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圖書館社團史研究的力作：評《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

黎 飛

0 引言

民國時期，新式圖書館的大量建立和圖書館事業的快速發展刺激著圖書館社團的產生。1918 年12 月21 日，北京圖書館協會的成立揭開了民國時期開設圖書館社團的序幕[1]。自20世紀20 年代初期開始，一大批圖書館社團如雨后春筍般設立起來。這一時期，各類圖書館社團以研究圖書館學術、發展圖書館事業、謀劃圖書館的協作為宗旨，為民國時期圖書館事業、文化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并產生深遠的影響。

抗戰勝利后，民國時期的圖書館社團開始得到學界的關注。1946 年《漢口通訊》復刊后刊發的《中華圖書館協會過去現在及將來》一文對該協會1925 年成立以來開展的各項活動進行了梳理[2]，這是我國學界最早專門研究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的成果。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相關研究成果逐漸增多，研究內容豐富，涉及多個方面。然而，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對中華圖書館協會和個別地方性圖書館協會的研究，屬于個案研究，圖書館社團的整體性研究成果付之闕如?？上驳氖?，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王阿陶博士長期耕耘于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的研究。從2009 年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開始，王阿陶就以中華圖書館協會為研究對象，產出一批研究成果，其中以2022年8 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一書為代表。該書作為王阿陶博士主持的2017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的研究成果，是作者在其2012 年博士畢業論文《中華圖書館協會研究（1925—1949）》的基礎上，經過十年時間打磨而成，這是學界第一部從整體上研究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的專著。此書于同年12 月28 日入選2022 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十佳圖書，得到學界認可?？芍^是“十年磨一劍，礪得梅花香”。鑒于該書的重要價值，本文通過分析其特點與不足，以期對民國圖書館社團和圖書館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

1 《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的特點

姚樂野教授認為，《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一書的特點是區別于在近代圖書館事業史演進過程中考察圖書館社團，作者以圖書館社團為基準點對近代圖書館事業史和學術史進行觀察，通過多個方面對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的貢獻做出公允的論斷，避免了“為賢者諱”的問題，同時也呈現出圖書館社團與當時政府的交流[3]（序）2-3。

1.1 系統梳理民國圖書館社團的歷史

據王阿陶博士統計，這一時期見諸報端的圖書館社團共有43 個。然而，學界關于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的研究多集中在中華圖書館協會、北京圖書館協會、上海圖書館協會、天津圖書館協會、北碚圖書館聯合會、延安圖書館協會、蘭州圖書館協會、重慶市圖書館協會等圖書館社團的個案研究上，缺乏對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的系統梳理與整體研究。雖然顧燁青的《民國時期圖書館學會考略》[4]一文對廣東圖書館管理員養成所圖書館研究會、天津圖書館學會、金陵大學圖書館學會和中國圖書館學社等進行了梳理，但對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圖書館員研究所、中華教育改進社圖書館教育研究委員會，以及各圖書館協會、圖書館聯合會、圖書館研究會等學會和社團并沒有提及。筆者拙作[1]通過挖掘檔案、民國期刊、報紙、今人論著、資料匯編，按照時間先后順序對民國時期的北京、上海等31 個圖書館協會進行了梳理。囿于史料挖掘不夠，南寧、蘇州、杭州等圖書館協會，以及一些圖書館學會、圖書館研究會、圖書館聯合會被遺漏，并且對各圖書館協會的介紹較為簡略，未能完整展現民國時期圖書館協會的面貌。

相比之下，王阿陶博士在書中將圖書館學會、圖書館聯合會、圖書館研究會和圖書館協會統稱為圖書館社團，并首次系統梳理了民國時期的圖書館社團，包括廣東圖書館管理員教育研究委員會、中華教育改進社圖書館教育委員會、北平圖書館協會、浙江省圖書館協會、南陽圖書館協會、開封圖書館協會、天津圖書館協會、南京圖書館協會、上海圖書館協會、江蘇圖書館協會、濟南圖書館協會、廣州圖書館協會、中華圖書館協會等43 個圖書館社團的成立背景、成立過程、開展活動、活動成效等內容。特別是對很少見諸于各類研究中的北京圖書館聯合會、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圖書館員研究所、杭州圖書館協會、中央大學區圖書館聯合會、杭縣圖書館聯合會、南寧圖書館協會、浙江第三學區圖書館協會等地方性圖書館社團進行了梳理與考證?？傊?，王阿陶博士關于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歷史的梳理“在資料方面是有補于學術界的”[3]（序）2。

