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下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安全環境、發展條件與實施路徑

張 勵

十年間，“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猶如兩條紐帶，連接著中國與152個國家及32 個國際組織。香港和澳門作為“一帶一路”的功能平臺與“超級聯系人”發揮了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站在下一個十年的起點上，港澳作為“一帶一路”建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如何應對波詭云譎的政治經濟新環境，激發自身的發展優勢，突破現有的內在瓶頸，將深刻影響其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引領性作用的發揮，以及“一帶一路”的迭代升級。

一、新時代下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政治經濟安全新環境

新時代下，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面臨著來自政治經濟的新挑戰與新機遇。一方面，新冠疫情“后遺癥”，西方國家“一帶一路”替代方案，中美博弈加劇，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存疑等將不斷沖擊港澳及其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發揮。另一方面，“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與粵港澳大灣區新發展格局，RCEP 的全面生效，以及“數字經濟”發展空間變廣等也將給港澳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帶來新的契機與動力。

（一）新時代下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經濟安全新挑戰

1.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復蘇的間歇性沖擊帶來的影響

新冠疫情的暴發使全球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沖擊，其“后遺癥”和間歇性沖擊仍將在短期內影響全球經濟復蘇和“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數據，2020 年全球GDP 增長率為-3%，是1945 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2023 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雖然恢復至2.7%，接近疫情前2019 年的2.8%，但離此前3.5%左右的增長率仍舊相去甚遠（表1）。

表1 2017 年—2023 年全球GDP 增長率

香港和澳門作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受到了新冠疫情與世界經濟下行的疊加影響，其旅游業、金融業等行業受到重大沖擊，失業率上升，令其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無法充分發揮作用。第一，香港和澳門作為旅游業發達的地區，新冠疫情對兩地的旅游業影響非常明顯。例如，澳門的博彩收入創歷史新低，2022 年全年的賭場收入僅為422 億澳門元，遠低于2019 年疫情暴發前的2920 億澳門元水平。①《澳門觀光難敵疫情博彩收入跌至新低》，德國之聲，2023 年1 月2 日，https://www.dw.com/zh/%E6%BE%B3%E9%96%80%E8%A7%80%E5%85%89%E9%9B%A3%E6%95%B5%E7%96%AB%E6%83%85‐%E5%8D%9A%E5%BD%A9%E6%94%B6%E5%85%A5%E8%B7%8C%E8%87%B3%E6%96%B0%E4%BD%8E/a‐64259821，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第二，新冠疫情也沖擊了香港和澳門的金融業發展。尤其是在2022 年，受到年初新一波新冠疫情沖擊，以及全球通脹走高、地緣政治緊張、市場氣氛疲弱等影響，恒生指數反復向下，2022 年10 月曾跌至14597 點，相較疫情前33484 點的歷史高位下跌超過56%。②《后疫情時代再出發——2023 年香港經濟展望》，《中銀經濟月刊》2022 年12 月。第三，隨著重要產業受挫，以及中小企業的倒閉，香港和澳門仍需降低失業率。香港失業率曾在2021 年2 月攀升至7.2%，就業不足率亦達4.0%，均刷新SARS 以來新高。其后隨著疫情受控，失業率又重回下降通道，2022 年底已降至3.7%左右（圖1）。澳門方面，隨著2022 年底多項大型活動舉辦，經濟活動逐步恢復，澳門的就業情況亦有所改善。2022 年第4 季總體失業率為3.5%，本地居民失業率為4.5%，但仍有較大改善空間。此外，澳門的勞動力參與率為68.5%，本地居民勞動力參與率為63.5%，與疫情前仍有較大差距（圖2）。

