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對“中心—外圍”體系的突破及其重大意義*

陳子燁

以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為代表的左翼現代化理論曾揭示，后發國家現代化受挫的根源在于受到以“中心—外圍”為特征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剝削，陷入了全方位的“依附”狀態，最終落得長期貧窮與落后。但上述理論提出的“脫鉤”等發展戰略卻未能在實踐中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這一體系束縛。鮮少有后發國家突破“中心—外圍”體系，實現從“外圍”向“中心”的跨越。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雖然實現了較好的經濟發展，但它們的現代化模式都帶有一定的“依附發展”色彩，本質上是不完全獨立自主的現代化模式。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在“脫鉤”與“依附”之外的新發展道路，在保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現代化發展成果。正如《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雹佟吨泄仓醒腙P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64 頁。本文旨在通過梳理中國式現代化對“中心—外圍”體系的突破，進而揭示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現代化理論發展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意義。

一、“中心—外圍”體系下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困境

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等左翼現代化理論主要從世界經濟體系的視角分析了后發國家現代化受挫的根源。依附論提出“依附”概念來解釋落后國家不發達的根源，即依附是一種在國際分工基礎上形成的不對稱不平等的相互依賴關系，在一些國家可以發展并加強自己的同時，另一些國家的發展情況卻受到前者發展與擴張情況的影響，這種擴展既可能帶來積極影響，也可能帶來消極后果。②Theotonio Dos Santos,“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Vol.60,No.2,p.231.后發國家非常容易陷入在“依附”的惡性循環之中，由于缺乏資金、技術、市場等發展資源，不得不依賴于“中心”的相關供給，但反而在內部形成以“中心”利益為主的畸形經濟結構和依附性的政治經濟結構，在世界經濟體系運行中獲利微薄。世界體系論則指出世界經濟體系本質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形成了“中心—半外圍—外圍”的具有分化和剝削性質的結構，這實際上是一個不平等交換的鏈條，不同區域承擔不同的國際勞動分工并從中獲利不同。后發國家往往處于并被固鎖在“外圍”，陷入落后與貧困。上述理論都具有一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淵源，是歷史唯物主義在國際層面的具體應用。兩者都是從國際分工和國際生產關系出發來探尋后發國家現代化受阻的根源的。無論是“依附”還是“中心—半外圍—外圍”的劃分，均是對不平等的國際生產關系的描述，是一種典型的國際階級分析。正如安德烈·弗蘭克（Andre Frank）所言，“中心”對“外圍”的剝削類似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對其國內工人的剝削。①Andre G.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1971,p.30.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看，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斷擴張與發展，其“中心—外圍”的特征也日益穩固，越是后發國家，其掙脫體系束縛的難度越大。在這一體系形成的早期，由于資本主義還有一定的自由競爭和危機轉嫁空間，德國等相對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較多機會通過國家力量的干預突破“中心—外圍”體系，獲得自主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但20 世紀之后的世界幾乎沒有國家能夠在自發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還保持獨立自主。左翼的現代化理論雖然幫助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話語霸權，卻未能在實踐中為后發國家提供行之有效的擺脫依附體系的發展戰略與方案。例如，采用“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拉美，在減少了對“中心”工業制成品的高度依賴之后，又再次陷入對“中心”中間品和技術的依附之中，使“進口替代”戰略難以維系，再次遭遇發展危機，不得不接受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藥方。

相較之下，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探索出的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一條“依附”與“脫鉤”之外的新道路，相對成功地突破了“中心—外圍”體系，實現了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發展，并取得了偉大成就。這切切實實地為苦于“中心—外圍”體系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信心和借鑒。

二、中國式現代化對“中心—外圍”體系的突破

近代中國也曾深深受制于“中心—外圍”體系，國民黨治下的中國更是處于對西方資本的典型“依附”狀態。直至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并建立新中國后，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才獲得新生，并逐步探索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經歷過社會主義初步建設時期的曲折探索以及改革開放的偉大變革，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已逐步從“外圍”上升至“準中心”，并繼續向“中心”邁進。②參見翟嬋、程恩富：《中國正處于世界經濟體系的“準中心”地位》，《上海經濟研究》2019 年第10 期。這一地位的變化具體體現為中國在經濟、政治及文化領域對依附體系的逐步擺脫與突破。

（一）經濟突破：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穩步向中高端攀升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外圍國家在經濟上呈現出經濟依附的特征，主要表現為對中心國家的資金、技術、市場的高度依賴，這種依賴使外圍國家在國際分工中只能處于低端地位，只能獲得微薄的收益分配。因此，中國突破“中心—外圍”體系的核心在于，提高國際分工地位，改善國際分工收益。

