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編寫與話語創新

曹順慶

引 言

自1984年中國第一部比較文學概論出版以來，中國比較文學的教材數量突飛猛進，不斷有新著產生，為建構比較文學中國特色的理論話語體系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暴露出發展與探索的艱難和曲折。厘清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的成就與不足，揚長與修短并舉，反思與革新同步，方能使中國比較文學真正創立自己的學科理論話語，自立于國際比較文學創新發展之前沿。

中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的發展歷程

回顧中國比較文學教材的建設，大致經歷了開創期(1984-1987)、發展期(1988-1998)和繁榮期(1999至今)。從新觀點的提出，新方法的探索，再到新理論體系的建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的中國特色理論話語日趨成熟。本文收集并整理了已公開出版的105部中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并選擇部分代表性教材進行分析闡釋。

(一)開創期：中國比較文學概論教材的誕生

1984年，中國第一部比較文學概論教材——盧康華和孫景堯編著的《比較文學導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具有奠基和里程碑意義。全書以“緒論”“比較文學的基本概念”“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和“比較文學簡史”為綱，提綱挈領，行文流暢，極為全面、細致地勾勒出了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歷史脈絡。此外，作者積極吸收了法國、美國、英國、日本、蘇聯等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在進行“比較文學的定義”的探討時，首先聲明“下定義的困難”，然后彌綸群言，重點梳理了法國、美國、蘇聯學派以及港臺、大陸學者的觀點，最后審慎地提出新見，即“比較文學是超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研究，是研究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彼此影響和相互關系的一門文藝學學科”(盧康華、孫景堯，1984：76)。另外，針對“可比性”問題的論述也富有新意。本書提出除“同類”比較外，還可以把問題“提到一定范圍內”，即“提出一個特定的標準”以此建立不同現象之間的可比性。盡管書中未給出“一定范圍”和“特定標準”的具體方法，可發現了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困惑，作出補充，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突破。

1986年，陳挺的《比較文學簡編》在《比較文學導論》的基礎上，用具體案例輔以理論研究，本書在篇章布局、案例講解方面以學生為中心，可讀性與實用性較強。開創期的教材雖數量有限，卻各有千秋?？傮w以梳理學科發展歷程、介紹西方研究成果為主，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其篳路藍縷之功，開疆辟土之作，對推動中國學科教材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開拓性意義。

(二)發展期：學科理論觀點的創新與研究類型的多元化

中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的發展期以樂黛云主編的《中西比較文學教程》和《比較文學原理》(皆為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作為開端。在1988-1998年的發展期中，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的數量成倍增長，質量也提高顯著：一方面試圖擺脫對西方話語的依賴，結合國情進行觀點創新；另一方面，中西比較詩學②、中西比較戲劇研究③等各研究類型迅速興起，教材中的研究類型也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

《中西比較文學教程》以“中西比較”為樞機，貫通學科發展的歷史梳理、理論建設與比較文學的類型研究等內容。如“比較文學的歷史和現狀”一章專設“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勃興與發展”“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復興和前景”與“臺灣和香港的比較文學研究”三節內容，總結了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的接受、發展、困惑與成果。該書從宏觀的文化發展進程考察比較文學，得出“當代世界文化趨勢與發展的必然性”之結論。研究影響問題時汲取了接受美學的理論觀點，視野開闊、擘肌分理。研究類型方面，確定了中西詩歌、小說、戲劇、文論、詩學比較研究和科技整合等類型?！坝袕V度，有深度……情況介紹和深入探討相統一”(樂黛云，1988：6)即為此著的準確評價。

同年，陳惇和劉象愚的《比較文學概論》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首先開啟了比較文學概論教材穩定的知識結構。全書以“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能”為端，進而探討了“比較文學的歷史和現狀”，分析了“比較文學的基本類型和研究方法”，介紹了“文學范圍內的比較研究”和“跨學科研究”，并新增“神話與民間文學比較”“文學思潮與文學運動的比較研究”等研究類型。在“定義之爭”后提出了“比較文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界限的各種文學關系為研究對象，在理論和方法上，具有比較的自覺意識和兼容并包的特色”(陳惇、劉象愚，2000:1)的新觀點。面對法、美學派的對立，建議將二者結合，取長補短，主張兩種研究方法并重。在研究方法部分，將中國學者提出的闡發研究與影響研究、平行研究、接受研究并之，實為一大特色。

