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城妙因寺萬歲殿佛傳故事壁畫之中原服飾特征及其成因

文/圖：黨杰 西北民族大學美術學院2022 級碩士研究生

楊旦春 副教授 西北民族大學美術學院

引言

妙因寺，原名大通寺，位于甘肅省永登縣連城鎮魯土司衙門西側，為西北蒙古族土司魯氏家族施資營建的藏傳佛教寺院，也是迄今西北地區保存建筑規模最大、塑像數目最多、壁畫內容最為豐富的一座極具特色的佛教寺院。[1]以其內容豐富，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重視，柴睿文[2]、苗月、楊紅[3]撰文對其建筑特色與建筑裝飾圖案進行研究，認為妙因寺建筑特色的形成，既是世俗文化影響的結果，同時也與藏傳佛教格魯派息息相關，更與河湟地區、隴中地區民居建筑存在密切聯系。娘毛先[4]、格林海[5]等則撰文研究了妙因寺的藝術特點及多元文化問題，認為該寺在建筑風格及壁畫、磚雕等的藝術特點，既能看到藏傳佛教的文化符號，也能看到道教的文化元素，更有蒙古族的遺風。楊旦春指妙因寺多吉強殿曼荼羅圖像歷史久遠，其內容和表現方法特色獨具，具有較高藝術價值，[6]而妙因寺萬歲殿回廊北壁西堵壁畫題材屬于《無量光佛凈土》，構圖與表現手法屬于典型的藏傳繪畫，作者雖然指出萬歲殿東西兩壁所繪內容為《釋迦牟尼傳記》，但未展開深入研究。[7]鐘子寅則以《金剛鬘》教法在安多的傳播與妙因寺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8]郭麗平對妙因寺萬歲殿《一百本生傳》壁畫的研究[9]及米德昉對妙因寺碑刻《重修護法殿記》的研究[10]也頗值得關注。尤其是米德昉撰《甘肅永登妙因寺明代佛傳壁畫探究》對妙因寺萬歲殿85幅佛傳壁畫情節進行辨識。[11]在藝術史的角度，藏傳佛教繪畫具有“繪畫藝術”和“宗教法物”的二元屬性。[12]從上述成果可以看出，學術界的探討大多是從宗教歷史、文化傳承、地域風貌、建筑特征及壁畫內容辨識的角度出發分析了妙因寺歷史、布局、建筑、文化及壁畫等特色。筆者在觀察中發現，妙因寺盡管屬于藏傳佛教，但萬歲殿中回廊西壁的人物服飾別具一格，顯然超出了藏傳佛教的范圍，而未能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有鑒于此，特撰此文進行探討，冀以拋磚引玉。

一、人物服飾特征

萬歲殿為妙因寺最早且最主要的建筑，其轉經回廊東西兩壁繪制的《佛傳故事》屬于明代早期較大規模的寺院體佛傳故事壁畫，在題材和風格上具有代表性特征。畫面共表現了85 組故事情節，內容較為完整，詳細描繪了釋迦牟尼從乘象入胎、誕生、成長、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一直到涅槃的完整故事情節。而西壁所繪內容主要以釋迦牟尼佛出家前的世俗生活為主，繪畫風格和表現形式上不但融入了皇家寺院的繪畫特點，還具有民間繪畫的世俗風格。

妙因寺建造之初正值朱元璋大力推行漢文化時期。明初，朱元璋在服制方面下詔改制，啟用或恢復漢服：

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發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厭之。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13]

彼時又因受到程朱理學思想的影響，服裝樣式略顯保守，色彩上也偏于淡雅質樸的風格，不像唐代喜好鮮艷之色，社會風氣整體趨于節儉、保守和內向，這一特征在妙因寺萬歲殿佛傳壁畫中也得以體現。在該壁畫中我們可看到人物服飾多以袍服為主，大氣儒雅，質感真實，已經完全體現出漢化風格。人物服飾的繪制色彩多采用紅、黑、綠三色，服裝款式變化雖略顯單一，但簡潔質樸。畫面均以墨線勾勒，更為強調筆墨變化，簡潔而犀利，服飾裝飾中也并未出現繁冗華麗的裝飾圖紋，更為注重線條的表現，采用不同的筆觸及線條表現出了服飾的不同質地。

