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特質形態與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

江林昌

黨的二十大報告規劃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未來發展方向，這就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中國式現代化概念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7月1日的《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來的，他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做出了更全面的表述：“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保?］這里中國的“國情”與“特色”，既包括中國的當代文明，也包括中國的古代文明。古代文明是當代文明的歷史基礎，而當代文明是古代文明的發展結果。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保?］我們堅持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就必須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特質；我們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就必須繼承古代文明起源發展的形態。百年考古的發現研究，以及歷史、哲學、文學等多學科研究表明，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特質形態，表現在多個層面、多個方面，而黃河文化的形成、黃河文明的發展是其中最典型的標志。

一、中華文明起源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質形態

文化與文明總是以一定的形態展現出來。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氣候條件，往往產生不同的文化與文明形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保?］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出，不同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決定了不同的思想觀念、社會結構等文明形態。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斯米特》的信中強調：“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保?］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于我們研究認識中華文明的特質形態，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與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相比較，中華古文明有自己的特質形態。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中國的地形由東往西，其海拔呈階梯式升高。東部平原地區，如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海拔一般在500 米以下，是為第一級臺階。往西為高原地區，如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及云貴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 米—2000 米之間，是為第二級臺階。再往西便是一系列高大山脈，如祁連山、巴顏喀拉山、唐古拉山、昆侖山等，平均海拔都在4000 米以上，是為第三級臺階。正是這樣的地形構造，導致了長江、黃河等大多數河流都由西往東流?！读凶印珕枴吩唬骸肮补な吓c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保?］這是我國先民用神話的形式表達對地理的認識。在長江、黃河這些大河的沿途，又有許多支流匯入。在這些大小河流的兩岸形成了諸多沖積平原，土地肥沃，為農耕生產提供了有利的天然條件。

在氣候條件上，中國的大陸區域主要位于北緯15°—55°之間，緯度跨度大，由南到北有熱帶、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寒溫帶等差別。即使在同一緯度上，也因海拔的不同而存在溫度的不同。

正是這些多樣化的地理環境與氣候條件，造就了古代中國各文明區之間既有趨同的一般性，又有趨異的特殊性。因此，我們研究中華文明要注意不同的層次。在世界古文明背景下，中華古文明各區域間趨同的一般性就是中國的特殊性，此為第一層次；而在中華古文明內部，又有全國統一性與各區域差異性的關系，此為第二層次；再根據考古學區系類型說的文化歷史分析與聚落形態說的社會歷史分析可知，即使在同一區域內，還可以再劃分更小一級的區系，如仰韶文化可以分為六區五段十九個類型，此為第三層次。我們應該具體分析這些不同層次的同一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最終歸納總結整個中華古文明的特質形態。這是一個重大而長遠的國家文化戰略課題，任重道遠。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文化歷史發展過程，始終充滿著矛盾運動。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眾多矛盾中，必然有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中國古代不同區域的文明之間的矛盾運動中，黃河文化與黃河文明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特質形態。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時指出，奔騰不息的黃河同長江一起，哺育著中華民族，孕育了中華文明；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九曲黃河，奔騰向前，以百折不撓的磅礴氣勢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華民族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6］4，11，5。因此，研究黃河文化，闡釋黃河文明，具有重要意義。我們要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

二、中華文明史上幾個重大歷史命題與時代課題

一百年來的中國現代考古發掘與研究證明，早在一萬年前，中國已由舊石器時代轉入新石器時代，食物的采集者發展為食物的生產者，動物的狩獵者發展為動物的畜養者，從而開啟了北方黃河流域的旱地粟作農業區，南方長江流域的水田稻作農業區（圖1），以及兩個區域內的畜牧生產。這在中國的古代社會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英籍考古學家柴爾德在其《遠古文化史》中稱這是“人類進化史上的第一次革命”［7］。

圖1 中國史前兩大農業生產區①

據現已發掘的考古資料可知，中國的這兩大農牧生產區占地有三百多萬平方公里。一萬年來，在這三百多萬平方公里內，農牧生產綿延發展，從未間斷。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是中華文明最深厚的物質文化背景。

