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文韻府》的纂修與清代官方詩學話語的建構

黃金燦

【梵凈古典學】

《佩文韻府》的纂修與清代官方詩學話語的建構

黃金燦

（安徽師范大學 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安徽 蕪湖 241000）

《佩文韻府》的纂修為觀照清代官方詩學話語建構的情形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場域。它在清初興起的知識“窮盡式集中”浪潮下展開，既是這一浪潮的產物，又是對這一浪潮的強化。其展開過程也是多重詩學話語融通的過程，其中尤以康熙皇帝與查慎行的詩學話語融通最具代表性，表明即便是在清官方全程“干涉”的官修圖籍范域，個體的文化活動仍然可以具有相當程度的主體性。而纂成的《佩文韻府》作為一個官方詩學話語的載體，頗為集中地體現了個體詩學話語的官方化，其刊刻與流傳過程并沒有太多官方權力的強制介入，反映了一種官方詩學話語發揮影響的積極模式。

清代； 詩學； 官方話語； 《佩文韻府》； 圖書纂修

米歇爾??？略凇对捳Z的秩序》中最早提出了“話語即權力”的觀點。權力與話語的復雜關系經由?？麻_創性的研究，一度成為備受熱捧的文化觀照新視角。當然，這一命題可以運用于文史領域來觀照一些有趣的現象。例如，致力于明清以降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王汎森先生就曾借助?？碌摹皺嗔Φ拿毠茏饔谩庇^念來研究清代的政治與文化，其《從曾靜案看18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等文都是努力探究“權力在微小的、隱秘的空間中作用的狀況”的力作。[1]9不無遺憾的是，雖然這些力作面對的文化現象相對于?？轮鞫允侨碌?，但因其理論取向的“?？禄倍豢杀苊獾貎A向于對官方價值的有意消解與對個人主體性的無形淡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將“文化無主體性”視作“傳統中國的常態”。然而，官方話語果真只能帶來“猜測”和“恐懼”嗎？個人話語果真只能“毫無主體性”地“隨幡而動”嗎？[1]430事實上，在特定時代語境下，當權力話語與社會文化發展方向一致時，它也理當能產生某些積極作用，而且一旦深入到更為微觀的層面就會發現，權力話語的施受關系并非二元對立，而是具有相對性和流動性。發生于康熙朝后期的《佩文韻府》纂修活動正好提供了一個權力話語運行的微觀場域，加之《佩文韻府》與詩學具有天然的互動關系，故而對該場域的觀照可以反映出清代官方詩學話語建構的諸多面相，藉此也可以窺見官方話語的某些積極因素以及個人維持自身主體性的努力。此舉不是為了給清王朝的文化專制翻案，而是為了反思話語權力理論作為方法論的有限性。

一、語境：知識的窮盡式集中浪潮

清代歷史發展到康熙朝（1661—1722），文化界迎來了一場對文化知識進行大規模搜集整理的浪潮。由于這一浪潮中的諸多圖書纂修活動都以對相關知識的窮盡式匯集為職志，故而不妨即以知識的窮盡式集中浪潮之名來指稱之?！杜逦捻嵏肪褪窃谶@一浪潮中纂成的一部具有窮盡式集中特征的大書。該書的纂修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成于康熙五十年（1711），全書四百四十三卷。書成數年之后，康熙五十五年（1716）又加以增修，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增修工作完成，由于原書已經雕成刊出，無法將增修成果添入已經成型的書版，故另成《佩文韻府拾遺》一部一百十二卷?！杜逦捻嵏放c《拾遺》雖然在形式上是先后纂成的兩部書，實際上是一個系列?？梢哉f，《佩文韻府》的真正成書時間不是康熙五十年，而是康熙五十九年。五十九年，康熙朝即將進入最后階段，《佩文韻府》在這個時段正式完工，暗示著康熙朝的知識窮盡式集中浪潮逐漸接近尾聲，同時也向世人展示了康熙朝與詩學相關的知識窮盡式集中浪潮的最后一個波峰。

關于康熙朝知識窮盡式集中浪潮的具體情況，可以從官修書籍的命名方式中看出。例如《書經傳說匯纂》《詩經傳說匯纂》《春秋傳說匯纂》《大清會典》《朱子全書》《廣群芳譜》《佩文韻府》《淵鑒類函》《駢字類編》《分類字錦》《古文淵鑒》《全唐詩》《全金詩》《歷代題畫詩》等書題名中的“匯纂”“會”“全”“廣”“府”“淵”“類”“歷代”等字詞，都指示出對相關專題內容窮盡式容括的宗旨。上述圖書涵蓋經史子集四部，編纂形式無論是題作敕撰、敕編還是敕刊，都是直接受命于康熙皇帝，屬于名副其實的官修書籍。由于具體內容不同，編撰諸書的具體作用自然不同，但編撰諸書的終極目的卻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力圖通過窮盡式集中為相關研究領域提供思想、體量正大的官方權威版本。這一終極目的在諸書的序文中都有直接的披露。這些“宣言”主要反映出康熙朝知識窮盡式集中浪潮的三個基本面向：

