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業數字化投入與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

王家榮,陳錦然,李陳華

(1.中國人民大學 商學院,北京 100872;2.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070;3.南京審計大學 經濟學院,江蘇 南京 211815)

一、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推動了國內要素稟賦結構升級與產業格局調整,經濟實現了迅速發展。但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重新抬頭等現實問題導致“卡鏈”“斷鏈”“掉鏈”風險加大,我國作為全球生產網絡中的關鍵節點自然會在國際分工合作過程中面臨安全性、穩定性和競爭性等多重層面的沖擊。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國在當前時代情境下審時度勢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如今在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基于內生能力構建自主可控的國內價值鏈,是支撐產業鏈延伸拓展、有效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應有之義(謝莉娟等,2021)[1]。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培育不僅是應對世界經濟風云變幻、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的現實舉措,而且能夠通過挖掘本土企業的競爭優勢與研發潛力,推動價值鏈向上游高附加值環節攀升,進而有助于增強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與自主性(宋玉潔和喬翠霞,2022)[2]。然而相對于全球價值鏈成熟的體系建設和合作分工,國內價值鏈發展仍然相對滯后,“大而不強”“低端鎖定”等發展缺陷較為明顯,并且后者在不同區域的空間分布格局呈現出非均衡狀態,為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埋下諸多隱患(黎峰,2016;謝莉娟和陳錦然,2022)[3-4]。因此,如何增強價值鏈各個任務環節的內在關聯、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是在暢通國內大循環、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政策指引下理應關注且深刻剖析的核心命題。

既有研究聚焦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這一社會再生產總過程,從這一動態辯證關系中關注到流通作為有效銜接經濟循環各環節的“大動脈”(王一鳴,2020)[5],能夠通過上連生產、下連消費的媒介性功能反作用于生產,使生產制造效率提升(陳錦然等,2022)[6]。近年來,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迅速發展,伴隨經濟活動的泛連接化和智能化,數字化轉型已成為推進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選擇和必然趨勢?！丁笆奈濉爆F代流通體系建設規劃》明確指出應“加快現代信息技術應用創新,推動商貿流通設施、技術裝備、經營管理、交易結算等數字化聯動升級”(1)《“十四五”現代流通體系建設規劃》,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4/content_5670259.htm。。諸多流通領域的相關研究業已證實,數字技術應用能夠有效推進流通業在經營業態、商業模式以及組織單元等方面的創新實踐,并且通過降本增效、業態創新和構建創新生態網絡等形式賦能流通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李朝鮮,2022)[7],進而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流通運營效率(楊向陽等,2023;丁寧和丁華,2020)[8-9]。然而,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分析流通業的概念特性、發展歷程與功能定位,圍繞數字經濟時代下傳統商貿流通業數字化轉型趨勢與發展路徑的研究尚有不足。(2)既有與流通業數字化轉型有關的相關文獻,大多采用上市流通企業年報中“數字化相關詞頻占比”或“企業是否從事數字技術相關業務活動”等方法對“流通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和水平進行測度(李朝鮮,2022;楊向陽等,2023)[7-8],而本文基于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從數據要素的中間投入與最終使用的視角出發測度“流通業數字化投入”,是對以往流通業數字化測度方法的一定拓展和豐富。傳統商貿流通業中投入的數據要素越多,越能驅動流通企業順利實現數字化轉型,二者相輔相成、相互聯系,因此本文在論述過程中交叉使用流通業“數字化投入”與“數字化轉型”相關概念。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流通業如何通過對數字技術的充分應用和深度融合影響國內價值鏈分工水平和效率,在既有文獻中針對這一視角的研究亦較為缺乏。對以上問題的解析和回答既能夠契合當前以新場景、新技術、新形勢為特征的時代背景,而且可以為暢通國內經濟循環、構建自主可控的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提供方向指引。

此外,基于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新興流通形式能夠使商品交換關系的地理空間范圍無邊界拓展,依托比較優勢配置的區段切割和環節拆分,生產分工所需的商品資源要素來自全國不同的區域市場,那么基于宏觀層面的市場運行效率則不容忽視(謝莉娟和張昊,2015)[10],尤其是要關注當前國內市場的發育程度。在國內市場條件的相關研究中,既有文獻普遍圍繞以市場整合程度為代表的“軟件”保障和以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特征的“硬件”基礎這兩類因素進行充分討論(桂琦寒等,2006;范欣等,2017)[11-12],一方面,地區間暗設的隱性貿易壁壘影響著生產要素在空間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競爭選擇效應的發揮(張昊,2020)[13],能夠體現為國內市場“軟件”環境培育的“質量”維度;另一方面,由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帶來的市場觸達能力提升是促進商品交換實現的重要基礎(李蘭冰等,2019)[14],能夠彰顯為國內市場“硬件”發展的“效率”維度。在流通與生產互動的相關文獻中,國內市場一體化水平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然得到印證(陳錦然等,2022)[6],如今隨著數字技術向流通業這類非數字部門的滲透延伸,這一問題理應得到進一步探究和分析。

