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譜系的淵源、嬗變與話語表征

翟石磊 許善品

【內容提要】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既關乎其對中國的認知，也映射澳大利亞自我身份的認同。自19世紀中期以來，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在正面與負面兩個方向交替出現。澳大利亞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既是對西方中國形象譜系的延續和繼承，也是在動態調整中構建澳大利亞國家身份，并通過運用西方為主體、中國為客體的二元框架，構建出符合澳大利亞以及西方在文明、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發展需求的“他者”中國，體現了國家形象建構背后話語操控服務國家利益的關系邏輯。

2018年以來，澳大利亞民眾對中國的看法日趨負面。根據益普索(Ipsos)2019年民調報告分析，認為中國在未來十年對世界事務產生積極影響的受訪者占比約為53%，較2017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1)“Share of People Worldwide Who Agree that China will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World Affairs over the Next Decade in 2019，”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58232/perception-of-china-as-a-positive-influencer-on-world-affairs/，訪問時間：2022年11月15日。同時，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2019年民調報告顯示，僅有32%的受訪者認可或一定程度上認可中國是國際事務中的負責任國家，這一數據比2018年的調查結果下滑20個百分點，與2008年47%相比下滑15個百分點，處于歷史最低水平。(2)“China-Lowy Institute Poll 2019，”https：//lowyinstitutepoll.lowyinstitute.org/themes/china/，訪問時間：2022年11月15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傳播進一步加劇了這一下滑趨勢。民調顯示，僅有23%的受訪者表示相信中國是國際事務的負責任國家；94%的受訪者認為西方政府能夠尋找替代市場以減輕對中國的經濟依賴；55%的受訪者視中國為經濟合作伙伴，另有41%的人視中國為澳大利亞的“安全威脅”。相比而言，2018年有82%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澳大利亞的經濟伙伴。(3)“China-Lowy Institute Poll 2020，”https：//poll.lowyinstitute.org/tags/china/，訪問時間：2022年11月15日。由此，一系列的民調結果指向一個共同的問題：2018年以后，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公眾不再視中國為其最主要的貿易伙伴，中國被視為是澳大利亞的所謂“投資威脅”甚至是“安全威脅”。而且，對中國的人權、政府治理等國內議題也持更加批判的態度。

那么，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為何會出現如此重大的“轉變”？其背后隱藏著怎樣的歷史邏輯？現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從澳大利亞中國形象的現實表征、歷史演變等角度展開，針對“中國形象是什么”“為何如此看中國”以及“如何應對”等方面進行探究，始終并沒有觸及更為本質的問題，即作為在“東方”的西方文明“飛地”，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認知與西方歷史上形成的中國形象有何關聯？澳大利亞眼中的中國形象與其文化屬性、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之間有何關聯？這些關于中國形象的認知存在怎樣的話語表征？這些問題看似多面，實則相互關聯且互為支撐，共同形塑了國家形象譜系的內涵。由于澳大利亞長期苦于歷史與地理、西方與東方等身份認同的困擾，且這些困擾深刻地影響了其對華形象認知，形成了獨特的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譜系。本文以上述困局為切入點，從形象譜系建構和話語表征兩個層面展開分析并據此提出因應之策。本文與現有文獻的最大不同在于，分析路徑拓展了國家形象的研究空間，亦深化了國家形象與國際問題研究等相關領域的融合性，為從跨學科視角研究國家形象提供了學術參考。

一、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譜系的學理基礎

國家形象是國際社會對某一特定國家的總體感知、評價與情感，它的具體內容在主體與客體的共同建構中穩定、變化與更新。(4)邢麗菊、趙婧：《國際話語權視域下的中國國家形象建設：挑戰與對策》，《東北亞論壇》2021年第3期，第111-128頁。中國國家形象研究是近些年來學界的熱點話題，在傳播學、國際關系、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海外漢學等領域產出了一大批學術成果。筆者在知網數據庫以“中國形象”為篇名進行檢索，共檢索到11087篇學術論文。從成果發表的時間分布來看，1990年為起點階段，2003年開啟了中國形象研究熱，2008年是國家形象研究的第一個高峰期，隨后在2008年、2010年和2019年分別產生了三波研究高潮，(5)參見知網“發表年度趨勢圖”，https：//kns.cnki.net/kns8/Visual/Center，訪問時間：2022年6月28日。2022年則繼續呈現上升勢頭。整體來看，現有關于澳大利亞中國形象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維度。

