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敬”論的發展脈絡

焦德明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江海學刊》雜志社,江蘇 南京 210004)

一、宋元儒者對“敬”的闡發與踐履

一般講理學史,都會首先介紹周敦頤、張載和邵雍,但這三位思想家尚未深入探討實踐工夫的問題,因此對“敬”沒有特別的解說。張載的情況略顯特別,他以及整個關學都很重視“禮”,而禮的核心精神是“敬”。只是他的著作中對“敬”的討論很少,僅見“不敬則禮不行”[1]等區區幾條有所涉及,可見敬在張載的思想中并不具有獨立地位(1)謝良佐對張載重禮卻不重敬曾發表評論,認為張載看到世人“汗漫無守”,所以強調禮,并教人在禮上做工夫,但是其門人后學沉溺在“刑名度數”的枝節之中,能行禮卻缺乏對禮的核心價值的理解,“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詳參謝良佐:《上蔡語錄》,見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朱子全書外編》第3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頁。。

(一)二程及其弟子

理學對敬的重視肇始于二程。程顥“使學者從敬入”[2]。在《識仁篇》中,他要學者“先識仁”,而后便要“以誠敬存之”[3]16。程顥常?！罢\敬”并提。誠是真實,敬是恭肅,二者的側重固有不同,對此程顥說“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3]127,以天、人分誠敬,敬是達到誠的方法(2)《二程遺書》卷六也有“誠然后能敬”的說法,但是緊接著又說“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后能誠”。詳參程顥、程頤:《二程集》,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2頁。。他自身的踐履也主于敬:“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盵3]60程頤在《明道先生行狀》中說:“先生行己,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盵3]638我們一般認為程顥是灑落派,程頤論其敬可能是將自己的學術淵源歸于兄長,以之為援助,更加表明自己的正確性(3)程頤語門人張繹曰:“我昔日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痹攨⒊填?、程頤:《二程集》,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46頁。,但我們不能認為程顥與敬無關。程顥對敬的理解與程頤不同,程顥的敬是和樂而不拘謹的。有一種和樂的敬,這是程顥對我們的啟發。

程頤與其兄一樣重視敬。除誠與敬、“敬以直內”等相同的議題外,他與程顥最大的不同在于強調莊整嚴肅。從程頤開始理學真正以“主敬”為工夫,提出“主一者謂之敬”[3]315是他對儒家“敬”論的最大貢獻。程頤以“一”說敬,第一次揭示了“敬”的本質,而不是像訓詁家那樣在警、肅、慎、畏等情緒的形容詞間輾轉相訓,因而具有深刻的哲學意義。而從工夫的角度說,“主一”的說法開辟了理解“敬”的一個新面向,使敬從“敬天”“敬長”“敬德”這類有具體對象的敬轉進到專一于內心、集中于當下的精神狀態的敬,無疑是開辟了理學精神性維度的細致討論?？梢哉f,程頤奠定了理學對敬的基本理解。

程門弟子繼承其師風范,踐履主于敬者頗多。朱光庭以“毋不敬”和“思無邪”二句為自己踐履之宗旨[3]35,《二程外書》記其踐履之效曰“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3]414,可謂得程頤之精髓。朱光庭踐履卓然,但于義理上無有發明。程門另有兩大弟子對于主敬有所闡發和創新,這就是謝良佐與尹焞。關于謝良佐論敬,《上蔡語錄》中頗有記錄,此不贅述。除了湖湘學,朱熹也受其影響。乾道九年(1173)朱熹在《答游誠之》中就認為,其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4]2061;紹熙二年(1191)朱熹作《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頗為肯定其學術,又提到他“以常惺論敬”[5]3793。此外,謝良佐論敬反對“矜持”過當,這正是程顥所謂“敬須和樂”的觀點;同時,他也反對以“虛靜”說敬,恰恰又是程頤反復提倡的。謝良佐同時師事二程,因此對兄弟二人的敬說能兼采其長。尹焞只見過程頤,因此主要是傳伊川之學。尹焞自敘曰:“初見伊川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敃r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盵6]1072可見程頤是以“敬”字來教授尹焞的。乾道九年(1173)朱熹作《尹和靖言行錄序》,肯定尹焞有得于“敬”:程門居敬窮理“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靖尹公先生者,其學于夫子而有得于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5]3637?！兑谅鍦Y源錄》也記載尹焞能夠力行“敬以直內”[6]1072-1073?？梢娨鼰l自家的踐履正是以敬為主,他的貢獻主要是提出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4)尹焞門人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尹焞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著得毫發事,非主一而何?”詳參尹焞:《尹和靖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6頁。。