第一，它們直接反映出康熙朝對知識“求全責備”的主觀意圖。散見于諸序中的“廣大悉備”（書經傳說匯纂序》）[2]6765、“無所不隸”（《大清會典序》）[2]6844、“攟摭薈萃”（《廣群芳譜序》）[2]6897、“千有余年而集其大成”（《淵鑒類函序》）[2]6909、“蔚然萃群書之秀”（《駢字類編序》）[2]6910、“成冊府之鉅觀，極圖書之大備”（《古今圖書集成序》）[2]6911等一眾關鍵詞匯或語句表明，康熙朝的確出現了一場知識的窮盡式集中浪潮，而且這一浪潮對雍正、乾隆這兩位繼承人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仔細分析上述關鍵詞匯或語句，能夠發現它們都具有通觀全局的眼界，單純用封建帝王的好大喜功來解釋之無疑會把問題簡單化。

第二，它們表明康熙朝對知識的窮盡式集中并不是一般理解上的“寓目輒書”式的窮盡，而是有選擇、有目的地進行窮盡?？滴醭瘜χR的窮盡式集中分兩步：第一步是對某一領域或專題的知識進行全面調查；第二步是在盡可能全面掌握知識的基礎上進行篩選，標準是看其是否符合官方立場，只有符合官方立場的知識才會被真正地加以窮盡式集中。諸書序文中可以佐證上述“兩步走”策略的關鍵詞句有：“惟擇其言之當于理者”（《春秋傳說匯纂序》）[2]6784；“刪其支冗，補其缺遺”（《廣群芳譜序》）[2]6897；“增其所無，詳其所略；參伍錯綜以摛其異，探賾索隱以約其同”（《淵鑒類函序》）[2]6907；“輯其風華典麗、悉歸于正者”（《歷代詩余序》）[2]6959；等等。以上關鍵語句固然有提供文獻學意義上的善本這一層含義，但對官方來說，真正的“善本”不僅不能于己有害，而且最好于己有利。所以，官修書籍命名時標舉的“匯纂”“廣”“淵”“歷代”“全”等詞匯，并不是單純材料意義上的窮盡，而是對經過過濾后的“正確”內容的窮盡。換言之，“全”中隱含著“選”，求第一步的“全”，是為了在“選”中更好地實現第二步的“全”。

第三，它們顯現出清代官方將知識進行窮盡式集中的終極目的。以康熙皇帝為代表的“官方”為什么如此熱衷于對知識進行窮盡式的集中？如果從話語理論視角展開思考，對這一問題可以如是回答：誰窮盡式地掌握了知識話語，誰就能將話語權力最大化地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當然，清朝官方不會講得如此顯露，他們有一套話語來解釋將知識進行窮盡式集中的終極目的。例如“尊崇經學、啟牖萬世”（《書經傳說匯纂序》）[2]6765、“右文稽古，表章圣經”（《詩經傳說匯纂序》）[2]6769、“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于袵席”（《朱子全書序》）[2]6876、“貫三才之道而靡所不該，通萬方之略而靡所不究”（《古今圖書集成序》）[2]6911等等，都是這套話語中的典型表述。上述關鍵話語表明清代官方的文化行為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其話語表達中所使用的啟牖萬世、通究萬方等“大詞”，直接表達了他們掌控并運用文化力量的終極意圖。

一方面，啟牖萬世、通究萬方等終極文化理想，并非個人憑一己之力能夠實現。個人的能力必然會受到個體生命本身帶有的局限性的限制，在時間、空間、物質條件等許多方面都不可能超過群體的力量。而能夠充分調動各方面資源的官方則不同，往往能夠相對輕松地克服物理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從學術研究的視角而言，知識的窮盡式集中是學術研究一貫的目標，康熙朝的集中浪潮具有推進文化研究的正面價值。當然，清代官方不會耗費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去進行純粹的學術探索，他們還有掌握文化話語權力的實際政治需要。即便康熙朝的官書修纂看似都是緣起于康熙皇帝的個人學術興趣，但是當他一旦將纂書意圖以“敕撰”的形式交付文官系統具體執行，那么他的個人興趣就轉化成了官方的集體行為，進而具有了官方效力?！杜逦捻嵏返淖胄拮鳛橐粋€官方話語場域，不僅被清代官方文化建設的話語場域所涵蓋，更被清朝統治權力合法性地鞏固與維護的話語場域所涵蓋。在這種逐漸放大的話語場域中觀照《佩文韻府》的纂修，能得到的啟發就不會僅限于這一圖書修纂活動本身。