以下將通過壁畫中皇帝、太子、宗親、命婦及大臣的服飾特征分別舉例說明。

1.皇帝服飾特征

在壁畫《啟請出家》情節中，主要講述悉達多太子前往凈飯王殿宇處啟請出家的情節，畫面中凈飯王雙手置于腿面，端坐于宮殿之前，面色凝重，眉頭微蹙。頭戴金色小冠，冠梁呈圓形，冠身到冠頂向后傾斜翻轉，并依稀可見所繪制出的六道相等線紋的金梁壓縫，在造型上與宋元時期的小冠一脈相承。

束發冠（左）與小冠（右）

服飾上，凈飯王上著絳紗袍，并繪有大量金色紋樣。領部白紗中單，胸前方心曲領，大襟右衽，寬袖且袖口為敞口形式。領、袖、襟均為純色黑邊，沒有任何紋樣裝飾。方心曲領的使用通常只在祭服中有所出現，直至清代廢止。明代的龍袍明顯繼承了宋代龍袍的部分服制特征。

而左邊肩部至袖部繪有十二章中的日紋、星辰紋和山石紋，造型更為簡潔流暢。下部著有纁裳，腰束大帶，大帶上方還可看到前襟處部分團龍圖案，身前白色敝膝上繪有花葉圖案。服飾線條描繪流暢，猶若游絲，體現出綾羅的輕薄質感，可見明代初期服飾崇尚淳樸的特點。

縱觀中國服飾史，歷朝對于服裝色彩的選擇各有偏好。沈從文言：“自唐宋以降，龍袍和黃色就為皇室所專用。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色為正色?！盵14]這一特點在萬歲殿壁畫中也有明確體現。凈飯王上身皆為紅色，而金色的運用多出現在服飾繡紋之中。明人余繼登言：

太祖嘗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定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谷，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仆賤隸往往肆侈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等，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庇谑鞘〔慷毠僮砸黄分辆牌贩可?、車輿、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繡、錦綺、纻絲、綾羅，止用綢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制花樣金線裝飾。違者罪之。[15]

可以看出，明代金繡為皇室使用，平民皆不能僭越。

《欲行游觀》為皇帝接見群臣的場景，畫中我們可以看出，凈飯王右手置于椅子扶手之上，左手微抬，面部位置雖已殘損，但是通過微微前傾的姿態，可以感受到凈飯王內心深深的憂慮。與其他情節不同之處在于，此處凈飯王頭部所戴金色小冠改為冕冠，冕冠一般都在有重大典禮時配合冕服一起使用。因此處場景屬于正式的禮儀場合，冕冠的出現符合服飾規制。而《啟請出家》乃是皇帝與太子私下會見的場景，所以冠帽采用了平時所佩戴的小冠，此細節的變化可以體現出畫師在繪制時對于服制變換的了解與把控。明代為漢族中央集權，集漢文化之大成，人物服飾形象特點也更為鮮明。

2.太子及宗親服飾特征

在《親族勸諫》場景中，太子雙手置于腿上端坐在殿前，神情沉靜堅毅，后方站立兩名隨士手持團扇，面前有數名士人跪拜。太子頭戴黑色冠帽，中間飾有梭形金色紋樣，似為金附蟬樣式。身著紅色圓領窄袖袍，兩肩及前襟裝飾有金色圓形圖案，腰部束帶，腳穿黑靴。前襟出現的金色圖紋沒有進行詳細刻畫，形似蟠龍紋，可能畫師在這里只是通過簡易描繪來詮釋。明代太子常服服制為赤袍、圓領窄袖，衣袍前后及兩肩有金色團龍紋一個，畫中服制與明代太子常服服制極為吻合，人物服飾已經表現出了典型的漢化風格。

