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一百二十年社史述略

沈慧興

關鍵詞：西泠印社 社史 印學研究 播芳六合

『龍泓印學開南宗，一燈相續傳無窮。二篆八分校異同，和神如坐春風中?！贿@首詩是清宣統二年（一九一0）七月，西泠印社丁仁銘、王壽祺篆、葉銘監造、吳隱刻石的孤山仰賢亭石圓桌銘文，也是西泠印社『創社四英』共同完成的重要成果之一。這四句銘文，昭示著西泠印社的傳承來源、立社宗旨和精神追求，并期許著印社未來發展的美好愿景。西泠印社一百二十年的發展史，雖然經歷了多次的政局更替與消亡險境，卻依然薪火相傳，印燈日熾，無不應驗了西泠先賢創立印社時的初衷和理想的實現。

篳路藍縷，管領湖山屬印人

創立西泠印社的想法，是從一九0四年葉銘、丁仁、王福庵等印人，在孤山左蔣祠的人倚樓雅集開始萌芽的。吳隱時居上海，聲聞其事，即熱情參與，并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組織者和領銜人。一九0五至一九一二年的印社初創期，房屋設施尚不完備，故孤山左蔣祠人倚樓一直視為西泠印社的『創辦籌備處』。丁仁的祖父丁申，系杭州著名藏書樓『八千卷樓』主人，曾在孤山左宗棠蔣果敏祠中設西湖浚湖局，兼有管理祠堂之職。丁仁、葉銘等人經常雅集于左蔣祠人倚樓談藝論印，故此樓就成了杭州印人的一個固定活動場所。西泠印社初創時期，社址即在左蔣祠以西的一片荒地上，故人倚樓自然成了『創辦籌備處』。[1]從一九一三年開始，社員們的雅集之地才移至孤山社址，建章立制，招攬社員，立碑刻銘，營造樓宇，文人雅集的理想園初步建成。又經過四十余年的苦心經營，西泠印社的聲譽日隆，社員日眾，影響遍及海內外，在江南的文化地位初步確立。王國維曾有詩云：『如今百技都銷歇，管領湖山屬印人?！籟2]杭州孤山，成了海內外印人的根基，也成了西泠印社的代名詞。

披荊拓地，印社初創。清光緒三十年（一九0四），雖處晚清時代，但傳統文人對金石考證和印學研究的余熱尚未消散，眾多的金石篆刻名家，均以弘揚國粹為雅事。浙江丁輔之、王福庵、葉為銘、吳隱等人，仿杭州『解社』之例，結印社于孤山『數峰閣』以西，辟地建社。數年之間，先后在孤山南麓營造了『仰賢亭』『寶印山房』『山川雨露圖書室』等社屋，印社初具規模。社長吳昌碩在《西泠印社記》中說：『言印學者，至今西泠尤盛。同人結社，并立石勒鈍丁、悲盦諸先生像，為景仰觀摩之所，名曰西泠印社……印之與書畫固相輔而行者也。書畫既有社，印社之設，又曷可少哉？』[3]故印社之名，始于西泠，就成為近現代篆刻界的普遍共識。

關于印社的創辦過程，幸有葉銘所著《西泠印社小志》有詳細記載，故后人還能比較清晰地了解印社的籌備過程及曲折經歷。如西泠印社在初創時期的申請批準過程、社團運行方式、印社文獻整理、捐贈物資登記及現金收支情況，都做了原始真實的記錄。印社同人為了取得合法的社會地位，于一九0五年十一月向杭州府錢塘縣呈文，要求批準成立西泠印社。杭州府宗姓知府的批文云：『……集資建造西泠印社屋宇數間。為保存國粹，研求學問起見，事關公益，準予立案?！籟4]錢塘縣知縣汪嶔的批文云：『擬在蔣果敏公祠右，辟地建屋，創設西泠印社。事屬公益，應準立案?！籟5]這說明在清代杭州府和錢塘縣的主政者眼中，西泠印社在創立之初，就是具有公益性質的文人社團，印社性質雖私猶公。

