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戰斗力轉化的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建設研究

劉 輝, 武 江, 張 肖

(武警海警學院 軍事訓練系,浙江 寧波 315801)

0 引言

構建“軍隊院校教育固本強基、部隊訓練實踐轉化應用、軍事職業教育拓展提高”[1]的三位一體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基于職能優勢培育人才,是貫徹新時代軍事教育方針,實現人才強軍戰略的重要支撐。戰斗力轉化水平是衡量軍事人才培養質量的基本尺度,是反映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建設水平的重要標準。軍事人才培養體系的建設須緊緊著眼戰斗力轉化這一出發點和落腳點。文章聚焦軍事人才培養戰斗力轉化,立足系統剖析三位一體人才培養作用機理,發掘人才培養規律,量化人才培養效果,完善人才培養措施,對提升有限軍事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推進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 新型軍事人才培養模式與戰斗力轉化因素分析

軍隊院校教育是我軍當前人才培養的主渠道[2],優勢在于學科體系完善、理論積淀深厚、知識人才集中、教學設施完備,對軍隊人才培養效果影響最為深遠。部隊訓練實踐對接軍事理論與技能,實現知識向戰斗力轉化,優勢在于聯系戰場密切、武器裝備真實、作戰氛圍濃厚,是為戰育人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中最直接的環節[3]。軍事職業教育立足提升官兵的崗位履職能力,聚焦使命任務和職業發展需求,依托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實施的新型人才培養方式,優勢在于及時應對軍事領域新變化,學習資源豐富,可以滿足官兵個性化需求[4]。

戰斗力是武裝力量遂行作戰任務的能力。戰斗力的轉化生成過程存在較多深度耦合,轉化效率受較多因素綜合影響。2011版《軍語》將戰斗力要素認定為包括人、武器裝備和人與武器裝備的結合,其強弱取決于人員和武器裝備的數質量、體制編制的科學性、組織指揮水平和管理保障能力、軍事理論和訓練狀況等因素[5];《軍事大辭?！穼鸲妨Φ挠绊懸蛩亓惺緸檐婈爺盗?、政治軍事素質、軍事理論狀況、武器裝備的數質量、體制編制和指揮管理能力、兵員補充和后勤保障力,以及作戰環境因素[6];《社會科學大詞典》將戰斗力影響因素解釋為人員政治質量、軍事素養、文化素養和武器裝備、物資保障等[7]。

綜合現有研究結論,戰斗力影響因素可以歸納為主體因素、客體因素和協同因素。其中,主體因素以人員為對象,是戰斗力轉化的主導因素,主要包括文化理論水平、軍政素質水平、指揮管理能力、專業技術能力;客體因素以事物為對象,是戰斗力轉化的物質基礎,主要包括武器裝備數質量、體制編制科學性、物資保障數質量和作戰環境適宜性;協同因素包含人員與武器裝備等要素在戰斗力轉化過程中的有效結合及所產生的協同效應,主要受軍事人才使用質量的影響。戰斗力轉化方面,主體因素經過一定時間延遲作用于客體因素,客體因素狀態反作用于主體因素和協同因素,并產生協同效應影響戰斗力水平。聚焦戰斗力轉化的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應以主體因素能力建設作為重點,同時關注協同效應的生成和轉化。

2 聚焦戰斗力轉化的軍事人才培養結構分析

2.1 軍事人才培養機理分析

2.1.1 主體因素分析

戰斗力轉化主體因素包括文化理論水平、軍政素質水平、指揮管理能力和專業技術能力。文化理論水平是軍事人才培養的基礎,是戰斗力轉化協同效應產生的基石,對其他主體因素產生正溢出效應。文化理論水平提升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依托系統的學科專業體系實施學歷教育,二是依靠軍隊院校實施脫產任職培訓,三是借助在線資源實施軍事職業教育。軍政素質包含軍事和政治兩個方面,需要長期日常養成,一方面可以通過軍隊院校教育“固本強基”,系統強化思政課程和軍事訓練,培養學習新理論、解決新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發揮部隊訓練實踐“以訓育人”的職能優勢,輔之以部隊管理實踐,潛移默化中提升軍政素養。