另外，王阿陶博士還將研究視野轉向日占區，對民國時期日本人在華設立的(“滿鐵”)奉天圖書館研究會、臺灣圖書館協會、“滿鐵”圖書館業務研究會、（偽滿）奉天省圖書館聯合研究會、（偽滿）“滿洲”圖書館協會和（偽滿）新京地區圖書館事業聯合會等6 個圖書館社團進行了梳理與考證，認為這些圖書館社團“為殖民侵略服務，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產物，給中國的圖書資源造成了巨大的損失”[3]122。雖然這不是學界首次提到淪陷區的圖書館社團，但卻是首次系統考證與研究了日本侵華時設立的圖書館社團。

總體而言，《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首次從整體上系統梳理了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及其活動與貢獻，全面展現了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發展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相關領域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1.2 采取內史與外史相結合的研究范式

1962 年，美國著名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系統闡釋了“范式”（Paradig）概念。他認為“范式”是從事某一科學活動所遵循的規范、模式、模型、范例、方法，這被稱為“范式理論”?！白酝旭R斯·庫恩提出范式理論后，這個簡便又高度概括性的方法被廣泛用于歷史研究”[5]，包括圖書館史。目前，圖書館史研究有內史和外史兩種研究范式。內史范式指的是研究圖書館內部發展史，包括圖書館藏書、管理、運轉等內容，探索圖書館發展的內在邏輯、規律。外史范式指的是研究圖書館與外部社會的關系，即圖書館與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之間的關系，探尋圖書館與社會互動發展規律。

長期以來，國內學界注重采用內史研究范式考察民國圖書館史。南京大學謝歡博士認為“我們在研究圖書館史時，除了從內史的視角探尋圖書館內部系統運行、發展理路外，更要從外史的角度，從整個社會大系統探究圖書館與其他機構的關系?！盵6]他以中華圖書館協會研究為例，指出霍瑞娟的《中華圖書館協會研究》和李彭元的《中華圖書館協會史稿》都是沿襲內史研究路徑，建議今后的研究應采取外史研究范式，關注中華圖書館協會與同時期其他同類機構間的往來關系。

與前人研究有所不同，王阿陶博士的《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一書將“內史”研究和“外史”研究相結合，從而全面展現這一時期圖書館社團的面貌。在內史研究方面，該書第三章以中華圖書館協會為例，探討了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的內部管理與運行，包括：（1）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制度建設，如制定《中華圖書館協會組織大綱》《中華圖書館協會執行部細則》《中華圖書館協會總事務所辦事簡則》《中華圖書館協會委員會規程》等；（2）中華圖書館協會的組織構架，如設立決策、執行、監督與權力部門，總事務所、委員會、通訊處、辦事處等機構；（3）中華圖書館協會的職員與會員，如會員數量與類型、入會要求與征集登記、會員福利與優待；（4）中華圖書館協會的經費收支，如經費的組成、經費困難與應對；（5）中華圖書館協會召開的數次年會。此外，第四章“圖書館社團的學術成果與學術研究活動”考察了中華圖書館協會、地方性圖書館社團創辦的刊物、出版的書籍、形成的調查報告與統計報告、舉辦學術演講等內容。這些內容展現了圖書館社團自身的建設、運行與管理、學術研究等情況，是采用內史研究范式的成果。

