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與中國共產黨政權意識的重塑*
——以“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口號的形成與糾正為例

歐陽軍喜

“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是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土地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口號(1)當時類似的提法還有“貧雇農打天下坐天下”“貧雇當家作主”“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勞苦農民坐天下”“農民坐天下，說啥就是啥”“貧民當家”等。。當時許多地方的通訊社和報紙對這一口號廣為宣傳。1948年初，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這一口號，指出“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通訊社、報紙或廣播電臺對這一口號的宣傳“是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是完全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立場和完全脫離中央路線的”(2)《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8、1280、1281頁。。學界有關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專題研究，在論及土改過程中出現“左”的偏向時，幾乎都會提及這一口號，但對這一口號的形成及其影響沒有專門的分析。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內容。它不僅是一場深刻的經濟變革，也是一場深刻的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它不僅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也改變了農村的政權結構。因此，土地改革既是一個“打江山”的問題，也是一個“坐江山”的問題?！柏毠娃r打江山坐江山”口號的形成以及后來對這一口號的批評與糾正，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土地改革過程中對政權問題的思考與探索。本文擬在梳理“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口號的形成及其對土改與建政的影響的基礎上，探討中國共產黨在土改過程中是如何調整階級關系，重塑政權意識，進而實現對基層社會的全面領導的。

一、群眾路線與貧雇農領導地位的形成

“打江山、坐江山”是中國古代流傳甚廣的一種觀念，在中國的歷史典籍中有許多“打江山”“坐江山”或“打天下”“坐天下”的記載。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流傳的“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最初是中國共產黨為動員廣大民眾起來參加土地改革所作的一種宣傳。其作為一種具有理論形態的口號，則是在土地改革過程中隨著群眾路線被解釋為貧雇路線而確立起來的。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通過了由劉少奇起草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要求各地黨委支持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把自抗戰以來一直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滿足農民土地要求、實行土地改革的政策。這一轉變是建立在各解放區群眾直接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熱情極高”這一估計之上的。為此，《五四指示》要求各地黨委在群眾運動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變更解放區的土地關系，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和地主喪失土地，不要害怕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剝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罵和誣蔑，也不要害怕中間派暫時的不滿和動搖。相反，要堅決擁護農民一切正當的主張和正義的行動，批準農民獲得和正在獲得土地”。同時，《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在進行斗爭時，“必須完全執行群眾路線，醞釀成熟，真正發動群眾，由群眾自己動手來解決土地問題，絕對禁止使用違反群眾路線的命令主義、包辦代替及恩賜等辦法”。(3)劉少奇：《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45—246、248頁?？梢?，從一開始，群眾路線就是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則。

按照《五四指示》的要求，尚未解決土地問題的解放區應在1946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獲得解決”(4)劉少奇：《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3冊，第248頁。。但是這一目標并沒有實現。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給黨內的指示中指出，各區都有約2/3的地方執行了《五四指示》，解決了土地問題，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是還有約1/3的地方沒有實現耕者有其田。在已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地方，也還有解決不徹底的缺點存在，其原因主要是沒有放手發動群眾。(5)《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15頁。3月，中央決定組織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西北指導土地改革。4月8日，劉少奇在山西興縣蔡家崖晉綏邊區干部會上指出：“解決土地問題的中心一環是發動群眾，要依靠群眾自己來解決土地問題?！?月22日，劉少奇在給晉綏邊區領導人賀龍、李井泉、張稼夫等人的信中又指出：“沒有一個有系統的、普遍的、徹底的群眾運動，是不能普遍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币谷罕娺\動“成為潮流，成為風暴，才能解決問題?！?6)《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73、74頁。4月30日，劉少奇在晉察冀中央局干部會上再次強調要放手發動群眾。他說：“我勸告同志們不要怕群眾犯錯誤，群眾犯了錯誤并不可怕。只要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主張這樣辦，那就這樣辦?！薄耙l動百分之九十的人行動起來，一切由他們去辦，由他們解決問題?！薄澳銈冊谕恋貑栴}上的缺點，這一點是最基本的，即群眾路線不夠，群眾觀點不夠?！?7)《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521頁。隨后，冀晉農會根據劉少奇在晉察冀中央局干部會上的講話，指示各地在土地改革中充分貫徹群眾路線，“一切斗爭(斗爭誰？斗到什么程度？用什么辦法？)、照顧(照顧誰？照顧什么？照顧多少？)、分配(分給誰？分什么？分多少？)須經過群眾路線，由百分之九十群眾充分的民主討論，大眾公決?！薄鞍俜种攀嗣窨梢孕薷奈覀兊恼?，而我們不應修改百分之九十群眾的要求?！薄白屴r民真正的自己作主討論決定自己的一切問題，選舉自己的領袖?！?8)《冀晉農會指示各地 繼續全面發動群眾 徹底貫徹土地改革》，《晉察冀日報》1947年5月18日。