(一)跨學科視域下中國形象的橫向研究

該研究范式多聚焦澳大利亞中國形象的形態、構成和功能等層面，注重國家形象與相關領域的橫向聯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較多關注澳大利亞教科書、媒體、智庫對中國形象的塑造、傳播問題，從歷史學、政治學、傳播學甚至文學角度探析澳大利亞中國形象形成的脈絡和原因，并對進一步改變澳大利亞中國形象提出對策建議。其中，葛巖從“圖式理論”角度對國家形象的描繪進行探討，提出了國家形象評估的新模型。(6)葛巖：《基于圖式理論的國家形象測量》，《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第22-40頁。翟慧霞、翟石磊等學者以國際民調報告為分析基礎，考察當代澳大利亞民眾對中國的認知與態度，并就如何改進國家形象提供改善方案。(7)翟慧霞：《澳大利亞民眾對華認知分析—基于“澳大利亞與全球”年度調查報告(2007～2012)的實證研究》，《當代亞太》2012年第5期；翟石磊：《澳大利亞人的中國觀與美國觀—基于近十年來國際民調的分析》，《澳大利亞研究》2019年第三輯。馬得勇和陸屹洲從微觀層面入手，針對中美網民對兩國以及日本、俄羅斯、朝鮮三個重要國家的好感度進行問卷調查。(8)馬得勇、陸屹洲：《國家形象形成的心理》，《國際政治科學》2022年第1期，第114-148頁。許善品等學者則從國際關系的視角，分析國際關系變遷中的國家形象認知，就國家形象在服務國際政治方面的作用進行了探討。(9)許善品：《后冷戰時代澳大利亞的“中國觀”》，《太平洋學報》2015年第9期，第43-51頁。上述研究體現出國家形象研究的跨學科屬性，凸顯了國際政治與國家形象之間的聯系。

澳大利亞學者對中國形象的研究整體呈現出復雜、多元的局面，但總體上依然是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來俯視而非平視中國，將中國視為西方文明的“他者”，并在一定時間內作為澳大利亞國家身份認同的外部參照，體現出工具性屬性的特征。最早系統地觀察中國的澳大利亞籍學者當屬喬治·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他曾長期在中國游歷、考察和工作，先后擔任傳教士、《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和政治顧問?！兑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等著作記錄了他在華期間游歷和考察的見聞、與中國官員和知識分子交流的觀察和感悟，以及作為旁觀者對處于歷史轉型期中國發展趨勢的分析與評價?？傮w而言，莫理循眼中的中國形象相對積極、客觀。

上述研究在呈現澳大利亞多維中國形象的同時，也存在一個明顯的不足，即沒有將澳大利亞中國形象形成的歷史性、空間性與文化性統籌起來，在形象建構的歷史縱深方面著力不夠，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國家形象認知的整體性，造成了研究的表層化和片面化。

(二)中國形象的歷史演進研究

國家形象的建構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諸多因素驅動下持續變化的過程。歷史進程中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分析也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焦點。龔晶晶、樊琳、王中寶和樊琳等學者從歷史角度，梳理澳大利亞中國觀的形成與發展。(10)龔晶晶：《澳大利亞現行初中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歷史教學問題》2021年第2期；樊琳：《漢學家費子智與澳大利亞公眾中國觀》，《歷史教學問題》2021年第3期；王中寶，舒小昀：《莫理循的中國觀》，《英國研究》2010年第00期；樊琳：《誰在塑造中國—澳大利亞公眾中國觀發展軌跡(1949～1972)》，《澳大利亞研究》2018年第1輯。他們的研究更多呈現出特定領域的中國形象與形態以及這些形態的歷史流變軌跡。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大衛·沃克(David Walker)所撰寫的《澳大利亞與亞洲》(11)[澳]大衛·沃克：《澳大利亞與亞洲》，張勇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以及他與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Agnieszka Sobocinska)合作編輯的文集《澳大利亞的亞洲觀》(12)[澳]大衛·沃克、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澳大利亞的亞洲觀》，李建軍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反映了不同時期、不同角度下的澳大利亞中國形象。在《澳大利亞與亞洲》一書中，大衛·沃克以豐富的史料展示了自1850年至1939年以來的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變化，從淘金熱時期的“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及其對澳大利亞威脅”的形象，到以“傅滿洲博士”為代表的聰明能干、毫無顧忌、足智多謀卻又極其可怕、面目可憎的中國人的形象。(13)[澳]大衛·沃克：《澳大利亞與亞洲》，第8頁。當然，在這些負面的中國形象中，也不乏一些贊美中國、肯定中國的聲音，比如德爾·畢格斯(Earl Derr Biggers)伯爵筆下優雅聰明的陳查理。但這些積極形象認知僅僅是個案或局部現象。在《澳大利亞的亞洲觀》一書中，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被視為既是友善的鄰邦又是潛在的威脅；既是富庶之地又是貧困之鄉；既是美麗的東方世界又是怪異的未知大陸。(14)[澳]大衛·沃克，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澳大利亞的亞洲觀》，第1頁。

拉克倫·斯特拉漢(Lachlan Stralahan)聚焦20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的中澳關系，提出澳大利亞中國觀的三次歷史轉變：1937年至1949年的盟友中國、1949年至1972年的革命中國，以及1972年至20世紀90年代(1994)的對華反思等。(15)Lachlan Strahan，Australia’s China：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在該時期內，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存在積極與消極、歷史與現實相互雜糅的變化。斯特拉漢通過查詢官方檔案、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和訪談等方法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具有多重與多變的特點，對華合作內容既豐富多樣(Variously Enriching)，又充滿挑戰，還令人捉摸不透(Baffling and Antagonistic)。無論是澳大利亞官方還是公眾對中國的認知與反應無不高度顯示了澳大利亞對自我身份和形象的反思與檢視。這種對中國復雜多變的認知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西方關系存在的問題。(16)Lachlan Strahan，Australia’s China：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pp.15-91.