結合上述分析,本文可能的創新之處在于:第一,投入數字化視角豐富了流通業數字化的測度思路。本文結合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的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使用投入產出方法對各省份流通業中的數字技術、服務應用和滲透水平進行細致核算,為從投入數字化視角分析與認識流通業數字化發展程度提供了測度方法。第二,加深了對數字經濟時代下流通業與國內價值鏈分工間互動關系的再認識。本文立足數字技術深度融入流通業發展的現實背景,考察了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影響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效應和機制,及其在不同流通業類型、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競爭優勢行業、數字化投入來源中的異質性表現,是對既有流通與生產互動關系相關研究的有益補充和豐富。第三,引入國內市場條件的互補性作用分析,厘清了流通業數字化推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的基礎性條件。本文從“質量”和“效率”的雙重維度界定了國內市場條件的內涵,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國內市場條件在流通業數字化影響國內價值鏈分工中的互補性作用,為推進流通業數字化釋放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助力作用提供經驗證據。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具體解析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影響機制和國內市場條件的互補性作用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研究假說;第三部分介紹模型設定、變量測度和數據說明;第四部分報告了實證分析和結果;第五部分從“質量”和“效率”雙重視角考察國內市場條件的互補性作用;第六部分是結論與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 機理分析: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影響

基于馬克思社會再生產框架,流通作為連接生產供給和消費需求兩端的核心樞紐,直接目的在于通過商品交換活動促進價值實現和使用價值有效轉移,以更高水平的媒介效率滿足需求、引導生產。如今在以模塊化生產和分散化布局為典型特征的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交易時間與周轉效率越發關鍵,尤其體現在生產的瞬時響應和商品流通總過程的暢通無阻(劉斌和顧聰,2019)[15]。伴隨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數字技術逐漸向傳統商貿流通業滲透和延伸,基于互聯網平臺的數據處理與資源共享優勢,流通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有效避免供需錯配的信息偏差和投入浪費,縮短最終商品的流通停滯時間,為實現下一階段生產分工細化奠定堅實基礎。從具體作用渠道而言,流通業數字化投入能夠通過發揮規模經濟優勢、節約交易成本深化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

1.流通業數字化投入能夠通過擴大市場范圍、拓展銷售渠道實現規模經濟效應,從而提升國內價值鏈分工水平。數字技術打破了經濟活動的時空限制,各地區及行業不再僅僅關注本地市場的需求偏好,市場空間范圍日益擴大。具體而言,一方面,數字技術與流通產業的耦合協調不僅能夠有效縮短供給和需求之間的距離,迅速擴大市場份額,表現為流通業依托數字化投入將同質化需求的生產階段整合,從而得以通過規模經濟和關聯效應深化國內價值鏈分工(王彬等,2023)[16],而且通過對大數據資源的應用可以有效拓寬傳統產業的地域邊界,將商品交換范圍拓展到“遠方市場”,縮短本地供給與區際需求之間的距離,為跨區域生產活動的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分工深化奠定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得益于數據算法支持,流通業數字化轉型發展能夠更為精準地洞察消費者的長尾需求及其動態變化,以信息流為先導向供應鏈上游環節反饋,進而引導柔性生產分工機制,在最大程度上減少產銷環節之間的時間差,實現了產銷邏輯從“先產后銷”的推式到“按需定產”的拉式的演進轉變(謝莉娟和王曉東,2020)[17]。在拉式產銷邏輯下,“千人千面”的個性化長尾需求得以滿足,這將對不同地區及行業生產的專業化水平和分工效率提出新要求,從而可能進一步深化國內價值鏈分工。

