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親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歷史促進作用研究

左岫仙

（煙臺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民族研究所 山東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山東·煙臺，264005）

和親作為中國古代各民族交往實踐活動存續了2000 多年。根據崔明德研究，先秦時華夏、蠻夷戎狄“五方之民”之間已經存在了修好、聯姻活動。西漢初年開始出現了和親，即“兩個不同的民族政權或同一民族的兩個不同政權的首領，出于‘為我所用’的目的所進行的聯姻?！盵1]這種和親活動一直從西漢延續至清朝，和親具有范圍廣、次數多的特征。在中國古代和親史上，至少有360 次和親[1]。杜家驥統計了滿蒙聯姻狀況，“有清一代，出嫁給蒙古貴族的皇家女多達432人?！盵2]這種政治聯姻性質的和親活動對于中國歷史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如翦伯贊認為，和親“在古代封建社會時期卻是維持民族友好關系的一種最好的辦法?！盵3]崔明德指出，和親對于實現和鞏固大一統、中華民族的團結與鞏固、加強內地與邊疆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減少戰爭、發展生產等方面具有積極作用[1]。林恩顯認為，和親起到了“增進民族之融合、文化之交流、經濟之繁榮等”“和親對為今日中華民族奠定了基礎?！盵4]可見，和親從其開始之日起，就不僅僅是單純的婚姻締結，而是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多方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豐富內容。本文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立足于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宏觀歷史視野，系統探討和親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與鞏固的積極作用。

一、和親促進了中華民族和平統一政治共同體的發展

根據相關史料，早在和親之前，中原民族同東胡、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之間的往來不斷，但這種往來以軍事征伐為主，在軍事實力的作用下，雙方各有勝負。而和親開啟了雙方總體上從沖突對抗走向博弈合作，減緩了雙方之間的政治、軍事沖突，維護地區之間的穩定，同時也為增進雙方政治互信創造了條件。在政治互信的基礎上，雙方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政治、領土的“大一統”格局。同時，伴隨著雙方政治互動深度的加深，中原王朝與邊疆地方政權的相互政治認同不斷加深，促進了華夷一體、華夷一統等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形成與認知的不斷深化。

（一） 消弭政治軍事沖突與促進和平

西漢和親政策緣起于匈奴的軍事壓力?！鞍椎侵畤毙媪宋鳚h初年抗擊匈奴軍事攻擊失敗后，劉邦聽從劉敬的建議，即“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5]，派劉敬帶著宗室的女兒假稱公主送給冒頓單于作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5]，避免與邊疆民族的戰爭是中原王朝和親政策的首要目的。漢文帝即位后，面對匈奴連年對漢朝邊境的侵擾和殺掠人民，他繼續奉行和親政策，對于緣由，漢文帝在后元二年（前162） 的詔書中說道：“間者累年，匈奴并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盵5]即緩和漢匈之間的政治沖突、軍事對抗關系，建立親善關系，達到實現和平、減少百姓流離失所的目的。和親之后，匈奴單于給漢文帝回信說：“二國已和親，兩主歡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盵5]漢文帝回信表示，“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盵5]從他們書信往來可知，通過和親消弭戰爭，實現漢匈之間和平、世代友好的昌樂景象。漢元帝竟寧元年（前33），在呼韓邪單于多次和親請求后，漢元帝令王昭君出塞和親。從出塞的竟寧元年到王莽篡漢建新的數十年間，昭君先后嫁給兩任匈奴單于，漢匈之間維持著長久的和平。為此，翦伯贊寫詩稱贊道：“漢武雄圖載史篇，長城萬里遍烽煙。何如一曲琵琶好，鳴鏑無聲五十年?！盵6]文成公主入藏前，松贊干布曾多次發兵攻打唐朝，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直到唐高宗永隆元年（680） 公主去世，唐蕃之間“數十年間，一方清凈?！盵7]松贊干布、文成公主去世后，雙方關系開始緊張，吐蕃多次侵擾唐邊境，多年戰爭，關隴一帶百姓“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7]，唐王朝不堪重負。同時，吐蕃百姓也“疲于徭戍，早愿和親”[8]，在吐蕃多次求婚之后，唐中宗也出于天下百姓對于和平的渴求，再次以金城公主出嫁。金城公主入藏后，在吐蕃生活了30年（710—740），由于她力促唐蕃和盟，這期間雙方摩擦與沖突明顯減少，總體上維系著和平局面。

