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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普惠金融如何減緩相對貧困:基于要素賦能的視角

2023-02-08 10:07盧盼盼張長全
淮陰工學院學報 2023年6期
關鍵詞:普惠金融服務要素

盧盼盼,張長全

(1. 安徽建筑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合肥 230022;2. 安徽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就明確提出“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黨的二十大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更加凸顯了減緩相對貧困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美國經濟學家Fuchs[1]最早提出相對貧困概念,認為相對貧困是個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比社會平均水平低到一定程度的狀況。隨后一些學者將資源剝奪[2]、權利剝奪[3]和能力剝奪[4]也納入相對貧困的內涵。目前國際上主要以收入貧困為核心制定相對貧困標準,通常將收入中位數的一定比例劃為相對貧困線[5]。相對貧困主要受家庭個體特征等微觀因素以及經濟增長、區域環境等宏觀因素影響[6]。2016 年G20 杭州峰會首次提出數字普惠金融概念,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相較于普惠金融,數字普惠金融以數字技術作為支撐和保障,其覆蓋的區域更廣泛、服務的成本更低廉、服務的對象更普遍[7]。關于數字普惠金融對相對貧困的影響,學者們也開展了相關研究。如,孫繼國等[8]研究發現數字金融可以通過促進居民創業、緩解信貸約束和化解農業風險來減緩相對貧困。劉巍等[6]將相對貧困分為主觀相對貧困與客觀相對貧困,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降低信貸成本、積累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緩解客觀相對貧困,通過積累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緩解主觀相對貧困。普及數字工具、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提高教育水平能夠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緩解相對貧困[9]。劉鵬舉等[10]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夠抑制家庭相對貧困,并且這種抑制作用存在著門檻效應。

總體而言,現有文獻對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相關研究為本文奠定了基礎。然而,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推進,我國減緩相對貧困問題的要求發生了變化,不僅要求相對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與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要逐漸縮小,也要求整個社會可供分配的國民收入要可持續增長。我國的相對貧困主要來源于初始分配,初始分配過程中要素報酬的差異導致收入分配的差距,進而導致相對貧困水平的上升[11]。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明確指出“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那么,如何在保持國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的同時,不斷增加相對貧困群體的要素收入并縮小其收入水平與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以減緩相對貧困呢?一個有效途徑是通過數字普惠金融賦能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生產要素以實現國民收入可持續增長,同時,賦能相對貧困群體占有的生產要素,不斷增加其要素收入。

誠然,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會同時賦能相對貧困群體、相對非貧困群體占有的生產要素,進而增加其要素收入。無論是否有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大部分相對非貧困群體已經享有相應的金融服務;但對相對貧困群體而言,如果沒有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很難享有相應的金融服務。因此,有理由認為,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在賦能相對貧困群體占有的生產要素,增加其要素收入的同時,也縮小了相對貧困群體收入水平與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鑒于此,本文從要素賦能的視角出發,探究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作用機制,分析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現實挑戰,并提出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實現路徑,以期為我國充分發揮數字普惠金融作用減緩相對貧困提供參考和借鑒,助力中國式現代化。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要素賦能的新視角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如何減緩相對貧困,豐富了數字普惠金融對相對貧困影響的研究;二是提出的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實現路徑,為發揮數字普惠金融作用減緩相對貧困提供了實踐參考;三是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作用機制的考察,為增加相對貧困群體的要素收入提供了理論依據。

1 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作用機制

從要素賦能的視角出發,數字普惠金融通過賦能技術要素,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促進國民收入可持續增長;分別通過賦能相對貧困群體占有的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和企業家精神要素,增加相對貧困群體的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進而減緩相對貧困(見圖1)。

圖1 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作用機制

1.1 賦能技術要素,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促進國民收入可持續增長

國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是減緩相對貧困的必然要求,而國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是以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為前提的。那么,如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國內外經濟增長史充分表明,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力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兩條途徑實現技術進步,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隨著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的持續深入推進,我國技術進步越來越接近世界前沿,加之大國科技競爭的加劇,依靠技術引進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作用在減弱,而依靠技術創新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趨勢在增強??梢?,當前技術創新對推動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更為關鍵。技術創新能否取得積極進展,關系到經濟能否保持持續較快增長,也關系到國民收入能否保持持續較快增長。

