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宮廷寫經與日本古辭書*

池田證壽（著） 賈 智（譯）

（1.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院 2.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珠海］）

提 要 本文通過調查初唐宮廷寫經中的25 個字體①譯者注：有關“字體”的概念，王寧在《漢字構形學導論》中指出：“漢字字體指不同時代、不同用途（鼎彝、碑版、書冊、信札等）、不同書寫工具（筆、刀等）、不同書寫方法（筆寫、刀刻、范鑄等）、不同地區所形成的漢字書寫的大類別和總風格”，已被學界普遍接受。而石冢晴通在《漢字字體規范數據庫的構想與建設》中則對“字體”重新進行了定義，他認為：“字體是在書體內存在的各個漢字的社會共通標準”，強調其社會性、標準性。石冢晴通所說的“字體”，本質是一種帶有“標準”性質的字形，這些字形既可能是約定俗成的，也可能是強制規定的，但無論如何一定是被社會承認、有一定代表性的字形。本文采用的就是石冢晴通的說法。同理，本文中的“漢字字體史研究”實際上是研究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國家）帶有“標準”性質的字形的誕生、演變的過程以及動因的學問，閱讀時需要多加留意。，發現初唐宮廷寫經的用字規范相比晚唐開成石經呈現出明顯的不穩定性。開成石經的字體與其他時代、地區的標準文獻②譯者注：近年，石冢晴通提出了Codicology（古寫本學，跨文理綜合典籍學）學說，著重強調了用字規范與文獻性質的內在關系。簡單來說如果文獻用紙精良、款式工整的話，那么用字就應該是標準的、規范的，反之亦然。據此，以石冢晴通為首的科研團隊對大量古文獻的用紙、款式進行了縝密的實地調查，并根據調查結果將其中具備一定代表性的珍稀文獻錄入“石冢漢字字體數據庫”，以資學界參考。而本文所說的“標準文獻”指的就是此類。的字體存在較大差異。唐代字樣書促進了初唐標準字體向開成標準字體過渡。通過考察《新撰字鏡》《類聚名義抄》等日本古辭書對唐代字樣書的援引情況，兩書對同一字體所持的正字觀并不相同，這可能反映了字體的歷時演變過程。

近年來，字體史研究在理論和實證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發展。石冢晴通較早進行了字體史研究并提出了重要理論，他認為“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國家）存在不同的標準字體，并且這種標準隨著時代、地區（國家）的改變而變化”。以石冢晴通為首的科研小組圍繞上述理論進行了實證研究，甄選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標準文獻，分析調查了其字體。石冢晴通（2012）對他以往的研究成果（石冢晴通，1999；等等）進行了全面總結。2005 年，“漢字字體規范數據庫（Hanzi Normative Glyphs）”（簡稱HNG）正式上線，相關資料得以公開①目前可以通過京都大學CHISE 進行數據檢索。。

此外，西原一幸也進行了字體史理論研究，調查了唐代字樣書的產生及其發展過程，探討了唐代楷書的“字體規范體系”。西原一幸（2015）匯總了他在唐代字樣書方面的研究成果，為字體史理論研究做出了一定貢獻。

石冢晴通和西原一幸雖都圍繞唐代楷書展開討論，但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方法論上，石冢晴通使用的是歸納法，重點是在調查標準文獻中的字體；西原一幸采用的是演繹法，是通過分析字樣書的序文、釋文來探討字體的概念和內涵。

西原一幸視唐代楷書的字體規范為一個辨析系統，字體是“正體”“非正體”二元對立的。他認為，顏元孫《干祿字書》 （顏真卿，774）中的“俗體”不屬于“正”“非正”二元對立范疇，“俗字”屬于一個新的范疇，即被社會化的“俗體”。

石冢晴通發現標準文獻（官方文獻）極少使用異體字，當時應該存在“標準字體”。標準文獻的代表是初唐宮廷寫經（671-677）和晚唐開成石經（837）。石冢晴通發現，初唐標準字體和開成石經標準字體有很大差異，日本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使用的是初唐標準字體。

