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與詩用典異同論

辛 梓

賦與詩用典異同論

辛 梓1,2

（1．桂林醫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廣西 桂林 541199；2．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用典作為文學重要寫作方法之一，在賦與詩中呈現出不同面貌。早期用典是從辭令論說的語言藝術到文學寫作手法的遷移。文人用典在賦與詩中的差異，主要體現為賦始舉事、詩好化言兩方面。南北朝賦與詩的用典之異，是用典方法和文體需求帶來的不同。前者體現為賦繁與詩簡的不同典面，后者體現為賦典多類義體物、詩典多代言寫志。及至庾信用典集前代之大成，從典故本身替代和證言的功能出發，重新詮釋典故在賦與詩中的運用，從而使其賦與詩之用典，都呈現出敘理與抒情統一的特征。

賦； 詩； 典故； 引言； 引事

何為用典？蕭子顯《南齊書》稱之“緝事”，蕭繹《內典碑銘集林序》談“引事”，劉勰《文心雕龍》定名為“事類”，鐘嶸《詩品序》喚為“用事”，蕭統《文選序》曰“事”，顏之推《顏氏家訓》稱“事義”。典故具體是如何使用的，劉勰在《事類》篇進行了說明：“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盵1]1407典故就是使用精煉的語言，援引前人的成辭或事跡，濃縮凝煉在作品中，表達復雜的情感內容。鐘嶸《詩品序》談宋末以來文人詩用典，說“何貴于用事”[2]174，表達了對適時詩壇“文章殆同書抄”[2]180風氣的批評，并指出勝語“皆由直尋”[2]174。受鐘嶸品評詩歌用典的影響，歷來對詩歌用典的研究較多。然劉勰《事類》篇中討論用典時所舉之例，乃以賦為主，兼有它體，說明當時文人創作代表性的用典，多集中體現在賦作之中。用典實際上是以賦為寄托，進而得到廣泛使用和發展的寫作手法。

近年來的典故研究，大多將研究視角放在典故本體的研究上，或論語典，或論事典，多從作品本身出發，論用典方式、典面及典源等，對賦與詩用典之異卻少加區分。需知本同末異，針對不同文體，作者在使典入賦、詩時，也會因體制宜，將之改易成不同面貌。筆者主要討論賦的用典方式，從賦與詩用典異同的角度，考察賦典與詩典的差異發展和不同文體需求，兼考量賦之用典對詩之用典有什么影響。

一、賦始舉事，詩好化言

早期文人在賦與詩方面對典故的選擇，主要表現出“賦始舉事，詩好化言”的特點。這是由文體與語典、事典的不同適應性所決定的。用典最早并非用于文學創作，而是用來說明卦爻辭或訓誡，劉勰在《事類》篇中云：

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都葷肪湃?，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征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1]1407-1408

在涉及語言文字的活動中用前人古事古辭，這些是最早使用典故的例子。及至春秋戰國時期，列國大夫、縱橫策士在外交問答和辭令論說中，也喜用《詩經》中的句子表達意志，或是借用前代例子來說明態度。這種賦詩言志、賦事敘理的方式，從“引成辭”和“舉人事”的概念上來說，同樣屬于劉勰界定的用典范疇。在戰國末年到秦漢之際，典故運用逐漸進入文學創作。劉勰《事類》篇談及文人用典，云：“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盵1]1413屈原和宋玉的楚辭，化用了很多《詩經》中的句子，這與戰國以來論說好引詩、引事的觀念有關?！澳∨f辭”則是通過藝術手法的加工，使典故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是用典的方法之一。又：“唯賈誼《鵩賦》，始用《鹖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盵1]1413可見，及至漢初，文人用典的情況雖不多，但幾位代表作家的用典已初現端倪，引詩、引事逐漸從辭令論說轉為文學創作的手法進入賦與詩，開始為文學創作服務。

西漢時期總體用典數量不多，可以用來對比的材料也不多，但仍存在一些差異，尤其表現在賦的創作開始主動引事。賈誼賦、相如賦雖已有較多語典和成段排比的事典，但引事只是開始進入賦這種題材，總體使用情況不多，并沒有成為一種固定的習慣和共識。如司馬相如《長門賦》幾不引事，宋玉《風賦》也僅用言。至東漢時期，班彪作《北征賦》多寫見聞，卻又不離典故。事典、語典已在賦中頻繁交替出現，基本均勻地分布在篇幅中。如：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3]142-143