技術創新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在某種程度上資金是技術創新的約束。技術創新過程可劃分為五個階段,即研發階段、中間試驗階段、生產擴展階段、產業化階段以及市場化階段,每一個創新階段都需要資金投入[12]。我國中小企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其中,“七”即為中小企業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然而,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歷來存在。那么,如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以促進技術創新?一個重要抓手就是數字普惠金融。數字普惠金融是以數字金融為手段,實現普惠金融之目的。依托于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數字金融能夠用較低的成本對中小企業進行信用風險評估,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助于滿足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資金需求,賦能技術要素,促進技術創新,進而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以至促進國民收入可持續增長。

1.2 賦能勞動力要素,提升人力資本,增加工資性收入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指標解釋,工資性收入是就業人員通過各種途徑得到的全部勞動報酬和各種福利,包括受雇于單位或個人、從事各種自由職業、兼職和零星勞動得到的全部勞動報酬和福利。2021 年,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42.04%,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60.07%??梢?,工資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占絕大部分,是增加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也是增加相對貧困群體要素收入的主渠道。工資性收入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是個人擁有的能夠創造個人、社會和經濟福祉的知識、技能、能力和素質[13]。人力資本的形成有天生的稟賦因素,但更多的是后天的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包括有形人力資本投資和無形人力資本投資,前者主要指孩子的養育費用,后者主要指教育與培訓、醫療、健康和安全以及勞動力流動等支出[14]。

相對貧困群體由于自有資金不足,也難以獲得外部融資支持,導致其人力資本投資不足,進而人力資本水平較低,工資性收入也較低。而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相應的數字技術作為支撐和保障,其服務的地域更廣泛、服務的對象更普遍、服務的成本更低廉,能夠覆蓋到位置偏遠、貧困落后的地區,服務到低收入人群,相對貧困群體的融資需求也能夠得到相應滿足??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使得相對貧困群體能夠獲得外部融資支持,賦能相對貧困群體占有的勞動力要素,增加人力資本投資,進而提升人力資本,增加工資性收入。

1.3 賦能資本要素,參與金融投資,增加財產性收入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何為財產性收入?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指標解釋,財產性收入是住戶或住戶成員將其所擁有的金融資產、住房等非金融資產和自然資源交由其他機構單位、住戶或個人支配而獲得的回報,其中,利息、股息、紅利以及保險收益等金融資產投資收益是財產性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寧光杰等[15]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家庭金融資產投資收益占財產性收入的比重達21%,已經成為僅次于租金收入的第二大財產性收入來源。個體或家庭想要參與金融資產投資,首先要有一定貨幣形態的資本,這是前提;其次,要有一定的金融素養,良好的金融素養能夠幫助行為主體做出正確的金融資產配置決策;再次,還要有一定的金融投資產品可供選擇,股票、債券、基金、保險等都在選擇范圍之內。

相對貧困群體雖有少量的貨幣資本,但受限于自身的金融素養以及金融投資產品的種類,只能選擇收益較低的銀行儲蓄存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一方面有利于改變相對貧困群體的傳統思維,增強其對數字金融的理性認知,進而提升自身的金融素養和數字素養;另一方面,相對貧困群體在對數字金融的理性認知過程中,能夠接觸到更加先進科學的教育理念,進而會增加其對子女教育的投入,提升子代的金融素養和數字素養。同時,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也會使得相對貧困群體通過銀行、證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手機APP、支付寶、微信等平臺就能進行股票、債券、基金等金融產品投資??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提升相對貧困群體及其子代的金融素養和數字素養,增強金融投資產品的多樣性和便捷性,從而賦能相對貧困群體占有的貨幣資本要素,參與金融投資,進而增加財產性收入。

1.4 賦能企業家精神要素,促進自主創業,增加經營性收入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指標解釋,經營性收入是住戶或住戶成員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獲得的收入。創業是富民之源,促進自主創業是增加經營性收入的主要來源。而創業既受創業者個體及家庭特征等微觀因素的影響,也受創業者所處的經濟及社會環境等宏觀因素的影響,其中,創業環境是創業者及其企業產生、生存和發展的基礎[16]。金融和市場是創業環境的關鍵組成部分。能否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是否有足夠的市場規模是潛在的創業者能否創業的重要前提。Evans 和Jovanovic[17]最早證明了融資約束的存在,發現大多數準備創業的人都面臨著融資約束,這會導致沒有足夠自有財富的人無法進行創業。Holtz-Eakin等[18]進一步指出,在存在融資約束的情況下,往往只有那些擁有更多遺產或自有財富的人才能成為企業家,但這些人不一定最有創業創新精神。市場規模也直接影響創業活動。毛有佳和趙昌文[19]指出市場規模越大,現有大企業越難以壟斷市場,新創企業擁有的成長空間和市場機會越大,市場創業創新活力也越強。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企業家精神內涵豐富,但核心是創業創新精神。部分相對貧困群體雖有創業創新精神,但沒有足夠的自有財富,加之傳統金融供給的不足以及對市場規模的不確定,導致其創業活動難以開展,創業機會也隨之流失。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彌補傳統金融對不發達地區和小微企業服務的不足來促進創新的產生,進而推動創業[16]。同時,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也能夠促進居民消費[20-21],進而擴大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助于推動創業??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為創業活動的開展提供資金支持和市場支撐,從而賦能相對貧困群體的創業創新精神,促進自主創業,進而增加經營性收入。