毫無疑問，在土地改革中堅持群眾路線的原則是正確的。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內進行土地分配時就曾提出要根據群眾路線和階級路線的原則進行(9)參見《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頁。。中共七大時，劉少奇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專門闡述了群眾路線，這成了解放區黨員干部學習群眾路線思想并把它運用到土地改革實際工作中的基本教材(10)《中央局召開匯報會議 初步總結土地改革》，《晉察冀日報》1947年3月21日。。然而，如何才算是真正貫徹了群眾路線，這仍然是黨員干部在實際的工作中難以把握的問題。1947年5月22日，《晉綏日報》以社論的形式發表了陳伯達的文章《有事和群眾商量》。該文強調“一切任務都必須首先和人民群眾商量，在群眾面前弄清楚，在群眾中充分討論，為群眾所同意，并由群眾自己動手起來?！薄耙攀职褑栴}交給群眾去討論和處理。凡是我們的錯誤，都在群眾面前公開承認錯誤；群眾所認為不適當的，決定聽憑群眾推翻，由群眾來重新決定。要根據群眾的意見，來改造我們的各種干部與組織?！?11)《有事和群眾商量》，《晉綏日報》1947年5月22日。這篇文章隨后被《人民日報》轉載(12)陳伯達：《有事和群眾商量》，《人民日報》1947年7月7日。，并被當作土地改革的重要文件，要求參加土地改革運動的同志“人手一冊，朝夕研讀”(13)《土地改革重要文件 有事和群眾商量》，《人民日報》1947年8月21日。。然而，在“放手”的前提下，所謂“商量”也就變成了“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14)1947年6月晉綏分局召開的地委書記會議就籠統地提出了“群眾要怎樣辦就怎樣辦”的口號。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0頁。此前，一些地方已經出現過諸如“群眾的意志就是法律”“群眾要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等提法，但基本上局限于方法層面而非思想層面。參見《劉杰同志關于察哈爾省土地改革的匯報(節錄)》(1947年1月)，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8頁；潘復生《在民運部長聯席會議上的總結發言》(1947年1月20日)，謝忠厚，張圣潔主編：《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56頁。。這直接導致了群眾被賦予無限的權力。1947年9月，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在告農民書中，把“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進一步具體化，提出對于地主、富農和惡霸，“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同時還強調農民“不僅有審查一切組織和干部的權力，并且有改造農會和改造一切組織的權利和責任?！?15)《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告農民書》，《晉綏日報》1947年9月24日。晉察冀邊區臨時農會在告農民書中也宣告：“從今以后，樣樣事都得咱們自己辦。干部由咱們自己選舉，罷免，分土地、分浮財、生產、合作社、收糧、收款、收稅、擴軍、優抗、出差、演戲、辦學校，所有村里大事情，都得大伙來討論。哪一件應該辦，哪一件不該辦，全由咱們來決定。真正給咱們辦事情的機關就要它，不給咱們辦事情的機關就取消它。好的干部咱們要合作，壞的干部咱們可以批評他，換了他。一切由人民自己來當家?！?16)《晉察冀邊區臨時農會告農民書》，《晉察冀日報》1947年11月30日。這樣，《五四指示》強調的各地黨委對解放區的群眾運動應當“放手發動與領導”(17)劉少奇：《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3冊，第249頁。，實際上變成了只有“放手”而缺乏“領導”，“放手”變成了“放權”，一些地方甚至還舉行了隆重的向貧雇農“授權”的儀式(18)授權的儀式各有不同。比如在冀魯豫解放區，一些地方直接給貧農授予“權”字紅旗。在山東解放區，一些地方則是向貧雇農“跪地”交權。參見《冀魯豫復查運動簡記》，《人民日報》1947年7月31日；中共章丘縣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中共章丘黨史大事記》，1989年印行，第123頁。。

