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在推進共同富裕中的政策屬性、地位和實現進路

張乾元 劉溢思

［摘 要］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黨的二十大強調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對第三次分配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第三次分配以必要的物質資源條件為前提，是社會成員按照自愿性原則對自己所有的資源、收入和財富進行的分配，是與生產密切聯系的分配，是收入分配體系中必不可少的輔助形式。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中，不僅要以激勵性制度和文化性制度發展第三次分配，而且還要將第三次分配置于整體的社會經濟關系中，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核心，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人力資本差距，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協調聯動反促生產實踐。

［關鍵詞］ 第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 分配體系 生產與分配

［中圖分類號］ F124；D6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642（2023）06—0065—07

引言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第一次提出將第三次分配作為收入分配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強調要發揮第三次分配在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十九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將第三次分配納入基礎性制度安排；黨的二十大更是把發揮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協調作用作為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這表明第三次分配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

第三次分配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其內涵和政策選擇隨著中國實踐的發展而變化。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后，厲以寧教授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并對其內涵給予闡釋，他強調道德對經濟建設的重要作用［1］，體現了其對市場經濟未來走向所具有的物質與精神發展趨勢的關懷。隨著經濟飛速發展和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人民內部矛盾愈益突出，黨中央提出“和諧社會”理念，尤其對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的重視，學者們開始關注政府引導下的分配公正、統籌發展，強調資源轉移共享對實現全面小康的重要作用。黨的十九大以后，絕對貧困的消除和相對貧困的存在，社會組織等非營利性組織的涌現，有專家對第三次分配的解讀具體化為慈善事業等公益性捐贈，開始探討共同富裕主題下如何發揮先富對后富的財富轉移作用［2］。近年來，根據社會發展不同階段面臨的主要任務和理論研究的進展，學界對第三次分配的解讀，從總的趨勢來看，逐漸狹窄化為公益性慈善的財富捐贈行為，過于關注當前現實卻忽視了理論的深入性和政策的延續性。事實上，無論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和諧社會，還是消除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都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具有連續性。共同富裕是研究第三次分配的旨歸所在，但社會的共同富裕不是齊頭并進、整齊劃一的，不是通過現有財富的分配轉移實現的，也絕不能將第三次分配簡單理解為被動的結果均等的資源分配過程。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保?］這充分說明了共同富裕的基礎，必須是在各群體致富本領增強的前提下共同創造。因此研究第三次分配的地位和作用，不僅要研究它自身的內涵概念等基本性問題，以及由這些基本性質規定的政策屬性，更重要的是要突破從分配領域看待第三次分配的慣性思維，以生產為落腳點著重分析第三次分配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勤勞致富中的作用。

一、第三次分配在推進共同富裕中的政策屬性

在第三次分配的過程中，第三次分配的發起人是社會所有人，接受人也是社會所有人，如何實現社會所有人開展第三次分配的行為從或然到必然、從自為到自覺的轉變，實現第三次分配由關注社會所有人物質生存保障到助力每個社會所有人獲得向著更美好生活發展的機會的轉變，是分析第三次分配在推進共同富裕中的政策屬性的邏輯所在。第三次分配以必要的物質基礎為前提，與物質生產密切相關，其行為的原則性、實現動機的轉變和提升都有賴于物質條件的改善。因此，從政策效力上講，第三次分配在推進共同富裕中體現為兼具經濟屬性和倫理屬性的鼓勵性政策；在政策性質上講，第三次分配在推進共同富裕中體現為與生產密切聯系的分配政策。

