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鏈現代化與農業基礎作用:產業部門協同發展的視角

牛志偉,鄒昭晞

(1.浙江工商大學 經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2.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中國產業經濟研究院,北京 100070)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內容,中國工業和農業產業部門的優化升級與協同發展對于實現這一目標發揮著決定性作用,這也是我國將“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確立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任務,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12月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要求。同時黨的二十大報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都清晰地指出,農業基礎不穩固、城鄉發展不平衡是制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乃至共同富裕的主要問題與障礙?；诖?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都要求經濟學界深入探究和明晰幾個基本問題:(1)從全球視角衡量和確定我國工業、農業產業升級當前處于什么樣的水平?(2)與大多數發達國家以農業現代化推進工業化的演進路徑(洪銀興,2009)[1]相比較,我國工業化進程中農業的作用與發達國家存在怎樣的不同?(3)在農業基礎薄弱的條件下,中國推進工業化所實施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具有什么樣的結構特征?這種結構特征與制造業升級存在怎樣的內在聯系?(4)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在全球價值鏈背景下實現工業化(產業鏈現代化)的路徑是否具有典型意義?(5)面對新發展階段凸顯的全球價值鏈逆轉性變化,中國制造業如何擺脫“高端外部依賴”和“低端鎖定”,實現高水平的升級,推進工農產業互促、協同發展?研究和回答這些問題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本文嘗試構建一套基于“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工農各產業部門之間協同發展的理論與方法體系,從工農關系演變邏輯的視角揭示和解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探索解決問題的新思路。

二、相關研究梳理與本文的嘗試性探索

(一) 國內外相關研究概述

1.關于產業鏈現代化。一些研究把產業鏈現代化視為產業現代化的延伸和細化,更多的研究則著重于“鏈時代”產業鏈現代化與產業現代化的不同之處(盛朝迅,2022)[2]:一是從產業關聯、產業組織和產業結構的角度,上下游企業協同發展、在全球價值鏈(GVC)中培育更多的“鏈主”構成了產業鏈現代化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劉志彪,2019)[3];二是從網絡結構視角,產業鏈現代化既包括網絡主體現代化,也包括網絡結構現代化(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和張其仔,2021)[4]。由此,產業鏈現代化的內涵可以從“網絡結構—運營流程—價值要素”三個構成維度進行解讀(宋華和楊雨東,2022)[5],進一步地從全球價值鏈視角,產業鏈現代化可以體現為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取得高附加值地位與強治理權力(黃群慧和倪紅福,2020)[6]。產業鏈現代化與產業現代化的聯系與區別在于,產業現代化著眼于各個產業部門本身的高級化(即產業升級),而產業鏈是指各個產業部門之間基于一定技術經濟聯系和時空布局關系而形成的鏈條式關聯形態(羅仲偉和孟艷華,2020)[7],因而產業鏈現代化不僅要求各個產業部門實現高級化,而且注重各產業部門之間的協同發展。

2.關于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基礎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產業形成和發展的基本支撐,這些基本支撐可以具體到產業基礎性資源和能力,也可以是提供基本生產要素的基礎產業部門(黃群慧和倪紅福,2020)[6]。產業基礎高級化是產業鏈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陳心穎和陳明森,2021)[8]。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主要從工業底層結構要素(“四基”:基礎零部件、基礎材料、基礎工藝、基礎技術或“五基”:基礎零部件、基礎材料、基礎工藝、基礎技術、基礎動力)展開探討(朱明皓等,2021)[9];或者將產業基礎能力定義為產業技術創新能力和產業公共服務能力,并構建指標體系進行評價(魏婕等,2021)[10]等。而對于基礎產業部門高級化及其與產業鏈現代化的關系,目前的研究尚鮮有涉足。

