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異常值”的 性狀識別與治理之方

高小平

常言道：“事出反常必有妖?！痹谝粋€快速變革的大千世界，傳統社會形態與治理方式每時每刻都在醞釀著、發生著突變。風險和突發事件在演化過程中常伴有詭譎現象。為了研究它，不妨引入“異常值”這個概念。較之常態、非常態的概念所具有的含義，“異?！笔且粋€更寬泛的概念，“異常值”不僅存在于非常態之中，也存在于常態之中，而且更多情況下存在于“轉換態”[1]這種特殊的模糊狀態中。因此，研究公共領域異常值，分析其概念、性狀、識別及治理，對于分析風險與危機的臨界點，深化“轉換態”研究，有著重要意義。

一、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異常值”的概念

“異常值”(outlier)常常與結構突變有著密切關系。研究突發公共事件演化過程，引入“異常值”的概念和方法，運用數學、統計學、計算科學、生物科學、工程物理學、歷史語義學等原理，特別是系統科學、復雜性理論對風險治理、應急管理進行跨學科研究，或有助于對風險和危機規律的認知。

(一)異常值和異常值管理

異常值是指樣本中的一些數值明顯偏離其余數值的樣本點。一般有兩種情形：一是子樣雖屬同一母體，但此值與其他值相比異常地離散；二是由于某種原因，這個值屬于另一母集團。[2]通常是在第一種情況下使用異常值概念。例如，測量成年男性身高(m)，出現17.8m這樣的數據，顯然不合常理，就屬于第一種情況的異常值，而不必去考慮此人會不會是星外來人。人體正常體溫平均在36℃～37℃之間(腋窩)，37.3℃～38℃是低燒，38.1℃～40℃是高燒，而居于37.0℃～37.2℃就是一個異常值，在新冠疫情篩查中雖不提示報警，但個人需要提高警惕。

異常值管理是對異常值進行識別、數據清洗和工程處理。異常值管理被廣泛應用于煤礦安全系統、上市公司財務風險預警體系、國家貨幣供應量風險監測管理系統、醫學健康體檢管理系統等領域。異常值管理方法很多，比如，在數據處理中，按照正態分布的性質，三個標準差以外的數據都可以被看作是錯誤的數據從而排除掉。在某些大型文體賽事中“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也可以看作是異常值管理，是對比賽公平性公正性的維護。

(二)學術界既有研究綜述

國內外學術界對突發事件“異常值”相關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大致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對作為基礎理論研究對象的異常值，從概念以及抽象意義上進行的研究；二是對與應急相對應的異常值，從常態管理出發進行的研究；三是對轉換態研究中的異常值，從正常值和異常值相互轉換的視角進行的研究。

1.在抽象意義上研究的異常值。從抽象意義上研究異常值，包括從定義層面進行的研究和從方法論層面進行的研究。Ramaswamy等給出了異常值的定義：異常值是指數據集中常常存在一些數據對象，它們不符合數據的一般模型，即與數據的其他部分不同或不一致，使人懷疑這些數據并非產生于非隨機偏差，而產生于完全不同的機制。[3]雍龍泉、賈偉的研究表明，對給定的數據，分別建立無異常值的模型和包含一個異常值的模型，得出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有異常值時，最小二乘的結果偏向異常值，表明異常值對最小二乘有著比較大的影響，而對最小一乘的影響較小。[4]樓潤瑜等闡釋了檢測數據異常值判斷方法創新的重要性，探討了對小樣本檢測數據異常值判斷方法的選擇比較，并提出在小樣本情況下用新的穩健統計法取代 Dixon 法及傳統 Z 值法，能更好地對異常值作出準確判斷。[5]

2.在常態管理中研究的異常值。常態管理中的異常值研究包括自然界中的異常值對人類的影響、組織管理中的異常值對績效的影響以及專業管理中的異常值對決策的影響。徐好民、尹光輝研究了地殼運動異常值與疾疫流行之間的關系，通過古今中外的大量案例，發現地震導致疾疫大規模流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除此之外，與地殼運動相關的異常猛烈大風、極端氣候、氣體溢出、動物疾病也可能導致疫情，甚至一些罕見的行為、奇異的事物出現，也可成為疫情的根源。[6]平婧等通過對事業單位績效管理中的異常值分析，提出了統籌任務與關系績效的二維度戰略性績效管理模型和方案:(1)全部員工根據工作層級關系相互加權評分,主管領導基于評分偏差異常值分析,通過定量調節得到體現權責利平衡的客觀公平評分。(2)建立績效總量約束下客觀評分和崗位權重雙輸入的績效報酬分配模型,實現滿足績效報酬目標的戰略性管理。(3)在績效反饋環節,全視角戰略性績效管理模型充分體現管理的戰略性，通過異常值偏差的關聯性,了解員工間工作關系,并據此對今后崗位及其權重進行調整,通過績效反饋實現戰略性的目標管理。[7]黃熠鋒等從環境保護中異常值分析的角度，以溫瑞塘河底泥某種元素含量的調查數據為例,對基于空間自相關的異常值分析發現,河流域底泥某種元素的均值與土壤背景值的數值關系，呈現出尺度效應，而相關分析能夠確定最佳距離閾值,以識別出底泥重金屬含量的空間聚類和異常值所在的具體位置,進而為采取針對性的污染防控決策提供科學依據。[8]