另一方面，群眾是誰？這也是各地在執行群眾路線時面臨的問題。按照《五四指示》的規定，群眾是指包括貧農、雇農、中農、手工業工人和其他貧民在內的群體，他們占農村中90%以上人口(19)劉少奇：《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3冊，第249頁。。然而，隨著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群眾路線就是階級路線”的觀點被反復強調，貧雇農與中農之間也被認為在階級立場上存在本質差異。盡管中農仍然被當作“基本群眾”，但中農被認為受剝削程度與貧雇農不一樣，因而對土改的要求與態度也不一樣。時論認為，“‘差不多’思想與和事老態度表現出中農的階級本質；‘不鬧便罷，要鬧就斬草除根’表現出貧農的階級本質?！薄耙虼祟I導群運者必須明確與站在農民中的貧農立場，要為貧農撐腰，要把問題先交貧農去處理和比較，‘一切工作通過貧農’，這才是群眾路線?！?20)高辛：《要先和貧雇農商量：和申抒同志討論群眾路線》，《人民日報》1947年10月2日。由于過分強調“群眾包含有各種不同的階層，以至不同的階級”(21)《有事和群眾商量》，《晉綏日報》1947年5月22日。，中農實際上被排除在“群眾”之外。于是，群眾路線變成了貧雇路線，這意味著放手即是對貧雇農放手，群眾的意見即是貧雇農的意見。中農的意見得不到尊重，中農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一切都以貧雇農的意見為基礎，這被當作是群眾路線階級性的具體體現。1947年7月至9月在西柏坡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上，有人提出了“貧雇路線”的主張。盡管會議并沒有接受“貧雇路線”的提法(22)劉少奇在全國土地大會的結論中強調：“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的路線，在實行徹底平分的方針下也不變，還是這個路線?！?參見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結論》(1947年9月1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66頁。，但會上對這一提法缺少分析和批評(23)李昌遠編著：《彭真與土改》，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頁。，會后這一提法仍然在各地得到進一步肯定和宣傳(24)“貧雇路線”的提法1948年初在《人民日報》引起了一些討論。有人認為“貧雇路線”的提法“過去在黨的文件上尚未看到過，也未聽到過”，這樣的提法會對土改工作產生“片面影響”。但編輯部認為“貧雇路線”是“可以提的”，“貧雇路線就是階級路線”。1948年2月1日，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關于土地改革整黨與民主運動的指示明確規定：“今后可再不用貧雇路線的字眼，因它很可能放松對中農的團結，使貧雇農孤立，它會把群眾路線混同于貧雇路線?！?參見《關于依靠貧雇團結中農答復?；?、陳光兩同志》，《人民日報》1948年1月19日；《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關于土地改革整黨與民主運動的指示》，《人民日報》1948年2月29日。。全國土地會議后，各地在宣傳貫徹全國土地會議精神時，都強調要滿足貧雇農要求，確立貧雇農在土地改革中的領導地位，防止中農獲得領導權。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強調“必須建立依靠雇貧的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決站到雇貧方面，一切事情都要去問問雇貧，從雇貧利益出發”(25)《討論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 全區土地會議勝利閉幕》，《人民日報》1947年12月31日。。晉綏分局要求各地先召開貧雇農大會，使貧雇農成為核心領導力量，以免“被中農占了領導權”(26)《趙林同志來信關于臨縣普遍群眾運動中幾個問題的檢討》，《晉綏日報》1947年11月3日。。遼寧省委要求首先強調貧雇農的領導權，一定要使貧雇農“不僅能斗爭，而且能執政”，要讓貧雇農“成為統治階級”(27)《陳云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506頁。。這樣，貧雇路線又變成了貧雇掌權。隨著貧雇農成為當權者，不僅地主富農被排除在政權之外，中農也被排除在政權之外。時論認為解放區農村由此成為“忠厚勤勞的農民的天下了”(28)《擁護中國土地法大綱 徹底平分土地！》，《人民日報》1947年12月28日。。

可見，隨著土地改革的推進，群眾路線變成了貧雇路線，貧雇路線又變成貧雇掌權?！柏毠娃r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也從一種反映農民樸素訴求的口號變成了一種具有理論色彩的影響土地改革的思想指導和工作原則，其內涵也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貧雇農“坐江山”不僅是要在經濟上翻身，而且還要把自己變成統治階級。因此，“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本質上是一個政權建設問題：在土地改革過程中和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應該由誰來“坐江山”呢？

二、階級關系與反封建統一戰線的構建

“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凸顯貧雇農的領導地位，反映到階級關系上，就是把貧雇農與中農對立起來，把中農與地主富農混同起來，排斥包括中農在內的其他階級群體，因而違背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團結中農，建立廣泛的反封建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

分清階級與階級關系是開展土地改革的前提。農村中存在地主、富農、中農、小手工業者等階級。從總體上看，土地改革前，地主和富農占農村人口不到10%，貧農、雇農、中農、小手工業者及其他貧民占到農村人口的90%以上。但是占農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農，占有約70%至80%的土地。中國共產黨認為，這種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是中國被侵略、被壓迫、窮困及落后的根源，是國家民主化、工業化、獨立、統一及富強的基本障礙。(29)《中共中央關于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1947年10月10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416頁。因此，土地改革在“反封建”意義上實際上承擔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雙重使命：解放生產力，為實現國家工業化創造條件；動搖國民黨統治的根基，為建立新政權創造條件。為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建立廣泛的反封建統一戰線。毛澤東指出：“土地改革要和統一戰線相結合?！?30)毛澤東：《在小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7年7月2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250頁。但是，此時的統一戰線已與抗戰時期的統一戰線在范圍和形式上不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已被排除在統一戰線之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變成了反封建統一戰線。這種反封建統一戰線在農村最主要的體現，就是貧雇農與中農的聯合。毛澤東指出：“土地改革必須團結中農，貧雇農必須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農結成鞏固的統一戰線。不這樣做，貧雇農就會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會失敗?！?31)《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4頁?！柏毠娃r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完全違背了貧雇農與中農建立鞏固的統一戰線的原則，實際上把中農與貧雇農對立起來，既忽視了中農及其他階層在“打江山”中的重要作用(32)中農是革命的重要力量。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中有30%至40%是中農。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1頁。，也把中農和其他階層排除在“坐江山”之外。正如陸定一所說，“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表面上看是“階級立場穩”，“實際上是排斥中農”，“排斥中農，貧雇農的江山坐不穩，民主革命不能成功，反會失敗”(33)《陸定一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5—406頁。。

