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獎賞問卷在大學生群體中的修訂及應用*

高漢培,黃宇辰,周廣東,3,4,紀 旭,喬雅靜,孫 艷

(1.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天津 300387;2.北京大學中國藥物依賴性研究所,北京 100191;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天津師范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院,天津300387;4.學生心理發展與學習天津市高校社會科學實驗室,天津 300387)

1 引言

在當今社會中,由于社會互動復雜多樣、社交需要呈現多元趨勢、個體對社會評價的不同反應等原因,導致個體呈現多元多維的社會性獎賞(Social Reward)水平,而該水平的低下會嚴重影響個體心理健康、親社會行為及增加各類精神障礙的發生率(Rademacher,Schulte-Rüther,Hanewald,& Lammertz,2017)。社會性獎賞被定義為個體在整個人類社會進行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所得到的所有動機性或娛樂性體驗的社會刺激或社會關系(Foulkes,Viding,McCrory,& Neumann,2014)。社會性獎賞決定了個體對社會行為的反應策略(D?len,Darvishzadeh,Huang,& Malenka,2013),具有塑造個體社會行為的功能(Izuma,Saito,& Sadato,2008)。對于社會性獎賞的缺乏往往會導致各類精神障礙。研究表明,自閉癥(徐慧,黃俊,王滔,2021)、精神分裂癥(王璇,王玲玲,嚴超,2018)等的精神障礙均存在社會性獎賞的激活不足,激活水平的缺乏也會大大促進社交焦慮的發生,并且可能會直接影響如工作記憶受損(楊玲,張煬,張建勛,2020)、抑郁水平增加(陳曉科,李祚山,王婧,2021),患進食障礙(Davis et al.,2007)、海洛因成癮(Yang,Zhang,Zhang,Li,& Chen,2022)、游戲成癮(聶余峰,2022)等,而通過干預社會性獎賞水平可能會減少以上癥狀的復發(El Rawas,Amaral,& Hofer,2020)。因此,社會性獎賞功能是人類進化的結果,也是個人適應社會的保證。

鑒于社會性獎賞與精神健康、個體成長的緊密關系,對其開展的相關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高效的測量工具是研究的第一步,但是在國內的科研中,對社會性獎賞的測量多使用盛蓉榮等(2018)翻譯和修訂的多維度快感缺失量表中的社會活動快感缺失量表,或使用葉冬梅和錢銘怡(2007)修訂的社交焦慮量表、貝克焦慮量表等側面證明個體的社會性獎賞水平(聶余峰,2022)。以上測量工具大多為單維度問卷,無法全面、高效的測量個體社會性獎賞水平差異,且無法較好、嚴謹的區分其高低性及差異特質性。反觀國外在社會性獎賞領域中已經有了很成熟的測量工具。Foulkes(2014)等編制的社會性獎賞問卷(Social Reward Questionnaire,SRQ)是測量社會性獎賞水平目前最被廣泛使用的問卷,其在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理論模型的建立,包含六個維度為欽佩性(Admiration,被奉承,喜歡和獲得積極的關注)、負性社交效價(Negative Social Potency,冷酷無情,利用他人謀私)、被動性(Passivity,給別人控制權,讓他們做決定)、親社會交互(Prosocial Interactions,有友好、互惠關系)、性關系(Sexual Relationships,有頻繁性經歷)、社交性(Sociability,參與群體互動),共23道題目,采取七點計分方式,總分越高社會性獎賞水平越高。該問卷的應用涉及神經科學(Vernetti et al.,2018)、醫學(Neumann,Hare,& Pardini,2015)、心理學(Meshi,Turel,& Henley,2020)等多領域,并被修訂為幼兒版(Godfrey et al.,2023)、青少年版(Foulkes et al.,2017),在跨文化中的使用還有伊朗版(Shahrabi et al.,2017)、荷蘭版(Smeijers et al.,2022)等,均具有較高的信效度。雖然國內已有研究使用過該問卷(呂房艷,2016),但其修訂后的問卷還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首先是該研究樣本量較小;第二,該研究區別于原問卷及其他修訂版問卷,首次探索出三個維度,與原問卷六維度相差較大,可能缺乏理論支撐;第三,該研究缺少一些細致的信效度指標,比如沒有進行測量等值檢驗、重測信度未使用組內相關系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ICC)作為指標等。