3.在轉換態管理中研究的異常值。轉換態是集中爆發異常值的時空狀態，在這一時期研究揭示突變發生前夕的異常值情況，對風險管理和應急管理具有更直接的借鑒作用。陳安等(2009)從“可挽救性”度量評價的角度，研究了突發事件中的災難現狀以及未來可能造成的損失的補救，認為在測度“可挽救性”時需排除異常值，并以2007年河南省陜縣“7·29”煤礦透水事故為例，發現即使按照模型計算出“可挽救性”已大大降低(不足原先的一半)，但由于個體與總體的生命狀態函數取值范圍是剔除了異常值的，被困礦工依然有被成功挽救的可能。最終由于應急救援措施及時、有效，在事發 76小時之后被困的69人全部獲救。[9]西班牙科學家(2022)研究發現，人體衰老的跡象可以被減緩、停止，甚至逆轉，其原理是自然衰老與早衰具有共同特征：細胞核中脫氧核糖核酸(DNA)組織的改變。當DNA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包裝”時，會改變細胞可以讀取的基因，從而改變細胞的行為方式和功能。此前已經發現，人類基因組還包含數以百計在基因組中移動(同時也為LINE-1編碼)的DNA片段。這些DNA片段的功能會隨著年齡的增長或一些疾病(例如癌癥和心血管疾病)的出現而發生變化。在早衰患者的細胞中發現了超過正常水平7倍的LINE-1含量的異常值。[10]陳朋磊等通過對煤礦的巖石性能試驗數據中異常數值的研究，應用數理統計方法進行計算,實現對異常值剔除的工程處理,使得巖石性質實驗結果更加可靠。[11]梁日新等認為，傳統的企業風險預警方法具有局限性，如財務分析法存在著理論和實際相脫節，財務分析指標理論值和每個行業的實際值相差甚遠，同一家企業、同樣的財務數據和財務指標、同樣的財務分析，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分析得出的結論也不同。財務人員在分析企業財務風險的過程中，無法通過某個異常值或者某幾個異常值判斷出企業面臨的總體風險有多大，這種風險是否會危及企業的持續經營。因此，改用Themis異常值分析法，通過對企業財務報表的觀察與分析，會發現某些指標存在“異常值”，從資金的籌集、使用和退出等一系列環節入手，分析企業資金籌集來源的合理性和資金使用過程中的效率性，與此同時注意企業的財務數據與財務指標之間的合理性程度，從而發現財務舞弊和進行財務風險預測。[12]史代敏等提出了中國貨幣供應過程中的異常值和結構突變分析理論，對我國不同層次的貨幣供應動態過程進行建模研究,通過貝葉斯Gibbs抽樣方法估計t分布先驗設定下動態線性模型參數和狀態變量后驗均值,以甄別模型中觀測和狀態過程均可能存在的異常值和結構突變特征，研究發現，區間內流通中現金M0和狹義貨幣供應量M1序列均發生結構突變,而廣義貨幣供應量M2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也出現異常變動。[13]白雪梅通過對醫學健康管理中危機值的研究，發現當體檢驗結果出現異常值，即某項或某類檢查檢驗結果明顯偏離正常值，說明患者身體已處于疾病狀態，需進一步檢查，以明確診斷，否則就可能出現不良后果。[14]張學義等的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中公眾對專家的“人格信任”“系統信任”以及不信任專家但又不得不信任的“專家塔西佗陷阱”現象，與專家在咨詢中出現的異常值有關，科學事實“政治化”與新媒體的“特殊催化”，是異常值的來源，使得對專家的信任復雜化。[15]

從以上文獻分析得知，異常值研究的操作性應用價值十分突出，但目前對異常值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統計學和計算機科學，其他領域對異常值的研究側重于運用其方法對特定事物作定量分析?？偟膩砜?，目前對異常值的研究還存在兩大缺失：一是缺乏將定量與定性方法相結合的方法以及運用這樣的方法于實踐領域的研究；二是尚未提出普遍適用的異常值在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的一般性狀、識別方法及應急治理的理論和對策。

二、本研究之目的和“異常值”性狀

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的“異常值”概念的提出，不僅是根據事件閾值的分析推演的結果，也是管理形態類型的邏輯劃分，是在應對風險和突發事件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種可治理的社會狀態。[15]

當我們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異常值的時候，暗含了研究的是在一個高復雜性系統中的問題，同時暗含了對研究方法有效性的懷疑。以這個問題意識為導向，須從研究目的之探究中摸索研究方法。

首先，研究異常值是為了深化對“轉換態”的認識。常態與應急態在互相轉化過程中，存在著一種比常態中的風險等級高，比應急態中的風險等級低，即危機爆發前和即將結束時的社會“準危機”狀態，這就是轉換態。轉換態存在于危機前的，為前轉換態(常態向應急態轉化)；存在于危機峰值之后的，為后轉換態(應急態向常態回歸)。