西泠印社的現代公共文化意識，則集中體現在《西泠印社成立啟》《西泠印社社約》《西泠印社藏書處征書啟》等文獻中。早期的『社約』共十一條，其中第九條云：『本社藏書處曰「福連精舍」，專收兩浙圖經志乘、鄉邦掌故、先賢著作及一切考論金石、古器、書畫等書。收藏止此范圍，取其易于求備。如有海內同志捐贈書籍，則不拘是何門類，一概敬謹拜登，慎重存貯，并即載入本社藏書目錄，以志勿諼?！籟6]可見一百余年前，西泠印社的先賢們是何等鄭重其事、開明、創新。

吉金樂石，聲播海內。一九一三年，經過十年的籌建，印社已初具規模，同年舉行了建社十周年紀念大會，公推吳昌碩為社長。在此后的三十余年中，印社的規模持續擴大，摩崖石刻星羅棋布，樓宇亭臺點綴其中，園林景觀日趨完善，成為西湖孤山最具人文氣息的勝景。西泠印社隱閑樓，一名題襟館，一九一四年由海上題襟館書畫會募集現金和書畫易資籌建，共籌得現金六百八十塊銀元，書畫印譜等四百九十五件。[7]以上數據是從吳昌碩書《隱閑樓記》碑刻文字中統計而出的。在義捐現金和書畫作品的名單中，讀者不難發現西泠印社吳昌碩、丁輔之、王福庵、吳石潛、葉舟、周夢坡、哈少甫等先賢的名字。一九二一年，在社長吳昌碩的倡議下，浙江籍的印社同人和社會賢達六十五人，共募集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塊銀元，贖回了即將運出海外的『漢三老碑』，并筑室永存于西泠印社。[8]捐款除八千塊贖金外，其余款項用于建『漢三老石室』。捐贈者的名字，刻在了西泠印社《漢三老石室記》的碑陰。

印社先賢不遺余力去搶救國家歷史文化遺存的壯舉，正是西泠先賢愛社愛國精神的生動體現，此舉不僅符合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的宗旨，并演變為一種愛國主義精神的文化自覺，值得后人永遠銘記。一九三三年，經過三十年的拓展，社址范圍已具當前規模。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杭州淪陷，社員星散，印社活動停頓，期間印社同人出資委托葉六九一家管理孤山社址。葉六九，傳為清代湘軍名將彭玉麟舊部，子秋生、德生。[9]時過八年，印社房屋碑刻竟完好如初。一九四七年印社補行四十周年紀念活動，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繼任社長。從一九0四至一九四九年，西泠印社經歷了一個民間社團曲折、多難而又不斷壯大的過程。

愛社如家、無私奉獻。與西泠印社的成立、發展同時共生、動態演變的思想，就是西泠印社精神。西泠印社精神有多方面的內涵，二00三年六月，劉江撰文提出了西泠印社『獨立的創新精神、執著的印學研究精神、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愛社如家的奉獻精神、團結奮斗的精神』等五個方面內容。[10]而西泠印社精神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愛社如家、無私奉獻』。在印社初創之時，西泠印社的創社君子就把這種精神基因深植于印社早期的『社約』及『成立啟事』中。

一九三三年，浙江省民政廳發給西泠印社的土地執照面積為五點六七八畝。社址最初是孤山數峰閣西丁仁家里的一塊荒地，之后盛宣懷捐贈仰賢亭西側土地。早期贊助社員李子扉奉父杭嘉湖道臺李輔耀之意，捐出了孤山小盤谷的土地。此后丁仁捐造鶴廬及印社后山之路，張鈞衡捐建閑泉和涼堂，孤山南北連綴成片。特別是吳隱和他的侄孫吳善慶，印社遁庵、還樸精廬、觀樂樓、歲青巖、潛泉等房產及露天文物，都是他們建好后無償捐贈給印社的。吳隱在上海創辦的『西泠印社』經濟實體，在出版印學書籍、制售印泥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業績，在印社初創時期捐款捐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反哺』作用。