圖1 香港經濟GDP 同比增速與失業率（%）

圖2 澳門總體失業率及勞動力參與率

2.部分西方國家“一帶一路”替代方案的戰略擠壓帶來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的深入推進，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開始推出“一帶一路”替代方案，以防止中國影響力擴大。美國就曾先后推出“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等一系列“一帶一路”替代方案欲與中國開展競爭。雖然2022 年美國推出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與“一帶一路”倡議在發展狀態與政策重點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表2），但其意在協調G7 成員國在海外基礎設施的開發活動，本質是替代“一帶一路”倡議的地緣政治工具，并對中國形成全球戰略擠壓。①Oyintarelado(Tarela)Moses,Keren Zhu,“‘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倡議比較全球兩大基礎設施倡議”,GCI Working Paper,Vol.26,2023,p.5.與此同時，歐盟也推出了“全球門戶”計劃（Global Gateway）以抗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②“焦點：歐盟公布3000 億歐元‘全球門戶’投資計劃 以抗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Reuters,December 2,2021,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eu‐global‐investment‐cn‐bri‐1202‐idCNKBS2IH03K,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

表2 “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政策重點比較

部分西方國家的“一帶一路”替代方案利用制度差異、技術優勢、媒體話語權等對香港和澳門地區不斷發起攻勢，并強化在香港和澳門地區的政治經濟滲透，加大對港澳地區的貿易影響。此外，在投資方面，美國、歐盟、日本等西方國家不斷加強對香港和澳門地區的投資限制；在金融領域，西方國家還通過“長臂管轄”、國際組織制裁等方式對香港和澳門地區的部分金融機構和企業進行限制。這些歧視性政策的實施，不僅使香港和澳門在“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的作用發揮受到阻礙，也使得“一帶一路”建設面臨更大的風險和挑戰。盡管部分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各種手段來限制香港和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發揮，但從長遠來看，這些措施只能起到延緩港澳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步伐，卻不能從根本上阻礙港澳地區在“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發揮“引領性作用”。

3.中美在全球多領域博弈加劇帶來的影響

在2022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嚴重的地緣政治挑戰”，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既是覆蓋全球范圍的，也是包含經濟、技術、安全、國際機制等方面的“全領域競爭”。拜登政府強調，未來10 年是美國與中國進行較量的“決定性十年”，美國對華戰略的總目標就是“競而勝之”（out‐compete）。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地緣政治博弈緊張態勢愈發凸顯。

中美博弈的加劇使美國也將矛頭對準港澳，企圖阻礙港澳在“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發揮“超級聯系人”作用。美國不斷制造和挑起香港的內部政治經濟矛盾，造成社會持續動蕩。例如，炮制涉港法案，抹黑中方對港政策，插手香港內部事務；不斷實施制裁，阻撓香港國安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在香港順利實施；發起輿論戰，污蔑詆毀特區改革舉措，妄議香港警方執法行動，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包庇支持反中亂港分子，為其兜售“港獨”主張、散播政治謊言提供平臺；糾集盟友聯手干涉香港事務等等。①《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中亂港勢力事實清單》，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 年9 月24 日，https://www.fmprc.gov.cn/wjbxw_673019/202109/t20210924_9584041.shtml，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香港和澳門作為聯通中國“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珠江—西江經濟帶以及外部世界的重要支點，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美博弈的影響，特別要注意相關國家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政策趨勢的抬頭及其影響。

4.部分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存疑激增帶來的影響

在新冠疫情與部分西方國家的輿論引導下，部分發展中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產生了疑慮。一是“債務陷阱外交問題”，具體包括“一帶一路”中的“透明度問題”“腐敗問題”等。二是“收益不均問題”，部分沿線低收入國家由于自身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市場體系不完善等因素，無法充分地參與區域市場競爭，便認為其在“一帶一路”參與過程中與其他國家存在收益分配不均的問題。三是“生態環境問題”，部分“一帶一路”項目建設途經的地區存在環境條件脆弱、監管框架薄弱等問題，這些項目建設中產生的問題被認為是由“一帶一路”倡議所引發，因此受到相關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質疑。②Xiang Li,Mengqi Shao and May Tan‐Mullins,“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ebates,Impacts,and Trends,”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September 29,2021,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13.674，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

