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圖式與作者新探

周江南

[摘要] 上海博物館藏有傳為南宋畫家李嵩所作《西湖圖》卷。畫者應是借助地輿學有關圖文材料，通過登高寫生與目識心記繪成此圖，畫作底本極可能是南宋咸淳年間（1265—1274）《臨安志》中的《西湖圖》。上海博物館藏《西湖圖》卷具有紀實性，時人已經把欣賞畫卷當作游覽西湖的一部分。筆者通過研究相關文獻，認為該圖存在明代何琮所作的可能性。

[關鍵詞] 李嵩 《西湖圖》卷 地輿學 何琮

現藏于上海博物館（以下簡稱“上博”）的《西湖圖》卷傳為南宋李嵩（1166—1243）所作，前人對其創作者是否為李嵩這一問題多有論述。張珩[1]、徐邦達[2]認為此圖是李嵩所作，單國霖[3]、楊仁愷[4]、勞繼雄[5]、宮崎法子[6]、吳耀珉[7]、李慧漱[8]等學者則認為此圖只是南宋時期的一件作品，創作者并非李嵩。近年來，許多學者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更新穎的觀點。中央美術學院陳曉雯《傳李嵩〈西湖圖〉卷研究》[9]一文從印鑒、圖式、技法風格、紙張以及所繪內容等方面展開研究，認為該圖為明代中期的作品，并將其創作時間大致確定為弘治五年（1492）到正德元年（1506）。筆者贊同這一觀點，本文也將在此基礎上展開進一步研究。陳曉雯從書畫鑒定學的角度，對畫作進行了全方位的考證，只是關于繪畫本身，尤其是對其創作方法與歷史語境尚缺乏進一步的探究。如若將此幅作品放置在明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研究，同時深入觀察畫作本身，其實不難發現該圖的創作方式與創作背景另有新意。

一、《西湖圖》卷是如何畫成的

（一）觀看的傳統：從杭州城遠眺西湖

詩人白居易在杭州任職時，曾給友人寄去一幅《杭州郡樓登望圖》，而該圖可能是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西湖圖”。我們從其友人的詩句“畫得江城登望處，寄來今日到長安”[10]可以得知，畫家是從杭州城樓上遠眺西湖的。這一觀看視角延續了上千年，并且形成了一個固定的觀看程式，后世的諸多畫家都是從這一視角出發來創作此類作品的。

就上博本《西湖圖》卷而言，畫家明顯不滿足于城樓上所看到的世界——他似乎有著更大的“野心”。這幅畫展示了只有從數百米高空俯瞰才能欣賞到的風景，而彼時的人們根本無法到達這一高度，畢竟西湖東側的吳山也不過百米高而已。那么，彼時的畫家是如何完成這幅作品的呢？

（二）登高覽勝與目識心記

古代沒有航拍飛機，要俯瞰西湖只能登上高山，故而想要創作一幅寫實性畫作需要畫家花費大量時間觀察。吳山是古時俯瞰西湖的最佳位置，那里所能看到的景色與上博本《西湖圖》卷所描繪的景致極為相似，尤其是雷峰塔、蘇堤及遠山的形態。這說明，畫家繪制此圖時，很有可能登上了吳山去搜集素材。

畫家對自然的觀察很細致，試圖追求一種高度的還原。他用毛筆模仿山體的起伏，將雷峰塔后的遠山用波浪形淡墨皴繪而成。這種極富寫實意味的畫法在中國古代山水畫中較為少見。畫家在創作時一定結合了登高覽勝、目識心記、對景寫生的方法。其實，即使登上吳山，畫家也依然沒有辦法看到完整的西湖景色，因為雷峰塔會擋住許多建筑，孤山也只能看到側影，因而上博本《西湖圖》卷不可能是畫家完全根據寫生完成的。

（三）參考地圖

通過分析上博本《西湖圖》卷，筆者發現畫中的孤山與雷峰塔并非來自同一視角——孤山似乎是從高處俯瞰，雷峰塔的視角則相對較低，更接近于平視。古代杭州城中不可能有很高的視點來觀察孤山，故而筆者認為孤山的圖像其實是從地圖中挪移而來的，而雷峰塔則更加接近于實景所見。

地圖的作用在這幅作品中意義重大。關于孤山與如今北山街的位置，畫家大概率是借鑒了南宋《臨安志》中的《西湖圖》[11]（以下簡稱為“南宋本《西湖圖》”）。因為兩幅圖中孤山的形態及北山街周圍的建筑高度相似。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畫家所借鑒的應是南宋《臨安志》中的西湖圖像，而并非后代的其他傳本。其關鍵之處在于此版本將孤山、斷橋與白堤的關系處理得十分獨特。