一百年來考古是階段性推進的。從1921年到1978年近60年時間內，考古學的主要任務是在全國范圍內以傳世文獻記載與地方世代傳說為線索，盡可能開展空間上的全面性、時間上的系統性發掘。趙輝教授稱這是“填補考古發現的時空空白”［8］434。

在此基礎上，到20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進程中，蘇秉琦等先生率先提出考古學區系類型研究的觀念。到20世紀90年代，又在嚴文明、張忠培等先生倡導下，展開了考古學聚落形態研究。從21世紀初開始，考古工作者又綜合環境考古學、宗教學、文化學、天文學、文字學等多學科，進行了文明起源與早期文明發展的探索，最終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于2020年9月28日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所指出的：“考古發現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雹?/p>

現在，我們可以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中華文明的特質形態，從而為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如下幾個重大歷史課題與時代命題值得我們重視。

其一，5000 多年前形成的8 個文明區，有5個在黃河流域，黃河文化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1 萬年前形成的南北兩大農牧生產區到了距今6000年左右時，出現了新的發展變化?？脊虐l現證明，當時的北方農牧區已出現了有關耕作、收割、加工等程序的完整系統的農業工具，南方農牧區也出現了完整的水田整治技術以及引水與排水系統。這樣就使各地農業生產田畝得以擴大，農業產品產量得到提高。食物充足了，品種豐富了，同時又促進了人口的增加，社群規模的擴大。

大約到了距今5800年左右，在原來平等散布的眾多村落中出現了少量大規模的中心聚落。中心聚落又統籌周圍的小村落，從而形成了具有社會分層性質的中心聚落群。如中原地區的陜西華縣泉護村，海岱地區的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長江下游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長江中游的湖南澧縣城頭山等，都是典型的聚落中心，其面積可達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平方米。與這些分層次的中心聚落群相呼應的是，墓地的大小、隨葬品的數量與規格也都出現了明顯差別。這些現象都說明，原來平等的原始社會開始向不平等的階層社會過渡，文明由此萌發。這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學術史上，徹底顛覆了中國古代自夏商周才進入文明社會的傳統認識。

考古工作者根據區系類型學與聚落形態學的方法，將5000 多年前的這些聚落中心進行系統綜合的歸納分類，最終在黃河上下、長江南北、長城內外劃分出了8 大文明區（圖2）。

圖2 中國史前8大文明區分布圖③

考古學界對這8 個文明區的認識有個發展過程。開始只認識中原文明區、海岱文明區、燕遼文明區、江漢文明區、江浙文明區5 個。后來又認識到黃河上游的甘青文明區，是為“5+1”。后來又增加了巴蜀文明區，是為“5+2”。最近幾年因為發現石峁聚落中心、蘆山峁聚落中心等，才有了河套文明區，是為“7+1”。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8 個文明區中有4 個文明區（中原文明區、海岱文明區、河套文明區、甘青文明區）都在黃河流域。此外，由于在距今4600年之前與距今4000年之后，黃河曾經從今鄭州開始向北流，經今安陽、邯鄲、石家莊而由天津入海，因此燕遼文明區也在黃河流域范圍內。這樣就有5 個文明區與黃河有關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保?］11黃河蘊含了中華民族的遠古文化基因，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處于核心地位，這些都應該從1 萬年來的兩大農牧生產區與5000 多年前形成的8 個文明區中去做具體分析與系統研究。

其二，兩大農牧區發展擴大，到距今5000年左右，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匯合疊加，催生了夷夏東西族群的聯盟發展。

在距今1 萬年至5000年之間，北方旱地粟作農牧區主要是在黃河中下游與燕遼地區，而南方水田稻作農牧區主要在長江中下游地區。這兩個農牧區相互之間沒有連接。后來隨著這兩個農牧區范圍的擴大，南方的農牧區在東西空間上擴展到了長江的上游，在南北空間上發展到了黃河中下游。北方的農牧區在東西空間上擴展到了黃河上游，在南北空間上發展到了黃河中下游以南。這樣，這兩大農牧區在黃河中下游就交叉疊合發展了（圖3）。