（一）行為原則的轉變：第三次分配的自愿性、道德性和功利性

第三次分配是社會成員按照自愿性原則對自己所有的資源、收入和財富進行的分配行為，自愿和道德原則是第三次分配行為的關鍵。就一般意義而言，“自愿”與“強制”相對，“道德”與“功利”相對，因此，第三次分配的政策屬性，既有一個“強制”與否的問題，也有一個“功利”與否的問題。首先，毋庸置疑，第三次分配是絕對排斥強制性干預的，對第三次分配的過程提出任何強制性的要求都只會陷入“劫富濟貧”和平均主義的困局，也難以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的可持續發展。從政策效力的角度來看，黨中央提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是要在行為上要把第三次分配作為主導性的分配形式來實行。因此，要使第三次分配更好發揮作用，就必須保障參與者在法律限制的范圍內有充分的知情權和自主選擇權，以適當的法律規范、政策引導和輿論向導鼓勵高收入人群自覺自愿加入到第三次分配中來，而不能采取強制性行為，提出任何強迫性要求。其次，“道德性”與“功利性”并非完全相對，通過捐贈或公益行為參與到第三次分配中的企業或個人，在讓渡出物質、技能等實體內容的同時，也獲得了包括自我實現、社會聲譽等方面的價值內容。在社會物質財富發展程度還不足以使人們的精神高度達到自由意志時，第三次分配行為背后的功利性考量和價值偏好是有其現實依據的。馬克思說：“功利論一開始就帶有公益論的性質”［4］，在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背景下，完全訴諸道德的做法，在經濟上絲毫不能把我們向前推進，關鍵在于如何處理好第三次分配政策導向的經濟屬性與倫理屬性之間的關系，使二者在協調狀態下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實現個體自我發展、增加社會財富的同時為推動“功利”向“道德”的轉化奠定精神和物質基礎。

（二）實現動機的提升：第三次分配動機的外生性和內發性

任何行為首先有一個動機的因素。第三次分配的實現動機，有一個從外生性動機到內發性動機的提升過程。第三次分配強調自主性和自愿性，是否分配、分配什么、分配給誰、如何分配等問題，都是由分配者本身的動機和現實狀況決定的，而且行為是否會持續也主要是分配者依據其主觀動機、功利考慮是否得到滿足等決定。然而，當我們將“自愿”“強制”“道德”“功利”的問題統一起來對第三次分配進行考察時發現，在現實社會中，除去外在強制性的、非自愿性的分配行為外，第三次分配行為生成的自愿動機可以分為內生性和外生性兩個維度，這就使得第三次分配這一自愿行為呈現兩種情況，一種是基于受到外在的政策指引和輿論引導而形成動機的功利自愿行為，一種是基于內發的自我實現和共同發展的道德自愿行為。政策指引對第三次分配行為動機的影響是快速的，其外在性也是明顯的，尤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個人或企業常常出于長期經濟發展需要而響應政策號召，以獲得稅收優惠和政府資源讓渡等為目的參與到第三次分配，這種表面的自愿行為背后含有的功利考慮色彩是顯著的。輿論引導則是社會對于功利性和道德性雙重手段的運用。所有的道德行為都是基于某種道德動機，但是道德動機絕非是憑空產生的，需要一定的道德認知作為理由來源，道德主體會將來自外在的刺激信號理解為道德理由［5］，推進道德行動，而這種理由一定是基于一種為他人所理解的道德規范之上的，這就為第三次分配道德動機的產生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即社會輿論的正面導向作用。第三次分配在社會氛圍中形成個人利他的同時，也生成了社會聲譽和社會尊重等發展紅利，使得這種自愿行為帶有道德性和功利性的雙重色彩，兼有倫理性與經濟性的雙重屬性。無論是政策指引還是輿論引導，都是以某種外部手段誘發道德動機的生成。在這種情形下，擁有一定資源和財富的社會成員，在面對第三次分配活動選擇時，因社會環境而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這里的行為調整，是以對物的依賴性為基礎，自愿動機因外在誘引而強化。

第二種自愿性行為，是一種基于內發的自我實現和共同發展的道德自愿行為。由于外在強化的手段只應用于道德認知的增強和道德情感的提升，絕不能限制社會主體本身的意愿選擇，因此，第三次分配行為內發的道德自愿仍是應當倡導的主流。內發的道德自愿行為往往產生于兩種情形，一是出于個體自我實現的需要，二是出于對社會共同發展的愿景，而這二者又是互相促進的。就個體而言，當社會主體的收入和財富達到較高水平時，需求在動態進行中實現由物質層次向精神層次的跨越，個人便以內在的主觀世界提升和外在的客觀物化形式，開展以社會發展為目的的第三次分配行為，實現自我表現、自我肯定和自我發展。但是，在物質生產還未得到充分發展的社會，第三次分配的行為部分是基于自己的主體性意愿和構想進行的，這就難免造成行動主體對自己主觀構想的盲目，從而造成共生共存活動中主體之間理解程度和活動效果的削弱，一邊是“養懶漢”現象的屢見不鮮，一邊是“平均主義”“殺富濟貧”指責的層出不窮。當社會主體意識到這一點時，便開始推動社會向更發達的生產形態和更開放的共享形態的轉變，促使第三次分配從共享共富轉向共建共富，以期實現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同頻共振?；趦劝l道德動機的第三次分配行為，是實現了個人與社會，生產與共享的高度統一，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6］的體現。

