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行書寫本流變芻議

曹恩東

關鍵詞：行書寫本 簡牘意味 解散楷法

一

佛教傳播促進了書法的演變和發展，而書法也促進了佛教的繁榮和昌盛，公元一九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集中體現了佛教與書法的關系。共發現了六萬余件各類寫本，其中『紀年最早的是前秦甘露元年（三五九），最晚的是北宋真宗咸平五年（一00二）?！籟1]從最早到最晚的敦煌寫本來看，再結合將近七百年中各時期的墨跡寫本，這七百年正是書體（字體）演變的關鍵時期，也清晰地勾勒出敦煌行書寫本的整個過程。而本文考察時限依據藏經洞出土最早和最晚紀年寫本，略作上下浮動。為了溯源敦煌行書寫本的發生，我們在對這一時期作品分析的基礎上，拓展到藏經洞以外其他地區的行書墨跡，進一步追溯，以期形成比較完整的敦煌行書傳承、演變、互動的整體形象。

二

二十世紀初，在古樓蘭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文書墨跡。時間上『它上接漢末的文字變革時期，下接敦煌寫卷的最初時期，這兩段時間接軌，完整地形成我國西北地區書學史的全貌，意義重大?！籟2]因此把它與敦煌寫本銜接，來研究敦煌書法的歷史進程。樓蘭先后臣屬于曹魏、西晉、北涼、前秦、后涼、西涼、北涼、北魏、吐谷渾。這一時期的樓蘭殘紙，如著名的《李柏文書》和無年款的《濟逞白報》等都是行書面貌，與王羲之早期作品《姨母帖》不僅年代、字體相近，而且在繼承鍾繇筆勢、筆法的質樸意味的基礎上，也含有二王『今妍』的筆法。而且與敦煌早期楷書寫經的筆跡、體勢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如《李柏文書》就是前涼升平十二年（三六八）《道行品法句經》抄寫的行書化?！鹤詽h以降，隸書已逐漸向草、行、真轉化，筆勢、筆法較為相近，它與整個草隸筆勢一樣，處于演化之中，結構進入到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或介于隸楷之間，用筆出現了楷化的點、掠、趯、磔等筆形和由隸簡化而出現的草寫痕跡?！籟3]『考察篆、隸之變要看簡牘，考察隸、楷之變得看寫經，寫經的源頭是簡牘，寫經書體正是從簡牘而來?！籟4]這一時期的樓蘭殘紙亦是如此。如晉永嘉四年（三一0）殘紙和一些無年款的《五月廿日》《將軍征虜》等行書書跡與《泰始五年張鈞簡》[5]類似，同時筆畫之間存在著同類互借以及走之捺和戈鉤省減為『^』和『＼』草化符號的現象。這是傳承秦漢簡牘書寫因子的結果。也是早期行書書寫的一個主要特征。

而北朝行書寫本在承續簡牘意味的基礎上，反映出時代特征——在中原文化和北方少數民族審美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在趣味、個性方面有著明顯的地域特征?！憾鼗臀幕褪恰腹P文化」與「刀文化」的融合，敦煌書法藝術的主流風格就是筆韻與刀味的合二為一?！籟6]形成自己的語言體系，古樸雄奇的風格——魏楷。如北魏景明元年（五00）S.2106《維摩義經》，從題記來看，是由敦煌外流的寫經，書寫人為當時的定州比丘曇興。此經用筆多藏鋒逆入，輔以露鋒的切入和尖入之法，快速書寫中流露出顏體行書的筆調。另外，北魏孝昌三年（五二八）《觀世音經》和北魏普泰二年（五三二）《律藏初分卷第十四》也與前者相似，用筆化方為圓，只不過前者多含嚴整，后者多顯放逸。到北周保定五年（五六五）的《十地義疏》則講究字形左右擺動，一派北碑刀刻藝術氣象。尤其P.2189《梁帝東都發愿卷》在進一步魏碑體勢快寫中，字間的勾連、粗細特征不斷加強，落款書寫者為令狐休寶。該寫本不僅可考證敦煌令狐家族在河西佛教文化史上的地位，還是考察令狐家族在寫經、刻經中如何以不同身份進行互動與轉換的例證。書寫依然保存有簡牘意味，筆畫之間同類互借，走之捺和戈鉤省減為『^』和『＼』草化符號的現象。反映出行書寫本的發展不是直線式的，而是螺旋式的，書體的邊界具有復雜性和發生、演變的多樣性。