2.流通業數字化投入能夠通過交易成本節約效應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在數字技術的驅動下,流通業能夠深度洞察上下游不同節點之間的信息結構變化,并且依托專業化優勢對潛在合作對象進行客觀篩選和有效甄別,最大化減少資源錯配和交易的成本,為企業生產和創新活動開發預留更多可行資源(石大千等,2020)[18],從而有助于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價值鏈不同環節間的協作互動效率提升,促進分工經濟性的極大顯現(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19]。具體而言,一方面,流通業數字化的發展能夠有效節約生產制造環節的內部協調成本和外部溝通成本。依托互聯網的信息互通和數據要素投入,流通業不僅能夠以更高效率識別消費者的使用價值偏好和個性化訴求,向其所銜接的上游生產過程即時反饋,而且可以借助供應鏈逆向整合引領生產流程的柔性化重構(謝莉娟和王曉東,2021;丁寧,2014)[20-21]。通過流通對上游生產的信息反饋和柔性化重構,顯著提升了供需匹配和產銷協調效率,大幅降低了市場交易活動中可能引致的試錯成本,避免資源浪費。另一方面,流通業數字化發展擴大了供應商合作選擇的“可行集”,提升了信息透明程度,減少了由于信息不對稱引致的搜尋成本(張昊,2021)[22],并且依托流通媒介供需兩端的匹配功能,生產主體能夠更多專注于核心競爭力的開發,進而有利于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H2: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可以通過發揮規模經濟優勢和節約交易成本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提升。

(二) 拓展分析:國內市場條件的互補性作用

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時代背景下,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的構建與深化要依托超大規模的內需市場,探究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的影響效應不能脫離宏觀層面的國內市場發育程度。結合現階段在暢通國內大循環中面臨的諸多挑戰,國內市場的培育和發展不僅要關注可能影響商品貿易流通效率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而且也應重視地方政府出于政績晉升等原因而設立的隱性市場壁壘,這直接關乎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質量與水平。本文從國內市場條件的“質量”和“效率”雙重視角出發,分析其在流通業數字化影響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中發揮的互補性作用。其中,“質量”視角主要考慮到流通業數字化引領的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效應有賴于商品資源要素在區域市場間“無障礙”地自由流通,即國內市場一體化建設是其影響效應實現的“軟件”保障?！靶省币暯莿t更多關注到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能夠為加快商品周轉速度、提升流通效率奠定堅實的“硬件”基礎。

國內市場條件在“質量”維度的改善能夠“放大”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正向影響效應?，F階段,以市場分割和行政壁壘為特征的地方保護主義極大阻礙了不同區域市場間信息和資源要素的自由流通,由此引致了產業同構、資源配置扭曲、分工滯后等現象。在此情形下,經濟活動只能局限在若干個零碎、封閉的市場中,極大抑制了流通業數字化依托市場規模擴大、交易成本節約等機制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的積極影響。數字技術的普及發展的確能夠使流通與生產環節之間的信息共享突破物理空間邊界(張昊,2022)[23],但市場一體化建設的質量和水平則直接關系著實體商品交易行為能否實現以及資源配置效率高低與否的問題。具體而言,一方面,雖然地方政府不能直接通過物理屏障阻斷跨區域的商品流通,但可以在招商引資、監管標準、稅收門檻等方面實行歧視性政策(曹春方等,2015)[24],使得外來經濟主體在不合理的本地市場競爭中遭受不公平待遇,抑制了跨區域投資的活力和動機,從而難以構建起優勢互補的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另一方面,市場分割的強化阻礙了競爭機制下中間品、勞動力等資源要素的自由流通,數字技術支撐下的流通效率難以真正得到提高,并且從生產端來看,地區間經濟聯系和技術交流的欠缺同樣抑制了流通業數字化對國內價值鏈分工的促進效應。

國內市場條件在“效率”維度的提升能夠“放大”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積極效應?！氨匠杀尽笔怯绊懮唐房鐓^域流動偏好選擇的主要因素,而交通基礎設施的日益發展和布局優化,既有助于拓寬流通業的服務半徑和輻射范圍,將商品銷往更多合作銜接的“遠方市場”,又能夠節約商品價值實現和使用價值傳遞的潛在時間和運輸成本,顯著提高戰略性資源、中間品要素的流動效率(董艷梅和朱英明,2016)[25]。具體而言,一方面,交通通達度的提升能夠突破空間距離等地理因素引致的自然性市場分割限制(范欣等,2017)[12],伴隨流通業數字化轉型對商品交換范圍的拓寬,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大幅降低地區間的貿易成本,以更加高效、快捷的資源要素流動支撐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的構建和深化(文雁兵等,2022)[26]。另一方面,交通運輸工具作為商品貿易流通的必要條件,直接決定著流通主體所能觸達的交換空間和市場范圍。依托先進基礎設施發展,不同區域能夠充分依托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的發揮,降低經濟主體的搜尋和協商成本,在更廣闊的市場空間中篩選和獲取優質要素、資源和產品,提升國內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從而為流通業數字化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的影響效應發揮奠定基礎。

