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表達與“民族性”建構
——汪曾祺小說《受戒》的鄉土敘事解讀

王倩倩

（中央民族大學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北京 100081）

20 世紀80 年代，汪曾祺的小說《受戒》橫空出世，該作品一反當時文壇感傷批判主義文學和“宏大敘事”和“重大題材”潮流，堅守民間立場，創建了獨特的現代虛構模式，引領著鄉土文學的回歸。汪曾祺在文學創作中積極建構具有“中國式”與“民族性”的鄉土文化空間，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之美，促使我們重新審視中國文學的資源與價值，將文學視角還原到中國本土的市井風情和平凡生活之中，為中國文壇帶來了一股清新空氣，影響著中國當代文學性格氣質，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趨向和文學格局[1]。本文所探討的“民族性”，特指文學作品通過獨特的地方性語言表現出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觀念，呈現民族所在地域特征和最本真的生活形態?！懊褡逄刭|和地方性就更加成為構建文學民族性必不可少的要素?！盵2]“中國性”內蘊于幾千年來傳承下來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作家基于真實而豐富的中國體驗的基礎上呈現出來的國家、民族、區域等多維度文化身份表達，表現文化認同?！爸袊健笔侵笣B透在作品中的中國氣質和中國風格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中國敘事”傳統。文學的“主體性”表達，即在當代文學場域中文學作品堅持以人民大眾為審美主體，反映真實的生活語境，突出民族和國家主體背后的文化意義和現實意義。文學作品創作的素材與審美特征必須符合中國大眾的審美風格，才能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創作理念和創作思維只有具備了“民族性”和“中國性”，才能真正表現作品的“主體性”文化建構。汪曾祺的小說《受戒》對深蘊其中的“民族性”與“中國性”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建構與書寫，通過不同維度的文化表達凸顯了中華民族的主體性，藝術再現中國鄉土社會整體風貌。

一、民間生活立場與樸素的文學理念

《受戒》凝聚著作家民間生活立場與樸素的文學理念，所寫題材也是幾十年的新中國文學未曾涉及的，是文學創作的一次大膽嘗試。小說繼承了沈從文創作中發揚的“中國式”抒情傳統，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文學創作中“晦澀”與“矯揉造作”的傳統弊端[3]，重構了現代抒情模式，將視角轉向中國鄉土世俗生活日常，挖掘真實的人性美。其實，早在創作之初，汪曾祺就表示“我要寫！我一定要把它寫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詩意！”[4]230在盛行揭露、批判黑暗現實的傷痕反思文學以及新興的“改革文學”的潮流面前，汪曾祺獨樹一幟，堅持用“民間敘事”的方式進行田園牧歌式的文學創作，開辟了文壇新局面?！妒芙洹酚?980 年8 月12 日寫成，汪曾祺迥異于當時知識分子的寫作和批判姿態，避開了嚴肅敘事潮流，一開始并未對小說公開發表抱有希望，直言“發表這樣的作品需要勇氣的?！盵5]然而，《北京文學》負責人陳清泉欣賞汪曾祺的文采和新意，最終力排眾議將其發刊，從而使這部作品在文壇亮相。1980 年10 月，《受戒》的發表在當時的文壇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受到強烈反響，獲得該年度“北京文學”獎。

自1980 年唐摯、張同吾等人對汪曾祺的研究肇始[6]，汪曾祺的作品在文壇引起廣泛關注，并引發了一股“汪曾祺熱”，新時期文學以來學界對汪曾祺的研究已經走過40 余年的歷程。汪曾祺小說的特點在于其呈現的“中國式”寫作方式及其對“民族性”文化的建構?！妒芙洹返陌l表給文壇帶來的震動不僅源于作家文學藝術上的深厚造詣，還得力于它的出現給當時文壇帶來的新的風氣，在嚴肅的宏大主題敘事的文學潮流下，《受戒》巧妙避開了重大題材、典型人物、時代格調和宏大歷史背景，以恬淡自然的語言風格來描繪鄉土風情，其“民間書寫”和近似隨筆的散文化敘事手法別出新意，是傳統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西方現代主義藝術風格的混融。在敘事中淡化故事情節，打破了傳統小說敘事的格局和程式化模式，給人一種新穎、親切、真實之感。這種創作特色體現了作家對文學發展時期的承接和平衡，展現獨到的藝術個性和中國歷史情懷。

