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研究

李小元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作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載體，不僅對于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且對于城市的數字化形象建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在數字時代將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創新發展與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進行有效融合，構建獨具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當前全國各地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課題。

目前已有研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策鼓勵和引導，激勵二者融合發展；二是公共文化空間打造及其文化產品創意的迭代，通過資源的整合及公共文化服務平臺的建設豐富城市公共文化活動，重塑市民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等。金元浦在《努力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文中闡明，我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是調整發展模式和向內生性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體現。其實質是從GDP唯一模式向‘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轉變”[1]。目前的研究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構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總體來看仍處于較為宏觀性的闡釋階段，且鮮有結合時代發展與社會革新進行探析?；诖?，本文擬從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屬性及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內涵與外延來論述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表明這一體系的建構既是文化創意產業內在稟賦凸顯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化發展的應然之舉；既是時代的呼喚，亦是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在精神層面的反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數字時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策略。

一、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的必要性

（一）文化創意產業社會屬性的回歸和顯現

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一種產業形態，經濟屬性是其最明顯的屬性，但其核心是“創意”，即它是一種極具高知識性和智慧性的產業形態，而這一特性也決定了它在發展過程中是流動的、開放的、共享的和實踐的[2]，因而也是公共的。這表明文化創意產業有其必然的、以公共文化服務為內涵的社會屬性。具體到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建設而言，這一屬性最明顯地體現為對于公共空間的占用和開發。正由于所占空間的公共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才能產生一種廣泛的集聚效應，從而吸引更多不同類型企業的入駐各企業在協同合作中帶動整個城市產業集群的發展，為城市的文化生態建設提供經濟和社會的雙重服務。在數字時代，各類型媒介空間的拓展使得公共空間的實踐維度得到極大拓展，為文化創意產業公共性的凸顯帶來了機遇；但同時，由于這一新型空間所具有的開放性和交互性，使得個體主體性崛起的同時容易沉溺于自身私人事務，從而帶來公私領域界限模糊、公共領域衰退等風險。因而在數字時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在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構過程中，如何在不影響經濟效益的同時激發園區參與主體的積極性，以發揮其與生俱來的公共性，便成為關鍵。

（二）數字化轉型助推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模式的改革和創新

從本質層面來看，文化創意產業的社會公共性之所以被喚醒，主要基于時代的召喚，即互聯網與一系列新媒體帶來的數字化革命對人的主體性及其關系的激活。一方面，“網絡社會”各平臺中群體的匿名性、平等性、自發性、交互性等使個體的主體性全面激發，個體與個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發生大范圍的勾連與交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全面激活，由此形成了一幅全民傳播主體的“盛景”，它內在地要求資源的全方位共享、主體間自發性的協作以及更多異質性和創造性的交流與對話。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大數據等媒介技術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應用，尤其元宇宙概念的提出及對其在經濟產業賦能層面的研究，傳統的以政府為主體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內涵與外延得到拓展。以往受制于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限，政府是公共文化資源的主要擁有者，它以保護公民基本的文化權利及滿足其文化需求為主要任務，隨著公共文化服務創新理念和實踐的發展，向著“努力減少對政府的依賴作用，根據市場原則重新組織，并引入社會組織的第三方力量來支持其目標的實現”[3]方向發展，尤其隨著移動網絡、智能服務等數字技術的驅動，數字化轉型和數字化治理要求公共文化服務在實施過程中必須轉變理念，在現實與虛擬的空間與時間、場景與情境、機構與個人等要素不斷聚合的基礎上，通過社會第三方進行資源的重組和關系的重建，強調技術在創意性和靈活性層面的賦能，以使得多元主體的需求和潛能能夠被充分挖掘。

（三）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逼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文化產品的豐富和多元

隨著移動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全球化普及，人們通過數字化符號的雜交使用而創造出了多元的文化文本范式，與鮑德里亞筆下電視等現代化大眾媒介的普及所帶來的“意義為零”的符號不同，這些多元的文本所帶來的是“意義的模糊”，即因每個符號存活時間都極為短暫，所以人們更加關注符號本身而非其攜帶的內容和意義。因此，相應的文化產品所呈現的問題就不僅僅是消費社會剛剛到來之時被批判的同質化、單一化，而更是一種流水化、泡沫化，其后果便是文化所具有的對個體的啟迪力量被削弱，對社會的凝聚作用被消解，人們沉溺在技術所建構的符號游戲世界中而逐漸喪失其主體性。而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就是要充分借助數字化轉型這一時代契機，通過對技術與文明關系的再反思，在將文化的創意性與服務性進行創造性結合的過程中，喚醒作為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社會性，并在重塑人際關系的過程中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重新賦予意義。