(二)朱熹及其弟子

朱熹重視敬更是一個常識。朱熹的學問宗旨常常被概括為“主敬窮理”。在《名堂室記》中,朱熹自謂其學問得之于“敬以直內,義以方外”[5]3731-3732二句。隨著年齡的增長,朱熹雖始終強調敬義夾持,但對敬的評價卻越來越高。他說:“嘗謂‘敬’之一字,乃圣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后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7]2619又曰:“蓋圣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盵4]2323再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依據?！盵4]2313因此,朱熹晚年提出“‘敬’字工夫,乃圣門第一義”[8]210的說法,可謂其來有自。朱門弟子的評價完全繼承了朱熹本人的觀念,黃干《行狀》與李方子《紫陽年譜后論》均引朱熹《程氏遺書后序》“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5]3625來總結朱熹之學。李方子認為,朱熹之學有三方面內容,即主敬、窮理與反躬,而主敬貫通三者,可見其成始成終之義[9]645。黃干《行狀》對此成始成終之義之發揮更甚,認為朱熹以敬窮理、以敬躬行[9]560,唯其如此,窮理與躬行才有歸有實。黃干還提到,持敬以主一為先,存心于“齊莊靜一之中”,以此方可以窮理;戒懼嚴敬,知覺不昧,以此方可以躬行[9]560。雖說朱熹曾以程頤主敬致知為車之雙輪、鳥之兩翼[7]3061,但觀黃干、李方子之評價,他實以窮理、躬行為兩輪兩翼,而主敬其體也。

朱熹不僅以主敬為自身踐履工夫,更以主敬教人。朱熹訓門人時多告以“主敬”,故其門人后學中亦有不少以“敬”為宗旨的人物。張洽“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齋”[10]2260。蔡元定次子蔡沆作《敬義大旨》,“以敬為入德之門戶,義為一身之主宰,發明敬義以示人”[10]2012。朱熹嘗謂南湖先生杜煜“論敬字工夫甚善”[10]2123。盡管朱熹本人很重視敬,但他卻沒有寫過一篇專門的“敬說”,而黃干有《敬說》;朱熹最接近敬說的作品是主敬的工夫指南《敬齋箴》,陳淳那里則有專門的疏解《敬齋箴解》?？梢姷茏觽円捕既缙淅蠋熌菢訉嵉刿`履主敬的工夫。在其后代弟子中,王柏之入道因緣與敬特別相關。王柏“少慕諸葛亮為人”,縱情放曠,后孔子的話“居處恭,執事敬”對他觸動很大[11]12980。經楊與立介紹,他投入何基門下。何基教以“立志居敬”(5)史蒙卿推崇朱熹之學,也以尚志、居敬、窮理、反身作為“學問進修之大端”。詳參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911頁。之旨,正是針對其宿習而發。王柏發憤向學,還作《敬齋箴圖》以發明持敬之義[11]12981。

