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異化理論視域下的數字弱勢群體：內涵、成因與出路

劉先江 彭淇琛

［摘 要］ 數字弱勢群體是傳統弱勢群體的衍生與發展，特征上表現為數字能力弱勢與數字權利弱勢。從馬克思異化理論視域來看，數字弱勢群體產生的根源不僅來自該群體自身的主觀因素，更在于勞動異化所導致的社會存在的缺陷以及數字異化下數字技術與資本邏輯的全面聯姻。破解這一難題，必須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條防止數字弱勢群體產生、蔓延的必由之路；以人本理念跳出資本邏輯，實現人的主體性的價值回歸，從技術反噬到規范數字發展，實現對數字技術的善治善用；多措并舉，推動構建數字共同體。

［關鍵詞］ 數字弱勢群體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異化理論

［中圖分類號］ C9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642（2023）06—0105—06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了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的重大目標，提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然而在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中，社會上的不同人群對數字技術在可及和使用上存在差異，難以讓數字發展的紅利惠及每一個體，產生了新的不平等現象，形成了一個特殊群體——數字弱勢群體，并衍生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問題與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適應人民期待和需求，讓億萬人民在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上有更多獲得感?！保?］保障“數字弱勢群體”的權利成了不容回避的重要主題。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的異化理論以整體的人作為研究對象，從“現實的人”出發，以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分工、分配和人的異化為主要內容，重點關注人的生活和存在狀態與現實問題的解決途徑，不僅揭示了廣大無產階級悲慘命運的根源所在，為當時的弱勢群體指明了方向，同時對分析當今數字弱勢群體的困境與成因以及從根本上解決數字弱勢群體問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和研究視角。

一、數字弱勢群體的基本內涵

縱觀歷史發展的長河，社會發展伴隨著不平等的分化狀態，在此情況下形成了“弱勢群體”。生產方式的變遷與生活方式的變革帶來計算機、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的興起，但這并沒有自發性地普惠至每一位個體成員，部分人群喪失了數字發展的諸多紅利，這種差異便會折射到現實社會，“數字鴻溝”造成的不能享受數字發展成果的一部分特殊人員就是人們通常認為的“數字弱勢群體”。當今，“數字弱勢群體”的范圍更為廣泛，從理論上而言，數字技術的發展造成一部分人群的分化與弱勢，但不能簡單將該群體定義為難以適應數字技術發展的群體。從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看，這部分群體是舊異化形式以及新的數字異化下的產物，與傳統概念上的弱勢群體既緊密聯系又具有不同特征，主要特征表現為“數字能力弱勢”和“數字權利弱勢”。

（一）數字弱勢群體是傳統弱勢群體的衍生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并沒有明確提出“弱勢群體”這一概念，以現代角度理解“無產階級”“被剝削階級”等相應社會階層，仍然證明馬克思對這些群體的定義與如今的弱勢群體概念緊密聯系。在《手稿》中，馬克思認為異化主要是當人受到各種自身活動的影響后所衍生出的一種異己力量，使得主體自身也受到了一定的反作用力。資本主義大生產方式的勞動中帶來了異化問題，當工人生產出來的產品越多，為社會發展帶來的財富也會隨之增長，但是與此同時，生產的產品并不屬于工人自身，工人的生活條件也會越來越差，在勞動產品與勞動者相異化的狀態下，“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事實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2］54。異化勞動造成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巨大差距與生來不平等，因此，在財富與地位上處于劣勢的廣大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遷和發展過程中長期屬于弱勢群體這一范疇。