我們將不同狀態中實施的管理形態分別標注出來：1.常態管理；2.前轉換態管理；3.后轉換態管理；4.應急管理。社會閾值與管理形態的對應關系表現如下(見表1)：

——在一個常態社會中：當閾值為正常值時，管理形態為1，即常態管理；當閾值為異常值時，管理形態為2，即前轉換態管理(常態向應急管理)；

——在一個應急態社會中：當閾值為正常值時，管理形態為3，即后轉換態管理(應急管理向常態)；當閾值為異常值時，管理形態為4，即應急管理。

可見，異常值主要藏身的地方是2和4。這樣就明確了“轉換態”研究的重點，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表1 社會閾值與管理形態示意

其次，研究異常值是為了尋找應對突發事件的確定性。盡管突發公共事件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但在應對突發事件過程中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在每一次的應對過程中都存在著一兩個關鍵環節，處置得當，整體的應對工作就事半功倍，處置不當，就事倍功半，甚至很可能失敗[17]。而所謂關鍵環節，就與異常值有關。能早發現和識別異常值，就容易抓住關鍵環節，反之，則痛失抓關鍵環節的科學依據和時間窗口。因此，確定風險和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的異常值，有助于找到提高應急處置效率的關鍵節點。

再次，研究異常值是為了剔除異常值，回歸正常值。應急管理的本質是對連續性中斷的治理，是通過轉換態恢復正常態，而不是延續應急態。異常值在很多情況下是小概率事件，往往難以被提前發現。找到異常值存在的點位，就可以定位小概率事件，進而化解風險危機。異常值也可能是由于外界干擾、人為誤差等原因造成實測數據值偏離正常結果，使得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發生偏差，這同樣需要運用異常值研究，隨時判斷，隨時刪除。此外，還有一種情況是異常值范圍過大，這就要我們用統計判別法，在給定的置信概率和確定的置信限之中，對超過此限的誤差，判別為不屬于隨機誤差范圍，將其視為異常值剔除。

針對異常值研究的目的，我們選取異常值的“性狀”(trait)作為現實中突發公共事件異常值研究的對象。性狀研究方法是把定性與定量結合起來的方法。[18]“性”是屬性、性質，“狀”是形狀、狀態，前者偏于定性，后者偏于定量。按照中醫理論，疾病和藥物的性狀與其形狀有密切關系。例如，橘絡的形狀很像肺部的氣管樹分布，所以呼吸系統生病了可以服用橘絡，此藥對止咳，特別是痰出不來的病癥有一定功效?！俺陨堆a啥”“吃啥治啥”“缺啥補啥”這些思想在《周易·乾》中叫做“同氣相求”，在《黃帝內經》中表述為“以類補類”?，F代醫學已初步證明，心理疾病真的就與人的心臟有關[19]，因為心臟疾病的發生和加重能引起心理狀態的改變，以至導致心理疾病，比如抑郁癥、焦慮癥，而心理疾病又能加重心臟疾病，從而形成一個循環。這些都說明中醫主張定性的研究，特別強調確定性狀對于辨證施治的重要性。按照西醫理論，疾病和藥物的性狀與成分有密切關系，同樣需要從解剖學意義上對病癥和藥物性狀進行分析，科學治療。中西醫都對性狀研究給予重視，中西醫結合就是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并重。

形態學(morphology) 是生物學的分支學科，是研究生物性狀及演化的學科。形態學辨識生物性狀及演化一般從易感性、適應性、比較顯示性三個方面進行。如果我們把生物學方法引申到辨識突發公共事件異常值上，亦可探索通過易感性、適應性、比較顯示性對公共領域異常值進行識別。

(一)易感性：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異常值的客體要素

易感性模型認為，攜帶某種基因型的個體既容易受到消極的、破壞性環境的不利影響,同時也容易受到積極的、支持性環境的有利影響。[20]既然易感性來源于環境，那么觀察特殊的環境就可以發現它。隨著近年來電子計算機技術在醫療診斷中的應用及測序技術的發展，根據癌癥的易感性，利用人工智能進行自動化預測癌癥的發病率成為可能[21]。比如，對某些常見癌癥，如胃癌、肝癌、乳腺癌等的發生風險進行有效預測，得出癌癥易感性的高低，再結合特定家族中有著較大發病率的具體模型分析，可為各類癌癥的預防提供綜合性參考。[22]

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的異常值，是在人與自然、政府與社會、社會中此人群與彼人群之間發生認知差異、引起迥異的態度和行為反應的結果。這種差異性，也是由易感性導致的，究其根源仍然與地域、地質、地理環境等要素有關。