指揮管理能力需要較強的專業功底和實踐經驗,更多依賴于在實戰實訓任務中積累經驗并提升水平。因此,完善軍隊院校教育實訓演練科目及模擬連隊機制建設,利用部隊訓練實踐聯系戰場密切的優勢,以實現指揮管理能力有效提升。專業技術能力具有較強的理論和操作屬性,伴隨技術的更新迭代與時俱進,可以依托軍隊院校教育規范的專業、課程、教材體系和師資力量系統培養,掌握專業基礎理論,強化實教實訓效果,并通過部隊訓練實踐提升動手操作能力。此外,還可以依托軍事職業教育靈活滿足官兵對新技能的個性化培養需求。

2.1.2 協同因素分析

戰斗力轉化協同因素通過主體因素與客體因素有機結合,在實戰運用中產生協同效應,直接作用于部隊訓練實踐環節。由于客體因素在短期內狀態相對靜止,結合研究目的,文章將協同因素的探究邊界限定于主體因素作用范疇,即主要受軍事人才使用質量的影響,并將客體因素產生的協同效應界定為外生變量或常量。軍事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并重,二者相輔相成,共同影響協同因素,構成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建設的主要內容。軍事人才使用質量是反映協同效應的核心指標,是聯接主體因素與客體因素的橋梁和催化器,受軍事人才輸送質量、軍事人才使用效率、軍事人才再培養力度和軍事人才激勵機制等因素的綜合影響。

首先,軍事人才輸送質量是產生協同效應的基礎因素。軍事人才輸送質量寄寓于主體因素,間接作用于協同因素,并進一步影響人才使用效率和再培養力度。其次,軍事人才使用效率是影響協同效應水平的關鍵因素?！叭吮M其才,物盡其用”作為資源效益發揮的基本規律,部隊訓練實踐中能否科學高效的使用人才,是主體因素與客體因素價值向戰斗力轉化的關鍵所在。軍事人才使用效率狀況進一步影響部隊再培養力度和人才流失水平。第三,軍事人才再培養力度可以有效彌補人才輸送質量或使用效率的不足,更好的提升部隊訓練實踐中官兵崗位履職能力,但受教育時間、教育地點、資源投入、在崗戰備、工作強度等條件的約束。最后,軍事人才使用效率和考評晉升狀況會影響人才流失水平,科學的軍事人才激勵機制可以激發官兵獻身國防的動力,提升軍事人才使用效益。聚焦戰斗力轉化因素的人才培養機理如圖1所示。

圖1 聚焦戰斗力轉化因素的人才培養機理

2.2 軍事人才培養結構分析

厘清戰斗力轉化人才培養層次結構是完善人才培養體系建設的重要前提?；趹鸲妨D化與人才培養影響因素分析,將客體因素界定為外生變量,主要考慮主體因素和協同因素的影響關系及層次結構,采用解釋結構模型實施層次分析和結構優化[8]。根據模型算法及前文關系分析,確定14項要素如表1所示。依據要素二元鄰接關系計算可達矩陣K,kij表示i到j之間是否存在直接或間接通達的路徑,存在則值為1,否則為0。

表1 聚焦戰斗力轉化因素的人才培養結構模型要素

根據可達矩陣K,計算模型可達集R、先行集A,以及交集R∩A,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R表示被指定要素影響的因素集,A表示影響指定要素的因素集,R∩A表示相互影響的因素集。以交集和R相等的要素為最高層,將其劃去并重新比較,直至完成所有要素的層次劃分。

表2 模型可達集、先行集與交集一覽表

對行元素和列元素重新進行排列,得出模型層次化結構矩陣,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層次化結構矩陣表