改革開放前，中國在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下，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處于實際上的“脫鉤”狀態，這使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事業難以從外部獲取發展資源，因而付出了高昂代價。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建立起了基本完備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這為中國后續擺脫經濟依附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基本動力。③參見路風：《中國經濟為什么能夠增長》，《中國社會科學》2022 年第1 期。改革開放后，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以獨立自主的姿態重新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并善于抓住國際分工深化和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趨利避害地利用外部發展資源，使其真正服務于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中國由此在一個剝削性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獲得了自主發展的空間與機會，并不斷壯大與突破。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得到明顯提升，已經從“外圍”邁入“準中心”。這具體體現在如下經濟方面的改善上，特別是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提升。

第一，中國已逐步擺脫全球價值鏈中的“技術—市場”依附，正從價值鏈的中低端邁向中高端。經濟依附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不同的具體表現與特征。依附論學者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將歷史上的“依附”形態劃分為：殖民地“商業—出口”依附、“金融—工業”依附、“技術—工業”依附。①［巴西］特奧托尼奧· 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楊衍永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第334—335 頁。隨著世界經濟基本形態的發展變化，全球價值鏈分工已經成為當前國際分工的主流形式，經濟依附也因而呈現新的“技術—市場”依附特征。這種特征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憑借在核心技術方面的優勢和對市場終端的控制成為生產者驅動型和購買者驅動型這兩種主要的全球價值鏈的“鏈主”，因而在分工中處于主導地位并獲得高附加值，發展中國家處于甚至被鎖定在低端，只能獲得低附加值。②陳子燁、李濱：《中國擺脫依附式發展與中美貿易沖突根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 年第3 期，第27 頁。中國對經濟依附的突破也正是以技術端和市場端為突破口的。從技術端來看，近年來中國整體的科技水平取得了明顯的進步與提升，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逐漸縮小，特別是在一些高技術領域取得了重大的技術突破和產業升級，甚至打破了西方的技術壟斷。例如，在信息通信領域，有最新報告數據顯示，“華為的5G 有效全球專利族數量占比為14.59%，位列第一；高通排在第二位，占比為10.04%；三星排在第三位，占比為8.80%。另外，排名在前十位的企業還有大唐、中興、OPPO 和小米四家中國企業”③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5G 標準必要專利及標準提案研究報告》（2023 年4 月），中國信通院網站，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304/P020230421528385442774.pdf，最后瀏覽日期：2023 年9 月1 日。。再例如，在人工智能領域，根據《2022 全球人工智能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已經連續三年保持世界第二的位置，和美國同處第一梯隊。中國在專利產出、論文產出、人才培養、創新制度、網絡基礎等多個評價指標上均有顯著上升，排名進入前五位的指標由2020年的12 個增長至2022 年的18 個。④易蓉：《全球人工智能創新指數出爐，中國連續3 年世界第二》（2023 年7 月7 日），“中國日報網”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0767876307748828&wfr=spider&for=pc，最后瀏覽日期：2023 年9 月1 日。從市場端來看，中國本土市場的潛力不斷被激發，依托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中國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過去過度依賴海外市場的情況。從宏觀數據來看，2022 年中國的進口總額達到2.7 萬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的近11%，僅次于美國。⑤《商務部：中國進口總額達2.7 萬億美元 占世界進口總額的近11%》（2023 年4 月23 日），中新網，https://www.chinanews.com/shipin/cns-d/2023/04-23/news957440.shtml，最后瀏覽日期：2023 年9 月1 日。正是在技術端和市場端的突破與進步，有效地改善了中國在全球分工中地位低微、收益微薄的局面。再來看一組數據，2000—2017 年，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均呈比較穩定的上升趨勢（見圖1）。2010—2018 年，中國每1 000 美元出口增加值從842 美元增長至897 美元。⑥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全球價值鏈與中國貿易增加值核算研究報告》（2019 年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http://images.mofcom.gov.cn/zys/202101/20210126142050237.pdf，最后瀏覽日期：2023 年11 月30 日。特別是自2018 年中國遭遇美國率先挑起貿易戰和科技戰以來，對中國出口“被轉移”和中國高科技公司“被卡脖子”的擔憂日益升級，盡管中國難以避免地受到負面影響，但從中國出口情況和高科技公司的經營情況來看，反而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及其韌性。根據相關數據顯示，2018 年后的中國出口占世界總出口的份額以及高附加值產品占比份額均不降反升，展現出明顯的產業競爭力上升和產業鏈升級趨勢。2019—2022 年，中國出口在世界中的占比上升了1.3 個百分點，達到14.6%；在全球制造業增加值中的占比上升了3 個百分點，達到30.3%，其中，以新能源汽車、電子、機械等為代表的高附加值產品在世界出口市場占比的持續上升作出了重要貢獻。2019—2022 年，中國光學、汽車、機電等產業的全球出口份額分別增長至14.8%、8.1%和28.3%。①華泰證券：《中國出口產業鏈的升級與重塑報告》（2023 年4 月17 日），下載自未來智庫網站（https://www.vzkoo.com/），最后瀏覽日期：2023 年9 月1 日。遭遇美國斷供高端芯片的華為公司在經歷了短暫低谷之后，于2023 年再次推出搭載自研芯片的Mate60Pro 機型，重新返回全球高端手機市場。根據相關數據顯示，華為手機2023 年第二季度的市場份額增幅達76.1%，再次躋身全球高端手機市場前列。②《逆勢上漲76.1%，華為公布2023 年上半年經營業績》（2023 年8 月11 日），“機智貓”搜狐號，https://business.sohu.com/a/710932757_239259，最后瀏覽日期：2023 年9 月1 日。同時，中國在汽車、大飛機等相對弱勢的技術領域也取得了歷史性突破。例如，2023 年中國商飛自主研發的C919 國產大型客機已經成功開啟商業飛行。