2010年8月7日22時左右，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城東北部山區發生特大暴雨，在短短40分鐘內降雨量高達97毫米，而縣城附近的降雨量很小，并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一個多小時后，在23時45分左右，舟曲縣城附近突發局地強降水，引發特大山洪泥石流下泄，從北向南貫穿縣城，沖毀沿途的28棟樓房，重災區月圓村基本被夷為平地。在短短的15分鐘內，大約有200萬立方米的泥石流沖進縣城，淹沒半個縣城，并阻斷白龍江，形成堰塞湖，造成江水急劇上漲。此次災難共造成1434人遇難，331人失蹤。[23]舟曲縣發生的悲劇就是在22時至23時45分這一時段由于對縣城東北部山區下雨和縣城下雨間的聯系之緊密(易感性)沒有正確的認知，缺乏應有的警覺，未及時發出預警所導致。而類似的極端的局地氣候是天氣預報難以精準預測的，只能靠人們對暴雨危害的“易感性”以及造成的“異常值”來做研判。與此同時，也可以發現，客觀事物的脆弱性是與易感性同時存在的，異常值則能標識出與生俱來的“脆弱性”如何更易受到消極環境的負面影響，以及個體間不同應激能力的“可塑性”差異對于承災體的耐力程度[24]。異常值之“易感性”性狀使得一部分善于識別的決策者具有更多的發展機會，他們能力的獲得，要么是在常態中增強韌性，要么是在轉換態中減少時空。[25]其最終全面發揮作用，還得靠國家在應急管理方面的制度建設和機制生成，尤其是政治制度與行政制度的分設、屬地責任和基層治理的落實等權力配置不斷科學化、法治化。

(二)適應性：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異常值的主體要素

異常值不一定是“異類”，反而恰恰可能就混合于本體之中，可以“魚目混珠”，可以“蛇吞大象”?！氨臼亲钊菀讖膬炔抗テ频摹?，就與異常值的適應性有關。破解了適應性就可以把握異常值，駕馭了適應性還可以變被動為主動。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需要經歷三個階段：本能的→思維的→能動的[26]?！氨灸艿摹彪A段是自然的適應，屬于被動的、條件反射的、潛意識驅動的適應；“思維的”階段是認識的適應，屬于主動的、有意識的活動；“能動的”階段是變革的適應，屬于主體見之于客體的適應。對異常值的性狀也要經歷三個階段，即從被動適應，到主動認知，再到積極把握。

美國紐約時代廣場每年都舉行新年燈光秀慶?；顒?，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每年都有上百萬人參加，雖然時代廣場處于紐約核心地段，區域狹小，但從未發生過踩踏事件。紐約的主要做法包括：事前進行特別風險分析，落實防范措施；將街道上的人群劃分為若干方陣，彼此之間用鐵欄桿圍住，避免相互擾動，方陣之間留有黃色應急通道；提前幾個小時啟動應急預案，人群只能單向前進，不能后退，避免人群出現對流情況；現場所有活動實行平行預警，視情況采取反向干預措施；全程實施風險溝通，有序引導人員流動。

在我國，旅游熱點景區云南麗江古城，防范發生踩踏事件主要是采取大數據的方式，收集游客手機信號，借此判斷某區域的擁擠程度，一旦人群過密，超過一定的閾值，就會按照人流量管控預案的要求，即刻啟動不同級別的預警，采取暫停接待游客、播放應急廣播、啟動導引程序等應急措施，對游客進行疏導、分流，成效顯著。[27]

上述案例從兩個方面說明了適應性對異常值性狀的表征：紐約打造的危機防范系統，是在百年的應急管理經驗基礎上形成的認識，而麗江的高效預警系統，是用大數據技術作支撐的適應性研究成功，他們的共同點是排查異常值，積極主動回應異常值，對風險治理流程進行不斷的再塑，以適應“適應性”的變異。

適應性應急管理理論認為，新興風險、巨災、跨界危機頻繁發生，相互疊加，凸顯了突發事件不確定性的增強及其對應急管理適應性的挑戰。[28]應急管理的不適應性，不僅在過程維度大量存在，也在結構維度，包括突發事件事中和事后生成的突生結構和網絡結構中普遍存在，急需優化。以適應性作為條件變量，研究導致社會沖突的結果，發現新媒體聯動是造成沖突的抗爭者偏好的必要條件，其中，媒體互激的主導、偏好者行動的策略、意見領袖作用的有限這三個方面組成了沖突治理的主要對象。[29]

(三)比較顯示性：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異常值的主客體合成要素

性狀是比較出來的，沒有比較就無法洞察性狀，也無法描述性狀。比較研究最初可追溯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所著的《雅典政制》中對158個城邦政制憲法進行的比較。19世紀以后，比較研究滲透到各個學科，成為基本方法。西方學術歷史之所以尤其重視比較，與他們對分析方法的過度使用和對綜合方法的關注不足的傳統有關——在分析的基礎上，加上比較，就較為科學地、間接地實現了“綜合”。比較顯示性是異常值的綜合性狀，也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方能獲知其整體性狀。

“世界城市”的應急管理體系如何建構？有學者對紐約的“核心指揮協調體系”、倫敦的“三層管理”、東京的“危機管理總監制”和北京的“3+2模式”等世界城市應急管理體制作了比較研究，分析了各自特點、優點和缺點，總結了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對建設世界級城市應急管理體制提出了對策，包括要進一步強化應急管理決策層協調能力，應急管理體制要抓緊網絡化、立體化建設，加強政府間的援助與合作，強化全民參與機制建設等。[30]這樣的研究，盡管智庫色彩鮮明，但也蘊含了基礎理論方面的創新，為應急管理知識體系增添了新內容。

通過比較而顯示的異常值，具有規范意義上的價值，其價值主要來源于比較顯示性集中了導致呈現異常值的主客體兩個方面的原因。危機學習便是比較。以甲作母本，與乙、丙、丁……作比較，意味著自主性學習的實現；以乙、丙、丁……作母本，與甲作比較，意味著他體性學習的實現；以甲、乙、丙、丁……互相作母本，相互比較，意味著共同體學習的實現。