綜上所述,要發揮流通業數字化對國內價值鏈分工的積極作用,必須重視國內市場條件在“質量”和“效率”維度的“軟件”基礎和“硬件”保障。由此本文進一步提出以下假設:

H3:國內市場條件在“質量”和“效率”維度的提升能夠“放大”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正向影響效應。

三、模型設定、變量測度與數據說明

(一) 計量模型設定

本文主要聚焦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影響。結合第二部分的分析,構建如下方程進行實證檢驗:

VCi,s,t=α0+β1Cirsityi,s,t+γncontrolsi,s,t+Di+Ds+Dt+εi,s,t

(1)

其中,被解釋變量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由VC表示,核心解釋變量為流通業數字化投入(Cirsity),controls代表一系列可能影響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控制變量,Di、Ds和Dt分別代表地區固定效應、行業固定效應、年份固定效應,εi,s,t表示隨機擾動項,下標i、s和t分別代表地區、行業和年份。

(二) 變量測度

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VC),借鑒Fally(2012)[27]和倪紅福等(2016)[28]針對單一封閉經濟體和國別間區域合作的計算方法,本文進一步將這一思路應用到國內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上下游分工協作中,以此反映地區和行業維度上的價值鏈分工情況。

(2)

2.解釋變量。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是流通業數字化投入(Cirsity)。本文借鑒Liu等(2020)[29]的測度方法,(4)產業數字化一般可以從投入數字化和產出數字化兩個層面加以考察:投入數字化是指某具體產業中間投入逐漸由勞動、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轉向數字要素投入,例如各類數字設備和技術服務在其生產經營全過程中日益滲透和延伸;而產出數字化是指某具體產業的最終產品由實物型轉向數字形態交付或呈現形式。在分析數字化的問題時,人們往往更加關注非數字部門如何對數字技術和服務加以應用和滲透,即從投入數字化視角加以考察。使用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以流通業中來自數字經濟部門的投入與最終產出的比值作為流通業數字化投入的衡量指標。

首先,需要明確“流通業”的概念范疇,商品流通活動不僅對應著實現商品價值的媒介行為,還應將延續創造使用價值的生產性活動囊括在內,是媒介性和生產性的統一。參考謝莉娟和王曉東(2021)[20]對商品流通在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的部門對應標準,本文將“流通業”定義為“批發和零售”與“交通運輸、倉儲與郵政”行業的加總部門。

其次,從概念界定來看,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實質上反映的是現代流通企業將數據、信息等數字要素應用和融合到生產經營全過程中,通過對數字技術的充分利用實現對市場經濟流通過程的數字化賦能?，F有基于產業數字化投入測度的相關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根據企業內部與數字化相關的軟硬件投資進行測算(龐瑞芝等,2022)[30];二是基于投入產出法(許憲春和張美慧,2020;梁昊光和秦清華,2023;張晴和于津平,2021)[31-33]?？紤]到以中間品貿易為特征的價值鏈分工日益深化,本文基于投入產出框架對流通業數字化投入進行測度,旨在全面綜合考慮來自價值鏈上下游環節的生產要素供給與需求。參考蔡躍洲和牛新星(2021)[34]、王彬等(2023)[16]對“數字產業”的劃分標準,(5)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中對“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定義具體包括數字產品制造業(01)、數字產品服務業(02)、數字技術應用業(03)和數字要素驅動業(04)這四大類,基本對應“數字產業化”。本文使用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中對應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和其他電子設備”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兩個行業作為流通業數字化投入來源行業。

假設一國內部有G個地區,每個地區均有N個產業,根據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的行列平衡關系可知,投入產出表的行和為地區總產出,包括:被國內各地區所有產業所使用的中間投入品、被國內各地區所有產業所使用的最終產品、對外出口。投入產出表的列和為地區總投入,包括:國內各地區所有產業的中間投入、進口中間投入、本地增加值。

根據多區域投入產出表的行和關系,可得:

(3)

其中,Xi表示地區i的N×1維的總產出矩陣,Yij表示地區i流入地區j的N×1維的最終產品矩陣,Ei表示地區i向國外出口的N×1維矩陣,Aij表示N×N維的直接消耗系數矩陣。進一步將式(3)移項合并后可改寫為:

(4)

其中,Bik表示N×N維的里昂惕夫逆矩陣,即完全消耗系數矩陣,表示生產1單位最終產品所直接和間接投入的中間產品數額,F表示N×1維的最終產出矩陣,由最終產品(Y)和對外出口(E)加和得到。