聯合中農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政策和主張。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強調：“聯合中農，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農的向背，關系土地革命的成敗?！?34)《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270頁?？谷諔馉帟r期，毛澤東又指出：“全部中農都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動力的一部分。中農態度的向背是決定革命勝負的一個因素?！?3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3頁?？箲饎倮?，中國共產黨在《五四指示》中明確規定：“堅決用一切方法吸收中農參加運動，并使其獲得利益，決不可侵犯中農土地。凡中農土地被侵犯者，應設法退還或賠償。整個運動必須取得全體中農的真正同情或滿意，包括富裕中農在內?！?36)劉少奇：《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3冊，第246頁。然而，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在一切解放區，卻發生了侵犯中農利益，排斥中農的‘左’的傾向”，比如侵占中農土地、不讓中農參加農民代表大會和參與決策、在負擔上不照顧中農甚至加重中農負擔、把中農錯劃成富農或地主加以斗爭，等等(37)參見《任弼時選集》，第421—422頁。。導致這些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許多參加土改工作的黨員干部固守著“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觀念。太行區的更樂村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該村1947年9月至12月進行土地復查期間，工作團因受“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思想的影響，片面、過分地強調貧雇利益，把滿足貧雇要求的基本政策，和黨對其他各階級各階層的政策完全對立起來，強調對土地、浮財、房子絕對的平均分配以及用“貧雇專政”代替“腐爛”了的舊的基礎。1948年初太行區黨委派工作組代替工作團到該村糾正“左”傾錯誤時，仍可在該村看到“貧雇掌權坐天下，貧雇說啥就是啥”的標語。(38)參見陶魯笳：《堅決糾正更樂村左傾冒險錯誤的經驗教訓》，《人民日報》1948年5月25日。

“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另一個后果，就是各地為了防止中農“坐江山”，故意把中農錯劃為富農甚至是地主。晉綏興縣蔡家崖一個行政村內，就有50多戶，約300左右的人口，被錯定為富農或地主而歸入到敵人陣營(39)參見《任弼時選集》，第416頁。。山西崞縣一區與城區33個自然村，中農錯定為富農者106戶，其中下大林村一個自然村中農錯定為富農者44戶，錯定為地主者26戶，錯定為所謂“下降地主”者5戶(40)參見譚政文：《山西崞縣是怎樣進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日報》1948年3月24日。。中農被錯劃為地主或富農，也與錯誤的劃分階級的標準有關。晉察冀解放區在劃分階級時發生貧農團查三代、比人格、比骨頭、比窮等現象(41)參見《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6頁。。晉綏分局在土地改革運動初期曾經制定過一個有關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文件，對什么情況才可劃為地主或經營地主，對土地占有、剝削的方式和數量，都引用本區的實例加以說明，非常有利于農村工作干部掌握黨的政策(42)參見張稼夫述，束為、黃征整理：《庚申憶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5頁。。但這份文件在康生、陳伯達到晉西北后被否定并收回燒掉(43)毛澤東批評康生、陳伯達是把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燒掉了。參見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晉綏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74頁；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黨史資料征研委辦公室等編：《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2頁。?？瞪?、陳伯達在晉綏地區以剝削、歷史、生活及政治態度等作為劃定成分的標準。晉綏地區所犯的此類錯誤在其他地區同樣存在，甚至更為嚴重(44)1948年3月6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信中寫道：“例如晉綏分局，對于在訂成分上侵犯中農，對于征收毀滅性的工商業稅，對于拋棄開明紳士，都是自己犯了錯誤的。但是這類‘左’傾錯誤犯得比較嚴重的似乎還不是晉綏而是華北華東華中各區(從日本投降后開始，投降前也有)，晉綏的嚴重程度似乎還在第二位?！眳⒁姟睹珴蓶|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6頁。。劃分階級是構建反封建統一戰線的前提，是分清敵友、決定政策、決定斗爭對象的根據，是土地改革中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錯劃階級的后果就是把中農與富農甚至地主混同起來，把應該團結的對象當作打擊的對象，從而擴大了打擊面，打亂了革命陣線。毛澤東指出：“我們既要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又要在這個偉大斗爭中不要因為劃錯與斗錯階級成分及采取錯誤政策而打亂自己陣線，增加敵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薄拔尹h曾經因為政策過左陷于孤立，處于極端危險的地位”，“如果我們現在不嚴重地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45)《中共中央關于討論〈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的指示》(1948年2月16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4—155頁?！柏毠娃r打江山坐江山”所犯的正是這樣一種政治上的錯誤：把貧雇農之外的其他階層，都排除在解放區新政權之外，從而使貧雇農陷入孤立。