初唐宮廷寫經的標準字體多與《干祿字書》的“俗”“通”相似或一致。若按西原一幸所說，唐代字體規范是“正體”“非正體”二元對立，那么就很難解釋初唐宮廷寫經的字體到底是屬于“正體”還是“非正體”。石冢晴通認為，即使《干祿字書》將這些字體釋為“俗”“通”，在初唐時期它們其實大多就是標準字體。也就是說，初唐宮廷寫經是舊的標準字體，開成石經是新的標準字體。

1.字體史理論與實證研究

1.1 敦煌寫本研究

藤枝晃（1972:7-11）介紹了戰后日本敦煌寫本研究的最新進展。1955 年，東洋文庫購買了斯坦因本的全部微縮膠片，這在敦煌研究領域是一件大事。如果加上北京圖書館所收敦煌本以及伯希和本，我們便可以大致了解敦煌寫本的全貌。藤枝晃聚焦行文、用字、用紙、裝訂等文獻形態的歷時演變問題，將敦煌寫本分為三個時期：初期：5-6 世紀（北朝時期），中期：7-8 世紀（唐朝時期），后期：9-10 世紀（吐蕃·歸義軍時期）。20 世紀60 年代，敦煌寫本研究進展迅猛，學者們通過探索未知資料、挖掘既有資料，在方法論上取得極大突破。藤枝晃（1960；1966-1969）基于年代可考的本子描繪了敦煌寫本的全貌，提出了嶄新的研究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期敦煌寫本是7 世紀中葉在優質麻紙上用嚴整的楷書書寫的《法華經》《金剛般若經》，這些本子寫于長安宮廷寫經所，且作為范本廣傳各地。

1.2 楷書字體的歷時演變

基于其（藤枝晃，1972:7-11）在研究史方面的科研成果，藤枝晃（1981:287-334）的核心觀點總結如下。

許多寫本的祖本都可追溯至秘書省或宮廷寫經所抄寫的宮廷寫本。幸運的是，敦煌吐魯番古抄本中還留有數十種宮廷寫本。敦煌吐魯番出土的都是佛寺藏書，《五經正義》等儒家文獻只能找到一些小殘葉，而道家經典中有幾種是寫于長安道觀的優秀抄本。更引人注目的是671-677 年在長安宮廷寫經所抄寫的《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敦煌寫本中包含許多抄寫于敦煌莫高窟建成前的長安宮廷寫本，這些文獻反映了當時文化中樞的抄經情況。

至今為止，許多讀者還在質疑將南北朝、隋、唐的寫本文字視為“標準字體”“國定楷書”。此類字體在現代字典中一般稱為“俗體字”“異體字”。（中略）這些本子的祖本原是秘書省所作。虞世南時任宰相兼秘書監（職位相當于皇家圖書館館長），在刊刻石碑時不會輕易書寫俗體字、異體字，所書均系南朝以來世代流傳書體，而秘書省的抄手們也會競相模仿上司的書法。

時至8 世紀后葉，人們發現從文字學角度很難解釋這些標準字體，于是興起了一場正字運動。隨著時間推移，這場正字運動最終確立了《康熙字典》乃至現代字典的標準字體。如此，楷書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8 世紀以前的標準字體，一是現代字典中的“正體”。有人將前者稱為“書寫體楷書”，將后者稱為“字典體楷書”。

石冢晴通的字體史理論與藤枝晃（1981:287-334）的楷書字體歷時演變研究關系密切。所謂“書寫體楷書”是指初唐標準字體，“字典體楷書”是指開成石經的標準字體。石冢晴通認為“異體（字）率”是判定該文獻是否屬于標準文獻的重要指標。另外，石冢晴通主張在討論不同時代、地區的宋版①包括宋版以后的版本。用字，日本、朝鮮的寫本、版本用字時統統可以冠以“敦煌”。本文將初唐宮廷寫經的標準字體稱為“初唐標準”，將開成石經的標準字體稱為“開成標準”。