（三）物質前提的擴充：生產力的持續健康發展

如前所述，人們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自愿行為，不單純是一種倫理道德動機驅動的活動，而要以必要的物質資源條件作為基礎和前提。如果忽視生產力的物質基礎，忽視社會現實的生產條件，只強調生產條件的公有和分配的絕對均等，只會使第三次分配成為空談。只有當生產力得到持續健康的發展，第三次分配才能實現而由外在引導發展到內在發生，從而使得行為主體不再只是關注個體之間在資源分配方面的流動，而是整個社會整體在共同適應和助力財富增長能力的提升，這種從共同享有到共同創造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對社會生產的促進作用，是第三次分配在推進共同富裕進程中的政策旨歸所在。生產力要得到持續健康的發展，就必須調動起每一個生產力創造主體即社會全體成員的生產積極性。共同富裕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富裕，這就決定了共同富裕是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創造出來的，是以全體成員勤勞致富能力提升實現的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貢獻、人人受益的共建共富狀態。共同富裕是第三次分配過程和結果的辯證統一。事實上，僅通過財富分配尤其是借助于高收入群體的收入轉移，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共同富裕的內生機制問題，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經濟增長的活力。因為為了第三次分配而強制性地轉移高收入群體財富，一方面使高收入人群產生被剝奪感，另一方面也催生低收入群體依賴心理和勞動能力的萎縮。因此，第三次分配必須是能在分配領域內以社會財富的合理配置促進資源共享的活動，是建立在生產不斷擴大基礎之上，以生產領域全面提高社會成員整體致富能力而實現社會財富持續增加、物質資源可持續豐富的活動；不僅不能依靠絕對平均化分配結果以損傷社會再生產活力，而且要依靠均等化分配生產資料以煥發人們勞動積極性的活動。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所給予的政策指導首先應該具有經濟鼓勵性內容，具有經濟屬性，以正面的政策激勵激發有條件的企業和個人參與到第三次分配中來，在滿足其物質利益需求的同時實現先富幫助后富，減少貧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當然，也要注意第三次分配作用領域的轉向升級，在發揮第三次分配在扶貧濟困領域作用的同時，要注重提升社會整體在生產性維度上創造財富的主體性能力，突破單純從生產關系方面調節收入分配格局的局限，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統一起來，以社會全體成員致富能力的提升實現共同富裕。

二、第三次分配在推進共同富裕中的地位

實現由外生性動機到內發性動機為導向的第三次分配，是分配形式的旨歸所在，但是，“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7］。分配行為不能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景，須根據現實的社會生產狀況以及由這種狀況所產生的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和心理，在激發生產積極性為內發性自愿動機創造物質基礎的同時，運用和協調各種能夠把這種美好愿景付諸實踐的政策指引和輿論激勵，協調三次分配之間的關系，實現“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有機統一。因此，就需要明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之間的關系，確定第三次分配在推進共同富裕中的基本定位。

第一，第三次分配只能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種輔助形式。這是由兩方面決定的：一是我國現階段的生產力水平狀況，二是第三次分配自身的特點。一方面，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社會財富已經具備一定規模，但是人均的財富和收入水平以及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卻不容樂觀，單方面強調高收入人群的貢獻會使第三次分配陷入“劫富濟貧”的困局之中。發展生產仍是我國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8］，分配的作用不在于給予，關鍵是要創造，發揮其對于生產的反作用，要讓分配調動生產的一切積極因素。從這個角度出發，首要關鍵的問題是發揮與生產要素直接聯系的初次分配的作用。在市場經濟中，勞動力、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等生產要素按照效率原則參與生產之中，各種不同的數量、質量、水平的生產要素努力實現以效率為導向的配置與組合?；趯ιa的貢獻獲得與之相應的要素報酬，極大激勵了生產者的積極性，促進生產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發展結構的轉型，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選擇。但是，“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按生產要素分配機制，雖然是出于調動各類生產要素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性、以提高生產發展能力的考量而提出，在現實社會卻難免由于個人或企業要素組合的不合理和競爭性要素市場的不完善，尤其是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和資本報酬比例的不合理，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挫傷生產積極性。在這種情況下，必然要發揮政府的調節作用，包括履行收入分配職能，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社會福利等形式對國民收入進行調節，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履行市場監管職能，著力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加強反壟斷監管，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最大限度保障勞動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種分配形式，一方面極大鼓勵人民勤勞創新致富，另一方面維護合法收入秩序，維護合法競爭，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既充分發揮各類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要素的生產創造性，又防范資本要素過度擴張而造成的掠奪性、侵吞性、剝削性和不合理競爭的不良傾向，從而使生產發展成果既由人民創造又由人民享有。這是現階段更具基礎性的分配形式。另一方面，就第三次分配自身的作用條件、作用方式來說，第三次分配是一種在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條件下，為滿足人類更高層次的需求而自愿進行的社會財富更高級的分配形態［9］。第三次分配的“自愿”有倫理道德含義也有經濟內涵，正像共產主義也是內在地包含著經濟意義的，必須以相當程度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為物質基礎，無法超越經濟發展階段。這決定了第三次分配在我國現階段絕不可能成為主流的分配形式。