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是澳大利亞的“中國通”，也是長期主張對華發展友好關系的學者。他在《我看中國：1949年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一書中聚焦1949年以來的西方中國形象，并通過個人的中國觀察和親身經歷，展示了一個澳大利亞學者對歷史上形成的西方中國形象與當代中國形象的認識與態度，同時也談到了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問題。在該書中，馬克林既對羅伯特·孟席斯(Robert Gordon Menzies)等為代表持有的“好斗中國”觀點的保守派進行了抨擊，更是將“冷戰時期”對華不同聲音也予以介紹，這其中就包括菲茨杰拉德(C.P.FitzGerald)、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等人。這些學者反對以“威脅論”來描述中國，對中國和中國政府持積極友好態度，在學術上抨擊“中國威脅論”，在行動上促進中澳友好交流。(17)[澳]馬克林：《我看中國：1949年以來西方的中國形象》，張勇先、吳迪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4-45頁。

(三)國家形象譜系研究范式的提出

現有的研究忽視了澳大利亞與西方國家在歷史記憶、文化傳統、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甚至形象譜系等方面的內在聯系，沒有從根本層面去探究澳大利亞中國形象多變性背后的原因，割裂了國家形象認知的歷史性、空間性、文化性等整體性認知。對此，有學者嘗試從話語譜系以及意識形態的角度考察西方的中國形象。將譜系概念引入國家形象研究，不僅可以彌補基于傳統國家形象的描述性研究的不足，還可以從“長時段”和“根源性”的角度考察國家形象塑造的源頭和深層次動力問題。這與?？?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思想高度吻合，即國家形象的話語譜系并不是一種現在的歷史和當前的形態，也無所謂真實與虛構，我們以譜系的方法來分析國家形象建構問題，目的還是在于記錄、比較這些解釋，并從“問題化”的角度予以推展開來。

周寧長期以跨文化形象學為理論，從形象、類型、原型三個層次考察西方的中國形象和中國的西方形象。(18)周寧：《跨文化形象學的觀念與方法——以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為例》，《東南學術》2011年第5期，第4-20頁。在他看來，形象就是對作為文化“他者”的異域進行的描述，通過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對立，確認自身的身份以及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19)周寧：《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4頁。他提出，我們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有兩種知識立場：一是現代的、經驗的知識立場；二是后現代的、批判的知識立場。前者是中國現實的反映，有理解與曲折，有真理與錯誤；后者假設西方的中國觀是西方文化的表述，自身構成或創造著意義，無所謂客觀的知識，也無所謂真實或虛構。(20)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上)》，團結出版社，2015年，第3頁。周寧的研究基本是沿著后現代的、批判的知識立場，通過回溯到歷史語境中，去解構西方的中國形象。

與周寧的研究有所不同，董軍聚焦國家形象研究中的學術譜系構建問題，(21)董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術譜系與中國路徑》，《新聞與傳播評論》2018年第6期，第105-120頁；董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術譜系與歷史困境》，《社會科學文摘》2019年第2期，第5-7頁。一方面對“東方主義”在國家形象研究中被廣泛借用的現象提出反思與質疑，同時他也從中國語境出發，探究如何跳出西方和東方主義的框架，構建出具有中國特色和哲學立場的國家形象研究范式。王海洲則以國家形象研究的知識圖譜為切入點，探究國家形象研究的知識圖譜，追溯該研究問題的學科屬性與發展脈絡，并從政治學轉向角度提出了國家形象與政治學研究的契合性問題。(22)王海洲：《“國家形象”研究的知識圖譜及其政治學轉向》，《政治學研究》2013年第3期，第3-16頁。這一研究擴大了國家形象研究的知識譜系與學科范疇，并且在政治學學科體系中論證了國家形象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誠然，上述研究將國家形象尤其是中國視域下的國家形象研究引入到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層次，甚至引入了譜系概念，但是依然沒有形成一個區域或領域的聚焦，依然屬于廣泛意義上的國家形象研究。