同時，王阿陶博士也采用外史研究范式呈現圖書館社團與政府間的互動圖景。在第五章“圖書館社團在推動圖書館事業發展中的作用”部分，作者以中華圖書館協會為例，探討了圖書館社團與教育部等機構關于年會提案的往來關系。如1929 年，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中提出有關圖書館標準的議案，并陳請教育部采擇施行。1930 年，教育部對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呈請做出了批復?！坝捎谥腥A圖書館協會在圖書館標準化進程中所做種種努力，成為圖書館標準化建設的領導者和主要倡導者，教育部也開始將有關圖書館標準問題交予中華圖書館協會研討?！盵3]258此外，中華圖書館協會還就開辦圖書館學校、培養圖書館人才問題上呈請教育部。教育部表示同意，并通令各國立圖書館、各省市學校施行。不僅如此，中華圖書館協會、北平圖書館協會還在力請庚款用于圖書館事業，上海圖書館協會、中華圖書館協會爭取圖書館經費保障，中華圖書館協會爭取改進圖書館員待遇與社會保障，中華圖書館協會、安徽圖書館協會抗爭圖書加稅與郵票加價，中華圖書館協會古籍保存與保護等方面與教育部、交通部、行政院、內政部等部門進行交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梢?，中華圖書館協會、北平圖書館協會、上海圖書館協會、安徽圖書館協會等圖書館社團與政府部門在推動圖書館事業發展過程中有著頻繁的互動。這些內容是以往研究不曾關注的地方，但卻是全面認識中華圖書館協會的重要方面。

1.3 提出頗具創見性的觀點和論斷

學術研究的價值在于創新，如新觀點的提出。王阿陶博士提出了一些創見性的觀點。

一是作者認為中華圖書館協會共召開八次年會?，F有的研究都認為中華圖書館協會召開過六次年會。李彭元的《中華圖書館協會史稿》一書認為中華圖書館協會召開1929 年南京年會、1933 年北平年會、1936 年青島年會、1938 年重慶年會、1942 年重慶年會和1944 年重慶年會[7]?；羧鹁甑摹吨腥A圖書館協會研究》一書也持同樣的觀點[8]195-201。此外，其他很多文章也都認為中華圖書館協會共召開過六次年會。對此，王阿陶博士提出了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其存在的24 年時間里共召開過八次年會的觀點。當然，此觀點是在七次年會的基礎上提出的。2012 年，王阿陶在論文《中華圖書館協會研究（1925—1949）》中認為中華圖書館協會共召開過七次年會，分別為1929 年1 月南京年會、1933 年8 月北平年會、1936 年7 月青島年會、1938 年11 月重慶年會、1942 年2 月重慶年會、1944 年5 月重慶年會和1947 年10 月南京年會[9]。此后，王阿陶博士對中華圖書館協會史料進行了深入挖掘和系統梳理。作者在《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一書中認為“中華圖書館協會從成立到最后無形解散的24 年中，僅召開八次年會，分別是在1929 年（南京）、1933 年（北平）、1936年（青島）、1938年（重慶）、1942年（重慶）、1944 年（重慶）、1945 年（重慶）、1947 年（南京）?！盵3]172該書介紹了歷次年會的籌備、召開、提案、影響等，內容詳盡，對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是作者對“圖書館精神”的內涵進行了拓展與補充。自20 世紀80 年代起，程煥文、吳稌年、葉繼元、范并思等著名學者對“圖書館精神”進行了研究，其中以程煥文教授為代表。1988 年程煥文首次提出“圖書館精神”，其內涵包括強烈的民族自尊、自信與自強精神，強烈的自愛、自豪與犧牲精神，大膽地吸收、探索、改革與創新精神，讀者至上精神，嗜書如命精神[10]。1992 年程煥文在《圖書館人與圖書館精神》一文中將“圖書館精神”概括為愛國、愛館、愛人、愛書[11]。此后，程煥文還有多篇文章對“圖書館精神”進行闡釋?？傮w來看，程煥文的“圖書館精神”研究從整體視野出發，立足于近現代中國圖書館學人群體和圖書館事業。由于“圖書館精神”發端于民國時期，筆者認為應加強對這一時期“圖書館精神”的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展現民國時期圖書館學人的精神風貌。王阿陶博士以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創辦的專業刊物《圖書館學季刊》《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上發表的陳長偉、沈祖榮、黃星輝、吳敬軒、杜定友、劉國鈞、李小緣、李鐘履等學人的文章為史料進行分析，將當時圖書館學人推動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來源歸納為以“奮斗精神”“堅持精神”和“公仆精神”為主要內涵的“圖書館精神”[3]368-369，這是對程煥文提出的“圖書館精神”的補充與拓展。