朱熹后學弟子模仿程頤《四箴》、張栻《主一箴》和朱熹《敬齋箴》,大量使用箴、銘等文體來督促自己從事敬的修養,頗有將主敬工夫落實到容貌辭氣、動靜容止的教法上去。程端蒙與董銖所作《學則》[12]的內容就是落實以敬教人的教法。在《讀書分年日程》中,程端禮講道,程頤《四箴》、朱熹《敬齋箴》和真德秀《夜氣箴》“當熟玩體察”,還著重介紹了王柏以為“甚切,得受用”的陳茂卿《夙興夜寐箴》[10]2923-2924。這些都是盡主敬工夫之節目的作品。

(三)其他

胡宏亦重視敬。他曾講,“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13],朱熹以此為其“議論好處”[8]2845。且他臨終時謂彪德美曰,“圣門工夫要處只在個‘敬’字”[8]2587,由此也能看出胡宏對敬的重視。張栻受業于胡宏,也頗重視敬。乾道年間(1165—1173),張栻作《敬簡堂記》《敬齋記》《主一箴》等文,闡發主敬之義,其積極性不亞于朱熹。呂祖謙也沒有忽視敬:“‘敬’之一字,乃學者入道之門。敬也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體得敬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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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陸九淵《敬齋記》有“則自有諸己至于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為縣而已”[15]228之語,可以說他對“敬”也有基本的認同,然而他所理解的“敬”與程朱或有一定的距離。他在《與曾宅之》中嚴厲批評“持敬”一語,認為“‘持敬’字乃后來杜撰”[15]3,且言“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15]6。在陸九淵看來,“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于內,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無終食之間而違于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15]6。陸九淵仍以“發明本心”為說,但敬與本心的關系確實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總之,宋元儒者相當重視主敬工夫,其踐履也是卓有成就的,為后代學者奠定了基本的工夫規模與范式。

二、明代儒者對“敬”的繼承與持守

明代理學以陽明學為盛,但陽明學興起于明代中期以后,在此之前儒者還是傳宋人規模,而在此之后仍有大量學者謹守舊說,篤實踐履。明人對于主敬的重視正是其中之一。

僅從《明儒學案》所列人物來看,在工夫上特重主敬的人物之多超乎一般印象。薛瑄弟子張杰,“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為的”[16]127;弟子段堅也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16]127。周小泉弟子李錦,“以主敬窮理為學”[16]136;弟子王爵,“以操存為學”[16]132。王恕二傳馬理,“墨守主敬窮理之傳”[16]165。吳執御,字朗公,浙江臺州人,“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16]1329。呂楠弟子郭郛,“其學以持敬為主”[16]154。以上學者守宋儒之家法,以居敬窮理為格式,雖踐履持敬,但未有許多發明。

還有一些學者特重主敬。趙謙“蓋從來學圣之的,以主敬為第一義……廬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16]1049。他生于元末,是明代最早的幾位學者之一,其著作《造化經綸圖》從內外兩方面論敬,確實猶有宋人之篤實,但其論內之敬曰“攝思慮去知故”[16]1053,與程朱“知覺不昧”或有不同。陳真晟,字剩夫,號布衣,亦對主敬頗有心得。與趙謙重視敬之內外相比,陳真晟更著重于敬之動靜。動靜二字乃主敬工夫之根本范疇,在他看來,動靜都要主于一。靜的主一之目的是養,可以消除妄念;動的主一是為了有所持,可以抵擋外誘。陳氏著有《心學圖說》,而其“心學”的核心便是“敬”[16]1088-1090。以上兩位人物在明代儒學史的書寫中并不具有重要地位,但他們確實對于主敬有新的闡發。

作為明初朱子學的重要人物,曹端、薛瑄、吳與弼等對于敬也一樣給予高度的重視。曹端,“立基于敬”[16]1061;薛瑄,明代早期著名的朱子學者,號“敬軒”,可見其以主敬為宗旨;吳與弼,一時碩儒,門下出了胡居仁、陳獻章等大師,主張“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后為學問之全功”[16]14,可見其工夫也全守朱子家法。