故宮博物院藏有晚明畫家宋旭在萬歷十九年（1591）創作的一幅長卷《湖山春曉圖》，創作年代比上博本《西湖圖》卷稍晚一些。陳曉雯推斷，《湖山春曉圖》的創作時間是在弘治五年（1492）至正德元年（1506）。畫家對西湖的自然景致進行了十分細致的描繪，只是畫中的孤山與上博本《西湖圖》卷中的孤山有很大的區別。在宋旭的筆下，孤山通過一條長長的白堤與北山街相連，最終在斷橋處延伸向陸地。這與今人所看到的西湖景致十分類似。然而，在上博本《西湖圖》卷中，孤山直接通過斷橋與陸地相連，并不存在狹長的白堤。

難道宋代西湖周圍沒有長長的白堤嗎？事實并非如此。在宋代，人們將白堤周圍的一片區域稱為孤山路或白沙堤。孤山路涵蓋的不只是白堤，而是從斷橋到西泠橋的一段路程。據《臨安志·九十三卷》載，“孤山路，在孤山之下，北有斷橋，南有西泠橋，其西為里湖”[12]“斷橋，今名寶祐橋，孤山路口。涵碧橋，孤山路中”[13]。涵碧橋，明代又稱“錦帶橋”，是連接孤山與白堤的一座橋梁。

南宋周密《蘋洲漁笛譜疏證》中有載：“出錢唐門循湖而行，入白沙堤。第一橋曰‘斷橋，界于前后湖之中，水光瀲滟，橋影倒浸，如玉腰金背?！盵14]由此可見，宋代西湖周圍確實有長長的白堤，且在白堤上有兩座橋。由杭州城通往孤山的第一座橋為斷橋，第二座橋為涵碧橋。然而，在南宋本《西湖圖》中，畫家并沒有繪制白堤，僅在孤山與北山街之間繪有一座斷橋。上博本《西湖圖》卷也是如此?；诖?，我們可以進一步確認上博本《西湖圖》卷中的孤山與北山街借鑒的就是南宋本《西湖圖》，或者說上博本《西湖圖》卷的底本極有可能是南宋本《臨安志》。[15]除此之外，上博本《西湖圖》卷還借鑒了南宋本《西湖圖》中船只的畫法。以上種種細節說明，上博本《西湖圖》卷“截取”了南宋本《西湖圖》的部分內容，南宋本《西湖圖》對上博本《西湖圖》卷的創作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四）借鑒圖式

上博本《西湖圖》卷最下端描繪的是杭州城外靠近西湖一側的景色?，F實中，西湖的岸邊不是整飭的，而畫中卻被繪制得十分齊平，這顯然是經過了畫家的主觀處理。這種處理方式在更早的畫作中也時常出現，譬如《富春山居圖》卷。黃公望也是通過這樣的表現方式暗示觀者在畫作之外還有無窮大的世界。

上博本《西湖圖》卷是一幅“實景山水畫”，畫面描繪的是真實存在的西湖景色。不過，僅以“實景山水畫”一詞來概括這件作品，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低估了這件作品的價值，也低估了畫家的創造力。畢竟畫家花費了許多精力完成了這幅相當“寫實”的作品，努力做到了“搜妙求真”。其顯然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把西湖的真實景色描繪出來。

值得一提的是，當登臨吳山之巔時，人們無法看全遠山與南山路一帶的景色，孤山與北山路一側的風景則有著更高的觀看難度。在南宋本《西湖圖》中，只有孤山與北山路一側的景色描繪得相對寫實，其他部分都描繪得十分潦草。因此可以說，實景與地圖之間形成了一種十分完美的互補關系，畫家將二者結合似乎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了。

因為這件作品很可能借鑒了地圖中的某些元素，所以必然帶有一些地圖的特征。地圖賦予了這件作品“知識性”，觀者可以通過觀看這幅畫作了解西湖的地理環境。同時，這幅作品也頗具藝術性，不僅是一幅簡單的具有實用性的地圖，也具備審美功能，有詩意化的美感。

二、上博本《西湖圖》卷與南宋本《西湖圖》之異同

通過比較，筆者認為上博本《西湖圖》卷明顯借鑒了南宋本《西湖圖》的內容與形式，只不過畫家對南宋本《西湖圖》進行了內容上的改造，其中包括未表現西湖三潭石塔和對蘇堤以西淤堵情況的還原。這些改造是后世畫家關注的重點，也是今人想要破解上博本《西湖圖》卷“密碼”的關鍵所在。