二、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現狀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發展和壯大與城市建設緊密相連，典型如深圳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便是依托深圳市的開放和發展而逐漸成長起來。整體來看，伴隨著國家對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視和關注，全國各地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在各級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開展得有聲有色，尤其隨著數字化時代的來臨及一系列相關政策措施的相繼出臺，為其轉型和拓展提供了堅實的后盾，各地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在創意品類、空間保障、平臺服務等方面為城市公共文化服務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一定的內容。但與此同時，大部分地區由于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企業發展受到了一定的沖擊，與社會的日?；撓党霈F了一定程度的斷裂。目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困境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主體認知有限，導致園區發展過程中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不平衡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構，是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協調與融合。過去我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建設和發展都得到政府大力扶持，無論是土地和房屋的租賃優惠，還是資金和人力的投入，都有明顯的傾斜和偏向，然而只有少數園區形成一定規模外，更多園區企業仰賴政府各種補貼政策，在經濟利益和技術工具理性的驅使下忽略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律及可持續發展的學理性探究，從而在追求速度和規模的過程中與其內在的創意性和公共性形成悖論，忽略了社會效益，導致集群效應不能有效發揮，長此以往帶來自我束縛，企業發展陷入窘境。針對這一現狀，近年來園區相關主體對園區的可持續發展進行重新定位和優化，不僅對園區入駐企業提供服務，而且對相關的消費人群以及城市市民提供服務。隨著我國現代化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對于創新機制和新型管理模式的探索以及相關服務措施的具體落地，各地市民文化生活空間不斷拓展，園區主體在對傳統公共空間及自身空間屬性進行重新界定的基礎上，也將更多共享性的城市文化資源納入自身體系建設范圍內。但相較文化創意產業較強的實踐性，相關理論的探究和深耕仍顯乏力，理論自覺仍是實踐主體需要提升的，尤其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創意理論、公共文化服務內涵、創意產業發展規律等[4]。

（二）各相關主體互構程度較低，價值共創性偏弱

有學者提出，數字時代公共文化服務創新方向應是從“服務傳遞”到“價值共創”[5]。所謂價值共創，就是要求各相關主體在協同互構的基礎上形成共創性的公共價值，從而使得公共文化服務的觸達范圍不僅僅限于技術和效率等現象層面，更要在集體與合作等社會的觀念層面形成影響力。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經濟與社會雙重屬性決定了其是連接政府與市場最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尤其在數字化時代，數字平臺的建設使其聚集性得到凸顯，有機會最大限度地激活和匯聚各方參與主體的能動性，使得更多的集體行動成為可能。雖然在開放的大環境下有些前沿城市的政府與市場一致性程度較高，但無論是園區企業主體之間還是與市民主體之間，由于仍以單向的溝通為主，因而整體的協同程度并不高，導致公共文化服務創新實踐仍比較封閉，真正有效的互融機制無法形成，難以來強勁有力的共創性公共價值。

（三）服務項目雷同，無法突出區域特色

公共文化服務講求區域性，具體到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構，應結合文化產品的創意性與城市發展的區域性，使原有文化記憶在煥發出新活力的同時提高文化精神、增強城市凝聚力。尤其在數字化時代，更要注重將生活中沉淀的情和意、感與知帶入到虛擬的網絡社會，使網絡社會發揮出其應有的優勢。但是，縱觀當前各地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一些歷史悠久的城市雖然擁有豐厚的文化底蘊，但在新技術的引進和運用方面卻較為保守，導致文化中的韻味得不到有效的開掘和發揮。而一些城市或由于建市較晚，或由于市場化程度較高，相較國內其他歷史名城來說文化底蘊不足或被遮蔽，由于開放兼容的城市姿態，能夠積極借鑒發達國家的產業模式和對高新技術的及時引進，例如，上海、深圳等地園區的建設在整體上就較之國內其他城市具有更濃郁的科技感和未來感。兩種狀況都表明，在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中，文化與科技、傳統與現代存在一定程度的脫嵌，城市記憶無法被充分激活，無法與數字化開啟的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接續，一定程度限制了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立體性和獨特性。