按照“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解放區農村的政權是只代表貧雇農的政權。針對各地在政權建設時出現“只代表貧雇”的傾向，中共中央從1947年十二月會議開始試圖糾正。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強調：“在農會委員會中，在政府中，必須吸收中農積極分子參加工作?！?46)《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52頁。隨后，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中也強調，“在農民代表會的代表中，農會委員中，要有中農參加”，“各級政權機構中均應有中農參加”(47)《任弼時選集》，第423頁。。但中央的規定與地方的執行仍有較大差距。一方面，真正按照中央要求做到團結中農、吸納中農參加運動的并不多；另一方面，一些吸納中農參加農會或政權機構的地方，“也存有利用和請客的思想”(48)《綏德義合、延家川兩區工作團檢討發動貧雇農團結中農問題》，《晉綏日報》1948年1月18日。。報紙和通訊社在政權問題上仍繼續宣傳“要更多傾聽貧雇呼聲”(49)安崗：《一年來從事黨的新聞工作的幾點體會》，《人民日報》1948年5月15日。。1948年1月13日新華社晉冀魯豫分社的一則電訊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電訊中有邊區政務會議應尊重農代會籌委會意見，應依據貧雇農、工人要求改進工作等語，其中不但沒有提到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連中農、獨立工商業者、自由職業者、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也沒有提到(50)電訊中所報道的內容，是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于1948年1月5日在邊區政府改組會上的發言。楊秀峰說：“這個會議，在邊區農民代表大會成立前，需要尊重與傾聽邊區農代會籌備委員會的意見，傾聽貧農雇農工人的意見，以改進工作?！?毛澤東的電報，就是針對楊秀峰的這一言論而加以批評的。參見《整頓政府隊伍貫徹平分土地 邊區政府正式改組》，《人民日報》1948年1月8日；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443頁。。為此，毛澤東于1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晉冀魯豫中央局并告中央工委、新華總社電。電報指出：“像晉冀魯豫這樣大范圍的政權機關不應只代表農民的，它是應當代表一切勞動群眾(工人、農民、獨立工商業者、自由職業者及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及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的，而以勞動群眾為主體。因此，邊區最高政權機關是邊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政府，而不是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政府。盡管現在各解放區是農民占絕大多數，但是必須顧到工人及其他各階層民眾，在農民中則必須顧到中農?！?51)《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頁。2月1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又指出，通訊社和報紙“孤立地宣傳所謂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說民主政府只是農民的政府，或者說民主政府只應該聽工人和貧雇農的意見，而對中農，對獨立勞動者，對民族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等，則一概不提。這是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52)《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80頁。。7月，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華北局擴大會議上再次批評了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的“貧雇農路線”“貧雇農當家”“貧雇農坐江山”“貧雇農在鄉村中代表無產階級實行專政”“越窮越光榮”及“工農小資產階級專政”等錯誤理論，明確指出：“這些顯然都是違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總路線的，必須予以糾正，必須嚴格地按照黨在現階段的總路線，來具體規定我們的政策?！?53)《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4頁。

口號是動員群眾的重要方式，中國共產黨善于把群眾的要求變成口號，并作為政策來實行。但基本口號要成為正確的口號，“一定要以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為基礎，要規定階級斗爭戰線上革命力量的正確配置計劃，要使黨易于把群眾引上爭取革命勝利的戰線，引上新階級奪取政權的戰線，要使黨易于把廣大人民群眾編成一支為完成此項任務所必需的強大的政治軍隊”(54)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80頁。?！柏毠娃r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不是建立在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之上，而是把貧雇農與中農對立起來，把中農與地主富農混同起來，因而違背了中共關于建立反封建統一戰線的原則，其結果就是使解放區的政權建設偏離了新民主主義政權的軌道。

三、政權形式與黨的領導的確立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要讓農民“翻身”，而“翻身”在當時不僅意味著獲得土地，而且意味著成為農村新的主人?！柏毠娃r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表現在政權結構和政權形式上，就是實行“貧雇專政”。貧雇農通過貧農團、農會等組織形式，主導了農村的土地改革和政權改造。貧農團代替了基層黨組織，農會代替了基層政權，黨的領導被削弱甚至取消。