二、傳統：個體詩學話語的官方化

清初思想文化界涌動著一場爭奪文化話語權的斗爭，這場斗爭的雙方代表分別是清朝官方與明朝遺民。顧炎武提出“易姓改號，謂之亡國?！柿x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3]557之說，力倡“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3]558，顯然是將矛頭直指清朝入關之后對漢文化傳統造成巨大沖擊的現實。在文學思想上，他還明確主張文章須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盵3]775他又呼吁漢族文士要重視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粍t政教風俗，茍非盡善，即許庶人議之矣?！盵3]777可見，他極力地提倡對文學倫理道德內容的重視，實際上也是對文學直接介入現實的政治功利性的重視。

面對這樣充滿政治斗爭意味與反抗民族壓迫情感的話語，清朝官方必須有合適的應對之策。最簡單有效的方式當然是用粗暴的武力手段進行鎮壓，但是因剃發與反剃發而引起的屠殺與抗爭已經證明，簡單粗暴的武力手段并非上策，反而會加深民族矛盾與仇恨，破壞社會穩定，破壞全社會的生產生活秩序。這種手段，在政權逐漸穩定，全社會都渴望和平環境的康熙朝更是不合時宜。在此背景中，最好的方式就是由皇帝親自帶領一批文人把代表正統的文化話語權奪過來。在這場斗爭中，康熙皇帝想做的不是軍事統帥而是文化統帥。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自己塑造成漢族文化的代言人，用漢族文化對抗漢族文人。大力提倡科舉、廣開博學鴻詞科與頻繁纂修各類大書都是重要的手段。在修書方面，清朝官方有著巨大的優勢，無論是財富、人力還是藏書，都不是個人或某個群體能夠對抗的。事實證明，康熙皇帝頻繁地大規模組織人員纂修各種大書，不僅成功地搶奪了文化話語權，還在纂書過程中吸納了大量有實力有影響的漢族文士，從內部瓦解了對手的陣營。

康熙皇帝對漢族傳統文化話語的官方化是比較全面徹底的。首先，通過經學書籍的纂修，成功地將歷代都具官方性質的經學話語進一步清朝化；其次，通過《明史》的纂修，將民間各種私修《明史》的行為官方化，同時也是對官方史學傳統的清朝化；最后，通過多種文學總集、選集、工具書的纂修，對能夠直接影響人心的文學進行官方化，當然這同時也是對文學的清朝化。清朝官方為什么會對字書、韻書、類書這樣的工具書如此重視？主要是因為工具書是任何文化愛好者、工作者、考生都必須頻繁使用的書籍。像《佩文韻府》這樣的書籍，既有韻書功能又有類書功能，既能當作文學尤其是詩歌創作的工具書，又能當作考試的參考書，只要能夠嚴格把關，過濾掉不利于統治的內容，注入有利于統治的內容，其影響范圍與力度都將是相當巨大的。在康熙皇帝已經將各類大書修纂完備之后，他必然想將這些成果綜合起來，而《佩文韻府》這樣具有類書體例特征的書籍，也能部分滿足這些方面的要求。因此，《佩文韻府》纂修的最終目的，就是通過纂修這樣一部大書來貫徹清朝官方的文學尤其是詩學話語。

康熙皇帝在《佩文韻府序》中說：“嘗謂《韻府群玉》《五車韻瑞》諸書，事系于字，字統于韻，稽古者近而取之，約而能博，是書之作，誠不為無所見也。然其為書，簡而不詳，略而不備，且引據多誤，朕每致意焉?！盵4]從這段自述看來，《佩文韻府》的纂修似乎源于康熙皇帝的一時靈感迸發。事實上，此書的纂修卻體現出清朝官方將傳統個體詩學話語“官方化”的努力?！杜逦捻嵏吩凇俄嵏河瘛贰段遘図嵢稹返幕A上纂修而成，這一事實體現的不僅是康熙皇帝對這一兩部書的態度，更是對悠久的韻書型類書編纂傳統的靠攏?！段遘図嵢稹肥敲鞔柚陕∷?，而它是仿照元代陰時夫的《韻府群玉》纂成。其實在它們之前，中國古代就出現了一系列類似體例的書籍，尤其是兩宋時期，同類書籍的數量與規模已經蔚為壯觀。