學習共同體是信息時代支撐以知識建構與意義協商為內涵的一種創新機制，是知識創生的社會基礎。在應急管理中，建設學習共同體有助于提升管理者群體互補能力和部門間的溝通協同，有助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和人際心理默契。在一個好的學習共同體中，必然具備高顯示度的正常值，一旦出現異常值，很容易被大家識別，進而控制風險，優化系統，防范危機于未然；在一個不注重學習的機構中，必然失去了知識創新的活力，必然導致一部分職能虛置，比如，可通過考察其學習職能的虛置，發現業務職能的虛置、人力資源的虛置、應急預案的虛置等，就如同掌握了“照妖鏡”。

三、“異常值”的服務型治理

于一般的應急管理，管控是主要手段。于異常值則應以服務為主。

服務型治理是面臨服務競爭社會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治理形態。管理是服務，治理也是一種服務，而且是更系統、更全面的服務?！肮芾砭褪欠铡钡姆展芾砟Ｊ绞敲鎸我粦眉軜嫼痛怪睉眉軜?，從需求側變革引申出來和發展起來的，研究如何在服務競爭環境中對企業進行管理并取得成功，包括對服務利潤鏈的分析、服務的交互過程與交互質量、服務質量管理中的信息技術、服務業產品營銷與制造業產品營銷的比較等，目的都是增加客戶對服務的滿意度。而服務治理模式則是面對分布式系統和流動性架構而構建的服務機制，從企業治理結構變革引申出來和發展起來的，屬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服務型治理，在數字治理研究中還可以稱為針對面向服務的架構之治理(SOA governance)。按照托馬斯·梅恩斯(Anne Thomas Manes)的定義是：企業為了確保事情順利完成而實施的過程，包括最佳實踐、架構原則、治理規程、規律以及其他決定性的因素。服務型治理指的是用來管理SOA的采用和實現的過程。

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異常值”治理，如果有一個普適性工具的話，那就是服務型治理，而不同于應急管理的管控型治理。即，應該是體現服務為本的理念，堅持以服務為主導的原則，做到服務先導、服務引導、服務疏導。

(一)服務先導

服務先導是將服務作為一切治理手段的“先手棋”，走到管理鏈的前端，而不是與其他工具平行使用。從公共風險的形成到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異常值并不一定以數學題的形式給到治理主體。在“黑天鵝”未出現之前，不能過度或提前使用應急手段，也不能無限擴大風險防控力度，甚至無法使上“管理”的招數，只有靠服務。服務先導是治理異常值的基本原則。當我們講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的先導性行業的時候，“先導性”是在說現代社會任何行業都需要用到交通運輸，是在對產業的屬性進行定位。當我們在研究公共事件演化中異常值治理首要問題是“服務先導”時，是在說服務本身具有先導性，而不是在說別的什么，是直接在對治理進行定位，做的是無“后導”的先導。如同我們在說理論是行動的先導，說的也是一種無“后導”的先導。

就政府治理而言，服務先導是指政府以公眾為服務對象的行政價值取向和服務范圍的確定。我國現階段政府職能的定位目標是：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建設服務型政府。這表明我國的行政價值取向從單純的管理活動向為行政對象服務活動的歷史性轉變。這是具有根本導向性的轉型，從政府職能到履職方式，從權利分配到流程設計，都是將服務置于頂端，在其下端安排其他各項制度。

就社會治理而言，服務先導是指社會中各方必須先為他人服務，然后再獲得他人的服務的規則實施。適應社會治理這一規則變革，需要從多方面進行努力。在行動理念和主體上，要從過去“一元化”管理體制轉向“多元化”協同治理體制，推動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與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動，從管控規制轉向法治保障，順應全面依法治國要求，以法治精神為引領，以法律手段破解難題，以社會治理法治化推進社會服務體系建設。

在政府服務和社會服務中，易積聚和強化風險的各種不合理的社會狀態便會以所特有的異常值方式暴露無遺。比如，在傳統壓制型社會中，管得太死、一潭死水，風險以“萬馬齊喑”的形態表現出來。又比如，在缺乏公共服務的領域，風險以貧富過度懸殊的形態表現出來；在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的地方，風險以“鄰避”方式表現出來；在防疫服務措施不科學合理的地方，風險以“一刀切”或“刀不切”的形態表現出來；等等。抓住這些風險苗頭，就找到了服務的短板。

(二)服務引導

服務引導就是將服務作為“引子”，以類似于一部大著的“引論”“緒論”“摘要”的方式，提供走進服務型社會的路標。服務引導也可以看作是行政指導的升級版。所謂行政指導是國家行政機關在職權范圍內，為實現所期待的行政狀態，以建議、勸告等非強制措施要求有關當事人作為或不作為的活動，是現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服務引導與行政指導的共同點是無須使用權力，通過權力的影響力和合法性即可產生后果，服務引導優于行政指導之處有四點：一是服務引導可以增進相對人的信任，化解相對人的抵觸，促使相對人沿著服務引導的方向前行，直至目的達成；二是不僅政府可以使用服務引導，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提供服務引導，只要提供的服務是合法的、需要的引導，就可以“為人者師”，去履行服務職責；三是服務引導是網狀的，互聯互通，共建共享的；四是由于行政指導的主體行政機關的地位，有可能使相對人違心接受行政指導，因此潛存著錯誤作為的危險，如何控制行政指導，是理論及判例都要解決的課題，而服務引導如果出錯，被服務者不會接受錯誤的服務行為，并且將糾正其錯誤。

