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禪師碑》的藝術思想探賾

張云

關鍵詞：出世 入世 《大智禪師碑》

《大智禪師碑》全稱為《大唐故大智禪師碑銘并序》，乃為紀念慈恩寺和尚義福所立，在書學史中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以往學界對《大智禪師碑》的研究主要基于歷史學、文字學、藝術學等研究視域，著重探討碑文內容的考據與還原，考古與修復，書體與書法，以及碑額的視覺裝飾藝術等研究方向，而極少從此碑的禪宗藝術思想角度加以審度。本文基于藝術學領域，從圖像、文本與行為書法本體三個方面，對《大智禪師碑》的禪宗兼性藝術思想進行較為系統的考察。

『兼』在《說文解字》中釋為『并也』[1]，含有并列、并存之意。兼性思想實際上是中國文化兼性思維或兼性智慧的集中體現。[2]由此及彼，中國的藝術思想追求兼容并蓄、和諧統一之道。并以和而不同、兼而有之的藝術表達方式融合兼收多元藝術文化思想，形成整一的認識、建構和闡釋藝術的知識體系。以《大智禪師碑》的書法藝術為代表，可視為禪宗兼性藝術思想的縮影。

禪宗主題圖像中的兼性藝術表現

《大智禪師碑》的禪宗主題圖像主要刊繪于碑首、碑側的位置?！罕鳛槿碎g祭天地、祀祖先的一種媒介，是人們情感最隆重最神圣的物化象征，而碑首的形制自然地就有莊嚴、特殊的意義?！籟3]因此，碑中的圖像，甚至碑首的圖像便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

諸多視覺符號印證此為禪宗主題的圖像內容。此碑的碑首正面上端刻有蓮花座、蓮蓬和一對躍躍欲飛的金翅鳥王形象，據傳其為佛家傳說的神鳥。而在碑首的背面上端雕刻有一尊精致的佛像。碑兩側的裝飾圖式為線刻與淺底浮雕相結合的蔓草和寶相花。在蔓草之中，雕刻有姿態各異的菩薩，另有馭獅吹笛、彈奏琵琶的仙童、人首鳥身的迦陵頻伽和鳳鳥等。在唐代，蔓草紋和寶相花圖像常在禪宗藝術圖像中被使用，是佛教本土化的視覺符號。而菩薩、吹笛牧童等也常出現在禪宗經卷中，通常是禪宗證道的表現題材。在禪宗藝術中，常常使用抽象化的視覺符號制造宗教的符號化象征意義，并且常與具象化的佛、菩薩形象相結合，形成互為表里的符號闡釋關系。其主要目的就是借由圖像意義建構超越于世俗之上的禪宗意義世界，并且傳達出超逸虛空的藝術理想。佛教的象征符號之所以會出現在最上端，便是與制造超越感的視覺表達有關。

與此同時，在《大智禪師碑》中還存在著除禪宗藝術之外的其他圖像。如碑首左右雕刻的三條蟠螭?！墩f文解字》釋曰：『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籟4]《蜀都賦》描述蟠螭：『或藏蛟螭?！籟5]《古詩類編》注：『蛟蟠是盤旋著似龍的動物?！籟6]可見，蟠螭是一種類似于龍的瑞獸，是中國遠古先民圖騰崇拜的產物，是人與神之間相互溝通的神獸，常被飾于碑首。所以，蟠螭本不應出現在佛教主題的圖像中，這反映了唐代官方文化的藝術介入和圖像意義的疊加。與之類似的還有牡丹紋的圖像意義。牡丹是唐代的國花，《異人錄》曾載以牡丹稱頌楊貴妃的詩：『國色朝耐酒，天香夜染衣?！籟7]因此，唐時它也常用來形容女子的美貌，是『人間富貴花』的社會文化隱喻。無疑，蟠螭和牡丹成為唐代官方藝術思想的象征。

由此可見，禪宗超逸虛空的藝術思想與唐代官方藝術權威富麗的藝術風格，同時顯現于禪宗主題圖像之中，并在無形之中形成了視覺符號象征意義的疊加，構成了圖像中兼性藝術思想的生成。

《大智禪師碑》書法本體中的兼性藝術特征

《大智禪師碑》作為禪宗北宗傳人義福的紀功性碑文書法，在書法創作風格中既區別于當時的主流書法風格，又體現出一定的特殊性，筆者認為這與其受到禪宗藝術思想影響有關，所以，從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書法中的兼性藝術特征。

唐代書法家史惟則為《大智禪師碑》的書法創作者。史惟則在唐代身居官位，史書稱其擅長籀篆尤以八分書著名，亦長于碑額篆題，在宋代被追認為唐代隸書四大家之一。書學中對史惟則的書法呈現出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他的書法具有折衷的特點，如唐代竇臮在《述書賦下》中稱史惟則『心優世業。階乎籀篆，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籟8]認為史惟則的書法特點是古今折衷，而又能根據實際的書寫境況而有所應變。第二種觀點認為他的書法形態峻美，如唐代呂總在《續書評》中評述其書法『雁足印沙，深淵躍魚』。[9]宋代《書小史》謂其八分書『字形峻美，亦為時重』。[10]第三種觀點認為他的書法在法度中透著俗氣，如清代劉青藜在《金石續錄》中評曰：『觀之體制茂密融鑄有法但覺俗氣未除……』[11]第四種觀點認為他的書法具有莊嚴和望而生畏的審美體驗，如清吳玉搢評其：『老勁莊嚴令人望之生畏』。[12]綜上所述，史惟則書法的折衷性特征，表明了其書法具備變通、融合的特點。而形態的俊美、法度有存和俗氣未脫這些書法特點折射出史惟則書法的入世性特點，但是禪宗藝術審美中的『老勁莊嚴』『望之生畏』在其書法中的體現，則無疑表明了出世性的藝術特點。由此可見，史惟則書法中所蘊含的兼性藝術特點。