根據模型層次化結構矩陣數據,14項要素共劃分為7個層次。由于A7在主體因素中處于更加基礎地位,故與A8劃分為了兩個不同層次,但考慮到二者在培養渠道與戰斗力轉化方面的相似性,歸并為同一層次;此外,A14在文章研究中界定為外生變量,將其在體系中單獨列示。優化后的模型共形成六個結構層次,如圖2所示。

圖2 聚焦戰斗力轉化因素的人才培養結構層次圖

3 聚焦戰斗力轉化的軍事人才培養效度分析

3.1 主體因素培養效度分析

戰斗力轉化主體因素以人員為主要對象,是能動性最強的要素,通過軍事人才輸送質量影響戰斗力轉化水平。其中,文化理論水平和軍政素質水平積淀時間長,影響程度深;指揮管理能力和專業技術能力屬于顯性因素,提升相對較快,轉化成效明顯?；趹鸲妨D化效度,采用專家綜合評價法,構建主體因素判斷矩陣并進行量化分析,相關數據如表4所示。

表4 基于戰斗力轉化的主體因素效度分析

數據顯示,指揮管理能力權重及靈敏度均居于首位,說明在以生長干部、現職干部和士官為主要對象的培養實踐中,指揮管理能力的需求性和緊迫性最強。專業技術能力占比28.63%,靈敏度0.3122,說明技術同樣是重要戰斗力,在我軍武器裝備等大量技術崗位發揮著關鍵作用。軍政素質水平占比18.20%,靈敏度0.1750,說明了軍政素質水平是戰斗力轉化的重要基礎,對轉化效率起著“催化”作用,但由于人員軍政素質提高需要在實踐中長期磨礪和經驗積累,其靈敏度水平偏低。文化理論水平占比9.69%,靈敏度0.1127,反映了當前存在一定程度理論與實戰脫鉤的培養現狀,外加該要素的間接性和隱匿性,其權重和靈敏度偏低,應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注重文化理論知識的前沿性和實用性,理論聯系實戰。

3.2 協同因素培養效度分析

戰斗力轉化協同因素處于軍事人才培養體系結構的較高層次。其中,軍事人才使用質量是反映協同效應水平的核心指標;軍事人才輸送質量銜接主體因素,是影響協同效應水平的基礎性要素;軍事人才使用效率、再培養力度和激勵機制是影響協同效應水平的管理性要素。量化各協同因素對戰斗力轉化的效度,可以為人才培養體系建設指明方向。文章采用專家綜合評價法進行效度評估賦值,構建協同因素判斷矩陣并進行量化分析,相關數據如表5所示。

表5 基于戰斗力轉化的協同因素效度分析

數據顯示,軍事人才輸送質量占比55.46%,說明優秀軍事人力資源輸送更易在實踐中產生效益,反映了軍隊院校教育對戰斗力轉化的重要意義。軍事人才使用效率占比25.77%,說明“用好人”是產生協同效應的保障,凸顯了部隊訓練實踐在戰斗力轉化中的重要職能,應加強部隊“以訓育人”機制的建設。軍事人才再培養力度占比12.38%,說明針對崗位需求實施再培養可以有效促生戰斗力,印證了“聯教聯訓”機制的必要性。軍事人才激勵機制占比6.39%,說明高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是激發官兵戰斗力的重要手段,應更加注重軍事人才培養和使用過程中的人事管理工作。軍事人才使用效率與激勵機制具有較高靈敏度,分別為0.3252和0.3183,原因在于二者處于戰斗力轉化的直接環節,邊際投入更容易產生顯性效果;軍事人才輸送質量與再培養力度靈敏度分別為0.1363和0.2202,水平相對較低,根源在于二者間接作用于戰斗力轉化,具有一定時間延遲,屬于隱性因素,但并不能否定二者的重要性。