在此基礎上,定義Vi為N×1維增加值系數矩陣,進一步將增加值系數矩陣V和最終產出矩陣F轉化為對角矩陣形式,^表示對角化操作,由此得到最終產出中來自不同地區不同產業的增加值部分:

(5)

(6)

3.控制變量。根據現有研究中圍繞生產分工影響因素進行探討的主要結論,本文還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響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其他因素,具體包括:(1)經濟發展水平(GDP)。常見做法是以地區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衡量。(2)資本存量(Kt)。由于資本密集度的高低可能影響生產主體的外包決策(Antràs,2003)[35],本文借鑒張軍等(2004)[36]的做法,采取永續盤存法測度各地區的物質資本存量。(3)政府干預程度(Govern)。各地區財政支出是反映政府經濟活動參與程度的關鍵指標,直接影響著社會資源配置和生產分工效率。本文借鑒蘇丹妮等(2019)[37]的做法,采用扣除科教文衛這一類公共性支出之后的政府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4)生產技術研發水平(Rdtio)?？紤]到制造產業的技術密集度也會影響生產能力和水平(Acemoglu等,2010)[38],本文以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內部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代理。(5)居民消費(Consume)?？紤]到消費者對商品功能和質量的需求差異可能影響各地區生產分工深度和水平的提升程度,本文參考沈劍飛(2018)[39]的做法以各地區消費支出額表征。此外,考慮到其余變量本身具有比例屬性,為提升數據平穩性,本文對經濟發展水平(GDP)、資本存量(Kt)和居民消費(Consume)均做了加1取自然對數的處理。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結果參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 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主要有兩類:第一,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編制),主要用于測度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與流通業數字化投入等相關指標。需要說明的是,不同年份投入產出表的行業分類略有差別,為保證行業一致性,將42部門統一合并調整到33部門。由于存在數據缺失等問題,剔除了西藏、港澳臺地區,在30個省(區、市)樣本基礎上進行探究。第二,控制變量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 基準回歸

表2報告了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第(1)列僅關注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影響,結果顯示流通業數字化投入(Cirsity)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第(2)列在進一步控制了經濟發展水平、政府干預、生產技術研發水平等一系列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流通業數字化投入的估計系數符號和顯著性未發生明顯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基準回歸的估計結果是較為穩健可信的。具體而言,以第(2)列的回歸結果為例,流通業數字化投入每上升1個單位,在平均水平上可以使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提高0.830,即流通業數字化投入水平提高將有益于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提升,本文的研究假說H1得證。這一回歸結果提示,未來應重視探索數字技術助力商貿流通業轉型路徑,提高數字要素在流通業中的投入水平,促進流通業數字化轉型更好更快發展,以協同國內區域價值鏈分工體系的進一步深化。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 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討論

1.穩健性檢驗?；鶞驶貧w結果顯示,在控制了相關變量、年份、地區、行業固定效應的基礎上流通業數字化投入能夠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為使分析結果更加嚴謹且可信度更高,本文進一步考慮了以下可能影響結果的因素并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一,借鑒劉斌等(2016)[40]、許和連等(2017)[41]的做法,本文將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由完全消耗系數反映的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從直接和間接消耗維度考慮流通業與數字經濟各部門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第二,由于原始樣本中包含的行業類型較為豐富,而以中間品貿易為特征的國內價值鏈分工在制造業中尤為突出,因此本文選擇制造業子樣本進行檢驗;第三,考慮到國內價值鏈分工隨時間變化可能呈現不同的特征,為減輕潛在的由遺漏變量所引致的內生性問題下的估計偏誤,本文構建了地區、行業與時間的交互項;第四,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之間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強度差異明顯,為減輕個體異質性所帶來的估計偏誤,本文針對樣本數據選擇0.25、0.50和0.75三個分位點進行分位數回歸;第五,由于原始變量可能存在離群值干擾現象,為消除異常值的潛在影響,本文借鑒現有研究中廣泛使用的winsorize縮尾處理辦法(Naritomi,2019)[42],剔除了最高和最低各1%比例的樣本量;第六,本文替換使用混合效應模型對流通業數字化投入與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表3報告了以上方法的回歸結果,(7)篇幅所限,表3僅匯報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制造業子樣本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其余估計結果備索?？梢园l現,基準回歸結論未發生實質性改變,流通業數字化投入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的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表3 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修正結果分析

2.內生性討論。(1)核心解釋變量滯后期?？紤]到上游生產制造環節的分工深化也可能激勵下游流通環節改善技術配置、提升服務效率,即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并不是外生的,為克服由雙向因果引發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使用流通業數字化投入一期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估計。檢驗結果支持了工具變量設定的合理性,估計結果表明本文的核心結論依舊成立。