朱維之主編的《中外比較文學》由南開大學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該書從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獲得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啟示。在結構安排上，新增蘇聯比較文學和中國比較文學，詳細論述了二者的實績，使之與法、美并列。同時，追本溯源，闡述了希臘文學和希伯來文學對中西文學的影響。在比較文學研究類型上劃分了“中短篇小說的比較研究”“中長篇小說的比較研究”“中外戲劇比較研究”和“中外詩學比較研究”等四種類型。

1997年，張鐵夫的《新編比較文學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以宏觀、開放的文化視野與創新、前沿的理論追求為特色?？傉摬糠謱Α皩W科意識”的闡述振聾發聵，認為其應包含“世界公民意識”“比較文學的對象意識”和“始終以文學為中心的意識”三個層面，以避免成為“無邊的比較文學”。此外，該書將比較文學的特點總結為：開放性、綜合性、族際性、語際性和科際性。最后兩章“文學與文化研究”“比較文學與20世紀西方文論”的論述更彰顯其前沿性。

孫景堯的《簡明比較文學》(1988)、劉獻彪的《簡明比較文學教程》(1990)、王福和的《比較文學新論》(1996)、陳惇等著的《比較文學》(1997)、孟昭毅的《比較文學探索》(1991)等都為此階段的教材建設添磚加瓦。簡言之，此階段的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之景，理論觀點的推陳出新與研究類型的多元發展共同推動著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向新時期的繁榮邁進。

(三)繁榮期：中國特色創新理論話語的提出與建構

1999年謝天振《譯介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出版，拉開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創新理論話語建構的帷幕，2002年劉介民《比較文學教程》(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問世，標志著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中國學派進入繁榮期。此后，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中的創新學術話語如雨后春筍。學者們立足于比較文學學科在國內外的發展現狀，打破陳規，吐故納新，在研究方法與理論體系構建方面均實現重大突破，提出并建構了以“譯介學”“變異學”為代表的中國特色創新理論話語。

謝天振的《譯介學》革故鼎新，影響深遠。它將“譯介”作為重要范疇提出，梳理了學科淵源、劃定了研究范圍、闡明了研究方法。此后出版的多本概論類教材，如《比較文學新編》(吳家榮，2004)、《比較文學理論導引》(杜萌若、胡燕春，2007)、《比較文學簡編》(吳雨平，2014)等都將《譯介學》作為中國學派理論創新之典型，沿用了該著中“譯介學”的定義與研究范式。

2002年，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論》出版，首次設置了“跨文明研究”一章，提出了跨文明雙向闡發，跨文明異質性比較，跨文明對話理論等等新觀念。同年，王向遠的《比較文學學科新論》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缎抡摗分靶隆痹谄洹皩W科定義”“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上皆有體現?！缎抡摗纷鞒觥氨容^文學是一種以尋求人類文學共通規律和民族特色為宗旨的文學研究。它是以世界文學的眼光，運用比較的方法，對各種文學關系進行的跨文化的研究”(王向遠，2002：5)之判斷，贏得“最簡練精確而又最全面的定義之一”(費書東，2003: 14)的評價。在研究方法上，以“芥川龍之介在中國”和“新感覺派文學及其在中國的變異”為例區分了“傳播研究”與“影響研究”，認為法國學派的方法應是實證性的傳播研究，而非文本深層內在接受的“影響研究”；以“超文學研究”代替“跨學科研究”，凸顯了“文學研究”之主體。在研究對象上，蛻故孳新，重新劃分為“比較文體學”“比較創作學”“涉外文體研究”“比較區域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等幾個類別。

同年，方漢文的《比較文學高等原理》和《比較文學基本原理》分別出版?！陡叩仍怼丰槍Ω咝１容^文學碩、博士的培養，以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理論體系為目標，構建了“新辨證論”理論體系，并從“對象客體論”“主體論”“方法論”等幾部分進行了論述?！靶卤孀C論”吸取了中國文化傳統的辯證理性與西方后現代的“差異邏輯”等因素，是以辯證理性為基礎，建立在中國文化邏輯之上，而有別于西方理性中心的理論體系?！痘驹怼穭t更適用于本科階段的學生。它繼承了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的一般范式，新增“同語異域文學研究”部分內容，兼具完整穩定的知識體系和與日俱進的發展眼光。