圖1 2000—2017 年中國制造業與服務業GVC 地位指數概況

第二，中國正在實現從資本輸入國向資本輸出國的重大轉變。通常而言，“中心—外圍”中的中心國家由于資本充裕，往往也是資本輸出大國，而外圍國家由于資本匱乏，其凈對外直接投資額通常為負數。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中國保持著吸引外資的政策，中國吸引外資的規模非常龐大且保持持續增長的走勢；另一方面，隨著近年來中國資本積累總量的增長和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國的對外資本輸出也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見圖2）。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首次超過外商直接投資，成為凈對外直接投資元年。③于佳欣、趙超：《對外直接投資首破千億美元 中國即將成為對外凈投資國》（2015 年1 月16 日），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5-01/16/content_2805546.htm，最后瀏覽日期：2023 年9 月1 日。

圖2 2002—2022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第三，人民幣國際化正在穩步邁出新步伐。中心國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主權貨幣具有國際貨幣性質。除了公認的世界貨幣美元外，歐元、日元也在一定程度上擁有特權。盡管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是在中國政府的系統規劃和穩步推進下，中國已經在人民幣國際化上取得了重要進步。根據SWIFT 發布的數據顯示，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量翻了一番，目前占整個支付市場的4.5%（歐元占6%），如果加上非SWIFT 交易，實際支付的份額將會更高。①《國際化速度超乎想象，人民幣邁出對抗美元霸權一大步》（2023 年4 月24 日），“金投網”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4046716148691352&wfr=spider&for=pc，最后瀏覽日期：2023 年9 月1 日。

（二）政治突破：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全球影響力不斷提升

“中心—外圍”體系對后發國家現代化的束縛作用還體現在政治層面。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看，“中心—外圍”首先是對國際生產關系的結構特征的描述，那么基于這種國際經濟基礎之上的國際政治與法律上層建筑—以全球治理為具體表現，也必然為維護這種國際經濟基礎服務，因而呈現出“中心”對全球制度建設的主導，及“外圍”對“中心”的內外政治依附。②李濱、楊蓉榮：《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概念范疇在國際研究層面的體現》，《歐洲研究》2019 年第2 期。例如，為了維護技術壟斷地位，發達國家主導建立和推動的國際知識產權制度越來越呈現出過度保護知識產權的傾向。在保護對象、保護時間和保護范圍上皆有不斷擴大和延長的趨勢。③李濱、陳怡：《高科技產業競爭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 年第3 期。對于中國而言，其內部的依附性政治結構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被基本消除，但對外依然在與由西方主導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斗爭。隨著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和整體經濟實力的上升，中國也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政治大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重大的中國理念、中國主張和中國方案獲得了世界的高度評價，也有力地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自2013 年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日益深入人心。2017 年2 月10 日，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55 屆會議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被寫入聯合國的“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的社會層面”決議。①《“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次寫入聯合國決議》，載《人民日報》2017 年2 月12 日，第3 版。中老命運共同體、中巴命運共同體等雙邊共同體以及中非命運共同體、中阿命運共同體、中國 — 東盟命運共同體等多邊共同體越來越多，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等不斷穩步推進。共建“一帶一路”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已經在過去十年間取得了切實的重大成就，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合作平臺。十年間，以“五通”為核心的互聯互通格局不斷發展。例如，在設施聯通方面已經形成了以“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為基礎的“陸海天網”四位一體格局。截至2023 年6 月，中歐班列累計開行7.4 萬列，“絲路海運”航線已通達全球43 個國家的117 個港口。在資金融通方面，已經形成了日益健全的金融合作機制和平臺。截至2023 年6 月底，共有13 家中資銀行在50 個共建國家設立145 家一級機構。絲路基金累計簽約投資項目75 個，承諾投資金額約220.4億美元。共建“一帶一路”成效顯著，為共建國家的發展注入了活力，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截至2030 年，共建“一帶一路”的相關投資可能讓相關國家的760 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 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2023 年10 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http://www.scio.gov.cn/gxzt/dtzt/49518/32678/index.html，最后瀏覽日期：2023 年10 月20 日。在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的同時，共建“一帶一路”在實踐中所踐行恪守的“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贏”“相互尊重”等理念也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提供了重要助力，特別是為改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舊的國際分工體系和全球治理中被邊緣化的地位提供了新路徑。

