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習近平“調查研究下基層”的提出、歷史價值及新時代啟示

李德栓

（閩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漳州 363000)

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情況下，考察寧德工作期間習近平“調查研究下基層”的提出、歷史價值及新時代啟示是必要的。再者，學術界對習近平“調查研究下基層”的內涵和方法論意義作了一些研究，但是對習近平“調查研究下基層”的提出、歷史價值及新時代啟示發掘不夠。有鑒于此，筆者擬就習近平“調查研究下基層”的提出、歷史價值及新時代啟示作一些探討，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調查研究下基層”的提出

習近平提出“調查研究下基層”不是偶然的，它既受黨的優良傳統影響，又和習近平的基層工作實踐密切相關。

眾所周知，“調查研究下基層”本來就是黨的一貫做法。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毛澤東說道：“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盵1]在這里，毛澤東提出對縣內外、區內外實際進行調查研究，這本身就是“調查研究下基層”！不管走到哪里，毛澤東都是自覺做調查研究的，而且往往走到田間地頭進行實地調查研究，他是黨員干部“調查研究下基層”的典范。正是毛澤東一貫倡導和親自下基層做調查研究，我們黨才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并進行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在此基礎上開創了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

在擔任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期間，鄧小平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并勇于實踐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思想，使得會尋安工作成績顯著，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奠定了物質和社會基礎，受到毛澤東的極好稱贊。

在第二次復出前，鄧小平對江西進行了調查，從中了解到，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干擾和破壞，我國經濟一片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人們希望黨和政府安定團結發展生產，提高生活水平。正是依靠江西調查，鄧小平遵照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精神，1975 年進行全面整頓，我國經濟和社會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然而，由于“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加上他們制造“左”的言論，在天安門事件后，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使中國社會結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但是黨中央卻提出了“兩個凡是”主張，這樣一來，中國社會迎來了安定團結新局面，卻因為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沒有得到糾正，中國社會事實上仍然在延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提法和做法，中國社會已經到了向何處去的關鍵時期。

在中國社會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復出前就給中央寫信，提出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在復出會議上，鄧小平明確表態，要做事情，并強調要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抓教育和科技工作過程中，鄧小平事實上在積極主動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同時支持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從而恢復和弘揚了黨的思想路線，使調查研究成為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關鍵，使黨終于能夠做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

事實上，從插隊落戶時開始，習近平就學習馬克思主義，加上大學學習，形成了一種較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質。在大學期間，一個假期習近平跟隨父親習仲勛到廣東省一個基層做調查研究，親身體會了了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基層工作方法。這樣一來，到河北正定縣工作期間，一開始習近平就沉下身子到基層了解情況，發現了許多問題，如正定縣“高產窮縣”；正定普遍還沒有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定國有企業效益不強；正定人才缺乏；正定一些土地資源沒有加以利用；正定縣黨風不純，一些黨員干部存在違紀違法行為，等等。對這些實際情況習近平進行了綜合分析，發現正定人的思想還不夠解放，大家仍然固守舊的體制，不能創造條件，尋求新的發展，黨的建設沒有服務于經濟建設。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組織廣大干部群眾學習黨的十二大精神，在解放思想過程中，從正定實際出發，通過深化改革，優化發展條件，抓黨的建設，在兩個文明協調發展中走出一條“半城郊型經濟”發展路子。從正定工作情況看，習近平已經能夠運用黨的調查研究方法了解正定實際，探索正定發展路子，而不是像一些地方干部不顧實際照搬發展模式。從這里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掌握調查研究方法，了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那是找不到實際發展的路子的，只能搞形式主義，而形式主義是危害極大的。

在正定工作期間，習近平不僅親自進行調查研究，而且也是通過調查研究才找到了正定存在的種種問題，然后結合貫徹落實黨的十二大精神，推動了正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找到正定發展路子。這已經充分表明，在基層工作，一定要親自開展調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然后結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才能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探索適合實際情況的發展路子。