印社初創，早期社員們不僅捐地捐房捐款，也為印社的創立捐贈了數量眾多的書畫印譜、碑拓法帖和生活用品。據葉銘著《西泠印社小志》中『西泠印社甲辰至甲寅收支報告清冊』等四次捐贈記錄統計，一九0四至一九一四年期間，社員共捐贈現金（銀元）一千九百八十四元，其中丁仁、王福庵、葉銘、吳隱四人的捐款總數達到一千零八十四塊銀元，占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四點六三。[11]看到這個數字，讀者也就不難理解將丁仁、王福庵、葉銘、吳隱列為『創社四英』的根本原因了。自印社創立以來，社員向印社捐贈土地房屋、現款實物之舉一直沒有中斷，故社址規模不斷擴大，是早期社員們熱心社務、無私奉獻的結果。

立意高遠，審時而為。印社創立于清代，而興盛于民國。在這個風云變幻的動蕩時代，西泠印社的先賢特別是『創社四英』，在處理各種危機的事例中，充分顯示了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的智慧和才能。如對朝代更替、時局變化、產權糾紛、名譽爭訟等問題，均做出了一系列正確合理的應對措施。印社在清宣統二年（一九一0）就得到了杭州府及錢塘縣的批準，但不到二年，民國政府宣告成立，前清批文自然失效。印社先賢審時度勢，即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向杭縣知事提出呈文，要求得到批準和保護。杭縣知事汪嶔不僅批準了西泠印社的呈文，還發布了『業奉大總統電令，一律保護……如有無知鄉愚任意損害，準其隨時送究，嚴懲不貸』的布告[12]，西泠印社的合法地位又一次得到了保護。建社初期，印社還在不知土地權屬的情況下，將房子建在了盛宣懷所有的孤山仰賢亭西側土地上，一度引起訴訟，但盛宣懷考慮到西泠印社『事屬公益』，便慷慨地將土地無償捐贈給了印社。一九二二年，軍閥混戰，時局動蕩，浙江省會警察廳長、西泠印社早期贊助社員夏超頒布公告，使印社免遭破壞和侵占。[13]二00四年，兩面刻有《浙江省會警察廳布告第一百二十八號》和《杭縣知事布告》的石碑在杭州北山街區發現，二0一一年底移至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保存。民國時期，西泠印社社址還供過民國政府印鑄局局長、早期社員底奇峰的遺像[14]，掛過『西湖博覽會衛生館』『古物保管委員會浙江分會』的牌子[15]，都是應對時局變化而做出的權宜之計。在日寇侵占杭州的八年時間，印社又出資請人管理孤山社址，才得以免遭劫難。西泠印社在特殊時期的休眠和沉潛，現在看來，都是在這個時期最恰當的應對方式。

由私而公，青燈續焰傳印脈

一九五一年夏，由邵裴子、陳錫鈞代轉王福庵、吳振平二人信函，要求將西泠印社之房屋、土地及社藏文物無償捐獻給人民政府，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更改『西泠印社』的名稱。[16]同年九月得杭州市政府批準。從此，西泠印社由私而公，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

慨贈文物，堅守印脈。西泠印社『愛社如家、無私奉獻』的精神，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數次社員捐贈中，又得以進一步發揚光大。社員吳東邁、王個簃捐贈吳昌碩書畫印章與生前物品，張魯庵家屬捐獻印譜四百三十三部、印章一千五百二十五方，高絡園捐贈古銅印五百方，葛昌楹捐贈明清名家刻印四十三方。此外，王福庵家屬捐印三百五十六方，張宗祥之女捐印一百二十一方，丁輔之孫女捐印七十三方，葛昌楹夫人捐印十方及《鄧印存真》二冊，王個簃捐獻吳昌碩及明清大家書畫三十件，等等。高風亮節，令人感佩。筆者據一九四九—二00三年西泠印社藏品捐贈清單，以及綜合『西泠印社大事記』的捐贈記錄，初步統計出五十五年間，社員及社會各界向西泠印社捐贈印章兩千六百零八方、印譜五百四十七部、書畫三百五十七件的總數。[17]這些捐贈，是西泠印社目前文物庫房的主要來源，也是西泠印社『保存金石』最重要的家底。

