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體系變遷視角下馬來西亞政治轉型困境研究

劉 勇

21 世紀，馬來西亞政治進入轉型發展期。隨著反對黨聯盟的崛起，馬來西亞有限開放的政治制度以及多元平衡的治理方式逐漸難以維持政權的穩定。2018 年大選，希望聯盟①希望聯盟，成立于2015 年，由人民公正黨、民主行動黨、國家誠信黨組成，下文統一使用“希盟”。戰勝執政60 多年的國民陣線②國民陣線，成立于1974 年，由巫統、馬華公會和印度人國大黨組成，下文統一使用“國陣”。，實現了馬來西亞歷史上首次政黨輪替，并加速了從威權到民主化的政治轉型進程。但希盟執政不到2 年，由于內部矛盾，政權倒臺，此后馬來西亞政治進入動蕩期。從2020 年3 月至今，馬來西亞先后經歷了穆希丁領導的國民聯盟①國民聯盟，成立于2020 年，由伊斯蘭教黨和土著團結黨組成，下文統一使用“國盟”。政府、伊斯邁爾領導的國盟政府，以及安瓦爾領導的團結政府。政局越過國陣一家獨大時期的相對穩定階段進入動蕩時期，政治轉型也陷入政治穩定性較差的困境之中。②許立平：《馬來西亞政治轉型困境的動因及其前景》，《當代世界》，2021 年第5 期，第65—71 頁?；诖?，本文試圖通過權力體系③以孔德和斯賓塞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學家認為，社會是一個有規律的系統，它與生物有機體的各個部分類似，擁有特定的結構,也發揮著特定的功能，社會系統的各個部分協調運行就能夠維持社會的良性運行，也對社會穩定發揮著一定作用。權力體系是社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主要關注政府的政權獲取過程，研究權力傳遞過程中所經過的不同層級，以及形成的結構體系及其特點。變遷的視角研究馬來西亞政治轉型遭遇的政治動蕩困境，分析權力體系的形成、特點及其變遷規律，找尋近年來馬來西亞政治無序震蕩的深層次原因。

一、馬來西亞權力體系的形成與特點

作為實行西方式民主制的國家，馬來西亞實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權力自下而上從選民轉移到執政者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權力體系建構的過程，民主權力經過不同層級傳遞給執政者，形成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傳遞體系。權力傳遞過程中各權力層級協調配合，整個權力體系就會趨于平衡和穩定，權力順利傳遞通常也就意味著政權的穩定。反之，如果某個權力層級出現失能，導致自下而上的權力傳遞失調，整個權力體系將會趨于不穩定，而政權也將會出現動蕩。

（一）國家制度與權力體系的形成

馬來西亞特殊的權力體系是歷史和現實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置于英國殖民者的政治遺產與馬來西亞的現實國情相結合所形成的政治制度之中，在體現馬來西亞政治發展普遍規律的同時又影響著政局的走向。馬來西亞沿襲了英國的威斯敏斯特體系，國會是最主要的權力機構，分為上議院和下議院，其中下議院是議會中最重要的部門，也是獲得權力的重要機構。④龔曉輝、劉勇等：《馬來西亞概論》，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 年版，第221 頁。大選（包括補選）是獲取權力的主要方式，政黨在各個選區提名候選人，選民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支持的候選人，最終在選區內獲得票數最多的候選人成功當選議員。政黨或者聯盟獲得超過半數下議院席位，其領袖則有權組建政府內閣，獲得執政權力。因此，馬來西亞政黨政治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獲得國會下議院超過半數席位，從而獲得組建政府的權力，而政府的政治穩定也構建于這一過程當中。當一個政黨或者聯盟能夠長期保持超過半數國會席位時，其組建的政府擁有政權合法性，也就能夠保持政治相對穩定；而當政黨或聯盟無法擁有足夠議席時，其組建的政府面臨合法性不足的困境，難以保持政治穩定，政局隨即呈現動蕩發展過程。

馬來西亞傳統的權力體系形成于國家獨立前，在1952 年吉隆坡市政局的選舉中，英國支持的馬來亞獨立黨和巫統與馬華公會組成的聯盟在選舉中展開競爭，最終聯盟獲得12 個競選席位當中的9 席，馬來亞獨立黨只獲得2 席，無黨派人士獲得1 席。隨后，巫統與馬華公會以相同的競選策略，在其他的地方議會選舉中開展合作，最終贏得74.4%的市政議席和70%的地方議席。①李江：《族群政黨合作與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49 頁。在1955 年馬來亞第一屆大選中，聯盟在引入印度人國大黨后正式成為聯盟黨，獲得了52 個國會議席中的51 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聯盟黨也成功為馬來亞爭取了獨立，獲得政府執政權。②龐衛東：《新加坡與馬來亞的合并與分離研究：1945—196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版，第156 頁。