貧農團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分配土地中發揮過重要作用(55)毛澤東說：“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眳⒁姟睹珴蓶|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頁。，因此當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興起后，建立貧農團推進土地改革的想法自然就提出來了。1947年4月24日，劉少奇同朱德致電中共中央，匯報途經晉綏地區興縣、靜樂、寧武、崞縣等地所了解的情況，認為晉綏土地問題基本上還未解決，如果不采取有效辦法，改善現狀，難以繼續支持長期戰爭。電報提出準備組織工作團，到農村中去幫助農民建立貧農小組和農會組織，依靠農會組織和工作團去徹底發動群眾，搞好土地改革。(56)《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76頁。之后貧農團在晉西北地區普遍建立起來，這種做法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毛澤東要求各地“要學晉西北的方法，搞貧農團”(57)毛澤東：《在小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7年7月2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251頁。。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上，劉少奇正式建議全黨確定經過貧農團及農會發揚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黨政民各組織及干部的方針(58)《劉少奇關于土地會議情形及今后意見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47年8月4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270—271頁。，貧農團迅速在各解放區建立起來(59)據綏德義合、延家川兩區工作團的調查，已組織起的貧農團有三種類型：(1)包括全體貧雇農。(2)包括大多數貧雇農，對少數表現不好的暫時不讓參加，參加的戶數占全貧雇農戶數百分之八十以上。(3)圈子太小，實際只成為貧雇農中積極分子組織的貧農團，參加戶數只占全貧雇農戶數的百分之五六十。參見《綏德義合、延家川兩區工作團檢討發動貧雇農團結中農問題》，《晉綏日報》1948年1月18日。，并成為農村一切斗爭的領導骨干。為了確立貧雇農在土地改革中的領導地位，貧農團被賦予了絕對的權力。比如阜平縣委在全國土地會議后制定的《到村后開三個會議做些什么事》的文件中規定：一切黨員和干部，只準保證在群眾中宣傳與執行貧農團的決議，不許違抗和反對或進行與土地法及貧農團決議不同的宣傳，違者開除黨籍；實行雇貧農當家，由貧農團接收村中一切工作，全村一切人必須絕對服從貧農團的一切決議(60)李昌遠編著：《彭真與土改》，第279—280、281、282頁。。貧農團包辦一切的做法得到了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的肯定和支持。1947年12月中央工委在給晉綏分局的一份指示中表示：解散舊農會及工、青、婦、民兵等舊組織，收回其圖章，再由貧農團負責籌備新農會及工、青、婦、民兵等組織；舊干部的審查、撤換與處分及新干部的提拔、訂成分，各種組織會員的介紹，地主、富農土地財產的沒收和這些土地財產的分配等，均須先經貧農團討論通過后，再提交農民大會討論通過。并強調“這些都可成為法律，黨與政府可訓令一切黨委、工作團及黨員和干部遵守這些規定去進行工作，凡有不遵守這個方針和這些規定的黨委干部和黨員，可給以處分、撤職、調離本地和開除黨籍”。(61)參見《中共中央工委關于樹立貧雇農在土改中的領導等問題給晉綏分局的指示》(1947年12月18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513頁。晉冀魯豫中央局也要求全體黨員“要服從貧農團、農會及農代會的一切決議，不得違抗”；“凡事要與群眾商量，走群眾路線，不得消極放任，強迫命令或代替包辦”(62)《中國共產黨晉冀魯豫中央局告全體黨員書》，《人民日報》1948年1月14日。。這實際上是放棄了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原本是想通過貧農團或貧雇小組來推進土地改革，結果不但貧農團取代了黨支部，而且“黨支部成了挨整的對象”(63)《任弼時年譜》，第572頁。。黨員在貧農團面前也失去了發表意見的權利，只好“看上級態度，摸貧雇心思”(64)陶魯笳：《堅決糾正更樂村左傾冒險錯誤的經驗教訓》，《人民日報》1948年5月25日。。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地在建立貧農團或貧雇小組之后，要以貧農團為核心，團結中農建立新農會。新農會不僅要領導群眾進行土地改革斗爭，分配土地，而且要領導群眾選舉村長、區長、縣長，徹底改造政權，農會實質上成為“農民專政的政權形式”。(65)薄一波：《關于執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基本總結及今后任務》(1947年6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河南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頁。全國土地會議后，晉綏、晉冀魯豫、晉察冀各地著手改造農會，成立邊區農會籌委會，發表告農民書。各地告農民書都強調“一切權力歸農會”(66)“一切權力歸農會”是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中出現的口號。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興起后，這一口號再度出現。1947年10月17日，劉少奇在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致晉冀魯豫中央局電報中強調：“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應改為一切權力歸農民代表會。鄉村農民大會及農民代表會，區、縣、省各級農民代表會(或稱人民代表會)，應為各級政府最高權力機關，由各級代表會委任各級政府委員會?！?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101頁。，由農民“坐江山”、掌握政權。晉冀魯豫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宣告：“我們不僅要在經濟上翻身，也要在政治上翻身。不能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權利的政府，我們就要起來改造它。我們不僅要把貧農團、農會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也要把鄉村民兵武裝、鄉村政權都掌握到我們自己手里。擁護好干部，撤換壞干部。我們還要把共產黨也放在我們的監督之下。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命運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我們高呼：‘一切權力歸農代會’?！?67)《晉冀魯豫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告農民書》，《人民日報》1948年1月20日。由于新農會仍然強調“必須樹立雇貧農的領導”，并且“應成為鄉村中的實際政權”(68)李昌遠編著：《彭真與土改》，第361頁。，因此農會實際上仍然是貧雇農會。農會取代原有的鄉村政權，意味著“貧雇專政”取代了黨的領導。時任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謝覺哉在日記中把這種以農會取代原有政權的現象稱之為“篡政”，是“自己革自己的命”(69)《謝覺哉日記》(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05頁。。

黨的領導原本是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的一個基本原則。1947年中央工委在為配合籌備召開全國土地會議編輯的《馬恩列斯毛論農民土地問題》一書“例言”中強調，農民的斗爭，“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勝利，才能夠徹底解決土地問題，才能夠達到最后解放自己的目的”(70)《例言》(1947年7月)，土地問題研究會編：《馬恩列斯毛論農民土地問題》，太岳新華書店，1948年6月。。彭真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報告中也強調：“農民是革命的，但無無產階級領導不行?！薄耙磺蟹结?、路線、方法、方式，如無無產階級堅強領導是搞不好的，這是土改的第一個關鍵?！?71)李昌遠編著：《彭真與土改》，第330頁。在此前后，一些地方黨委從實際工作中也感受到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冀晉區黨委在給各地的指示中明確指出：“群眾愛怎么辦就怎么辦，這顯然是不對的?！薄叭罕姴唤邮茳h的政策時，干部還應說服群眾接受共產黨的領導?！?72)《中共冀晉區黨委從阜平復查中看到的幾個問題給各地的指示》(1947年5月18日)，《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185—186頁。濱海地委在《關于土地改革復查中幾個問題的決定》中也明確指出：“農民當家不能放棄黨的領導”，“越是火熱的群眾運動，越要加強黨的領導”(73)《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26頁。。正因為如此，在土改的同時，各解放區也針對農村黨組織和黨的隊伍進行了整頓和整編。整黨的目的是解決黨內不純的問題，“使黨能夠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完全站在一個方向，并領導他們前進”(74)《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53頁。。然而，由于當時對黨內存在的成分不純思想不純的問題作出過于嚴重的估計，導致許多地方在土地改革過程中出現黨組織被完全拋開、許多黨員干部被錯誤處理的現象(75)據晉綏分局1948年底在興縣召開的黨代表會議上所作的《黨代會總結》統計，1947年全邊區共死黨員、干部357人，其中縣級干部7人，區級干部33人，村干部與黨員317人。參見龔子榮：《1947年晉綏的土改整黨》，《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27頁。，其結果就是削弱甚至放棄了黨的領導。