據筆者考察，兩宋時期已出現的同類書籍有張孟《押韻》、劉羲叟《劉氏輯歷南北史韻目》、楊咨《歌詩押韻》、袁轂《韻類題選》、李濱老《李杜韓柳押韻》、鄭潾《經語韻對》、錢諷《回溪先生史韻》、王百祿增輯《書林事類韻會》、裴良甫《十二先生詩宗集韻》、樓君秉《三家詩押韻》等等?？梢?，中國古代編撰韻書型類書的傳統并不始于元代陰時夫的《韻府群玉》，兩宋時期已經有很多的同類著作，而且動輒數十百卷的大部頭書籍已經出現，它們與《佩文韻府》一樣，主要是為詩歌創作的押韻、用典與句法錘煉服務。雖然兩宋時期出現的這些著作大多已久佚不存，但是它們卻對后來的同類著作產生很大影響，是構成韻書型類書傳統的重要一環。宋濂《韻府群玉后題》曰：“《韻府群玉》一書……乃因宋儒王百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諷《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誠有便于檢閱?！盵5]①宋濂已看出宋代同類著作對陰時夫《韻府群玉》的纂修具有直接影響。但是，將這一傳統上溯至兩宋時期并未到達源頭。

事實上，早在中唐時期，顏真卿就組織同道編纂了一部影響甚大的同類著作《韻海鏡源》?！斗馐下勔娪洝肪矶鲋踉敚骸疤鞂毮?，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解釋既畢，征九經兩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仿此。自有聲韻以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盵6]可見，以“撰述該備”著稱的《韻海鏡源》正是一部將眾多書籍材料按韻編排的韻書型類書。甚至在比唐代更早的南北朝時期，就已出現《群玉典韻》等啟發《韻海鏡源》的書籍?！度河竦漤崱肺寰?，撰人不詳，姚振宗曰：“此則專為詩賦所須，與前《韻林》相似，亦如顏真卿《韻海鏡源》之類?；蛑^排韻隸事始于《韻?！?，竊謂始于是書?！盵7]可見《群玉典韻》在當時的韻書中別出心裁、獨樹一幟，已經具備后世“韻藻”的內容，開始出現集韻書與類書于一體的特征。此書問世于唐前，遠早于《韻海鏡源》，其“專為詩賦所須”的“排韻隸事”之文學功能，更是對后世類書具有巨大的啟發意義?？梢?，與《佩文韻府》性質相同的書籍編纂傳統有著悠久而清晰的脈絡，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韻學初創的南北朝時期。

康熙皇帝組織纂修的《佩文韻府》是歷代同類著作中規模最大、精密程度最高的，它標志著此類書籍以“私修”為主的傳統徹底官方化。從此，這類書籍從原本用于表達個人詩學興趣的載體成為表現官方詩學話語的載體?！杜逦捻嵏吩诳滴醭┢诘淖氤?，標志著清朝官方在經學、史學、文學等各領域建構系統的文化話語權目標的全面實現。隨著包括《佩文韻府》在內的一系列官修書籍的纂成，清朝官方的文化話語已經成為當時整個文化界的強音，遺民團體拯救文化之天下的目標隨之失效。由于他們心系的文化傳統不僅沒有淪亡，反倒變得比歷史上更加強勁，故而他們為自己塑造出的“文化遺民”形象已消失于無形。要而言之，《佩文韻府》的纂修對歷代“韻書型類書”編寫傳統的整合、集成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三、實踐：主要參纂者的詩學話語融通

《佩文韻府》作為一部韻書型類書，主要是為詩歌創作服務，故而它的編纂必然體現著某種詩學話語。首先應該關注的是康熙皇帝的詩學觀念，他的詩學觀念作為官方詩學話語的代表，勢必會灌注到纂修的各個環節，每一個參修人員都不得不執行他的指示，甚至會主動迎合、放大他的觀念。與此同時，雖然康熙皇帝的詩學觀念會以壓倒性的強制力量影響其他纂修人員，但必須要注意的是，其他纂修人員也有自己的主體性。他們能夠有資格進入纂修人員名單，本身就表明他們在詩歌創作或詩學研究領域有所造詣，并早已形成或基本形成自己的詩學觀念。也就是說，作為一名纂修人員，忠于皇帝的意見是一個基本的客觀要求，而具有自己的詩學觀念又是一個必須具備的基本主觀條件。如此一來，客觀要求與主觀條件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張力。在這種情況下，《佩文韻府》的纂修如果想要形成一個較為統一的理念，就必須要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參纂者的詩學話語融通；換言之，《佩文韻府》纂修實踐的展開過程，實際上就是包括康熙皇帝在內的全體參纂人員的詩學話語融通過程。