另外,國內學者修訂的社會性獎賞問卷在大學生群體的適用性研究不足。在大學生階段,承載社會性獎賞功能的神經基礎,如腹側紋狀體等處于迅速發展期(Satterthwaite et al.,2012)。大學生對社會評價愈加關注和敏感,有研究表明青春期個體在有同伴時冒險行為增多等,社會支持帶來的獎賞性是保證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Kessler et al.,2017)。因此,結合社會性獎賞在大學生群體中的重要性及探索社會性獎賞在大學生群體中發展的必要性,本問卷擬采用大學生群體來探索問卷在該群體中的修訂情況及適用性,以期為該人群的社會性獎賞領域探索一個可靠而有效的測量工具。

2 對象與方法

2.1 被試

本研究著重于考察中國大學生群體的社會性獎賞情況。因此,擬定在天津某高校的大學生人群及社交平臺上的大學生人群中進行檢驗。共發放問卷8400份,回收后排除填空題亂填或重復提交、測謊題出錯的無效問卷125份,最終獲得有效問卷8275份,有效率為98.51%。其中男性3305人(39.95%),女性4970人(60.05%);大一4622人(55.85%),大二1634人(19.75%),大三1312人(15.85%),大四396人(4.80%),其他(研究生)311人(3.75%)。間隔一個月后進行重復施測,發放并回收105份,回收103份,有效率為98.09%。

將回收后的8275份問卷命名為總樣本,按照收取問卷的間隔時間分為兩個樣本。樣本1全部在一周內填寫完成,共2110人,被試以方便取樣法進行取樣,其均來自天津某大學在校學生,采樣由心理學研究生按照標準化的程序,組織學生統一在課堂休息期間通過電子版問卷進行施測。樣本2在樣本1完成的10天后以滾雪球抽樣法,通過社交網絡進行取樣,共6165人。重復施測樣本在距樣本1開始采樣的一個月后進行線下統一的重復施測,被試選擇方法為隨機抽樣法,共103人?？紤]到樣本1為線下統一施測,可能存在取樣偏差,因此使用樣本2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樣本1用于驗證性因素分析,重復施測樣本用于分析重測信度。

2.2 工具

2.2.1 社會性獎賞問卷

社會性獎賞問卷(Social Reward Questionnaire,SRQ)由Foulkes于2014年編制,該量表首先在理論和實證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進行了理論模型的建立,其根據Buss(1983)的社會獎勵理論分類及社會交換理論(Foa and Foa,1980,2012)、接近和回避社會動機和目標(Gable,2006)、McCollum(2009)的社會目標概念化等理論及欲望指數量表中的社會分量表(Grouzet et al.,2005)等量表和理論設定了模型題目及維度。模型擬合指數為CFI=0.96,RMSEA=0.07。包括六個維度,共23項條目,采取七點反應量表(1=強烈不同意到7=強烈同意),其有八道反向計分項目,經過處理后各條目相加即為總分,分數為23～161分,分數越高,表明社會獎賞性越高(Foulkes et al.,2014)。

中文版的SRQ問卷采用中英文回譯法。經由問卷原作者授權同意,首先由均通過大學英語六級考試的一名醫學博士研究生以及三名心理學碩士研究生對英文版問卷翻譯成中文,再將四份譯稿反復比對后,形成一份標準譯稿。其次,由一名英語專業且具有一定心理學知識的人士進行回譯,并發送給作者進行條目意義的確認。最后,得到原作者回復后,再根據作者回復及一名心理學副教授和一名醫學研究員的建議后,經過對比和討論,對表達欠佳的句子進行完善(如:將“我希望人們邀請我”改為“我期待很多人邀請我參加他們的社交活動”)。與原作者核對完善后的各個條目,且與原作者確認修訂后的條目表達與原量表表達一致,準確無歧義后,形成中文版問卷正式版。中文版問卷與原量表的條目和計分方式一致。