脫離黨的領導，其思想根源仍在于“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錯誤觀念。晉綏分局把黨的干部問題、組織問題當作是土地問題、階級問題和貧雇農的領導權問題(76)《為純潔黨的組織而斗爭》，《晉綏日報》1947年11月27日。，典型反映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把黨內矛盾與階級矛盾混同起來、把黨的領導與貧雇農的骨干作用對立起來的傾向。黨的領導、貧雇農骨干、團結中農，這是土地改革運動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政策體系。但在實際的工作中，由于過分強調“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 “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導致在土改過程中把黨支部拋在一邊，放棄了黨的領導，同時也排斥了中農。這一傾向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1947年十二月會議詳細討論了當時黨內的傾向問題以及土地改革和群眾運動中的幾個具體政策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現在要公開講，不公開講容易模糊黨員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壞處多于好處?！?77)《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2—333頁。會后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黨的若干政策的決定明確指出：“‘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鄉村，是雇農、貧農、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單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78)《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68—1269頁。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再次批評了放棄黨的領導的錯誤傾向，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不能由任何別的階級和任何別的政黨充當領導者，只能和必須由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充當領導者”。在土地改革中，黨對于人民群眾的正確的意見，“必須依據情況，領導群眾，加以實現”；對于人民群眾中發生的不正確的意見，“則必須教育群眾，加以改正”。(79)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3、1310頁。5月4日，中央在給晉綏分局和西北局的指示中指出：“晉察冀的經驗告訴我們，除對極少數成分太壞，作風太壞的支部外，工作團采取完全拋開黨的支部去進行土改的辦法是很不好的，應當認為是一種錯誤的辦法，因為這種辦法容易產生好壞不分，錯誤大小不分，否定一切的偏向，以致分散和減弱土改的領導力量?！?80)《中央關于晉綏整黨工作的指示》(1948年5月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8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645頁。此后，有些解放區取消黨的領導的錯誤傾向基本得到糾正，黨對農村基層政權的領導得以重新確立。

列寧指出：“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政權在哪一個階級手里，這一點決定一切?！?81)《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8頁?！柏毠娃r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在政權形式和政權結構問題上偏離了中共關于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基本原則。對這一錯誤傾向的糾正，則表明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上堅定的原則性。

四、余論:土改、建政與黨的領導

綜上所述，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的過程，也是建政的過程和確立黨對基層社會的領導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土地改革重塑了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政黨意識，既強化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制度轉型創造了條件。

第一，土地改革重塑了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政黨意識。

毛澤東指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82)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2頁。。中國共產黨長期在農村開展革命斗爭，絕大多數黨員出身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他們的理論和文化水平一般不高，甚至帶有濃厚的小生產意識。但中國共產黨不是農民黨，而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為農民利益而奮斗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對此有深刻的自覺。毛澤東指出：“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只有制訂和執行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斗、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群眾作為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成了農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83)《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5頁。又說：“假如中國有農民黨，我們也要與它區別。這是要我們共產黨員弄清楚的，惟有區別才能領導?！?84)《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3—274頁。正是因為中共對自身的性質和宗旨有清醒的認識，才能及時糾正土改過程中出現的“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的錯誤傾向。當然，要使廣大農民出身的黨員和干部從思想上完全清除這種思想是困難的。事實上，“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觀念在新中國成立后仍有出現。1951年劉少奇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批評了黨內一些同志“由于他們打下了天下”，“就表現了居功驕傲以及其他錯誤的觀點”(85)《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520頁。。薄一波也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而寫的文章中批評了“天下是農民打下的，農民要坐天下”的觀點。他強調，農民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主要的力量，“但因此就說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與工人階級領導無關，則是不對的。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是在中國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下獲得的”。(86)《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5頁。

中國共產黨也不是民粹主義者。民粹派重視農民，認為可以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進入社會主義。這種思想在中國共產黨內有很大的影響，但中國共產黨同時也在黨內與民粹派的傾向進行斗爭。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中特別強調“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強調新民主主義階段“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從而把中國共產黨與民粹主義區別開來(87)《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75頁。。前述土地改革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口號的批評、在工農關系問題上對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強調，都表明中國共產黨與民粹派有本質的區別。另一方面，民粹派主張平均分配所有土地，并將它視為“發展社會主義形式的一種良好基礎”(88)《俄國民粹派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3、434頁。，他們“相信俄國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國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89)《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9頁。。但中國共產黨明確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批判了當時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并稱這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90)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人民日報》1948年5月10日。1960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收錄了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但刪去了“農業社會主義”一詞。胡繩認為，之所以刪去這個稱呼，大概是因為“反對農業社會主義”很容易在字面上引起誤解，使人以為是反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參見胡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3期。?？梢娭袊伯a黨明確反對那種企圖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實行社會主義的主張。