圖3 中國史前兩大農（牧）業生產區交叉圖①

兩大農牧區的交叉疊合，極大地促進了黃河中下游地區糧食產量的增加與農牧產品品種的豐富。這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的融合，又促進了該地區生產力的率先發展，帶動了該地區文明的進步。

從《左傳》《國語》《尚書》《逸周書》《山海經》以及《史記》等文獻的相關記載可知，黃帝、炎帝兩大部族集團分別從陜西涇水上游與渭水上游向東發展，直到中原地區，并與海岱地區的東夷部族集團有強烈的碰撞交流。這些文獻中所記載的共工、朱明、顓頊、祝融、蚩尤、少昊、太昊、重、黎、夔、烈山氏、皋陶、伯益、堯、舜、禹、稷、契等神話傳說人物所代表的部族，都活動在黃河中下游地區。

這不是偶然的。傅斯年先生在《夷夏東西說》中，總結五帝時代晚期出現的夷夏東西兩大部族集團實行的聯盟禪讓制［9］，對中華民族統一體的形成，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凝練，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前我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脊艑W為我們展示的兩大農牧區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交叉疊合發展，才是產生上述古史傳說中的部族活動的真正歷史原因。

其三，中華文明由“多元并行”到“多元一體”再到“多元一統”的發展演進，都體現在黃河流域。

前文所指出的5000年前形成的8 個文明區，在五帝時代1000 多年文明起源過程中，基本上都保持了各自的特點，形成了區域內的發展體系。如，海岱地區的發展：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岳石文化；中原地區的發展：裴李崗文化—大河村文化—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王灣一期二期）—中原龍山文化（陶寺文化、王灣三期）—二里頭文化等。8 個文明區之間雖有碰撞交流，但沒有動搖區內的系統發展。我們因此稱五帝時代的中華文明起源階段表現為“多元并行”的格局。

然而，這種“多元并行”發展格局到了五帝時代晚期，出現了深刻變化。這就是文獻學上所反映的，五帝時代晚期夷夏聯盟二頭禪讓民主制，到禹、啟時代發展為部族聯盟一頭共主世襲專權制了?？脊艑W上也出現了周邊文化向中原地區匯聚的現象。原來“多元并行”的發展格局便開始轉為“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了。這種格局隨著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在中原而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必須指出的是，夏商周三代雖然已經進入早期文明發展階段，但在文明形態上卻表現為以父權制家族公社為特征的部族血緣管理模式。夏代仍然是以夏部族為“共主”的部族聯盟制，商代是以商族為“王主”的方國聯盟制，西周是以周族為“君主”的封國聯盟制。這種以族群血緣管理為特質形態的文明國家，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總結的古希臘、古羅馬以地緣管理為特質形態的文明國家，有鮮明的區別。

中國的地緣管理是從秦漢郡縣制的建立才開始的。因此，中華文明的發展經歷了五帝時代文明起源階段的“多元并行”發展格局；到五帝時代晚期，經夷夏聯盟禪讓制的過渡，而發展為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階段的“多元一體”格局；再經過春秋戰國時代的族群血緣管理向郡縣地緣管理的過渡，而發展為秦漢以后成熟文明的“多元一統”格局。這些發展變化主要體現在黃河流域。因此，研究好這個課題，對于闡釋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具有理論建構意義。

其四，治理黃河、改道黃河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

黃河的源頭在青藏高原。其上游在甘肅、寧夏境內由西南往東北向走。經內蒙古境內的河套彎曲之后，又改變為沿山西省西側由北往南走。到了河南西部的三門峽，河水又改變方向由西往東走。當黃河到了河南鄭州、開封地段時，由于東部泰沂山脈的阻擋，河水出現了兩種可能的流向：或折向東北由河北平原入渤海，所謂“北線”；或折向東南，由淮北平原入黃海，所謂“南線”。