和親公主出嫁邊疆地方民族政權后，她們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地位，身先力行地發展雙方和平友好關系，如隋華容公主和親高昌后，對“西域諸國所有動靜，輒以奏聞”[7]；唐固安公主出嫁奚后，她發現塞默羯想發動叛亂，謀害李魯蘇，投奔突厥的企圖后，設宴擊殺了塞默羯，使奚繼續保持對唐的臣屬關系，也由此確保了唐朝的邊疆穩固。唐與吐蕃發生戰爭后，金城公主積極發揮調停作用，動員說服雙方止戈締約，督促豎立界碑，實現兩國之間和好，相互不侵掠。和親公主的后代也繼續為雙方友好和平而不斷努力。由于王莽對匈奴的錯誤政策，漢匈關系緊張，在這種情況下，昭君女兒云、女婿當為了彌合雙方關系積極主動作為，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9]，擁立親漢的咸成為匈奴單于（烏累若鞮單于），并且極力“勸咸和親”[9]，同時派人到西河塞告訴塞吏求見和親侯王歙。最終在他們的一系列努力下，王莽派王歙、王颯出使匈奴，祝賀單于新立，漢匈關系重歸于好。

誠然，無論是對于中原王朝，還是邊疆地方政權而言，和親是彼此之間一種政治現實主義較量與博弈的后果。但對于中原王朝而言，較之于雙方戰爭，和親是維護邊境和平穩定的成本較小化策略。對此，班固指出，匈奴“侵掠所獲，歲巨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盵9]漢匈絕親后，漢武帝大規模地出兵討伐匈奴。從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間雙方交戰10多次，最終使得“匈奴遠遁，而幕（漠）南無王庭?！盵5]但持續長時間的漢匈戰爭，也成為漢武帝后期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漢初70多年休養生息積蓄的儲備物質，被武帝多年的對匈等戰爭消耗殆盡，“北擊匈奴。雖廣獲珍奇，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7]。

（二） 推進了中國大一統局面的維系與發展

和親對于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實現起到了積極作用。隋朝末年，社會矛盾激化，各地先后出現反隋勢力，同時，雄踞漠北的東突厥勢力逐漸強盛，在當時東亞政治格局中具有舉足重輕的作用。各割據勢力紛紛“北連突厥”以反隋。在此背景下，以李淵為核心的勢力集團準備以太原為基地起兵反隋，逐鹿中原。他首先汲取了隋煬帝“絕和親”外交政策失敗教訓，提出了對突厥采取和親等政治主張，“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使之，令其畏威懷惠，在茲一舉?！盵10]其次，他謀求和親突厥奪得統一大業。太原起兵之前，李淵親自寫信給東突厥始畢可汗，“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終為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泵鞔_指出了其和親目的在于以軍事行動終結動亂，恢復天下太平。同時，他還在信中進一步提出兩種基于和親的合作方式供始畢可汗選擇：一是軍事合作。派出兵馬協助李淵進攻關中，“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二是保持中立。信守和親約定，東突厥不干預、不破壞其軍事行動計劃，也可“坐受寶玩”[10]。李淵派出襄武郡公李琛與太常卿鄭元璹帶著“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盵7]始畢可汗接受唐朝和親請求后，派突厥兵500人、馬2000 匹支持李淵進軍關中。有了突厥配合與支援，唐軍扭轉戰場上不利局面，于武德元年（618） 十一月消滅了薛氏西秦政權，穩定了關中后方。武德四年（621） 四五月間，為了消滅王世充和竇建德兩股勢力，李淵派李瓌“赍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7]；武德五年（622） 三月，為了消滅劉黑闥，他派遣使節賄賂突厥頡利可汗，并且答應與頡利結為婚姻之好。通過與東突厥和親戰略的持續實施，李淵逐步瓦解、消滅了各地方主要割據勢力，為進一步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和親不僅在中原王朝的實現統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阻止地區分離、維護統一的過程中，作用同樣凸顯。如阿史那社爾在與衡陽公主結婚后，在唐平定高昌、出征高句麗、攻打龜茲等戰爭中，屢立戰功，有效維護和擴大了唐朝的聲威，“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盵7]安史之亂發生后，唐軍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很快消滅叛軍，至德元年（756） 七月，唐肅宗派名將仆固懷恩、將軍石定番、燉煌王李成寀出使回紇，要求和親并“以修好征兵”[7]。唐肅宗封懷仁可汗之女為毗伽公主，并令燉煌王李成寀納毗伽公主為妃。和親后，懷仁可汗派其子葉護和將軍帝德等人率領4000名士兵幫助唐軍平定叛亂，修復了統一的和平局面。