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忽視汪曾祺作品創作的“改寫”傳統，“改寫”使汪曾祺的文學書寫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文化重構的獨特意義。自80 年代重返文壇之后，汪曾祺對自己的舊稿進行了多次“改寫”①如《最響的炮仗》到《歲寒三友》，《燈下》到《異秉》，《獵獵》《邂逅》到《露水》，以及原題重寫的《異秉》《職業》《戴車匠》的改寫等。，積極探索作品的美學思想和精神內核。小說《受戒》的形成源于汪曾祺對其早期作品《廟與僧》（1946 年）故事的“改寫”和重塑，作家試圖從中重構精神世界，重塑審美標準，從樸素的民間發掘中國傳統的根系和營養?！耙淮斡忠淮蔚母膶?，實際上是一次又一次傾注溫情，在‘改寫’中確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的自我想象?！盵7]汪曾祺“改寫”的小說多取材于民間生活，他將民間生活中最具活力和生機的能量融入到文學創作的精神活動中來，以“中國式”的抒情方式深刻凸顯民間的力量。

汪曾祺小說創作的民間立場和文學理念的生成得益于傳統文化熏陶積淀和現代文學意識的發展。1920 年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汪曾祺出生于運河文化滋養的高郵下河地區，從小生活在一個藝術氣息濃厚的地主家庭，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研習古文字畫，深受老莊思想和桐城派的影響。在后世的文學創作中形成了疏朗清淡的風格，并將作畫的手法融入到小說的創作之中，文風干凈清雅，不刻意強調故事情節內容而注重寫意，關注真實生命體驗。1939-1946 年汪曾祺求學于西南聯大，而后輾轉于武漢、上海、張家口、北京等地，足跡遍布中國南北，這些中國鄉土的生活經驗和現實生活印象也為他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學素材，深刻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受到“揚州八怪”蘇中文化和戰時昆明“名士文化”的影響，培育了汪曾祺人格中獨特的“名士氣”。汪曾祺文學功底深厚，情趣廣泛，愛好書畫，保留了中國傳統讀書人的生活趣味，推崇陶淵明那種隨遇而安、淡然雅致的情懷，在他的創作中還融入了“五四運動”以來的現代主義以及革命主義元素，他的知識結構和審美情調總是可以使讀者聯想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亮點的遺存，保留了士大夫的風骨和精神。

20 世紀40 年代，在啟迪民智、救亡圖存的大文壇浪潮下，汪曾祺毅然追隨恩師沈從文的腳步選擇了崇尚自然的浪漫主義文學和鄉土小說風格，“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影響表現在建立純正的藝術觀和積極的人生觀兩個方面，而這則是汪曾祺在20 世紀特殊的社會環境中疏離現實的根據?！盵8]沈從文對中國鄉情的描寫深深影響了汪曾祺的文學創作，成為他文學創作道路上的重要積淀。而沈從文對汪曾祺這個弟子也頗為看重，他曾在給施蟄存的書信中提及，“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大有成就?！盵9]踏入文壇的汪曾祺初試鋒芒，1949 年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的問世展示出了其作為青年作家的創作才華，1963 年出版了小說集《羊舍的夜晚》，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隨著《受戒》《大淖記事》等作品的發表，以汪曾祺代表的創作引起文壇注意，并產生了重要影響。20 世紀80 年代，中國社會經歷了“五四”、救亡圖存和“文革”的重重洗禮，伴隨著社會轉型，國內文化語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知識分子與文化民族主義呈現出復雜的關系樣態。在這一過程中，文學開始反思過去的主流表述，在新的文化語境中尋找方向?！妒芙洹返某霈F順應了文學發展的時局，拓展了文學的敘事多元化主題。