學習蘇教版《雨后》一課時，由圖入文，帶出生字。老師一開始出示插圖，說：“老師給小朋友們帶來了一些小伙伴，你們看，他們在干啥？快樂嗎？”小朋友們立刻回答說：“那是兩個赤腳的孩子，一個哥哥，一個妹妹?！边€有孩子說：“他們在踩水！他們玩得很開心！”老師隨即追問：“‘赤’字你還可以給它交哪些朋友？”“小手們”立即來了勁：赤身，赤膊，赤手空拳……“那把生字放入句中讀讀吧，看你能不能把這幅畫讀出來？”學生找到句子讀：“水里一群赤腳的孩子，快樂得好像神仙一樣?！?/p>

(三)服務疏導

服務疏導就是將服務作為化解風險危機的主渠道，這里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沖突來源于缺乏疏導，二是疏導要以服務來實現?！饵S帝內經》中分析人體的疼痛，認為有虛實之不同，是放在不同篇章中論述的，說明是具有很強的區別的。在《黃帝內經·素問·舉痛論》中談了“因實”導致的疼痛，是因為“不通則痛”，就是人們常說的“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在《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中談了“因虛”導致的疼痛，是因為“不榮則痛”，“榮”就是容光煥發，“不榮”就是反之——“菀槁不榮”。在《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中進一步解釋什么是“不榮”，即“名木不榮”。綜合起來看，“因虛”導致的疼痛源于更復雜，缺乏營養(“菀槁”)、缺少精氣神(“名木”)都可能引起疼痛，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情緒不佳、郁郁寡歡、缺錢躺平，或許是抑郁癥、亞健康、免疫力低等等?？梢?，治理社會之痛點，也需要暢通其阻滯之處，煥發其生機活力。

如果說在服務型治理體系中，服務先導是出發點，服務引導是立足點，那么，服務疏導就是治理的歸宿，是整體性之治。漢字“治”源于大禹治水的智慧和實踐，他改變了以往的治水方略“堵”，探索成功了“疏”，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奉獻精神和“理通水脈、順水就下”的科學態度是服務疏導的靈魂?！爸巍币苍从谶h古時期的治病救人，炎帝神農遍嘗百種藥草，黃帝創立祖國醫學，他們開辟的“治療調理”之路，同樣充分體現了對人體以及人與自然的整體性治理思想雛形。

服務疏導作為風險危機治理的原則體現了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政治意志。把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放在一起，是堅持對立統一的辯證法和現代系統觀念的體現。統籌就是全面把握、聚焦重點、抓綱帶目，推進各重點領域的發展和安全工作，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構建源頭防控、排查梳理、糾紛化解、應急處置的綜合治理機制。

在出現異常值的時空易于產生外部環境的變化與內部管理的沖突。服務疏導可以發揮積極作用，通過建立以權力制度設計為核心的治理結構，發揮明晰權力邊界、權力激勵、權力保障和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疏導這種權力的當然是執政者和行政機構，但在權力的歸屬、部分權力的行使、權力的控制和收益等方面，公共服務參與構建，公眾擁有參與權利，是積極的疏導方式。

四、“異常值”的生態型治理

對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中易導致嚴重危機的“異常值”之治理，主要是服務，是參與式、互助型、自治的服務，是依靠政府和公眾共同的奉獻；而對“異常值”外部關系的治理，則需要依靠生態型治理。生態型治理是服務型治理的深化形態，包含的治理主體、治理元素、治理方式更為宏觀、更為系統。生態學認為生態服務(ecosystem services)包括四個方面，即生態作為系統所具有的生產功能、自然功能、環境功能和文化功能。[31]把生態服務的理論框架放到風險危機治理的“異常值”研究中，我們也可以從發展經濟、搞活社會、環境賦能、科技涵養等方面建構生態型治理體系。

(一)發展經濟，穩住異常值

自然界的活力來自生態的動態平衡，這是生態系統內部長期適應的結果，即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其特征是為能量與物質的輸入和輸出在追求生態效率的同時，保持反饋調節，實現生態平衡，即生物群落內種類和數量相對穩定，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組成完整的結構，生物個體數、生物量、生產力維持相對恒定。[32]這種自然界的平衡和穩定對于經濟生活同樣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是做好包括風險危機應對、疫情防控等各方面工作的物質基礎，是民生的支撐。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國民經濟一度受到較大沖擊，就業、工業生產、用電貨運等指標明顯走低。2022年4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滑至-2.9%。面對這一經濟增長的異常值，政府果斷決策，搶抓時間窗口，在經濟走勢發生關鍵節點，國務院于5月份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李克強總理作重要講話，強調要扎實推動穩經濟各項政策落地見效，保市場主體保就業保民生，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33]各級政府迅速行動，組織各方力量，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把穩增長放在突出位置，以保市場主體服務市場，以保就業服務民生，以穩大盤保中國經濟韌性，實現經濟合理增長和失業率下降，使經濟運行回到合理區間。2022年5月份轉負增長為正增長0.7%，6月份加快回升至3.9%，1—6月份同比增長3.4%，走出了一個V字形的挽救態勢。在圖中顯示，-2.9就是異常值。(見圖1)[34]