“數字弱勢群體”事實上仍是一種特殊的“弱勢群體”，兩者是相互區別、相互聯系、辯證統一的。首先，“數字弱勢群體”多數為受教育程度低者、老年人、貧困人群或殘疾人，他們處于數字社會的邊緣化位置，這決定了其自身不得不落后于數字化的浪潮，因此“弱勢群體”的本質內核在數字社會中并未系統性轉變，在數字科技時代中，“弱勢群體”有可能位于更加不利的位置而轉變為數字領域中的弱勢群體，所謂的“弱勢”只是從真實的物理空間延伸到了虛擬世界。其次“數字弱勢群體”是“弱勢群體”概念的新變化和新發展，有其獨特性，兩者在概念界定和范圍上都存在著一定差異。傳統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大多源于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個體條件不同等多重因素，“數字弱勢群體”則是在數字科技的日益復雜化下誕生的，這部分人群并不完全對應于老人、婦女、兒童、患病者等，普通的弱勢群體可能在數字領域未必處于弱勢地位，例如，鄉村地區的孩子利用網絡同樣也能受到最前沿的教育；同樣，本不屬于弱勢群體的人群在數字領域則可能處于不利位置，“社會的、種族的或者經濟的力量在如今都不是最重要的影響力，代際差異才真正舉足輕重?，F在年輕人是富有者，而老年人是匱乏者”［3］。因此，對“數字弱勢群體”的理解不適宜生搬硬套于弱勢群體的相關學說。

（二）數字弱勢群體在特征上表現為數字能力弱勢與數字權利弱勢

“我們的身體和一切社會行為，都被數字所穿透，我們被還原為數字平臺上的一個數據簇，我們借助數字化的虛體來參與社會交往、經濟生產和政治參與。所以今天的異化已經成物化的異化，變成數字化的異化”［4］。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發展至當今的數字時代，過去傳統的物質生產方式發生了系統性解構，誘發了異化形態的數字化轉變，“數字弱勢群體”正是在這種特殊異化下產生的。理解這一新群體可以從“弱勢”這一詞語入手，其“弱勢”可分為“數字能力弱勢”與“數字權利弱勢”兩方面，這不僅是數字異化的具體表現形式，也是數字弱勢群體的基本特征。

數字弱勢群體由于主觀上的抗拒或是某些客觀因素，缺乏能動的數字社會實踐。在互聯網應用技術上的能力不足性是其主要表象，這種“數字能力弱勢”不單指該群體難以適應數字技術所帶來的智能化成果、與數字科技的發展脫軌，還包括其他方面。數字世界將物理世界的現實交往轉變成虛擬交流，在此過程中帶來了虛擬交往的異化，即在“網絡暴力”與“網絡水軍”面前，大家有時候并不在乎事情的真相，個人的聲音將被數字世界的山洪海嘯淹沒，人的表達力顯得非常渺小。此外，在網絡世界這個巨大的回聲室下，人們難以獲得真實有效的信息，因此部分人群會在這個“元宇宙”中迷失方向與自我。這些在互聯網中“失聲”的群體與在數字世界缺乏辨別能力的人群同樣也是“數字弱勢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數字弱勢群體在更大程度上表現為“數字權利弱勢”。一方面是他們的數字權利更易受到侵害。一是自身數據所有權難以得到保護，數字弱勢群體對于自有數據的管理能力與水平較低，自身“數據財產權”難以得到保障；二是隱私權難以保障，過去用來管理犯罪人員的大數據技術，如今以數據與算法的形式應用于每個人，少部分掌握廣大個人數據的互聯網公司為大部分人提供產品與服務，這種社會分工上的異化最終會作用于社會中的群體，從該視角而言，大部分人群都屬于數字弱勢群體；三是被無形剝削，在大數據的采集下，數字資源往往會分配得不均衡，數字弱勢群體會在數據資源和權利分配的過程中受到算法的偏見而處于不利地位，這種算法與數據的歧視最終導致這種異化體現在人的身上，在數字社會產生另一種意義上的“階層分化”。

“數字權利弱勢”的另一方面是他們自身數字權利意識薄弱。馬克思在《手稿》中認為：“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覺還沒有被人本身的勞動創造出來，那么感覺和精神之間的抽象的敵對就是必然的?！保?］125自我異化需要以物的異化為映射，否則自我將無法直觀到這種現象。舊社會中的無產階級并沒有意識到在自身勞動中產生了異化，信息化社會中這種數字異化表現得更具“隱蔽性”。這些數字弱勢群體感受不到自身的異化問題，對于個人數據的了解情況以及重視程度明顯不足，既沒有利用數字權利的動機，也缺乏自我保護的意識。