總體而言，國家形象不僅是一國政府或公眾對他國的綜合性認知，更與該國的歷史境遇、主流知識體系、國家之間的關系等因素密切相關。這些因素相互作用，在傳播中傳承、發展、變異，形成了特定文明和歷史記憶框架下的國家形象譜系。這一譜系一旦確立就會在相當長時間內維持穩定，決定著特定國家形象的變化趨勢。澳大利亞作為地處亞太地區的西方國家，其主體民族和主流文化均與亞洲各國和大洋洲地區大部分國家不同，其中國形象的建構也與西方國家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聯系。無論如何，當代國際體系的變革和中西方關系的變化對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么，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與西方的中國形象譜系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在歷史變遷中，這種形象譜系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并形成了怎樣的話語表征？回答這些問題，不僅有利于厘清澳大利亞中國形象形成的歷史根源和形象圖譜，也能夠為洞悉當前和未來澳大利亞中國形象的建構與發展提供更加全面和系統的認知視角。

二、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譜系的歷史建構

本文對澳大利亞中國形象的研究主要是從歷史與當代、澳大利亞與西方兩個關鍵維度展開。這一分析路徑既是對現代的、經驗的知識立場的參照，更是對后現代的、批判的知識立場的借用。從理論層面來講，認同是通過確認差異來構建的，自我在與他者對比關系中，定義自身并劃定邊界，于是他者便成為自我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23)周寧：《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第98頁。。在西方現代文化構筑的世界觀念秩序中，中國形象的意義就是表現差異，完成西方現代性的自我認同(24)同上，第91頁。。在文藝復興及其更早的時期，西方建構了一個發達、文明、善治的中國形象，目的在于為當時封閉、獨裁、混亂的西方尋找一個“他者”參照，最終服務于尋找西方困境的出路，是對西方文化的認同。如果承認中國的進步與發達，或認為中國之于西方的先進或成功，就等于接受了西方文明中心主義和現代性自我確認的基礎是一種本質上的自我否定。據此劃分，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也應劃入這個范疇。澳大利亞需要在時空維度上塑造一個批判的對象，以確認自我屬性與身份的合法性與進步性。因此，研究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不能跳出中西方關系的背景，不能割裂中國、澳大利亞以及西方三者之間內在的歷史和知識邏輯聯系。

(一)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譜系形成的歷史背景

澳大利亞對中國形象的認知，來自于其莫名的威脅臆想。從19世紀中期以來，從“淘金熱”到20世紀初的“白澳政策”出臺，再到對中國紅色政權的抵制，從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發展經貿合作，再到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論”、加入美國的反華陣營，澳大利亞所建構的“中國威脅”認知并非來自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客觀國情的認知。事實上，澳大利亞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直接、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更深層次上，澳大利亞的“中國威脅”認知更多是來自于它對自我身份和國際角色的定位，包括作為西方在亞太地區“燈塔”“前哨”和價值觀念、民主道德、國際秩序的捍衛者，作為地方發展模式、自由社會的政治哲學的實踐者。澳大利亞很難接受一個東方的“威權”中國的成功，因為這種成功往往被認為是對澳大利亞以及西方社會和他們所構建的國際秩序的挑戰。所以，它們會將中國設定為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甚至“修正主義者”，在南海等問題上蓄意地將中國設定為“破壞者”和“不守規則的挑戰者”。

在時間維度，澳大利亞中國形象的歷史演進是對西方中國形象的承襲、發展和重構的過程。中國與澳大利亞的最早聯系可以追溯到英國在此殖民之前更早的時期，但是真正意義上的深度接觸則發生在19世紀50年代，尤其是在“淘金熱”時期。當時，接踵而至的華人淘金客以及隨后而來的數以萬計的華人勞工奠定了澳大利亞建構中國形象的基礎。在澳大利亞人看來，擁有巨大人口的中國是其隨時面對的來自北方亞洲的“威脅”，并幻想出各種遭遇中國“入侵”的情景。這些幻覺不僅見諸于媒體報刊，同時也存在于各類“入侵”文學作品之中。19世紀的中國漸漸被西方看作是劣等民族、犧牲品和臣民、可以獲得利潤的源泉、蔑視和可憐的對象。(25)[美]哈羅德·伊羅生：《美國的中國形象》，于殿利、陸日宇譯，中華書局，2006年，第77頁。20世紀建國初期，澳大利亞制定并推行“白澳政策”。自此，華人移民澳大利亞的大門幾乎被關閉，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也繼續滑向負面的邊緣。整個二十世紀，澳洲公眾對中國的認知充斥著偏見與扭曲，公眾心中的中國形象與中國的社會現狀大相徑庭。(26)樊琳：《漢學家費子智與澳大利亞公眾中國觀1949-1972》，第93-96頁。