2002年，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問世。該書由29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共同撰寫，嚴謹規范，自成體系。全書從發展論、本體論、視域論等部分建構了比較文學新理論體系，明確指出比較文學乃本體論而非方法論，并將本體論意識貫徹始終?！氨倔w”的提出是對此學科的終極拷問，“比較視域”作為研究主體則成為其安身立命之本。另外，積極引入學科前沿問題，力圖與國際比較文學研究形成良性互動也使該書脫穎而出。

2003年，樂黛云的《比較文學簡明教程》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教育部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和開放教育試點教材，全書24萬字，簡明扼要，體例完善。該書率先提出了比較文學研究“和而不同”的重要原則，強調比較文學既要在不同文化的文學里尋求共相之“和”，也要在和諧中分解出差異。此外，該書突破了以“學派”來界定比較文學發展階段的做法；論述過程兼具科學性和動態性，結合了接受理論、闡釋理論、熵理論、信息論等。該書的動態性、開放性和創新性使之成為一部視野開闊的概論類教材。

幾乎同時，孟昭毅的《比較文學通論》(南開大學出版社)在其《比較文學探索》(1991)與《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1997)的基礎上修改、增刪而成?！锻ㄕ摗芬云淙嫘?、系統性和實用性獨勝一籌，豐富的實例為理論作補充，達到了循循善誘的效果。東方文學的旁征博引，中西、中東、東西文學的多向比較，史無前例?？梢哉f，本書對“異質文化”的重視，是對于全球化背景下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深刻反思。

2006年，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④兼具打造異質文化和諧共存的使命感與建構中國特色創新理論話語的自覺意識。它審視當前學科發展中的問題，直擊法美學派只講同不談異之要害，在學科理論與研究范式方面均實現重大突破。理論上，《教程》開創了“跨文明”比較研究的新視野，主張以“跨文明”替代“跨文化”，既避免了因“文化”一詞泛化所帶來的歧義，又凸顯了東西文明比較的異質性特征，因為文化差異的最大包容限度就是“文明”?！白儺愌芯俊弊鳛椤督坛獭纷罡粍撔聝r值的部分，提出要“將變異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學科支點，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的變異狀態，來探究文學變異的內在規律” (曹順慶，2006：97)，進而從“語言層面變異學研究”“跨國與跨文明形象的變異學研究”“文學文本的變異學研究”“文化的變異學研究”和“文學的他國化研究”等五個層面構建理論體系。研究結構上，反省了以歷史性學派劃分板塊的局限，確定了“一個基本特征”與“四大研究領域”(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總體文學研究)的新范式。如吳家榮(2009: 46)所言，《比較文學教程》堪稱一部換代之作。

201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比較文學概論》(2018年再版)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工程建設重點教材，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在學科現有成果的基礎上，博采眾長，吸收了中國學派的創新性理論話語，涵括了“比較文學總論”“國際文學關系與相互影響”“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形象學、接受學與變異學”“文學的類型研究”……“跨文明研究”等十章內容，是中國特色比較文學概論教材的成熟之作。

經過若干年的教學實踐，一部分教材獲得學術界和廣大教師與學生的肯定：樂黛云的《比較文學簡明教程》、陳惇、孫景堯和謝天振等主編的《比較文學》、孫景堯的《簡明比較文學》、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胡亞敏編著的《比較文學教程》、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陳惇和劉象愚的《比較文學概論》、葉緒民主編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等教材經多次修訂、完善后再版，成為目前高校使用率最高的幾本比較文學概論教材。

近年來，一些學者還在以往教材的基礎上，結合比較文學研究的前沿問題進行了深化和理論創新。樂黛云的《樂黛云講比較文學》(商務印書館，2019)不僅對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溯，還重點研究了21世紀比較文學中的核心問題，并討論了21世紀中國比較文學該如何面臨世界。曹順慶和王超及其學術團隊則在比較詩學、比較文學變異學領域進行了發展，相繼出版了《比較文學變異學》(2021)、《中西詩學對話》(2021)等專著。前者完善了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體系，收錄了許多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的案例解讀；后者則開拓了中國比較詩學研究的新路徑，成為國內首部采用中國古代文論話語闡釋當代西方詩學的著作。王向遠的《宏觀比較文學導論》(2020)和《宏觀比較文學十九講》(2020)提出了“宏觀比較文學”與“微觀比較文學”的概念，在宏觀比較文學的視野下分析概括了各國文學的特性，并對比較文學的區域性和世界性進行了探究與深化。