二、數字弱勢群體的形成原因

“數字弱勢群體”作為數字社會下的產物，根植于特定的科技土壤與社會背景，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形成與發展進行了分析。對于“數字弱勢群體”產生原因的研究，有學者從“數字鴻溝”視野出發，認為互聯網的準入鴻溝雖然不斷彌合，但引發的不平等卻越來越多，信息技術的非均衡擴散是重要因素［5］。有學者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數字技能和科技恐懼是數字弱勢群體產生的兩道坎的結論［6］。還有部分研究者從社會環境、政府功能等角度入手，指出是政府功能失效以及生活網絡化與社會層級化的交疊［7］提高了使用數字技術的門檻?？偟膩砜?，技術層面的原因終究為表象，只是數字異化下的結果，社會方面以及多方主體的不足加速了“數字弱勢群體”的形成。數字弱勢群體的特征表現為缺乏享受當今智能化成果的能力、容易在數字世界中迷失自我、在網絡中缺乏話語權以及數字權利意識淡薄、權利易受侵害等。從其特征可以尋其本因，該群體的產生既有自身主觀原因，又有客觀成因。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從本質上揭示了其形成原因，具體而言，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異化勞動所導致的社會存在不足

社會自身存在不足是一個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因素相互作用而造成的結果，既有歷史遺留問題，也是當今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反映，實質上是當前存在的各個領域中的異化折射。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以人的需要為起點，從資本主義生產與分工上的異化切入，進一步上升到人的異化?！半S著對象數量的增長，奴役人的異己存在物王國也在擴展，而每一種新產品都是產生相互欺騙和相互掠奪的新的潛在力”［2］117，而人的需求是無法磨滅的，這造成了生產與分工上的人的生命價值的喪失。無產階級生產與生活資料屬于資本家，“我所希望的東西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個東西、資本家也一樣”，伴隨分工異化而來的是服從和奴役的矛盾，人“自由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的特性無法實現，走入“似人而非人”的困境。

在勞動異化下，社會系統的型構作用形成了“分化”與“弱勢”。數字技術的發展必須依靠一定的物質條件，需要數字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異化導致的地區差距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將會進一步反映到教育以及其他領域上。不可否認的是，在生產力極度發達之前，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依然存在，雖然弱勢群體和“數字弱勢群體”兩者并不等同，然而過去沒有完全消失的弱勢群體，容易發展成新的“數字弱勢群體”。伴隨著數字化的發展，過去社會層面的固化延伸至數字科技領域，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擴大了“數字鴻溝”，這種新事物讓這些過去就處于不利地位的弱勢群體在適應新科技的發展時難上加難。這些弱勢群體的日常生活更多圍繞自身基本生存狀態和需求，對于吃飽穿暖之外的事并不過分在乎，正如馬克思在《手稿》所提到的，“這種交換傾向造成人們的才能差異一樣，這同一種傾向也使這種差異成為有益的”，“盡管是同類，都具有天生不同的屬性，就其稟賦來說，它們比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那里看到的要顯著得多”［2］132。教育水平以及思考高度的差距，使得他們對于運用各項新技術來實現生活生產的智能化與便捷化或是對自身數字權利的保障并沒有過度關注的意識。在算法和大數據的加持下，弱勢群體的不利因素將會被清晰呈現，并轉化為智慧社會中評級的依據。這如同一個周而復始的死循環，將這些“數字弱勢群體”困在數字技術所建造的“圍城”中，使他們被數字時代漸漸拋棄。

（二）數字異化下數字世界與資本邏輯的全面結合

數字時代帶來了深刻的社會變革，讓社會資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時推動了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也使得過去的勞動異化產生了新形式。事實上，數字異化是勞動異化在數字世界的特殊表現，并沒有改變馬克思《手稿》中勞動異化理論的框架，只是在數字技術中表現得更加隱蔽、影響更為廣泛與強烈。如今，人類思維與日常生產、生活交往已經與數字技術實現了深度融合，隨著資本邏輯在信息化與數字化領域的日趨滲透，數字異化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讓過去的資本主義拜物教轉變成數字拜物教，顛倒主客體關系的大數據與算法技術吞噬了人的主體地位，這種數字領域出現的數字異化是如今“數字弱勢群體”形成的根源所在，具體由以下方面展開。