六句之中，語典、事典間雜交疊，借前人語慨古人事，幾乎每句都涉及典故。事典也不僅集中在一處，而是多處分布。如：“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盵3]143班彪以歷史觀照現實，怒戎王和宣后失道，贊秦昭王的能為。甚至末尾處“亂曰”也用圣賢書辭為己證，說明“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3]144的道理。相較于西漢賦的用典，東漢賦用典已經呈現出比較成熟的面貌，典故開始大量入賦。在西漢賦中初現端倪的事典，也從個性化的寫作手法漸趨成為一種共識。

西漢存詩較少，多以辭、歌為名，難以窺其用典面貌。及至東漢，則可以看到較多的引詩化句的用典?！豆旁娛攀住返氖闱槎嗷谩对娊洝贰冻o》語典，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馀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3]409

其中“生別離”出自屈原《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3]467句，表達作者離別之悲，“道路阻且長”出自《秦風·蒹葭》“溯洄從之，道阻且長”[3]422句，指路遠難能相見?！昂R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句，李善注：“《韓詩外傳》曰：‘《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圆煌局^也?！痹婎}名為何已不可考，但研讀該句之意，可知其為舊辭翻新語，化用而成。古詩中少見事典，僅《西北有高樓》中“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3]410句一例，引用了春秋時齊國大夫杞梁之妻，在喪夫后無依無靠，以代抒悲情。除此之外，并無他用?！豆旁娛攀住返恼Z典既有化成辭的，也有化意境的，且在化用時聯系前后，在原有典意的基礎上作情感延伸。事典的使用則少之又少?？梢娫趦蓾h時期，詩中引事還是一個比較少見的現象。

章太炎《國故論衡》說：“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后退為賦家，時有解散?！盵4]用典既上承前代的辭令論說而來，縱橫家入漢后一變為賦家，則用典更多出現在賦中，也是一種語言藝術從口語到文學的遷移。引事是縱橫家在論說中枚舉事例的做法，賦家最初在賦體作品中使用事典，也是得益于賦的篇幅巨大，能夠更好地安排內容豐富的材料。而詩歌篇幅有限，并且多直接抒情達意，相較于間接委婉的事典，語典更適合詩歌的需要，因此，詩歌多用語典。

兩漢時期，文人用典漸成為創作趨勢，賦和詩為典故的使用提供了文學載體。文人對典故如何入賦、入詩有自己的選擇標準，將這個時期的賦與詩的用典面貌，簡單概括為“賦始舉事，詩好化言”。

二、典面的賦繁與詩簡

曹丕在《典論·論文》談“詩賦欲麗”[3]720，提出了重視文采的追求，而典故能使賦和詩在踵事增華上更進一步。自建安、太康以來追求語言雅麗，至元嘉文學雕琢山水，再到永明文學刻鏤聲律，用典的適用性被不斷提升?！皟砂僮种?，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1]208的唯美文學觀點被發揚光大。典故為賦和詩的創作提供原材料，賦和詩同為文學創作的載體，都追求文采和行文用韻的和諧，呈現的面貌卻不盡相同。賦繁與詩簡的差異也體現在用典中，呈現出兩個方面的特征。

（一）賦典言事合一，詩典言事分離

賦的句式更自由，雖有對仗要求，但在形式上更能靈活安排典面，因此多為引言兼引事。羅積勇《用典研究》中將這種情況分成四類：（1）引言而帶出其事屬引事；（2）引語不帶出其事而帶進當初語境屬引言；（3）引語而涉及事情屬引言；（4）引述事之語屬引事。這四種用法在各類賦作中都很常見，如具有代表性的江淹《恨賦》眾事：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艷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為怨難勝。

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顧弄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赍志沒地，長懷無已。[3]235-236