創建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已成為此階段的共識。譯介學、變異學、比較文學本體論、比較文學新辯證觀、跨文明比較研究等的提出，促進了比較文學中國特色理論話語的形成。

回顧中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走過的道路，從開創期學科與教材的墾拓，到發展期創新觀點的出現與研究類型的多元化，再到繁榮期以構建中國特色創新理論話語為己任，中國學派披荊斬棘、勇往直前，最終推動著比較文學學科邁向了歷史性的第三階段。

中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的不足

中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既取西方學派之長，又立足本土，實現了部分觀點的創新。但是，也有過猶不及的弊病。謹以比較文學的定義為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在法、美等學派的基礎上，結合學科國內外發展的現狀，對“過去的”定義進行了補充與調整。陳惇、孫景堯和謝天振主編的《比較文學》(1997：9)提出：“把比較文學看作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更符合比較文學的實質”。陳惇和劉象愚的《比較文學概論》(2000: 21)也認為比較文學“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界限的各種文學關系為研究對象，在理論和方法上，具有比較的自覺意識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楊乃喬的《比較文學概論》(2002: 98)中同樣寫道：“比較文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和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研究，在學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體的比較視域為安身立命的本體”。不過，中國比較文學教材的這個定義，既有創新，也存在嚴重的問題。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一直是強調跨國的，無論是法國學派講的跨國影響研究，還是美國學派的跨國平行研究，都沒有脫離“跨國”這個比較文學的核心問題。但是，中國的不少教材居然完全拋棄了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堅持了上百年的“跨國”定義，這實際上就偏離了比較文學的最基本立足點。如前所述，陳惇、孫景堯和謝天振主編的《比較文學》(1997: 9)提出：“把比較文學看作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更符合比較文學的實質”。陳惇和劉象愚《比較文學概論》(2000：21)提出：“比較文學：一種開放式的文學研究，具有宏觀的視野和國際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界限的各種文學關系為研究對象，在理論和方法上，具有比較的自覺意識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學科界限的各種文學關系”。該教材還進一步辨析了為什么應當拋棄“跨國”，而要改為跨民族的理由，認為跨民族更加恰當。楊乃喬的《比較文學概論》(2002：98)中也同樣寫道：“比較文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和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研究，在學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體的比較視域為安身立命的本體”。筆者認為，所謂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這些提出來都是可以的，但是，拋棄比較文學“跨國”這一個比較文學一百多年的根基，是一個重大的學科理論偏離，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中國學術界，誤導了廣大學生?！翱鐕奔热辉诒容^文學學科理論上延續如此之久，是有其道理的。因為不少國家有多個民族，例如中國有56個民族，俄羅斯有194個民族，印度有100多個民族，鑒于此，西方學者一般不提民族文學是比較文學。筆者并不完全否定跨民族具有比較文學特征，但是，仍然堅持比較文學的“跨國”是比較文學的最基本立足點，不能夠輕易地否定和拋棄?！侗容^文學教程》在堅持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跨國與跨學科的基礎上，只增加了“跨文明”(曹順慶，2006：30-31)。這就是堅持在繼承中發展，而不是貿然否定上百年來的比較文學實踐經驗和學科理論成果。為什么要提出“跨文明”？因為以“跨國”和“跨學科”為基本立足點的法、美學派，以追求“同源性”和“同質性”為目標，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間變異性與差異性的可比性。我們如果強行照搬西方話語，一味求同，只會加劇中國文學、文化的“失語”⑤。1995年，筆者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一文中總結了“闡發法”“異同比較法”“模子尋根法”“對話法”和“整合與建構法”等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研究方法理論。此后，學界在學科理論上不斷創新。陳惇和劉象愚在《比較文學概論》中對“闡發法”進行了完善，提出了“雙向闡發”的方法；孫景堯在《比較文學導論》《簡明比較文學教程》等著作中探索出“一定范圍”的總體比較法；樂黛云的《比較文學簡明教程》等教材吸收了中國傳統的“和而不同”與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思想，形成了互動認知的跨文化溝通與詮釋法；筆者在《比較文學學》《比較文學論》《比較文學教程》等教材中認為不能僅把比較放在“求同”上，應該重視異質文化間的差異性，因此提出并建構了“變異學”，即“將變異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學科支點，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的變異狀態，來探究文學變異的內在規律”(曹順慶，2006: 97)。2013年，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Publishing)出版了曹順慶的英文著作兼教材《比較文學變異學》(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該著受到國際比較文學界的高度重視，美國科學院院士、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教授蘇源熙(Haun Saussy)等學者合著的比較文學專著《比較文學簡介：新趨勢和應用》(IntroducingComparativeLiterature:NewTrendsandApplications, Routledge, 2015)高度評價了比較文學變異學。在此著的第50頁，作者引用了《比較文學變異學》(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中的部分內容，闡明比較文學變異學對比較方向是十分重要的成果。美國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 在2020年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 《比較文學：全球時代的文學研究》(ComparingtheLiteratures，LiteraryStudiesinaGlobal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此書中專門談到《比較文學變異學》(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給予高度評價。 應當看到，不管是雙向闡發法、模子尋根法、異同比較法，還是“一定范圍”的總體比較法、“和而不同”的互動認知法以及譯介學、變異學等的提出，中國學者們均不約而同地關注到異質文化比較中的差異性與變異性問題，為構建東西方跨文明的平等對話提供了方案，也為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和中國話語理論建構作出了有益探索。