(2)Bartik IV。借鑒Bartik(2006)[43]、易行健和周利(2018)[44]的做法,以全國流通業數字化投入程度均值Tcirsity與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在時間維度的一階差分△Cirsity的內積構造Bartik工具變量,主要出于下述考慮:第一,全國層面的流通業數字化投入來源于不同省(區、市),它與地區層面的流通業數字化投入緊密相關,但它不會明顯地受到某個特定地區價值鏈分工深度的影響,因此可認為全國層面流通業數字化投入的變化對單個地區而言具有一定的外生性;第二,地區層面的其他經濟沖擊也可能引致估計偏誤,因此可以剝離地區內部在時間層面不可觀測的固有特征。從表3檢驗(4)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在考慮了內生性問題后,流通業數字化投入依然能夠顯著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進一步印證了本文核心結論的穩健與可靠。

(三) 進一步的機制檢驗

理論分析部分指出,流通業數字化投入能夠通過發揮規模經濟優勢、節約交易成本的作用機制提升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為驗證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影響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作用機制,本文首先構建了反映規模經濟和交易成本的中介變量。具體而言,針對規模經濟(Scale),考慮到傳統總值口徑測度的市場規?？赡艽嬖谝欢ㄆ`(王直等,2015)[45],因此本文基于增加值核算框架分解出歸屬于國內價值鏈的增加值,并以此作為規模經濟的代理變量;針對交易成本(Cost),本文借鑒石大千等(2020)[18]的做法,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管理費用、銷售費用和財務費用之和測度。

表4報告了具體的機制檢驗分析結果。其中,第(1)至(2)列檢驗了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影響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規模經濟效應。第(1)列報告了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規模經濟的影響結果,可以看出流通業數字化投入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流通業數字化投入水平的提升能夠有效擴大地區市場規模,從而有利于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的顯現。第(2)列的回歸結果顯示,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和規模經濟均顯著為正,表明在控制了規模經濟效應后,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促進作用仍顯著存在,而規模經濟亦能促進國內價值鏈的分工深化。得益于流通業數字化的發展,商品交換范圍逐步拓展到“遠方市場”,流通環節的服務對象和市場主體不斷增多,縮短了本地供給與區際需求之間的距離,提高了跨區域生產活動的資源配置效率,進而助益實現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

表4 機制檢驗結果分析

第(3)和(4)列檢驗了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影響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交易成本節約效應。第(3)列中的流通業數字化投入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即流通業數字化投入水平的提高有益于增強不同地區或行業信息共享和資源配置的能力,從而有效降低生產制造主體的內外部交易成本。第(4)列的回歸結果顯示,流通業數字化通過交易成本節約效應提升了國內價值鏈的分工深度。數字技術的發展及其向流通業的滲透融合,賦予了流通業高效聯通生產和消費的能力,專業化的篩選和甄別優勢能夠最大化降低資源錯配概率和交易成本,從而為生產制造節約更多資源,進而賦能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

以上機制檢驗結果提供了流通業數字化投入能夠通過規模經濟效應和交易成本節約效應兩條渠道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的支持性結論,本文的研究假設H2得到驗證。

(四) 異質性分析

前文提示,流通業數字化投入提升對于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但媒介性和生產性流通活動中的數字化投入存在明顯差異,(8)考慮到媒介性和生產性流通活動的勞動性質差異,本文分別基于“批發和零售”與“交通運輸、倉儲與郵政”兩大子產業的數字化投入進行典型事實分析。以2017年為例,各地區的批零業數字化投入水平相對均衡,但交通運輸倉儲業數字化投入在不同省份之間差距明顯,并且2017年該行業在整體流通業數字化投入中的貢獻占比接近60%?？梢钥闯?交通運輸倉儲業是推動流通業整體數字化投入水平提升的主要動力源。篇幅所限,本文將其簡稱為“批零業”和“物流業”。因此有必要對流通業的兩類子產業的作用機制進行深入探究。因為不同地區及行業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競爭優勢方面存在的差異,可能會影響流通業對數字技術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從而對國內價值鏈分工產生異質性影響。另外,進一步明確區分流通業數字化投入不同來源的影響效應將有助于為未來數字化向流通環節賦能指引方向,為國內價值鏈分工水平的提升奠定堅實基礎。因此,本文從流通子產業、經濟發展水平、競爭優勢和數字化投入來源出發探究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的異質性影響。