三是作者對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功能發揮不充分的原因進行了新的闡釋。此前，有學者研究闡釋了中華圖書館協會解散的原因，如霍瑞娟將中華圖書館協會的解散歸因于社會動蕩不安、經費來源匱乏、群眾參與度低、基礎不夠穩固、管理能力不足、協會組織松散等[8]18-22。其實，中華圖書館協會的解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功能發揮不充分，王阿陶博士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新的闡釋。她認為民國時期很多地方性圖書館協會的發展不盡如人意，或成立時間短，或開展活動少，或幾經停滯，原因有三。一是政黨的擠壓。當時的政府試圖通過參與群眾性社團對其加以控制，避免演變為政治性社團。自1927 年大革命失敗后，政府通過立法，嚴格控制社團的活動，“圖書館社團的各項正?；顒油瑯邮艿綐O大限制”。二是由于戰亂頻仍、動蕩的政局及圖書館社團會員分散，導致會員對社團的歸屬感和依附感不強，因而繳納會費的意愿也不強，所以“以會員費為主要經費來源的圖書館社團往往經費掣肘，難以為續”。三是民國時期的圖書館社團職員均為兼職且四散分布，難以全力投入社團事務，并且具有專業圖書館學識及社團管理經驗者較少，社團的組織、管理、運行呈現出非專業化特點，導致其開展工作延誤遲滯[3]377-381。綜上可見，與其他學者相比，作者從政黨政治、職業情感和專業化三個方面對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功能發揮不充分的原因進行了解讀，具有一定的新意。

2 《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的不足

2.1 史料挖掘利用不夠

王阿陶博士的《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一書以檔案、報刊、史料匯編、回憶錄、評傳、紀念文集、學術論著、網絡文獻等多種史料為基礎，通過整體分析與個案研究相結合，對民國時期的圖書館社團進行了系統研究。然而，該書中出現的圖書館社團數量統計不全、考證不完整等問題，表明作者的史料挖掘力度不夠。

一是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數量統計不夠。作者在第31 頁統計出民國時期的圖書館社團有43 個。但實際上，民國時期的圖書館社團至少有44 個，還包括1940 年成立的北碚圖書館聯合會。筆者在整理抗戰時期重慶圖書館事業檔案時發現西部科學院檔案（全宗號：0112）和北碚管理局檔案（全宗號：0081）中有數件關于北碚圖書館聯合會檔案，涉及該會的成立、規章制度、歷次執行委員會及與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署的往來等方面的內容。筆者在此基礎上，結合其他史料寫成《全面抗戰時期大后方地方性圖書館社團探究——以北碚圖書館聯合會為例》[12]一文，探討了該會的成立背景、成立過程、開展活動、歷史評價等，展現了北碚圖書館聯合會的歷史。王阿陶博士在撰寫該書的過程中也曾查閱過重慶市檔案館藏圖書館事業檔案，書中也有相關檔案的利用，但并未出現北碚圖書館聯合會的相關內容。史料的充分挖掘是進行數據統計的基礎，這也給我們一個暗示，民國時期很可能還有其他圖書館社團，需要我們進一步搜集、挖掘相關檔案或原始文獻。

二是關于四川圖書館協會的梳理有欠完整。作者在第109 頁指出：“然而十天以后‘七七事變爆發’，日本開始全面侵華，中國進入全民族抗戰的階段，四川圖書館協會的籌備工作也未能繼續?！睂嶋H上，抗戰爆發后，四川圖書館協會正式成立并開展活動。關于成立具體日期，現已很難考證。但是，筆者在相關資料中找到了四川圖書館協會的信息。1938 年11月27 日至30 日，中華圖書館協會在重慶川東師范學校大禮堂召開第四次年會，四川圖書館協會作為機關會員出席會議。此時四川圖書館協會會址位于成都四川中山圖書館，代表人為陳福洪[13]。也就是說，四川圖書館協會再次成立于1937 年7 月8 日至1938 年11 月27 日之間，會址也從原來的成都市立圖書館遷到了四川中山圖書館。