“拱木斂魂”出自《左傳》，李善注：“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苯鸵Z并非要引原事用來罵人指摘，只是借用當時秦穆公的口吻，指出一種死后沉寂的現象?！扒氐郯磩Α?，李善注：“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始皇按劍而坐?！贝颂幱谩墩f苑》載事，引述事之語兼引嫪毐亂政之事，指出適時秦始皇對嫪毐的怒與恨來呼應主題，下文接“諸侯西馳”指秦統一而六國合縱抗秦之事，兩句銜接又形成新的典面?！扒锶f歲，為怨難勝?！庇谜Z《戰國策》，李善注：“楚王謂安陵君：‘寡人萬歲千秋之后，誰與為樂也！’”引語而涉及楚王感慨死生的情形，切合《恨賦》所表達的主題?！瓣逯緵]地，長懷無已?！庇民T衍《顯志賦》“赍此恨而入冥”[5]989句，《與陰就書》曰：“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赍恨入冥?！盵5]978此化用馮衍語，同時也引馮衍不受任用之事，表達恐死有余恨的仕途嘆恨。通過截取語言而帶出文字所包含的事件，引言和引事同時進行，這種用典方法的敘事性也更強，對所引對象的語言描述較詩更為細致，涉及場景、語言、事件等多個方面，使賦典呈現出言事合一的效果。

南朝文人詩以五言詩為主，兼有雜言。受到文體結構和字數、句式的影響，典面不宜過長，需精準凝煉，以語言濃縮精華又能傳遞情感為佳。典面所表達的含義，需要結合全詩的抒情核心進行解讀，多在單句內完成用典，所以詩典一般單引言或引事。此處同樣以江淹為例，如《侍始安王石頭》：

緒官承盛世，逢恩侍英王。結劍從深景，撫袖逐曾光。暮情郁無已，流望在川陽。平原忽超遠，參差見南湘。何如塞北陰，云鴻盡來翔。攬鏡照愁色，徒坐引憂方。山中如未夕，無使桂葉傷。[6]99

“平原忽超遠”用屈原《國殤》“平原忽兮路超遠”[7]47句，“從坐引憂方”用曹丕《善哉行》“憂來無方，人莫知之”[3]391二句糅合為一句，都是以小句為單位的精煉引語。亦有以聯為單位的用典，這種方式多化用他人句義，如“何如塞北陰，云鴻盡來翔”聯，《呂氏春秋·仲秋》：“仲秋之月，候雁來?！备哒T注：“是月候時之雁從北漠中來?！盵8]此用其義。又“山中如未夕，無使桂葉殤”聯，化用《招隱士》首尾二句之意，皆將原本的典面，拆解后重新組合成適合詩歌的句式。即使是錯綜復雜的事件，也盡量以簡單的名詞進行替代，“參差見南湘”句“南湘”用舜葬蒼梧之野事，代指宋孝武帝薨，七月葬丹陽秣陵縣事?？梢钥闯?，詩典并未過多花費筆墨在概括事件上，僅以地名、人名或某些特定事物作為替代引事。由于五言字數和詩歌篇幅的諸多限制，詩典用詞含蓄，且單引語或引事，言事往往分離。一般不會在典面后再追加論斷，言不盡意，點到為止，典故只作輔佐性質以助益詩歌的情感表達。

（二）賦典鋪排造勢，詩典點綴修飾

為支撐論點，說明道理，賦中舉例常通過排比方式引事，為論證增加說服力。這種大面積鋪排成段的引事方法，給人以文采斐然，氣勢磅礴的撲面之感。這種排比引事自漢賦已有，至魏晉已成為賦體常見的句式之一。魏晉時期文人賦用典，力求羅列眾事，甚至交錯反復描寫、使用同個典故，以事套事、層疊出現，且所占篇幅也越來越大。如郭璞《江賦》：

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嘆漁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感交甫之喪珮，慜神使之嬰羅。[3]189-190

郭璞舉眾事說明長江的自然之道與永世不衰的活力，幾乎一句一事。這種賦典的鋪排效果，提升了賦的風格氣勢，使語言表現力更強，說理氣勢更足。這也使賦典中集合了大量的歷史人物意象，具有遠超詩典的意象群。

詩典作為點綴和修飾，使用得當可使抒情的韻味更悠長，具有曲折委婉、隱晦朦朧的效果。如阮籍《詠懷》其六：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喽?。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嘆咨嗟！[3]323

第四聯引人名、地名概指李斯、蘇秦事，二人皆因貪求功名遭禍身死，其經歷讓人反思。第五聯“求仁得仁”是孔子對伯夷、叔齊的評價。這兩聯一前一后作比較，從而傳達出了阮籍避世遠禍以藏身的態度，這是他處在魏晉之交的切身體驗。阮籍藉由兩種不同的事跡比較，傳達內斂克制的情感。

賦繁與詩簡概括了不同文體典面的不同面貌特征。賦的用典是面，多典論證一事理。詩的用典是點，圍繞一點抒情。賦典引辭舉事并不深入，作者以旁觀者視角進行羅列，受篇幅限制較少，敘事性較強。詩典傳遞作者情感而深入其事，典面更為凝練，意象群趨向小范圍的精準典故，更有針對性。