通過敕撰書籍的形式，帝王可以憑借獨有的居高臨下的勢位自上而下地貫徹自己的文學觀念，有順風吹毛、乘高決水之勢。當然，修書官并不只是機械地執行指令，他們的文學觀念也會反過來影響皇帝，這種影響的具體情形又是怎樣的？可以查慎行為例探討之。查慎行在《佩文韻府》纂修過程中的作用頗為關鍵。他是康熙朝最著名的詩人之一，有很高的詩學造詣，詩歌創作深受康熙皇帝賞識。他不僅一度擔任武英殿修書總裁官，在《佩文韻府》的編纂中，還擔任“纂修兼?？薄钡穆氊??？梢哉f，無論在詩壇聲望與詩學水平上，還是在實際的纂修工作中，他都堪為由數十人組成的纂修隊伍的代表。

在《佩文韻府》的編纂過程中，查慎行作出了關鍵貢獻?！恫樯餍形募分惺珍浟巳恼隆段溆謭罂⒆嗾邸贰杜逦捻嵏娉晒堄菩蛭淖嗾邸贰段溆謭罂⒒刈嗾圩印?，都是專門向皇帝匯報《佩文韻府》纂修事宜的專門公文，這三篇奏折都由查慎行撰寫，充分反映了查慎行在纂修中的重要作用?！段溆謭罂⒆嗾邸罚骸啊俄嵏芬粫?，尤宸衷所注意。欽頒體例，御定規模?！樯餍?、錢名世、汪灝住武英殿，分纂上、去、入三聲（按：本奏折另載，平聲全部至上聲五尾已由孫致彌偕張元臣、趙晉等先期纂出），大約不過一半年間可以竣事?！忌餍械热藙C遵圣訓，將未經編輯自六語起至十七洽止，共七十一韻分為三股……?！盵8]19-20康熙皇帝閱后派人傳話：“這折內修書人員，誰修的多？誰修的少？走了幾年？誰勤？誰惰？可令查慎行、錢名世、汪灝等查明，即注在名單之下，再奏?！盵8]22對于康熙皇帝關心的問題，查慎行等人又回奏道：“臣慎行等三人，編輯既定，派令繕寫，各限頁數，每日交收……不容推避偷安，亦不令此多彼少?！盵8]22-23在上述三篇奏折中，共有五次提到編纂負責人，都是以查慎行起首，可見查慎行確實是《佩文韻府》纂修的主要實際負責人。

雖然康熙皇帝對查慎行頗為賞識，查慎行本人在《佩文韻府》的纂修過程中也盡職盡責，并全力配合康熙皇帝的指揮，但是他們在詩學理念上其實是有沖突的?？滴趸实鄯浅Ｍ瞥缣圃?，不僅下令編纂了《全唐詩》，還組織人員編纂了一部體現自己唐詩品味的唐詩選本，即《御選唐詩》。然而對于宋詩，康熙皇帝并沒有表現出這么大的熱忱。在他敕撰的《御選四朝詩》中，只是將宋詩與金、元、明詩并列，雖然對宋詩的成就予以了肯定，但可以明顯看出，在康熙皇帝看來，如果唐詩屬于詩歌的第一等級，宋詩只能與金、元、明詩一起算作第二等級。查慎行則不然，他一向推崇宋詩。對于這些，清人已經形成了共識。例如，四庫館臣認為他的詩“核其淵源，大抵得諸蘇軾為多，觀其積一生之力，補注蘇詩，其得力之處可見矣”[9]；沈德潛認為他“所為詩得力于蘇，意無弗申，辭無弗達”[10]；等等。清人的這些論述無不是對查慎行詩歌得力于宋詩的強調。當然，查慎行推崇宋詩，但他也不主張只學宋，不學唐，而是主張“唐音宋派何須問，大抵詩情在寂寥”（《得川疊前韻從余問詩法戲答之》）[11]623，還曾告誡友人“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兩宋須互參”（《吳門喜晤梁藥亭》）[11]85。前者意在強調不要強分什么“唐音宋派”的畛域，后者則明顯將“三唐兩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查慎行提倡“三唐兩宋須互參”，與康熙皇帝的沖突在于，康熙皇帝雖然不排斥宋詩卻將它放在第二等級，而查慎行卻將它放在了與唐詩一樣的第一等級。查慎行提倡唐宋詩互參的目的很明顯，不是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對唐宋詩的同時提倡，其實主要是為了提高宋詩的地位。當然這里有一個前提，就是查慎行確實也認為唐詩的地位非常高，事實也確是如此。他在《初白庵詩評》中評論宋詩名家的作品，經常將他們的詩法淵源上推至唐詩。這樣一來，查慎行的詩學觀念雖然與康熙皇帝有沖突，但是也有巨大的交集，他們的沖突不是“有唐詩無宋詩”或“有宋詩無唐詩”的絕對對立，而是對唐宋詩的重視程度問題。要而言之，有不同，是他們的詩學話語需要融通的原因；有重疊，是他們的詩學話語能夠融通的前提。