（三） 增進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政權之間的政治認同

第一，增進了政治一體感。昭君出塞和親后，漢朝給予呼韓邪單于較高的政治禮遇，“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9]對于漢朝的恩寵之舉，呼韓邪單于表示：“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盵9]“漢匈一家”體現了匈奴在民族關系認知上的升華。文成公主入藏后，唐蕃之間“甥舅關系”得以確立。金城公主入藏后，唐蕃之間的舅甥關系進一步鞏固與提升，如開元十八年（730），吐蕃贊普尺帶珠丹向唐玄宗上書說：“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為一家?！盵7]建中四年（783），唐蕃盟約中寫道，唐蕃“代為婚姻，固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7]，可見通過和親，唐蕃之間均希望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這些史料表明和親使得吐蕃對唐朝一體性政治認同之深。

第二，增進了政治歸屬感。隋開皇十九年（599），義成公主嫁給啟民可汗后，周邊許多部落紛紛歸附。此后，隋也出兵幫助啟民可汗抵抗步迦可汗派出的其侄子俟利伐的軍事攻擊，啟民可汗萬分感激隋出兵相助，上書隋文帝說：“大隋圣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并將部落歸投圣人可汗來也?！盵11]“圣人可汗”的稱謂表明，隋文帝不僅是隋朝皇帝，而且也成為突厥人認可的“可汗”。唐朝時期，和親也成為其“遠交近攻”“以夷制夷”“拉攏牽制”等政治目的實現的重要手段之一，唐太宗被“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為‘天可汗’”[7]，西域各地也將通往長安的道路稱為“參天可汗道”。這表明了他們不僅認為是邊疆民族政權的首領，同時也是中央王朝的臣子。對于邊疆游牧民族的政治歸屬感，中原王朝也給予高度認可，如唐高宗封松贊干布為駙馬都尉、西?？ね?。唐永徽六年（655），阿史那社爾去世后，唐高宗贈其為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第三，滿足了政治需求感。在邊疆少數民族看來，如果能夠同強大的中原王朝和親，實際上就是得到了中原王朝在政治、軍事、外交上的支持。對此，恩格斯指出：“對于騎士或男爵，以及對于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12]。中原王朝強盛時期，通過和親迎娶公主，對于邊疆民族政權而言是十分榮耀的事情，同時更是擴充自身影響力的機遇，各方勢力對與中原王朝和親均樂此不疲。如毗伽可汗屢次向唐求婚未果，開元十三年（725），唐中書直省袁振出使突厥，毗伽可汗對吐蕃說：“唐國與之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后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頻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盵7]新興公主與鐵勒夷男和親后，夷男也深有感觸地說：“我本鐵勒之小帥也，天子立我為可汗，今復嫁我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亦足矣?！盵7]誠然，邊疆少數民族政權爭先與強大的中央王朝和親，本質上是謀求與獲得其認可與支持，但是這種與中原王朝和親為榮的自豪感，也能夠起到增強他們對中原王朝向心力的作用。