在廈門工作期間，和正定工作一樣，習近平一開始工作先是到基層做調查研究，從中發現廈門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勞動力就業不充分，產業發展方向不明確等問題。廈門市地方小，發展空間受限制，發展方向不清晰。在初步了解這些客觀實際后，習近平主張農村要根據自己實際和條件，發展林果茶，農村青年人應當進城務工，而不是閑待在家里。廈門應當利用地域和自然優勢，建設海上城市，建設經濟特區。正是基于這樣的分析和思考，習近平到廈門軍營村指導農民發展林果茶。習近平組織課題組成員分頭開展調查研究，然后又進行綜合分析和科學論證，做成廈門二十年城市發展規劃。

和正定、廈門工作時一樣，到寧德地委工作后，習近平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深入基層做調查研究，從中了解到寧德不僅貧窮落后，而且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思想不切實際。事實上，寧德同福州和廈門發展存在較大差距，又是全國貧困縣區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希望修建溫福鐵路，開發三都奧港口，投資做大項目。然而在國家面臨治理整頓情況下，想做這三件大事是絕對不可能的。為了糾正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不切實際的想法，習近平明確提出“調查研究下基層”，而且親自組織寧德地委一班人下基層做調查研究，這不僅在當時福建不多見，而且在全國也是少有的。正是通過集體下基層做調查研究，寧德廣大干部和群眾逐漸摒棄不切實際想法，在習近平提出發展大農業思路影響下，走出了一條生態經濟發展之路，使經濟和生態協調發展，寧德逐漸擺脫了貧困，走向脫貧奔小康之路。

二、“調查研究下基層”的歷史價值

在寧德，習近平提出的“調查研究下基層”富有歷史價值。

（一）只有堅持“調查研究下基層”，才能制定地方發展戰略

福州雖說是福建省省會，但與杭州和廣州相比發展差距大，這是有歷史原因的。但共產黨人不能坐等發展，而應當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正是抱著這一想法，習近平又帶領福州市委一班人乘船在閩江口做調查研究，最后作出發展閩江口經濟圈規劃。

為了使福州在發展中迎頭趕上沿海開放城市，習近平又組織人力分頭進行調查研究，然后再進行綜合分析和科學論證，形成“3820”規劃，這對加快福州發展乃至帶動整個福建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作用。

無論是在正定，還是在廈門、寧德和福州，習近平在多次做基層調查研究時已經發現，人們在發展經濟中不注意生態環境保護，已經造成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不協調問題。針對這一突出問題，習近平本著生態平衡想法，在正定就提出搞建設上大項目一定要考慮生態后果。在廈門和寧德，習近平明確提出要保護和利用生態資源。在廈門和福州二十年發展規劃中都列有生態環境保護內容。

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間，習近平多次下基層做調查研究，最后組織了一次全省生態環境狀況調查研究活動，在綜合分析和科學論證基礎上，習近平親自組織起草了福建省建設生態省二十年戰略規劃，這在當時的中國是首屈一指的。

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跑遍浙江的山山水水，對浙江經濟和社會狀況做了系統調查研究，并且號召廣大干部深入實際進行系統全面調查研究，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不僅深化了習近平關于調查研究下基層的重要論述，而且習近平還親自制定了“八八戰略”，提出了綠色浙江、平安浙江的工作目標，又提出要跳出浙江發展浙江，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生態環境保護好的發展之路。

試想一想，沒有“調查研究下基層”的提出和實踐，就不會有地方各項戰略目標的提出和實施。

（二）只有堅持“調查研究下基層”，才能制定國家發展戰略

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如期完成這一任務，就要既保持國民經濟穩步增長，又要實施脫貧攻堅戰。

我們知道，要實施脫貧攻堅戰，就意味著我們將在不到十年時間使七千多萬貧困人口完全脫貧，在消除絕對貧困方面打一場決勝戰。這個任務是相當艱巨的，怎樣完成這個任務，是需要研究的。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深入湘西農村和邊遠山區進行調查研究，提出精準扶貧。試想一想，如果我們繼續推行原來那種大水漫灌式扶貧政策，那么我們將克服不了扶貧中的弄虛作假，也不能從根本上使絕對貧困人口過上小康社會生活。要使原來那種扶貧方式轉變為精準扶貧，就要使扶貧干部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弄清扶貧對象，針對不同對象，實施不同扶貧辦法。在這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沒有“調查研究下基層”，那么習近平是不可能提出精準扶貧的。正是在實施精準扶貧過程中，扶貧干部深入山區、邊遠山村，調查研究貧困人口狀況，造冊登記貧困家庭，然后從教育、產業和資金投入等方面進行精準扶貧，這不僅密切了干群關系，而且真正使貧困人口如期脫貧，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在人類扶貧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在中華民族歷史上也是少有的，在黨的百年歷史上是一個重大成就！