在《諸弟感傷》場景中描繪了四名男子坐于殿前，畫面人物表情各異，有皺眉的，有掩面傷感的，生動地表現了畫面人物不同的內心和情感表達。四名宗親皆頭戴與太子相同的黑色冠帽，身著圓領窄袖袍，腰部束帶。畫面中宗親服制與太子大致相同，只是在圖紋區域的顏色上略有變化。宗親人物的兩肩少了金色裝飾圖案，只于胸前出現。服裝顏色也為淺紅色和褐色，不如太子所著服飾顏色靚麗。描繪宗親服飾的線條也略顯粗重，明確區分出了人物角色關系。按照《諸弟感傷》所描述，圖中人物應是太子的堂弟阿難陀、阿難陀的哥哥提婆達多、太子異母弟弟孫陀羅難陀和阿那律。太子出家的消息傳回，諸釋子深感震驚，深深陷入悲傷之中，從表情的刻畫中也能明顯看出諸弟與悉達多太子之間的感情疏密。

明代，皇太子及宗親的常服相似，袍服，盤領窄袖，腰系玉帶，腳穿皮靴?！睹魇贰酚涊d：永樂三年定，冠烏紗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親王、郡王及世子俱同。袍赤，盤領窄袖，前后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玉帶、靴，以皮為之。[16]

明代服制規定，太子與宗親皆可使用龍紋，形式基本一致，只是太子常服采用四團龍紋，而宗親常服兩肩并無圓形龍紋圖案。服飾作為統治階級的政治產物，因其喜好，都會體現出其獨有的思想，明確體現出統治階級的尊貴地位。

《親族勸諫》

3.皇后及太子妃服飾特征

在畫面《樹下誕生》中，摩耶夫人在妹妹摩訶波阇波提的攙扶下，身形微微前傾，左手扶于樹干站于葉茂花繁的無憂樹下，太子從左腋降生，一個侍女屈膝跪地雙手接住剛出生的太子。摩耶夫人眉毛纖細彎曲，面容飽滿，恬靜端莊，頭梳松鬢扁髻，髻頂所戴金鳳有一長長拖尾，右側有一紅色珠結，人物刻畫生動細致。畫面中可見摩耶夫人耳部帶有金色耳墜，頸部穿有白色護領，佩戴有金色的圓形項圈。身著紅色大袖襦衫，上面繪有金色圓形圖紋，下著淺褐色長裙，上無紋樣裝飾，披搭在肩部垂至兩側的是一條深青色披帛，形制似唐代披帛。腰間腰帶打成蝴蝶結樣式，下方白色敝膝垂至裙前并繪有云紋圖樣。通過摩耶夫人的服飾描繪，可以看出服制上同樣繼承了宋代的大袖衫，雖然貴為皇后，但簡潔大氣的繪畫風格體現出明初不喜奢華的審美傾向，畫師也將皇宮貴族生活的描繪更貼近于大眾的現實生活。

在畫面之《太子納妃》情節中，太子妃耶輸陀羅端坐于椅子之上，雙手置于袖內環放于腹前，神情謙恭，面容嬌美，整體氣質雍容典雅。頭梳松鬢扁髻，髻頂戴有金鳳。耳部飾有金色耳環，頸部穿有白色護領，佩戴有金色的圓形項圈。身著紅色大袖衣裙，寬大的袖子上面繪有金色圓形圖紋，袖口有黑色袖邊裝飾。衣上外披一件灰色云肩和藏青色披帛，袖子部位還有類似羽毛狀的裝飾物。云肩是獨特的漢服款式，最早出現于敦煌莫高窟隋代的壁畫之中，具有天人合一的寓意，是女性婚嫁時不可或缺的佩戴裝飾。