聯盟黨的勝利基本塑造了馬來西亞選舉政治中的權力體系架構，并且在獨立后很長時間內都保持相對穩定。由于馬來西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單一政黨執政，一直以政黨聯盟的形式組織政府，因此，其權力體系的主要特點是擁有四個層級：第一級是選民，第二級是議員，第三級是政黨，第四級是政黨聯盟。③在此權力體系中，第三權力層級為政黨，但實際主導者是政黨負責人；第四權力層級為政黨聯盟，主導者則為政黨聯盟領袖。政黨聯盟是權力的最高層級，也是將選舉獲得的民主權力轉化為行政權力的主體。在傳統的權力體系中，權力流動的基本方向是選民將手中的民主權力授予議員，議員成功當選后則將其權力上交政黨，政黨領袖將權力貢獻給政黨聯盟領袖，最終幫助政黨聯盟領袖獲得執政權。通過自下而上的權力傳遞，馬來西亞在確保權力體系穩定的同時，也能保持政局的穩定；但如果權力流動不順暢，或者權力體系的相關環節出現問題，體系的穩定性則會降低，從而影響到政局的穩定。

（二）權力體系的特點及其對政權穩定的作用

在馬來西亞傳統的權力體系中，政黨聯盟是權力體系的最高層級，其領導人是將選舉權力轉化為行政權力的最終執行人，也是最終的執政領袖。對于政黨聯盟而言，權力體系的第一至第三級都能決定其權力的穩定與否。為了促進政權穩定，需要加強對各級權力承載主體的鞏固。由于選民、議員和政黨相對于權力頂層的距離呈現出由遠及近的特點，其與權力核心的關系由疏到親，影響機制也有所不同。

1.選民因素的特點及其作用

選民是權力流動的第一層級，是政府權力的根本來源，也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它對于權力的最終歸屬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選民一直是各方爭取的首要目標。大選（包括補選）是獲得選民授權的主要方式。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較多，有族群因素、政治理念因素、政策因素、地域因素、經濟因素、個人因素等，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從選舉的過程來看，選民需要將選票投向某個議員候選人，投票的依據可以是議員本人或者其背后的政黨及政黨聯盟。由于馬來西亞特殊的政黨聯盟競選模式，在分配競選席位時通常由內部協調，一個選區會安排一個聯盟成員黨的候選人參選，因此選民在投票時并非嚴格按照支持的議員進行投票，有時獲得投票的議員并非選民支持的對象，只是因為該議員來自選民支持的政黨或者政黨聯盟。對于中立選民而言，則會存在選舉的不確定性，即使該選民在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有一定的選舉傾向，但現實選舉中也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偟膩碚f，將權力從選民過渡到議員是十分復雜的過程，中間包含眾多的影響因素，是政黨聯盟著重關注的環節，也直接決定了政權的歸屬問題。長期以來，各黨派和聯盟都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爭取選民的支持。

權力體系中，選民距離權力頂層最遠，是影響政權穩定的最大不確定因素。2018 年大選中，希盟獲得超過半數國會議席贏得大選，從權力體系的視角看，影響政權輪替的主要因素是選民，正是由于選民對希盟的支持才實現了希盟的勝選。歷史上，也曾多次出現選民影響政權穩定的情況，并多次引發執政黨聯盟的主動求變。從1957 年馬來亞聯合邦宣布獨立到20 世紀末期，以巫統為主導的執政黨聯盟遭遇的最大挑戰是1969 年大選，選舉中反對黨得票率首次超過執政黨，嚴重威脅執政黨的執政根基。為了防止反對黨發展壯大，拉扎克總理主導建立國陣，通過廣泛聯合反對黨化解了政權危機。進入21 世紀，2008 年和2013 年大選相繼爆發了以選民為基礎的“政治海嘯”，影響了國陣的執政基礎?？梢哉f，選民對于權力歸屬的影響越來越難以把握。國陣通過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保持了政權的相對穩定。但需要注意的是，選民將權力過渡給議員的過程具有周期性，馬來西亞一般每五年舉行一次大選，通常情況下當選民在大選期間作出選擇后，他們對權力后續傳遞的影響力也將會降低。因此，即使選民的搖擺程度較大，他們對于政權穩定的影響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僅限于大選或者補選期間。

2.議員因素的特點及其作用

議員是權力體系的第二層級，向上接受政黨的領導，向下得到選民的支持，因此議員地位的確立需要滿足兩方面的條件，即政黨的支持和選民的支持?；谏鲜鎏攸c，議員地位的確立通常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議員地位的確立靠選區選民的支持大于政黨的支持，當議員與選民建立了長期的良性互動之后，選民會將選票投向支持的議員，此時議員的地位相對較為鞏固，權力也相對較為獨立。①在最特殊的情況下，當議員與選民建立了良性互動后，議員候選人在沒有政黨背景的情況下，也能當選為獨立議員，這在馬來西亞大選史上數見不鮮。第二種是議員地位的確立依靠政黨或聯盟的支持大于選民的支持。②在最特殊的情況下，當某個選區是某個政黨的強勢選區和傳統票倉，那么政黨委派任何人參與選區選舉都能夠獲得勝利，這在馬來西亞也經常出現。由于政黨或聯盟長期發展后容易在某個地區擁有較大影響力，甚至將某個地區發展成為票倉，此時，議員地位的確立主要靠政黨或聯盟將其確立為候選人。此類情況下，由于議員地位的確立主要依賴政黨或聯盟的安排，權力也具有較強的依附性特征。這兩種情況在馬來西亞都不同程度存在，一般而言，議員身份的確立會受選民和政黨兩方面的綜合影響，但受到政黨因素的影響往往更大。例如在2022 年大選中，前巫統黨員凱里·賈馬魯丁由于與巫統主席扎希德不和，巫統在提名候選人時并未將其確立在其傳統強勢選區，導致凱里在國內呼聲很高的情況下仍然落選，可見政黨對于議員是否能夠當選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而土著團結黨①土著團結黨，由馬哈蒂爾和穆希丁于2015 年合作成立，現主席為穆希丁，下文統一使用“土團黨”。的阿茲敏·阿里作為前人民公正黨②人民公正黨，成立于2004 年，現任主席為安瓦爾，下文統一使用“公正黨”。副主席，一直以來都有極大的政治聲望，但由于他是“喜來登事件”的始作俑者，作為與安瓦爾爭權的“政治青蛙”，在大選中他遭到其傳統強勢選區選民的拋棄，落選國會議員。由此可見，議員地位的確立與選民和政黨密切相關。