二、和親促進了中華民族互利互通經濟共同體的發展

和親是利用“贈送大量嫁奩和不斷賞賜的方式，來滿足游牧君長們對于農業物資的需要，以防止掠邊或侵寇的發生”[4]。這段論述說明了和親以經濟物質的舍予換取邊境和平穩定的作用。但伴隨著和親的不斷深入進行，其經濟作用也在不斷擴展與延伸。和親帶來的互市貿易，滿足了雙方各自的經濟需求，雙方也由此形成了互利共惠的經濟共同體。

（一） 滿足和強化了和親雙方經濟互補需求

游牧民族經濟形態受自然氣候環境影響較大，畜牧業興旺，而農業、紡織業不發達。他們“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盵5]北方游牧民族之所以南下頻繁侵擾中原王朝，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農耕民族的財富，以彌補自身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和產品的單一性與不易保存性的缺點?！盵13]中原地區較之發達的經濟，也“像磁石吸鐵一樣吸引北方草原民族。向往中原，切盼交往，不僅是統治者為滿足自已奢靡生活所引起的欲念，也是廣大牧民為求生存所產生的共同心愿[14]。同時，而中原王朝對于游牧民族的馬匹、畜牧產品等也有所需求。通過和親過程中的聘禮、嫁妝、貢賞、互市等手段，雙方可以實現需求的互補交換。

游牧民族政權強大之時，他們以和親為停止侵擾的條件，從中原王朝索取大量生活所需財物，漢武帝末年，匈奴給漢傳信說：“今欲與漢闿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蘗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盵9]中原王朝強大的時候，通過和親，邊疆游牧民族也能獲得大量財物。昭君出塞后，漢匈關系進一步鞏固，“元壽二年（前1），單于（烏珠留若鞮）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盵9]隋煬帝大業十年（614） 正月，以宗女為信義公主嫁于突厥處羅可汗，隋朝回贈彩袍千件、彩色絲綢萬匹。文成公主入藏后，帶去“諸種府庫財帛，金鑲書廚，諸種金玉器具，諸種造食器皿、食譜、玉轡與金鞍，諸種花緞、錦、綾、羅與諸色衣料兩萬匹?！盵15]中原的服飾、紡織品、生活用具大量進入邊疆民族地區，對于提升當地群眾的生活水平產生了重要影響。

和親推動下的中原地區與邊疆民族地區的“絹馬貿易”等互市，也滿足了中原王朝的物資所需。唐高祖派李瓌“赍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盵7]安史之亂發生后，唐朝對戰馬需求激增，但在馬政衰落的影響下，“國馬盡沒，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皆廢”[16]，馬匹不能自給，而此時唐蕃關系惡化，亟需補充戰馬以備戰事需要，“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盵17]這種情況下，與回紇和親，成為唐獲取軍用馬匹的主要來源，“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余萬匹?！盵17]從乾元元年（758）到大歷八年（773） 的16年間，唐與回紇互市如果以馬匹來計算，每年雙方的互市額就高達16萬匹馬，640 萬匹絹[18]。通過互市，唐朝可以從回紇買回大量馬匹，裝備邊兵。同時，大量良種馬匹及養馬、訓馬技術的引入，也提升了中原地區運輸及農耕的畜力水平，為發展農業生產創造了更好條件?？傊?，通過和親而帶來的雙方貢賜、互市等經濟貿易往來，滿足了雙方各自的需求，給雙方均帶來了巨大的利益。