3.關于工業化與產業鏈現代化。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的變革過程。這種變化可能最先發生于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于社會(張培剛,2014)[11]。由此,農業國的工業化不僅包含工業本身的機械化和現代化,還包含農業等基礎部門的機械化和現代化;不僅包含城市的現代化,還包含鄉村的現代化。農業國家實現工業化,并不一定就表示該國的制造工業將要變得獨占優勢,可以是勞動人口和國民生產總值都以制造工業為主,也可以仍然是以農業為主,也可以制造工業與農業保持適當平衡。事實上,張培剛(2014)[11]所界定的工業化概念充分體現了產業鏈現代化的內涵,不僅論證了工業化(產業鏈現代化)所必須具備的產業部門之間的協同發展(特別是基礎產業部門高級化與產業鏈現代化密不可分的依存關系),還突出了實現工業化所采用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同時又指出了具有“先發”優勢的產業部門可能依國家而不同。

4.關于農業的基礎作用。農業對國家工業化主要存在五大貢獻,即糧食、原料、勞動力、市場、資金(包括外匯)五個方面(Kuznets,1968)[12]。大部分發達國家是在農業制度和技術得到現代化改造后進入工業化階段,具有典型意義的是19世紀美國農業的先期發展對其工業化帶來的深刻影響,西進運動和拓荒農業的大發展為“六十年后才可能出現的美國工業革命”(斯蒂芬·安布羅斯,2017)[13]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早期的工業化歷程也印證了這一規律。自清朝洋務運動開始,工業生產方法便已輸入中國,但中國早期工業化運動歷經一系列嘗試都歸于失敗,其原因在于,在適合工業化發生發展的社會經濟諸條件中,農業基礎未能實現有效改造(李紫翔,1943)[14]。值得重視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價值鏈的興起大大降低了中國工業化進程對國內農業基礎的依賴程度。中國得以“在傳統農業沒有得到根本的現代化改造的條件下推進工業化”;此時,中國農業部門呈現出“過多的勞動力和過少的資金、技術要素均衡的低效率結構”,因而中國工業化進程也顯現出與一般發達國家“勞動力和資金等要素同向地從農業部門流入非農產業部門”完全不同的特征(洪銀興,2009)[1]。具體實踐路徑的差異,使得關于全球價值鏈背景下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農業基礎作用的研究至今罕見,開拓這一方向的研究,有利于深入剖析因產業基礎與外部條件的差異所導致的各國實現工業化的路徑與水平的差異。

(二) 本文展開的嘗試性探索

1.融合不同領域,深化拓展“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理論內涵。一方面,關于“產業基礎高級化”的既有研究較少關注基礎產業部門;另一方面,近年來經濟學界雖然不乏關于農業基礎和產業鏈的研究,但大多將產業鏈局限于農業部門內部,有必要將工業化相關理論融入“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這個領域中。本文力求在借鑒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聚焦中國農業現代化狀況及其在工業化進程中所發揮的基礎作用,進一步挖掘和拓展“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理論內涵。

2.構建科學完整的研究體系,對產業鏈現代化水平開展比較研究。本文立足產業鏈現代化的兩個基本要點——各個產業部門高級化與產業部門之間協同發展,構建分析評價體系,包括:(1)各產業部門升級水平;(2)各產業部門之間協同發展水平(包括各產業部門發展的均衡程度與相互之間的關聯程度)。第二類指標在現有相關研究中尚屬薄弱環節,而無論是評價農業對工業化發揮基礎作用的程度,還是衡量產業鏈現代化的水平,抑或是判定和比較各國具有“先發”優勢產業部門的差異,第二類指標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3.以生產函數為基點,剖析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所實施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本文嘗試對體現國家工業化水平與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變量進行回歸(相關性)分析,驗證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高度外部依賴的特征,借以詮釋其在本國農業基礎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條件下得以推進工業化進程的全球價值鏈背景;并進一步從不同的先發優勢產業部門、不同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不同的時代背景,提出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的不同路徑。

4.以全球價值鏈逆轉性變化為新發展階段的主要著眼點,揭示當前中國推進產業鏈現代化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本文將分析在新發展階段凸顯的全球價值鏈逆轉性變化,提出在新發展階段應對挑戰、化壓力為動力、調整生產要素組合方式、推進農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三、中國工農產業升級與產業鏈現代化