畫中所繪皇后和太子妃的服制沒看到明代命婦必需的霞帔，也沒有看到翟衣、長襖的形制特征?？梢娺@里畫師將皇宮貴族生活描繪得更具世俗化，貼近于大眾的現實生活。

《諸弟感傷》

4.官員服飾特征

在《途遇沙門》中，三名侍從跟隨在太子身后，最前方的是一名下屬官吏，后面侍從身著藍衣手持幡蓋，旁邊綠衣馬夫手牽一匹紅鬃白馬，此處大部分已經斑駁脫落。下屬官吏頭戴黑色軟腳幞頭，身著褐色圓領衫大袖束帶長袍，手持笏。幞頭是唐代中原男子普遍流行的一種頭巾，頭戴幞頭，身穿圓領長袍是唐代極為流行的著裝方式。隨著歷史的推進，幞頭也在歷朝歷代不斷演進或變化，一直到清代才改為滿式冠帽。因各個朝代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所以幞頭的形制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而畫中官吏幞頭樣式作為唐代的沿襲，也反映出這一時期的服飾文化特點。

在《群臣覲見》場景中，太子右手置于腿面，左手抬起正坐在一個設有腳踏的椅子中間，神色堅毅，身后有三名宮人，兩人手持團扇，一人手持金瓶。左邊有七名朝臣引頸面向太子，神態各異的手持笏跪拜于地。他們服飾各異，有戴金色梁冠者，有戴展腳幞頭者，有戴軟腳幞頭者等等，冠帽形式多樣（帽體黑色大部分脫落）。身上都穿著或紅或綠的交領右衽或圓領長袍，中間有兩名官員頸部還明顯飾有方心曲領，腰部束帶，服裝樣式有朝服，也有公服，各不統一。

《樹下誕生》

明代官員的服飾承襲古制，皆以袍衫為主，按明代官服色彩可以看出，其間應有一品至四品的緋袍以及八品至九品的綠袍，在顏色和冠帽上進行部分區分。而公服在樣式及冠帽上與朝服稍有區別，朝服以梁冠、交領右衽長袍為主，而公服冠帽則以幞頭、圓領長袍為主。在萬歲殿壁畫中可見，用以表現服飾的線條在流暢中又多出一分韌性，筆觸的變化使得官員服飾不像皇帝、太子及命婦服飾那樣輕薄，材質顯得更為厚重，展示出了不同織物所具有的不同質地。顯示出畫家對于線描技法超高的造詣及其表現手法。

明代建立初期，朱元璋認為，禮制的崩壞是元朝失敗的根本原因。從壁畫中官員的服飾細節，顏色可以看出，為了達到政治與思想上的統一，明代建立了森嚴的服飾等級制度，對服飾進行了更為嚴格的規定。這一時期服飾的創新發展主要也得益于禮制的維護。

二、服飾紋樣特征

明初時期朱元璋大力推廣棉麻種植，紡織業迅速發展，服飾材質品種繁多，紋樣更為豐富多彩，圖案受統治階級禮制觀念和審美情趣的影響，宮廷和民間服飾相互滲透，賦予了不同象征意義，具有其獨特的裝飾美。

妙因寺萬歲殿佛傳故事壁畫中的人物服飾紋樣元素豐富多樣，先前所述人物服飾的部分紋樣中，根據不同用途可分為自然氣象圖紋、八寶紋、十二章、花草圖紋等，以下就畫中部分圖紋舉例說明。

自然氣象圖紋：包含云紋和水浪紋，此紋樣主要出現于敝膝之中。

《途遇沙門》

云紋呈現出平面化的朵云樣式，云頭向上，云尾朝下，并由墨線勾勒出概括、簡練的輪廓，形態的流暢表現出飄動上升之勢。云紋在服飾紋樣運用中也十分廣泛，象征著高升、如意。

水浪紋整體樣式由墨線勾勒呈平面模式，雖然缺乏立體感，但是帶狀的波浪水紋動態十足，水勢湍急，并呈現出漩渦形式。

在古人的觀念中，自然界的萬千氣象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天象可預測兇吉，與國運、社會生存息息相關，并加以崇拜。