（二） 推進了中原地區與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的共同發展

公元前202年，漢朝建立，但取得的是窮苦積弱、百廢待興的天下，漢朝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恢復經濟，而這需要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此時的匈奴，在冒頓帶領下實現統一，“控弦之士三十余萬”，大敗東胡，趕跑月氏，兼并樓煩，可謂盛極一時。匈奴不斷侵擾漢朝邊境，繼續消耗漢朝本已十分衰弱的國力，并且危害農業生產。這種背景下，西漢實行和親，從高祖和親之始到武帝前期，漢匈總體上維持了70年的和平發展環境，促進了西漢的經濟恢復和穩定發展?！爸廖涞壑跗呤觊g，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9]。對此有學者指出，漢初“文景之治”的出現，“除了漢朝統治者對內采取休養生息的寬民政策外，與漢匈之間實現和親也有一定關系[14]。同樣，匈奴與漢和親之后，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均得到了很大發展。隋朝安義公主和親東突厥啟民可汗后，在雙方的合力維護下，白道川及其附近地區實現了相對穩定，經濟迅速恢復發展，出現了人口大量增加，牛馬遍滿山谷的繁榮景象?？傊?，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政權和親之后使得雙方共享和平與友好，這為經濟生產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和親對于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和親使得中原大量的生產知識與技術傳入邊疆民族地區。農業技術方面，文成公主入藏后，中原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傳入吐蕃后改變了其生產方式，對此，王建在《涼州行》中提道：“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手工業方面，王昭君教匈奴婦女織絹。文成公主給吐蕃帶入“蠶種及造酒、碾、硙、紙、墨之匠”[7]，她還教會藏族婦女紡織、縫紉、刺繡、制陶等，促進吐蕃家庭手工業發展。滿蒙聯姻也使得各行各業工匠進入蒙古地區，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端敏公主下嫁時，陪嫁的有各行各業的工匠人等，可謂七十二行，應有盡有”[19]，這也使得各種技術傳入蒙古族地區?？傊?，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入邊疆民族地區，幫助了游牧民族發展了生產力，促進了經濟業態的多元化，提高了社會經濟水平。

三、和親促進了中華民族“六合同風”文化共同體的發展

和親帶來的中原文化源源不斷地傳入邊疆民族地區，他們經過長期不斷、全面地文化浸潤，推進了中原文化的多民族化認同。同時，和親的影響下所帶來的文化互動，各民族從信仰禮儀、故事傳說、衣食住行、語言文字、音樂舞蹈等多領域實現了文化上的相互認同。文化的不斷交融實現了文化上的族際超越，形成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共同體所具備的若干文化要素與文化聯系。

（一） 促進邊疆民族認同中原文化

在中原統治者眼中，邊疆少數民族屬于教化未開、不知禮儀的野蠻之人，如劉敬在奉獻“和親”政策時，希望通過和親，從長計議，著眼于匈奴子孫后代，“使辯士風諭以禮節”，改變匈奴文化習俗，從而在文化上同化匈奴[20]。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政權和親之后，中原文化通過和親公主帶入、互市、游牧民族主動入中原學習等多種路徑傳播，中原文化得到了邊疆民族的普遍認同。

第一，認同主體的普遍性。邊疆民族政權與中原王朝和親后，他們對于中原文化的學習呈現一種從上層到普通百姓的傳導狀況。和親使得邊疆民族政權的統治階級率先接觸到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先進性激發了他們的學習之情。據《漢書·元帝紀》記載：“竟寧元年（前33） 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鄉慕禮儀’，復修朝賀之禮?！边@段記載說明了匈奴單于仰慕漢朝禮儀文化的情況。松贊干布“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7]。統治階級對于中原文化的喜愛之情及積極主動學習的做法，引領了本民族從上到下學習中原文化，因此，唐文化對于吐蕃的影響，唐代詩人陳陶寫道：“自從貴主和親后，一半胡風似漢家”。有學者通過研究得出了相近的結論，“吐蕃之開化，實唐文化熏陶啟導之功也”[21]?？梢哉f，在和親政策引領下，這使得邊疆游牧民族從首領、臣子到普通百姓，均廣泛受到中原文化影響。