在此背景下，香港和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海外項目也受到了來自部分西方國家的輿論抹黑以及部分國家不信任問題的影響。但具有代表性的工程項目以及港澳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投資的增長仍然顯示出“一帶一路”倡議在新冠疫情下的逆勢增長趨勢。此外，隨著后疫情時代的到來，香港和澳門地區的迅速放開以及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快速接通，使其在國際金融合作、經貿投資、航運服務等方面的優勢再次被激發，并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超級聯系人”。這也將進一步推動香港、澳門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質性項目，從而降低和消除此前的部分疑慮，加快“一帶一路”沿線的“硬聯通”“軟聯通”和“心聯通”。

（二）新時代下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經濟新機遇

1.“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提出帶來的機遇

2021 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國政府網，2021 年3 月1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將在未來五年乃至十五年內引領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并進一步強化香港和澳門的作用及其在“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的作用發揮。第一，根據“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中國將加快發展國內市場，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同時，“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促進香港和澳門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深化合作、支持兩地發展產業和科技、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等。這些都將有利于香港和澳門的經濟發展。第二，“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注重港澳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發揮。中國將推動香港和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加強兩地與中國內地的貿易和投資聯系，進一步增強兩地的國際競爭力，打造共建“一帶一路”功能平臺。第三，“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將進一步加強港澳自身的競爭力和發展潛力。在數字經濟、高科技產業、人才培養等領域，港澳將繼續加大投資和創新力度，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從而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并在“一帶一路”中發揮引領性作用。

2.“國內國際雙循環”與粵港澳大灣區新發展格局構建帶來的機遇

第一，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與粵港澳大灣區新發展格局，可以促進港澳與內地的融合發展，為港澳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作用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以為港澳與內地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機遇，促進港澳與內地的融合發展。同時，將“國內國際雙循環”與粵港澳大灣區相結合，可以為港澳與內地的合作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機遇，推動港澳與內地的融合發展。例如，可以通過加強港澳與內地的交流合作、建設更多的跨境合作區等方式，推動港澳與內地的融合發展。第二，“國內國際雙循環”與粵港澳大灣區新發展格局，將推動港澳建設國際金融樞紐，推進港澳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痘浉郯拇鬄硡^發展規劃綱要》①《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 年2 月18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1，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指出支持香港交易所拓展國際業務，支持澳門建設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提出要探索在澳門建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促進平臺。這些政策措施將有效地幫助港澳拓寬國際市場、對接內地與葡語國家金融市場，進一步加強“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度融合和互聯互通，促進經濟深度合作。

3.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在全球經濟下行中正式生效帶來的機遇

2023 年RCEP 的全面生效將為香港、澳門的發展以及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注入強大動能。第一，香港是RCEP 開展貿易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商貿平臺。加強RCEP 成員之間的供應鏈關系，不僅可以擴大各成員的對外貿易，也有利于加強香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的地位。雖然目前香港不是RCEP 的成員，但它在促進RCEP 貿易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在中國內地與其他RCEP 成員之間的區域內貿易方面尤為如此。2020 年，香港出口往RCEP 成員國的商品價值達3596 億美元，占香港出口總額的71%，而其75%的進口（價值4081 億美元）來自RCEP 成員國。事實上，香港對RCEP 的出口大多為轉口貿易，其出口的商品也主要來自RCEP 成員國。未來，香港以其廣闊的商貿關系網絡、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和高效的物流服務，將進一步推動RCEP 區域內貿易發展，②《發掘RCEP 商機：立足香港 放眼灣區 致勝未來》，香港貿易發展局和ACCA（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聯合報告，2021 年11 月，第56 頁。并同時激發其在“一帶一路”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二，RCEP 的全面生效將充分激發澳門與RCEP 成員國的貿易關系，并進一步凸顯粵澳合作產業園等優勢。首先，澳門與RCEP 成員國的整體經貿關系一直保持穩定。2020 年，澳門與中國內地進出口貨物額占澳門總進出口貨物額28.28%，其次為日本和韓國，分別占9.33%和1.30%。隨著RCEP 的啟動，澳門與RCEP 成員國的經貿關系將進一步發展。其次，RCEP 進一步凸顯粵澳合作產業園以至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優勢。RCEP 啟動后，澳門企業在產業園以至將來合作區的生產、服務等不但受惠于當地各項專有優惠和便利措施，而且可享受RCEP 的條款優惠，有利于開展與成員國的貿易和投資，擴大澳門企業的市場規模。同時，RCEP 為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在中小企業、電子商務及競爭等領域中包含信息共享、合作及能力建設等條文，將有力促進產業園內的澳門企業與RCEP 成員國的交流，有效提升企業的能力與水平。①《〈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對澳門的挑戰與機遇初步分析》，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研究及資料處，2021年3 月，第2 頁、第9 頁。因此，RCEP 的啟動能進一步發揮澳門在RCEP 與“一帶一路”重疊地區的重要作用。

