念主要還是指漢族，但“中華民族”一詞的提出，意味著一種觀念的轉變，即“歷史地、連續地、融合地、開放地看待中國主體民族的發展歷程”。同時也從“主體民族融化力之偉大和各民族不斷交融化合的歷史角度，明確地昭示了其演化的當下趨勢：將繼續與其他目前尚未徹底融入的少數民族進行融合?！盵19]1922年，梁啟超對“中華民族”的內涵進行了擴充。在梁啟超看來，“中華民族”最終將成為中國現代大民族共同體的指稱，體現了現代中華民族意識覺醒的最初階段。隨著“中華民族”概念內涵的不斷豐富，民族國家內部各民族之間同化與平等的張力問題得到有效平衡?！爸腥A民族”觀念的漢族中心主義傾向漸趨消散，最終成為了各民族共同體意義上的現代中華民族認同[20]?！爸腥A民族”概念的提出，更多是對中國歷史上各民族發展進程的創造性總結和提煉。這種全新的概念，既擺脫了歐洲民族國家“典范”的制約，深刻影響和形塑了此后的中國現代國家建構歷程，同時也明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主體。

三、新史學“科學意識”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

中國傳統史學有著深厚的人文主義傳統，但隨著西方科學主義思潮的傳入，使得科學在文化領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蓋意義。許冠三指出：“新史學發展的主流始終在‘科學化’，歷來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史學的‘科學’素質為職志，盡管‘科學化’的內容和標準恒因派別而異，且與時俱變?！盵21]在此背景下，新史學的科學意識逐漸形成。所謂科學意識，在時人的認知中，主要包括科學知識、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三重內容?？茖W不是純粹的概念，而是知識學問；科學是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科學的本質主要在方法。因此科學意識主要體現為“崇實、貴確、察微、慎斷、存疑”等方法和精神[22]?？茖W意識已經成為支配時人理解社會的基本方法，且“在變革的氛圍中，科學概念的運用范圍遠遠超出了特殊技術的范疇，成為合法性的來源……科學力圖為政治、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事務提供認知的原理?！盵23]可見，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時人對科學的理解并不像今天這樣缺乏詩意，科學從最初區別于社會文化的獨立領域逐漸轉變為政治社會變革的理論話語，最終成為一種價值信仰體系。

整體而言，科學意識使得史學脫離了傳統史學道德訓誡和政治資鑒的范疇，被改造成為一種關于追求過去的真實知識和服務當下及未來的專門學科，史學成為一個具有尊嚴和獨立性的知識門類[24]。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整理國故運動徹底轉向了以科學的眼光看待歷史，以批判的態度重新估定和改造舊的文化傳統，科學意識實現了與史學的融合。在當時濃厚的民族主義話語環境中，新史學科學治史的諸多學術實踐，終極的理論關懷無不導向了現代國家建設和共同體意識建構的時代命題。因為在時人的觀念中，文明及其相互競爭問題是中國科學意識的重要歷史內涵，科學及其所創造的社會規范是西方社會在文明競爭中獲勝的主要原因。在這種認知背景下，科學與歷史都被賦予了民族主義特征，甚至“科學話語從而構成了民族主義話語的有機部分。它對‘理’‘公理’的強調在某些情形之下甚至可以直接演變為一種民族國家觀念”[23]。換句話說，中華文明延續性及其不斷適應西學東漸的過程，直到產生融合科學主義的現代中國歷史研究，其目標必然鎖定共同體意識。具體而言，新史學的科學化經歷了顧頡剛到王國維再到傅斯年的漸進性過程，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史學科學化聚焦于中國古史研究，通過實證性探索回到了中國早期歷史的追索和中國文明源頭的探求問題，進而導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的時代命題。

幾乎在“科玄論戰”的同時，顧頡剛提出了關于古史問題的“層累說”，即把古史看作是一個“層累地造成”的過程。作為對歷史的一種理解，“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并不僅限于提供某種歷史演化的論點，其深層意義在于對傳統古史系統提出新的詮釋，而這種詮釋一開始便是在科學的旗幟下展開的[25]。顧頡剛疑古思潮雖然與經傳辨偽傳統有密切的理論關系，但更具有其近代的思想背景。從學術淵源來看，章太炎“六經皆史”觀念以及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對上古史的存疑態度，都對顧頡剛的疑古思潮具有重大的影響。與此同時，陳獨秀、胡適等人對古史傳統價值體系的批判進一步推進了顧頡剛的疑古運動。因此顧頡剛指出，“我的性情竟與科學最近”，其理想則是“以現代科學家所用的方法”來治史[26]?？梢?，顧頡剛疑古觀念的產生，一開始便與以科學與民主為時代思潮的理性批判精神相聯系。