第二，土地改革強化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如前所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在階級關系和政權形式上都曾發生過“左”的錯誤傾向，“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就是這一錯誤傾向的具體體現。對這一口號的批評與糾正，反映了黨的領導從分散走向集中統一的轉變。土改過程中產生“左”的錯誤傾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策缺乏明確性”，甚至“政策本身就錯了”(91)《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5、296頁。。比如，按照中央的規定，中農的土地應該不動，但各地又允許在群眾要求和中農同意的情況下，抽出中農多余的土地。又比如，各地在劃分階級時出現錯劃的現象，這與各地執行了錯誤的劃分階級的標準有關。針對劃分階級成分時出現的問題，194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把1933年蘇維埃中央政府頒發的《怎樣分析階級》及《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兩個文件刪去其中錯誤部分及與階級分析無關部分后發給各中央局、分局，供各地在劃分階級時參考。隨后，中共中央在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中農、中小資產階級、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打人殺人等項問題，研究了如何分析階級，主要目的是糾正“左”的偏向。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在劃分階級成分時，必須注意不要把本來是中農成分的人，錯誤地劃到富農圈子里去。在農會委員會中，在政府中，必須吸收中農積極分子參加工作。在土地稅和支援戰爭的負擔上，必須采取公平合理的原則?！?92)《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51—1252頁。據此，中央工委發布關于階級劃分的指示，明確劃分階級只有一個標準，“即占有生產手段(在農村中主要是土地)與否，占有多少，及與占有關系相連帶的生產關系(剝削關系)”(93)《中共中央工委關于階級分析問題的指示》(1947年12月3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560頁。。中共中央晉綏分局也于1948年1月13日發布《關于改正錯訂成分與團結中農的指示》，重申“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的原則，并規定在農民代表會議中，在農會領導機關中，使中農占有1/3左右的比例，并在稅收中、土地改革中，照顧他們的利益(94)《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7頁。。此后侵犯中農利益、錯劃階級成分的錯誤逐漸得以糾正。

貧農團、農會是土地改革運動中的重要群眾組織。列寧把共產黨領導的群眾組織稱為“傳動裝置”，并認為只有依靠這些“傳動裝置”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95)《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1頁。。然而，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口號的影響下，貧農團和農會不是充當宣傳和執行黨的政策的“傳動裝置”，而是凌駕于黨組織之上，取代了黨的領導。這與當時地方黨組織執行中央政策不力有關。由于當時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導致正確的政策無法得到貫徹執行，而錯誤的做法卻得不到糾正(96)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地區土改的做法被當作“系統經驗”加以推廣，進一步助長了錯誤的發展。參見《習仲勛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43頁。。有鑒于此，1948年 1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該區軍事、政治、土地改革、整黨、經濟、宣傳和文化等各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對于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方法。(97)《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64頁。同時對通訊社和報紙的宣傳工作也做了明確規定，要求“各地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并不得在宣傳中將中央和受中央委托執行中央的路線、政策和任務的機關(即各中央局、分局、軍委分會和前委會)處于平列的地位”(98)《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27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建立，為土改的勝利完成提供了政治保障。

第三，土地改革為中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條件。

從世界范圍看，土地改革對政治制度有著極大的穩定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土地改革使日本農民對社會主義的呼聲無動于衷，并使他們成為保守黨派最強大、最忠實的支持者。韓國的土地改革也極大地減少了農村中的不穩定因素，在農民當中削弱了共產黨的影響。(99)〔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王冠華、劉為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1頁。但是中國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恰恰相反，不僅增強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而且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條件。土地改革的目標是實現“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里轉移到農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中獲得解放。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并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100)《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74—1075頁。但是，由于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并且由于中國共產黨在土改完成后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因此土改完成之后可以引導農民向社會主義過渡(101)《關于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1948年7月2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5冊，第384頁。。而土改過程中中共對農民進行的階級教育，也使廣大農民認識到，只有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農民的徹底解放才有可能。

另一方面，土地改革的目標不只是在經濟上消滅地主和富農，而且要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地主和富農。如前所述，在此過程中，貧農團和農會一度控制了基層政權，農村事實上成了“貧雇專政”。中國共產黨及時糾正在土改和建政過程中出現的“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 “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的錯誤觀念，重申黨的領導的重要性，重塑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意識。中央及時改變原來的政策，要求各地在土地改革的同時建立區村兩級人民代表會議，并由人民代表會議選出政府委員會，作為當地的權力機關。而貧農團和農會則成為人民代表會議及其選出的政府委員會的助手。(102)《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08頁。這樣就使原來的“貧雇專政”變成了人民民主專政，從而保證了黨對基層政權的領導(103)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首次用“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來代替過去所提的“工農民主專政”。參見《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35頁。。黨的領導的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建立，為中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了政治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