本文全面梳理總結了產業升級理論發展脈絡,在此基礎上,將產業升級分為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素質提升兩大部分,由此產業升級的評價指標體系可以概括為四個維度:產業結構升級中的產業垂直結構升級和產業水平結構升級,產業素質提升中的產業效率提升和產業效益提升(牛志偉和鄒昭晞,2020)[15]。產業現代化與產業升級一脈相承,本文采用產業升級的四個維度設置產業現代化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網站提供的國家投入產出表(2005—2015年)、(1995—2018年)、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網站提供的世界投入產出表(2000—2014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全球價值鏈數據庫(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1990—2019年),在全球范圍內,對中國農業與體現工業化水平的核心產業——制造業升級(現代化)水平進行評價與比較,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中國工農產業升級(現代化)水平評價指標比較

從表1所顯示的研究結果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國農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優勢與劣勢。中國農業全球競爭優勢表現為:(1)體量十分巨大,在世界范圍內顯著領先;(2)GVC上游參與度較高,GVC地位較高。中國農業全球競爭劣勢表現為:(1)畜牧漁業出口占比處于下游水平,產業垂直結構升級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2)GVC進出口中間品增值率(IVRIE)位于世界末端,在GVC中遠未實現水平結構升級;(3)產業效率在世界排名中處于較低水平,對先進生產技術的學習模仿能力、資源配置能力、技術創新能力與先進國家存在較大的差距;(4)企業盈利水平極其低下,在全球排名墊底,且遠低于其他國家。概括而言,從衡量產業升級水平的四個維度指標來看,中國農業處于世界較低的位置,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與先進發達國家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表1所顯示的研究結果還表明,與已實現初級水平升級但尚未擺脫低端鎖定的中國制造業相比,中國農業升級水平仍存在較大的差距。主要表現為:(1)制造業和農業的總產值、增加值規模在世界上均顯著領先,但出口份額分別位居世界上游和下游;(2)制造業垂直結構升級十分顯著,而農業垂直結構(畜牧漁業占比)升級處于全球中下游水平;(3)制造業和農業的產業效率主要指標分別位居世界上游和下游,核心指標技術進步尤為突出;(4)GVC進出口中間品增值率(IVRIE)二者均為負值,但制造業逐年改善,而農業的態勢則相反。中國工農產業升級狀況的對比印證了關于中國是“在傳統農業沒有得到根本的現代化改造的條件下推進工業化”的基本判斷。

運用全球數據測算還發現,在農業基礎薄弱的條件下推進本國工業化在發展中國家中具有普遍性。以體現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核心指標——技術進步為例,表2展示了世界50個經濟體中農業規模指標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24個國家2005—2015年農業技術進步的平均值。(1)正文省略了以下測算過程:依據OECD網站2018年版國家投入產出表(2005—2015年)提供的數據,選擇世界50個主要經濟體,提煉出測算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所需要的基本要素——11年50個經濟體的農業增加值、勞動報酬、資本存量的數值,借助DEAP2.1軟件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測算出50個主要經濟體2005—2015年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的技術效率增長與技術進步的數值。OECD網站最新2021年版國家投入產出表(1995—2018年)缺少增加值分解數據表,難以得到各國產業勞動報酬數據,無法借以測算比較各國產業技術進步狀況,因而只能運用2018年版國家投入產出表(2005—2015年)提供的數據進行測算。

表2 2005—2015年24個國家農業技術進步平均值比較(按降序排列)

表2的數據顯示,發達國家農業技術進步平均值大多高于發展中國家,初步印證了關于“大部分發達國家是在農業制度和技術得到現代化改造后進入工業化階段”的基本判斷,也反映出中國“在傳統農業沒有得到根本的現代化改造的條件下推進工業化”在發展中國家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

四、產業協同視角下中國等主要發展中國家農業發揮基礎作用水平的分析

本文嘗試采用產業關聯理論中的投入產出法與相關指標,剖析中國及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農業發揮基礎作用的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投入產出分析法最早由Leontief(1953)[16]提出,是研究經濟系統中各個部門之間投入產出關系的經濟數量分析方法。完整的價值型投入產出表包括中間使用、最終使用、中間投入和增加值四部分。本文選取如下指標對以中國等主要發展中國家農業發揮基礎作用的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進行國際比較。

(一) 農業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比較分析

農業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能夠直觀反映農業發揮基礎作用的程度,還可進一步作為評判張培剛農業國工業化理論中所蘊含的“先發”優勢產業部門的指標。