(二)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譜系的歷史演進過程

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一直與西方的中國形象在本質上存在高度相似，且分享著共同的歷史記憶與認知框架。在冷戰結束之前，西方的中國形象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的變化：崇敬時期(18世紀)、蔑視時期(1840-1905)、仁慈時期(1905-1937)、欽佩時期(1937-1944)、幻滅時期(1944-1949)、敵視時期(1949—)。(27)[美]哈羅德·伊羅生：《美國的中國形象》，第43-44頁。這些中國形象彼此相互區別又存在內在的聯系，只是在不同時期，特定形象側面的凸顯度略有不同罷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澳大利亞中國形象開始發生轉變，這一變化與英美等西方國家的中國形象基本是同步且同向的。在該時期(1937—1949)，澳大利亞一方面稱中國為“英勇的盟友”(Valiant Ally)，另一方面相信一個“新的中國”正在形成?？梢哉f，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既有對英美等國家基于戰時對中國的同情和盟友關系的敬佩，同時也有澳大利亞從自身出發而建構的中國形象的認知，對中國懷有矛盾的心態。這一點與美國的中國形象發展軌跡大致吻合。對于美國人來講，中國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趨向于以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出現。中國人被看作是優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異常惱人的野蠻人和極具吸引力的人道主義者；賢明的哲人和虐待狂般的劊子手；勤儉而令人尊敬的人和狡猾而陰險的無賴；喜劇的戰士和危險的斗士。這些和其他許多對立面反復出現，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其強度和來源亦存在很大的變化幅度。(28)同上。

新中國成立以后，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樣，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再次發生轉變，“敵視中國”開始成為建構中國形象的主體框架，且一直持續到1972年中澳建交。這一階段也被稱為“從革命到承認”的中國形象時期。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也蔓延至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公眾對中國充滿恐懼和敵意。久已有之的“黃禍論”和新中國建立后盛行于澳洲的“紅色威脅論”相疊加，使得澳洲公眾對中國的焦慮被無限地放大。(29)樊琳：《漢學家費子智與澳大利亞公眾中國觀》，第93-96頁。根據斯特拉漢的劃分，這一時期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大致包括：背離烏托邦的中國、恐懼的前沿、中國人的天堂、另一個新中國、藏污納垢之源的再審視、與中國清算。(30)Lachlan Strahan，Australia’s China：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pp.15-91.

1972年中澳建立外交關系以后，澳大利亞開始進入對華反思階段(1972-1994)。這一時期，中澳兩國領導人實現互訪，并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自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澳大利亞視中國為可以合作的貿易伙伴，雖然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尚未對澳大利亞構成真正的現實威脅。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騰飛，中澳兩國經濟互補性拉近了兩國之間和國民之間的心理距離，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日趨積極正面。有學者認為，冷戰的結束是澳大利亞“中國觀”轉變的分水嶺，以往阻礙中澳正常交往的意識形態因素大大降低，經貿互惠、地區合作成為澳中關系的催化劑和驅動器。自冷戰結束以來，澳大利亞的“中國觀”逐漸從“中國威脅論”過渡為“中國機遇論”，中國的形象也從對手變成了伙伴。(31)許善品：《后冷戰時代澳大利亞的“中國觀”》，第43-51頁。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澳大利亞在享受對華經貿合作之紅利的同時，又不能接受中國強大這一事實，在南海問題、涉港涉臺問題、人權問題、新冠肺炎疫情等問題上不斷制造噪音，并試圖以此塑造不利于中國的國際輿論，通過抹黑中國形象而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面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經濟和地緣因素推動下，澳學者傾向于把南線及相關議題放到國際政治轉型的大背景下考察，關注中國經濟活動的政治寓意，對中國的政治意圖進行全方位的解讀。(32)趙昌、許善品：《澳大利亞學者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南線的認知述評》，《國外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第92-101頁。也就是說，對于中國議題，澳大利亞更傾向于將其“政治化”甚至是“安全化”。尤其是自2017年以來，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開始出現歷史性大逆轉，“中國威脅論”再次抬頭，澳大利亞關于中國的負面認知和威脅話語再次被激活，并且在隨后幾年內成為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話語的主流。根據皮尤和羅伊民調，2017年之前，澳大利亞公眾普遍看好中澳經貿合作，且期待中澳之間更好地合作與發展未來。(33)翟石磊：《澳大利亞人的中國觀與美國觀——基于近十年來國際民調的分析》，第127-150頁。然而，隨著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貿易沖突和隨后澳大利亞政府全面公開倒向美國，支持美國對華遏制措施，澳大利亞公眾的積極“中國觀”也隨之改變，澳大利亞智庫、媒體等也紛紛發出質疑甚至渲染所謂“中國威脅”的論調，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澳大利亞反華輿論陣營。