4.“數字經濟”發展空間變廣帶來的機遇

新冠疫情與數字經濟發展的疊加，加速了數字化轉型進程，并形成以自動化、通信技術、物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所驅動的數字經濟。而這一轉型將對數字經濟生產力增長產生積極影響。②D?hring,Bj?rn et al.,“COVID‐19 Acceleration in Digitalization,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Vol.18,2021,pp.1-34.港澳在此背景下能充分利用原有較好的數字經濟基礎，激發自身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潛力，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起到引領性作用。香港和澳門經濟發展處于全國領先梯隊，在數字經濟中也具有相對較好的基礎。第一，港澳與內地距離較近，它們可以利用地理優勢成為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樞紐，這是其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優勢所在。第二，香港和澳門均具有完善的政策支持體系，注重數字經濟的發展。例如，香港于2022 年成立“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專家學者，就香港發展數字化經濟提供意見。③《社評/發展數字經濟 香港具獨特優勢》，大公網，2022 年6 月24 日，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233114/2022/0624/734148.html，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這對引領和加快香港數字經濟發展、促進香港經濟轉型升級具有積極作用。第三，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將在推動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作出重要貢獻，并將一些數字化的金融科技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

二、新時代下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優勢條件與內在瓶頸

新時代下，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有其獨特的優勢條件，也面臨內在的發展瓶頸。一方面，香港和澳門要充分發揮位于“一路一區一帶”的獨特地理區位優勢，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超級聯系人”優勢條件，以及運用在金融合作、航運軟硬件的優勢。另一方面，港澳還需審慎對待在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自主決策權相對有限，缺乏完整產業鏈，面臨其他省市的有力競爭，以及相關智庫與人才建設培養不足的內在瓶頸。港澳只有不斷地進行自我提質升級，才能進一步激發在“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的引領式參與作用，并在下一個十年助推“一帶一路”的“硬聯通”“軟聯通”與“心聯通”。

（一）新時代下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優勢條件

1.港澳位于“一路一區一帶”的獨特地緣優勢

香港和澳門位于“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粵港澳大灣區、珠江—西江經濟帶三者結合的位置，具有背靠內地、面向南亞和東南亞的地緣政治經濟優勢和廣闊的腹地經濟優勢等。第一，作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城市，香港和澳門具有漫長海岸線、良好港口群、廣闊海域，身處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運要沖。同時，港澳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以及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海上往來距離最近的經濟發達區域。第二，港澳背靠珠江三角洲，身處“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經濟腹地廣闊、產業發達、交通便利的地緣優勢?；浉郯拇鬄硡^經濟發展水平全國領先，產業體系完備，集群優勢明顯，經濟互補性強，香港、澳門服務業高度發達，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先導、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同時，粵港澳大灣區交通網絡發達。香港、澳門、內地口岸設備完善；港珠澳大橋運行順暢，車流持續增加；香港、廣州、深圳具有位居世界前列的重要港口和國際影響力的航空樞紐。第三，香港和澳門作為珠江—西江經濟帶的一部分，連接我國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欠發達地區，橫貫廣東、廣西，上連云南、貴州。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構建以粵港澳大灣區為龍頭，以珠江—西江經濟帶為腹地，帶動中南、西南地區發展，輻射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支撐帶”。①《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9 年2 月18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218/c419242‐30761430‐3.html，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因此，港澳在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能借此充分發揮連接西南和中南、面向南亞、東南亞的區位優勢，加快陸海通道和對外門戶建設。