從《佩文韻府》纂修項目成功結項，查慎行作為主要參與者收獲的榮譽與物質等獎勵的實際結果來看，查慎行與康熙皇帝的詩學觀點事實上實現了融通。這在《佩文韻府》這部書里得到很好地體現。鄭永曉先生用大數據思維對《佩文韻府》引用詩人詩作的研究表明：唐代詩人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是杜甫，其次為白居易、韓愈、李白、元稹，宋代詩人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是蘇軾，其次為陸游、范成大、歐陽修、梅堯臣；被引用超過萬次者，唐代三人，為杜甫、韓愈、李白，宋代一人，為蘇軾；同時，唐宋詩的影響度也被計算出來，唐詩的影響度為宋詩的近2倍。[12]132鄭永曉先生總結說：“唐詩優勢明顯。但是宋詩的個別作家如蘇軾和陸游，在康熙時期的熱度確實很高，尤其是蘇軾的風頭，甚至有比肩杜甫之勢?！盵12]132這樣的結果表明，查慎行對宋詩，尤其是對蘇軾、陸游詩歌的推崇，極有可能在《佩文韻府》的成書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這一結果雖然遠沒有達到查慎行欲令唐宋詩齊頭并進的理想狀態，但是宋詩的地位已經得到明顯提升。

尤其是陸游詩歌在這部地位尊崇的官方文本中能夠獲得僅次于蘇軾的“出場率”，其背后所隱藏的詩歌文本接受性質的轉化頗值得注意。蔣寅先生曾指出，陸游詩歌在明末清初曾非常流行：“從天啟到康熙末年整整一百年，陸游詩風都長盛不衰，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盵13]并通過詳實的考證，展示出其時陸游詩歌的流行已然達到“家置一編，奉為楷式”（李振裕語）與“人人案頭無不有”（葉燮語）的具體情形。[13]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情形所反映的仍主要是詩學發展史內部的詩學走向問題，而《佩文韻府》的大規模收錄卻使這種原本流行于文學群體間的話語轉化為強有力的官方話語。當然，這肯定與陸游詩歌的體量巨大有關，但他的出場率依舊沒有超過蘇軾，表明《佩文韻府》收錄詩句并不是完全取決于詩人作品的數量?？梢韵胍?，查慎行雖然沒有直接與康熙皇帝的詩學觀念發生沖突，但是他在實際執行《佩文韻府》纂修工作的過程中，卻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自己的詩學觀念。如此一來，推崇唐詩但不排斥宋詩的康熙皇帝的詩學話語就與推崇宋詩但又重視唐詩的查慎行的詩學話語實現了某種程度的融通。一旦這兩個關鍵人物的詩學話語被證明能夠融通，那么其他參纂者的詩學話語即便有沖突，但基本也可以達成平衡。當然，這樣的平衡過程肯定更復雜，值得繼續深入細致的探索。

四、效果：官方詩學話語的積極模式

縱觀有清一代，官方在文化領域施加影響的模式無外乎兩種：一種是對有利于統治的文化話語進行推廣，典型的手段是拉攏文士組織修書，這不失為一種積極的影響模式；一種是對不利于統治的文化話語加以禁止，典型的手段是興起“文字獄”并禁毀書籍，這則是一種消極的影響模式?！杜逦捻嵏返淖胄奘乔宕俜皆妼W話語的一次集中表達，也很好地體現了官方詩學話語的積極影響模式。根據現有材料來看，《佩文韻府》主要通過三種途徑發揮積極影響：第一，《佩文韻府》的纂修活動作為一個話語事件，它本身就是對官方詩學話語的有力宣傳，參纂《佩文韻府》既被視為一種榮譽也被視為對參纂者能力的認可，清代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傳記、墓志、地方志都對相關人員參與編纂《佩文韻府》的經歷津津樂道。第二，康、雍、乾三朝，尤其是康熙朝為犒勞參纂者與乾隆朝為鼓勵獻書者而進行的賜書活動，也被視作一種榮譽為各種文獻反復記載，這又是一種擴大《佩文韻府》影響的形式。第三，不少文獻都記載了《佩文韻府》的刊刻、銷售情況，而刊刻、銷售使得官方詩學話語在《佩文韻府》的流通過程中逐漸產生影響，它是《佩文韻府》可能發揮廣泛影響的最重要形式。