第二，第三次分配又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種極為有益的輔助形式。這也是由我國現階段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和第三次分配自身的特點決定的。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現階段我國社會生產面臨的突出問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從不同的方面對生產大循環起到再造資源和平衡系統的作用，但總體上都是通過宏觀整體角度進行調控的，具有普遍性。在現實社會的活動中，社會主體總是有差異性的，具體的生產生活狀況也總是因人而異、因地區而異的，市場和政府很難及時靈活地解決分配過程中由于各種偶然性因素、個體性因素、突發性因素以及隱性因素而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問題。這兩種分配形式對于差異性和地區性的復雜問題難以感知，存在空白和弊端。單靠市場和政府機制推動的共同富裕仍舊是“一條腿走路”，發揮社會力量即第三次分配的有效作用自然成為社會所需。一方面，第三次分配內生于社會，在共同富裕問題感知的精準度和主體覆蓋的廣度上，有著天然的優勢，能夠更加快速地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強調物質和精神雙富裕的要求下，對于物質層面是否貧困，市場和政府往往能進行明確判斷，但對于精神是否富裕卻很難通過利益、信息和政策手段進行識別，這種狀況只能通過社會成員內部的溝通交流，通過真正聯結起來的社會互助來參與解決。另一方面，在以生產角度分析第三次分配的次要補充作用時，也要重視第三次分配對生產應有的反作用。不能單憑貨幣流入來判斷短期共富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根據生產資料所有權、生產技能、勞動發展能力等方面來判斷長期的共富水平。與此相對應的，對于有勞動能力的弱勢群體來說，第三次分配的目的是幫助其提高自力更生和勤勞致富的能力，而不是“養懶漢”，貨幣等實物資源的轉移不應該成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內容，人力資本的投入、勞動技能的培訓、教育事業的投資等對生產有持續性反作用，應該成為第三次分配的關注重點。所以，第三次分配在有效推動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同時，也對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進行了修正和補充，創造了更為公平的生產環境。

三、第三次分配在推進共同富裕中的實現進路

實現第三次分配由較低層次的外生性自愿向自發性自愿的躍升、由短期效益向長期效益的提升，關鍵在于生產領域內是否有雄厚的宏觀經濟基礎、在于能否增強人們的發展能力和致富本領；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需要深入到第三次分配自身，通過對其內在動機和效益等基礎概念性問題的分析去認識它的意義，另一方面更要注意不能以分配的重要性取代生產的決定性作用。所以，研究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實現進路，就不能將第三次分配作為一個純粹的分配問題來看待，就分配談分配、就分配系統談分配作用，應該把第三次分配置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背景去分析，從整體的社會經濟關系分析如何建立一整套相互協調的政策體系。因此，在以政策的外鑠性刺激參與積極性和以文化培育內在性的利他主義，鼓勵社會成員積極參與第三次分配的同時，也要重視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者之間的協調配套關系，共同助力共同富裕的實現。