（三）文化突破：正加快建構中國話語、中國敘事和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渲镔|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178 頁。?！爸行摹鈬笔降膰H經濟基礎在文化上層建筑中也呈現出“中心”的文化霸權與“外圍”的文化依附特征?！巴鈬钡奈幕栏接卸鄻拥谋憩F形式，主要反映為一種西方中心主義。例如，巴西經濟學家塞爾索·富爾塔多（Celso Furtado）曾指出，外圍國家的高收入階層熱衷模仿中心國家的消費方式和行為模式，這使得外圍國家的現代化帶有文化依附的性質；這種文化依附將成為依附結構再生產的原動力，使得依附性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隨著中心國家的消費方式和生產技術的更新而重復出現。④轉引自袁興昌：《對依附理論的再認識—依附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及基本思想（上）》，《拉丁美洲研究》1990 年第5 期，第4 頁。依附論學者多斯桑托斯也曾經批評拉美文化中出現的文化異化現象，即拉美知識分子從宗主國角度，按照宗主國的標準、利益和價值觀去審視本國，這種文化依附是維持和鞏固依附性結構的重要因素，是把不發達狀態留存下來的關鍵。⑤［巴西］特奧托尼奧· 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第309 頁。就中國而言，近代中國也曾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既存在半封建文化，也因受到帝國主義文化的嚴重滲透而存在一定的依附文化。后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革命、建設、改革和復興的歷程中，逐漸探索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其在文化建設方面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逐漸形成了凝結著中國精神、彰顯著中國價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但在國際層面，長期存在話語權上的“西強東弱”，特別是中國常常受到來自西方國家的話語霸權攻擊。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和政治實力的上升，已經在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在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進一步從文化領域的“中心—外圍”結構中突圍。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西方主導的國際意識形態“在某種程度上是以一種顯而易見的語言、宗教和道德形式呈現出來。但更重要的是，它是通過施加某些思維與分析的方式，尤其包括通過傳導某些哲學與科學（社會科學）的方式，呈現出來的”①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in Marc A.Genest,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lmont: Wadtsworth/ Thomson Learning,2004,p.217.。例如，二戰后西方國家改造了“民主”概念，構建起一套以選舉民主為核心的所謂“自由民主”理論體系，并以社會科學方式融入并在世界推廣，使人們習慣使用西方概念與思維思考問題。這更加凸顯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性。自2022 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以來，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積極加快成果轉化，已取得了一系列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成果。

三、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中心—外圍”體系的重大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對“中心—外圍”體系的突破既對推動左翼現代化理論的修正與完善，乃至推動世界現代化理論的發展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擺脫“中心—外圍”體系束縛之道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有助于世界現代化理論的修正與發展

1960 年代以后，以西方為中心的經典現代化理論在理論和實踐上均遭到挑戰。那些按照經典現代化理論藥方去模仿西式現代化的亞非拉國家大多陷入經濟停滯或衰退、政治動亂、社會動蕩之中。這一現實促使人們批評和反思西方中心論的經典現代化理論。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正是以激烈批判經典現代化理論的面貌出現的，由此初步打破了對西式現代化的迷信與崇拜，動搖了其世界話語霸權。然而，上述左翼現代化理論的主要局限不僅在于其理論內容本身存在的問題，更在于其未能在實踐中為廣大后發國家突破“中心—外圍”體系提供行之有效的戰略與方案。