藤枝晃（1982:1）說道，1979 年秋天，他在巴黎有幸接觸到研究古寫本①拉丁語、希伯來語等古寫本除外。的用字、體例、紙張、裝訂、保管的學問，也就是以文獻形態為主要研究對象的Codicology（古寫本學）。自此，藤枝晃開始著手中國古寫本學研究，并在其晚年講義（藤枝晃，1999）中鼓勵大力推進中國古寫本學。藤枝晃（2002:103-114；2005）總結了其在敦煌吐魯番古寫本學方面的研究成果。需要注意的是，石冢晴通倡導的古寫本學的基礎正是藤枝晃的研究成果，石冢晴通（2014）則是其古寫本學的總綱，應與藤枝晃論文一并參考。

1.3 字樣書的誕生

藤枝晃（1981:287-334）闡述了以下觀點（劃線部分由作者標出），值得重視。

（前略）到8 世紀前葉為止，楷書正字運動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史籍可尋的杜延業、郎知本撰寫了上述字書，他們的職位卻與秘書省無關。顏元孫的頭銜是“贈秘書監”，這是他的謚號，實際上他只是在玄宗做太子時被封為太子舍人，時任地方官，亦不是翰林領袖。另外，力薦《干祿字書》的顏真卿也與秘書省無緣，他敢于在石碑上書寫那些不符合官方楷書的字，其實是需要莫大勇氣的。

然而，這場正字運動似乎也影響到了秘書省，在837 年刊刻的開成石經中使用了相當多的正楷。石經刊刻一直秉承自古以來的慣例，首都太學的工匠們在石碑上刻寫儒教經典時，都會使用正確的文本、規范的字體，而后被世人奉為經典的標準教材。

杜延業的《群書新定字樣》（650-677），郎知本的《正名要錄》（643-649）都是成書于初唐的字樣書。西原一幸視敦煌出土斯388寫本前半部分為《群書新定字樣》，后半部分為《正名要錄》②在池田證壽（2017）中，將圍繞斯388 文獻前半與《群書新定字樣》是否為同一本書進行深入探討。?！陡傻撟謺返淖髡呤穷佋獙O，該書是字樣書的代表。如果用一句話概括藤枝晃的見解，那就是唐代字樣書的誕生（正字運動）可能促進了初唐標準向開成標準轉變。

自20 世紀60 年代以后，學界在探索未知資料方面和挖掘已知資料方面均取得了一定進展。西原一幸考證了日本古辭書《新撰字鏡》《妙法蓮華經釋文》引用字樣書的情況，提出了“唐代字體規范”的假說（西原一幸，1979:13-23；等等）。西原一幸的研究因起步較早而得到學界一定評價，但其論文基本上使用的都是日語，且與多位中國臺灣學者產生了諸多學術糾紛。西原一幸（2000:11-28）對學術史進行了梳理，并對以朱鳳玉（1989）為首的中國臺灣學者進行了批判。劉元春（2010）亦未全面介紹西原一幸論文，可以說西原一幸的學術研究尚未得到廣泛認可①西原對海外研究者成果的批判（特別是學術觀點最早由誰提出的爭議），具體請參考池田證壽（2017）。。鑒于使用日語撰寫論文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今后有必要參考韓國學者李景遠（1997；1999:495-524）的實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礎上摸索字樣學的研究方法。關于《正名要錄》《群書新定字樣》成書年代，本文依據的是李景遠（1997）的考證結果。

下面再談談字體史問題。西原一幸（1979:22）認為“隋唐時代字體的范疇，一直秉持正體、非正體二元對立”。與此相對，藤枝晃（1981:287-334）則認為唐代宮廷寫本反映的是標準字體，其后受正字運動的影響，形成了開成石經的標準字體。石冢晴通（1999:88-96）受到藤枝晃觀點啟發，認為初唐宮廷寫經的標準字體和開成石經的標準字體有很大的差別。字樣書所反映出的隋唐字體內涵（正體與非正體）與敦煌寫本的用字實際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僅憑理論推導卻不結合實證論證是完全行不通的。鑒于此況，本文是基于初唐宮廷寫經來討論上述問題的。