議員數量是決定政權歸屬的關鍵因素，只有獲得超過半數國會議員支持才能夠獲得政權，因此議員對政權的影響通常取決于是否屬于或者支持某個政黨或者聯盟。從理論上講，除極少數的獨立議員外，議員當選前已經確定其政黨或聯盟歸屬，甚至部分議員的當選也是由于其背后的政黨或者聯盟屬性。但如果議員當選后脫離其原來的政黨，在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搖擺，就有導致政權無序動蕩的風險。馬來西亞歷史上曾出現過州議員在當選后退出某個政黨或者宣布支持其他聯盟的情況，從而導致了州政權的易主，但這種現象出現的頻率不高。

3.政黨因素的特點及其作用

政黨是權力體系的第三層級，當一個政黨權力鞏固，其領導人就能夠獲得該黨所有議員從選民處收集的民主權力，然后再將其貢獻給政黨聯盟，幫助政黨聯盟領袖獲取執政權。通常，政黨與政黨聯盟的關系最為緊密，政黨領袖一般都是政黨聯盟最高理事會成員，能對聯盟的發展方向產生一定的影響。政黨聯盟通過政治理念、利益分配的方式也較容易得到政黨的支持。在馬來西亞政治發展史上，一個權力鞏固的政黨聯盟很少因為在政黨層面出現問題而導致政權發生變動，政黨聯盟在獲取權力之后也會平衡內部利益，注重對盟友的各種支持，以換取政黨對政權的擁護，因此馬來西亞政治也經常會被詬病為裙帶政治和分肥政治。③劉勇、李卓：《近年來馬來西亞“青蛙政治”與“反跳槽法”的制定》，蘇瑩瑩、翟崑主編：《馬來西亞藍皮書：馬來西亞發展報告（202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年版，第105—130 頁。政黨聯盟作為權力體系的最高層級，聯盟領袖在獲得政黨派出的議員從選民手中收集的權力后，領導組建內閣，將選民的民主權力轉化為行政權力。然后，政府通過運用行政權力為選民造福，為下次大選繼續獲得選民的民主權力創造條件，周而復始，實現政治上的良性循環和穩定發展。

當聯盟內部政黨之間產生分歧時，政黨聯盟的政權穩定性也隨之降低，其中政黨對權力體系穩定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加入或者退出某個政黨聯盟。例如，1952 年巫統以華巫合作的理念與馬華公會達成合作，1954 年以三大族群合作的理念吸引了印度人國大黨加盟，1969 年大選聯盟黨在遭到反對黨的沖擊后，于1974 年吸納了大量的反對黨，組建成為國陣。2016 年希盟成立之初只有行動黨和公正黨，為了壯大自身實力并挑戰國陣，希盟吸引國家誠信黨①國家誠信黨，成立于2015 年，現任主席為穆哈馬德·沙布，下文統一使用“誠信黨”。和土團黨加入，這才為2018 年政治變天奠定了基礎?？梢?，政黨可以通過加入政黨聯盟來鞏固聯盟實力。同時，政黨退出聯盟也能一定程度上削弱政黨聯盟的實力。例如1977 年吉蘭丹事件后，伊斯蘭教黨②伊斯蘭教黨，成立于1951 年，現任主席為哈迪·阿旺，下文統一使用“伊黨”。退出國陣就削弱了國陣在西馬東海岸的影響力。1987 年巫統黨爭后，四六精神黨的出走導致巫統和國陣實力的削弱，這直接導致了后來反對黨聯盟開始進行兩線制的嘗試，并從根本上影響了馬來西亞的政治走勢。

總的來說，在傳統的四級權力體系中，選民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是各方獲取政權需要關注的重點，每次大選朝野兩派都會采取多項舉措來獲得選民的支持。對于權力體系而言，選民對于體系穩定性的影響機制與議員和政黨不同，選民對政權的影響很大，但周期性很強，當不在大選（或補選）期時，選民對政權幾乎沒有影響；在政黨和議員這兩個層面，其對權力體系的影響沒有周期性，任何時候都可能出現導致權力體系中權力流動不順暢的問題，從而引發政治的動蕩。由于在2018 年以前極少出現由于政黨和議員的因素導致政治不穩定的情況，因此針對上述兩個層面的相關政策規定較少，這也是導致后來政局動蕩的主要原因。