（一）西湖三潭石塔的消失

北宋時期，蘇軾修筑了西湖三潭石塔，以此作為環西湖進行農耕活動的界線。南宋《方輿勝覽》與《夢粱錄》中記載有“西湖十景”，其中就有“三潭印月”。西湖三潭石塔作為人們重視并且熱衷于觀看的景象，常常出現在各類地輿圖中，其中就包括南宋本《西湖圖》。上博本《西湖圖》卷雖然借鑒了南宋本《西湖圖》的內容，但卻并沒有表現西湖三潭石塔。這并非是作者漏畫，而是因為在明代時西湖三潭石塔曾被毀壞。明代《西湖游覽志》有載：

湖心亭舊為湖心寺，鵠立湖中，三塔鼎峙。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所謂“三潭印月”是也，故建三塔鎮之。國朝弘治間，按察司僉事陰子淑，秉憲甚厲，時寺僧倚怙鎮守中官，杜門不容官長以酒肴入。陰大怒，廉其奸事，立毀之，并去其塔。[ 1 6 ]

清代《湖山便覽》載有：

弘治五年按察僉事陰子淑廉，得寺僧之奸，發事毀之，并毀寺前之塔。[ 1 7 ]

（二）蘇堤以西的淤堵

明代時，蘇堤以西曾出現過嚴重的淤堵情況，明代《杭州府志》載有：

蘇公堤……自是堤之東西分為兩湖，歲久居人，日占為田為池。橋西今已不復有湖，六橋下微通小口，以口西山之水可行鐵爪小舟……今廢盡，為居民僧寺，魚池田桑。[ 1 8 ]

明代《西湖游覽志》載有：

我朝成化已前，里湖盡為民業，六橋水流如線。[19]

上博本《西湖圖》卷中描繪的是蘇堤以西的景色，幾乎是對上述文字的真實還原。畫家沒有按照南宋本《西湖圖》的樣式繪制，而是十分生動地還原成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這種淤堵狀況一直持續到明正德元年（1506）——楊孟瑛對西湖淤堵進行了大規模的整治，之后方才恢復正常。因此，陳曉雯將上博本《西湖圖》卷的創作年代定在明弘治五年（1492）至明正德元年（1506）是十分有道理的。

吳雪杉在《雷峰夕照：“遺跡”的觀看與再現》一文中曾對“雷峰夕照”這一創作母體進行過詳細論證，認為：“就雷峰塔圖像而言，由宋至明，大約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重要性逐漸提升的歷程。宋元繪畫里，雷峰塔所占體量相對較小，明代以后，雷峰塔變得越來越突出。這體現在兩點：一是雷峰塔與雷峰的比例關系，二是雷峰塔本身在整個畫面上所占的空間大小?！盵20]在上博本《西湖圖》卷的畫面左側，雷峰塔顯得尤為突出，這說明畫家對雷峰塔十分關注。然而，事實上南宋時期的人們對雷峰塔的關注度并不高，南宋本《西湖圖》中的雷峰塔只是作為一個標志出現，并沒有被著重強調。這從側面反映出上博本《西湖圖》卷的創作年代至少是在南宋以后了。

基于此，我們可以大致厘清畫家在創作上博本《西湖圖》卷時的主要思路：畫家想要描繪一幅以西湖為主題的全景圖，之后他選擇了南宋本《西湖圖》作為創作框架，參考了其中孤山與北山街的畫法，繼而登上高山，通過目識心記的方法開展寫生活動。由于彼時西湖三潭石塔被毀，畫家沒有描繪這一景色，而是著重刻畫了雷峰塔，并還原了蘇堤西側遠處的淤堵情況。

那么，為何畫家只關注了西湖三潭石塔的消失和遠處農田的淤堵情況，而沒有還原彼時白堤周圍的環境？難道是畫家不知道白堤的長度嗎？顯然不是。筆者以為這是畫家對作品的一種創造性表達，即還原一部分真實情況，模仿、借鑒一部分圖式內容，再結合自身對繪畫的理解，形成自己的藝術表達。畫家通過這樣的融合方式，使觀者在看到這幅作品之后會將其與南宋本《西湖圖》聯系起來，進行比較與思考。

我們與其說畫家是在借鑒南宋本《西湖圖》，不如說兩幅畫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適合今人進行比較研究。上博本《西湖圖》卷不只是一幅純粹表現西湖自然風光的作品，也具有一定的紀實性。畫家心中存在一套明確、獨立的敘述邏輯。他似乎在告訴觀者，如今的西湖與南宋時期的西湖有著類似的格局，但是又發生了許多變化，如西湖三潭石塔已被毀，湖面也發生了淤堵。這幅作品因為表現了彼時西湖的現實情況，所以具有了時代性和紀實性。因此，筆者認為紀實性才是上博本《西湖圖》卷的特殊之處和畫家的創作目的之所在。