一是在數據生產要素私人占有的背景下，數字拜物教由此誕生。這種對數據的盲目崇拜將“謎一般的性質”［8］的抽象“符號”與資本相融合，創造出一種遮蔽現實困境的新自由思潮。數字拜物教認為，數字資本與數字技術相聯姻，可以作為一種推動資源高效配置的新路徑，解決當前存在的不公。實際來看，數字技術本身帶有更迭、復雜等特殊性質，這決定了數字技術一經誕生就會在數字資源分配、數字知識領悟等方面形成分化，當自由競爭與資本邏輯聯結后，更會導致數字領域的異化，數字領域的不平等只會愈演愈烈。二則源于資本邏輯化作數字形式對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入侵?！皵底秩鮿萑后w”在數字資本面前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奴隸”，在消費娛樂、工作生活、出行與交流等各個方面都被這個化作數字形式的新型“奴隸主”窺探與控制，在大數據算法面前，“數字弱勢群體”在不知不覺中被換上了“皇帝的新裝”，自身的數字所有權被暴露得一覽無余，以資本邏輯作為出發點的平臺會自動選擇忽視這部分“數字弱勢群體”。三是在數字平臺的私密屬性與逐利性質下，交流與交往虛擬化。馬克思在談到交往時，認為這是人的類本質之一，“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動等等，成為我的生命表現的器官和對人的生命的一種占有方式”［2］83。如今，數字網絡作為一種特殊“以太”已經成為人們交往的基本媒介，以逐利性質為核心的數字平臺追求的往往只是流量至上，這讓網絡平臺秩序混亂以及網絡信息更加魚龍混雜，現代人的普遍交往在數字網絡上印證了柏拉圖所提出的“洞穴比喻”，人如同洞穴里的囚徒，能捕捉到的只能是殘影。在虛擬世界面前，人與人之間帶上了不透明的面紗，因此，在溝通與言語上更加肆無忌憚，交往方式的數字異化增強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遠感，最終導致了數字弱勢群體的產生。

（三）自身主觀因素

關于“數字弱勢群體”的形成，客觀因素占了絕大部分；但需要認識到的是，數字技術的使用離不開人自身，人的主觀能動性也是數字鴻溝產生的部分原因，因此，“數字弱勢群體”的產生也存在一定的個人主觀因素。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是具有能動性的生物，人的本質是可以自由自覺地參與社會實踐，“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2］53。新興技術所帶來的“數字紅利”最終能否享用依靠的是個人主觀能動性，客觀上提供的條件與公共服務無論多么充分和便利，倘若人主觀上對新興技術存在根本抵觸或畏難心理，必然會在科技的飛速發展下與社會脫節，讓數字領域中的分化更為強烈，使得“數字能力弱勢”難以避免。數字技術提供的服務是較為均等的，在面對網絡暴力或是在自身數字權利受到侵害時，有人會選擇運用法律主動維護自身權益或是積極利用互聯網強大的社交功能為自己發聲；而“數字弱勢群體”在價值觀念上帶有保守性和封閉性，總是抱著一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逃避心理，這就使得最后結果往往不了了之。此外，在豐富而又雜亂的網絡信息前，“數字弱勢群體”接受數字新事物時存在被動性與遲滯性，缺乏明辨是非能力容易讓他們在這個虛擬的數字世界茫然無措。因此，總的來看，“數字弱勢群體”的能力與權利“弱勢”問題，其自身主觀也有一定原因。