三、文體的客觀與主觀

文體本身的差異決定了賦和詩在用典上的差異。賦和詩是兩種獨立的文體，但兩者從出身上來說又血脈相連，故在討論時不可完全將二者割裂。

（一）敷陳與抒情的文體需求

班固《兩都賦序》中說：“賦者，古詩之流也?！盵3]21蕭統《文選序》談賦體，也說道：“至于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盵3]1-2既說是古詩之流，但又另稱之為賦，這是為什么呢？自漢以來的賦篇，都冠以賦名，實際上是將賦從“古詩之流”的范疇剝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古來文體獨立，首先就體現在作品的命名中。如頌體，自《詩經》中就有《商頌》《魯頌》，到后來又有屈原作《橘頌》等。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分“八體”，這些文體在創作命名時都會有特定稱呼的“尾巴”。如論體，有賈誼《過秦論》、孔融《孝廉論》、陸機《辯亡論》；書體有李斯《諫逐客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等等。賦之名的獨立出現，說明賦已經有了一個較為固定的標準。再到后來劉勰《文心雕龍》第六篇至第二十篇，對文體進行了更詳細的分類，其中都有“選文以定篇”的具體例作?！对徺x》篇劉勰將之置于文體論的第三篇，一方面是考慮到賦和詩的關系，故置于《明詩》《樂府》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劉勰對賦體獨立地位的肯定。

摯虞《文章流別論》寫賦從詩中的分離，有這樣一段內容：“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盵9]819古代作詩以抒發情感，不超越道德禮儀的界限，其內容是克制的，因此，詩需要“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為了滿足表達和敷陳的需求，從詩歌中分化出來的文體，就是后來的賦。賦與古詩不同，能使人極貌寫物，盡言盡意，通過鋪排其辭，承擔了列舉事例，進而闡明道理和志向的功能。這兩種不同的創作需求，賦予了典故不同的功能。摯虞其后評詩、賦差異又云：“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盵9]819強調了詩歌的抒“情”核心，指出典故作為寫作手法，在詩歌中所承擔的輔佐功能。作者為了抒情言志而寫詩，詩歌即是個人情感寄托的對象。典故的使用是為了更好地助益情義的抒發，而并不在其中占據主導地位。作者經由典故串聯起情感脈絡，使詩歌前后圓融，最終回歸己身，抒發個性。對于后來的賦體，雖摯虞對其評價不高，但也明確了鋪排在賦體中的比重，即事物鋪敘的篇幅一般遠超過情義的抒發。

既然明確了賦與詩在文體需求上存在差異，那這種差異之于用典又有哪些影響？筆者認為從功能上可以簡單概括為：賦典類義體物，詩典代言寫志。

（二）賦典類義體物

荀卿作《賦篇》第二十六以下五篇賦，每篇的結尾處用“請歸之禮”[10]310“夫是之謂君子之知”[10]311“請歸之云”[10]312“夫是之謂蠶理”[10]313“夫是之謂箴理”[10]315作為結語，分別對禮、知、云、蠶、箴五個內容進行理論性闡述。宋玉《高唐賦序》載楚襄王令宋玉作賦時言：“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盵3]265《神女賦》也載：“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盵3]267《登徒子好色賦》中讓宋玉為己辯白時也說：“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盵3]269楚襄王對宋玉提出要求，用現代漢語簡單概括，即“你來解釋一下其中的道理”或“你把知道的事情說出來聽聽”?？芍斡褡髻x的緣故，乃是進行道理的陳說。賈誼《鵩鳥賦》也說：“乃為賦以自廣也?！盵3]198就是用道理來說服自己。

陸機談“賦體物而瀏亮”[3]241，闡明了賦體鋪排陳事的特性。劉勰說賦“鋪采摛文”，因而賦之用典也受到這種特性的影響，成為說明的手段之一，更重體察物事和敘理。一篇賦中，往往通過鋪排事例支撐論點，反復討論說明觀點。內容上先說什么、再說什么，都經過了精妙的編排，邏輯上循序漸進。如江淹《水上神女賦》開篇：