1.4 異體率

石冢晴通等（2011:339-346）指出“標準文獻中確實存在標準字體，這是可以用異體率（異體字率）計算、求證的”，公式如下：

當文獻中出現同一漢字的不同形體時，我們稱少數一方為“異體字”，再從文獻總字數中減去孤例總字數，求出比率②石冢晴通等（2005）最初稱其為“異體字率”，后來鑒于其定義與“異體字”并不完全相同，便改稱“異體率”。。表1 摘自石冢晴通等（2005）中的“表1”③此表系“HNG 引用文獻一覽”簡略修訂版?！础抵惺荋NG 所收文獻的簡稱。。

異體字率是探討字體規范意識的重要指針，反映了寫本、版本、官方、私人、習讀、寫經等各種文獻的不同性質（表1）。

表1 HNG 引用文獻一覽（部分）

異體字率越低說明用字規范意識越強，初唐宮廷寫經和開成石經均反映了當時的標準字體。在標準文獻中，異體字率一般不超過1.00%。另外，字體的演變也會引發用字規范的動搖，也會導致異體字率升高。

石冢晴通在字體史研究上取得的重要學術成果，就是從實證角度證實了開成石經幾乎沒有異體字。以前某些學者也曾提出過一些猜測，但沒有一位學者就這個問題開展實證調研。石冢晴通通過實證調研，發現初唐宮廷寫經中的異體字也很少，為敦煌寫本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也是一項重要成果。另外，石冢晴通（1999:88-96）指出，異體率是在同一文獻中考察標準字體的重要指針，需要注意抄手因個人習慣而出現的書寫差異。因此，將初唐宮廷寫經的字體直接等同初唐標準字體是需要小心處理的，需要比對初唐寫本、初唐前后時期寫本以及字樣書的相關內容，調查標準字體的演變過程。

2.初唐宮廷寫經及其字體

2.1 宮廷寫經的定義和范圍

藤枝晃（1961:647-667）首次全面介紹了敦煌出土的長安宮廷寫經，主要是咸亨二年（671）至儀鳳二年（677）在長安抄寫的24 部宮廷寫經（《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藤枝晃指出，“為了結束當時佛經文本的混亂局面，官府聘請一流的抄手抄寫由高僧校定的佛經，并將其發往全國”。趙和平（2009）進一步指出從咸亨年間到儀鳳年間抄寫的同類宮廷寫經有53 種之多。

石冢晴通等（2005）詳述了初唐宮廷寫經的字體，齋木正直、池田證壽（2011）將漢字字體規范數據庫（HNG）收錄的3 部初唐宮廷寫經（“宮廷今西”“宮廷守屋”以及伯2195）與開成石經《論語》（“開成論語”）進行比對，歸納其中“不變的字體”與“變化的字體”。二者的對應關系如表2 所示。

表2 初唐宮廷寫經與開成《論語》的對應關系

初唐標準字體和開成石經標準字體中，有6 成是相同的，3 成是不同的，剩下的1 成是有差異的。我們僅調查了HNG 收錄的3 部初唐宮廷寫經，今后還需擴大調查范圍進行深入探討。

2.2 初唐宮廷寫經的字體

我們調查了咸亨二年（671）至儀鳳二年（677）抄寫的50 多部宮廷寫經中的25部，現簡述如下。

比如，HNG 中的伯2195《妙法蓮華經·卷六》，上元二年（675）寫本的調查結果如下①“落款”中的“／”表示換行。。

〔規格〕②25.8cm（20.2，17 字）×48.1（31 行），共10 紙②①13.0（7 行），⑩41.2（26 行）。，黃麻紙，竹簾紋：35 條／3cm。

〔落款〕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門下省書手袁元悊寫／用紙二十張/裝潢手解善集／初?；廴账律x威/再?；廴账律x威／三?；廴账律x威/詳閱太原寺大德神荷/詳閱太原寺大德嘉尚／詳閱太原寺主慧立／詳閱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司農寺上林署令李德／使朝散大夫守舍尚奉閻玄道監。