另外，關于四川圖書館協會存在到什么時候？何時解散？作者亦無提及?？梢钥隙ǖ氖?，四川圖書館協會至少存在至1940 年初。因為在1940 年1 月30 日印行的《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上刊登的《抗戰以后本會會員調查錄》的機關會員中，四川圖書館協會赫然在列，仍然位于成都四川中山圖書館內[14]。這表明，全面抗戰爆發后，四川圖書館協會成立后依托四川中山圖書館運行，館長陳福洪很可能是四川圖書館協會的實際負責人。因為陳福洪熱心圖書館事業，曾創辦四川中山圖書館，并兼任館長，有管理圖書館社團的經歷。1934 年3 月13 日，四川圖書館協會召開成立大會，陳福洪當選為執行委員[15]。1938 年11 月27 日，他還作為四川圖書館協會代表出席中華圖書館協會第四次年會。鑒于四川中山圖書館、陳福洪與四川圖書館協會的密切關系，筆者猜測四川圖書館協會很可能于1944 年解散。因為1944 年陳福洪去世后，作為四川圖書館協會依托的四川中山圖書館隨即解散。當然，這還需要史料進行佐證。作者在梳理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相關史實中大量利用了各類圖書館學專業期刊，而《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是研究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的重要史料，也被作者大量引用。但其中關于全面抗戰時期四川圖書館協會的內容卻未能呈現，說明史料有待進一步挖掘。

三是關于成都市圖書館協會的史實亦不完整。作者考證顯示，1942 年文華圖專成都同學會在春熙路青年會召開三十一年度年會，決議發起組織成都圖書館協會，以加強和推進成都市圖書館工作，“但未有后續訊息”。雖然目前各類史料中關于成都市圖書館協會的記載很少，但還是有跡可循。筆者發現，民國晚期，美國圖書館專家沙本生（Charles Bunsen Shaw，1894—1962）來蓉考察圖書館事業的史料提到了成都市圖書館協會。1947 年10 月，美國圖書館學專家沙本生來華調查戰后中國圖書館復員情況。11 月20 日，沙本生抵達成都。11 月22 日，《新新新聞》報道了沙氏在成都的行程，其中就涉及成都圖書館協會。11 月24 日，沙本生“參觀省市立圖書館及女職校，成都圖書館協會公宴，午后二時請新聞界公開講演?！盵16]這是自1942 年文華圖專成都同學會決定組織成都圖書館協會后關于該協會的報道?？梢?，成都市圖書館協會成立是毋庸置疑的。圖書館社團作為圖書館界的專業組織，負有對外交流的職責，比如此次沙本生來華考察，中華圖書館協會邀請演講。同時，重慶圖書館界為了接待沙本生而成立了重慶市圖書館協會[17]。因此，成都市圖書館協會接待沙氏也表明了該協會是戰后成都地區重要的圖書館社團，積極參與了國際交流。

11 月25 日，沙本生博士參觀結束后與成都市圖書館協會人員合影。對此，1993 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四川省圖書館事業志》中公布了照片，成為我們了解成都市圖書館協會的重要史料（圖1）。

圖1 沙本生與成都圖書館協會人員合影照片

從圖1 可以看出，成都圖書館協會至少有19 位人員。然而，這些內容在《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一書中沒有出現?！端拇ㄊD書館事業志》是研究民國四川圖書館事業的重要參考資料，而作者在梳理成都市圖書館協會時并未參考。由此可見，作者需要加強相關史料的挖掘，這樣才有可能完整地考證成都圖書館協會的歷史。

另外，雖然作者在梳理與研究中華圖書館協會時挖掘了大量的民國期刊、報紙，也利用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有關中華圖書館協會的檔案，但其他檔案館藏中華圖書館協會檔案未被利用。據筆者所搜集的資料顯示，“重慶市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臺北‘國史館’等重要檔案機構所藏民國圖書館事業檔案中就包含部分中華圖書館協會檔案，應大力挖掘與利用，發揮其價值?！盵18]