江上丈人，游宦荊吳。首衛國，望燕途；歷秦關，出宋都。遍覽下蔡之女，具悅泣上之殊，未有粉白黛黑，鬼神之所無也。[6]24

首段為神女的出場作鋪墊，所寫四地，皆古時美女所出之處。隨后反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鄘風·桑中》中寫美女事的典故，稱這些美女都不足美。之后寫與神女相遇時，曰：

窈窕暫見，偃蹇還沒。冶異絕俗，奇麗不常。青琴羞艷，素女慚光。笑李后於漢主，恥西施於越王。[6]25

青琴、素女、李后、西施四人，相較開篇事典，所蘊含的故事內容變得更為具體和豐富了。末段用“嬪楊不足聞知，夔牙焉能委悉”[6]27。典面復又變得緊湊。這種典故的先后順序經過精心安排，循序漸進。文體需求也使賦在體物時務求寫盡，舉例引事時力求面廣。江淹使史上眾美女逐一與神女相比而失色，進而說明神女之美。江淹賦在引事時，其視角往往游離在事例之外，作為一個旁觀者去引用和描述，陳述客觀事實，所寫皆體物聲色。典故幾乎完全沒有涉及創作時的內心情感狀態，也沒有個人志向的直接抒發。這一點與詩體的抒情性有很大差異?？偠胖?，賦重體物，通過鋪排引事以盡描摹之態，進一步明晰概念，進行說明，闡述觀點。

（三）詩典代言寫志

自《詩經》以來，詩歌的抒情傳統被不斷發揚，陸機談“詩緣情而綺靡”[3]241著重于“情”之一字，詩歌作為最具有抒情內涵的文體，其抒情性需要藉由文字傳達。情之所至，辭之所發，這種特點也表現在典故上。詩歌重敘個人感情，作者更藉由典故背后所蘊藏的情感和故事，進行強烈的自我抒情。雖六朝文學重整飭精雕，或有為救對仗而生硬用典的情況。但總體而言，詩典由自內發，具有強烈的個性化特點，以典傳情，為自我代言，起到奠定詩歌感情基調之用。

由于不同作者的作品各有其風格，故仍以江淹的賦與詩為例分析。在江淹的詩典中，無論引事或引語，皆起到對作品的核心情感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感春冰遙和謝中書二首》其二：

暮意歌《上春》，悵哉望佳人。攬洲之宿莽，命為瑤桂因。觀書術不變，學古道恒真。若作商山客，寄謝丹水濱。[6]112

此詩三處用典，屈原《離騷》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7]4句，江淹詩首句用其意?！凹讶恕庇们悴菝廊说囊庀笾附ㄆ酵?，暮春之時同草木零落之時，表達時機錯失之意。又原句原引“夕攬洲之宿莽”[7]4句，宿莽遇冬不枯，江淹以此喻饞人雖欲困己，己心性堅定不可改易。詩名所寄的時節乃春天，江淹見春感發，所寫內容卻是秋暮至寒冬的時節變化。加之美人與宿莽的楚辭意象構成，皆傳達出適時境遇與心境的不順。建平王時任荊州刺史，有求仙隱逸之志，作為幕僚的江淹則借遙和之詩的口吻，傳遞出對建平王不思乘時進取、建功立業的失望心情。句末用商山四皓的典故明志，暗藏隱而未發的感慨——若為隱士，或反能得建平王之青睞。無論是句中語典的情感抒發，或末句事典的寄托向往，都圍繞江淹懷才不遇的個人情感，傳遞、訴說心境，典故是他抒情時的暫時寄托，并非抒情的重點。

江淹的賦典重在寫視覺聽覺的所見所聞，然后進行比較，對內心的體察較少。而詩典則圍繞著言志核心去抒發感情，借此達到一種為作者代言的功能。詩典起到間接傳情、含蓄寫志的效果，能讓情感的表達更加委婉曲折。

（四）工具性與功能性的閱讀體驗

前文從創作者的角度去討論文體需求不同帶來的差異，與之相對，文體不同，讀者在讀詩典和讀賦典時的切入角度也會不同。讀賦典時，讀者多會循著典面鋪陳的思路，思考用典精當與否。讀者一般能較直觀地閱讀到賦典的鋪排，感受到這種鋪排帶來的氣勢，但并不會去深究典故背后的含義。如江淹《別賦》：

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灶而不顧，煉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暫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3]238

排比中的每個事典都只是眾事之一。讀者能感受到江淹這段內容所引，皆為服藥求仙之事，用來說明仙家之別情。這些是讀者整體而直觀的感受。因此，賦典一般是工具性的，作為說明道理的一部分引入賦篇。