三、數字弱勢群體的化解出路

馬克思異化理論脈絡從勞動中的異化到對勞動異化的揚棄，最終回歸于實現人的解放與發展。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舊世界時也描繪了新世界的景象，將異化的破解之道指向共產主義這個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形態。如今，在面對“數字弱勢群體”這一問題上，必須以“人”取代“資本”成為社會主體，不斷創造揚棄勞動異化與數字異化的條件，推動人由“必然王國”通向自由全面發展的“自由王國”。

（一）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防止數字弱勢群體擴大的必由之路

馬克思在談到如何解決異化問題時認為，“克服異化”必須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關鍵在于消滅當前的對抗性分工形式，將腦力與體力勞動相結合而非對立，更要阻止資本的不斷積累這種社會財富的異化形式，將人從過去奴役般的困境中解救出來。數字時代的發展已經完全超出了過去傳統技術批判的視域，盧卡奇對這種新異化也早已預見，他認為要讓資本主義的發展進一步物化，最終為沖破物化所帶來的枷鎖創造條件。另外一種新馬克思主義的加速主義方案也指明了克服數字異化的新視角，即不是要反對新技術的產生與進步，更不是要否定與消滅一切過去資本主義所創造的豐富生產與生活資料，而是讓這種生產力和技術更加快速地發展，使其潛能被無限釋放出來，最終“曾經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的技術加速的主導權，讓技術的加速和物質的進步沖破資本主義的監管和束縛，創造出新的可能性，而在其中，他們不是去摧毀，而是去接管資產階級業已締造出來的物質平臺”［4］。

當前，完全消滅私有制無疑是一種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做法。應該保證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基本原則，進一步推動生產力發展，把生產力這塊“蛋糕”做大，從而消除“數字弱勢群體”植根的土壤，解決過去大量存在的弱勢群體進一步發展成“數字弱勢群體”的問題。生產力的發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中的結構性矛盾，為解決導致當前“數字弱勢群體”產生的數字異化難題創造更為豐富的物質條件。在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政府要提供更為豐富的數字技術服務，不斷完善信息，建設的基礎設施，為發展落后的偏遠地區帶來更便捷與先進的數字化成果，縮小數字發展的差距，讓社會發展更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平正義這一出發點與落腳點。但是，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不意味著放棄對生產關系的重視，數據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是當前數字異化的重要成因，數字異化的破解之道要在生產關系上尋求新的突破方案，讓“數字弱勢群體”真正享有對自身數據的掌控權，改變“數字弱勢群體”與自身數字權利的割裂與對立。

（二）堅持人本理念，跳出資本邏輯，實現人的主體性的價值回歸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人的解放進行了描繪，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并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實現的復歸”［2］78，然而“唯物辯證法中否定之否定規律所講的‘復歸并不是簡單地重復原來的東西，而是在高級階段再現低級階段的某些特征、特點、特性，不是循環，而是發展、提高”［9］。不論是過去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當今數字時代，以資本主義拜物教為軸心和以利己主義為核心的資本邏輯始終左右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當人類理性逐漸淡化、社會宗旨不斷退化成為資產主義的宿疾時，社會的發展必須以人為本、并被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人本邏輯引領。

在高速發展的數字社會時代，一是要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宗旨，讓數字弱勢群體在物質、精神層面的發展成為數字社會進步的顯性邏輯；關注“數字弱勢群體”的發展境況，以人的解放而非對人的掌控為出發點，“通過自己同對象的關系而對對象的占有”，幫助其沖破由數字異化導致的“擬態幻象”，實現對人的現實的占有［2］82。二是要堅持保障“數字人權”。數字科技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把保障人的權利、維護其尊嚴作為基本原則，并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根本的劃界尺度和評價標準，發揮政府作用，對數字公共服務資源進行合理分配，保證“數字弱勢群體”在數字紅利上享有的均等性，保障他們進入數字社會的基本條件和機會，縮小人與人之間在數字上的鴻溝。三是要積極引導“數字弱勢群體”。主張回到一個沒有被數字技術玷污的過去無疑是讓歷史按下倒退鍵，幻想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前數字的浪漫主義的烏托邦更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要讓他們以正確態度看待當今數字世界的千變萬化，主動學習并運用最新數字成果，讓其主動融入數字發展的浪潮，真正享有數字發展的紅利。四是加強法律與制度保障?！皵底秩鮿萑后w”的相關法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逐漸完善的動態過程。應當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數字弱勢群體權益保障體系，從社會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避免區別對待以及脫離可行性，要盡可能為數字弱勢群體共享數字發展成果提供法律上的支持與幫助。