在吳與弼門下,胡居仁“一生得力于敬,故其持守可觀”,人稱敬齋先生[16]29?！耙谰尤室?敬之重要如此,當比致知為先”,一如“在其《居業錄》篇目中,敬之一項緊接于道體與為學之后,而置于致知之前”[17]。

此外,有些學者將居敬看作“收放心”之方而加以強調。周瑛,“以居敬窮理為鵠”,曾言“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16]1093。陳獻章弟子賀欽論主敬時,同樣以收放心為說[16]99。婁諒亦以此為宗旨,即“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為居敬要指”[16]44。婁諒之著作今已不能見,無從知曉其具體的解說,但其弟子夏尚樸“傳主敬之學”[16]66,或許可以由此窺見其門戶。

最后來說一說陽明學與敬。王陽明對于程朱主敬之說有所批評,主要在于兩點:工夫分居敬、窮理是“二”[18]75-77;《大學》“不須添‘敬’字”[18]88。對此前輩學者已有許多討論?！懊鞔韺W可以說是圍繞著陽明所謂‘戒慎’與‘和樂’或‘敬畏’與‘灑落’之辯展開的”[19],陽明學總體上屬于程顥、邵雍所開創的和樂或灑落一派,因此對于程朱提倡謹嚴的“主敬”必然不能契合而有所批評。要注意的是,王陽明門下后學并非都與敬無關。敬的特點是警覺、嚴肅,對治放肆之流弊是很有效的,反之,當和樂或灑落開始走向極端的時候,便會有人站出來,以嚴肅警惕之風而加以糾正。嘉靖十三年(1534),王陽明去世不到五年,季本便作《龍惕書》,向以王畿為首的自然派發起進攻。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季本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立場。季本的主張是“貴主宰而惡自然”[16]271,這可以說是具有“敬畏”之風的。在王陽明弟子中,能如此正面論述敬者恐不多見。此外,鄒守益曾曰“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其學也“得益于敬”[16]336?？梢?陽明學中亦可以容納敬之一路。

以上便是對明代儒者關于敬的討論的一個并不全面的梳理。明代理學發達,理學家人數眾多,學界以往關注的大多是一些重要人物,如羅欽順、湛若水,以及陽明后學中的典型人物,特別是聶豹與羅洪先,還有東林學派的高攀龍和蕺山學派的劉宗周等。他們對于“敬”確實有很多發明,而我們通過對《明儒學案》的簡單梳理,卻發現除了上述重要人物,還有那么多理學家對于“敬”有著豐富的討論。他們一直高度重視“敬”,對于敬之內外、敬之動靜、主敬與窮理的關系、存養與省察的關系、主一、敬畏與灑落的關系等問題都有廣泛涉及。即便是陽明學興起以后,灑落一派大盛,敬的討論相比起來不再那么熱烈,學者也不再主要實踐主敬的工夫,但即使是陽明學內部也還是有“貴主宰而惡自然”的勢力,以圖糾正陽明后學的流弊。而主敬這一議題的重新興起,則要等到晚明和清初了。

三、清代理學家對“敬”的拓展與深化

陽明學大盛的時代,學者不喜嚴肅的主敬工夫,又以居敬窮理為兩截,落第二義,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了。隨著反思陽明學潮流的開啟,學者們又開始重新評價“主敬”等程朱理學的修養方法。到了明清易代之際,許多專主朱子學的學者也已經成熟起來,形成了或在朝或在野的龐大朱子學陣營。在這樣的氛圍中,學者們又開始紛紛重視“主敬”。其中,后世評曰以“主敬”為工夫宗旨的朱子學者就有以下諸人:朱用純,“其學確守程、朱,知行并進,以主敬為本”[20]1648;冉覲祖,于嵩陽書院頒示所著《天理主敬圖》等,“問業者云集,一時稱盛”[21]243;竇克勤,因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受到康熙褒獎[21]243;勞史,自謂“一生用力于敬”[20]1873;方苞以桐城派始祖力護程朱,一本“由敬靜以探性命之理”的宗旨[22]。此外,魏裔介、耿介、張夏、陸隴其、張伯行等對主敬的重視更不必贅言。經過乾嘉年間(1736—1820)的低潮期,理學于道咸年間(1821—1861)重新興起時,唐鑒、吳廷棟、曾國藩、倭仁等更是以踐履主敬為日課,深切體察而多有發明?？傊?終清一代,“主敬”又重新回到了學者視野的中心地位,再次成為最為普遍和核心的修養工夫之一。更重要的是,清代朱子學對于“主敬”的討論并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對其內在理路進行了拓展與深化。