中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在獲得累累碩果時，也暴露出若干不足。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在于，由于教材編寫者對法國比較文學定義的執著，堅持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由此誤導了國內學術界。例如，一些教材一直強調：所有的比較文學都不是文學比較，這個觀點長期以來不僅一直在誤導學術界，而且還誤導廣大學生，令人困惑不已。國內多部比較文學教材堅持認為，“比較文學并不等于文學比較”，倡導“并非任何運用比較方法來進行的比較研究都是比較文學”。這幾乎成為一個定論，一個比較文學定義的基本常識，其實，這個看法是不完全準確的！ 具體例證如下：

在《比較文學概論》(楊乃喬，2014：132-138)中，專門設有一節以“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為題的內容，其中指出“比較文學界面臨的最大的困惑就是把‘比較文學’誤讀為‘文學比較’”，在高等院校進行比較文學課程教學時需要重點強調“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比較文學經典導讀》(吳家榮，2008: 104)一書也稱“比較文學不是文學的比較”，因為“不是所有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文學現象的都是比較文學”；《比較文學論綱》(劉萍，2006: 18)中也專門談到“比較文學不等于文學比較”。作者認為，“比較”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方法論的意義，而具有跨國家與民族、跨學科的學科性質，認為將比較文學等同于文學比較是以偏概全的?！锻鈬膶W史》(賈培、江靜，2010: 193)中指出，“比較文學并不等于文學比較”，并以美國學派亨利·雷馬克(Henry Remak)的比較文學定義為根據，雄辯地論證比較文學的“比較”是有前提的，只有在地域觀念上跨越打通國家的界限在學科領域上跨越打通文學與其他學科的界限，進行的比較研究才是比較文學?！洞髮W比較文學》(王福和，2008：24)中，作者認為，若把比較文學精神看作“比較精神”的話，就是犯了望文生義的錯誤，一百余年來，比較文學這個名稱是名不副實的。從以上列舉的教材我們可以看出，首先，它們在當下都仍然堅持一百余年來“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這一并不完全符合比較文學學科發展性質的觀點。如果認為一百余年來所有的比較文學研究都不是文學比較，那是大錯特錯！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教材在相關敘述中各自的側重點還是不相同，存在著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分歧。這樣一來，錯誤的觀點下多樣的謬誤解釋，加劇了學習者對比較文學學科性質的錯誤把握，使廣大學生對比較文學愈發產生困惑，十分不利于學生比較文學學科的學習、傳承和發展。中國比較文學教材之所以出現以上強作解釋、不完全準確的教科書觀點，根本原因還是沒有仔細研究比較文學學科不同階段史的事實，或許是根本不知曉比較文學學科不同階段史事實的體現。實際上，早期的比較文學的確是“名”與“實”不相符合，這主要是指法國學派的學科理論。但是，并不包括以后的美國學派及中國學派的學科理論。