八寶紋：包含有珊瑚、金錢、金錠、銀錠、方勝、雙角、象牙、寶珠，明代八寶紋在服飾中的運用也很常見，通?？扇我饨M合使用。畫中服飾上所出現的為八寶紋中的金錢紋及寶珠紋。

金錢紋形似圓形方孔錢，散布在服飾之上，作為主紋常以單獨的形式出現，組合形式則常用來作為底紋。金錢紋象征著富足，同時也有鎮壓邪祟的寓意。

寶珠紋又稱火珠，佛教中又稱之為摩尼珠。圖案中心為圓珠形態，外圍呈現出放射狀的火焰紋樣，頂端的火焰呈現上升之勢，艷麗奪目。

十二章：“十二章”即為十二種圖案，《尚書·益稷》記載：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17]

在萬歲殿壁畫中的凈飯王所傳冕服中可以辨識出屬于十二章中的紋樣。這與當時皇帝服飾特征基本相符。其左肩部可見繪有圓形日紋，圓形下方的袖子上部有一組星辰紋樣，星辰下方則為山石圖案。通常星辰及山石圖樣也多見于后背，這里為豎式，從肩部排列到衣袖位置。

花草圖紋：萬歲殿壁畫中所繪花草紋多出現于敝膝紋樣之中，由深淺不一的橢圓形墨色葉瓣以藤樣形式繪制于蔽膝之上，枝葉下方繁茂，上方葉片呈對稱狀整齊排列?；ɑ芗y樣中心為圓形花心，外圍有六瓣圓環形花瓣。

上述紋樣都是我國典型的傳統祥瑞紋樣，云紋、水浪紋、金錢紋、花草紋等都是古代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觸最多的自然之物，廣泛運用在衣食住行之中。圖紋與寓意的結合，將這一時代所獨有的禮制觀念、人文習俗轉化成圖案紋樣及寓意賦予在服飾中，體現著中華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理念與審美精神，也表現出了人們追求美好寓意的審美感受。

三、與明朝藝術特征之關聯

明代初期服飾理念秉承“上承周漢，下取唐宋”。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詔：“悉命復衣冠如唐制?！盵18]對社會風俗、服制規范都進行了整頓，以唐宋的袍衫為基準，制定出了明代的服飾樣式。壁畫中服制的大多特點正是借鑒和沿襲了唐宋風格，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一致性，如畫中命婦服飾中的大袖衫、披帛及云肩，皇帝、太子及官員服飾中的圓領窄袖，束帶，襥頭等，部分服飾衣襟也都以右衽形式出現，皇帝頭上的小冠也與宋元時期的小冠在造型上一脈相承，可見明代服制不僅完整地保留了漢服的特點，并對其文化做出了完美呈現。

同時明代初期也沿襲了宋代服飾的思想理念，哲學思想的發展對服飾的制定有著顯著的影響作用。朱元璋十分重視程朱理學的作用，程朱理學是由北宋時期的程顥、程頤所提出的哲學思想，他們認為：“‘理’是離開事物而獨立存在的實體，是世界的本原；認為‘性即理’，心的本體為‘性’，心的作用為‘情’，‘性與情’是體用關系；提倡‘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程、朱等人提倡的‘理’，在現實社會中就是封建倫理道德，其‘窮理’就是為了‘正心’，以求‘修己治人之’，維護封建統治?！盵19]這種思想禁錮了人們的個性與主張，從而對于服飾在樣式、紋飾圖案、顏色上皆制定了嚴明的等級制度。如畫中人物服飾的繪制色彩多采用紅、黑、綠三色，服裝款式變化雖略顯單一，但簡潔質樸。畫面均以墨線勾勒，簡潔而犀利，服飾裝飾中也并未出現繁冗華麗的裝飾圖紋，更為注重線條的表現，體現出明初不喜奢華的審美傾向，服飾審美以淡雅質樸，節儉、保守和內向為準則。而官員服飾色彩，冠帽樣式的區分，太子及其宗親服飾中圖案和色彩明暗微妙變化的繪制，無不體現出明朝初期嚴明的等級制度，這一時期很少發生僭越的現象，十分注重儒家的傳統倫理道德思想和禮教。