讀詩典時，讀者通過解讀詩典背后的含義，探究作者想要傳遞的情感。哪怕只是一二字的典故，讀者都會去思考詩典所傳達的信號，探究作者有什么隱而未發的思緒。如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香爐峰》：“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盵3]319此句“鸞鶴”同樣用洪崖先生和王子喬的典故。與讀賦不同，讀者在讀詩時就會從典故隱藏的含義切入，思考為何會在寫景時使用該典，是否為借景抒情，而江淹又是否借此傳遞出他對仙人的向往，表達修仙隱逸的志向等。詩典一般是功能性的，作為點綴和修飾出現在詩作中，使情感不過于直露。從接受的角度來說，賦與詩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閱讀體驗。

賦之重說理，與詩之求抒情的不同文體需求，使相同典故在不同文體作品中起到不同作用，使原本獨立于歷史的典故，同源不同體，展現出不同的面貌。作者對典故的再創作，豐富了典故的功能。概而言之，文體需求不同造成了典故的功能差異。賦典作用于前后邏輯的串聯和舉例，以達到體物說明的效果。因此，賦典的敘事性強，但用典多只停留于陳述其事、就事論事，并不會在事后傳遞什么隱而未發的情感，故重在體物和闡述。賦典客觀，替代作者陳事體物，所敘所論大都無關作者的個性心靈，更多的是一種共性價值取向或觀點的陳述討論。詩典主觀，重敘個人情感，借典故進行強烈的自我抒情。無論引語或引事，詩典最終都會回歸創作者本身。其功能主要是為作者代言，為寫志的核心服務。

四、賦與詩用典的集大成

前文已從時代發展的角度論賦與詩用典之異，本段則論賦與詩用典之同。劉勰《事類》評司馬相如《上林賦》時說：

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背颓f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1]1436

可見前人成辭故實出入文學創作，雖大都可歸為用典，但用典也有合適與不合適的分別。劉勰《事類》篇云：“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盵1]1432這說明用典恰當則助益，失當則減色。從評價優劣的角度來看，用典的手法在變，對用典的評價標準也在變。

魏晉時期的文人用典已經發展得較為成熟，但同樣也存在一些問題。蕭子顯談用典說：“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盵11]可以看出當時對用典的理解，就是要求對仗與博學。這種追求直觀體現在典故數量上。這個時期的用典受到文體觀念發展的影響，在詩和賦中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在文人們的持續探索和嘗試中，典故的功能也不斷發生改變。這也是筆者主要選擇魏晉南北朝的文人作品考察賦與詩用典之異同的原因。詩典以抒情為先，賦典以敘事為主。但到后來，這種以文體作為區分的方式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和批評。

無論是“胤征羲和”“盤庚誥民”或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辭令論說，引言引事的本質是為了替代和證言，這是典故最根本的功能。典故在進入文學創作后，詩典以引言為主、引事為輔，大部分能很好地圍繞著詩的抒情主題得到應用。而賦典卻在引事的路上越走越遠，甚至勢走偏鋒。劉勰《事類》篇談用典，多舉賦為例，證明了賦中的用典更為當時所看重，又曰：“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核，眾美輻輳，表里發揮”[1]1427。

劉勰對用典提出了積累學問、用典簡約、選取精確和切合要理的四方面要求。但南朝以來對典故的審美需求，卻只取第一點，不加節制，在求“博”路上漸行漸遠，文人都好用典故以示自身博學。鐘嶸《詩品序》對此提出批評，曰：“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盵2]174這種現象實為當時文人創作之通病，賦和詩都大量堆砌典故，甚至為了使典故陌生化，“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抄襲”[12]。這種單一的追求趨勢，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平衡，使典故繁雜、選取失當、無法切中要理與核心，實際上損害了典故的功能。賦的核心是“鋪采摛文”以說理，當作賦變成賣弄學識的方式，就會出現“文章殆同書抄”的情況。無限制擴張的賦典，引事過多，導致作品感情缺失，不加選擇的典故喧賓奪主。賦之不像賦，反成純粹的詠史之流，這是錯誤的用典方式給作品帶來的傷害。

庾信是用典的集大成者，其賦典與詩典，相對而言受到文體的影響較小。庾信用典把握住了典故本身替代和證言的功能，這樣一來就使賦典和詩典在功能上趨近了。故進以庾信為例，略論賦與詩用典之同。

