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的歷史生成邏輯與啟示*

廖上蘭,管曉琴,李然越,謝 瑩,劉啟帆

(1.贛南師范大學 體育文化研究基地,江西 贛州 341000;2.于都縣教育科技體育局,于都 342300)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1].可以說,歷史,永遠是今天與昨天的對話;關于歷史,應該常讀常新.此外,馬克思主義歷史闡釋理論認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2].為此,再次以馬克思主義歷史闡釋理論對我國學校體育的核心理念進行重新梳理,一方面,有助于研究者超越單一文本分析方法,從歷史的過程來考量我國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的形成、發展及流變的深層次結構因素,諸如社會制度、經濟體制、政治文化、價值觀念以及國家教育宏觀目標等;另一方面,有助于從價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的角度提供更開闊的分析視角,以更好地理解學校體育核心對體育教育的指導意義和社會認知;再者,有助于研究者深度考察學校體育改革的歷史現狀、政策演進、課程改革和現實困境,探究學校體育改革與創新頂層設計的動力因素.

學校體育發展需要歷史智慧.以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國家教育目標的歷史演進的考察為基礎,對我國學校體育“增強體質”和“健康第一”核心理念的形成、演變進行重新梳理,對我國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的形成與演進的歷史邏輯進行考察,希望呈現不同研究視角與學術思想.在學校體育“怎樣培養人”的問題上,學校體育工作者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的同時,也面臨著似乎難以痊愈的“痼疾”,如“學生上了12年的體育課,卻沒有掌握一項運動技能”“學生喜歡體育,但是不喜歡體育課”“我國學生體質健康水平30多年持續下降”等成為學校體育改革的“歷史遺留”,其根源在于早期以“運動技能”“增強體質”“體育興趣”等體育教育觀念的提出,某種程度上存在目標搖擺不定、“二點論”或“不定論”的問題,在學校體育的實際工作中無法擺脫“盲目性”和“低效性”的困擾.

1 學校體育兩大核心理念的形成

1.1 “增強體質”核心理念

關于“增強體質”核心理念的歷史演變,既有受國內政治因素影響,又與國際息息相關.一是1950年毛澤東同志針對建國初期學生身體健康存在的諸多問題,給時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的回信中指出:“此事宜速解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3]此后,1951年的《體育鍛煉標準》以及華東局的報告都提出:“學生體質孱弱,患病者很多,是由于未能很好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之原則,并建議減少正課時間,照顧學生健康需要”,當時,毛澤東批示“這是正確的”[4];二是毛澤東于1952年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從而明確了新中國體育事業的根本目的和發展方向,推動了我國學校體育的發展,之后便確立了我國學校體育的基本目標:“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增強體質,并對學生進行道德品質的教育,使他們能很好地完成學習任務,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國家”[5].

當然這一時期所提之“增強體質”與“健康第一”無論內涵還是外延的認識都具有時代局限性.“健康第一”的提出,最初是基于建國初期學生體質羸弱,旨在減輕學生負擔,并增進學生的生物意義上的身體健康,在具體內容方面是為“勞衛制”學校體育制度服務的,“體質健康”為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服務,重視國民素質和體質健康水平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在精神及意識形態層面強調學校體育為國家政治、國防服務.就其歷史地位而言,具有承上啟下的里程碑意義,開啟了新中國學校體育認識的新篇章,是新中國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的歷史源泉.

如果將近代以來我國學校體育發展視為一個歷史時段,《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體育卷)》(2001)將我國近代學校體育大致分為六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清末、民國期間、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文革期間、改革開放初期以及深化改革時期.[6]清末學校體育主要圍繞“強國、健體”開展,其學校體育形式以兵式體操為主;民國期間由于日德的戰敗,我國學校體育教育轉而學歐美,其思想從軍國主義向實用主義轉換,具體表現在“教育即生長”“以兒童為中心”“從興趣出發”“個性自由”等幾個方面;1954年國家體委頒布的《勞衛制》則直接體現當年毛澤東同志關于增強人民體質的核心理念,并于1961年出臺實施的《青少年體育鍛煉標準》使我國對青少年體質和體能的測定有了指標依據;此后,無論是1978年《教育部、國家體委、衛生部關于加強學校體育、衛生工作的意見》所指出的:“一個學校體育、衛生工作搞得好不好,最根本的一條是看學生的體質是否有所增強”,之后的“揚州會議”“西安會議”都貫徹了這一理念,截至1990年《學校體育工作條例》條例頒發:學校體育應以“增強學生體質”為主,并以“學生體質”是否增強作為檢驗學校體育工作的重要標準,就此“增強體質”思想成為我國學校體育核心理念.