（一）完善激勵性制度

第三次分配的激勵性制度建立在技術支撐和政策體系的基礎上，通過增進分配透明度、利益引導等外在刺激作用于第三次分配主體。

第一，加強技術平臺建設，為第三次分配提供資源整合平臺。分配動機的產生既有賴于自身發展狀況和外部利益引導，也需要有分配活動得以實現的平臺和機會。技術快速發展，以數字化技術處理個人或企業資源的分配逐漸占據了重要地位。第三次分配平臺的技術化為其發展提供了新動力和新環境，分配項目的在線化和技術化大大提高了資源分配的便捷性和資源使用信息的可獲得性，同時資源流向和使用流程的透明化，也有助于增進分配者對平臺的信任，增加在平臺的資源投入力度。再者，技術平臺克服時間和空間障礙，增強資源分配雙方之間的互動性，實現資源的精準匹配，分配的覆蓋范圍和扶助的精準度也能夠增強分配者對平臺使用的信心。因此，必須加大對互聯網技術平臺的資金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為資源的整合和分配創造更多更安全的平臺空間；要重視對信任技術創新的關注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區塊鏈技術在第三次分配技術平臺中的嵌入力度，促進網絡平臺參與第三次分配的各方主體在共同的技術平臺實踐中維持和加強信任關系，以技術賦能增強第三次分配資源流動使用的透明性和便捷性。

第二，發揮政策工具的引導效果，特別是具有較強刺激功能的稅收政策。在第三次分配中，稅收政策主要包括了對誰進行稅收優惠，對哪些內容進行稅收優惠的問題。第三次分配是全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的分配過程，當前我國對企業組織等經營性主體的公益性資源捐贈和服務的稅收優惠政策較為健全，但對個人第三次分配行為的稅收政策調節力度還不足，應更多以個人為主體，樹立人人皆是第三次分配主體的共同意識，構建多元化主體參與第三次分配的格局。同時，要將公益性稅收優惠的對象從傳統的實體財富積累領域向更多具有財富創造價值的生產要素領域和人力資本領域擴展，增強稅收推動財富創造能力的作用。

（二）強化文化性制度

第三次分配體現的是一種社會文化而非制度約束，在強調其實現物質基礎的同時，也要重視人民內在思想觀念的提升和利他主義精神的形成。使觀念轉變為常態化的行為，使個體信念發展為社會共識，需要在完善有形的激勵性制度的基礎上，加強互助共享文化的宣傳，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氛圍，強化文化性制度。

第一，建立對人們的市場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的道德性評價，發揮評價的正反饋作用。評價能夠激發和維持評價對象的內在動力，調動被評價者的內部潛力，潛移默化地提高人們進行某種活動的積極性。而在進行市場經濟行為評價時，必須堅持歷史態度與辯證分析的統一，對任何行為的評價都必須將其置于當時的歷史范圍內加以考察、聯系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進行考察?，F實經濟行為總要受到一定利益動機支配，尤其是在現階段的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還不足以使人們能夠脫離現實的經濟條件，出于純粹的道德動機參與第三次分配。因此，第三次分配在現階段具有雙重性，既具有市場性也有社會性，既具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我們不能絕對否定這種受利益驅動的活動，而應該正確引導相關利益主體的合理利益訴求，推動慈善制度化和慈善倫理化的雙向運行，鼓勵社會成員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利他性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對于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經濟行為，要深入開展宣傳活動，為社會成員樹立道德榜樣，形成見賢思齊、擇善而從的社會氛圍和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良好社會風尚。與此同時，要注意警惕、打擊和整治戴著道德光環沽名釣譽、謀取私利的行為，考慮將此種行為列入征信黑名單，形成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監督，引導社會成員自覺參與到第三次分配的行動中來。

第二，推動第三次分配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機整合和銜接，形成人們的道德共識。將第三次分配文化與中華優勢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結合，形成社會主義的道德共識能擴大第三次分配的合法性基礎，促使第三次分配理論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一方面，要加強對第三次分配的理論探索，從理論角度提高對第三次分配的重視程度，給予一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向社會釋放積極引導信號，系統研究第三次分配的概念、主體、過程，并對探索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以及第三次分配的新形態、新組織等進行實踐跟蹤，及時回答并解決第三次分配過程中人們的各種疑問。另一方面，要加強文化整合，提升人民群眾對第三次分配的文化認同。要以第三次分配為主線，吸收整合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第三次分配的各種理論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土壤，運用人民群眾聽得懂、愿意聽、喜歡聽的形式、手段、話語來闡釋第三次分配，推動第三次分配與我國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有機結合，使第三次分配的理念在我國思想文化領域內落地生根。