在康熙皇帝親自主持下精心刊刻的初印本，到乾隆中葉尚有大量庫存。乾隆三十九年（1774），永珹等在一份關于內府藏書的清查報告中說：“惟預備查用陳設之書……現在存積甚多。又有自康熙年來臣工陸續奏進之書，向例不在通行之列。如《佩文韻府》，現存一千九十余部?！盵14]191福隆安在另一份報告中又提到：“此項《佩文韻府》，原有一千九十六部?！盵14]194可見此書雖然名噪一時，但由于種種原因，初刊本的流傳并不算廣。由于《佩文韻府》的初刊本流通并不順利并導致大量的庫存積壓，乾隆皇帝遂有意進行細致的市場調查以便將這些書籍順利出售。永珹等提議說：“臣等公同商酌，請將前項書籍，無分外進內刊，凡數至一千部以上者，擬留二百部……概予通行，俾海內有志購書之人，咸得善本?！盵14]191但這樣的大書造價既已不菲，售價當然不會太低，導致這批《佩文韻府》并沒有出現海內有志購書之人爭相購買的熱潮：“再，查此書共計八百九十六部，自本年五月奏準發售之日起，迄今僅售去四十四部?！盵14]196永珹的報告寫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福隆安的報告寫于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相隔一個半月，共售出44部，福隆安用一個“僅”字暗示了這項生意的慘淡。

乾隆皇帝想把內府藏原刊本《佩文韻府》銷售出去是后來的事，一開始還是以鼓勵需要者自行印刷為主。據素爾訥《學政全書》卷四載：“乾隆三年奉上諭：從前頒發圣祖仁皇帝御纂經史諸書，交直省布政使敬謹刊刻，準人刷印，并聽坊間刷賣?！盵15]19可見乾隆皇帝非常鼓勵民間自行刷印、翻刻。其中內府藏《佩文韻府》與《拾遺》也進行了重新刊刻，并且乾隆皇帝還命令將書版“存貯書局”：“至內廷書籍，外間士子無不群思觀覽。照從前頒發《御選語錄》等書之例，將武英殿各種書籍，交與崇文門監督存貯書局，準令士子購覓，以廣見聞?！盵15]20另外，《學政全書》還載：“武英殿有存貯書籍十九種，俱系從前臣工遵旨刊刻之書。其書版存貯各省臣工之家，亦應開單行文各省督、撫，轉行各該處，聽坊賈人等廣為刷印。并準其翻刻，以廣流傳?！盵15]20以上種種推廣、鼓勵政策，可謂細密周祥。如此一來，民間所見《佩文韻府》的版本也就日益增多。

據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卷十三記載，八千卷樓所藏《佩文韻府》有蘇州刊本、廣州刊本、石印本三種，《拾遺》有京板本、廣東刊本、石印本三種。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自敘購書經歷時提到：“書凡五種……索白鏹六十四金，急欲歸之，而議價再三，牢不可破，卒以京板《佩文韻府》相易，貼銀十四兩，方得成此交易?！盵16]從黃丕烈和丁仁的記載可知，《佩文韻府》和《拾遺》都有“京版”，這應該是指北京坊間印刷的版本，不是指內府初刊本，因為內府初刊本由于相對更加珍貴難得，清人提及時一般都會特意強調。

至于最早的廣東刊本當是始于番禺人潘仕成，金武祥《粟香隨筆》卷六載：“潘氏所刊有《佩文韻府》《海山仙館叢書》，又石刻、碑帖百數十種，皆稱于時?！盵17]史澄《廣州府志》亦載：“（潘氏）好刻書帖，嘗翻刻《佩文韻府》一百四十卷，《拾遺》二十卷?！盵18]邱煒萲也提及：“《番禺縣志》稱潘德畬方伯重刻《佩文韻府》，嘉惠士林，欲讀中秘書者，皆得家置一編，洵巨觀矣。亦其時滬上未傳泰西照相石印法，故殿版大集，難于貲購，若今時之《佩文韻府》不過六十整冊，藏之巾箱而已足矣?！盵19]據上可知，潘仕成重刻的《佩文韻府》就是廣州刊本，而所謂“石印本”乃是以“泰西照相石印法”印制的版本，這種方法印制的書籍更易攜帶、價格也更低廉。

石印本的出現使《佩文韻府》的流傳更為方便。據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記載：“石印書籍始于英商點石齋，用機器將原書攝影石上，字跡清晰，與原書無毫發爽，縮小放大，悉隨人意，心竊慕之，乃集股創辦同文書局……陸續印岀……《佩文韻府》《佩文齋書畫譜》……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絕倫，咸推為石印之冠?！盵20]可以想見，近代石印本的出現非常有利于《佩文韻府》的傳播。雖然后來《佩文韻府》的價格已經下降，但還是有人因為各種原因不愿意購買，例如戰亂。據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五記載：“同治甲子春適貴陽，值黔中久亂，無人購求書籍?！杜逦捻嵏穬r祗十金，客無顧問者，以其艱于馱載耳?！盵21]此例表明，由于戰亂期間運輸不便，導致《佩文韻府》這樣的大書即便價格大降也無人愿意購買。