事實上,1990年所提出的“增強體質”核心理念與1952年的“增強體質”思想發生了內涵式的變化.“增強體質”回歸到“身體”,回歸到體育健身價值.從概念史視角看,社會環境與社會語境促使“增強體質”概念內涵的變化.這也解釋了直至199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大會召開并提出“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國家教育目標以后,圍繞實現“素質教育”,無論是學界還是國家層面都隱隱感到“增強體質”思想無法完全適應新的人才培養要求和社會全面發展的要求,“健康第一”核心理念的提出成為歷史的必然,這也標志著學校體育由單純體質或健康的生物性目標轉向以實現體育素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更加注重學校體育教育錘煉意志、塑造品格的功能與價值,“學校體育思想觀念在歷經傳統向現代演化的過程中,逐漸表現出‘道德-精神’一體的哲學形態”[7].

1.2 “健康第一”核心理念

一般而言,往往將“體質”與身體素質放在一起理解,認為二者高度相關,并將身體素質的強弱,用作衡量一個人體質狀況的重要標準之一,如“身體素質是人體活動的一種能力, 指人體在運動、勞動與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力量、速度、耐力、靈敏及柔韌等人體機能能力”[8]“身體素質是指在神經系統控制下, 運動時肌肉活動所表現的能力.這種能力分為速度、力量、耐力、靈敏、柔韌等”[9]“身體素質是一個人體質強弱的外在表現”[10],《“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的提法也是:“提高全民身體素質”[11],張洪潭將體質論與技能論之爭視為百年來學校體育思想觀念系統之基本矛盾指出:“學校體育界一向就有兩大思潮的紛爭,一種‘體質派’;另一種‘三基派’.”[12]基于體質技能結合論,運用互補原理所提出的技術健身論以補足學校體育思想觀念中的單純的體質思想和技能思想的不足.

然而,自2000年以后“增強體質”或“體質”一詞,在我國中小學學校體育課中運用的越來越少,但國家組織的國民體質健康測試還是繼續沿用了“體質”這一概念,將其作為國民身體素質的重要測量指標,在筆者理解,為何增強體質或者原來體育課程的體質目標任務逐漸淡出了“課標”的一個重要的潛在原因或許是多年的學校體育教育改革、體育與健康課程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并沒有阻止“我國學生體質健康水平30多年持續下降”[13],并還帶來了另外兩個問題:學生喜歡體育不喜歡體育課;12年體育課未能掌握一項體育運動技能.這作為纏繞在學界的一個“悖論”一直未能解決.事實上,單純地將學生體質下降歸結為體育的問題,學校體育、體育教育將不可避免地成為“體質”問題的“替罪羊”,從而忽視體育在人格塑造、道德培育、創新精神、全面發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價值.為改變以上狀況,從實踐層面試圖通過改變舊有的體育課程模式推動學校體育改革創新,既實現與國際“教改”發展潮流接軌也適應國家實施“素質教育”的時代要求,又呼應國家宏觀政策以及國家教育目標的要求,我國學校體育界將學校教育“健康第一”指導思想引為學校體育核心理念.

整體而言,我國學校體育思想觀念經歷了從“鍛煉體格,增進健康”到“增強體質”再到“健康第一”等3次重大轉換.從具體實踐來看,還可以從近年來學校體育根本任務、價值取向等方面的變化得到相關佐證,尤其是學校體育“健康第一”核心理念得到普遍認同以來,進一步成為新一輪學校體育改革的“風向標”.從學校體育思想觀念的歷史演進過程來看,“健康第一”指導思想在學校體育中的貫徹落實,相對完美地將運動、健康、快樂與學生的身體、心理以及社會適應相結合,符合當前學校體育發展規律,又避免多種思想相互沖突,造成學校體育思想觀念混亂不利于學校體育深化改革局面,充分協調與中和了各種思想之間的矛盾.

時至今日,在實務與理論層面還存在一定的爭議,如熊文指出:“(學校) 體育與健康關系定位不當導致學校體育對健康的僭越.‘健康第一’作為學校體育指導思想具有衍生性、同質化、自上而下導出和放大化的取向, 應與學校教育‘健康第一’指導思想做出必要的區分”[14],為此,我國學校體育改革以“健康第一”為核心理念體系的建構還將是一個在實踐中逐漸充實和完善的歷史過程,“健康第一”并不是對“增強體質”的歷史否定,而是讓學校體育與學校教育“對接”,讓體育教育回歸到人的生命本體,在運動中體驗自身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同時也是進一步實現學校體育在“發展學生核心素養”中的獨特功能與價值.