2.2.2 效標量表

(1)中國大五人格問卷簡式版(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version,CBF-PI-B),該量表由王孟成和戴曉陽(2011)等編制,從最初編制的《中國大五人格問卷》(The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CBF-PI)的基礎上,挑選合適的條目組成一個用于測量大五維度的中國大五人格問卷簡式版(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version,CBF-PI-B)。中國大五人格問卷簡式版包含五個維度共40個項目,每個維度分別有8個項目。問卷采用6級計分:1～6分(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計分方法是將反向題目反向計分后,將各維度題目相加得到各維度分。該量表在國內研究中被廣泛使用,并驗證了其有效性(王歡,黃海,吳和鳴,2014;李霞 等,2021)。在本研究中該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6。該量表的分維度與社會性獎賞問卷的分維度定義較為相似(王孟成,戴曉陽,姚樹橋,2010),其均反映個體在社會環境中的行為偏好(如社會性獎賞問卷的社會性維度和大五人格的外向性維度,兩者定義均包括個體在人際關系上的動力特征),結合原問卷與青少年版社會獎賞問卷同樣使用了測量大五人格特質的人格問卷為效標量表的情況,本研究考慮選用中國大五人格問卷簡式版作為效標量表,來檢驗中文版社會性獎賞問卷的效度。

(2)懲罰和獎勵敏感性問卷(The Sensitivity to Punishment and Sensitivity to Reward Questionnaire,SPSRQ),由Torrubia等人于2001年編制,共48個項目,由懲罰敏感性(SP)和獎勵敏感性(SR)兩個分量表構成。中文版修訂由郭永香(2011)等人修訂,并刪除第八題,改為31個項目,采用兩點計分,其中同意記1分,不同意記0分。在本研究中該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9。該問卷在獎賞與懲罰敏感領域中多次被使用,是衡量社會性獎賞問卷較好的效標工具(高聰,于麗玲,2020;李文迪,2016)。

2.3 數據分析

使用SPSS 26.0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檢驗,使用Mplus 8.3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和測量等值檢驗。

3 結果

3.1 項目篩選

首先,通過總樣本的各項目與分維度的相關分析發現,其相關系數在0.61～0.90之間,且相關系數均顯著(p<0.001)。其次采用臨界比率法,將被試按問卷總分高低排序,高分組為前27%,低分組為后27%,以獨立樣本t檢驗考察兩組項目差異,結果表明,各項目t值均顯著(p<0.05),詳情見表1。

表1 高低分組t檢驗及各項目與分維度之間的相關(n=8275)

3.2 效度檢驗

3.2.1 結構效度

3.2.1.1 探索性因素分析

使用樣本2探索23道題的中文版SRQ問卷的因子結構。首先,對數據的適應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KMO值為0.92,Bartlett球形檢驗的結果為χ2=64989.72,df=253,p<0.001,表明數據適合做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轉法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5個,累積方差解釋率為62.83%。第6題在兩個因素上的絕對值之差小于0.1屬于交叉載荷,且最大載荷均未達到0.5以上,故予以刪除。每刪減1個項目,重新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第2題在兩個因素上的絕對值之差小于0.2,且最大載荷均未達到0.5以上,故刪除。進行第三次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特征值大于1的主因子共5個,累積解釋率為65.66%。是比較理想的累積解釋率(Kaiser,1974)。碎石圖見圖1。

圖1 中文版SRQ問卷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碎石圖

經檢驗所有項目均滿足因子載荷臨界值要求,保留各因子載荷如表2所示,共21個項目。因子1包含第1、7、11、16、18、19、22題,命名為欽佩性;因子2包含第3、5、8、14、17題,命名為負性社交效價;因子3包含第12、21、23題,命名為被動性;因子4包含第9、13、20題,命名為性關系;因子5 包含第4、10、15題,命名為社交性。其命名根據原問卷維度下包含的題目命名,原問卷為欽佩性(1、7、11、18題);負性社交效價(3、5、8、14、17題);被動性(12、21、23題);性關系(9、13、20題);社交性(4、10、15題);親社會性(2、6、16、19、22題)。在保留的21個項目中,除親社會交互維度的三道題被納入欽佩性維度外,其余均與原問卷一致。

表2 中文版SRQ問卷各項目因子載荷(n=6165)

3.2.1.2 驗證性因素分析

為進一步考察問卷結構,以全樣本、樣本1、樣本2、男女性樣本分別對21道題目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采用最大似然法檢驗因子模型的擬合情況,模型擬合指標結果除卡方值過大外,模型擬合較好,結果見表3。