〔調査日期〕2009 年11 月9-13 日，2010 年12 月1 日。

根據落款可知，該寫本是由門下省抄手袁元悊于上元二年（675）10 月15 日抄寫的。落款文末的閻玄道是總負責人，現存宮廷寫經均可見此類落款。該寫本用紙雖然很薄，但質量非常好，翻閱時發出的清脆紙音與其他寫本不同。該寫本用紙高級，造紙技術上乘。

我們調查了25 部長安宮廷寫經，結果如表3。表中“1-23”為藤枝晃（1961:647-667）所列，“HNG”為HNG 所列，空欄為追加文獻。受篇幅限制，具體調查結果另做論述。

表3 初唐宮廷寫經一覽

圖1 所列12 個字為此次調查的主要對象。齋木正直、池田證壽（2011）在HNG所收3 部宮廷寫經中，找到了18 個字體有差異的字，我們從中選取了12 個筆畫差別明顯的字。a 與開成石經字體一致，b、c、x 與初唐宮廷寫經字體接近，與開成石經字體不同?！傲t”（開成石經）和“群”的關系不一定是新舊字體之別，姑且將“群”記作x。調查結果如表4。

圖1 初唐宮廷寫經中字體有差異的12 個字

表4 HNG 初唐宮廷寫經中字體有差異的12 個字

表4 的A 對應a 字體的數值，B 對應b、c、x 字體的數值。如果是僅出現一種字體，A和B的數值為1；如果出現多種字體，則算出其比率。對于字體有極小差異的添加“’”，并將其歸入A 或B 中進行計算。

表4 中最右一欄算出了接近開成石經字體的比率，并從低到高排列。HNG 的3種寫卷當中，伯2195 的比例最低，為9.09%。宮廷今西和宮廷守屋的比率大致相同，分別為58.08%和59.09%。此次調查的25 種寫卷中，比率不到兩成的有2 種，兩成多的有4 種，三成多的有8 種，四成多的有3 種，五成多的有5 種，六成多的有3 種。如此看來，僅調查HNG 的3 種寫卷可能無法全面把握初唐宮廷寫經的用字情況。

另外，我們統計了字體有差異的12 個字涉及的文獻數量，結果如表5。

表5 宮廷寫經中字體有差異的12 個字涉及的文獻數量

相比開成石經，異體率高的是“?！薄皬汀?，低的是“分”“牀”“最”“正”“羣”“淨”“莊”“藐”，大致相當的是“受”“支”。石冢晴通（1999:88-96）指出“即使在同一時代，不同的人默定的標準字體也有些許差異”，與上述調查結果完全吻合。

除此之外，我們還未算出其他初唐宮廷寫經的異體率，但結果應該大致相同。

2.3 初唐宮廷寫經與同時代的私人寫本

敦煌寫本中存數種與初唐宮廷寫經同時代的私人寫本，如伯2881《妙法蓮華經·卷一》，總章三年（670）寫，調查結果如下：

〔規 格〕②26.3（19.7，17 字）×48.0（28 行）×17+①類似黃麻紙，纖維致密。27.5+，?33.0=876.5cm，首缺①27.5（15.7 行）?尾33.0（19 行分）第二紙斷裂，紙背有修補。黃楮紙①類似黃麻紙，纖維致密。，無點，竹簾紋：23 條／3cm。

〔落款〕總章三年三月廿四日清信女孫氏為亡母敬/寫法華經一部愿亡者神生凈域面觀彌/陀法界含靈俱登佛道。

〔調查日期〕2012 年6 月石冢晴通·池田證壽，2013 年11 月石冢晴通·高田智和。

石冢晴通等（2005，2011）算出的異體率如下。其中，存兩種字體的有“安”“夷”“益”“祇”“求”“最”“支”“枝”“受”“世”“陀”“導”“別”“明”“妄”“數”“槃”“莊”，共18 字。存三種字體的有“鼓”，計1 字。