三、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策略

（一）服務主體：觀念為錨激發市民主體參與，助推公共性最大展現

數字化時代是價值共創的時代，在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政府要從公共文化服務的“縱向”結構思路向“橫向”轉變，以多元主體協作共贏的姿態來體現公共價值的新范式[6]?，F代化和程式化的發展帶來了世界各地人口的大規模流動，且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解放使得主體的多元化程度及主體意識都更為強烈，因而如何激發出人們作為行動者的主體性并使之進行有效協同，在數字化公共文化服務的構建中就顯得尤為必要。在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發展過程中，政府、企業、市場的主體地位都是較為顯在的，唯獨缺少的是普通市民的廣泛參與。市民主體所連接的是城市的文化生活、歷史記憶，關注市民在各個生產領域的參與作用，并將其納入相關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中，不僅是時代賦予文化創意產業在集群化過程中開展融合的使命，亦是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過程中以民生為基礎的硬性要求。而對于融合的關注與對于民生的強調，其目的都是為了文化創意產業和公共文化服務所具有的共同本質——公共性的最大化呈現。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來臨，技術基礎設施的革新為實踐活動中各種力量的平衡帶來了可能，人們通過不斷學習新技術，能夠使傳播內容的流動更為全面地處在掌握中，進而能夠與其他傳播主體展開更為深層的交互、主體之間的交互融合會帶來文化傳播平臺的融合、文化空間的融合、創意的融合以及文化本身的融合。一方面，這種融合對于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來說，不僅是一種擴張的機會，也是對所依托城市在某一欠缺方面的一種補充。不僅能夠將所生產的內容與服務傳播到更多其他平臺，甚至還能延伸到市民生活及其所關聯的城市中，并由此而達成以集體智慧來刺激創意的迸發、生成及轉化。而另一方面，對于城市中出身和文化背景迥異的市民來說，通過參與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公共文化服務構建，既能夠激發自身的創造力和實踐活力，在融入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中獲得文化認同，甚至還有可能在參與對文化資源的再生產和再配置的過程中，創建出屬于自我一代的新文化。

（二）服務客體：科技為軸挖掘城市地標內涵，構建文化敘事的認同

公共文化服務的客體也即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容，一般來講，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所提供的內容主要為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務，而非所有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因此所缺部分需要從相關的文化市場來獲得[7]。而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可以說正是當前這一需求最佳的補充。但是一直以來，我國各地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在發展過程中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大多針對園區企業，如辦公用地、基礎物業等基礎性的硬性服務設施，以及財稅匯總、政策傳達、法律咨詢、人才管理、數據提供等軟性服務。另外針對市民大眾，其所提供的服務基本都凝結在相關的文化產品中，并與市民大眾分屬“生產—消費”框架的兩端。不可置否，這些基本的服務為企業正常有序發展奠定了基礎，但隨著互聯網、元宇宙等新媒介技術的引入和應用，這些已不能滿足各主體在媒介實踐中形成的新的關系網絡結構，因而亟需變革。具體來說就是要通過對高新科技進行全方位的開發和運用，從而在打造特色鮮明的產業集群形態基礎上有效挖掘城市文化地標的新內涵，以期在對城市的文化認同中構建起具有時代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縱觀世界發達國家城市，之所以能夠形成各具特色的國際文化創意中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色產業集群的形成，例如日本東京被冠以“動漫之都”、英國倫敦享譽“設計之都”等[8]。我國雖文化資源豐富且深厚，但區域特色并不明顯，更無法在國際上形成能與其他創意大國相抗衡的實力。例如深圳，其代表性的文化地標有深圳市博物館、深圳國際會展中心、世界之窗、地王大廈等，但人們對其認知程度基本偏低，無法形成一定的文化認同[9]。所謂文化認同，即人類對于文化的傾向性共識與認可，是個體對其所屬文化及文化群體產生歸屬感從而獲得、保持與創新自身文化的社會心理過程[10]。這一過程同時也是身份構建的過程，而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碼正是其重要的構成元素。因此，在價值共創、服務共享的數字化時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要突破服務項目雷同僵化的困境，最關鍵的是立足于城市原創性文化符號元素，挖掘其新的敘事內涵，進而形成特色鮮明的產業集群，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化發展提供前提性條件?？梢钥吹?，得益于前沿高新科技的引進，當前深圳的文化敘事與文化認同基本建立在數字空間中，這一新型的空間為個體的自由消費選擇、各組織機構或文化單位的定制化服務、以及政府由管理模式轉向參與式管理等，都產生了影響[11]。因此，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可利用數字平臺對文化資源所具有的超級聚合作用，構筑出更為真實和多元的敘事情境，在對各類社會資源進行引進的同時，引領市民對城市的代表性地標進行創造性的詮釋和理解，喚起城市集體記憶的同時實現文化的積極交流。同時這一舉措也能夠在情境的再現中將城市建設的使命感和榮譽感傳遞給新來市民，助推其自身認同與歸屬感的形成，促進開放共創、虛實相交且真正協同共治的公共文化服務生態的構建。