(一)“主一”問題

這一時期的一個新變化是強調“敬天”。作為明末清初朱子學的重要人物之一,陸世儀對朱子學的義理做了全面的闡發,當然也不乏論述主敬之妙語。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陸世儀很重視“敬天”。雖然敬天思想是理學的應有之義,但明確主張以“敬天”為入德之門卻是陸世儀的創見。與陸世儀同時代的謝文洊亦力行主敬工夫,嘗輯《程門主敬錄》,匯集程門對于主敬的論述。然而,關注謝氏的文章極少,僅見吳震在《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中有所討論:“然在吾人看來,其為學宗旨則可以‘畏天’概之。根據其弟子黃采為文洊《日錄》所撰序言,文洊之所以主張‘畏天’,乃是為了具體落實程朱理學提倡的‘以主敬為本’的思想口號?！盵23]另,其“畏天”也是“畏天命”:“所著《大學中庸切己錄》二卷,首以《君子有三畏講義》,發明為學之要,在于主敬,‘畏天命’一言盡之?！盵20]742

提倡敬天、畏天的一個明顯效果是使得主敬的工夫有了落實處,所謂“敬天為入德之門”,把天、天命、上帝作為敬的對象,更容易下手(6)“舜光甥問‘敬’字工夫未進,予曰:‘汝看頭上是什么?前后左右是什么?“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焙翁幙扇菸岵痪?’”詳參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6頁。。也就是說,這一時期,對于主敬的理解悄悄產生了一種游移。若程頤及謝良佐、尹焞都側重于在心上論敬的話,以敬天、畏天論敬正是要改變這一思路,把主敬從僅僅關注內心狀態轉移到天、天命這類對象上去。由于僅僅關注內心的狀態會陷入神秘主義色彩,又難與釋氏的坐禪劃清界限,朱子學者找到一種更為篤實的主敬法也是反思陽明學之大勢的自然結果。魏象樞,順治三年(1646)進士,清初在朝朱子學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與孫承澤、刁包等人往復討論,極力反對高攀龍“心無一事之謂敬”[24]的說法,與我們所說朱子學者反對陽明學之空疏有關。在魏象樞看來,孔子言“執事敬”都是落實在具體的事情上,因此絕無近禪之似,絕無空疏之嫌。不過,朱子學者認為明代學術受到禪學污染而走向空疏、朱子學仍舊篤實的觀念,并沒有令所有人信服。在所謂反理學的思潮中,更有學者把整個理學看作一丘之貉,在他們看來朱子學者想要排除心學的影響而轉向篤實是徒勞的。毛奇齡認為,敬不可在心意上說[20]977,李塨也反對“離事言敬”[25]。這些反理學的學者與陸世儀、謝文洊、魏象樞有相似的觀點,都主張敬作為一種情感或心理狀態,是不能離開具體的對象來說的,否則就是“空言”,是不符合孔子的原始教義的。他們的區別僅僅在于哪些人、哪些說法是屬于空言的,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詮釋問題。由此可見,在此時,有關主敬是否有對象的爭論已經全面展開。