1.流通子產業異質性。表5報告了異質性分析的檢驗結果。其中第(1)和(2)列聚焦流通子產業視角數字化投入的異質性影響。對比估計結果可以看出,物流業數字化投入能夠顯著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提升,然而這一影響效應在批零業樣本中并未得到體現。在現實情境中,地區間商品順暢流動是保障價值鏈上下游分工環節有序銜接的重要基礎,而不同地區的基礎設施條件和運輸能力直接影響著商品流通效率的高低?；ヂ摼W技術的迅速普及極大調整了流通的組織結構,尤其是伴隨數字要素向物流領域的延伸和滲透,商品貿易全流程實時追溯成為現實可能,有效提升了國內價值鏈分工所需的生產要素供給效率。而批發和零售這類行業與數字技術的結合與運用更多是服務于下游消費端即時、多元的最終需求,例如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引致的搜尋成本下降,而對于上游生產制造端分工深化的影響效應并不顯著。

表5 異質性檢驗結果分析

2.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表5第(3)和(4)列從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視角將樣本區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9)具體劃分標準: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西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結果顯示,相較于中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東部地區,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在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更為突出。對于這一結果的可能解釋是,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依托地理位置和要素稟賦優勢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在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過程中獲取的知識技術溢出能夠與充沛的勞動、資本要素相結合,賦予了流通業數字化發展的關鍵技術支持。

3.競爭優勢異質性。表5第(5)和(6)列實證檢驗了對于具有不同競爭優勢的行業,流通業數字化投入是否存在異質性作用。具體而言,在前文機制分析部分對市場規模的測度結果基礎上,引入顯示性比較優勢概念(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從增加值口徑反映不同行業的競爭優勢差異,具體計算方法為使用某地某行業增加值占該地增加值比重除以全國該行業增加值占全國層面總體增加值的比重(張少軍和方玉文,2022)[46]。如果RCA指數的值大于1,則認為行業具有競爭優勢,否則相反?；貧w結果顯示,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的促進效應在競爭優勢較低的樣本中更加明顯,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赡艿慕忉屖?在競爭優勢較強的地區或行業中,經濟主體在前期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成熟的分工體系,對流通媒介供需的依賴度并不明顯。與之相反,要素資源和技術能力的供給缺乏在競爭優勢較弱的地區或行業中可能是常態,數字技術與流通環節的深度融合能夠極大提升其市場交換的媒介效率,從而引致顯著正向的邊際效應。

4.數字化投入異質性。流通業數字化投入來源異質性的估計結果顯示,來自省際的流通業數字化投入能夠顯著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然而省內的數字化投入的結果卻截然相反,對國內價值鏈分工呈現明顯的抑制作用。究其原因:一是依托數字技術的外溢效應,生產要素在不同省份之間傳遞的反饋效率得以提升,而數據要素的上下游聯動能夠極大促進由“投入—產出”關系引致的“漣漪效應”,進而有助于提升國內價值鏈不同生產環節上的協作效率。二是從流通業發展視角來說,理應盡可能擴大信息技術手段的抉擇和容量范圍,若單純局限于省內領域的技術賦能,由區域市場一體化引致的競爭、篩選效應可能難以充分發揮,進而將抑制生產主體在技術改進、管理模式調整方面的潛能與創造力。

五、拓展分析:國內市場條件的互補性作用

在互聯網情境下,不同市場的中間品要素資源能否自由、高效流通,直接關系著流通媒介供需和市場整合的功能能否順暢發揮,這無疑對區域間市場的統一水平和通達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從“質量”和“效率”雙重視角定義國內市場條件的內涵,從而對影響流通業數字化促進國內價值鏈分工效應奠定的“軟件”和“硬件”基礎進行深入分析。

針對“質量”視角,借鑒既有文獻,本文使用“價格法”測度市場分割(Seg),并利用省級層面14類零售價格指數加以計算,(10)省級層面八大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14類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均是計算市場分割系數的數據來源。但由于2016年CPI基期輪換,統計局的分類數據進行了較大調整,CPI的最新數據只截止到2015年;而RPI可以延伸到2017年,但也在2001—2002年間缺乏部分分類數據,出于數據時限考慮,本文選擇RPI測度市場分割系數。14類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分別是:食品類,飲料煙酒類,服裝鞋帽類,紡織品類,家用電器及音像器材類,文化辦公用品類,日用品類,體育娛樂用品類,交通、通信用品類,家具類,化妝品類,金銀珠寶類,中西藥品及醫療保健用品類,書報雜志及電子出版物類。從反向表征區域間市場整合程度(張昊,2020)[13],并以此作為國內市場條件“質量”維度的代理變量。針對“效率”視角,參考現有文獻的一般做法(胡林瑤等,2020)[47],本文采用地區公路、鐵路、內河航道的總里程占區域面積的比重衡量交通基礎設施通達度(Eff),并以此作為國內市場條件“效率”維度的代理變量。