（三）健全協調性制度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關系表明，第三次分配不是解決共同富裕的根本性途徑。第三次分配能否真正有助于實現共同富裕，不在于行為的動機是否符合道德，也不在于分配結果是否有益于受助者財富的增加，亦不在于使高收入群體降低到與中低收入群體同等的收入水平，而在于第三次分配這一分配領域的行為能否有效反作用于人們生產能力的發展和致富本領的提高，使其靠自身的勞動和智慧突破階層壁壘，抓住流動機會。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要看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情況。與此同時，就分配方式本身來看，生活資料的分配只能是生產條件本身的分配，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必須到生產領域中去尋找，到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去尋找。在現階段的中國，生產力提高的主要表現和持續性發展的保障就在于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因此，在構建和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制度的過程中，要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核心，以激勵相融和機會公平為價值導向，從收入分配機制調整和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兩方面入手，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人力資本差距，以良性的分配格局反促生產實踐。

第一，綜合運用各種宏觀調控手段，調整勞動力與資本要素報酬之間的相對比例。不同收入群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的收入差距最根本的是取決于其提供的生產要素的差異。一般而言，低收入群體主要通過提供勞動力參與生產經濟過程，中等收入群體則通過勞動和技術等方式參與生產過程，高收入人群可以通過提供勞動、技術、資本等多種方式參與經濟活動［10］。由于每個人的人力資本狀況和要素的邊際貢獻能力不同，造成個體之間致富能力的高低以及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客觀且必然的，而“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收入分配機制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這種差距的合理性。因此，關鍵是如何處理好各種生產要素尤其是邊際貢獻能力差距較大的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關系。為此，一是要豐富中低收入群體的要素組合結構。初次分配的原則肯定要素的異質性帶來的收入差距性，這種原則在市場經濟中具有基礎性意義，其作用效果是顯著的，必須要從豐富人們要素所有結構，對不同要素的報酬實行差別稅率的角度解決問題。二是要保障高收入人群的合法資本收入，激勵高收入人群進一步發展。高收入人群在合法經營和創新創業過程中通過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獲得報酬是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的。一般來說，以企業家為代表的高收入人群在獲得經營利潤的同時也提供了相當數量的就業崗位，并且出于建立和維護企業聲譽的考慮，他們也會參與到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中來，使得中低收入人群得以提升自身的勞動技能和知識水平，獲得更高的勞動要素收入。但是在強調保障高收入群體合法收入的同時，也要加強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性，適當減少其資本性要素收入。三是最為根本的是要不斷增加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占比。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是社會價值的主要來源，應當著重加大要素收益分配對勞動的傾斜程度，尤其注意健全工資價格形成機制。工資是按勞分配的主要實現形式，一方面，國家要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動態調控最低工資標準，積極發揮再分配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要繼續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動態化管理崗位工資［11］，強調“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同時，還要根據勞動的質量、水平等實行競爭上崗，激勵一線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

第二，切實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水平，縮小要素稟賦的差異。富裕從來不是一個永恒不變的狀態，單靠實物性的生存資料供給難以持續性實現收入差距縮小，共同富裕的實現不能建立在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物資資助上，而應當建立在個人勞動發展能力的不斷提升上。發展資料是影響個人勞動能力即致富能力的關鍵，是影響機會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首先，要堅持初次分配中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加強向具有較高智力性和技術性的勞動的傾斜力度，以技術要素為主導，提高全社會對勞動要素質量的重視程度，引導先進生產力的形成。其次，國家要通過政策體系優化集中為中低收入群體提供一定的發展資料，加大稅收、轉移支付等資源在教育和技術等領域的投入規模，在保障區域和城鄉之間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均等化的同時，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的教育投資，提高其向上流動和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的能力。此外，還要充分吸收社會多元主體的力量，積極引導有一定收入能力的社會群體參與福利體系轉型升級的過程，引導資源流入教育、科技領域，加快發展資料積累，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在這一過程中要注意對不同人群的分類探討，針對勞動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的對象，要根據其年齡、智力和能力等分清楚是對其進行學歷教育還是職業性的繼續教育；針對已經失去勞動能力的對象，應當根據其具體情況和需要落實低保、醫保、養老保險等綜合社會保障政策［12］。

實際上，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重要環節，生活資料的分配只能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所得的分配才是實實在在的分配，第三次分配不僅不否定勞動生產的作用，相反其作用發揮更加有賴于勞動創造的堅實物質基礎。因此，在發揮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的助推作用時，必須突破單純從分配領域看待共同富裕的局限，重視第三次分配活動的生產和再生產屬性，創造條件讓人們參與財富創造，在接力打拼、共同奮斗中扎實推進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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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魏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