隨著隋代的統一，社會的安定，佛教進一步快速傳播，南北書風走向融合，但書法不如時代更替那么顯著，帶有一定的滯后性。如S . 2 0 4 8隋仁壽元年（六0一）《攝論章卷第一》首殘尾存，卷尾有題記：『攝論章卷第一。仁壽元年八月廿八日，瓜州崇教寺沙彌善藏，在京辯才寺寫攝論疏，流通未發?！槐揪硎枪现莩缃趟律硰浬撇厮鶎?，瓜州即今天的敦煌。仁壽元年，隋文帝曾兩次下詔在全國建舍利塔。其中，仁壽元年敕令康居僧智嶷持舍利送至瓜州，在崇教寺起塔，崇教寺即今天的莫高窟。而《攝論章卷第一》便是善藏在京（長安）辯才寺抄寫帶回敦煌的經文典籍，說明此時敦煌與長安之間寫經流通是很頻繁的。雖然『這種行書為民間流行的模式，與二王之行書體，有些出入?！籟7]但有一定的章草遺意，北方那種粗獷豪放之氣減弱了，在魏碑結體簡化中，簡牘意味的某些草化符號和同類互借的筆畫也進一步減弱，兼有南朝書法的婉潤和北方魏楷的遒勁，是南北書風融合的體現。