從表6第(1)列交互項結果可以看出,市場分割度的擴大會顯著抑制流通業數字化對生產分工的積極效用,體現出區域間市場一體化的重要性。這表明市場一體化建設有助于破除影響資源要素產品自由流動和最優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盡可能避免因信息阻塞和成本遞增造成的不經濟現象,從而為流通業數字化促進價值鏈分工的積極作用奠定“軟件”基礎。從表6第(2)列結果可以發現交互項估計系數結果顯著為正,即交通基礎設施通達度的提升能夠顯著擴大流通業數字化對國內價值鏈分工的促進作用,這說明交通基礎設施“硬件”建設與優化能夠提高最終消費品和中間投入品自由流動的運輸效率,在流通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背景下能夠大幅減少區際貿易成本和流通時間,以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加快價值鏈分工的生產節奏。

表6 國內市場互補性作用的計量結果

以上分析表明,國內市場條件在“質量”和“效率”維度的改善能夠“放大”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正向影響效應,即市場統一度和交通基礎設施通達度的提升能夠奠定堅實的“軟件”基礎和“硬件”保障。

六、結論與政策啟示

當今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風云變幻,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重新抬頭,諸如此類風險和挑戰顯著加劇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中潛伏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在國內超大市場規模和內需潛力優勢的支撐下,加快構建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以促進區域間專業化分工合作是實現中國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和構筑高水平經濟體系的必由之路。而流通作為銜接生產與消費、推動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實現的關鍵樞紐,在其間扮演著愈加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數字技術影響下,流通產業與數字產業的耦合協調催生了諸多創新模式和實踐活動,更加凸顯了流通在社會再生產總過程中的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為探索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的可行路徑提供了方向指引。

本文基于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運用增加值核算與投入產出分析方法,細致測算了分省份—行業層面的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以及各省份流通業數字化投入水平,在此基礎上實證檢驗了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影響效應與作用機制,并對納入“質量”和“效率”雙重視角的國內市場條件所發揮的互補性作用進行考察。研究結論主要包括:第一,流通業數字化投入水平提升有助于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并且規模經濟效應和交易成本節約效應是這一正向效應發揮的潛在機制。第二,在不同流通業類型、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競爭優勢行業、數字化投入來源的樣本中,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影響呈現異質性,具體表現為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度的促進效應在物流業、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競爭優勢較低行業、省際數字化投入偏好性較強的樣本中更為突出。第三,國內市場條件“質量”和“效率”的改善均能夠顯著助益釋放流通業數字化投入對國內價值鏈分工的積極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加快數字技術向傳統流通產業的賦能步伐,科學規劃數字化流通創新的總體發展方向。一方面,要加大數據要素在流通業中的滲透力度,鼓勵流通主體在消費場景、銷售渠道、服務體驗等創新實踐方面不斷推陳出新,在更廣、更寬、更遠的空間范圍內進行社會交換活動,并以此提升洞察需求、反饋生產的即時性和精準性。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時代信息變化和交易頻次使流通專業化優勢充分顯現,制造企業要充分利用流通在匹配供需、篩選甄別等方面的媒介優勢,將“專業的事”外包或交付給“專業的人”,最大化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并借此提高企業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繼續推進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進程,既要重視物流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優化,又要加快排除阻礙區域間要素自由有序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一方面,“大流通”的發展要以與之相匹配的“大物流”為基礎條件,尤其是隨著物流環節集裝設備、智能分揀等方面數字化升級,瞬時監控和追溯商品來源和動向成為可能。此外,還理應關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存在的差異,政府在規劃制定過程中要更加重視可能引致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積極打破因“政績考核”形成的區域間行政貿易壁壘,遵循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建設,從制度規則、監管程序和數據對接等層面出發統籌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規范抑制商品和要素自由流通的不當市場競爭和政府干預行為。

第三,應重視防范與應對在推進流通業數字化轉型與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深化進程中可能出現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一方面,東部地區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領先方陣”,應主動推進構建東中西部地區間數字經濟相互支撐、協同發展新格局,探索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有效聯動機制,以在更高水平、更廣范圍內助力流通業數字化對區域間國內價值鏈分工深化的正向支持。另一方面,在國內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不同產業間的發展要素呈差異化分布,對數字技術的滲透與應用能力也存在差異。未來應重視推進數字經濟互聯互通,降低數據要素的傳播、使用壁壘,提升弱勢產業接受流通業數字化賦能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