下面，我們就從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史實來論證這個問題?！氨容^文學不是文學比較”(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not literary comparison), 只是法國學派所提出的比較文學口號，只是法國學派一派的主張，而不是整個比較文學學科的基本特征。我們不能夠把這個階段性的比較文學口號擴大化，甚至讓其突破時空，用于比較文學所有的階段和學派，使其放之四海而皆準。法國學派所說的“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這個“比較”(comparison)是他們堅決反對的！他們要的是“關系”(literary relationship)。具體而言，他們主張比較文學是實證的國際文學關系(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literary relationships)，是不同國家文學的影響關系(influences of different literatures)，反對文學比較(literary comparison)。法國學派為什么要反對“比較”，這與比較文學第一次危機密切相關。 比較文學剛剛在歐洲興起時，難免泥沙俱下，亂比的情形不斷出現，暴露了多種隱患和弊端，于是，其合法性遭到學者們的質疑：究竟比較文學的科學性何在？意大利著名美學大師克羅齊認為，“比較”(comparison)是各個學科都可以應用的方法，所以，“比較”不能成為獨立學科的基石。學術界對比較文學公然的質疑與挑戰，引起了歐洲比較文學學者的震撼，到底比較文學如何“比較”才能夠避免“亂比”？如何才是科學的比較？難能可貴的是，法國學者對比較文學學科的科學性進行了深刻地反思和探索，并提出了應對的方法論。于是，法國學派采取壯士斷臂的方式，砍掉“比較”(comparison)提出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not literary comparison)，或者說砍掉了沒有影響關系的平行比較，總結出只注重文學關系(literary relationship)的影響(influences)研究方法論。法國學派的主要理論家馬·法·基亞(干永昌,等， 1985: 75-77)指出：“比較文學并不是比較。比較不過是一門名字沒取好的學科所運用的一種方法……企圖對它的性質下一個嚴格的定義可能是徒勞的”?；鶃喢鞔_提出：比較文學不是比較，而僅僅是文學關系史。以“文學關系”為比較文學研究的正宗。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奇怪的觀點？為什么法國學派要反對比較？或者說為什么法國學派要提出“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 因為法國學派認為“比較”實際上是亂比的根源，或者說“比較”是沒有可比性的。正如巴登斯佩哲(干永昌，等，1985: 33)指出的：“僅僅對兩個不同的對象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一些主觀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來找點類似點，這樣的比較絕不可能產生論證的明晰性”。所以必須拋棄“比較”。只承認基于科學的歷史實證主義之上的文學影響關系研究 (based on scientificity and positivism and literary influences)。正因為法國學者善于獨辟蹊徑，敢于提出“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甚至完全拋棄比較，以防止“亂比”，才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科學”實證性為基礎的、以影響關系為特征的“不比較”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這個“不比較”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終于擋住了克羅齊等人對比較文學“亂比”的批判，形成了以“科學”實證為特征的文學影響關系研究，確立了法國學派的學科理論體系。