2.港澳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超級聯系人”優勢

中國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香港和澳門有能力憑借自身優勢成為國際循環的“促成者”，服務“一帶一路”的高質量發展。第一，香港通過發揮國際金融、航運、貿易、航空樞紐、創新科技等領域的功能，在“國際國際雙循環”乃至“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超級聯系人”角色?！笆奈濉币巹澗V要指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等。②《“十四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2021 年8 月23 日，http://www.locpg.gov.cn/jsdt/2021‐08/23/c_1211342024.htm，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這有助于香港優勢產業在未來國際循環中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十四五”規劃綱要還賦予了香港新的定位，包括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些舉措勢必將為香港發展注入新動能，使其充分發揮好連接中國內地與國際的“超級聯系人”作用，促進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第二，澳門通過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多元文化基地等，充分發揮連接國內外的“超級聯系人”優勢?！笆奈濉币巹澗V要對澳門定位是“一中心（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一平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一基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③《“十四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2021 年8 月23 日，http://www.locpg.gov.cn/jsdt/2021‐08/23/c_1211342024.htm，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澳門可通過加快“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建設，繼續保護和開發旅游資源。同時，推動博彩企業大力增加在非博彩元素方面的投入，有利澳門拓展“一帶一路”國家客源。此外，澳門還可借助“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等，不斷加強中國與分布在四大洲的八個葡語國家的經貿交流與合作。

3.港澳的“一國兩制”制度優勢

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在于其“一國兩制”特色，開放自由的經濟制度、世界一流的法律體系，以及優秀的人才資源和國際化的商業文化制度。在“一國兩制”下，基本法賦予港澳高度自治權。港澳擁有自己的金融、司法、稅收、財政體系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關稅、貨幣、外匯、自由貿易政策，經中央人民政府授權可進行船舶登記、制定民用航空的各項管理制度。因此，港澳在與外國及地區特別是東盟開展貿易交往時，相比內地其他省份，具有相當的制度優勢。同時，香港和澳門擁有世界一流的法律體系，可保障企業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這將為各國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爭端解決機制，促進投資和貿易的穩定發展。港澳的法律體系和法律環境深受國際社會的認可和信任，能夠為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和支持。

4.港澳的金融合作優勢

香港和澳門都具有自由港、低稅制、無外匯管制等金融優勢。在具體的金融合作領域，港澳各有所長，兩者通過金融業的錯位發展與優勢互補，將推動“一帶一路”沿線金融合作的高質量發展。第一，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不但是金融服務的首選地點，也是許多金融機構的所在地。同時，香港還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并推出全球最多元化的人民幣投資、融資和風險管理產品。此外，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股票集資中心之一，連續第6 年成為亞洲安排國際債券發行最具規模的中心，并建立了基建融資平臺，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員之一。第二，澳門金融業在近幾年發展迅速，現代金融已成為澳門經濟轉型的重要行業。2021 年，金融業就躍升為澳門的第二大產業。此外，澳門的金融體系對準的是以葡語國家為代表的大陸法系經濟體，主要聚焦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葡語國家的金融服務，并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金融服務平臺，開展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業務，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并充分發揮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的作用，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葡語國家經濟合作。