2 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生成的歷史邏輯

“增強體質”與“健康第一”二者在觀念的形成及內核等方面雖自成體系,卻又并非完全獨立,呈現相互交叉、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2000年開始的“第八次”體育與健康課程改革成為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的重要“轉折點”,此前基本上貫穿了“增強體質”思想,此后“健康第一”思想深刻影響著學校體育領域的教育實踐、課程與教學、目標設置、評價體系等.為此,不禁要思考一個問題:“增強體質”和“健康第一”何以成為我國學校體育核心理念.對此問題的理解,將有助于在實踐中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要樹立健康第一的教育觀念,開齊開足體育課,幫助學生在體育鍛煉中享受樂趣、增強體質、健全人格、錘煉意志”[15]的新時代學校體育指導思想,為增進學生的身心健康,提升學校體育的地位,更好地解決當前學校體育改革中所遇見的“困境”尋找“出路”.

2.1 體育救國: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生成的邏輯起點

為了追溯我國近70年來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的形成,筆者又重溫了毛澤東1917年發表于《新青年》的《體育之研究》,并試圖以此為起點,探討我國當代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的歷史淵源,該文的開篇即開宗明義地指出:“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并指出當時的體育教育存在“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無效”的問題,中國進入20世紀以來,積貧積弱的國家并沒有因為軍閥統治時代的到來而得到改善,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后,清政府改革派由學“西洋”轉而學日本,而在中日甲午海戰的前一年的冬天毛澤東生于韶山沖.1910年秋,17歲的毛澤東抱著“學不成名誓不還”決心走出了韶山,來到東山高等小學堂,該學堂是當時的新式學校,此后毛澤東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又于1913年春,就讀湖南第一師范;1916年毛澤東為“游學”經常從長沙城步行60多公里去板倉楊家,并在此期間與“八拳”拳師柳午亭有過交集,柳午亭時任湖南大學體育教授,主要從事體育和武術理論研究.而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也正是在這段時間撰寫完成,并于1917年4月1日刊發在《新青年》上.從這一段歷史可以看出,毛澤東早期的體育思想與其在新式學校的求學歷程以及楊昌濟教育思想密不可分.

據資料顯示,楊昌濟的體育思想主要源自于日本、德國的體育教育思想,并提出了教授、訓練、養護的“三位一體”的教育方法,倡導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強調知行統一,注重實踐,反對空談,并提出:“一個人是否擁有勇毅的精神和堅忍的意志取決于他是否有一個強健的體魄,體育真正的目的是增強體質、促進人的身心全面發展.”[16]這些思想在《體育之研究》中都有所對應與體現,其所指之“武風”,即“尚武精神”,認為中國飽受列強欺壓、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國民體質不強,從而認為“國要強,則民必壯”,“民要壯必須崇尚武風,動員民眾經常參加體育活動,主張學校教育應德、智、體并重”[17].

毛澤東青年時期的《體育之研究》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體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是新中國學校體育思想之濫觴.其對當時學校體育中存在的問題所進行的批判,并指出當時學校體育中兵式體操及體育教師所存在問題:“故愚觀現今之體育,率多有形式而無實質.”[18]提出解決的方案:“浪橋所以適于航海,持竿所以適于逾高,游戲宜乎小學,兵式宜乎中學以上,此應諸方之用者也.”[18]與當前上海等地所實施的“小學體育興趣化、初中體育多樣化、高中體育專項化”可謂是一脈同源。為此,以其致力于開發體量龐大的體育與健康課程內容以及體育、游戲等項目,不如將學校體育課程中的基礎項目做扎實,減少“花架子”,著重學生的身體素養的養成和“基本功”訓練,在教學中應注重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2.2 體育利國: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生成的歷史經驗與教訓

“歷史制度主義認為,制度在特定重要事件影響,而歷史‘轉折點’上斷裂現象,導致行動者調整或改變原有制度.”[19]而我國學校體育思想的發展也同樣經歷了這樣的轉折和斷裂.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全盤蘇化”“非蘇聯的東西不教不學”背景下,“重教輕學、重技能輕體能”的體育教育理論體系初步建立,對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校體育思想持完全否定態度.1956年國家體委公布了《勞衛制條例實施細則草案》,它是“體育教育制度的目的是向勞動人民進行全面的體育教育,培養健康的、勇敢的、樂觀的祖國保衛者和社會主義建設者.”[20]為配合“勞衛制”的貫徹執行,同年我國頒布了《小學體育教學大綱》、《中學體育教學大綱》和《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教學大綱(草案)》.從此,我國學校體育思想正是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無產階級革命綱領成為國家綱領,毛澤東、惲代英等學校體育思想得以在新中國的土地上貫徹實施,學校體育為增強社會主義接班人和建設者的體質思想得以初步確立.