在禪宗的哲學思想中認為『心為第一性』，所以中國古代書法強調『以心為本』，認為書法『法于心源』[13]。清代劉熙載提出了『書也者，心學也』[14]的書法藝術思想。而清代朱和羹強調：『心為本，而筆乃末矣?！籟15]深受禪宗思想影響的宋代書法四家之一的蘇軾在《石蒼舒醉墨堂》中詩云：『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槐闶菍ū緹o法度，重要的在于以心為本的意寫，這便是禪宗藝術思想的集中體現。由此，《大智禪師碑》書法創作中『書意無法』的破局方法，顯現出了『法于心源』的創作意識。與史惟則的其他刻石作品相較，《大智禪師碑》體現出了幾點特殊性。首先，在書法的運筆上，《大智禪師碑》在書寫某些字的左側豎時，變直線為曲線，呈現出圓轉的運筆方式，如『形』『開』『簡』『顏』等字。此處運筆，恰與碑首圖像中的蔓草紋、寶相花等曲線型裝飾線條，在視覺上形成呼應和聯動。并且打破漢隸方轉平直的運筆特點，帶有某種『書意無法』的運筆意識。其次，在點的書寫上，也出現了這種創作意識。比如變圓點為流線型的水滴狀，如『之』『以』字中點的結體修改，便是突破了圓點的程式。再次，在結體方面，則呈現任意自然、結體寬松的書寫狀態。使原本封閉的空間出現較多空隙和留白，以營造虛實相生的審美體驗。在上下結構的結體中，故意將豎拉長，或將豎書寫彎曲，表現出放任自由的創作意識。以上書法創作的改變可能與書寫禪宗碑文，受到禪宗思想影響有關，這與『法于心源』的禪宗藝術思想是相契合的。

《大智禪師碑》同時體現出了唐代主流書法中『法度謹嚴』的藝術思想。唐代隸書由于受到當時唐楷筆法和結體規范化的影響，用筆結體無不彰顯法度。而在唐代書法的文化語境中，法度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體現：其一，骨力。唐代書法重視骨力，孫過庭在書論中曾強調『骨氣』與『遒麗』兼得。[16]唐代的張懷瓘在《書議》中提出『風神骨氣』的審美品格，從初唐到中唐，書論中多充斥『筋骨』『骨氣』等書法藝術觀，這是唐代主流書法追求書法用筆力度的集中體現。而史惟則的書法也在無形中顯現著『筋骨』。在《庚子銷夏記》卷七中稱：『惟則分隸為開元時第一，揆以漢法，固少覺豐腴，然而暢適勻妥，不乏筋骨?！籟17]其二，豐腴。玄宗朝變初唐『瘦硬』書法風格為『豐腴』書法風格，史惟則的隸書創作也隨之受到影響?！稌嫲习稀肪矶略u《大智禪師碑》：『此隸殊太肥，又帶俗?！籟18]其三，嚴謹。清代萬經《分隸偶存》評：『漢多拙樸，唐則日趨光潤，漢多錯落，唐則專取整齊，漢多簡便如真書，唐則偏增筆畫為變體?！籟19]這些觀點正是對漢隸與唐隸書法范式的比較?！汗鉂櫋弧赫R』『變體』均體現著唐代隸書書體圓潤、布局規整、筆畫繁復的嚴謹書風。正是這些嚴整的規范性，使唐隸失去了漢隸古拙自然的韻味?！洞笾嵌U師碑》較之唐玄宗的《紀泰山銘》結體相對嚴縝而厚重，但是，碑中的波磔嚴謹，整體布局整齊，更顯得謹嚴有余，法度并存。這些無不是對『法度謹嚴』書法藝術思想的體現。

由是，在禪宗『法于心源』的書法藝術思想和唐代『法度謹嚴』的主流書法創作思想，在《大智禪師碑中得到了融匯與集合?？梢姟洞笾嵌U師碑》書法中兼性藝術思想的體現。

《大智禪師碑》是盛唐時期刻石藝術的典型代表。它是玄宗朝官方主持的，為禪宗北宗傳人義福所立的大型紀念性碑刻，所以在碑刻藝術中呈現出官方和禪宗藝術思想的博弈?！洞笾嵌U師碑》兼性藝術特征的產生主要與唐代禪宗北宗需受朝廷統轄，并由官方管理和約束有關。所以，這也就是為什么禪宗性質的碑刻藝術中，會出現禪宗藝術形式被官方藝術思潮所侵占和主導的兼性藝術面貌。

作者單位：安徽醫學高等?？茖W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