宋元時期，“紀實性山水畫”并不盛行，畫家多追求作品是否能呈現出一種超越時空的永恒感。而在這幅畫中，畫家似乎十分滿足于記錄、描繪當下目之所及的景色，這應當與畫家的創作背景和此幅畫的繪畫性質密切相關。

三、上博本《西湖圖》卷的觀看方式

上博本《西湖圖》卷引首有“沈周”所題“湖山佳處”四字，然而此四字的用筆與氣息與存世沈氏真跡有著不小的距離，墨色更是浮于紙上，應當是偽作。畫卷拖尾處有兩段嘉興文人的題跋，其一為吳璠所題，款署“秀水吳璠”，跋文曰：“江山湖山春最秀，江水湖水春最清。買舟南游作勝覽，此行絕似登蓬瀛?！逼涠榻鸲Y所題，款署“嘉禾金禮”，跋文曰：“錦纜牙檣作勝游，天涯好景落扁舟。吟看一路曉山碧，臥聽滿江春水流。詩酒有壇尋李杜，乾坤何處訪曹劉。人生得意須行樂，莫待蕭蕭兩鬢秋 ?！?/p>

這兩段題跋很少被后世研究者所關注，然而其中隱含了很多信息。跋文中的“春最秀”“春最清”“春水流”等內容點明了畫中的季節為春季，“買舟南游”“錦纜牙檣”等內容表明吳璠與金禮均曾泛舟于西湖。通過這兩段題跋，我們可以想象在數百年前，同為嘉興人的吳璠與金禮都曾在春日乘船從嘉興來到杭州，在船上飲酒作詩，欣賞美景，之后又不約而同地在上博本《西湖圖》卷中題跋。兩首詩中都反復提到了“舟”“春”“游”幾字。由此可見，觀看上博本《西湖圖》卷的最佳方式應是邊游覽西湖，邊欣賞畫卷。古人坐在船上游覽西湖，如同徜徉在畫中，畫中人與畫外人不分你我，充滿著無限的遐想。

唐代詩人王維曰：“清風拂綠柳，白水映紅桃。行舟碧波上，人在畫中游?！鄙喜┍尽段骱D》卷便是對這首《周莊河》最完美的視覺演繹。畫家的創作富含詩意，以至于人們在觀看畫作時會不由自主地想要泛舟西湖、憑詩寄意。明代中后期，畫壇開始流行“紀游圖”。這種繪圖方式主要是為了記錄游覽經歷。從藝術審美的層面來看，上博本《西湖圖》卷與一般意義上的“紀游圖”其實并不完全相同。

需要注意的是，彼時兩位題識者對上博本《西湖圖》卷的繪圖方式、繪畫技巧等并不十分關注，他們似乎更在意旅行本身，圖畫只是輔助他們游玩的一個工具。他們作詩絕非是為了夸贊作品的精妙，而是在記錄各自的經歷與對人生的感悟。在他們看來，這幅作品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作品只是承載他們情懷的一個媒介，而不是需要倍加呵護的珍品。只不過，明人觀看這幅作品后留下的題跋確實對今人研究上博本《西湖圖》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關于對上博本《西湖圖》卷作者的推斷

在《傳李嵩〈西湖圖〉卷研究》一文中，陳曉雯認為上博本《西湖圖》卷中最早、最可靠的印章為清雍正時期的收藏家謝凇洲所鈐。然而，謝凇洲鈐印時已距離畫作的創作時間較為久遠，若想尋找到距離創作者較早、較可靠的文字訊息，筆者認為還需要繼續深入研究卷后拖尾處的兩段題識。這兩段題識的題寫者分別為吳璠和金禮，均為嘉興人氏，在《嘉興歷代人物考略》中可查到相關信息：

吳璠，嘉興人，清學者。咸豐九年重修有《吳氏族譜》。

金禮，字敬之，號竹溪，秀水人。明官員。金玉孫，金鑒子，金宗仁、金宗義、金宗智、金宗信弟。景泰癸酉舉人，五年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升刑部廣西司郎中，仕至云南參議。卒年七十八。[21]

《嘉興歷代人物考略》中的吳璠活躍于晚清時期，不知與題跋的吳璠是否為同一人。[22]不過可以明確的是，金禮是景泰五年（1454）的進士，與陳曉雯推測上博本《西湖圖》卷的創作年代十分接近，故而金禮與該作品的真實作者應該活躍于同一時期。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中有一段記述值得我們關注，其文曰：