彭定求是康熙朝理學的一個特殊案例。對于主敬,其《主敬工夫須變化說辨》[20]1630-1633頗為彭氏家學、后學等所重視,如羅有高在彭定求傳記中對此特書一筆[26]。 “主敬工夫須變化”是誰的主張呢?尤侗《艮齋續說》卷十記曰:“予有詩云,‘主敬工夫須變化’,或者非之,作《主敬說》?！盵27]可見辯論雙方正是此二人。這場辯論也與敬有無對象性有關,雙方“全體之敬”和“一端之敬”的說法值得進一步加以討論。

敬有無對象,應該以何為對象,實際上就是“主一”問題。陰承功《主一無適論》是清代中期討論“主一”問題的重要文獻,反駁了王陽明所開“主一”是“主理”之說。在陰承功看來,陽明說主理,就是以理為所主的對象,這樣有對象的敬不是程朱所說的主敬之本義。陰承功認為王陽明特別強調以理為對象是窒礙,重申主敬是主一,主一就是專一于事[20]2568-2569。清代后期的潘德輿也很重視“主一”問題,他在《養一齋札記》卷三中討論了很多與“主一”相關的內容,但他認為,“陽明曰:‘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苏Z未嘗錯也”[28]。

(二)靜、敬之辯

除了“主一”問題,敬之動靜的問題在清代也變得十分突出。反理學思潮以及乾嘉學派的很多人物都反對“主靜”,認為這是雜糅佛老之說的表現。例如程瑤田,其《論學小記》中有《述敬》一篇,就反對靜中之敬[20]3194-3197。有鑒于此,清代朱子學者開始對主敬與主靜的問題即主敬是否以靜為本進行反思。朱澤沄與王懋竑交游[20]2079,其作有《朱子未發涵養辨》兩篇,闡發朱熹主敬涵養的思想[20]2080-2084,王懋竑則在《答朱宗洛書》中憶及兩人曾圍繞主靜之說“往復論難,卒不能合”[20]2073。其后,夏炘《與胡琡卿論白田草堂雜著書》對王懋竑與朱澤沄之間的辯論做出了總結[20]6036-6038。

(三)敬以存仁

夏炘所著《述朱質疑》是清代道咸年間(1821—1861)朱子學復興之潮中的一個重要力量。其中,與“敬”論有關者包括以下諸篇:《朱子己丑以后專發明程子敬字考》《敬貫小學大學說》《敬貫誠仁說》《周子主靜即主敬說》《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說》《朱子以靜為本說》等[29]。夏炘比較全面地闡發了朱熹主敬思想,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敬貫誠仁說,一是以靜為本說。敬貫誠仁最主要的貢獻不是將敬與誠聯系起來,而是將敬與仁聯系起來。自二程起學者就多說“誠敬”,卻較少提及敬以存仁。以仁學來看朱子學的新視野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沒有這個新視角的情況下,敬與仁的關系是極不容易被發現的。因此,專言敬以包全德,才能真正具有意義。同時,“以靜為本”說也要放到這個新視角的大背景下來重新審視。這里不再是關于靜、敬之辯的老生常談,也不是敬貫動靜的照本宣科。

四、結語

從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理學“敬”論肇始于二程,并于宋元明清時期持續得到闡發,蔚為大觀。盡管本文已經對大多數討論“敬”的理學家進行了重點梳理,仍不免掛一漏萬。在這樣一個文獻梳理的基礎上,期待我們可以進一步挖掘理學“敬”論的思想價值。另,東亞儒學(7)這里所說的東亞儒學主要是指日本、韓國、越南等地在理學影響下所形成的儒學思潮。對這一領域的研究近年來逐漸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因此,為了敘述的完整性,也有必要簡要地提及東亞儒學中“敬”的思想。在受到理學的影響以后,也是非常注重主敬的,其容受與創新顯示出理學“敬”論對日、韓儒學的重要影響。反之,日、韓儒者的討論各具特色,對于今天我們理解主敬思想具有一定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