依據OECD網站2021年版國家投入產出表(1995—2018年)提供的數據,選擇世界50個主要經濟體,測算出其1995年、2018年農業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表3和表4分別展示了50個經濟體中農業規模指標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24個國家的數值。

表3 1995年、2018年世界24個國家農業影響力系數比較(按2018年數值降序排列)

(1)從農業影響力系數考察,發達國家的農業影響力系數普遍大于1,而發展中國家的普遍小于1,發達國家的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反映了大多數發達國家農業對非農產業部門的影響程度高于社會平均水平,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對非農產業部門的影響程度低于社會平均水平,也表明在工業化進程中大多數發達國家農業發揮基礎作用的水平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中國農業影響力系數始終小于1,在24個國家中,1995年為最后一名,2018年上升為第12名,反映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農業發揮基礎作用的程度很低,但在逐年提高。

(2)從農業感應力系數考察,其與農業影響力系數呈現相反態勢,發展中國家的普遍大于1,而發達國家的普遍小于(或略高于)1,發展中國家的顯著高于發達國家的。反映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受非農產業部門發展的帶動程度高于社會平均水平,而大多數發達國家農業受非農產業部門發展的帶動程度低于社會平均水平,也表明在工業化進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對非農產業部門的依賴程度遠高于發達國家。中國農業感應力系數始終大于1,在24個國家中,1995年排第9名,2018年上升為第2名,表明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農業非但未能充分發揮其基礎作用,反而對非農產業發展的依賴程度很高。

(3)依據張培剛(2014)[11]農業國工業化理論中所蘊含的先發優勢產業部門思想,表3和表4所顯示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農業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截然相反的表現,說明對于大多數發達國家而言,農業是其工業化的先發優勢產業部門,而對于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而言,以制造業為主體的非農產業是其工業化的先發優勢產業部門。

(二) 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投入率和中間需求率比較分析

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投入率和需求率能夠分別從需求側和供給側體現農業對非農產業發展發揮基礎作用的程度。依據OECD國家投入產出表(1995—2018年)提供的數據,選擇世界50個主要經濟體,測算出其1995年、2018年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投入率與需求率。表5和表6展示了50個經濟體中農業規模指標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24個國家的數值。

表5 1995年、2018年世界24個國家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投入率比較(按2018年數值降序排列)

表6 1995年、2018年世界24個國家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需求率比較(按2018年數值降序排列)

(1)從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投入率考察,發達國家的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投入率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反映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從需求側(市場等要素)發揮基礎作用的程度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中國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投入率1995年位居24個國家第22名,2018年上升為第15名,處于24個國家的中下游水平,反映在工業化進程中中國農業從需求側角度發揮基礎作用的程度較低,但在逐年提高。

(2)從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需求率考察,2018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排序比較混雜,差異不大明顯,但綜合考察1995—2018年的數值,主要發展中國家這一指標仍然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如表6所顯示的1995年俄羅斯、土耳其、印度、中國四個國家分別處于24個國家倒數第1、2、3、4名,而在2018年,中國和印度的排序有了較大提升。這表明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農業從供給側(原料、資金等要素)發揮基礎作用的程度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中國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需求率1995年位居24個國家第21名,2018年上升為第15名,處于世界24個國家的中下游水平,反映在工業化進程中中國農業從供給側角度發揮基礎作用的程度較低,但在逐年提高。

研究結果進一步印證了本文的基本判斷:即大多數發達國家是在農業現代化水平較高的條件下推進工業化,農業在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基礎作用;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是在農業現代化水平較低的條件下推進工業化,農業在工業化進程中所發揮的基礎作用遠低于發達國家。

五、全球價值鏈背景下中國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現代化水平及其生產要素組合方式

在上述基本判斷被驗證后,本文有必要進一步分析在農業現代化水平與其發揮基礎作用水平不同的條件下所帶來的各國工業化水平的差異。按照常規的思維邏輯,一般會提出農業基礎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水平可能低于發達國家的基本假設。然而研究結果卻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結論。