圖1 2021年7月—2022年7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情況(%)

(二)搞活社會，實現異常值和正常值的平衡

人類是群居動物，社會是生存母體?；钏哂凶晕覂艋δ?，釋放社會的活力便使得社會具有了自我凈化功能，能夠用群眾的力量分辨是非，及時發現異常值。從很大程度上說，社會治理異常值是以國家治理的道德合理性作為基礎，從我國豐富的倫理資源出發的，是公共權力的內在善性決定的，是以社會主義公與私關系和公私觀為目標，以追求社會公平為準繩的，屬于社會前進的內在動力。[35]正確運用倫理建設的路徑，包括制度倫理、責任倫理和發展倫理，探尋國家公共安全制度與公共責任體系建設的新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社會功能方面的認識偏差和誤區主要有三種。其一是對社會的“戒備”心理。在開放型、個體化、階層化的現代社會中，城市社區居民之間缺乏凝聚力和認同感，很多人甚至包括政府部門會將異質性、陌生感轉化為戒備心理，這種心理成為社會重建的障礙。[36]其二是對社會作用可持續的關注不夠。2008年汶川地震后，當救災進入到災民安置和社區重建階段時，政府部門對社會力量繼續在災區活動的政策限制逐漸恢復，對社會的限制性體制環境在地震突發期短暫失效后迅速復歸。[37]其三是社會機制自身的缺失。一些社會組織、群眾有著滿腔熱情和奉獻精神，但自我定位存在偏差，對風險治理和應急管理的理解比較片面，以為戴上紅袖標、穿上救生衣就可以成為合格的社會工作者，對災前準備和防災救災階段的參與意識薄弱，專業能力欠缺，技術技能學習不足，現場相關信息有限，實際上浪費和耽誤了寶貴的救援時間，影響了目的的實現。

除了發揮社會功能方面存在的問題，還有一個社會功能的平衡問題。健康的社會必須是善于實現平衡的社會，異常值和正常值是相對而言的，不是絕對對立的，如果在一定條件下實現兩者的平衡，則可做到“有驚無險”“斗而不破”。按照復雜性科學的觀點，一個經過高精密設計的組織體系，許多不理想的性狀被從結構里刪除，因而系統具備了對缺陷的高度敏感性，這套系統用于常態管理是有利于提升精細化、有序化水平的，但用于非常態管理就不利于識別異常值，因為系統不能容忍小的偏離值，所以對大的破壞性的異常值準備不足，以致不如一個平時無序松散的系統更發生“災變”。這真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在疫情防控中我們能看到這樣的例子：一個平時管理得井然有序的社會組織，一夜之間在不確定性嚴重到了異常值后，未能平衡好危機認知的模糊性與應急響應的及時性、危機應對結果的不確定性與資源投入的高要求、應急策略的針對性與決策權的有限性等等之間的關系，導致決策和執行的障礙。[38]

(三)環境賦能，剔除異常值

環境賦能是可持續發展的議題。一般認為，在可持續發展的新軌道上追求正常值，比在傳統經濟社會發展中辨識異常值，難度加大，但規避風險、破解危機的意義更大。事實上，非傳統管理所提供的資源比傳統管理的資源更廣泛，而且是一種可持續資源。例如，為了使機械制造廠的電能得到合理使用，并實施風險防范，往往不是在其正常使用時研究如何節約和如何發現風險，而是在電力負荷出現異常值的時候加強監測，假設當沖壓車間的起重機在每個區段的軌道運行時，發生不良狀況，存在著軌道歪斜、粗糙不平等現象，起重機的行走輪被卡住，使輪緣擦傷等情況，電力負荷就會發生異常，這時測量的電荷異常值就有助于發現電力浪費的節點，以及進行風險排查。[39]20世紀80 年代，美國電力科學研究院提出了電力需求側管理(demand side management，DSM)的理念[40]，改變了過去僅由電力供應方滿足不斷增長的電力需求的概念，認為對電力需求方的管理同樣是能源發展規劃的一個重要方面，從而提出了將需求方節約的能源和科學合理使用能源作為供應側一種可替代資源的新概念。電力需求側管理的國際化實施，極大地提高了電力使用效率，成為可持續發展的落地成果。[41]這一重大改革，就是基于監測電能使用過程中的異常值，協助用戶改進用電方法，進而剔除異常值的例證。

環境賦能的實質是對象賦能，而不是自己賦能?，F在出現的“一刀切”“層層加碼”等問題，與權力“任性”，只相信自己，不善于在對象那里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有關。在科層制組織內存在著壓力層層衰竭的現象，正確的做法是打破組織邊界的隔閡，借助外部賦能，增強動力機制，不去做重復勞動，不搞無限上綱，不做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事。舍此，靠層層“借人”、擴編加壓、大轟大嗡等都是飲鴆止渴，無助于治理效果的提高。