當然，法國學派悍然砍掉比較研究，主張比較文學不比較，只注重實證關系而不注重文學審美，必然會引起比較文學的危機。 這一危機終于由美國著名比較文學家雷內·韋勒克(René Wellek)在1958年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二次大會上明確揭示出來了。在這屆年會上，韋勒克作了題為《比較文學的危機》的挑戰性發言，對“不比較”的法國學派進行了猛烈批判，宣告了倡導平行比較和注重文學審美的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誕生。韋勒克(轉引自張隆溪，1982: 28)說：“我認為，內容和方法之間的人為界線、淵源和影響的機械主義概念以及盡管是十分慷慨的但仍屬文化民族主義的動機，是比較文學研究中持久危機的癥狀”。韋勒克(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1986: 28-29)指出，“比較也不能僅僅局限在歷史上的事實聯系中，正如最近語言學家的經驗向文學研究者表明的那樣，比較的價值既然存在于事實聯系的影響研究中，也存在于毫無歷史關系的語言現象或類型的平等對比中”。美國著名比較文學家亨利·雷馬克(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1986: 67-69)在一篇論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法國學派尋求“科學性”、忠實于19世紀實證主義學術研究而放棄“比較”(comparison)的原因和本質。他分析說，“法國比較文學否定‘純粹’的比較(comparison)，它忠實于19世紀實證主義學術研究的傳統，即實證主義所堅持并熱切期望的文學研究的‘科學性’。按照這種觀點，純粹的類比不會得出任何結論，尤其是不能得出有更大意義的、系統的、概括性的結論……既然值得尊重的科學必須致力于因果關系的探索，而比較文學必須具有科學性，因此，比較文學應該研究因果關系，即影響、交流、變更等”。雷馬克(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1986: 1)提出了他那被稱為美國比較文學學派的經典定義：“比較文學是超越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和其他知識領域及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法國學派拋棄了“比較”(comparison)，才造就了比較文學：“名”與“實”是不相符合的尷尬，這是問題的關鍵。美國學派最大的貢獻，是恢復了比較文學應有的本義—“比較”(The American school went back to the original sens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mparison”)，美國學派提出： 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顯然，自從美國學派倡導比較文學應當比較(comparison)以后，比較文學就不再有名與實不相符合的問題了，至少不能夠再繼續籠統地說“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了，更不應當再以100余年來，比較文學這個名稱是名不副實的，直到今天，比較文學仍然不是文學比較來誤導廣大學生！因為在美國學派看來，比較文學不僅可以研究文學影響關系，而且更應當強調要comparison(比較)，而不是“不比較”。從以上論述可以認識到，比較文學，既有法國學派倡導的“不比較”，也有美國學派倡導的“比較”，還有中國學派所倡導的“跨文明”的“變異”和比較。

關于比較文學研究最初產生于何處的問題，國內教材也存在誤導。例如孫景堯在《簡明比較文學》(2003: 52)中寫道：“西方比較文學界通常都認為，比較文學產生于19世紀，以及對歐洲各國文學之間的影響研究之中”。好像比較文學一開始只有影響研究，國內有學者也認為比較文學誕生于法國或影響研究，然而，這是不符史實的判斷。事實上，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在比較文學誕生伊始就同時存在。1886年英國學者哈欽森·麥考萊·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出版了第一部比較文學理論專著《比較文學》，就是既講影響研究，也倡導平行研究。他基于大規模的綜合所展開的比較文學實踐，體現了比較文學學科奠基時期的基本風貌，他對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和波斯等東方文學比較所給予的關注，仍然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比較文學也并非首先產生于法國，例如1877年匈牙利的雨果·馮·梅茨爾(Hugo Von Meltzl)創辦了第一本比較文學雜志《總體比較文學學報》；1871年開始意大利學者弗朗切斯科·?？说偎?Francesco Sanctis)等人在高校舉辦比較文學的講座，準確地說，比較文學誕生于歐洲，而非法國。并且，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在比較文學誕生伊始就同時存在。正因為早期有平行比較研究存在，克羅齊才對“比較”(comparison)加以質疑，認為比較是各個學科都可以應用的方法，所以“比較”不能成為獨立學科的基石。正因為早期有平行比較研究存在，法國學派才否定平行比較，認為平行比較是“亂比”，提出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梢?，此類盲從現象正是國內學界對西方比較文學理論話語缺乏客觀、理性和全面的歷史考察之緣故⑥。

最后，隨著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的日益豐富，中國學者發現了以往教材中與教、學實踐相脫離的問題，進一步提升了實用性。高校教材是用于高校師生教、學過程進行參考的，其目標是“滿足高校教育教學活動需要”(李虹，2019: 001)。然而根據學界目前的反饋，整體看來，中國現行的比較文學概論型教材實用性仍有待提高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教材對使用對象的劃分不明確從而降低了教材的實用性價值。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比較文學學科已有?？?、本科、碩博研究生等不同層面的教學需求，比較文學概論教材卻較少針對不同需求層次的使用者進行劃分，導致教材受眾的范圍過大，于是出現了部分教材因追求面面俱到而造成的體系龐大、內容冗長、越編越厚的現象。另一方面，教材內容的過于理論化造成了實踐性的缺失。許多教材語言學術性過強，晦澀難懂，沒有考慮到學生的知識結構和理解能力，給學生學習、理解造成了困難。此外，教材對具體文學現象的關注不夠，出現了通篇理論卻較少論及案例的現象，理論與實踐案例占比不均衡。