(一) 中國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現代化水平比較

選擇代表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標志性產業——制造業,(2)本文原本打算選擇非農產業整體作為工業化的代表產業。但在運用各經濟體相關數據測算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時,DEAP軟件運行后顯示無解。比較分析體現工業化水平的核心指標之一——增長效率。依據OECD國家投入產出表(2005—2015年)提供的數據,(3)如前面注釋,OECD網站最新2021年版國家投入產出表(1995—2018年)缺少增加值分解數據表,難以得到各國產業勞動報酬數據,無法借以測算比較各國產業技術進步狀況,因而只能運用2018年版國家投入產出表(2005—2015年)提供的數據進行測算。選擇世界50個主要經濟體,(4)50個經濟體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智利、奧地利、比利時、捷克共和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韓國、墨西哥、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阿根廷、保加利亞、巴西、中國、哥倫比亞、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印度、馬來西亞、秘魯、菲律賓、羅馬尼亞、俄羅斯、新加坡、沙特阿拉伯、泰國、中國臺灣、越南、南非。提煉出測算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所需要的基本要素——11年50個經濟體的制造業增加值、勞動報酬、資本存量的數值,借助DEAP2.1軟件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測算出50個主要經濟體2005—2015年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的技術效率增長與技術進步的數值。表7展示了50個經濟體中農業規模指標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24個國家11年制造業技術效率增長、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平均值。(5)世界各經濟體農業規模與制造業規模的排序是有差異的。這里為了與前面研究相匹配,選擇農業規模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24個國家,展示其制造業產業效率指標。

表7 2005—2015年24個國家制造業技術效率增長、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值比較(按降序排列)

(1)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技術效率增長×技術進步,2005—2015年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平均值發展中國家大多高于發達國家。對于顯示制造業創新能力的技術進步平均值指標,發展中國家大多也同樣高于發達國家,這與前面表2所顯示的農業技術進步平均值排序呈現完全相反的情況。制造業技術效率平均值排序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區分不明顯。

(2)中國制造業2005—2015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平均值在24個國家中排第4名,技術進步平均值在24個國家中排第3名,技術效率增長平均值在24個國家中排第15名。反映出中國制造業對先進生產技術的學習模仿能力、資源配置能力處于世界中游水平,而技術創新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中國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在其農業基礎薄弱的條件下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顛覆了發達國家工業化與中國早期工業化所驗證過的基本規律。能夠解釋這一現象的唯一原因就是全球價值鏈興起的時代背景。

(二) 全球價值鏈背景下中國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分析

1．研究思路的理論梳理。(1)不同的先發優勢產業部門導致生產要素的不同流向。依據張培剛(2014)[11]工業化理論中所蘊含的先發優勢產業部門思想,表3和表4所顯示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農業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截然相反的表現,說明了兩者具有先發優勢產業部門的明顯差異,也進一步印證了洪銀興(2009)[1]的論點,即中國農業部門呈現出過多的勞動力和過少的資金、原料、市場等要素均衡的低效率結構,因而中國工業化進程也顯現出與一般發達國家勞動力和資金、原料、市場等要素同向地從農業部門流入非農產業部門完全不同的特征。那么從外部獲得本國農業未能提供的資金、原料、市場等要素資源,再將其與本國農業能夠轉移提供的勞動力相匹配,可能是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生產要素組合主要方式,就成為本文研究的一個基本假設。

(2)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獲取資源和能力的途徑。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價值鏈的興起大大降低了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對國內農業基礎的依賴程度,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獲取資源和能力可以通過如下兩個主要途徑:

一是參與全球價值鏈產品內分工。全球價值鏈形成的產業基礎是國際分工從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發展到產品內分工?！爱a品內國際分工”是體現特定產品不同的生產環節在地理空間上分散到不同國家(地區),由不同國家(地區)進行專業化生產,形成跨國家(地區)生產的一種生產組織方式。產品內國際分工具備以下三個特點:其一,產品生產環節分解為多個過程;其二,生產環節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地區)進行;其三,至少一國(地區)使用了進口產品生產并出口使用了該進口產品的產品。產業中間投入率與中間需求率的高低反映該產業具有中間產品性質的程度,可以作為衡量產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產品內分工程度的指標。

2．模型構建與變量設置。依據前面梳理的研究思路,本文構建了“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對制造業技術進步影響”的回歸分析模型:

(1)