更重要的是，《佩文韻府》作為一部韻書型類書，它并不太受重視根柢之學的大學者青睞。例如曾國藩在與袁芳瑛的書信中說：“尊處廣搜群籍，如遇有殿板諸善本及國朝名家所刊之書，凡初印者，概祈為我收買。惟《佩文韻府》《淵鑒類函》等，向非所好，不必購之，此外殿板書初印者，多可取也?！盵22]康、乾二帝非常重視的《佩文韻府》，一向謹慎的曾國藩卻對其流露出輕蔑之意，主要是因為它屬于與根柢之學相沖突的被視作“兔園冊子”的類書。另外，《佩文韻府》雖可作為考試參考書，但由于部頭太大，舉子們真正使用的卻是《佩文詩韻》這樣簡便易攜的冊子。正如《應試詩法淺說》所言：“韻書所收字數，詳略不同……《佩文詩韻》出，乃集韻學之大成，應舉定本，恃此為指南矣，他本未可為據?！盵23]因此，若是單從刊刻流傳的情況來判斷《佩文韻府》的影響，很自然會得出它的影響并不太大這樣的結論。不過，通過刊刻流傳情況來判斷它的影響并不是本文全部目的，本文更想通過這種考察進一步展示官方詩學話語發生影響的積極模式：這種積極模式除了通過將修書、賜書塑造為一種榮譽，藉以達到宣傳效果外，還主動將修成的書放進流通領域，讓市場的供需來決定它的影響，官方在這里只是扮演一個鼓勵者與推廣者的角色，接受與否的主動權還是掌握在受眾手中。

綜上所述，《佩文韻府》的纂修活動在清初興起的知識的窮盡式集中浪潮下展開，它既是這一浪潮下的產物，又是對這一浪潮的強化，它的問世是清朝官方文化話語全面滲透到文學尤其是詩學領域的有力證明。纂修《佩文韻府》作為一個實踐活動，其開展過程也是多重詩學話語的融通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雖然行動受限但仍有發揮主體性的空間；而纂成的《佩文韻府》作為一個官方詩學話語載體，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傳統個體詩學話語的官方化，此時的官方對傳統詩學表達模式有整合、集成之功。纂修《佩文韻府》還是一種官方詩學話語發揮影響的積極模式，纂修活動本身作為一個話語事件，已經對官方詩學話語產生了很好的宣傳貫徹作用，刊刻流傳過程也并沒有太多官方權力的強制介入，個體仍有選擇刊印或不刊印、購買或不購買的主體性。從《佩文韻府》纂修所體現的官方詩學話語建構情形可以看出，官方話語本身也具有積極因素，而個人在多數情形下都有保持自身主體性的可能。這樣的認識或許不僅可以作為王汎森先生傳統文化“無主體性”說的補充[1]430②，甚至也可以視作對?？聶嗔υ捳Z理論的修正，這與后期?？聦Α昂戏ā獙埂倍獙α⒛Ｊ降淖晕曳此家彩且恢碌?。[24]

① 按：《全集》點校者將“王百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標點作“王百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析一為三，誤。

② 王汎森先生認為：“我的觀察是國家不干涉你時，或國家不干涉的范域中，人們的文化活動可以非常繁華、非常絢麗，可是當國家要來干涉時，往往變得毫無主體性?！保ㄒ姟稒嗔Φ拿毠茏饔谩宕乃枷?、學術與心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從《佩文韻府》纂修人員尤其是查慎行維持主體性的努力與刊刻、銷售時書商與購書人選擇的自由度來看，即便是在清官方全程“干涉”的官修圖籍范域，人們的文化活動仍然可以具有相當程度的主體性。所謂“干涉”，包括消極阻礙與積極干預兩種模式，在前一模式下個人仍可盡力堅守自我，而后一模式為文化主體性預留的空間更是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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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ilation of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Dynasty’s Official Poetic Discourse

HUANG Jincan

(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Center,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

The compilation ofprovides a suitable field for contempl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ial poetic discourse in the Qing Dynasty. It unfolded under the wave of “exhaustive concentration” of knowledge that ros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t serves a product and an intensification of this wave. The unfolding process brought about the fusion of multiple poetic discourses. Among them, the fusion of poetic discourses between Emperor Kangxi and Zha Shenxing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individual cultural activities can still hav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subjectivity even in the realm of official "interference" in the whole process. As a carrier of official poetics discourse,is quite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officialization of individual poetics discourse. Its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process did not involve too much official power, reflecting a positive model in which official poetics discourse exerts influence.

Qing Dynasty, poetics, official discourse,, book compilation

2023-08-30

安徽高校協同創新項目“中國經學詩學史”（GXXT2021045）。

黃金燦（1988-），男，安徽鳳臺人，博士、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韻學與詩學。

I206.2

A

1673-9639 (2023) 06-0017-09

（責任編輯 郭玲珍）（責任校對 肖 峰）（英文編輯 田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