三、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譜系的話語表征

上述兩個維度在國家形象譜系層面完成了對中國形象的建構，實現了在文化、政治、安全等領域的訴求，確認了澳大利亞的西方文化屬性和西方國家身份。澳大利亞對中國形象的建構過程，就是對澳大利亞文化屬性和身份的自我確認的過程，而這一確認過程往往以特定的符號予以呈現，這就是國家形象的話語表征。從跨文化形象學角度看，我們所談論的澳大利亞中國形象，并不是對中國現實的再現，而是澳大利亞文化視野下的中國認知，這種“形象”是否“反映”了真實的中國不是關鍵，重要的是這種“形象”在澳大利亞是如何形成、變異、傳播和發展的，如何體現澳大利亞關于世界、關于自我、關于自我與中國(作為“他者”)之間關系的看法，這是作為“他者”話語的中國形象的建構與解構、固化與異化的過程。在?？驴磥?，話語雖然是由符號構成的，“但是，話語所做的，不止是使用這些符號以確指事物。正是這個‘不止’使話語成為語言和話語所不可減縮的東西，正是這個‘不止’才是我們應該加以顯示和描述的?！眹倚蜗笱芯匡@然也無法掙脫語言之網，事實上也只有通過語言，我們才能讓國家形象得以表述和識別。但是作為學術研究，我們更應關注的是作為話語的中國形象，并從中發現?？滤f的符號背后的“不止”。(34)[法]米歇爾·?？拢骸吨R考古學》，2004年；轉引自董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術譜系與歷史困境》，第5-7頁。據此，董軍提出將國家形象看作是一種指涉自我與他者關系的話語系統，在表述上它表現為對“他者”和自我的描述和評價，在指涉上則呈現為知識與權力的關系。(35)董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術譜系與歷史困境》，第5-7頁。

形象譜系是深層次的價值體系，具有較強的抽象性和隱蔽性，需要通過話語來表征。在司徒亞特·霍爾看來，“表征”(Representation)是同一文化內部成員生產與交換意義的基本方式，它將觀念與語言聯系起來，既可以指向現實世界，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36)Stuart Hall，“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 &The Open University，1997.周寧認為，中國形象作為西方文化自我認同的“他者”，與其說是表現中國，不如說是表述西方。與其說是認識中國，不如說是認同西方。它隨著西方文化自身的變化以及中西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并非取決于中國的現實。從話語實踐方面看，中國形象作為一種表達話語體系或話語，一旦形成，就以某種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著西方關于中國的“看法”和“說法”。(37)周寧：《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2頁。

在國家形象的話語表達方面，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主要是繼承和發展了西方話語模式，以“二元對立”“西方中心”為基礎，將中國作為主體西方的對立面和“客體他者”而建構。其使用的話語也與歷史無異，本質上不愿意看到“中國崛起”的合法性，確認自我西方屬性和中心地位，竭力維護所謂民主道義的制高點。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譜系大致具有以下三種類型，并形成了三種對應的話語形態。

(一)被異化為“專制”的國家

西方所謂的自由敘事框架構建了“東方專制主義”這一話語對立面，這是一種基于西方價值判斷的“事實”，這一“事實”被視為確立西方民主、自由、發達的“他者”而不容置疑。因此，在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認知譜系中，甚至也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予以抨擊。這些話語與西方國家一貫的涉華表達是一致的，在深層次對華認知的知識譜系上也是如出一轍。同時，澳大利亞和西方世界把中國形象納入“東方專制”的話語，也是對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對東方(中國)入侵的“合法性”以及西方對落后的、愚昧的、東方“正義”的拯救的話語建構。正因如此，澳大利亞動輒以所謂“人權問題”為借口，插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以所謂“人權裁判”對中國內政說三道四。1949年以后，中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發展，澳大利亞拋棄了抗戰時期形成的“新中國”和“英雄中國”的話語，把歷史上形成并曾經一度處于隱性狀態的“黃禍”(Yellow Peril)和“紅色中國”(Red China)組合，抨擊中國的社會制度。

(二)被虛構的野蠻的國家

野蠻的東方主義話語與野蠻的中華帝國形象，幾乎是同時出現在18世紀至19世紀初的西方世界。(38)同上，第100頁。彼時的西方正值工業革命時期，國內社會轉型，國際地位提升。因此，他們為了構建國家新身份和國際新地位，需要一個文化、政治和經濟上的“他者”，而曾經作為世界文明和經濟引領者的中國恰好進入了西方的視野，進而成為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西方國家攻擊、抹黑和妖魔化的對象。從西方的中國形象譜系構成來看，所謂“野蠻”的中國，不僅包括文化意義上的落后和愚昧，同時也包括人種意義上的原始性和滯后性，甚至一度將野蠻人與中國人對等，在關于中國的常規話語中還出現了諸如“黃色群落”(Yellow Hordes)、“聚群”(Teeming)、“混亂群體”(Seething)、“烏合之眾”(Swarming)等修辭。(39)Lachlan Strahan.Australia’s China：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p.33.