表3 中文版SRQ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3.2.2 效標效度

選取以中國大五人格問卷簡式版(CBF-PI-B)及獎勵與懲罰敏感性問卷(SPSRQ)作為中文版SRQ問卷的效標。相關分析數據表明CBF-PI-B分維度與中文版SRQ問卷的分維度均在-0.25～0.69之間呈顯著相關(p<0.01),不包含0。具體而言,神經質與負性社交效價呈顯著負相關(r=-0.25,p<0.01);外向性與社交性呈顯著相關(r=0.69,p<0.01),開放性和被動性呈顯著正相關(r=0.26,p<0.01),與性關系呈顯著正相關(r=0.15,p<0.01)。SPSRQ問卷與中文版SRQ量表在總分上呈正相關(r=0.11,p<0.01),SPSRQ問卷的獎勵敏感性維度與欽佩性(r=0.25)、負性社交效價(r=-0.27)、社會性(r=0.38)、性關系(r=0.20)的相關顯著(p<0.01);SPSRQ問卷的懲罰敏感性維度與負性社交效價(r=0.20)、社會性(r=-0.26)、被動性(r=-0.28)的相關顯著(p<0.01)。

3.3 信度檢驗

中文版SRQ問卷采用Cronbach’sα系數、分半信度、重測信度(組內相關系數ICC)作為信度指標,首先對總樣本的總分及分維度分數與重測樣本分數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發現其均沒有顯著差異(p>0.05)。其次進行信度檢驗,問卷各指標均達到心理測量學的要求,具體結果詳見表4。

表4 SRQ各維度及總分的信度分析

3.4 測量等值檢驗

使用Mplus8.3,驗證中文版SRQ問卷在性別及年級間的跨組等值性,由于卡方值差異比較方法受樣本量影響較大,樣本量較大時,很小的差異也會得到差異顯著的結果。因此,主要根據擬合指數差異檢驗方法檢驗測量等值,當ΔCFI<0.01,ΔTLI<0.01時表明不存在顯著差異。首先檢驗問卷的形態等值,為下一步檢驗提供基線模型。模型擬合良好,形態等值成立。在此基礎上,檢驗弱等值、強等值模型,結果均成立,表明該問卷具有良好的跨年級、跨性別的測量不變性。具體結果見表5。

表5 測量等值檢驗(n=8275)

4 討論

通過對原問卷的翻譯,并嚴格按照量表修訂的原則對社會獎賞問卷進行了本土化的修訂,形成了初步在大學生群體中探索出的中文版社會獎賞問卷。修訂后的問卷包含21道題目,五個維度:欽佩性(7)、負性社交效價(5)、被動性(3)、社交性(3)、性關系(3)。問卷的五因素模型擬合較為理想,各項目區分度良好,各維度與總分存在中或低程度的顯著正相關,各維度的Cronbach’sα系數在0.70-0.88之間,分半信度在0.71-0.89之間,重測信度(ICC)在0.75-0.94之間。問卷的形態等值、弱等值、強等值模型成立。

中文版社會性獎賞問卷的各維度解釋為,欽佩性代表個體更期待或者喜歡受到他人崇拜、喜歡以及渴望他人重視;負性社交效價為個體可以在傷害、欺瞞他人或在他人的苦難中得到社會性獎賞,即更傾向于懲罰他人或看到他人受懲罰,或者在能從他人處受益時,才會選擇與對方建立關系;社交性是指個體對參加群體活動非常熱衷,并期待自己成為某個團體中的一員;被動性則是指個體更希望由他人替自己做決定,并且能夠較好的遵守他人的規則,即個體在關系中表現得更為不主動,不喜歡做決定;性關系是指個體享受并期待性關系及性生活。除親社會交互維度外,其余五個維度的劃分、定義及其下屬的題目與原問卷基本一致。