基于以上實用性不足的現象，后續出版的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進行了反思與改進。劉獻彪和劉介民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2001)按照“為什么學比較文學”“比較文學的基本原理和當代的新發展”“比較文學原理方法和觀念精神的實踐應用”“對21世紀比較文學學科的展望”的思路循序漸進?？蚣茉O計、文本撰寫、案例選擇等方面充分考慮了教學與學生的實際問題，語言深入淺出、刪繁就簡，案例選擇新穎且具本土化。吳家榮主編的《比較文學新編》(2004)設有“原理篇”和“比較篇”，體系合理、內容穩定，既重視理論性，又突出實踐性。王福和等人所著的《比較文學原理的實踐闡釋》(2007)旨在彌補比較文學原理實踐方面的不足，基于教學實踐的立場，運用學科理論對典型的案例進行闡釋和研究。張隆溪的《比較文學研究入門》(2009)作為“研究生·學術入門手冊”系列叢書僅針對研究生群體，省去了大量常識性的知識介紹，只借“引論”部分對比較文學的基本問題和歷史發展作了簡單梳理，論述過程言簡意賅、詳略得當。曹順慶主編的“新編21世紀中國語言文學原典閱讀系列教材”——《比較文學概論》(2011)，體例簡明精要，知識點清晰明確，又輔以“參考文本”“學習模塊”“文獻列表”等部分內容，改善了概論型教材重理論輕實踐的現狀。與此同時，高旭東主編的《比較文學實用教程》(2011)也意識到從前教材過于追求理論化的弊病，在每個章節中都加入具體的案例分析，有助于學生理解理論知識的同時，也引導他們實踐?？梢?，隨著新時期中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理論話語的日益完善，學界也將重心逐漸轉向實踐應用，教材的實用性由此顯著提升。

結 語

中國比較文學概論類教材歷經了由誕生到發展，再到中國特色理論話語體系基本形成的蛻變與升華，雖然探索中不時有坎坷、有失誤，但是總體而言是輝煌的。中國學者完成了一段勇敢探索、不斷創新、反思進取的歷程，成功邁上了比較文學新階段。文學作為華夏文明之魂，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時代精神，而比較文學更是肩負著跨文化平等對話與搭建文明互鑒橋梁的文化使命。從對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的追隨到反思和超越，由對比較文學法國、美國學派的詮釋至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及其新理論話語的建構，一代代中國學者們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改革創新成就便是對時代使命的最佳答卷。

注釋：

① 這是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概論教材。據不完全統計，同時期美國出版了48部、英國出版了25部、法國出版了5部比較文學教材或者類似教材的著作。

② 1988年曹順慶的《中西比較詩學》(北京出版社)標志著國內第一部中西比較詩學著作誕生，掀起了學界的“比較詩學熱”。隨后，黃藥眠和童慶炳先生主編的《中西比較詩學體系》(上、下)、狄兆俊的《中英比較詩學》、楊乃喬主編的《東西方比較詩學：悖立與整合》等也陸續問世……

③ 饒芃子的《中西戲劇比較教程》(廣州：廣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后也翻開了比較戲劇研究的新篇章。

④ 曹順慶在此之前主編的《比較文學論》與《比較文學學》為《比較文學教程》做了鋪墊?！侗容^文學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以推動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為核心，創新性地提出“跨文明研究”，將其建設成為學科理論的新階段?！侗容^文學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中首次提出了“文學變異學”，使其與“文學跨越學”“文學關系學”和“總體文學學”并之成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的新范式。

⑤ 曹順慶在1995年發表的《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一文中提出了中國文學理論話語的“失語”現象。

⑥ 具體論述請參見:曹順慶主編《比較文學學科史》，巴蜀書社2010年1月版。

⑦ 參見：劉介民.教材的認知和編撰——以《比較文學》教材編撰為例.外國文學研究，2004(2)；仵從巨，管恩森.現行比較文學本科教材問卷調查的分析與評議.中國比較文學，2005(3)；張能泉.近三十年我國比較文學教材編寫情況評議.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9(3)；劉萍.新時期比較文學教材評價之管窺.青海民族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0(3)；阮航.也談比較文學教材建設.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