在黃河發展史上，這兩種流向曾有多次變化，而且神話傳說中的種種治水運動都與黃河的這些南北改道有關。但黃河的改道發生在何時？又是如何改道的？過去由于缺乏科學知識，無法獲得答案。20世紀以來的百年考古與地理科學研究，才使這一問題有了科學認識。

地理學家們根據河北平原的沿海貝殼堤與淮北平原的沿海貝殼堤變化的研究，獲得了一組黃河南北改道的數據④。而考古學家們根據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與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布局變化方面的研究，也獲得了有關黃河改道的認識［10］。令人驚喜的是，地理學家與考古學家研究黃河改道的結論基本一致。

1.距今6500—4600年間，黃河由華北平原入渤海（北線）；2.距今4600—4000年間，黃河由淮北平原入黃海（南線）；3.距今4000—2200年間，黃河由河北平原入渤海（北線）。（圖4）

圖4 黃河沖積扇及史前黃河下游南北改道流向圖⑤

可以想見，這三次黃河改道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先民所產生的沖擊、影響是很大的。估計在距今5000年前由于生產力低下，部族分布疏散，人員稀少，在黃河改道過程中先民們只能是被動遷徙。而到了距今4600年與距今4000年的兩次黃河改道過程中，先民們已經開始主動與黃河作斗爭了。

其中距今4000年左右發生的黃河改道，就是文獻記載中的黃河中游華夏部族集團在大禹率領下主動與黃河下游伯益率領下的東夷部族集團聯合治水。治水的過程是由南往北：先治理淮北平原的汝、潁、淮、泗等河流，后治理黃河及其支流洛水、濟水等。治水的結果是讓黃河由南線入海改為由北線入海。相關記載見于《尚書》的《堯典》《益稷》《禹貢》三篇，《山海經》的《大荒北經》《海內西經》，《孟子》的《滕文公》《離婁》，《國語》的《周語》《晉語》，《楚辭》的《天問》，《荀子》的《成相》，《韓非子》的《外儲說》，以及《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等。

大禹、伯益等所代表的夏、夷兩大部族集團聯合治水并且成功的過程，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其一，根據地勢的高低對各大小河流進行具體的疏通，所謂“高高下下，疏川導滯”“決汩九川，陂障九澤”（《國語·周語下》）。對一些比較大的河流，如南線的淮河、北線的濟水，都讓它們自行入海，以分解兩大平原的水量。在此基礎上，讓主要河流黃河往北走，并吸納沿途各支流。這是先民們認識自然、利用自然、最終把握自然規律的具體反映，是勇于斗爭的表現。其二，在治水過程中，兩大部族集團聯合奮斗，克服重重困難險阻?！盾髯印こ上唷吩唬骸坝碛泄ΑH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為輔?！薄独[史》卷12 引《隨巢子》載：“禹娶涂山治鴻水，通轅山，化為熊?！边@些都體現了踔厲奮發、勇于斗爭的大無畏精神。其三，在治水過程中，大禹擔任酋長的夏部族發揮了組織協調、分工合作的指揮作用，進而在部族聯盟集團中樹立了威信，最終催生了以夏部族一頭共主的部族聯盟為社會組織的早期文明形態的產生。這是中華民族勇于勝利的精神體現。大禹治水、改道黃河所體現的智慧與精神，正是我們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的最深遠的文化基因。

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值得我們去探索總結的重大歷史課題有許多。除以上所舉的例子外，還有如虞、夏、商、周、秦五大部族集團都在黃河流域生息發展，在中華文明史上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分析這些部族的成功原因，應該是很有意義的。曾有學者指出，黃河流域獨特的土壤結構、充足的水利資源與合適的氣候溫度是促成這五大部族先后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條件。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呢？諸如五帝時代從東北到海岱再到江浙的東部半月形玉器文化帶，與五帝時代晚期至夏商周三代從東北經內蒙古、寧夏到甘青地區，再到云貴高原的西部半月形青銅文化帶，是否與虞、夏、商、周、秦五大部族的先進發展有直接聯系？