在現實層面，澳大利亞以所謂國際秩序維護者自居，在南海問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問題上對中國橫加指責，將中國定義為所謂“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和破壞者”，甚至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此類話語將中國設定在文明、法治等積極話語之外，試圖歪曲中國形象。也就是說，在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譜系中，這些元素從未消失過，只是在中澳經貿關系整體良性運行的時期，這些負面元素被暫時掩蓋或壓制罷了。在澳大利亞對華認知的最深之處，中國依然是一個文明上的“他者”，是一個來自亞洲的所謂“威脅”，是注定對澳大利亞作為西方國家和文明的“挑戰者”，甚至是潛在的“替代者”。為此，澳大利亞需要遏制中國影響力不斷上升的勢頭，必須阻止實力不斷上升的中國可能對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構建的國際秩序和機制帶來的改變，因為這些秩序和機制才是維系澳大利亞既得利益的制度保障。

(三)被塑造的發展的國家

雖然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譜系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文化傳播等層面主要以批判和攻擊為主調，但在社會和經濟發展等現實層面，澳大利亞也存在一些相對積極和正面的認知，即發展的中國。比如，在19世紀末期來華的莫理循看來，“盡管中國已經秩序大亂，但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卻未受到絲毫影響……在行程剛開始的時候，我開始變得和同胞們一樣厭惡中國了”。但在行程將近結束時，他眼中的中國人形象變得高大起來了。(40)[澳]大衛·沃克：《澳大利亞與亞洲》，第59頁。莫理循對中國的看法與當時澳大利亞國內所渲染的“中國威脅論”的反華情緒不同，但是他堅決反對華人進入澳大利亞。(41)同上。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澳大利亞地處亞太地區，其北部地區也遭到日軍的進攻，因而戰時的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形象認知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好轉，視中國為勇猛的英雄國家，并對中國抗日形勢給予了關注和肯定。當時，澳大利亞方面以“英勇跋涉”(Heroic Trek)來描述1938年國民政府撤退重慶，并將抗戰時期的中國稱為“英雄的新中國”。1972年中澳建交以后，澳大利亞積極主張發展對華關系，重視中澳在資源能源、國際教育、金融服務、農牧業等領域的合作，與中國逐漸形成了產業優勢互補的貿易格局。此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更加突出對中國改革和發展形象的肯定。

(四)對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譜系的評價

本文所探究的澳大利亞中國形象譜系及其話語表征，不僅關乎澳大利亞構建了一個怎樣的中國形象，更是一種超越表象化、符號化的國家形象譜系問題，也同樣適用于分析整個西方世界的中國形象建構問題。雖然我們不否認澳大利亞與西方其他國家在人類發展歷史，尤其是近現代歷史中的引導者地位。但是值得警醒的是，無論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如何變遷，話語形態如何演變，本質上其關于中國形象的譜系與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也是相對穩定的，通過構建中國形象來修正其自我身份認同。因此，澳大利亞與西方在對待中國的形象認知方面，以相似的方法、相同的框架構建出相似的中國形象。這一形象認知既源自于澳大利亞和西方國家對自我認同的需求，同時也反映出近現代以來西方世界憑借其經濟、制度、文化和軍事等優勢而對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貶損化和“他者”化，最終還是為了通過構建一個落后、專制、野蠻的“他者”中國，來否定中國在歷史上所具有的文明地位和世界影響力，以進一步論證西方作為唯一進步文明和世界發展方向的合法性?；蛘哒f，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譜系，始終沒有跳出西方中國形象的框架，從主體與客體的二元關系維度建構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并隨著國際局勢和中澳關系以及中西方關系的變化而調整。

可以說，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是在移植西方的中國形象基礎上，通過將中國納入西方知識體系，以西方的話語方式構建一個符合澳大利亞認知需要和國家利益的中國，這是一種對西方“他者”化的“中國焦慮”和期待，是將歷史上基于東方主義形成的中國神話的現代復活，是西方文化在中國發展議題上的政治哲學投射。比如，澳大利亞教科書所塑造的近代中國形象是復雜的，各版教科書都表述了一個既落后、野蠻，又苦難深重，但努力改革進步的中國。(42)龔晶晶：《澳大利亞現行初中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第149-155頁。

在當代，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唯一合法性提出了挑戰，從而加深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和猜忌。(43)孟建、于嵩昕：《國家形象—歷史、建構與比較》，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頁。當代中國的發展，不僅是改變西方固有關于中國的認知模式，同時也是在西方知識譜系和發展模式之外形成的中國特色路徑，這被西方世界認為是對西方發展模式、知識譜系和制度體系的挑戰，甚至是一種“取代”，西方無法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中獲得自我優越感，其唯一性和霸權合法性也受到質疑。因此，中國的發展觸及了西方作為中心主義和人類發展模范的合法性基礎，西方無法接受被一個東方中國“他者化”或邊緣化。為此，澳大利亞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起，通過設置涉華議題聯盟，形成統一的中國新聞報道共識，遵循“解構”中國的新聞框架，甚至“逢中必反”，處心積慮地抹黑中國，構建一個作為西方“他者”的中國形象，作為人類發展所謂“威脅來源”的中國，作為國際安全所謂“最大挑戰”的中國，并利用西方國家對全球信息傳播的主導優勢地位，影響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國觀”。