1 種字體，531 字，8361 例

2 種字體，18 字，290 例（異體41 字）

3 種字體，1 字，4 例（異體2 字）

孤例 254 字，總字數8909 字，異體率0.50%

我們總結了HNG 初唐宮廷寫經與伯2881 異體率的比對結果，如表6。

表6 HNG 初唐宮廷寫經與伯2881 的異體率

通過比較，伯2881 的異體率比HNG 的3 部初唐宮廷寫經都低，可見存在比初唐宮廷寫經用字規范更嚴格的敦煌寫本。據伯2881 落款可知，該書是俗家女子孫氏為超度亡母而抄寫的私人寫經。早在總章三年（670）就流傳著校訂過的《妙法蓮華經》，而該寫本應是如實參照了這些校本，因此異體率才會如此低。該校本也許是玄奘在譯經（645-664）時所校，校訂的對象可能是鳩羅摩什翻譯的《妙法蓮華經》。表7 是HNG 初唐宮廷寫經中字體有差異的12 個字（表5）中開成石經字體所占的比率①還有一些構件有微小差異的字，如“最（）”“莊（）”，此處忽略。。在這12 個字中開成石經字體只占32.2%，比率較低。

表7 HNG 初唐宮廷寫經中字體有差異的12 個字在伯2881 中的出現情況

另外，宮廷寫經中字體有差異的12 個字在伯2881 中的出現情況如表8 所示。其中，接近開成石經字體的有“?！薄皬汀薄傲t”，接近初唐宮廷寫經字體的有“分”“最”“正”“淨”“莊”“藐”，比較接近初唐宮廷寫經字體的有“受”“支”。整體上接近初唐宮廷寫經字體的例子比較多。

表8 宮廷寫經中字體有差異的12 個字在伯2881 中出現的情況

2.4 字樣書的批注

下面，談一談唐代字樣書對這12 個字的批注①（1）-（11）的引書順序為《正名要錄》（斯388 文獻后半部分）、《群書新定字樣》（斯388文獻前半部分）、《干祿字書》（官版）。。

（1）“分”

《群書新定字樣》中僅列出“分”的正體，但形體與《正名要錄》《干祿字書》并不一致?？赡茉撟直緛碜鳌胺帧?，斯388 寫本抄寫成了上述字形。

（2）“受”

a.【受度】從又。（《正名要錄》，“右各依腳注”的例子）

（3）“牀”

a.【牀】床。（《正名要錄》，“右正行者楷腳注稍訛”的例子）

（4）“?！?/p>

b.【?！客?。（《正名要錄》，“右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的例子）

（5）“復”

在斯388 寫本中，“復”右上的“ ”寫作“亠”，差異極小。此處該書列舉的字均屬偏旁“彳”，強調的是“彳”為“正”，“氵”為“誤”。

（6）“支”

（7）“最”

a.【最】從曰。（《正名要錄》，“右各依腳注”的例子）

（8）“正”

（9）“羣”（無用例）

（10）“淨”（無用例）

（11）“莊”

（12）“藐”（無用例）

應該注意的是，宮廷寫經中字體有差異的12 個字中，唐代字樣書對9 個字進行了注釋。在初唐字樣書的編纂時期，楷書趨于成熟，字體逐步統一。但在現實社會中，部分楷書字體存在差異。唐代字樣書視作“正體”的“分”“受”“牀”“?！薄皬汀薄爸А薄白睢薄罢薄扒f”，均與開成石經字體一致。

3.唐代字樣書與日本古辭書

3.1 日本古辭書援引唐代字樣書

西原一幸較早關注了日本古辭書對字樣書的引用情況，具體可以參考西原一幸（2015）。近年來，賈智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相關研究，搜集和分析了《新譯華嚴經音義私記》引自字樣書的條項，在方法論上取得了卓越進展（賈智，2011:46-60；等等）。

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一下《新撰字鏡》《類聚名義抄》對字樣書的引用情況。

3.2 《新撰字鏡》援引字樣書

《新撰字鏡》是一部按部首排列的漢和辭典，昌住編，大概成書于898-901 年。西原一幸（1979:13-23）調查了《新撰字鏡》引用《正名要錄》的具體情況。通過探討《新撰字鏡》序文，西原一幸認為《新撰字鏡》所引《正名要錄》和斯388 寫本后半部分的《正名要錄》是同一本書，但《新撰字鏡》所引本和敦煌本的系統不同，前者是增補本，敦煌本是殘卷本。西原一幸（1983:1-15）詳細考察了《新撰字鏡》引用《正名要錄》的具體情況，指出該書沒有積極引用《正名要錄》，但沒有講清其中緣由。