2 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現實挑戰

以上從要素賦能視角揭示了數字普惠金融通過賦能技術要素、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以及企業家精神要素減緩相對貧困的內在邏輯,需進一步探討的是,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面臨哪些現實挑戰。厘清當前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面臨的現實挑戰是找準減緩相對貧困著力點、更好地發揮數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大前提。

2.1 大力發展數字普惠金融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之間存在矛盾

減緩相對貧困需要大力發展數字普惠金融,以滿足相對貧困群體的金融服務需求。然而,大力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在擴大金融服務范圍、拓寬金融服務對象、降低金融服務成本的同時,加劇了傳統金融風險,也帶來了新的信息安全風險。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服務供給方不限于傳統金融機構,部分互聯網公司也參與其中,這些互聯網公司能夠提供包括網貸、投資、保險等在內的多種金融服務,這種跨行業、跨機構、跨市場的金融活動,極易誘發傳統金融風險交叉傳染;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服務供給方信息安全管理能力參差不齊,部分機構信息安全保護機制不健全、安全措施不到位造成用戶信息數據泄露、篡改和丟失[7]。而無論是黨的二十大報告,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強調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梢?,大力發展數字普惠金融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之間存在矛盾。

2.2 數字普惠金融服務供給與技術創新金融服務需求不完全匹配

近年來,在貨幣政策、財稅政策、產業政策等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加之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普及,我國數字普惠金融逐漸探索出針對不同應用場景的具體實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包括網絡支付、網絡借貸、互聯網理財、互聯網保險。目前,我國中小微企業以及低收入人群的信貸等問題已經得到很大改觀。但是,中小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重要發源地,其在技術創新的早期研發階段和中間試驗階段更需要天使投資、風險投資、股權投資等與之共擔風險,而目前數字普惠金融服務供給難以滿足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這些需求??梢?,數字普惠金融服務供給與技術創新金融服務需求還不完全匹配,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生態建設依然任重道遠。

2.3 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滿足農村相對貧困群體金融服務需求仍需提升

廣大農村地區是低收入人群的集中地,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減緩農村相對貧困有決定性影響。為此,2021 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近年來,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快速發展,服務覆蓋持續擴大,使用深度逐步發展,數字化水平日益提升[22]。但是,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在滿足農村相對貧困群體金融服務需求方面仍需提升。從網絡借貸看,目前小農戶、脫貧戶等農村弱勢群體的融資需求仍然沒有得到有效滿足。從互聯網理財看,目前農村地區專屬的理財產品較少,線上直銷以及金融小店代理的銷售模式也存在問題。部分農村相對貧困群體金融知識有限,也不善于線上操作,致使其不愿意也不敢通過線上直銷模式購買理財產品;部分代理人可能不具備專業知識,加之高傭金的誘惑,導致其不能為農村相對貧困群體推薦相匹配的理財產品。

2.4 相對貧困標準尚未制定導致相對貧困群體瞄準困難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國扶貧工作進入減緩相對貧困階段。這意味著需要研究制定相對貧困標準以便識別相對貧困人口,使得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機制舉措能夠有效瞄準相對貧困群體。國內學術界圍繞相對貧困標準的制定進行了相關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主張借鑒國際實踐經驗,將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數的一個比例作為相對貧困標準[23-24];第二種觀點主張采用多維相對貧困標準[5,25];第三種觀點主張制定多元的相對貧困標準體系[26]。這些研究成果對我國官方制定相對貧困標準具有理論參考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然而,遺憾的是,我國官方尚未制定出相對貧困標準,這導致實踐中難以識別出相對貧困人口,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機制舉措也難以有效瞄準相對貧困群體。