由于歷史的原因，一九四九年后西泠印社的活動曾一度中斷，但恢復印社的呼聲和提議卻一直未曾停止。一九五六年時任浙江省圖書館館長的張宗祥，在浙江省人代會上首先提出了恢復西泠印社業務活動的建議，得到了時任浙江省文化局局長黃源的支持。一九五七年成立了西泠印社籌備委員會，推舉張宗祥為主任委員。同年王福庵審定、秦康祥編纂、孫智敏裁正的《西泠印社志稿》定稿付印，為整理保存西泠印社早期社史作出了重要貢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西泠印社在杭州召開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社員座談會。到會的有張宗祥、潘天壽、沙孟海等社員三十余人。會上成立了創建六十周年籌委會，擬定了活動計劃和《西泠印社章程》，并舉行了『趙之謙金石書畫藝術』專題討論。一九六三年秋，印社選舉產生了首屆理事會，張宗祥任社長。至此，西泠印社在社會各界的努力下，終于恢復了正常的活動，社會知名度進一步提高。

青燈續焰，印學唯新。在一九七九年召開的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大會上，沙孟海被推選為社長。從此，西泠印社如老樹逢春，新枝頻發，社團活動全面恢復，各項事業步入正軌，學術研究、對外交流、組織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發展。社刊《西泠藝叢》和社報《西泠藝報》相繼創刊，西泠印社的知名度空前提升。

為普及和推廣篆刻藝術，印社于一九八七年舉辦『西泠印社首屆全國篆刻作品評展』，極大地提高了國內印人的創作熱情。在西泠印社的引領下，全國各地的印社如雨后春筍，紛紛成立。至一九九0年，全國印社聯展的條件基本成熟，西泠印社又聯合全國十二家主要印社舉辦『全國印社篆刻聯展』。聯展由西泠印社、北京印社、南京印社、東湖印社、青桐印社、終南印社、滄海印社、長城印社、完白印社、石淙印社、遼寧印社、友聲印社等十二個印社共同倡議，推舉西泠印社主持聯展準備事項。[18]在杭州首展后，又到南京、武漢、北京等十二個省市巡回展出，掀起了全國篆刻藝術活動的熱潮。西泠印社的中外藝術交流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印社建社八十周年大會上，與會社員與日本以及香港的來賓就有二百余人。一九八五年舉辦的『中日書法學術交流會』，出席的日本書法、理論界人員有梅舒適、杉村邦彥、魚住和晃等二十八人。一九八八年，印社應邀赴日本東京、大阪、岐阜三地舉辦『西泠印社展』，所展之處，觀者如潮，盛況空前，西泠印社在海外的美譽度迅速提升。

一九九三年，西泠印社九十周年慶典在杭舉行，海內外社員和來賓五百余人出席。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趙樸初當選為社長，為積極籌建『中國印學博物館』作出了重要貢獻。博物館于一九九九年正式對外開放。一九九七年，為迎接香港回歸，印社百名社員創作『迎香港回歸百印圖』，同時舉行『抒西泠情懷、迎香港回歸』大型雅集活動。一九九八年舉辦首屆國際藝術節、『百年西泠·中國印』大型海選活動，在海內外印學界產生廣泛影響。

期間，印社在文物收藏與研究、編輯出版等領域均取得了重要進展。沙孟海編著的《印學史》、韓天衡編訂的《歷代印學論文選》等一批印學著作相繼出版，促進了當代印學理論研究的全面發展。印學研討會以一九七九年學術報告會為起點，繼而有『中日書法學術交流會』『紀念趙之謙誕辰一百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等活動。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印學論叢》，是西泠印社第一本結集出版的印學論文集。此后，印社每五年舉辦一次印學研討會，都有論文集正式出版。一九九八年舉辦的國際印學研討會，收到了國內及日本、韓國、法國的論文共一百零六篇，西泠印社國際學術研討活動正式揚帆起航。

播芳六合，東學西漸開新篇

西泠印社在經歷了百年風華之后，恰好進入了快速發展的二十一世紀。二00二年西泠印社社務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西泠印社在組織領導、社務管理、學術研究、評展雅集、對外交流等方面，都進入了與時俱進的新時代。同年十月，選舉啟功為社長，增補陳振濂、王玉明為副社長。二00三年，正值西泠印社創社百年華誕，一百零九個海內外印學社團匯聚孤山，共襄盛典。同時舉行了『百年名社·千秋印學』國際印學研討會，開創了每年舉辦印學研討會的先河，在學術界樹立了百年名社的光輝形象。