庾信賦典打破了之前客體角度的敘理用典方式，除了之前固有的引事敘理外，還大量引事說自己的事情，加入了個人抒情?！栋Ы腺x》中所引事跡，很多都能映照史實，或對應庾信自身經歷。如：

拒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13]130

此以孫策丟戟棄馬代指柳仲禮勇武卻難挽頹勢，以巨鹿、長平兩戰落敗之軍代指梁軍慘敗。又：

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13]139

這句實是庾信言己同項羽一樣找不到可走之路，為躲避戰事，在江岸邊迷茫。又：

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托。[13]141

庾信此言己經歷同司馬遷，在江陵受父臨終遺訓?？梢钥闯鲡仔潘觅x典，或能與自身的經歷相呼應，或能與時代進程相對照，抒寫強烈的個人憂慮。

江淹也有遭逢人生不如意時的賦作，他貶謫吳興期間作《去故鄉賦》：“切趙瑟以橫涕，金燕笳而坐悲?！盵6]11寫悲傷的心理狀態和行為，但并沒有與自身經歷聯系起來。又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夫以雄才不世之主，猶儲精於沛鄉；奇略獨出之君，尚婉戀於樊陽。潘去洛而掩涕，陸出吳而增傷?！盵6]33所寫皆為背井離鄉之事，但和他個人具體經歷并沒有重合。江淹是遭貶離鄉，而典源中的人物離鄉原因各異。江淹的引事偏向于發散性思維的延伸，相較之下，庾信賦典則牢牢把握了個人情感、個人經歷這個核心。通俗一點說，江淹對典故的選擇，即當他因思念故鄉感到傷心時，選擇一個表達傷心的典故，尋求情感中共性的部分。庾信則不然，庾信引事經過了精心挑選，即當他發現歷史上某個人、某件事與他的個人經歷相近，他便會以此為說，追求典故與己身經歷的映照。

庾信的詩典相較前人也達到了新的高度，和賦相同，其詩也是敘理和抒情的統一。如《擬詠懷》其四：

楚材稱晉用，秦臣即趙冠。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雪泣悲去魯，凄然憶相韓。惟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13]231

這首詩幾乎每句都在用典，“離宮延子產”指“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14]1127事；陳完奔齊，自稱“羈旅之臣”[14]267等。庾信的引事，可以從字句間聯系到事典對象的具體經歷。這種敘事性源于對典面的鋪排，以往多見于賦中，甚至向賦典“言事合一”的方向趨近。在庾信之前，詩體的抒情性較強，而敘事性相對較弱。江淹詩中也有排比引事的情況，但與庾信有所不同。如《游黃蘗山》的四句：“秦皇慕隱淪，漢武愿長年。皆負雄豪威，棄劍為名山”[6]117表達一種因不得志而求仙的心境?！澳诫[淪”“愿長年”去修飾秦皇漢武，缺少對事件的描述，可見江淹只是借秦皇漢武的名字，作為求仙心境的寄托對象。江淹詩中事典的核心，仍是為了自我抒情。反觀庾信詩作在“言事合一”的同時，又不落抒情。其詩末句“惟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對前文所引子產、陳完、黎侯、重耳、孔子、張良等人事反向用之，突出了“余”的存在。并且他認為只有遭逢絕路慟哭的阮籍，能懂他的感受。前面部分幾乎都是敘事用典，卻在最終回歸了抒情。

在庾信之前的許多文人，對典故替代和證言的功能把握失當，大都受賦與詩的題材限制，多用賦說理、用詩抒情，這使得前人的賦典和詩典也都呈現出與文體需求相結合的特色。庾信的用典統一性，使他的賦與詩，都呈現出敘理與抒情統一的特征。

歷來認為江淹《恨賦》用語使事視角獨特，能使古今共情而格外動人。但嚴格評價其用典之優劣，這些歷史故事，并沒有起到作為典故所應有的替代和證言功能?！逗拶x》多段式排比的引事，除首段和末段簡單抒發對恨這種古今共情的感慨外，中間六段皆為具體事件的鋪排，另有兩段是引言的鋪排。這種方式使“恨”的主題如排山倒海般反復呈現，令人感受到“恨”之多與無奈，也增強了全賦的敘事性。但考察幾個事例作為典故的功能時就會發現，雖然這些人物的經歷，都表達了“恨”這種情感，但秦皇霸業遭斷、趙王被擄失位、李陵投降失節、昭君和親遠嫁、馮衍罷官故里以及嵇康受誣入獄，這些事件的具體情形，都很難與江淹的個人經歷相對照，即找不到這些典故所替代的對象。這些事所欲證之言，也沒有落實到具體的語句之中，使人找不到作為敘事者的“我”的主體，更遑論個人觀點的表達。雖然典故使《恨賦》呈現出獨特的氣勢和面貌而為人稱頌，但其用典并不能算標準而成熟的用典。過多的敘述歷史故事，反而使典故失去了替代和證言的功能，淡化了主體表達，使引事像詠史之流，《恨賦》更似“恨史”之類。