(四)科技涵養，修復異常值

涵養是指生態系統通過其特有的結構與水相互作用，實現對水流、水循環的調控。社會系統的涵養主要是通過制度與文化的結構化作用，實現人的健康發展。這里的文化包括自然科學和技術，也包括哲學人文社會科學。最為重要的是文化的載體——人才，許多發達國家長期堅持“五、四、三、二”的人員教育和培訓機制。即，從政府、軍隊、企業、民間機構、社區志愿者五個方面加強應急管理人才的組織建設；從平時面上的普及宣傳教育、專門的培訓、集中的演練和重大事件之后的反思、學習，提高應急管理能力；從危機意識、應急知識、救援技能多個方面加強應急管理人才的思想建設；從專業人員、弱勢群體兩個重點方面加強應急管理培訓，尤其重視對兒童的教育，從娃娃抓起。[42]值得我們借鑒。

常態與應急態相互演化的“轉換態”，是異常值的高發期，這與人們認識的慣性、認知能力降低、社會系統韌性恢復力差有關。要加快“轉換態”文化建設，把常態中的“未雨綢繆”的文化、“底線”思維、“谷值”思維(valley value)與應急態中的“疾風暴雨”文化、“高線”思維、“峰值”思維(peak value)結合起來，創造出在轉換態的條件下適應高度警覺、坦然面對和責任擔當的文化和思維方式，在公共領域共識缺失和認知分化的環境中，及時引導輿論，指導實踐重心的轉移，防止對“絕對安全”的追逐，杜絕急于求成的“盲目自信”。

科技是管理的第一要義。在應對風險危機中，精準辨識、分級分類、分檔分期，是三個基本的科學問題。精準辨識，即是什么性質的問題，會有什么社會危害；分級分類，即區分社會危害的高低、類型，依此確定誰應當承擔這份應對的責任；分檔分期，即把每一個等級的突發公共事件進行階段性分檔分期，根據可能造成危害和威脅、實際危害已經發生、危害逐步減弱和恢復三檔，將突發公共事件總體上劃分為預警、爆發、緩解和善后四期，作為政府和所有在場人員采取應急措施的重要依據。[43]

科技文化的功能還表現在對語義的分析中。早在20世紀初，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論研究中就提出了“語義不確定性”問題。他說，語義的不確定性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文法結構不同而意思接近。他以中國俗語“少見多怪”為例，解釋此話可以翻譯為“一個人所見愈少，則其覺得怪就愈多”，也可譯為“見識少的人便不免多有驚怪”，這兩句話文法結構略有不同，但仍然不影響傳達思想的功能。二是語義模棱兩可，難以正確理解。他說，對一些預言式話語，采取根據上下文來正確理解的方法，話語的確定性就增強了。這兩種不確定性都不會完全破壞預言的正確表達功能。但第三種情況就“令人愕然”了。弗洛伊德說：“近來某校校長因為對精神分析(1)弗洛伊德提出的對夢的解析和精神分析學說在當年受到社會多方面的攻擊。發生興趣，以至于被迫解職”，而教育當局給出的說法是“精神分析論的教授多強詞奪理，令人驚愕”。弗洛伊德認為“這個證據不能讓人信服：一個強詞奪理的教授，怎么能讓一個校長深信不疑呢？”[44]可見，構建正確的話語體系對于排除風險異常值具有重要意義。

(五)異常值識別與治理評估框架初探

構建一個異常值的外部評估體系并組織第三方進行評估，也是生態治理的重要內容。根據上述對異常值與突發公共事件演化之間關系的分析，構建基于突發公共事件演化的異常值識別與治理評估框架。該體系由兩個部分組成：內部機理和外部機制。內部機理主要是性狀識別，外部機制主要是治理方式。以此確立評估的基本維度為四個：以異常值的三大性狀引申出的三個評估維度，即與易感性對應，抽取“發展”，與適應性對應，抽取“安全”，與比較顯示性對應，抽取“應急”，以及與異常值的服務治理和生態治理對應的評估維度，我們提取“人民滿意度”作為對治理效能評估的重點。在“發展”的維度下，設經濟發展、制度創新兩個一級指標；在“安全”的維度下，設公共服務、安全感兩個一級指標；在“應急”的維度下，設科學管理、依法行政兩個一級指標；在“人民滿意度”的維度下，設政府決斷、執行順暢兩個一級指標。(見表2)

表2 基于突發公共事件演化的異常值識別與治理評估框架

當今，風險社會正在不斷重塑著人與人的關系，改變著組織和組織間的結構。服務型治理以共同體服務改善人與人的關系，生態型治理借可持續治理提升個體和組織的韌性，[45]是適應風險社會的新型治理模式。異常值的性狀識別、服務治理和生態治理都需要人民的參與，需要政民的互動，需要創新風險治理和應急管理。本文對突發公共事件在向危機演化中出現的異常值所做的研究僅僅是初步的，尚未進行大樣本量的分析，也未引入大數據等新技術手段，主要是想對此命題的科學問題進行立論。希望拋磚引玉，有更多的學者參與研究，為經濟社會發展和風險危機管理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