再如，黃河的下游通過渤海、黃海促成了東北亞海上絲路文化帶的形成；在黃河上游向西部連接，又有歐亞草原絲路文化帶的形成；再由黃河上游向西南方向開拓，還有西南亞山地絲路文化帶的形成。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這對于我們今天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踐中，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具有歷史佐證意義。

三、堅持“兩個結合”，建構中華文明“三大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7月1日的《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又對“兩個結合”原則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我們強調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特質形態研究，既是為了認識過去，更是為了把握當代，謀劃未來。我們深入研究前文提出的幾個重大歷史課題與時代命題時，都必須堅持“兩個結合”，著力建構中華文明的“三大體系”。

其一，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

考古區系類型學與聚落形態學的研究表明，由于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不同，五帝時代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8 個文明區各有特色，“多元并行”發展。而到了五帝時代晚期至夏商周三代出現了向中原匯聚的“多元一體”發展格局。這期間，各文明區內部的各種文化類型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各文明區之間又是從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進行交流融合的，融合的內容又是什么，最后各文明區內部與各文明區之間保留了哪些個性，又融合提煉了哪些共性，等等，都需要我們做出系統的解釋。正如趙輝教授所指出的：“考慮到各地史前文化既有自主發展的一面，彼此又存在各種聯系、交流，其背后社會的演進也應該是既有自己的特點，也有相通的部分。那么，在個案式的研究之后，還要做個案之間的比較研究。如此才能揭示出各史前社會文明化進程的具體特點、道路，以及它們又分別以怎樣的方式、怎樣的內容參與了中華文明的總進程，而最終沉淀或凝聚成中華文明的特質特點的?！保?］438

在這個研究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對我們是有指導意義的。我們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為指導，具體分析各文明區內部與各文明區之間的融合發展過程。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指出的：

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11］

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各民族”，在中華文明史上可以類比為文明起源階段的“各部族”。五帝時代文明起源階段的8 個文明區“多元并行”發展時，基本上是“閉關自守”的。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各文明區之間的交往開始了。所以，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整個中華文明的歷史。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保?2］同樣，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也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作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是“多元并行”文明起源的結果。

其二，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特質，闡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

由于農牧文明的發展，我們的祖先開始觀察日月星辰的變化運動對人類生產、生活的重大影響，探尋山川土地與農牧豐歉的因果關系，從而有了“天人合一”“陰陽互補”“終而又始”“循環上升”“萬物有靈”等觀念。這是中國式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的傳統文化基因。又由于農牧文明的發展，需要人丁興旺，因而有了“以農立國”“以民為本”的思想。農作物經歷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季變化，又促使古人觀測天象、歸納節氣，由“天道”而探索“人道”，因而有了“張弛有度”“休養生息”“奮發有為”“勤儉節約”等觀念的形成。這些都與當今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體人民共同富?！庇^念相一致。此外，農牧生產的發展需要族群定居、共同協作，因而成就了與西方地緣管理相區別的、以血緣管理為特征的中華文明形態，從而有了“敬老愛幼”“守望相助”的傳統倫理觀，“家國一體”“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精神，等等。

總之，“我們必須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1］14。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中國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隨后，我們又開啟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從二〇二〇年至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文明的特質形態將越來越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更將走向世界。

注釋

①圖1、3 參見張忠培、嚴文明：《中國遠古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33 頁，據《中國史前兩種農業體系分布圖》改制。②《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 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光明日報》2020年9月30日第1 版。③圖2參見張忠培、嚴文明：《中國遠古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 頁，據《新石器時代黃河、長江流域的主要文化區》圖改制。④趙希濤：《渤海灣西岸全新世海岸線變遷》，刊于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國家地震局地質研究所：《華北斷塊區的形成與發展》，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310 頁；趙希濤、張景文：《海陸變遷與海面變化》，刊于仇士華：《中國14C年代學研究》，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253 頁；顧家裕等：《蘇北中部濱海平原貝殼砂堤》，《沉積學報》1983年第2 期，第47-59頁；耿秀山：《黃渤海地貌特征及形成因素探討》，《地理學報》1981年第4 期，第423-434 頁。⑤圖4轉引自王青：《環境考古與鹽業考古探索》，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