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研究

閆曰奇

（新疆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烏魯木齊 841100）

依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2022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2年全國進城農民工13256萬人，比2021 年略有下降，但總量依舊較大。近年來，進城農民工在社會融入（市民化）方面雖然不斷增強，但截止2022 年，仍有54.3%認為自己不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這涉及到農民工在市民化進程中心理層面的社會融入問題，它是指進城農民工在心理和感情上對遷入地社會成員身份的認同，并建立起對遷入地的社會歸屬感，即主觀認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一旦實現心理層面的社會融入，足以說明進城農民工已經接受并遵守遷入地社會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觀，這被認為是進城農民工社會融入（市民化）的最高層次［1］。為此，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深入研究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1 文獻綜述

1.1 社會融入的概念

國內外研究對社會融入的概念尚未達成共識。國內崔巖（2012）指出社會融入的內涵是指社會中某一特定人群融入社會主流群體，與社會主流群體同等地獲取經濟社會資源，并在社會認知上去差距化的動態過程。其外延具體可劃分為三方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和心理層面［2］。羅明忠等（2013）認為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內涵是指農民工在城市確立經濟地位、適應城市社會互動規范、享受市民待遇，并最終實現在城市穩定、持久地工作和生活，具體包括四維度：文化融入、地域融入、經濟融入和社會融入［3］?？祩骼さ龋?022）非常重視進城農民工心理層面的城市融入，原因在于心理融入既是城市融入的最高層次，也是實現市民化的最終結果與目的［4］。國外學者普遍認為移民社會融入的內涵是指移民必須適應發達國家中的現代生產體系和現代性的社會互動規范，并最終成為新社會成員的過程，具體包括社會適應、社會吸納與社會并入等方面［5］。

1.2 社會融入的影響因素及實現路徑

現有研究認為進城農民工的社會融入會受多重因素影響，包括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宏觀和微觀層面，從而導致其社會融入的實現路徑亦存在明顯差別。制度性因素包括戶籍制度、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險制度等，尤其戶籍制度最能體現進城農民工無法真正取得與本地居民同樣多的權利，使得其社會融入度的提高較為困難［2-3］。為此，政府應著力消除城鄉二元體制遺留的弊端，通過逐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新型社會管理模式，解決一部分外來人口由于不是本地戶籍而在其現居住地抱有一種“暫時性”的心態問題，無法實現真正的社會融入。非制度性因素包括社會歧視、社會差距和社會資本等會影響農民工的社會融入［1，6］。為此，政府和地方社區一方面應大力弘揚、提高城市平等包容的公民精神，促進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另一方面則應整合社會資源幫助進城農民工在主要勞動力市場中工作，為城市的經濟發展貢獻一份力。另外，微觀層面包括勞動力個體的婚姻、年齡、受教育程度、流動范圍、工作穩定性等會影響農民工的社會融入［4，7］，而宏觀層面主要是城市的基本服務均等化會影響農民工的社會融入［8-9］。

綜上所述，本文發現進城農民工心理層面的社會融入極為重要，并且少有研究從宏觀層面探討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為此，本文嘗試擴展宏觀層面，著重探討城市規模對進城農民工社會融入（市民化）的影響并基于收入與支出的客觀經濟視角剖析了上述兩者之間的傳導機制，從而為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建言獻策，具有較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2 研究假設

依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9、2020、2021、2022 近四年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進城農民工中，隨著時間推進，40%、41.4%、41.5%、45.7%認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換句話說，截止2022年，54.3%的進城農民工仍然認為自己是“異鄉客”，并且城市規模越大，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越弱，對城市生活的適應難度就越大。據此，本文提出假設H1：對于進城農民工而言，隨著城市規模擴大，其社會融入度會越來越低。

基于托達羅的人口流動理論和皮奧里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進城農民工預期得到大城市的高工資而選擇進入大城市生活，但進城農民工作為外來人口，由于非本地戶籍和獲取本地勞動力市場信息受限，在謀求工作及薪酬談判時容易處于劣勢地位，從而導致其主要在大城市的次級勞動力市場中從事工資較低、工作條件較差、就業不穩定以及沒有升遷機會的低層次工作［1］，工資收入也會與本地居民的差距拉大，這一客觀層面的收入差距會影響進城農民工的社會融入降低。據此，本文提出假設H2：對于進城農民工而言，隨著城市規模擴大，與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會拉大，進而導致其社會融入度降低。

基于凱恩斯的收入決定消費理論，進城農民工在大城市里會得到預期的較高工資，同時大城市又提供較完善的衣食住行等服務，從而導致其在大城市的消費支出也增多。農民工在大城市里消費的越多，表明其越愿意在該城市生活，社會融入也會相應提高。據此，本文提出假設H3：對于進城農民工而言，隨著城市規模擴大，消費支出也會越來越多，進而導致其社會融入度提高。

因此，對于進城農民工而言，雖然收入差距與消費支出對其社會融入產生互斥作用，但由于進城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特征，基于節約消費以積累純收入的流動目的，使得收入差距對進城農民工社會融入的負向影響明顯強于消費支出的正向影響，導致總影響仍舊為負向。

3 實證分析

3.1 數據、模型與變量

本文實證利用的微觀個體數據是2017 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A 卷數據，與微觀數據進行匹配的宏觀地級市數據來自于相應年度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相應省市的統計年鑒。選取2017 年數據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當前大多數相關文獻均采用該數據，說明2017 年數據存在研究價值，另一方面在于2017 年數據有專門測度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相關指標。但考慮到實證數據并非最新和結論存疑，本文后期結合相關文獻與研究機構的最新調查報告再次驗證研究結論。