4 聚焦戰斗力轉化的軍事人才培養仿真驗證

4.1 軍事人才培養仿真模型

檢驗戰斗力轉化影響因素的合理性、軍事人才培養結構和措施的科學性,以及改變關鍵要素水平值對戰斗力轉化效度的影響程度,可以有力支撐優化措施。以三位一體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和培養措施為輸出源,以戰斗力轉化水平為系統目標值,并考慮重要中介因素的影響構建系統動力學模型實施仿真驗證。模型共選取納入系統邊界的研究變量28項,形成6條主要的負因果回路。模型因果關系如圖3所示。

圖3 聚焦戰斗力轉化的軍事人才培養仿真因果關系圖

模型共設置狀態變量10項、速率變量12項、輔助變量6項,存量流量圖如圖4所示。根據當前部隊實踐,選擇以4年作為培養平均時長,以月份作為仿真步長,將模擬時間設置為100個月。

模型主要代表性狀態變量及速率變量方程式設置如下(相同結構變量不再列示):

文化理論水平=INTEG(學歷教育效度+任職培訓效度+在職教育效度,0)+軍事人才再培養力度×0.2202×0.1127。

學歷教育效度=IFTHENELSE(軍隊院校教育×0.1127×0.2663-軍事理論水平≥0,軍隊院校教育×0.1127×0.8571/48-軍事理論水平/48,0)。

圖4 聚焦戰斗力轉化的軍事人才培養仿真存量流量圖

軍事人才輸送質量=INTEG(文化理論水平×0.0969+專業技術能力×0.2863+軍政素質水平×0.1820+指揮管理能力×0.4348-軍事人才輸送質量,0)。

軍事人才使用質量=INTEG(軍事人才輸送質量×0.5546+軍事人才使用效率×0.2577+軍事人才激勵機制×0.0639+軍事人才再培養力度×0.1238-軍事人才使用效果,0)。

實戰經驗積累=INTEG(軍事人才使用質量×軍事人才再培養投入-部隊訓練實踐經驗,0)。

戰斗力轉化水平=INTEG(軍事人才使用效果×LN(實戰經驗積累)×LN(1-軍事人才流失水平)-戰斗力轉化水平,0)。

4.2 軍事人才培養仿真驗證

模型采用對比仿真的方式,驗證核心參數變化對系統的作用。對比仿真數據分為Current組和Contrast組,前者參照部隊當前實際作為取值依據,后者以目標優化為取值依據,主要輔助變量及常量賦值通過文章量化數據及專家評估獲得。部分對比數據如表6所示。

表6 聚焦戰斗力轉化的軍事人才培養對比仿真參數賦值

對比仿真過程通過VENSIM軟件實現,截取部分運行結果如圖5及圖6所示。

圖5 指揮管理能力培養對比仿真

圖6 軍事人才再培養力度對比仿真

4.3 軍事人才培養仿真結論

聚焦戰斗力轉化的人才培養體系結構及核心參數對比仿真,證實了以下結論:

第一,以文化理論水平、軍政素質水平、專業技術能力和指揮管理能力作為核心指標,衡量戰斗力轉化主體因素水平及軍事人才輸送質量,具有較好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第二,以軍事人才輸送質量、使用效率、再培養力度和激勵機制作為核心指標,衡量人力資源因素在戰斗力轉化過程中產生的協同效應水平,具有較好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第三,證實了學歷教育、任職培訓和在職教育方式對提升文化理論水平的效果和效率;證實了思政課程、軍事訓練和部隊實踐方式對提升軍政素質水平的效果和效率。