二、權力體系變遷與馬來西亞政局動蕩

不同于以往執政黨與反對黨聚焦于選民競爭導致政局的周期性振蕩，從2020 年開始，馬來西亞進入政治無序震蕩時期。由于并非處于大選時期，選民對于政治穩定的影響相對較小，相反政黨和議員這兩個因素成為政治無序震蕩的主要原因。從2018 年到2022 年，政黨和議員兩個層級多次影響權力體系的穩定，導致馬來西亞政治轉型遭遇困境。在四年時間里，馬來西亞經歷了四任總理和政府，在政權頻繁更迭的同時，馬來西亞的權力體系也發生了變遷。

（一）國會議席不足與希盟倒臺

2018 年5 月希盟擊敗國陣成功上臺執政，在22 個月之后發生“喜來登事件”，希盟政府倒臺，其直接原因是：在政黨層面，土團黨在穆希丁的主導下宣布退出希盟；在議員層面，阿茲敏·阿里帶領公正黨中支持自己的議員退出公正黨與希盟，上述措施直接導致希盟國會議席數不足。希盟政權雖然在大選中獲得了選民支持，但在議員和政黨層面同時發生松動后造成權力體系動搖，以致政權倒臺。在此后一段時期，馬來西亞政壇有希盟、國陣、全民共識①全民共識，2018 年巫統敗選后與伊斯蘭教黨合作組成的政黨聯盟。等政黨聯盟，但卻沒有一個政黨聯盟能夠獲得國會超過半數議員的支持，國家政治陷入窘境。在此情況下，最高元首不得不任命馬哈蒂爾為臨時總理，組建臨時內閣行使政府權力。此時，各政黨則忙于合縱連橫，嘗試組建權力拼盤來獲取政治權力。其中巫統、伊黨、土團黨以及公正黨阿茲敏派系等表示愿意合作組建國盟并推選馬哈蒂爾作為國家總理，但馬哈蒂爾本人則表示不愿與巫統合作，而是希望通過朝野政黨合作來組建團結政府。馬哈蒂爾的想法遭到各方反對，也造成新政府的組建陷入困境。由于處于傳統權力體系最高層級的政黨聯盟已經難以整合現有權力組建新的政府，只能繼續向上尋求更高層級的合作，因此出現了第五權力層級——聯盟拼盤，即由政黨聯盟合作組建的新的拼盤——國盟，國盟中包含有國陣、全民共識、沙巴人民聯盟和砂拉越政黨聯盟②沙巴人民聯盟和砂拉越政黨聯盟是2018 年國陣敗選后由沙巴和砂拉越當地政黨退出國陣組建的政黨聯盟，下文分別稱為沙盟和砂盟。，實際上這是一個由政黨聯盟合作組成的政治拼盤。③劉勇：《馬來西亞聯邦政治與東馬政治的雙向互動》，《南亞東南亞研究》，2022 年第6 期，第44—56 頁。

（二）議員變節與穆希丁政權的倒臺

由于馬哈蒂爾不愿與巫統合作，穆希丁在最高元首的支持下擔任國盟領導人從而組建了新政府。穆希丁國盟政府的成立標志著新的五級權力體系正式形成。權力體系由傳統的四級變為五級，聯盟政治拼盤成為實施權力的最終主體，選民、議員、政黨和政黨聯盟成為影響政權穩定的不確定因素。從權力體系本身來說，層級的增加會導致影響體系穩定性的因素增加，造成體系的不穩定性增強。從現實情況來看，由于需要兼顧的利益方增多，在不同時期則會由于不同的原因導致政權不穩定。實際上，穆希丁的國盟政府只得到113 個國會議員支持，剛剛超過下議院總席位的半數，難以保持穩定?；谏鲜鲈?，穆希丁在進行內閣重組時，兼顧了各方的利益，將大量國會議員選拔為政府部門官員，以穩固其支持。其中，有70 余人被任命為內閣部長和副部長，39 人被任命為政府經濟部門、國有企業的負責人。④劉勇：《馬來西亞政權危機及其對經濟的影響》，農克忠、雪小華主編：《馬來西亞經濟研究報告2020》，中國商務出版社2021 年版，第74 頁。但由于巫統官司派領袖扎希德等未獲官職任命，且在相關指控上未獲益，因此扎希德宣布巫統僅支持國盟，而不會加入國盟，這為穆希丁政府的倒臺埋下了隱患。此外，除了來自巫統的挑戰，希盟領袖安瓦爾也多次宣稱獲得國會過半數議員的支持，尋求面見最高元首改組政府。由于新冠疫情的影響，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穆希丁政權才得以維持。2021 年8 月，在國家宣布結束緊急狀態后，巫統主席扎希德隨即宣布，巫統內部15名議員撤回對穆希丁的支持。在此壓力下，穆希丁主動辭職，穆希丁國盟政府宣告倒臺。從權力體系的角度來看，影響穆希丁國盟政府政治穩定的直接原因是來自巫統的15 名國會議員，由于他們撤回支持，導致政權不穩而隨即倒臺。在深層次原因上則是因為巫統前領導人納吉布、現領導人扎希德等并未從國盟拼盤政府中受益，因此不愿再與穆希丁合作。