本文為探討農民工在大城市的社會融入問題，參考溫忠麟等（2014）中介效應逐步檢驗法的構造原則［10］，設定以下計量回歸模型：

本文被解釋變量Yij表示進城農民工i 在流入城市j 的社會融入度。首先依據《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進城農民工的定義①在微觀個體數據中篩選出該群體，其次將微觀個體數據中涉及研究主題（社會融入）的六大問題②回答進行加總求和，數值越大代表進城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度越強，數值越小則越弱。核心解釋變量lncitysizej表示相應城市j 對數化的全市年平均人口數。中介變量Lngapij和Lncostij代表進城農民工i在流入城市j對數化的與本地城鎮居民的月均收入差距和月均消費支出③。Xi和Zj表示個體特征（性別/年齡/婚姻/民族/受教育程度）和城市特征（人均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占比/公共財政支出/城市醫院數/是否東部地區）變量。εij表示隨機擾動項。

3.2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利用OLS 模型匯報了城市規模與進城農民工社會融入度的基準關系。如表1 所示，在不控制其他條件下，城市規模擴大對進城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度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并且在逐步控制個體特征和城市特征變量后，上述實證結論依然成立。這意味著，進城農民工對大城市的生活并沒有在心理層面上得到良好的適應，仍然是以“異鄉客”的身份認同在大城市里謀生，從而驗證本文假設H1?？紤]到實證數據并非最新，無法驗證當下，本文結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內容：截止2022 年，54.3%的進城農民工仍然認為自己是“異鄉客”，且城市規模越小，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越強。這說明近年來我國進城農民工的一半以上仍然沒有在心理層面上融入大城市生活，再次驗證假設H1。

表1 基準回歸結果④

本文利用中介效應逐步檢驗法探討了進城農民工在大城市的收入差距與社會融入度的機制關系。如表2 所示，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城市規模擴大造成進城農民工與本地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進一步造成社會融入度的降低。這意味著，收入差距的完全中介效應存在，即農民工流動到大城市工作，與本地人收入差距的拉大會阻礙其心理層面的社會融入，從而驗證本文假設H2?？紤]到實證結論可能存疑，本文結合崔巖（2012）利用2011 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得出的結論：外來居民與本地居民經濟、社會差距越小，越可能實現心理層面的社會融入［2］。這說明收入差距機制是客觀存在的，適用于當前，再次驗證假設H2。

表2 收入差距機制回歸結果

本文利用中介效應逐步檢驗法探討了進城農民工在大城市的消費支出與社會融入度的機制關系。如表3 所示，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城市規模擴大造成進城農民工消費支出的增加，消費支出增加進一步造成社會融入度的提高。這意味著，消費支出的部分中介效應存在，即農民工流動到大城市生活，消費選擇的多樣性使其消費支出增多，更愿意留在大城市成為其中一員，從而提高其社會融入，驗證本文假設H3?？紤]到實證結論可能存疑，本文結合佟大建等（2022）的研究結論：農民工在大城市選擇消費公共服務的種類和支出增多，有助于增加其在本地生活的幸福感［8］。這說明消費支出機制是客觀存在的，適用于當前，再次驗證假設H3。

表3 消費支出機制回歸結果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文利用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微觀調查數據以及地級市宏觀統計數據探討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研究發現：農民工流動到規模越大的城市中，其社會融入度也越低?？陀^經濟層面上農民工與本地居民在大城市中的收入差距拉大可以很好地解釋上述結論，但也發現農民工在大城市的消費支出增多會促進其社會融入度的提高。由于進城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特征，基于節約消費以積累純收入的流動目的，使得收入差距對進城農民工社會融入的負向影響大于消費支出對進城農民工社會融入的正向影響，最終導致農民工在大城市的社會融入較低。

4.2 建議

本文依據研究結論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第一，政府應加強進城農民工的工作技能培訓和教育投資，以使農民工的就業能力與城市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規格相適應，同時還要向農民工提供多種就業渠道，避免進城農民工僅能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中從事低薪工作。教育投資的增加和就業渠道的擴展可以幫助進城農民工與本地居民的客觀收入差距縮小，進而推動其社會融入的提高。第二，對于進城農民工而言，住房支出常常占據消費支出較大的比重，政府可對長期在本地就業的外來農民工給予適當的住房補貼，以使其在流入城市有更多的消費意愿及能力，進而推動其社會融入的提高。

注釋：

① 進城農民工:年末居住在城鎮地域內的農民工（戶籍仍在農村，年內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

② 六大問題:是否同意“A 我喜歡我現在居住的城市/地方”“B 我關注我現在居住城市/地方的變化”“C 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當中，成為其中一員”“D 我覺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為其中一員”“E 我覺得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H 我覺得我已經是本地人”其回答選項均為：1 完全不同意、2 不同意、3 基本同意、4 完全同意，由于E 問題與研究主題相反，本文對E 問題的回答進行倒置。

③ 月均收入差距:本文使用相應省市統計年鑒中城鎮居民的月均可支配收入與微觀個體數據中進城農民工受訪者的月均收入作差來衡量；月均消費支出:本文使用微觀個體數據中進城農民工受訪者家庭在過去一年的月均總支出除以家庭成員人數來衡量。

④ ＊＊＊表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括號中為其t統計量，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