服飾是一個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體現，并直接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內涵、審美觀念、社會形態和生活習俗。服飾不僅是一種時代體現，也是一種時代傳承。服飾作為歷朝歷代統治階級的政治產物，都會因其喜好，體現出其獨有的思想。在這一變革過程中，不僅會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做出創新，而且還會繼承或借鑒部分前朝習俗和文化符號，并形成這一時代所獨有的特色。

四、服飾特征得以形成之歷史原委

河湟地區古來為多元文化聚集區，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當地漢、藏、蒙古、回等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漢文化、藏傳佛教文化與伊斯蘭文化融合、共生，各民族交往互動，經歷了多次民族變遷。唐代、宋代、明代三個朝代都為漢族政權，朱元璋即位后大力重振漢文化傳統，以恢復華夏風氣，朝廷加強了對于河湟地區的重視程度，大批的漢人移民至此，達到了歷史的頂峰。中原漢族移民的遷入也帶來了豐富的中原文化，漢文化成為主導文化。雖然河湟地區多民族雜居，但因受到漢文化的影響，開始遵循主流文化的標準，隨著明代漢藏藝術交流的深入和發展，民族藝術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一些審美習慣便會伴隨文化融入其中，進一步促進了藏、漢佛教文化在這里有機相結合，形成了典型的漢藏合璧式佛教文化。妙因寺幾座主要建筑大都采用了中原官式建筑形制，但內部裝飾紋樣、彩繪圖像及外墻磚雕等細部裝飾又體現出明顯的藏傳佛教特征，具有宗教文化和多元民族文化互為表里的文化特質。[20]

另外，明朝政府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對西北邊地實施有效的管控，對該地區少數民族推行同化政策的同時還在河湟地區推行了“兼容并取，因俗而治”的宗教政策，大力推崇佛教。作為明清時期甘青交界地區最顯赫的土司家族之一的魯氏家族，雖為蒙古后裔，世代信奉藏傳佛教，但其家族受皇帝垂青以及中央政府資助，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歸附于中央王朝，與中原漢民族相互交融，形成了敦儒學、習禮義的文教之風，表現出對國家的認同和忠誠。其大力修建佛教寺院不但是為其家族世代承襲的特權所服務，也為穩定當地社會秩序起到了關鍵作用?？梢钥闯?，正因為河湟地區特殊地域與歷史文化背景，所以妙因寺萬歲殿佛傳故事壁畫所呈現出濃郁的中原世俗化特征，藝術家多少都會受當地社會生活和自身生活經歷等因素的影響，不但具有創造性的繼承，還具有其自身獨有的發展。許多繪畫元素皆來自于中原民眾生活，不但滿足了當地民眾的信仰需求，也體現出了對于中原文化深深的認同。因此妙因寺在建筑藝術、繪畫雕塑中不但保留了藏傳佛教的藝術文化特點，同時受漢文化影響，還體現出濃郁的中原風格。

五、結語

在妙因寺萬歲殿內佛傳故事壁畫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明初朱元璋對于服制“上承周漢，下取唐宋”的理念，通過漢族的禮制，加強了對于漢族文化深深的認同感，可以看到漢藏文化交流碰撞與融合的共存歷程。魯土司在西北長久統治的過程中，逐漸實現了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不但體現出了藏傳佛教的流傳，同時也體現出漢藏文化的交流融合，這是我們研究漢藏文化融合極為珍貴的史料，極大豐富了明代時期漢藏文化交融的研究領域。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雖然經歷了時代變遷，但究其文化始終綿延不絕，這也正體現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的生命力與極強的民族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