（三）政黨競爭與伊斯邁爾政權的終結

穆希丁辭職后，國盟重新推選巫統副主席伊斯邁爾為新任總理。伊斯邁爾上臺后，為了避免政治長期動蕩影響國家經濟發展，與希盟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并采取多項措施穩定國家政治。國家政治經歷了短暫的穩定期，經濟發展也呈現出向上發展的勢頭。但國盟內部關系卻悄然發生變化，土團黨與伊黨關系更加緊密，而巫統則與伊黨逐漸疏離。進入2022 年后，在伊斯邁爾新政的影響下，巫統聲望逐漸恢復，國陣在多場補選中與希盟和國盟競爭都獲得了成功，但巫統與國盟內部政黨的關系也越來越敏感。2022 年10 月，巫統主席扎希德向伊黨提出三項要求，作為雙方在全民共識框架下繼續合作的基礎，分別是：離開國盟、切斷與土團黨的政治聯系、正式宣布世俗化。①“Tiga Syarat UMNO Jika Pas Mahu Bekerjasama-Zahid”,Malaysia Gazatte,https://malaysiagazette.com/2022/10/02/tiga-syarat-umno-jika-pas-mahu-bekerjasama-zahid/.而伊黨則拒絕了上述要求，雙方合作終止。

此外，巫統難以實現自身利益訴求，作為副主席的伊斯邁爾在巫統內部面臨較大壓力。2022 年8 月23 日，前總理納吉布涉SRC 國際公司4200 萬林吉特洗錢案，馬來西亞聯邦法院宣布駁回其上訴，維持對其有期徒刑12年和罰款2.1億林吉特的判決。該事件引起了巫統內部官司派的擔憂和納吉布支持者的不滿，伊斯邁爾面臨的黨內壓力加劇。9 月30 日，巫統最高理事會通過將大選提前至2022 年舉行的議案，但伊斯邁爾政府內閣卻存在不同的聲音。10 月5 日，12 名來自國盟的內閣部長越過總理向最高元首呈遞請愿書，請求在年內不要解散國會舉行大選。此舉引發巫統領導層強烈批評，也造成了外界對伊斯邁爾政權合法性的質疑。10 月10 日，在面臨各方壓力的情況下，伊斯邁爾宣布解散國會并擇機進行大選。伊斯邁爾政府的解散實際上是巫統與土團黨和伊黨之間關系破裂的結果，也是國陣與國盟之間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決裂的結果。從權力體系的視角來看，在新的五級權力體系中，由于政黨和政黨聯盟這兩級的不穩定，導致了伊斯邁爾政府在國內一片叫好的形勢下也難以為繼。

（四）第十五屆大選與權力體系的重塑

第十五屆大選中，國陣、希盟、國盟三個政黨聯盟在聯邦選舉中展開競爭，馬哈蒂爾也領導祖國運動陣線加入角逐，砂拉越和沙巴的本土政黨及聯盟則集中競選東馬區域的國會議席。國陣以“穩定與繁榮（Kestabilan dan Kemakmuran）”為競選宣言，將自己宣傳為能夠結束馬來西亞政治動亂，恢復政治穩定的唯一選擇。希盟則喊出“我們可以（Kita Boleh）！”的口號，帶有回擊對希盟執政能力質疑的意味，意圖激起民眾的信心。希盟在宣傳中表示，由于其政權是被竊取的，所以選民應當選擇希盟，以恢復人民的授權。①James Chin,“Anwar’s Long Walk to Power: The 2022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s”,The Round Table,Vol.112,No.1,2023,pp.11-13.國盟以“關懷、干凈、穩定（Prihatin,Bersih dan Stabil）”為競選宣言，強調“干凈”，表達其反腐倡廉的決心。②“Manifesto Perikatan Nasional (Tawaran PN BEST PRU15)”,eCENTRAL,https://ecentral.my/manifestoperikatan-nasional-pn-pru15/2022-11-7.祖國運動陣線承諾會建立一個廉潔、高效和值得信賴的政府，并復蘇馬來西亞經濟使其再次成為亞洲之虎。③“GTA Launches Manifesto,Pledges 5 Key Reforms”,New Straits Times,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22/11/849292/gta-launches-manifesto-pledges-5-key-reforms.東馬政黨及聯盟的競選宣言則是以本土利益與發展為中心。