5.香港的航運軟硬件優勢

航運貿易是“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根本。香港作為世界著名的國際航運中心具有雄厚的軟硬件優勢基礎，澳門由于沒有深水港，其口岸功能與航運功能已經弱化。因此，在“一帶一路”航運中可發揮香港的重要優勢。香港目前居于國際航運中心發展第四位（表3）。在2021 年，香港集裝箱吞吐量達到1780 萬，相較前一年有小幅下滑，但仍然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之一，其港口貨物吞吐量在疫情期間也保持較高水平（表4）。憑借其國際金融中心與商業中心的地位，香港吸引了接近900 家開展航運相關業務的公司落戶，其業務涵蓋保險、法律、仲裁、船舶經紀、船舶管理與租賃、航運金融等方面，疊加香港的關稅優惠政策，使得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具備很強的國際競爭力。此外。香港在航運管理體系、船舶調度系統、港口技術、航運服務業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礎與完善的體系，可助力其發揮“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的引領作用。

表3 2014 年—2022 年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排名TOP10

表4 “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與節點世界城市

（二）新時代下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瓶頸

1.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自主決策權相對有限

“一帶一路”政策制定、資源配置、戰略規劃和協調實施等方面都需要中央政府來主導。中央政府在倡議中的主導角色可以確保整體策略的連貫性和協同性，避免因地域利益碎片化而產生不利于長遠發展的決策。

然而，“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并非一蹴而就，它同時需要地方層面的具體執行和落地。而港澳作為中國兩個重要的特別行政區，在國際貿易、金融、法律和其他多個領域都有豐富的經驗和強大的優勢，對于“一帶一路”的實施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痉ㄔ谫x予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同時，明確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外交、國防等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在保證國家主權和統一的同時，賦予了港澳在經濟社會事務上的自主權。但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港澳的自主決策權相對有限，大部分的政策導向和實施細節需要遵從中央政府的決定。這就產生了如何在保證中央政府決策的權威性和效率性的同時，也尊重和發揮港澳的自主性和專業性的問題。如何進一步提高香港和澳門在“一帶一路”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參與度和話語權將成為進一步激發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活力的重要因素。

2.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缺乏完整產業鏈

港澳地區作為中國重要的兩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帶一路”沿線經濟與全球經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在金融、商貿、博彩、旅游、服務業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然而，港澳也面臨著自身產業結構單一、產業鏈不完整的問題。一方面，由于地理空間有限，加上歷史原因，港澳的經濟結構逐漸向金融、服務業等領域集中。尤其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種趨勢更為明顯。另一方面，港澳特區的人力資源主要向金融、法律、咨詢等高端服務業領域集中，使得港澳在全球產業鏈中主要承擔著金融、商務咨詢、法律咨詢等服務業環節。盡管這些服務業領域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但單一的產業結構和不完整的產業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港澳在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的潛力。在產業鏈中，從研發設計、原材料采購、生產制造、銷售分銷到售后服務，每一個環節都是密不可分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對整個產業鏈的運行效率和穩定性產生負面影響。港澳由于缺乏生產制造等重要環節，其在“一帶一路”產業鏈中的角色更多地體現為服務提供者，而不是產品和解決方案的提供者?！耙粠б宦贰背h涵蓋了多個領域和多個國家，需要參與者能夠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和服務，由于港澳的產業鏈不完整，其在某些領域可能無法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和服務。這無疑對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效率和效果造成影響。

3.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面臨其他省市的有力競爭

雖然香港、澳門作為連接中國與國際的“超級聯系人”有著獨特的優勢，但目前中國其他省市都高度重視“一帶一路”建設并加大各種投入，且擁有香港和澳門所不具備的政治優勢和政策扶持。例如，福建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域，在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方面具備港澳所沒有的競爭力和優勢。新疆作為中國西部的重要省份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是中國通往“一帶一路”中亞板塊、歐洲板塊和西亞板塊的重要通道，以及具備資源、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優勢。上海作為“一帶一路”橋頭堡、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國際大都市，在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方面將對港澳形成較強的同質化競爭。寧波作為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其所發布的“海上絲綢之路指數”，在2015 年被列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重點工作之一，又于2016 年被寫入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之中，此外還具有港口、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優勢。此外，“六大經濟走廊”已成為“一帶一路”沿線的基本框架，各走廊沿線城市具有地理上的臨近優勢，發揮著不同職能與節點作用，包括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安全、國際投資和貿易、園區建設等（表4）①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一帶一路”城市合作發展研究》，https://www.efchina.org/Reports-zh/report-lccp-20210430-2-zh，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但香港和澳門則不屬于任一走廊，缺乏經濟走廊包圍圈所具有的市場資源聚集、產業配置與產業鏈布局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優勢賦能。