第二，認同內容的普遍性。經過持續不斷的和親、持續的文化傳播，中原各種各樣文化全面傳入邊疆游牧地區。這些文化內容均為他們所接受、認可。解憂公主女兒弟史和女婿絳賓喜歡漢朝的服飾和建筑藝術，在龜茲建造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盵9]龜茲首都延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相等。宮室壯麗?！盵22]高昌在華容公主與麴伯雅的和親影響下，“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文字亦同華夏”“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盵23]文成公主進藏，松贊干布在河源迎接，感嘆“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7]。在對中原服飾文化的艷羨之下，松贊干布“自褫氈罽，襲紈綃，為華風”[17]。同時，文成公主還給吐蕃人帶去了包括儒家經典、史籍、律書、醫書、佛法、歷算等各種書籍。金城公主入藏同樣也帶去了中原許多典籍。中原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廣泛傳播，提升了當地人民的文明水平，也深刻改變了他們的文化認同格局。如唐代宗大歷十四年（779），唐王朝曾下禁令，“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8]但結果卻不盡人意，一直到唐武宗會昌年間，振武城的回紇人依舊“皆衣朱碧，類華人”[8]。由此可見當時唐文化已經成為回紇人生活中的當然選擇。同時，和親所帶來的中原民族與邊疆民族的文化互動中，中原文化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從表層文化到深層文化得到了邊疆各民族的廣泛認同。

（二） 邊疆民族獨特文化在中原地區得到認可

文化傳播從來就是雙向的，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政權的和親之路同樣也是一條文化傳播之路、文明互鑒之路。邊疆民族文化沿著這條路“胡風東漸”，也給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草原公主南下時，就帶來了充滿異域風情的音樂?！端鍟ひ魳分尽酚涊d：“天和六年（571），罷掖庭四夷之樂。其后帝聘皇后于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并于大司樂習焉。采用其聲，被于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盵11]來自邊疆民族地區的異域文化也逐漸為中原百姓所接受。太和公主和親后，也將回紇娛樂活動引入唐朝?；ㄈ锓蛉嗽凇秾m詞》中寫道：“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边@表明回鶻文化滲入唐人的日常生活，并影響到當時的審美風尚。

四、和親促進了中華民族血脈相連親緣共同體的發展

和親始于雙方統治階級之間的通婚，同時，在統治階級上層的和親引領之下，消解了各民族之間的偏見，使得各民族民間通婚增多。各民族通婚，使得華夷親緣血緣相融，民族之間的生物界限的模糊化，各民族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難分的情景，各民族之間的共同性增多，差異性較少，這大大加快了各民族自然同化的進程。正如馬大正先生對滿蒙聯姻積極作用的評價，“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滿蒙兩族的直接融合……使雙方的民族差異性減少而共同性增多，從而有益于中華民族這個多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24]。

（一） 和親雙方的民族統治階級之間關系實現親緣化

人類婚姻具有繁衍后代、培養后代的基本功能。和親雖然從本質上屬于政治婚姻，它同樣具有婚姻的基本功能。對于和親，劉興成指出，“政治關系親緣化、親情化才是和親的真正內涵和實質?！盵25]不同民族之間的統治階級通過和親建立了姻親關系，從而到達了緩和、促進雙方關系目的?；丶v武義成功可汗得知唐將咸安公主嫁給他后，上書曰：“昔為兄弟，今即子婿。子婿，半子也，彼猶父，此猶子也”[16]，表明唐與回紇關系由“兄弟”變為“父子”關系，親密程度加深。唐與吐蕃之間的關系，通過和親，也使得雙方形成了“舅甥關系”的親緣關系。