黨的十八大也提出實施藍天保衛戰。提出這一戰略任務是基于歷史和現實考慮的。

我們知道，20 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為了大力發展經濟而不惜過度利用資源，從而不僅造成資源短缺，而且引發世界八大公害。六十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把本國污染企業轉移到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使本國生態環境有所改善，但是全球生態危機并沒有消除，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工業化仍然存在并不斷向外擴張。只要資本主義工業化繼續存在和擴張，它就要搶奪和過度利用資源，把經濟效益留給自己，把污染甩給全球。早在正定工作期間，習近平就看到了這一點。在浙江工作時，為了把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統一起來，習近平一方面提出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少、環境保護好的發展之路，另一方面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無論是探索浙江發展新路，還是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都是立足于浙江資源少，改革開放以來實行傳統發展方式造成生態環境破壞這一現實。而資源少、生態環境遭到破壞不是從書本上來的，是習近平對浙江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得來的！

同樣，進入中央工作后，習近平經常深入中國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又多次參加中央資源環境保護會議，對生態環境總體惡化情況有深入了解，因而在主持起草的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環境資源約束趨緊，我們必須樹立生態文明觀念，經過長期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黨的十八大提出藍天保衛戰，這意味著中國不能重蹈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為此，就要采取切實措施治理污染，而治理污染不是掛在嘴上，是實實在在地走循環低碳綠色發展之路，通過環境監測，大力度地治理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環境問題，使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得到維護和保障。要治理人民群眾關心的環境問題，必須深入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實際，了解損害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環境問題，依據制度和法律治理污染，使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和生態在空間上有所區分，真正做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還要立足長遠，同世界其他國家一道，建設美麗清潔世界。正是立足于這一點，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我國政府確定和提出了“雙碳”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直號召黨員干部要調查研究，認為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就沒有決策權，而且還就調查研究做出系統規定和周密部署，形成習近平關于調查研究的重要論述，這一重要論述已經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很顯然，寧德工作時期習近平提出“調查研究下基層”為習近平作出關于調查研究的重要論述奠定了理論基礎。鑒于學術界對此已有較多論述，這里就不展開論述了。

三、“調查研究下基層”的新時代啟示

習近平提出“調查研究下基層”已經過去了35 年，但直到今天“調查研究下基層”仍然沒有過時，它對我們探索基層發展道路，轉變干部工作作風均有啟示作用。

（一）要找到基層發展路子，需要弘揚“調查研究下基層”的優良傳統

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著普遍性，離開特殊性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因此，離開一個國家實際，不分青紅皂白就搬用別國模式一定是要失敗的。這一點無論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都已經得到了證明。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王明“左”傾路線就是不分清中國革命的階段性，胡說什么中國革命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應當不折不扣地照搬十月革命模式，實行中心城市暴動。本來在井岡山斗爭中毛澤東已經探索到中國革命道路，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但當時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不承認這個道路，相反提出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的學說，要求朱毛紅軍下井岡山去攻打南昌等中心城市。當朱毛紅軍下井岡山開辟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后，進駐蘇區的中央在王明路線控制下發動了對毛澤東的錯誤批判，要求中央紅軍攻打贛州，但贛州始終沒有攻打下來，毛澤東建議紅軍可以向東發展，最后取得龍巖和漳州勝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左”傾路線卻加大對毛澤東的批判力度，在寧都會議上排擠了毛澤東，最后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這一段歷史告訴我們，中國革命有中國特殊情況，不顧中國革命實際直接搬用十月革命模式是注定要失敗的。后來毛澤東在延安通過撰寫《新民主主義論》科學分析了中國國情，提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毛澤東根據中國經濟狀況發現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但工人階級比較弱小，廣大農民階級數量龐大，必須進行工農聯盟，在農村開辟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中國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完全證明了毛澤東探索到的中國革命道路是正確的。從這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光有馬列書本，不將之和中國實際相結合，我們是發現不了中國革命道路的，從而中國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同樣，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曾經借鑒蘇聯經驗，實行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盡管建立了比較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完整的工業化體系，但是畢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把國民經濟和工業化搞上去。經過系統總結和深刻反省歷史，鄧小平說道：“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取得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盵1]