4.港澳“一帶一路”功能平臺的智庫與人才建設培養不足

香港和澳門目前在“一帶一路”功能平臺的智庫與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隨著后疫情時代下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需求不斷提升，目前港澳在“一帶一路”的智庫建設與人才培養仍面臨瓶頸。第一，港澳智庫在研究港澳構建“一帶一路”功能平臺、服務國家戰略、快速反應、人才旋轉門、經費保障等方面仍有不足。第二，港澳建設“一帶一路”功能平臺研究的專業人才缺乏。目前港澳“一帶一路”人才需求與培養存在較大缺口。此外由于內地及其他國家的發展機遇和吸引力增加，一部分港澳的“一帶一路”專業人才選擇離開發展，導致部分人才的流失。第三，港澳企業從業人員對“一帶一路”對象國國情、制度、法律等掌握有限，同時企業專業人才儲備隊伍與建設不足?！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在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宗教與社會文化、法律體系與政策法規都存在明顯的差異，這增大了香港和澳門企業進行海外投資與合作的相應風險與挑戰。

三、新時代下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與迭代升級“一帶一路”功能平臺的發展路徑

新時代下地緣政治經濟開始重構與調整，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這一重構過程中的重要動力。因此在新形勢下，港澳作為特別行政區要不斷加強制度創新與規劃設計，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打造“一帶一路”沿線“新型金融與貿易中心”，調整“一帶一路”沿線“優先貿易板塊”與產業鏈布局，發揮與其他省市“異質性、互補性”競爭，加大“一帶一路”領域智庫和人才的深度建設，從而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發揮引領性作用，助推“一帶一路”不斷提質升級。

（一）賦予更多制度創新職能并將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納入地方中長期規劃

第一，港澳宜在國內國際雙循環背景下尋求中央支持并賦予更多制度創新職能。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港澳需積極尋求中央政府在多個關鍵領域的支持，包括資金援助、政策扶持、稅收優惠以及制度改革等。同時，中央政府應賦予香港和澳門更多的制度創新權力，使其能夠自主開展先行先試的政策試驗，不斷推動制度創新。第二，將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納入地方中長期規劃。首先，要把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化為具體的指標與任務，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繼續深化細化“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有關港澳專章①《“十四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2021 年8 月23 日，http://www.locpg.gov.cn/jsdt/2021‐08/23/c_1211342024.htm，最后訪問時間：2023 年9 月28 日。的任務書、時間表和路線圖。將港澳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引領性參與作用進行細則具體化與可操作化，在城市綜合實力、功能能級、開放水平等多角度提升競爭力，加強對“一帶一路”功能平臺建設的資金投入、技術支持與政策扶持，做好中長期戰略規劃與部署，為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指引和服務保障。

（二）構建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

構建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能幫助系統評估港澳在經濟、社會文化、政策合作等各領域的貢獻，明確其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同時，評價體系的建立對于反饋港澳參與過程，發現問題，調整策略，提升參與質量至關重要。因此，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應基于香港與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獨特性和重要性來構建，主要涵蓋一級、二級和三級指標，以及三級指標下的分析標準（表5），從而有助于評估未來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績效，降低和消除潛在風險，建立有效的應對措施。