由于多個政黨聯盟的存在導致選票分散，加上首投族的參與增加了選民群體的多樣性，大選結果并沒有緩解政局的動蕩。大選后，馬來西亞并未出現獲得超過半數國會議席的政黨聯盟，在傳統的四級權力體系下仍然難以組建新的政府，馬來西亞也出現了建國60 多年來首次大選后的懸峙國會。政黨聯盟只能繼續向上謀求組建更高的權力單位，各個政黨聯盟嘗試了多種合作模式。最終，在最高元首的主導下，國陣、砂盟和沙盟決定支持希盟組建政府，馬來西亞新的政治拼盤最終成型。從穆希丁國盟政府開始直到十五屆大選后的安瓦爾團結政府，傳統四級權力體系已經難以維持國家的政權穩定，五級權力體系成為新常態。政黨聯盟成為權力中間單位，最高權力單位則是由政黨聯盟所組成的政治拼盤。新的政治拼盤的形成使馬來西亞暫時結束了大選后的政治混亂局面，但也為未來政治發展埋下了新的隱憂。

總的來說，正是由于權力體系處于變形和重塑期，三年間馬來西亞經歷了政局的無序震蕩，體系中的議員、政黨和政黨聯盟三個層級都不再穩固，無法保持體系的穩定以及權力的順暢流動，從而導致了政治的動蕩。

三、權力體系變遷的原因及新體系的特點

從2018 年希盟上臺執政到2020 年“喜來登事件”后政府倒臺，不到兩年的時間國家政治民主化轉型突然轉向，政府進入無序動蕩時期，權力體系發生變遷，國家政治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權力體系變遷的原因

2018 年后馬哈蒂爾執政的22 個月是馬來西亞政治轉型突然從相對平穩轉向動蕩發展的階段，也是權力體系醞釀變化的重要時期，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已經在悄然孕育著權力體系的變更。在這一時期形成的政治生態影響了后來馬來西亞政治的發展和走向，并催生了新的權力體系。

1.“青蛙政治”導致傳統權力體系松動

在傳統的權力體系中，由于議員地位的確立需要政黨的支持，因此議員與政黨間的關系相對密切，也極少出現議員脫離政黨的情況。但是在2018 年希盟上臺后，議員帶議席跳槽成為常態，“政治青蛙”現象嚴重影響了權力集團的權力狀態。其中最先開始的是國陣議員的跳槽，國陣大選失利后，成員黨相繼退出聯盟，同時還有14 名巫統議員跳槽到土團黨，使土團黨國會議席由大選時的13 個增至27 個。①劉勇、李卓：《近年來馬來西亞“青蛙政治”與“反跳槽法”的制定》，蘇瑩瑩、翟崑主編：《馬來西亞藍皮書：馬來西亞發展報告（202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年版，第103—130 頁。在州層面，沙巴州和霹靂州也出現國陣議員跳槽到希盟，導致政權易主的現象。政府對跳槽現象以及跳槽議員的縱容使得議員跳槽逐漸成為一種流行文化，朝野力量逐漸失衡的同時也使“青蛙政治”成為一種新政治生態?！扒嗤苷巍背蔀檎稳宋镌诜谴筮x時期獲得政權的捷徑，只要能夠動員議員跳槽，就能夠獲取或者鞏固自身權力。在希盟政府的默許下，“青蛙政治”的流行導致傳統的四級權力體系中相對穩定的議員這一環節發生失能，議員對政黨和聯盟的忠誠逐漸消失，議員變節成為政權穩定與否的重要影響因素。根據路徑依賴理論，這種跳槽行為會引發政壇的慣性作用，從而得到大家的效仿，在短暫的穆希丁國盟時期和伊斯邁爾國盟時期，也有大量議員跳槽，導致了政權的無序震蕩。因此，希盟短暫執政時期形成的“青蛙政治”生態是導致后來政治無序震蕩的重要原因之一。