3 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實現路徑

針對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現實挑戰,應積極尋求路徑突破的方案。為此,應強化數字普惠金融監管體系,完善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生態,增加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有效供給,制定相對貧困標準以瞄準相對貧困群體,以突破現實挑戰,充分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對相對貧困的減緩作用。

3.1 強化數字普惠金融監管體系

從政策層面看,2015年底國務院印發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強調,“防范風險、推進創新”是我國推進普惠金融發展的基本原則之一;2016 年G20 杭州峰會通過的《G20 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中的八項原則之一即為“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2022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強調,“要高度重視防范金融風險,加大金融監管力度”??梢?,政策上要求堅持監管和創新并行,監管部門希望通過加大金融監管力度來防范金融風險,從而保護創新。鑒于此,應重點從業務規范、技術安全以及消費者保護等方面,加強數字普惠金融監管規則體系建設。大力發展監管科技,逐步實現規則數字化翻譯、數據實時化采集、風險智能化分析、結果自動化處置等功能,使監管部門對各類創新做到“看得懂、穿得透、控得住、管得好”[27]。同時,持續完善“監管沙盒”運行機制,積極推進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金融創新產品、服務、商業模式等“入盒”,激勵相關機構開展更多真正有普惠價值的金融創新活動。

3.2 完善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生態

以完善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生態的國家政策以及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金融服務需求為導向有的放矢,是完善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生態的有效途徑。從國家政策看,2021 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印發的《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 年)》指出,到2025年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體系更加完善。2021年底,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印發《“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確定了包括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在內的十項優先行動。其中,關于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行動目標強調,到2023年,金融服務模式更加完善,產品供給更加豐富、業務觸達范圍更加廣闊;到2025年,金融普惠性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顯著增強。從金融服務需求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早期階段更需要創投類金融服務。鑒于此,應大力推動創投、多層次資本市場以及保險的進一步發展,健全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生態體系,以滿足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全周期、全方位的金融服務需求,進而推動技術創新。

3.3 增加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有效供給

在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快速發展、農村金融供給總量增加的同時,也應注重結構上的優化,增加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有效供給。為有效滿足農村弱勢群體的融資需求,金融機構、互聯網公司、第三方機構以及政府部門等多個主體應合理有效分工,深度參與其中。具體來看,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是主力,其采用數字技術能夠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效率、下沉服務重心、強化風險控制;互聯網公司的技術優勢和用戶數據資源是其為農村弱勢群體服務的重要保障;評級征信公司、擔保公司等第三方機構有助于增加農村弱勢群體的信用;政府部門應加強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信用體系建設以及消費者教育等,為有效滿足農村弱勢群體融資需求提供有力支撐。針對農村地區專屬理財產品較少以及銷售模式等問題,應積極開發農村地區專屬理財產品并加強創新,為農村地區相對貧困群體提供相匹配的理財產品;同時,強化線上線下渠道聯動,嚴選專業代理人并加強考核評價。

3.4 制定相對貧困標準以瞄準相對貧困群體

相關部門應盡快研究制定相對貧困標準,以使得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機制舉措能夠有效瞄準相對貧困群體??梢詮氖杖刖S度分城鄉制定相對貧困標準,分別將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一定比例作為城鎮和農村相對貧困標準,并周期性調整該比例。立足收入維度,一方面便于國際橫向比較;另一方面,考慮到健康、教育等非收入維度貧困一定程度上是收入維度貧困的結果。分城鄉制定相對貧困標準,是考慮到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中城鄉收入差距仍然較大。2021 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5。目前,較大的城鄉收入差距決定了城鎮相對貧困與農村相對貧困的標準有較大差異。周期性調整比例,是考慮到目前我國仍處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以五年為一個調整周期,五年內比例值固定不變,在每一個調整周期末循序漸進地調高該比例,最終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的相對貧困標準。一國相對貧困標準的制定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本文力不能及。因此,該部分的更重要意義在于制定相對貧困標準的思路而不在于標準本身。

4 總結與展望

減緩相對貧困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內在要求,而數字普惠金融為減緩相對貧困提供了有力抓手。本文從要素賦能的新視角,探究了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作用機制,厘清了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面臨的現實挑戰,并提出了突破現實挑戰的實現路徑。展望未來,要素賦能視角下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研究還需要加快推進,以下議題需要重點關注:一是要素賦能視角下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相關實證研究;二是總結和推廣要素賦能視角下數字普惠金融減緩相對貧困的典型模式和運行機制;三是拓展數字普惠金融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要素收入的相關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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