第四,證實了實訓演練、實戰經驗和模擬連隊方式對提升指揮管理能力的效果和效率。

第五,證實了院校教育、實操演練和技能更新方式對提升專業技術能力的效果和效率。

5 三位一體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建設措施

5.1 優化軍隊院校教育人才培養結構和建設方向

院校教育是軍隊人才培養的主渠道。在影響戰斗力轉化的主體因素中,學歷教育與任職培訓的實施,軍事訓練、實操實訓、模擬連隊的管理,以及專業、課程、教材、師資等教育資源的建設,均依托并貫穿于軍隊院校教育建、教、學、練、考全過程,取決于實戰化教學效果。軍隊院校教育當前仍存在一定程度與實戰需求脫鉤現象,是制約人才培養效果的瓶頸。因此,以實戰需求為導向,實施軍隊院校教育的“供給側”改革,優化培養結構和建設方向,是推進人才培養體系建設的重要措施。一方面,以實教實訓為著力點,聚焦實戰需求改革專業、課程設置和師資、教材建設,統籌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規劃,擴充作戰需求內容,降低重復交叉比例,提升實操實訓效果,優化院校教育結構;另一方面,以聯教聯訓為牽引,讓院校教育走出去、將部隊訓練引進來,貼近實戰環境,關注實戰需求,發揮訓練基地作用,創新聯教聯訓機制,注重理論講授與實戰運用相結合、實操演練與實戰環境相結合、考核驗收與實戰標準相結合,把握院校建設方向。

5.2 完善部隊訓練實踐人才培養機制和建設質量

人才培養是軍隊院校和用人單位的共同責任。部隊是接收人才輸送、發揮人才效益、實現戰斗力轉化的直接主體,是實戰經驗積累效率最高的渠道。當前部隊訓練實踐存在較為明顯的重使用輕培養現象,將人才培養視為院校一家之事,忽視了自身義務。三位一體培養體系建設,應完善部隊訓練實踐人才培養機制和建設質量,落實用人單位共同培養責任,用訓結合,促使院校知識向部隊戰斗力轉化。一方面,部隊應完善人才使用機制,區分指揮、參謀、戰斗、科技、保障等人才類型[9],優化決策層、管理層、執行層和操作層人員結構比例,適崗而用,知人善任,各司其職,構建科學合理的人才梯隊;另一方面,部隊應完善人才培養機制,善于用人更善于培養人,根據人才輸送質量、使用效率和崗位需求,合理確定送培比例,制定科學的輪崗輪培機制,用訓結合、以訓育人,使軍事人才在部隊實踐中迅速成長。此外,部隊還應完善人才激勵機制,建立公正高效的等級評定、資格認定和考評晉升制度,形成良性的內部競爭機制,激發人才的進取心和創造性,把優秀的人選出來、用上去。

5.3 提升軍事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深度和建設廣度

軍事職業教育與軍隊院校教育相輔相成,是三位一體人才培養體系的有益補充。依托軍事職業教育豐富的共享資源、靈活的學習方式和知識更新速度,對滿足在職官兵多樣化的文化理論和崗位技能培養新需求,效果明顯。當前部隊軍事職業教育資源多由各大院校和科研機構建設和更新[10],形成龐大的在線教育資源庫,對部隊、院校、科研機構等單位均起到了相互借鑒、相互促進的良性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著建設深度不足,建設主體單一,簡單把課堂教學壓縮錄制“搬上”網絡等問題,應進一步提升軍事職業教育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一方面,可以利用現代化信息技術手段和平臺,將不易或不便在院校課堂實施的教學項目,建設成為優質網絡課程;另一方面,創新人工智能及虛擬技術,為實操性技術課程研發和加載仿真程序,供學員在線演練,以提升線上的實教實訓效果。此外,創新問題牽引式反向建設機制,變“先教后學”為“先問后答”,由部隊將作戰訓練中遇到的現實難題錄制成網絡資源,供各單位或專家共享并研究上傳解決方案,切實提升軍事職業教育的廣度、深度和實用性。

6 結語

三位一體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建設事關人才強軍戰略大局。文章聚焦影響戰斗力轉化的主體因素和協同因素,探究了人才培養規律及人才培養模式。同時,武器裝備等客體因素也是影響戰斗力生成及人才培養策略的重要因素,考慮文章研究邊界限定,暫將其界定為外生變量,未展開深入挖掘,有待進一步拓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