2.精英斗爭導致聯盟分裂

希盟通過大選獲得選民支持并贏得政權，打破了長期以來國陣對于大選的壟斷。但是，在傳統的四級權力體系中，克服了選民這一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后，希盟的問題卻暴露在難以協調內部關系上，包括政黨間的關系和精英間的關系。其中政黨間關系主要是土團黨與行動黨間政治理念的錯位，為了一時的政治利益而合作，不但導致希盟政權的倒臺，還推動形成政黨合作強調功利性大于強調政治理念的政治文化。土團黨是希盟內部唯一的單一族群政黨，強調馬來土著的權益，而行動黨是以華人為主的多元族群政黨，兩黨基于政治利益合作，但在政治理念上的差異難以調和。第十四屆大選后，巫統和伊黨重拾馬來民族主義的大旗，不斷侵蝕土團黨的選民基礎，導致土團黨面臨著支持者流失，政黨地位下降的危機。同時，希盟內部不斷催促馬哈蒂爾明確交棒安瓦爾的時間，一旦交棒，土團黨將難逃在希盟內部被邊緣化的命運，②土團黨主要代表以馬來族群為主的土著群體的利益，它繼承了巫統的政黨特性，具有一定的族群排他性；而民主行動黨雖然號稱代表各個族群，但卻難掩自身以華人族群為主的特點，因此兩黨在政治理念上存在較大的差異，這將直接影響土團黨在希盟內部的發展。于是通過吸引跳槽議員來提高自身影響力。此外，馬哈蒂爾領導的希盟不能協調聯盟內部精英間的關系甚至故意利用精英間的矛盾，導致精英嚴重分裂，從而直接導致了希盟的分裂。希盟精英間的矛盾主要是馬哈蒂爾與安瓦爾以及安瓦爾與阿茲敏的矛盾。馬哈蒂爾曾經將安瓦爾革職下獄，雙方相互指責已有20 余年。出于制衡相同的政治對手——前總理納吉布，2016 年土團黨加入希盟與公正黨合作，雙方達成暫時和解，但實際上只是權宜之計。阿茲敏則由于安瓦爾的長期缺席，在公正黨內部不斷培育自身勢力并發展壯大，他與安瓦爾激烈的競爭關系引發了雙方嚴重的派系斗爭。①在公正黨內部，主席安瓦爾與副主席阿茲敏之間存在很深的隔閡。公正黨在創立之初，安瓦爾由于受到刑事指控一直是政黨的精神領袖，而阿茲敏則一直主導政黨的建設和發展。安瓦爾獲得最高元首豁免回歸公正黨之后，與阿茲敏之間漸生嫌隙，安瓦爾意圖將阿茲敏排擠出黨的核心領導層，從而導致了兩派之間的多次明爭暗斗。由于馬哈蒂爾不愿意交權導致他與安瓦爾之間的矛盾繼續加深，加上他利用安瓦爾與阿茲敏的競爭來牽制安瓦爾，導致希盟內精英間的矛盾難以調和。2020 年2 月，土團黨主席穆希丁和公正黨副主席阿茲敏主導“喜來登事件”，帶領兩黨部分議員退出希盟，導致希盟政權垮臺。這一事件開啟了馬來西亞歷史上政黨聯盟由于政黨及議員退出而喪失政權的先例，馬哈蒂爾領導的希盟政府也成為馬來西亞歷史上執政時間最短的政府。實際上，政黨及精英間斗爭的根源在于各政黨在聯盟成立之初就存在的政治理念不和，功利性的合作關系在獲取政權后的政治利益分配中難以達成共識，最后導致了聯盟的破碎以及政權的倒臺。

從權力體系的視角來看，正是在2018 年后馬哈蒂爾領導希盟的短暫執政時期所出現的議員頻繁跳槽現象導致了在傳統權力體系中通常都保持穩定的第二級架構發生變動，并引起了各方的效仿，繼而形成一種消極的政治文化，嚴重影響權力體系的穩定。而希盟內部政治理念相斥的政黨出于特定政治利益的合作方式，導致精英間的決裂和政黨關系的破裂也影響了權力體系中的第三級架構，以至于權力體系發生動蕩，并推動了權力體系的重塑。

（二）新權力體系形成后政治發展的特點

隨著穆希丁國盟政府上臺，新的權力體系逐漸形成，第十五屆大選后組建的安瓦爾團結政府仍然屬于五級權力體系。新體系是對新政治生態的適應，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1.政黨競合模式發生變化，政黨權力更加集中

“喜來登事件”后，在國盟籌組及新權力體系的醞釀時期，政黨及聯盟之間的競合模式發生了重要變化。此前，政黨之間的合作主要基于政治理念的契合，例如聯盟黨時期的族群合作理念，國陣時期的馬來西亞民族理念等。反對黨聯盟從替代陣線到人民聯盟再到希望聯盟也十分強調理念契合問題，其多次分合的主要原因是伊黨與行動黨在伊斯蘭教國與世俗國家上的理念相悖，難以相容?？梢?，在傳統權力體系中，政治理念契合是政黨合作的重要前提，但在新權力體系形成后，政治拼盤的形成不再主要依靠政治理念的契合，更多是利益的交換。穆希丁國盟時期，雖然其政治理念和巫統極其相似，本應完美契合，配合默契，但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最終推翻穆希丁政權的正是巫統。伊斯邁爾執政時期，面對巫統與土團黨逐漸增大的裂痕，他通過簽署諒解備忘錄，兼顧反對黨聯盟的利益，從而穩固政權。安瓦爾團結政府時期，利益平衡的特點更為鮮明，希盟在競選中就曾表示勝選后將在馬來半島和婆羅洲各委任一名副總理，團結政府成立后安瓦爾將官司纏身的巫統主席扎希德任命為副總理，①安瓦爾委任扎希德為副總理的做法受到了外界的普遍質疑，認為他此舉是為了獲得政權而進行利益交換。而他本人則表示，法院并未宣判對扎希德的指控，因此不能確定扎希德有罪。另一名副總理則來自于原本計劃支持穆希丁的砂盟。在安瓦爾的團結政府中，不僅馬華公會和行動黨是多年的宿敵，而且巫統與行動黨的政治理念也是完全相悖。多種現象表明，在新的權力體系下，為了促進政治拼盤的形成，不再強調政黨或者聯盟之間的政治理念契合，而是將利益平衡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