例如，以弗蘭克為代表的依附論者曾提出激進的“脫鉤”方案，即通過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減少甚至切斷經濟聯系來擺脫這一體系的剝削，由此獲得獨立自主發展的空間。然而，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客觀背景下，這種發展方案越來越不具有現實性。再例如，以多斯桑托斯為代表的依附論者還提出過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案，即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掃除和改造依附性的國內結構，進而使對外關系獲得擺脫依附的國內政治基礎。但該方案對于社會革命和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復雜性與困難性缺乏充分的估計，并非現實有效的具體戰略和策略。無奈之下，以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和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為代表的學者證明了妥協的“依附式發展”方案的存在，即在某些后發國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于政府、本國資本和跨國資本之間形成了“三方聯盟”，因而出現了在依附狀態下也獲得較好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發展的結果。①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in Alfred Stepan,ed.,Authoritarian Brazil: Origins,Policies,and Future,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142 — 176;Peter Evans,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State,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然而，一方面，這種“依附式發展”只是少數國家能夠獲得的；另一方面，這種依附式的現代化模式存在諸多弊端，從長遠來看并不能實現真正的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中心—外圍”體系的成功實踐實際上開辟出了一條“脫鉤”與“依附”之外的新路徑，不僅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變成現實，并且取得了偉大的發展成就。就此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揚棄并超越了以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為代表的左翼現代化理論，既為其理論的修正與完善提供了鮮活案例，也推動了世界現代化理論的進步發展。

（二）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中心—外圍”體系提供了新方案

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中心—外圍”體系的成功經驗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普遍性體現在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克服一些導致“依附”的共性因素。特殊性則體現在中國克服這些因素的方式方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中心—外圍”體系的成功經驗盡管不能被照搬照套，但依然對廣大后發國家具有重要啟發和借鑒意義。例如，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中心—外圍”體系的成功經驗證明了自主國家的基本構建是擺脫這一體系的關鍵政治前提。前述提及的各種擺脫“中心—外圍”體系的方案之所以在實踐中多以失敗告終是復雜因素導致的結果，但是也存在導致失敗的共同因素，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的相對缺乏。由于國家淪為了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在制定發展戰略時無法做到對內擺脫利益集團掣肘、對外反對霸權主義干涉，無法持續地按照公共利益方向推進發展戰略，使各種擺脫依附的發展方案無法在實踐中找到突破依附再生產的惡性循環的突破點。就中國經驗而言，這種自主國家的構建主要是由高度自主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初步掃除了國內舊的依附性結構，為后續國家實現自主發展奠定了基本政治基礎。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以政治邏輯超越經濟邏輯，通過政治方式初步構建一定的國家發展自主權，以此作為破除依附的惡性循環的突破口，是中國經驗提供的重要啟示。另外，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中心—外圍”體系的成功經驗表明了從內部突破“中心—外圍”體系的可能性，這與過去那種嘗試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的方案形成鮮明對比，也更符合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

四、余論

盡管中國已經相對成功地實現了從“外圍”向“準中心”的躍升，但2018 年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等標志性事件表明，中國未來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繼續向“中心”邁進，仍面臨不小的外部阻力。本文認為，克服這些阻力，繼續向好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徹底地突破舊有的“中心—外圍”體系，可以在如下三個方面發力。

第一，繼續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為突破核心技術“卡脖子”提供制度保障。努力將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擺脫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是中國徹底突破技術依附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繼續邁向“中心”的關鍵所在。在國際競爭和博弈日益激烈和復雜的新國際形勢下，中國應繼續積極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特別是健全新型舉國體制來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制度保障。通過強化黨和國家對重大科技創新的領導，堅持將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動員并協同政府、市場、社會各界等多方面力量，凝聚成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強大合力。

第二，通過擴大內需、加快自主創新，促進新發展格局早日形成。加快新發展格局的形成是中國徹底擺脫市場依附的關鍵一步。其中，擴大內需是促進和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重要方向，而內需的擴大又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以創新引領來創造新的需求。另外，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要求中國經濟在封閉中運行，突破市場依附也絕不能走與世界經濟“脫鉤”之路，而是應該通過挖掘國內市場潛力，更好地吸引全球資源，在開放與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第三，進一步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從中國實踐、中國經驗中提煉中國理論、構建中國話語。如前文所述，“外圍”對“中心”的文化依附是“中心—外圍”體系得以維持并加強的重要原因，加快建構立足本國的自主知識體系是徹底擺脫文化依附的關鍵環節。一方面，要勇于打破西方學術話語霸權，積極嘗試突破各類學科中的西方傳統范式、理論和概念，根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發揮當代馬克思主義、21 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力量，立足中國實踐，面向中國經驗，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觀點和新思想；另一方面，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也絕不能閉門造車，要合理地吸收一切國外文明的有益成果，在文明的交流與互鑒中賦予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更強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