當然，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也存在積極的一面。比如，在抗戰時期、20世紀70年代至2018年以前，中澳關系整體發展平穩，雙邊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均實現了歷史性突破，形成了國家關系中的互惠互利局面。在一些特定背景下，澳大利亞能夠以積極、合作的態度對待中國發展，甚至“淡化”美國對澳影響，以“獨立”的姿態發展對華關系。這些表現值得肯定，也應該作為評價澳大利亞中國形象的重要參考因素。

四、對國家形象國際傳播的啟示

國家形象在大國博弈中舉足輕重，構建良好的國家形象是國家博弈中的重要利器。(44)余紅、黃誠：《大國博弈：國家形象認知差異、影響因素與提升路徑——基于中美民眾對中國國家形象認知的比較分析》，《湖北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第150-161頁。放眼未來，國際社會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秩序正在經歷深層次的調整，新的國際秩序即將形成。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國際力量的分布和國際規則的調整，甚至重構已經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種種憂慮、焦慮和威脅想象并非當代產物，而是源于19世紀中期的“淘金熱”，并且與西方國家對中國形象認知相互呼應，形成了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他者”中國觀。據此，本文以國家形象譜系分析模式為基礎，對國家形象的國際傳播提出兩個方面建議。

一方面，加強對澳人文交流，塑造可愛、可親、可敬的中國形象?？陀^評估當代澳大利亞中國形象的積極性和消極性，求同存異，從互利發展的角度講好中國故事，塑造新時代中國國家形象。立足現實，放眼未來，中澳兩國并不存在根本意義上的國家利益沖突和民族仇恨，友好合作是造福兩國人民的根本出路，并且兩國也有過這樣的合作歷史。而且，這段歷史也告訴我們，維持好中澳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不僅有利于兩國經濟發展，同時對改善對彼此國家形象的認知也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當前，澳大利亞一直致力于尋求“獨立外交”，放大其在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重構屬于21世紀的澳大利亞身份和國際角色。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澳兩國都面臨著如何走出歷史、融入現實、邁向亞太未來的發展問題，在這個層面上，兩國合作大于競爭。這也為在新時期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歷史條件，為重塑澳大利亞中國新形象提供了契機。因此，要以塑造可愛、可親、可敬的中國形象為目標，加強兩國人文交流，促進文化移情，夯實兩國多層次對話的民間基礎。

另一方面，改進維護國家形象的話語敘事方式，提高國家形象建構能力。針對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中國形象的惡意攻擊與抹黑，中國在應對方面需要進一步優化話語表達能力，改善話語敘事方式，提高國家形象建構能力。比如，對海外涉及中國國家形象的不友好或攻擊性話語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于涉及國家主權等關鍵核心問題的話語，必須明確立場，正面回應，維護國家利益；對于那些歷史上形成的關于中國的負面記憶和話語，不妨通過差異性敘事、解釋性敘事、比較性敘事等方式來進行回應，消除國際社會對華認知“誤區”，澄清國際輿論誤解，提高與海外公眾之間的形象共情，并通過這一“敘事”過程來提高中國外宣工作的知識生產能力和形象建構能力。

結 語

自19世紀中后期以來，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整體呈現出復雜、多變且缺乏主體意識的特點，對當代中澳關系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歷經一百余年的傳承與發展，澳大利亞努力建構了一個與西方同源卻又存在些許區別的中國形象譜系。這一譜系受到西方中心主義、殖民主義的鉗制，建構了一個西方對立面的“他者”中國?；诖?，澳大利亞長期以來對華持有敵視、蔑視的態度，奉行防備、對抗、遏制的政策。當然，這一形象譜系的建構，也與澳大利亞自身發展利益和身份建構歷程密切相關，這種相關性在一些方面強化了區域國家之間的聯系和發展依賴，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有限度的區域共同體意識的發展，對緩解澳大利亞對華防備和芥蒂心理以及建構相對積極友好的中國形象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這種積極的促進作用具有明顯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受到澳大利亞國內政治力量斗爭、美國干預等因素的影響。

因此，改進澳大利亞的中國形象，要統籌好澳大利亞與西方在對華認知方面的歷史與現實、地區與全球等關系問題。在國際秩序持續深入調整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的對澳外宣乃至整體外宣需要將國家形象譜系納入戰略視野之中，從歷史與現實、自我與對象國、區域與全球、對抗與合作、正面與負面等多個角度審視國家形象的傳播與建構，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審視國家形象的演變，最終通過自我發展與共同發展促進更加積極的國家形象建構，充實國家軟實力資源，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