中國古代諸多少數民族政權，或是中原王朝將其認定為華夏后裔，如司馬遷在《史記》中稱“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5]，或是少數民族統治者出于追求正統、影響力等諸多考量，將自己追溯為炎黃等華夏祖先的后裔。對于其本質，王明珂指出，“尋回失落祖先的后裔”對于族群“改變、創作新的集體祖源記憶來達成認同變遷”[26]，這種血緣同源的認知，其主觀想象的可能性較大，而和親使得這種想象的血緣共同體真實化。同時，由于和親公主特殊的政治身份，她們所生子女成為凝聚雙方關系的血親紐帶，使得中原王朝和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政治關系更進一步發展。昭君出塞后，在匈奴生一男二女，使得漢匈之間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血脈相親的民族關系。特別是和親公主所生的子女成長為少數民族政權的政治人物后，他們對于中原王朝的認知，也可能將這種血緣、親緣關系得以政治化。解憂公主與烏孫王翁歸靡共生養三男二女，其中長子元貴靡為烏孫大昆莫，次子萬年成為莎車王，三子大樂任左將軍，長女弟史是龜茲王絳賓妻子，小女素光是烏孫若呼翕侯的妻子。他們身體中所具備的漢族血緣對他們看待漢族、認同中原王朝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影響甚至延及后世，如絳賓死后，“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9]。

（二） 和親促進了各民族的民間通婚

從中國古代和親類型來看，以民族為視角，有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聯姻、少數民族之間的聯姻等類型?；橐鍪侨藗冃纬捎H密關系的重要路徑之一。誠然，中國古代和親主要是各政權、政治勢力上層之間的婚姻，但這同時對于民間各民族的通婚具有重要的引領和導向作用。與此同時，和親所帶來的中原與邊疆民族地區之間的和平穩定、經貿往來頻繁、人員遷徙增加等因素，客觀上有利于各民族的通婚。中國歷史證明，越是和親范圍廣的王朝，各民族的通婚狀況也越為普遍，如唐朝時期，從太宗到僖宗的243年間，與少數民族正式和親23次，唐高祖19個女兒，近半數嫁給少數民族[27]。帝王家族的和親促進了各民族的民間通婚，對此，呂思勉指出，“唐代異族人處內地者甚多，安能禁其婚娶，此勢所不行也?！盵28]雖然正史中關于各民族民間通婚的記載較為匱乏，但相關歷史著作中也仍能窺見其狀況?！顿Y治通鑒》大歷十四年說：“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8]。但是，仍有許多人違背政府的禁令而通婚，如《資治通鑒》貞觀三年記載，4000西域胡客居住長安數十年，他們在中原地區娶妻生子、經商、購買土地住宅。湯勤富、傅永聚研究了唐代的民族通婚狀況，指出“唐代的民族混血，無論是在社會上層，還是在社會下層，都是一種普遍現象……在社會其他階層，胡漢通婚與聯姻相當普遍，從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交異”[29]?？梢哉f，中國古代越是強盛的王朝，在和平安定、經貿繁榮的條件之下，各民族的往來越為頻繁，各民族的通婚也越為普遍。和親無論是為和平環境的創造，還是各民族通婚范圍的擴大，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五、結語

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大歷史視角審視和親政策，它確實對于維系和鞏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也應看到，和親只是古代調節民族關系的手段之一，其最終能夠發揮預期的作用，受制于各民族的實力、地位，對外關系等諸多因素影響，正如翦伯贊先生所說：“把女人當作歷史的彈簧，但是哪里需要裝上這種彈簧，以及在怎樣的情況下才使用這根彈簧，都不是任意的，而是決定于當時具體的歷史情況?！盵30]為此，古代和親政策由于歷史局限性，政策本身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但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新時代民族工作主線的今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和親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根本原因是參與和親的各民族對此項政策作用的認可與支持。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當前，文成公主入藏、昭君出塞等和親故事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話，她們的故事為各族人民所傳頌，已經凝結為中華民族友好、團結、交融的共同文化符號。和親文化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邊疆地區的穩定、多民族國家的鞏固、中外文化交流及人類文明的提升，都會發揮其獨特作用[31]。為此，深刻總結和親的歷史規律、挖掘和親文化的豐富內涵，一定能夠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深厚的歷史經驗與精神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