2.2 史實表述存在錯誤

《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一書中涉及民國時期一些著名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發展重要事件、著名圖書館學人的相關史實，學界已達共識。然而，作者在撰寫的過程中并未注意到一些細節問題，出現了史實表述有誤的情況。

一是關于國民政府決議籌建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的時間有誤。作者在第120 頁考證重慶市圖書館協會時說：“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決定籌建國立羅斯福圖書館，時任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圖博系教授的嚴文郁被委任為秘書長，負責籌建工作?！贝颂幮枰赋龅氖?，國民政府決定籌建國立羅斯福圖書館是在1945 年5 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形成的，而并非是抗戰勝利后。關于這一點，當時一些報刊都有報道。如1945 年《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報道美國總統羅斯?！巴挥谒脑率找阅X充血癥逝世，巨星隕落，舉世同悲。我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五月間在重慶舉行會議，特通過議案一件：為紀念故總統羅斯福，籌設羅斯福圖書館，決議交政府辦理?！盵19]《華北日報》報道，“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紀念美故總統羅斯福先生，曾有設立羅斯福圖書館之決議?！盵20]此外，《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刊》《教育通訊》（漢口）中也有相同內容的報道。不僅如此，當今學者楊玉麟在《民國時期“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研究》一文中考證顯示，1945 年5 月5日至21 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坝梢恍┪幕逃缛耸刻嶙h，會議通過了創設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的決議，旨在紀念剛剛去世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盵21]因此，籌設國立羅斯圖書館的決議是在抗戰勝利前形成的。

二是關于全面抗戰初期中華圖書館協會向國外征募圖書的時間有誤。作者寫道：“抗戰勝利后，袁同禮親見各地公、私立藏書損失巨大，且后方教育文化界人士所需精神食糧迫切，毅然以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名義（時任中華圖書館協會理事長）向歐美各國圖書館協會征募圖書?！贝颂幋嬖趦蓚€明顯的錯誤：（1）袁同禮以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名義向歐美各國圖書館協會征募圖書時間有誤。研究表明，1937 年11月19 日到1938 年1 月21 日，袁同禮以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名義向美國圖書館協、德國圖書館協會、新西蘭圖書館協會、英國圖書館協會、法國圖書館協會致函征書[1]，并不是抗戰勝利后。（2）“抗戰勝利后后方教育”的表述錯誤。因為大后方的概念是相對于戰爭前線而言的，“隨著抗戰的演變而演變，也隨著抗戰的結束而結束”[22]。所以，抗戰勝利后，大后方已不復存在。筆者查閱作者引用的原文：“為抗戰軍興之后，先生目擊各地公私藏書損失之巨，與夫后方教育文化界人士需要精神食糧之切，又慨然以中華圖書館協會名義（先生為該協會理事長）向歐美各國圖書館協會征募圖書?！盵23]引文中的“抗戰軍興后”指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后，不是抗戰勝利后。很明顯，王阿陶博士對原文解讀有誤。

三是關于文華圖專創辦檔案專業教育或中國檔案教育產生的時間有誤。作者寫道：“1941年，他（沈祖榮）在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創辦檔案管理科，此舉為中國檔案學專業教育之創始”。這樣的敘述與史實不符。關于中國檔案學專業教育的發端，學界眾說紛紜，尚有爭論，主要觀點有三種：（1）1934 年秋，文華圖專在教育的支持下設立的檔案管理特種教席被認為是中國檔案教育的起源[24]；（2）有學者根據湖北省檔案館藏文華圖專檔案研究認為，1939 年教育部在文華圖專附設檔案管理科是中國近代檔案教育的開始[25]；（3）1940 年教育部在文華圖專設兩年制的檔案管理?？?，此舉成為中國近代檔案教育的開始[26]。雖然目前，學界關于中國檔案專業教育產生時間未能達成一致。但是，學界多數學者都認為1934 年文華圖專設立檔案管理特種教席是中國檔案教育的起源。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近代中國檔案專業教育肇始于1934 年文華圖專檔案教席普遍為學界所接受?，F有的研究中并沒有中國檔案學專業教育產生于1941 年的說法，更沒有相關資料記載。僅有的記載也是1941 年12 月20 日，教育部同意文華圖專辦理檔案管理短期職業訓練班，次年3 月至5 月正式辦理第一期的消息[27]。從時間上看，文華圖專辦理檔案管理短期職業訓練班時間晚于該校其他形式的檔案專業教育。因此，中國檔案學專業教育開始于1941 年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2.3 引用遣詞出現錯誤