西原一幸的研究成果發表之后，相關研究一直處于停滯狀態。近年來，張磊（2012）、賈智（2015）圍繞《新撰字鏡》與《干祿字書》的關系進行了探討，指出該書沒有引用《干祿字書》全書。

3.3 《類聚名義抄》援引字樣書

《類聚名義抄》是日本院政時期編纂的漢和辭典，現存主要版本有原撰本系統的圖書寮本和改編本系統的觀智院本等，兩書都積極地引用了字樣書。

吉田金彥（1954:203-236）論述了圖書寮本《類聚名義抄》與《干祿字書》之間的關系，指出《干祿字書》是“《名義抄》的基礎資料”，同時是該書“辨析字體的主要依據”。隨后，西原一幸（1988）、池田證壽（1992）分別使用了不同的調查方法，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

3.4 從援引字樣書的情況看《新撰字鏡》和《類聚名義抄》

以上是《新撰字鏡》《類聚名義抄》引用字樣書的大致情況?！缎伦昼R》沒有積極地引用《正名要錄》《干祿字書》，而《類聚名義抄》則積極地引用了《干祿字書》等字樣書，兩書引書態度并不相同。

我們先從字樣書的引用方法入手，探討《新撰字鏡》與《類聚名義抄》的不同之處。我們比對了天治本《新撰字鏡》和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中“正、通、俗”注釋的數量。本文僅調查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的“法上”和《新撰字鏡》全本，結果如表9。

表9 《新撰字鏡》和《類聚名義抄》（法上）中的“正、通、俗”

《新撰字鏡》的注釋中“同”占絕大多數。觀智院本的注釋中“同”很少，“正”“俗”所占比例大致相當，“法上”以外亦是如此。

若想弄清其中緣由，需要結合字體史進行深入探討。根據石冢晴通的字體史理論，可以提出如下假設。

1.《新撰字鏡》的成書時期，社會上流行的是初唐標準字體，因此該書引用字樣書比較有限。

2.《類聚名義抄》的成書時期，社會上流行的是初唐標準字體與開成石經標準字體，因此該書需要引用字樣書辨析這些字體。

如果上述假設能夠成立，那么《新撰字鏡》《類聚名義抄》的文本差異其實是反映了字體的歷時演變過程。

下面，通過一些實例來分析一下用語“正”“俗”“同”，如例（13）（14）①（）中的內容系筆者經文本?？?、聲點判讀后添加?！啊敝袨榕?，*表示和點?！缎伦昼R》的句讀為筆者添加?！额惥勖x抄》的句讀為譯者添加。。

（13）“來”

a.【來來】二同。平：至也，及也，歸也，還也，轉也，伂也，是也，勤也。（天治本《新撰字鏡》卷十二2 頁背面）

（14）“爲”

a.【為爲】二形作。平：作也，使也，有也，治也，敷也，因也，施也，成助也，行也，被也，欲也。（天治本《新撰字鏡》，雜字，卷十二1 頁背面）

b.【爲為】正，今。古薳反（薳支反）。母猴也?！ㄓ^智院本《類聚名義抄》，雜部，僧下 79 頁）

經查漢字字體規范數據庫，初唐宮廷寫經作“來”“為”，開成石經作“來”“爲”，非常統一，沒有特例?！缎伦昼R》將“來”“來”釋作“二同”，將“為”“爲”釋作“二形作”，認為它們沒有不同。與此相對，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將“來”“爲”釋作“正”，將“來”“為”釋作“今”?？梢娫摃菍㈤_成石經的標準字體視為“正”，這可以反映出字體的歷時演變過程。