此后,十年文革期間,在極左思想的煽動下,所有的學生都“停課鬧革命”,學校教學秩序蕩然無存;“文革”中、后期學校體育雖有所恢復,但在整個動蕩的大時代背景下,體育教學被極度扭曲,學校體育在動蕩中茍延殘喘.[21]我國學校體育思想發展出現了斷裂,但也為學校體育思想的“轉型”提供了歷史經驗與教訓.

隨著文革的結束,西方先進學校體育思想的逐步被引入的同時,1978年學校體育“本土化”思想逐步形成,如《學校體育學》的誕生,標志著具有中國特色的學校體育思想的形成.從1978年到1999年是我國學校體育思想進入“多元化”發展時期,各色思想可謂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期間為契合國家“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宏觀教育目標,國家教育委員會于1990年發布了《學校體育工作條例》其目的是為保證學校體育工作的正常開展,促進學生身心的健康成長,明確了學校體育工作的基本任務,成為20世紀我國學校體育改革的重要指導.但在市場經濟體制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圍繞實現“經濟效益”這一目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為家長和老師對孩子的諄諄告誡,高考“指揮棒”效應逐漸顯現;在“為了改革”驅動下,學校體育思想領域涌現了技能教育、體質教育、快樂體育、終身體育、主動體育、和樂體育、成功體育、挫折體育等“眾多”思想,在實踐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對當時“體質問題”的應對卻顯得力不從心.

2.3 體育強國: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生成的新動力

本質而言,學校體育兩大核心理念“增強體質”“健康第一”的內核在于對“體魄”與“精神”的辯證關系的認識,關于二者的關系,毛澤東同志在青年時期就認識到:“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茍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17]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培養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問題”,還一再強調:“奮斗精神,奮斗不能僅憑理想、境界,同樣重要的是,要有‘野蠻體魄’作為載體.”[22]并進一步指出要通過體育運動磨練意志,鍛煉品格.雖然二者所賦予的時代精神有所不同,但以“健康第一”為統攝的核心理念并沒有變,就其社會地位而言,也從“民間”思想走向了國家主導思想,成為我國當前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當年毛澤東同志所提之“體育救國”在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又賦予了該思想予新的意義,即體育可強國,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少年強中國強,體育強中國強”,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新的偉大時代,必然催生學校體育新思想.

為了打破“應試教育”所帶來的教育“弊端”,1999年6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明確指出應切實加強學校體育工作,使學生養成體育鍛煉的習慣;[23]2001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進一步指出學校體育工作要貫徹“健康第一”的思想.[24]為落實以上相關文件精神,促進學生全面發展,2001年開始的“第八次體育課程改革”將體育課更名為“體育與健康課”算是一條“曲線改革”之路,“健康第一”被定為體育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健康”成為此次改革的關鍵詞;同時“重溫”了毛澤東同志說的“健康第一、學習第二”.“健康第一”意味著重新回歸體育教育本身,一方面,“健康”概念在學校體育改革(特別是體育課程改革)中的運用很自然地超越了“傳統”的體質、三基、身體素質等而一躍成為體育課程改革最核心的概念;另一方面,強調“大健康”概念規避了學界多年來“增強體質”還是“掌握技術”的課程目標爭議,容易在學校體育界達成共識.[25]也逐漸改變了長期以學生“體質為中心”的“單向度”知識與技能傳授,轉而對學生的“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適應健康”三維健康模式的培養,并為當前的發展學生核心素養奠定了理論基礎.