王阿陶博士是一位勤奮的圖書館史研究者，她以堅持不懈的精神，花費長達十年的時間對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的史料進行了系統爬梳，此種學術研究態度難能可貴。然而，可能是時間緊張或是筆誤，行文中出現了一些人名或字詞錯誤的地方。鑒于文章篇幅，筆者按照先后順序列出數端。

（1）51 頁腳注第二個注釋出現人名錯誤，作者把《本市圖書館應辦的幾件事》一文的撰寫者“蕭綱”寫為“蕭綱季”。查閱史料，作者引用的是1934 年《天津市市立通俗圖書館月刊》第2 期“論著”欄目的文章，原文作者為“蕭綱”，并非是“蕭綱季”。

（2）228頁“分類法”下面的一句話說道：“民國時期，尤其是19 世紀20、30 年代，對于分類方法的研究，初步分為辨體與辨義兩大類之間的定奪?！边@里的時間明顯錯誤，19 世紀20、30 年代不是民國時期，應為20 世紀20、30 年代。

（3）232 頁正文第二個引用部分：陳長偉認為杜定友的分類法“保羅新舊學術，簡單精細，易于記憶也?！惫P者查閱1928 年第2 卷第4 期《圖書館學季刊》上陳長偉的《小圖書館組織法》一文進行核對，此句中的“保羅”應為“包羅”，屬于筆誤。

（4）262 頁提到中華圖書館協會歷次年會通過有關通俗圖書館的議案，包括第一次年會通過的《呈請政府講廟宇改設通俗圖書館案》。筆者查閱《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報告》中有關年會的提案發現，陳長偉提出了《呈請政府將廟宇改設通俗圖書館案》，王阿陶博士行文中將“將”誤寫為“講”。

（5）294 頁正文中提到了世界著名探險家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然而，王阿陶博士在支撐引用史料中卻寫為斯文·赫丁。兩處的人名不統一，應是筆誤造成。查閱原文和相關資料，應為斯文·赫定。

（6）343 頁寫道：“美國圖書館協會會長拉爾夫·尤而凡林（Ralph A. Ulveling）特就袁同禮訪美一事致函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以示感謝?！边@句中的人名出現錯誤。筆者查閱《美國圖書館協會感謝袁理事長訪美》一文記載：“美國圖書館協會會長尤爾凡林及執行秘書米蘭姆，為袁理事長訪美事，特致行政院宋院長一函表示謝意?！币虼?，當時美國圖書館協會會長應為“尤爾凡林”，而不是“尤而凡林”。筆者認為王阿陶博士可能該把“爾”的繁體字“爾”誤認為“而”。

《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一書中關于字詞錯誤的地方不止以上幾點，囿于篇幅，這里不再列舉。對于一部數十萬言的著作來說，出現一些字詞錯誤無傷大雅，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讀者閱讀體驗。因此，筆者本著學術研究應精益求精的態度，將書中的一些字詞錯誤指出，希冀對此書的完善有一定的幫助。

3 結語

《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一書是近年來學界整體上研究民國圖書館社團的一部力作。作者以扎實的學術功底和端正的學術研究態度，通過梳理大量史料，系統研究了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的發展歷史，填補了民國圖書館社團整體性研究的空白。該書同時結合圖書館史研究的內史和外史研究范式，提出了一些頗具創見性的觀點和論斷，這對于拓展民國圖書館事業史研究內容、豐富研究方法都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雖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但是瑕不掩瑜，它的出版在中國圖書館社團史研究和圖書館事業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將會產生深遠的學術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