王國維主要通過“古史新證”的方式來對上古史系統進行“立”。1927年，姚名達給顧頡剛的信中指出了王國維對顧的批評：“王靜安先生批評先生，‘謂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與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盵27]可見，王國維對古史辨派的疑古之過明顯不滿。他指出：“疑古之過，乃并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盵28]他認為疑古派對古史系統的去偽，僅停留于傳統的文獻材料，而未能對古史材料做更廣義的理解。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盵28]二重證據法將地下的新材料視為古史研究的重要根據，以此來印證傳統的文獻資料，其“以獨立形成的材料相互參證”所體現的方法論原理，折射了近代科學的研究方式。就此而言，如果說在顧頡剛那里科學的信念主要轉化為一種理性批判的精神，并由此而為解構傳統的古史系統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傳統價值系統提供了價值觀的支持的話，那么，王國維那里，科學的觀念似乎主要具體化為一種方法論的確信，即運用科學的方法，以再現歷史事實之真[25]。也正是通過“二重證據法”，王國維實現了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銜接，20世紀30年代中國現代考古學諸多成就的取得，就是依靠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結合，實現了傳世文獻與考古發現的互證。

在顧頡剛和王國維的基礎上，傅斯年對歷史研究科學化的追求，表現得更為自覺，實現了史學的科學實證化。在論述歷史學研究的旨趣時，傅斯年提出了“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著名命題。在傅斯年的認知里，正是以史料學為內容，才使近代史學區別于傳統史學?；趯κ妨系闹匾?，傅斯年的科學治史大概可概括為：反對史學倫理化，打破春秋筆法和文史合一的經學傳統；重視史料特別是直接對新材料的搜尋，對材料“存而不補，證而不疏”，實現“史實自明”。重視地理、生物、氣象、天文等其他學科對歷史研究的助益[29]。遵循科學治史的規范，1928年至1937年，在傅斯年的主持下，史語所在殷墟共實施10次考古發掘，獲取了諸多甲骨刻辭材料以及宮殿遺址和王室陵墓。殷墟出土的實物史料與甲骨文相印證，使得商代歷史成為信史，為因疑古思潮而陷入迷茫的中國古史研究開辟了新的天地，同時也實現了古史研究與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銜接。1930 年，史語所在山東城子崖遺址出土的黑陶直接推翻了安特生“中國文明西來說”的結論，同時揭示了其與殷墟文化的關系，表明中國早期的歷史文化是在本土東方發展出來的，堅定了國人對中國文化本源性的自信心。1935年12月，傅斯年發表了《夷夏東西說》，明確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多元論”。傅斯年從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中提煉出彩陶和黑陶兩大標志性文化特征，將當時主要的史前考古發現均納入到這兩大文化系統中，并以東西二元對立解釋二者的關系。此模式意圖將考古資料納入古史系統，建立史前時代中國與歷史時期中國的聯系。本質上是將民族國家“一體化”的現實需求與上古史中華民族文化起源的歷史想象相聯系，構筑一個整體文明的嘗試[30]。由此，史語所的科學考古實踐，以實證性探索回到中國歷史的追索和中國文化、文明源頭的探求，以求能夠對中國歷史、中國文明從考古材料出發，揭示中國國家發展的歷史過程，提煉中華民族的演化規律，發現中國文明的內涵特征，重構了中國古史的知識鏡像。隨著越來越多考古資料的出現，為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面貌和形成軌跡提供了大量文獻缺載的歷史信息，用具體的實物佐證反映了“中國”或“中華”意識深入各民族精神的歷史事實，通過無比豐富的資料，客觀翔實地展示出各民族之間彼此交往、相互影響、融合的歷史證據和歷史軌跡[31]。

四、結論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具有悠久的歷史，但其作為一種現代性的自覺意識則是在20世紀初以后經由知識先驅對于國家命運的感知以及相關的學術實踐逐漸成型的。在這個過程中，新史學以其全新的歷史意識、國家意識及科學意識，對20 世紀初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與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歷史意識使得新史學去除了典籍中的神話部分及其神意，重新界定了歷史研究的對象、目的和宗旨，以國家為單位的民族共同體歷史敘事得以確立；國家意識去除了傳統史學中天下觀意涉整個世界的涵義，將中國視為世界上諸多國家之一，推動了“中華民族”和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雙重建構；科學意識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科學主義方法論實踐，通過古史研究的證性探索聚焦于中國早期歷史的追索和中國文明源頭的探求，進而導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的時代命題。從知識社會學視野來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是一種兼有西方歷史“普遍結構”和中國傳統內在邏輯的知識生產過程。知識社會學理論認為，知識的產生發展和社會現實存在著互構的關系，特別是環境對知識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也正是靠這些全方位因素的影響，特定知識最終才匯成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故此，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不僅是一個社會理論與政治實踐創新的過程，還是一個知識積累和建構的連續性過程。對20世紀初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知識社會學建構歷程進行總結梳理，識別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本土化學術譜系，精準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脈絡，凝聚社會共識，切實推動中國國家建設理論的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