進入唐代，隨著國家大一統的進一步完善和深化，西域與中原不再處于隔斷狀態，上流社會的風向很快影響到邊陲各地。初唐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大力倡導、推重王羲之書法，使王羲之書風有一統天下的趨勢，書風的地域性特征進一步減弱，統一于時代倡導下的王羲之筆勢、筆法系統之中。但是，『準確而全面地說隋唐的歷史繼承于魏晉南北朝，溯源于魏晉南北朝。如果要分主次的話，應該以北朝為主?！籟8]『其實北朝在歷史上的作用及其對隋唐歷史發展的影響都遠遠超過南朝?！籟9]尤其，『二王』真跡[10]不多且多在貴族手中，限制人們對南朝書法的研習、傳播和推廣，而北方大量的摩崖、墓志、寫經等石刻遺存，給書家以便利，自覺或不自覺地將目光移向北方書法，出現了許多善寫行書的大家。如李世民、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敦煌行書寫本也在時代影響下刪改鍾繇『舊體』，脫盡漢簡筆意，以唐楷筆法寫行書，這一特征是唐代行書寫本與唐前行書寫本的最大不同，在進一步規范書寫路徑和強調法度化中，有著名家書法的影子。如S.2721《華嚴藏世界品第五疏釋》在解散楷法中，變獨體字和部分偏旁為草化符號，但北魏寫經體的用筆和體勢依然存在，成為初唐印記。P.2498天成三年（九二八）《李陵與蘇武書》則是歐體行書基調；P.2562《春秋經傳集解》『世』字避諱，有專家認為是初唐所寫[11]。杜預集解本多達二十六卷，其中有不少與傳世本《春秋經傳集解》有出入，可互相?？?，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盛唐以后行書寫本崇尚豐肥，以顏真卿為代表的雄強書風流行開來，審美趣味逐漸易觀，成為盛、晚唐時期行書寫經之大宗。而關于顏真卿書法風格形成的淵源歷來認為除家世、師承對其影響外，還有民間書法的影響，主要有四種學說，『吐魯番說』[12]『敦煌說』[13]『中原寺說』[14]『北朝說』[15]。依顏真卿書法作品而觀，應該是自覺與不自覺地加以借鑒與吸收。其中『敦煌說』『中原寺說』符合『佛教對顏真卿書法的影響』[16]，也符合時代、社會、個人三者之間互動關系的影響。如P.3030開元二年（七三七）《因地論》首殘，卷尾有題記，題曰：『開元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陳奉德于沙州在營寫因地論一卷記?！黄渲小阂虻亍环鸾绦g語，指修行佛道之位也?！宏惙畹隆粺o考?！荷持蕖唤裉於鼗?，『在營』，這是一卷軍營寫經，可見這種行書風格寫經在社會上很流行，佛家信仰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書寫時間為公元七三七年，豆盧軍時期?！憾贡R軍，置在沙州，神龍元年九月置軍?！籟17]為當時的地方建置?！侯佌媲洹_元中，舉進士，登甲科……四命為監察御史，天寶七年（七四八）秋任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籟18]該卷書法風格顏體意味極濃，寫于七三七年。早于顏真卿上任的七四八年，到任后有機會在河西地區看到這類寫經是自然而然的事，個人風格還未完全成熟，對顏體行書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啟迪與借鑒。這種書寫與初唐求險絕用方筆不同，注重篆籀用筆，崇尚圓厚，以肥為美，一改初唐『書貴瘦硬始通神』的意趣，是崇古的體現抑或是時代的頌歌。這種寬博而快速的顏體用筆，具有方便、快捷的書寫特征，尤其《爾雅卷中題記》與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在筆勢、筆法上十分相似，『乾元』兩字與《祭侄文稿》中的『乾元』幾乎相同，雖然只是一件小作品，卻顯示出一種溯顏和學顏之間的宏大的氣象。中、晚唐以后，上行下效，互相陶然，顏體行書成為一種流行日常手寫體，也成為敦煌寫本行書的首選書體。

五代的行書寫本，多為歸義軍曹氏政權時期（相當于唐末五代和北宋初期）寫卷?！簹w義軍時期的佛經寫本書法水平往往不高，抄寫佛經的用紙也很粗糙，佛經的每行的字行數增多，以節省紙張；抄寫的經文內容也以趨向祈求功德的世俗經典為主?！籟19]碑版風格行書雖然弱化，呈現出名家書法的影子和字體雜糅現象，但個人風格與時代審美合一是其顯著特點。如P.4633五代（九一一）《金三國文件·沙州百姓萬人上回鶻天可汗文》，書寫標題有楊凝式的疏闊之意，尾題卻顯王（王羲之）底顏面（顏真卿）的兼容，正文則是李邕般的演繹，將草、行、真三體有機地相參和融合。另外，藏經洞發現的題年最晚的北宋咸平五年（一00二）俄藏Ф32號《曹宗壽造經帙疏》也是一例。書寫與名家書法相比較，隨意、生拙，完全是民間書手日常記錄，但字形體勢與宋代書法發展趨于一致。

三

通過以上分析、對比可知，敦煌寫本行書的發生有著明顯的地域特征和時代風貌。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側重點，魏晉南北朝時期地域性書風占據主要位置，行書寫本多呈現出簡牘孑遺的草化和承續鍾繇舊體介于篆、隸、真之間的過渡體書寫特征，多以快寫、省減，形成行書書寫意味；隋唐之后，地域書風逐漸消退，時代書法成為主流，統一于『大王』筆勢、筆法之系統，在解散楷法中，形成了以名家書法體式影響下的行書寫本范式。另外，由于特定的功用目的和佛教書寫內容以及書寫者個性氣質的相異，呈現出不同時期的表現技巧和審美趣尚，反映出敦煌行書寫本的整體風貌和書寫特征。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