（三）從技術反噬到規范數字發展，實現對數字技術的善治善用

科技革命給每個人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數字技術的誕生并不是洪水與猛獸。不是數字技術自身帶來了異化，而是人在利用新技術的過程中出現了異化。因此，不能簡單地將人類的生存與數字化和算法、智能等技術對立，關鍵在于要對數字資本的無序擴張膨脹進行防范與規范。引導數字資本為社會進步與發展服務，可以驅散數字拜物教創造出一種遮蔽現實困境的新自由思潮迷霧，也是破解數字異化、保障數字弱勢群體權益的必然道路。

一是要對資本在數據上的權利進行進一步規范，從根本上保護數字弱勢群體自身對信息的掌控與自主權、數據信息表達與利用權以及數據管理隱私權等，對核心數據與一般數據進行層級劃分，對互聯網公司的訪問權限進行一定限制，重視對數字弱勢群體的“數字人權”保障，讓數字權利的“越位”問題得到及時徹底解決。二是要使數字技術資本化的錯誤方向及時“掉頭”，將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等新興技術以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社會整合為衡量標準，而非以逐利至上、無形剝削為尺度；發揮政府對數據資本無序擴張的限制作用，要利用其為社會主義的發展創造豐富的物質條件、提供豐富的經濟服務，讓數字弱勢群體更好實現數字上的“人的解放”。三是要加強對互聯網公司及數字技術相關領域的監管力度，制定并完善針對大數據、算法等壟斷領域的法律法規，并重視社會輿論的重要作用，從而加強對新興技術的掌握和控制；推動政府、互聯網公司、市場個體三方形成合力，構建對數字平臺的有力監督體系，確保數字經濟發展不變質，確保數字技術變革不脫靶、不脫軌，讓數字技術的使用和發展真正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所用，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障數字弱勢群體的權益。

（四）推動構建數字共同體是消除交往異化的重要途徑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進行了深入分析，他認為這存在一種類似于共同體的形態，但是這種共同體是以勞動、資本、資本家三者作為一體的，“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所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的共同性”［2］76，事實上仍是為資本家所服務的一種共生狀態。這為我們解決數字弱勢群體問題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即數字領域要實現人與技術、人與人的和諧共同體，讓人的類本質全面復歸，將人從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對立中解放出來，超越過去的“市民社會共同體”。

首先要推動數字平臺上的“公有制”改革，真正改變過去的“數字圈地”模式。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平臺的中界功能，聚合數字社會中離散的個體，對網民進行實名制認證并且對信息進行真實性篩選，形成具有豐富、實時、真實性等特點的交往形式，使數字弱勢群體突破過去的虛擬交往的異化困境。當前我國數字技術發展正處于方興未艾時期，我們應以辯證的態度對待數字技術的兩面性，重視并著力解決數字異化問題，讓數字弱勢群體真正融入數字社會發展的時代浪潮中。其次是縮小智慧世界中的“數字鴻溝”，通過提高數字弱勢群體的數字素養，縮小其在數字技能上與他人的差距，從而更好地提升該群體對現代技術的認知能力與水平，讓社會上出現更多數字技術人才，將整個社會數字技術的基本素質由“會用”上升為“善用”。最后要上升至全球視野的新高度，打破數字領域中的霸權政治與壟斷主義，沖破數字的壁壘，營造共建、共治、共贏的數字環境，大力發展數字貿易上的合作，使國際之間的數字文化產品能夠為各國人民所共享，加強世界在數字平臺上的交流與交往，為構建“數字絲綢之路”以及“數字中國”奠定重要基礎，讓國際社會為消除數字弱勢群體作出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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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賀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