（三）服務本體：價值為媒堅守初心不變，促進文化意義的涌現

關注服務本體，即直面公共文化服務這一體系本身所擁有的時代價值意義，它連接著服務主體與服務客體，從根源處保證了其構建方向的正確性。從17世紀科學技術在生活中被廣泛運用以來，反現代化思想家們對其的批判聲音就從未斷絕，他們斥責自啟蒙運動以來絕對普遍法則對于文化差異性的抑制，捍衛從歷史衍生出的多元文化與道德價值。尤其隨著數字技術的敞開性和去蔽性，雖然人們在物質生活上有了積極的變化，但現代化所隱含的意義消弭卻正在將整個社會帶入一場空前的價值虛無中。這也正是現代性的兩面——科學技術與文化層面，也即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博弈。這一思潮引發了學術研究層面對于文化研究的關注，尤其具有批判色彩的學術成果大量涌現，從而對一直以來各領域重視的效果研究進行了糾偏。而無論是文化創意活動還是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其實質上都可算作是一種傳播行為，因而從傳播學層面來看，對文化或意義取向的關注又可追溯至由詹姆斯·凱瑞所開創的對于傳播儀式觀的探析。文化研究取向的傳播觀念關注對于人類行為的預測和理解，追求對人類生存意義的診斷和糾正，因此傳播的儀式觀認為，真正的符號體系，是一種確認、是一種事物基本秩序的表征、是對于正在進行的社會過程的展示[12]，而通過這種確認、表征和展示，人們得以凝聚在一起，從而在時間上形成對社會的維系。數字化時代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正是要修繕、糾正因技術綁架的各種社會關系和主體關系的膨脹或斷裂，以及維護、加固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平衡。

具體到當前城市社會及其市民生態來看，各地都涌動著移民群體與本地原住民、舊移民與新移民、精英階層與底層勞工等復雜多元的人際、群際矛盾，而數字技術的使用還帶來了人機之間的矛盾，不僅將各種矛盾放大和呈現，甚至引發了對人自身存在的辯論。因此，在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進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過程中，如何使不同主體在聚合中達成一種意義共同體，就成為其關鍵。而針對社會行為的發生，韋伯提出了著名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與目的性為主的工具理性不同，價值理性更加注重行為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它“建基于某些價值信條之上，以某種特定的終極的立場（或方向）為依歸”[13]，是日常生活行動中的重要指南。這一提法對于人被當作工具而形成的異化帶來了一定的糾偏，對于意義的構建與回歸有著重要的作用，因而被現代化的反思者時常提及，成為衡量人類行動實踐的標尺。由此，各地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在進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構中，應以此為準繩，時刻關照在意義層面的凝聚與提升，或直接將意義的形成與傳遞作為行動主旨來展開行動。例如在主題事件的策劃和組織中，包括園區組織的日常性文化活動或文化展覽，以及自發性的文化集群活動，可充分利用互聯網等新媒介技術將參與者“召喚”至這一數字化的儀式中，通過立體、沉浸式的參與體驗，使之在這一缺場性的儀式中感受城市的人情冷暖，進而在互動交流中展開豐富多元的場景敘事，以達成不同市民或群體間對于城市歷史空間社會意義的共同認知。另外，博物館、圖書館、旅游地等，也都可以成為產生共享性意義的空間。

四、結論與思考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進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是其自身產業化轉型的需求，亦是我國現代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的方向，還是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所需?；ヂ摼W數字技術不僅作為一種時代呼聲呼喚這一體系的積極構建，更作為一種推力為其帶來更多的社會資源，尤其是主體的社會關系資源，通過對主體能動性的激發，更多市民主體參與到這一體系的變革中，使其過程充滿了生機與活力。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建設與城市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而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有著無法回避的重要使命。在這一構建過程中，全國各地的園區遭遇了諸如因認知有限導致的經濟與社會利益的搖擺、主體互構性不強帶來的價值共創性較弱、以及服務項目雷同而難以突顯地域特色等一系列的困境。然而或憑借著尖端高新科技、市民文化的多元，或倚仗著豐沛的歷史文化資源、優渥的地理位置優勢等，各地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呈現出了諸多的可能性。而無論是力求公共性的最大化呈現，還是著力文化認同感的敘事性構筑，都必須遵循公共文化服務本身的價值意涵，來促進文化意義在經濟活動與社會生活中的不斷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