3.5 初唐宮廷寫經中有差異的字體

下面考察一下上文提到的宮廷寫經中字體存在差異的12 個字②（15）-（26）按天治本《新撰字鏡》→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順序依次列出，（）內是書名及出處。天治本《新撰字鏡》簡稱作“天治本”，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簡稱作“觀智院本”。。

（15）“分”

《新撰字鏡》將兩個字頭合為一個字組，目的尚未可知?！额惥勖x抄》列出的“分”字構件“刀”作“力”，區別“分”和“”的目的尚不明確。

（16）“受”

a.【受】領也，取也，容納也，得也，承也，繼也，盛也?！尽肯拢ǘ。﹫蠓?。去：姓，出□內。（天治本，雜字，卷十二4 頁正面）

b.【受】音到。姓。（觀智院本，大部，佛下末36 頁）

c.【不肯受】ウケカヘス。（觀智院本，肉部，佛中119 頁）

d.【受】ウク (平上)。（觀智院本，又部，僧中54 頁）

（17）“牀”

b.【床】士壯反。裝也，裝飾安身。（天治本，廣部，卷十21 頁背面）

d.【牀】上莊 (平) 反?！鬃鞔?。（觀智院本，木部，佛下本125 頁）

（18）“?！?/p>

另外，鑒于篇幅限制，本文省略了原文有關“復”“支”“最”“正”“羣”“淨”“莊”“藐”等字例的內容。

綜上，我們圍繞初唐宮廷寫經中字體存在差異的字，對《新撰字鏡》和《類聚名義抄》進行了調查，發現兩者注釋方法有明顯的差異?！缎伦昼R》作“二形作”“三形作”“二同字”“二同”，像這樣視為同字的有“分”“羣”“莊”“藐”4 字。另外，“牀”“最”存字體注釋“片誤”“從曰”。除此6 字之外，均不見其他字體注釋。另外，在《類聚名義抄》中，“分”“牀”“支”“最”“羣”“莊”分別有“同，今”“俗，通，正”“俗，正”“亦，通，正”“今，俗”等注釋，作者辨析字體的意圖十分明確。除此之外“受”“?！薄皬汀薄罢薄皽Q”“藐”6 字均不見注釋。

初唐宮廷寫經中有異體字的12 個字中，《新撰字鏡》辨析字體的有6 個字，《類聚名義抄》辨析字體的同樣有6 個字。但是，《新撰字鏡》中不辨析字體的有4 個字，存“片誤”“從曰”字體注釋的有2 字。而《類聚名義抄》中則辨析了6 個字的字體，且分為“正”“俗”等不同字級。

在本文開頭，我們談及石冢晴通與西原一幸的研究方法并不相同?；谑Ｇ缤ǖ睦碚?，《新撰字鏡》與《類聚名義抄》在字體注釋上的差異才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也就是說，《新撰字鏡》的成書時期，社會上流行的是初唐標準字體，因此該書對字樣書的引用是有限的。而在《類聚名義抄》的成書時期，社會上流行的則是初唐標準字體與開成石經標準字體，因此需要使用字樣書辨析它們。如此，我們有必要繼續深入探討《新撰字鏡》《類聚名義抄》所列字頭的字體與釋文中的字體注釋。

4.結語

本文結合初唐宮廷寫經和日本古辭書，圍繞字體史的資料和方法進行了深入探討。今后在開展字體史研究時，需要繼續驗證以下6 個假說。

1.初唐宮廷寫經的字體存在異體，開成石經的字體幾乎沒有異體。

2.唐代字樣書（楷書正字運動）促進了從初唐標準字體向開成標準字體的轉變。

3.《新撰字鏡》的成書時期，社會上流行的是初唐標準字體，因此該書對字樣書的引用是有限的。

4.《類聚名義抄》的成書時期，社會上流行的是初唐標準字體與開成石經字體，因此需要使用字樣書辨析它們。

5.字體的歷時性演變反映在《新撰字鏡》和《類聚名義抄》的字體注釋中。

6.異體率是判斷文獻性質的重要證據，但不能作為判定標準字體的直接證據。

今后為了進一步推動字體史研究，應該積極驗證和探討上述假說。本文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