啟功擔任社長后，首先恢復了中斷多年的清明祭祀印學先賢儀式，并在當年經國家民政部注冊登記，成為國家級社團。此后，『金石篆刻（西泠印社）』成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中國篆刻藝術』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進一步確立了西泠印社作為中國篆刻藝術第一傳承者的崇高地位。二00八年選舉郭仲選為常務副社長，舉辦了『三展九會』盛大慶典活動，取得了重要成就。

二0一一年十二月，饒宗頤當選為社長。在社長聘書頒發儀式上，饒宗頤致辭云：『印社社員們要具有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要把西泠印社放在世界的視野之中，讓人們共享中國篆刻藝術這一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簧玳L饒宗頤『東學西漸』的宏愿，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不謀而合，體現了西泠印社的國際視野和非凡氣度。二0一二年饒宗頤在拜謁孤山社址后，欣然題寫『播芳六合』四個字，表達了新時代西泠印社的遠大抱負。二0一八年十一月，印社選舉劉江為執行社長，進一步繼承前賢的宏偉藍圖，為西泠印社的美好未來作出了新的貢獻。

東學西漸，國際交流。近年來，西泠印社印學研究的范圍和內容持續擴大，形成具有國際性的學術品牌。期間，西泠印社印學理論與社史研究室承擔了大量工作，使國際印學研討會每年都取得豐碩成果。二0一六年舉辦『篆物銘形—圖形印與非漢字系統印章』國際學術研討會，是西泠印社實施『大印學』概念的先期試驗。有二十一位新作者欣然參與其中，占入選作者的百分之四十二。說明印學研究的范圍，除了傳統的印學研究、金石研究外，國內外非漢字系統印章的研究者并不乏人。二0一七年《第五屆『孤山證印』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收錄論文一百三十二篇，文字總量達到三百三十六萬字。二0一八年『世界圖紋與印記國際學術研討會』再一次將非文字系統的印學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美德嘉行，庚續前賢。二00三年以來，在『愛社如家、無私奉獻』精神的感召下，又一批印社社員捐贈了大量傳世印章文物和書畫藝術作品，為傳承和光大無私奉獻精神作出了新的貢獻。主要有小林斗庵捐贈吳昌碩刻『西泠印社中人』、今春光甫捐贈印譜四十三部及印章八枚、顧振樂捐贈王福庵印章二十六方及印譜七部、劉新惠捐贈吳樸堂篆刻一百九十二方、孫輝捐贈璽印封泥等五百件。此外，印社還接收了李剛田、童衍方及多名社員捐贈的大量藝術作品。截止到二0二二年，印社收藏文物和藝術作品已達兩萬三千余件（套）[19]，其中印章、印譜、書畫藏品，以鮮明的特色和出眾的代表性，在國內外專業文博收藏機構中享有盛譽。美德嘉行，山高水長，西泠印社『愛社如家、無私奉獻』精神，在社會主義新時代又煥發出了奪目的光彩。

重塑形象，光大品牌。西泠印社作為浙江文化的『金名片』與全國文保單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和『人類非物質文化』雙遺產傳承者，進一步確立了西泠印社篆刻傳承代表組織和國際印學研究中心的地位。印社堅持學術立社，出版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印譜和印學著作，《西泠藝叢》月刊列入『第二批認定學術期刊』。印社還連續舉辦十屆篆刻藝術評展，有力推動了國內外篆刻藝術的繁榮和發展，海選一批優秀印人加入印社。

印社充分利用各種現代傳媒，拍攝《西泠印社》等紀錄片，建設西泠印社網站、微信、微博，不斷加強自身形象宣傳。同時積極開展『西泠學堂』和『西泠公益行』等活動，主動服務于『杭州亞運會』等重大活動。印社的品牌形象進一步提升，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西泠拍賣、文創、美術館、書畫篆刻院等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佳績，品牌管理與時俱進、永立潮頭。二十一世紀以來，印社先后赴日本、馬來西亞、美國、法國、意大利、土耳其、匈牙利等國家舉辦各種形式的書畫篆刻藝術展覽和學術交流活動，宣傳中國金石篆刻藝術，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系青桐印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