黨之所以在革命和建設中找到道路，是因為黨能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分析中國實際，而分析中國實際的方法首要的就是調查研究，而且調查研究不是浮于表面，而是調查研究下基層！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主張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在這一政策作用下，溫州、蘇南等地先富了起來。其他地區開始仿效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但其效果都是不盡人意的。在正定工作時，習近平也曾帶領一班人到溫州、蘇南等地參觀，但他并沒有在正定縣搞什么溫州和蘇南模式，相反在研究國際經驗，特別是下基層進行調研，結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最后提出了正定走“半城郊型經濟”發展道路。在這里，習近平若沒有下基層調查研究，弘揚黨的優良傳統，那是不可能提出“半城郊型經濟”發展道路的。正是看到“調查研究下基層”相當重要，在寧德工作時習近平倡導“調查研究下基層”，使得寧德找到了脫貧致富路子。

準此，全國有兩千多個基層單位，各個基層單位情況不同，基層如何發展是一個時代課題。我們應當像當年習近平在寧德工作時那樣下基層調查研究，根據基層實際確定發展路子。事實上，只有弘揚“調查研究下基層”的優良傳統，我們才能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中找到基層發展路子和辦法。

（二）要轉變干部工作作風，需要實踐“調查研究下基層”

我們知道，黨之所以領導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偉大勝利，是因為黨形成和弘揚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同樣，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倡導全黨同志仍然要堅持和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解放思想，走群眾路線，不斷改造自己，只有這樣才能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然而受種種因素影響，黨內“僵化思想仍然束縛著一些同志的頭腦。特別是對不少環節上不同程度存在著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全黨同志和廣大群眾是很不滿意的。我們一定要正視它，努力去消除它，不辜負人民對我們的期望?！盵2]針對黨內存在的不良思想和作風，又結合寧德黨員干部思想不純、作風不良等問題，習近平一方面組織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使黨員干部堅定馬克思主義理想和信念，又在實際工作中倡導“四下基層”，尤其強調“調查研究下基層”是黨員干部的必修課和基本功，必須自覺積極完成學習和實踐任務。這樣一來，習近平親自帶領寧德地委一班人下基層調查研究，三進下黨至今發人深??！通過“四下基層”，既克服了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也了解和調查清楚消極腐敗案情，掀起了反腐倡廉斗爭，大大強化了黨的建設，使寧德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煥然一新。另一方面，通過開展“調查研究下基層”活動，習近平把干部和群眾思想統一起來，克服了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和發展上的急性病，大家最后明確認識到寧德要走大農業發展道路，發展商品經濟和集體經濟，同時注重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自身建設。只有這樣，寧德才能擺脫貧困，為致富奔小康打好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黨內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2]現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又輔之以反腐倡廉斗爭，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為之一新。但是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說的，“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3]，我們只有繼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進程，勇于自我革命，才能引領社會革命。而要全面從嚴治黨，就要繼續堅持和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就要繼續開展“調查研究下基層”活動，也只有堅持“調查研究下基層”，才能使黨員干部做到理論聯系實際，也只有理論聯系實際，既能克服僵化思想束縛，又能找到基層發展路子，從而剎住形式主義風氣。同時，在調查研究中，我們才能及時發現人民群眾急、愁、盼問題，同人民群眾一道解決問題，這就是信訪下基層，辦公下基層。在同人民群眾密切接觸中，我們才能有針對性地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就是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下基層。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完全可以和基層群眾一道找到基層發展方向和路子。一句話，“調查研究下基層”可以帶動“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下基層”?？梢?，在“四下基層”中，“調查研究下基層”是基礎和動力，由于它可以信訪接待、現場辦公和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下基層，因而能使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也可以使我們從中發現黨政機關工作存在的不足，從而自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推動基層工作勝利開展。這樣一來，干部工作作風必然得到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