核心解釋變量5:LCQit表示i經濟體在t時期制造業勞動報酬生產率與農業勞動報酬生產率之商,是衡量各經濟體勞動力從農業流向制造業程度的指標。

(2)

(3)

(4)

運行SPSS軟件,模型(2)、模型(3)、模型(4)的估計結果分別如表8、表9、表10所示。

表8 2005—2015年50個經濟體“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對制造業技術進步影響”模型(2)估計結果

表9 2005—2015年50個經濟體“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對制造業技術進步影響”模型(3)估計結果

表10 2005—2015年50個經濟體“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對制造業技術進步影響”模型(4)估計結果

(6)從模型的檢驗指標考察,三個模型的調整R2值均大于0.52,說明模型擬合優度較好;F檢驗對應的P值均為0,說明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

綜上所述,模型估計結果較好地詮釋了前面呈現的與常規認知相反的現象,印證了本文設置的基本假設:在全球價值鏈背景下,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在本國農業基礎薄弱的條件下,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產品內分工、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獲取和培育所需資源和能力,并將其與本國農業能夠轉移提供的低廉勞動力相匹配等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

六、結論與建議

(一) 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產業鏈現代化)的不同路徑

概括而言,本文的研究始終圍繞一條主線——從不同的先發優勢產業部門、不同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不同的時代背景,比較分析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的不同路徑,如表11所示。

表11 實現工業化(產業鏈現代化)的不同路徑比較

(二) 新發展階段推進農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依據本文研究思路與結論,應對新發展階段凸顯的全球價值鏈逆轉性變化(牛志偉等,2020)[25],可以從生產要素組合方式與先發優勢產業部門兩個角度展開。

1．調整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將制造業升級推向更高水平。研究表明,中國制造業實現了初級水平的升級,核心指標之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與技術進步表現良好,但GVC進出品中間品增值率低下、增加值中勞動報酬和企業盈利占比處于世界下游水平,尚未擺脫低端鎖定困境;研究還表明,在農業基礎薄弱的條件下,中國制造業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呈現高度外部依賴的特征,必須應對GVC逆轉性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因而調整生產要素組合方式,扭轉外部依賴,擺脫低端鎖定,將制造業升級推向更高水平,無疑是中國制造業在新發展階段排在首位的重要任務。

(1)進一步鞏固、強化勞動力隊伍建設。從農業轉移而來的勞動力隊伍是中國制造業得以生存發展的根基,也是保障制造業進一步升級的核心力量。首先改進制造業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降低企業稅賦,提升勞動收入報酬水平,穩定勞動力隊伍;其次加強職工文化技能培訓,全面系統提升勞動力素質,提升勞動者學習、模仿、創新等能力,以適應制造業升級的更高要求;最后完善制度建設、文化建設,營造有利于勞動者公平競爭、奮發向上、和諧共進、身心健康的企業氛圍。

(2)全面培育和發展本土高端資源能力。依據Porter(1990)[26]鉆石模型四要素,培育和發展本土高端資源能力可以立足以下四個基點:首先加快本土高級和專業生產要素的培育;其次加快國內消費升級,培育本土預期需求;再次強化制造業內部集成配套能力,全力推進自主創新,擺脫關鍵上游環節受制于人的困境;最后發揮民營企業市場競爭與創新優勢,建立三類所有制企業競爭與協同發展新格局。

2．發揮以制造業為主體的非農產業先發優勢,提升農業升級(現代化)水平。張培剛(2014)[11]農業國工業化理論指出,具有先發優勢的產業部門可能依國家而不同。研究表明,以制造業為主體的非農產業是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先發優勢產業部門。發揮以制造業為主體的非農產業“先發”優勢,促進工農產業互促、協同發展,提升農業升級水平,是當前中國推進產業鏈現代化堅定不移的發展方向。(1)從產業關聯角度:加大非農產業對農業中間投入,讓農業獲得更多的外部資源,推進工農產業融合發展。(2)從要素互補均衡角度:實施和完善諸如農村土地使用補償、農業生態補償等各項補償措施。(3)從地區間協調均衡角度:在內循環為主體背景下,借第二次西部開發的東風,實現各地區協同發展和三類功能區(農業主產區、生態涵養區、城鎮化區)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