事實上,正因為體育對“健康”具有特殊價值,學校體育“健康第一”核心理念才在2000年后開始逐步確立的并延續至今,但其內涵和外延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最初只是針對“體質教育”思想所具有的局限性而提出的一個寬泛性教育理念,直至今天以享樂為起點的,以增強體質為手段的,以德育為基礎,以育人為根本目的“四位一體”的學校體育教育目標體系的形成,學校體育成為“立德樹人”的重要手段,即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在培養奮斗精神上下功夫,培養學生勇于奮斗的精神狀態、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做到剛健有為、自強不息.”[26]明確要求將“立德樹人”融入到體育教育的各個環節的任務目標,這是學校體育回歸教育、回歸育人的本質屬性的具體要求,也是學校體育所應體現的“德”的具體內容,既包含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也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展現,在學校體育中通過培養學生學科核心素養以實現,可以視為學校體育“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修身成人的實踐過程,成為推動我國學校體育改革向縱深發展的新的動力.

3 我國學校體育核心理念歷史演進的當代啟示

新中國70年來我國學校體育思想觀念呈現出階段性、多樣化的發展特征,其主要由兩大主要因素所決定:一是我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變遷的影響;二是實現國家教育目標的需要.當然也不排除諸如新的教育觀念的引入、生物發展觀等的觀念變化所帶來的學校體育思想觀念的變化.就整體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學校體育思想觀念經歷了一個從“學外來”到“用外來”到“自創”的發展歷程.“學以致用”固然重要,但在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立德樹人”這一新時代宏觀教育目標的要求下,創新發展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中國的問題必須落實到我國實際國情,并結合歷史傳統,更加充分地發揮優秀傳統文化在學校體育思想觀念中的重要作用,如潘瑞成所認為的:“學校體育教育道德缺場補償需要構建崇高的道德生命、博愛從善的道德倫理、公平正義、社會大同的道德意識,學校體育精神價值追求與重塑應當從培育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克己復禮為仁’的精神形態,以及樂觀豁達的自信精神等方面入手”[7].由此可以看出,從學校體育核心理念從“增強體質”到“健康第一”的歷史演進,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全面發展”目標的回應,也是“修身成人”的體育“德育”的回歸.

為此,當今的“健康第一”核心理念不是對過往的簡單重復,而是在經歷了過往如“階級斗爭為綱”、“單純的體質中心論”等階段之后的歷史經驗與教訓的總結和升華.“健康第一”既是當前學校體育核心理念,也是學校教育的目標任務的具體體現,更是適時地引為學校體育的目標任務.為此,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由“增強體質”向“健康第一”過渡是思想的進步,但同時也應注意樹立合理的價值追求,即充分發揮學校體育在提高學生體育素養的同時,更加關注學校體育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關注生命為核心,培養學生的體育興趣,在體育課程與教學過程中應既不過渡熱衷于對運動量、運動強度等指標的追求,也應防止對學校體育教育的功能和價值認識的擴大化.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夢想,都對全面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全面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提出了迫切要求.”[27]為此,學校體育思想理念貫徹國家意志不僅僅體現在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上,更重要的是解決“立德樹人”的根本問題,即“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的時代命題,以實現學校體育教育以育人為宗旨,體育回歸育人的目標,就此而言,貫徹國家意志不是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相對立的“利維坦”式的強制力,而是相輔相成的推動力.[27]

從歷史的維度看,我國引進西方現代體育進而在20世紀早期推行學校體育教育,其根本目的在于“強國強種”,在于對國民體質不斷下降的“病夫”的恐慌當中的一種自覺與醒悟,正如威靈頓公爵一樣,相信滑鐵盧戰役實際上是在伊頓賽場上打贏的,早期中國人對體育的理解與美國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念有共通之處,與今天所理解的游戲、娛樂等相去甚遠,以培養“尚武精神”為核心目標成為更早的學校體育目標,例如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所提到的:“然則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28]為此,學校體育“增強體質”思想與“健康第一”思想二者并不矛盾.

4 結論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關系以及社會結構的不同,導致學校體育思想必須為不同的階級的政治需要服務,但在國家共同利益下,又表現為一個共同的主題,即增強體質,救國救民.時至今日,“救國夢”已經轉化成了“強國夢”,學校體育“增強體質”思想向“健康第一”核心理念的轉變也正是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順應了我國當前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時期“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賦予了學校體育新的歷史使命,即國家責任擔當.與此同時,學校體育核心理念的確立并不是人為“選定”的,而是與社會文化變遷,國家意志密切相關,能否彰顯新時代發展特征,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成為其思想內核的決定性因素.此外,“健康第一”與“增強體質”思想又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增強體質”側重于身體的生物學效益,“健康第一”側重于身心的全面發展,這兩大核心理念雖然有其自身的發展歷程,但目前在青少年學生體質下降的背景下依然有著共存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