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銳情恢拓，力排群議，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上疏請之……部議報可，乃以是年二月興工。先是工。先是，郡人通政何琮，常繪西湖二圖，并著其說，故溫甫得以其概上請。

這段文字介紹了明代正德年間，即上博本《西湖圖》卷創作的年代，西湖存在嚴重的淤堵問題?？な貤蠲乡鵀橹挝骱?，在通政何琮繪制的《西湖圖》的幫助下，向皇帝奏報了杭州西湖的情況。這說明何琮繪制的《西湖圖》也具備紀實性，可以真實地反映西湖現狀。[23]

明代《本朝分省人物考》中這樣記載何琮：

字文璧，仁和縣人，知府何滪之子，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讀書中秘，預修《寰宇通志》，書成，賜白金彩幣，遂除禮科給事中，遇事侃侃敢言，凡百司上章奏……適通政缺員，以善敷奏特升右參議。成化五年，轉左歲。辛卯丁母尤，復升左通政，時猶家居也，特詔起之。琮諳練事體，且恪勤匪懈。十七年，升通政使。[24]

按照文中所說，何琮是杭州仁和人，為景泰甲戌（1454）進士。金禮與何琮為同年進士，且都是浙江人。古代同年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曾寫道：“同年，其云同歲，蓋即今之同年也。私恩結而公義衰，非一世之故也?！盵25]因而此二人一定相識。至此，上博本《西湖圖》卷與何琮之間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聯系。至少從時代上看，何琮是有可能創作上博本《西湖圖》卷的?！段骱斡[志》一書中說何氏“常繪西湖二圖”，那么上博本《西湖圖》卷或許就是其中一幅。不過，我們是否據此就可以認定何琮是上博本《西湖圖》卷的真實作者，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五、結語

“西湖圖”在中國繪畫史上是一個常見的創作母題，歷代繪制“西湖圖”的畫家有很多。不過，并非每一位畫家都能親臨西湖對景寫生，也并非每一個畫家都能借助地輿圖進行創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將地輿學的有關史料和圖集援引到繪畫中來，或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我們能從地輿學的角度出發去研究其他“西湖圖”，也可以為相關研究者提供另一種研究視角。上博本《西湖圖》卷既是一件藝術品，又具有紀實功能。至于何琮為何人、是否為上博本《西湖圖》卷的創作者，尚有待進一步研究，筆者此文只是提出一種假設。

注釋

[1]張珩.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 繪畫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18-120.

[2]故宮博物院，編.徐邦達集（十六）[M].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302-309.

[3]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287.

[4]楊仁愷.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卷二[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802.

[5]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卷二[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1217.

[6]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附冊：海外西湖史料專輯[M].杭州出版社，2004：429.

[7]吳耀珉.湖光佳處 美景勝游——賞南宋無款《西湖圖》卷[J].上海文博論叢， 2010（4）：141-143.

[8]何傳馨.文藝紹興 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M].臺北故宮出版社，2011：37.

[9]陳曉雯.傳李嵩《西湖圖》卷研究[D].中央美術學院，2017.

[10]參見《全唐詩900卷·卷三百八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參見宋咸淳年間（1265—1274）《臨安志》中《西湖圖》，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12]參見《臨安志93卷·卷二十一·疆域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參見《臨安志93卷·卷三十二·山川十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參見周密《蘋洲漁笛譜疏證3卷·卷一》，清乾隆刻本。

[15]現存的《臨安志》有明、清兩個本子，兩本中對孤山處的描繪都與上博本《西湖圖》卷極為不同。筆者通過比較可以進一步確認，上博本咸淳年間借鑒的可能為南宋本《臨安志》中的《西湖圖》。

[16]參見《西湖游覽志24卷·卷二》，明嘉靖本。

[17]參見翟灝、翟瀚、王維瀚著《西湖便覽 外湖三塔》，槐蔭堂本。

[18]參見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卷八·湖泊》，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

[19]同注[6]。

[20]吳雪杉.雷峰夕照：“遺跡”的觀看與再現[J].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1）：59-76+109.

[21]傅逅勒，編著.嘉興歷代人物考略（增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7.

[22]關于吳璠的身份，宮崎法子與陳曉雯都曾對其進行過考證，均未得出明確結論。

[23]邵韻霏.鳥瞰、近視、圍觀——古代西湖圖的三種模式[M]//書籍之為藝術——中國古代書籍中的藝術元素學術研討會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23.

[24]參見《本朝分省人物考115卷·卷四十二》，明天啟年間刻本。

[25]顧炎武.日知錄[M].黃汝成，集釋.欒保群，校點.北京：中華書局，202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