2022 年8 月《反跳槽法令》在國會通過后，政黨利益競合模式的上述特點更加明顯。由于法令規定議員當選后不能帶議席跳槽，在選擇合作對象的問題上政黨領袖更加擁有發言權，拼盤政府的組建將是幾個核心政黨領袖之間的抉擇，議員即使反對也將無能為力，這更加增加了利益交換的便利性，同時也會導致政黨權力更加集中。以巫統為例，在大選結束后的國會懸峙期間，巫統以希沙姆丁為首的10 名議員宣布支持穆希丁的國盟，加上沙盟和砂盟的支持，穆希丁獲得了超過半數國會議員的支持。②Mohd Nasaruddin Parzi,“‘tiada kerjasama BN dengan PH’-pendirian Hishammuddin”,Berita Harian,http://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2/11/1028628/tiada-kerjasama-bn-dengan-ph-pendirian-hishammuddin.但由于大選前巫統議員候選人曾簽署協議，勝選后將由政黨領袖來決定未來合作對象，導致議員的聲明失效。最終巫統主席扎希德決定支持希盟組建團結政府，穆希丁再次就任總理的愿望落空。在2023 年巫統黨內選舉前，面對來自各方的威脅和批評，主席扎希德領導巫統最高理事會宣布主席和副主席兩個職位將不參與競選。隨后，巫統宣布凍結希沙姆丁等人的黨員資格，開除凱里·賈馬魯丁等人的黨籍，這樣的舉動無疑體現了政黨權力日益集中的趨勢。

2.政治無序震蕩的概率降低，選民政治參與熱情減弱

在新的權力體系中，雖然層級有所增加，但由于《反跳槽法令》的落實，議員的跳槽行為將受到限制，這將極大地降低政權的無序震蕩概率。在限制了議員層面的不確定因素之后，在政黨和政黨聯盟層面，安瓦爾團結政府通過利益綁定的方式，暫時穩固了政府的權力。相比于上世紀馬哈蒂爾的個人威權時期，團結政府更像是一種團體威權，由少數幾名政黨或者聯盟領導人共同平衡利益，實現對國家政治的掌控。但在新的權力體系中，政黨聯盟這個層級仍然是未來政府的不穩定因素之一。各聯盟政黨之間存在政治理念的差異以及相互間的競爭，是否能夠保持長期的友好關系存在很大疑問，加上聯盟之間政黨和精英間的關系錯綜復雜，這將是未來影響政權穩定的重要因素?？梢钥隙ǖ氖?，政黨聯盟在合作組成政治拼盤之后——例如安瓦爾團結政府，政治能夠保持一段時間的穩定。但等到下次大選時，能否組成相同的政治拼盤，這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也意味著馬來西亞政治轉型中還將會面臨基于大選的周期性震蕩。

與此同時，由于權力體系層級增多，作為第一層級的選民與權力頂層的距離拉大，選民對于政局走向的影響力將降低。傳統權力體系下，選民可以通過將選票投向特定的聯盟實現“一步式”投票確定未來的政府，①劉勇：《馬來西亞聯邦政治與東馬政治的雙向互動》，《南亞東南亞研究》，2022 年第6 期，第44—56 頁。但在新的權力體系中，政黨聯盟各自單獨參選，選舉后再進行拼盤政治組合，這導致選民投票時將無法預知未來的政府組建格局。由于缺乏對未來政府的期盼，選民對政局走向的影響力降低，選民參與選舉的熱情也將隨之減弱。根據媒體報道，在2023 年8 月舉行的六州選舉中，選民的投票率較低。以雪蘭莪州為例，每個選區的投票率僅在70%左右，②“Keputusan rasmi PRN 2023-Selangor”,Berita Harian,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3/08/1139604/keputusan-rasmi-prn-2023-selangor.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選民政治參與的熱情在減弱。此外，馬來西亞還存在嚴重的選民分裂現象，除了傳統的族群分裂，還存在宗教理念分裂、政治理念分裂和地域分裂等。第十五屆大選將選民年齡調低到十八歲后，選民內部甚至出現了年齡的分裂，例如馬來西亞民主陣線（MUDA）就強調對年輕人的吸引。高度分裂的選民群體向高度分裂的政黨及聯盟投票將是未來一段時間馬來西亞政治的重要特點。而選民、政黨和政黨聯盟也將是未來影響馬來西亞政治穩定，從而影響國家政治轉型的重要因素。

四、結語

在馬來西亞傳統的四級權力體系中，政黨聯盟在相互競爭時通常會將關注重點放在權力第一層級的選民身上，通過各種政策措施吸引選民支持，以實現政府政權的穩固。傳統上，由于選民對權力體系的影響機制與議員和政黨不同，在促進政權穩定的問題上，政黨聯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議員和政黨的關注及制度制約。2018年希盟短暫執政期間，馬來西亞形成了議員隨意跳槽、精英斗爭激化導致聯盟分裂的政治文化。上述政治文化在導致政權無序震蕩的同時也催生了新的權力體系。在新的五級權力體系中，選民仍然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需要各方盡力爭取，但由于權力體系拉長后，選民對政權的影響力降低，參政熱情也隨之減弱；《反跳槽法令》限制了議員的隨意跳槽行為，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權力體系的動搖；在新的拼盤政治中，政黨和政黨聯盟的權力更加集中且缺乏政策規范，對政權穩定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偟膩碚f，新的五級權力體系建立后，團體威權會避免國家政治的無序震蕩，但周期性震蕩的烈度將可能會加深，馬來西亞未來的政治轉型仍然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