區別于原問卷,中文版問卷在項目及因子分析上共合并1個維度,刪除2道題。首先,在合并欽佩性和親社會交互維度上,原問卷中親社會交互維度的第16、19、22題在多次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均被納入欽佩性維度,模型呈現出五維度模型,并非原問卷的六維度。原因可能在于,親社會交互維度要探索的友好的互惠的關系,在我國語境中本身就與受人喜歡、受人崇拜密不可分。如第19題“不管怎樣,如果有人能接受我本來的樣子,我都很高興”與欽佩性維度中18題“我喜歡獲得別人的認可”在我國語境中理解起來是類似的,但被試可能沒有深入思考19題在強調認可原本的自己,而18題只強調認可。雖然兩者均強調受人認可,但仍然存在較大的共變關系,故被整合為單一維度,此問題同樣出現在呂房艷(2016)的研究中。其次,探索性驗證分析中刪除了第2、6題,第2題在社會性維度上的載荷小于0.5且在社會性維度和欽佩性維度上的因子載荷之差小于0.2,而第6題則同樣在兩個維度上的因子載荷之差小于0.1,兩道題均屬于交叉負荷應予以刪除。其原因在于兩道題目在我國語境下可能不太適用。第2題“我喜歡公平地對待他人”,其中強調的公平,正是我國大力宣揚普及的公平感,包括群眾公平感和社會公平感等,在這種環境下,大家的公平感會有意識地提升,因而可能反映不出被試的差異性。有研究表明社會公平感正在逐年上升,社會變得更加開放和包容(徐延輝,孔一舟,2023)。這與本問卷中第2題的選項分布情況一致,其中選擇強烈不同意—略微不同意(1-3)的比例為0.62%、0.96%、3.29%,而選擇略微同意—強烈同意(5-7)占19.37%、26.58%、39.15%,該結果無法區分個體差異,而產生了過低的因子載荷及在多維度上存在交叉載荷。而第6題“我喜歡與人有情感上的聯系”,在社會性和欽佩性上存在交叉載荷。結合我國文化環境來說,中國社會文化更強調團結和群體主義,因此相較于西方國家,中國語境中可能會對情感上的支撐和聯系更為重視,這點在原問卷和荷蘭版社會性獎賞問卷中均未體現。因此,在中國語境下,該題目可能會出現社會性及欽佩性上的交叉載荷。

21道題目的模型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五個主因子共同解釋了總方差的65.66%,模型擬合指數較理想,可以較好的涵蓋和解釋個體的社會性獎賞水平。并且該模型與Foulkes的模型基本一致(除親社會交互維度外)。該模型與呂房艷(2016)的研究有所區別的是,在題目及維度保留上,其研究保留了兩性關系的相關題目將其納入社會性維度,并將欽佩性及親社會交互兩個維度下屬的項目進行合并,構建了一個包含親社會行為的欽佩維度。二是其所得結果刪除了原問卷維度的一半,題目也刪除了將近一半,那么該問卷的信效度還需進一步考察。本研究認為這種結果可能會導致理論解釋上的不足,有數據驅動的可能,而本研究在以理論驅動為核心的基礎上,探索出了保留原量表維度的社會性獎賞問卷。

當然,本研究還存在著幾點不足。一是在研究中多次出現卡方值過大的情況,其原因可能為數據樣本并不呈正態分布,且一些隨意作答樣本無法完全剔除,最后是卡方值本身就受到樣本量大小的影響,這點無法避免(王孟成,2014),并且該問題在原問卷(Foulkes et al.,2014)和荷蘭版問卷(Shahrabi et al.,2017)中均有出現。二是本研究限定在大學生中進行初步研究,對于非在校成年人的社會性獎賞水平無法測量。

總體而言,本研究提出的模型除依據實際情況對親社會交互維度進行合并以外,與原作者模型在維度及題目上基本一致。本研究基于大樣本形式,探索了更加真實的維度設置和模型檢驗,并且進行了更加具有統計檢驗力的檢驗方式,以驗證修訂版社會性獎賞問卷的信效度。

總之,社會獎賞性和社會性獎賞加工是近幾年來認知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的研究熱點。有證據表明,社會性獎賞加工對了解特殊群體,如自閉癥、注意缺陷障礙等的社會功能異常的病理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呂房艷 等,2021),而針對于社會性獎賞的干預則會顯著提高兒童及青少年的行為動機(Wang,Liu,& Shi,2017)。綜上所述,社會性獎賞在個體發展、特殊群體、精神障礙領域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SRQ問卷的修訂和應用,可以在以大學生為被試的群體中作為測量工具來使用,方便未來研究對社會獎賞性進行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