表5 港澳引領式參與“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

（三）打造“一帶一路”沿線新型金融與貿易中心

香港和澳門在貿易與金融領域有雄厚的實力，當前應突破自身的發展瓶頸，打造成為“一帶一路”沿線新型金融與貿易中心。第一，港澳要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與貿易政策協調合作。在參與自由貿易協定、推動經濟合作區域一體化等方面，港澳應與相關國家建立政策溝通和協商機制，促進政策的對接和合作。同時，可以建立政府間合作平臺，定期召開高層對話和工作會議，提高政策的穩定性和一致性，為港澳打造“一帶一路”沿線新型金融與貿易中心提供堅實的政策保障。第二，加強金融合作與創新。首先，港澳應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機構加強合資、聯盟等多類型的合作。通過共同設立跨境金融機構或加強合作機制，拓展金融機構的網絡和服務范圍，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多樣化的金融支持。其次，港澳可以加強金融科技創新的研發和應用，探索數字貨幣、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跨境金融交易、風險管理、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實踐。通過金融創新和科技應用，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和安全性，降低交易成本，為港澳打造“一帶一路”沿線新型金融與貿易中心提供有力支持。

（四）調整“一帶一路”沿線“優先貿易板塊”與產業鏈布局

在全球產業鏈日益復雜多元的背景下，港澳宜調整優化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優先貿易板塊”與產業鏈布局。第一，調整“一帶一路”沿線的“優先貿易板塊”。香港與澳門應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并重，積極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與沿線國家開展相關貿易制度創新合作、貿易深度合作以及跨境金融合作。港澳要逐步調整以東南亞、中亞、中東為“優先貿易板塊”，積極參與RCEP 等協議的合作。此外，港澳還要保持與美日韓澳新、西歐等國貿易關系，開拓全方位多元化市場；鼓勵港澳中小企業與大企業“抱團出?！?，鼓勵其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項目競標與投融資活動，為參與大型項目提供一部分資金與技術支持。第二，建立產業鏈合作機制。港澳可以與內地進行更深度的產業鏈合作，為拓展在“一帶一路”沿線產業鏈布局提供強勁內生動力。借助港澳優勢，對內地企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共同推進“一帶一路”沿線的產品開發與市場拓展。同時，港澳也可從內地引進優質的生產力資源，以滿足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發展需求。此外，港澳可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實現在更廣泛、更深層次的產業鏈中發展。

（五）發揮與其他省市“異質性、互補性”競爭

以港澳打造“一帶一路”功能平臺和建設“八個中心”與“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為指導，完善各類主體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統一區域發展規則與標準，實現港澳與其他周邊省份在港口發展、金融合作、經貿投資、基礎設施、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異質性、互補性，避免同質化、排他性、離散式發展等問題。第一，創新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全面提升港澳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進一步發揮港澳在國內經濟發展以及“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中的引領性作用，帶動周邊省市形成聚合效應，推動香港、澳門與其他省市在參與區域與全球競爭的良性競爭，優化相關企業與資本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的產業鏈布局與深度合作。第二，港澳與其他省市可積極發揮互補性優勢，相互協調，產生“1+1＞2”的效應。一方面，港澳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服務樞紐，為內地省市提供金融支持、專業服務和投資機會，并為內地企業提供與國際市場對接的平臺，促進貿易和投資的暢通。另一方面，港澳地區也可與內地省市開展產業合作、科技創新和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六）加大“一帶一路”領域智庫和人才的深度建設

第一，加強政策支持與制度建設。港澳宜制定專門的政策，鼓勵“一帶一路”智庫間的合作交流，設立智庫發展基金，提供研究項目資助等，促進智庫的發展與合作。港澳可建立“一帶一路”智庫聯盟或協會，促進智庫之間的交流、合作和資源共享。此外，政府部門應加強與智庫的溝通與協調，確保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第二，提高智庫人才隊伍建設水平。港澳宜加強引進與留住“一帶一路”人才，為智庫人才提供明確的晉升路徑和發展機會。港澳應加強“一帶一路”智庫人才的培養體系建設，包括設立相關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開展培訓和研修項目，為智庫人才提供持續學習和提升能力的機會。第三，加強與國際智庫的合作。港澳智庫可以積極與國際知名的“一帶一路”智庫建立合作關系，開展聯合研究項目、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等。通過與國際智庫的合作，港澳智庫可以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和方法，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和國際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