與之相較，庾信的《哀江南賦》，即使篇幅龐大乃至一段述引一事，卻能做到古今對照，引古事用申今情，這是因為庾信有選擇地使用典故。陳寅恪評價說：“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於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盵15]“古典以述今事”實現了今事以古事證言，“古事今情”說明古事為今事替代抒情。而此情此景既是古今共有，最終就引起了共鳴，既實現了賦典鋪敘體物的功能，又達到了抒情代言的目的，是用典的集大成者。庾信的詩典也具備這樣的特征，并不局限于賦或詩的文體限制，而是將典故的替代和證言功能發揮到極致，使之走向體物寫志、抒情敘理的統一，可謂用典之正宗。

五、余論

自秦漢以來，文人開始使典故入賦、入詩，初步表現為“賦始舉事、詩好化言”的面貌。在這之后，對典故的理解和追求也在不斷更新、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尤重典故，賦典和詩典也呈現出賦繁詩簡的面貌，主要體現在“賦典言事合一，詩典言事分離”和“賦典鋪排造勢，詩典點綴修飾”兩個方面。賦與詩的文體追求不同，賦體追求敷陳而詩體追求抒情，這也反映在典故使用上，同時帶來不同的閱讀體驗。賦典是工具性的支撐材料，因此多類義體物；詩典是功能性的寄托材料，為代言寫志服務。這個時期文人用典雖多，但還沒有從典故本身的功能去用典，并且過多引事反成時代通病，傷害甚至限制了典故的發展。歷經魏晉南北朝劍走偏鋒的追求，文人對用典功能的探索終于回歸了典故本體功能。庾信的作品是用典的集大成者，準確把握了典故替代和證言的功能，用典精恰，使無論賦或詩，都做到了抒情和敘理的統一。

誠然，賦與詩之用典，有同有異，都有其獨特的魅力。典故本身有歷史沉淀的價值和含義，端看作者需求為何。需求不同，使用方式也不盡相同。賦和詩對典故有不同的文體需求，故賦典和詩典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南北朝時期，文人創作通過用典以示博學，同樣符合當時的需求。因此，在對比和評價時，并不能一概而論地評其好壞，端看從什么角度去進行討論。

[1] 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 曹旭，集注．詩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1977．

[4] 章太炎．國故論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10．

[5] 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6] 胡之驥，注．江文通集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4．

[7] 朱熹．楚辭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 高誘，注．呂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1．

[9] 嚴可均，輯．全晉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0] 楊倞，注．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 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908．

[12] 孫德謙．孫德謙著作集：九[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160．

[13]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4]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5] 陳寅?。鹈黟^叢稿初編[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234．

Differences Between Fu’s Quotation and Poetry’s Quotation

XIN Zi1,2

( 1.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Guilin 541199, Guangxi, 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

Quotatio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hods of Fu and poetry creation, presents different features in Fu and poetry. In the early period, quotation is the transfer from the language art of rhetoric to the technique of literary wri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 and poetr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Fu likes to quote things, while poetry likes to quote language. Later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 and poetry is the method of quotation and the need of literary style. The former is embodied in the complexity of Fu and the simplicity of poetry. The latter is embodied in Fu’s use of quotation to describe the appearance of objects, and poetry’s use of quotation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 When it comes to Yu Xin’s quotations, it is the culmination of a previous era. Starting from the substitution of quotation itself, and the function definition of testimony. 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application of quotation in Fu and poetry, and both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y of narrative theory and lyric.

fu, poetry, quotation, quotation of things, quotation of language

I206.2

A

1673-9639 (2023) 06-0026-10

2023-10-11

辛 梓（1992- ），女，廣西桂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漢魏六朝文學。

（責任編輯 郭玲珍）（責任校對 肖 峰）（英文編輯 田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