西方現代主義的引入對國內新時期風格形成了重要影響，推動了作家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念的開放性探索。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拮據的條件和動亂的時局給予汪曾祺諸多思考，西南聯大開放自由的學習氛圍使他潛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教育，并自覺追求文學現代性，主張立足傳統，兼收并蓄。汪曾祺說，“我是較早意識到要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和傳統文化脫節，我以為是開國以后，上世紀50 年代文學的一個缺陷——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化的‘斷裂’，這說得嚴重了一點?！盵10]在汪曾祺看來，“但我追求的是和諧，希望融奇崛于平淡之中，納外來于傳統之中?！盵11]汪曾祺的小說多以細致溫情的筆觸和樸素、生動、活潑的語言對風土景致加以描繪，飽含著中國式的抒情況味。汪曾祺的文學書寫源于其樸素真誠的“中國心”，“《受戒》的民間立場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它把知識分子的理想寄托在民間的大地上?！盵4]236汪曾祺的寫作主張“淬盡火氣”，文學創作應有益于社會文化發展和世道人心，期望通過文學創作重塑民族信念，他說，“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于生活，我的樸素信念是：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我自覺地想要對讀者產生一點影響的，也正是這點樸素的信念?！盵12]1983 年4 月11日，汪曾祺應邀老同事劉錫誠之約為當時的《北京師院學報》撰稿文學創作筆談，一開始有礙于當時人道主義批判的社會風氣表示“難以下筆”，后來在劉錫誠的多次勸說下集結成了《我是一個中國人——散步隨想》。在其中，汪曾祺提到，“我大概可以說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盵13]堅定地傳達了自己樸素的文學理想是“我的人道主義不帶任何理論色彩，很樸素，就是對人的關心，對人的尊重和欣賞?！盵14]正是這份純粹的信念和樸素的文學觀引導著汪曾祺在創作中寫中國大地上發生的真人、真事，講述中國故事，表達中國人的感情。汪曾祺致力于從文學審美功能提升到育人教化層面，以文學的形式將樸素的信念傳達給大眾，發現作品中風俗對人格形成的重要力量，進而超越了淺表化的風俗描繪，從文化性和根源性角度挖掘風俗人性的和諧相融，對民眾做出正面引導。汪曾祺不僅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熟稔于心，他的創作還賡續了地方文脈，在文學作品中建構和書寫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地理文化空間，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式”抒情模式。

二、《受戒》中的俚語鄉音與地方風俗

《受戒》致力于從平凡生活出發建構美好人性，從充滿中國地域特色的俚語鄉音與地方風俗中發現“美”，立足于鄉土生活，又超越了傳統的世俗境界?！妒芙洹分械摹爸袊健钡谋磉_體現在作者對俚語鄉音的使用上，汪曾祺的小說遣詞造句善用擬聲詞，以聲音記憶人物是他的思維習慣，重視探索民族美學傳統和發掘漢語之美。擬聲詞的運用使汪曾祺筆下的文字富有畫面感，準確生動而傳神?！八慕涷炗兄谖覀冎匦抡J識漢語文學獨具的美感和魅力，也有助于我們調整和建構當代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與外國文學經驗之間的關系?！盵15]俚語鄉音承載了城市和地方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傳統，表現了地方文化特色。從整體上看，小說的風格基調就是由一連串地方風味極濃的鄉音和世俗語境下高郵市民生活剪影構成的。汪曾祺在《受戒》中運用口語化的蘇北里下河方言生動表現了故鄉高郵一帶的民風民俗和地理文化風貌，將俚俗的基調化為一種深隱于文本背后的儒雅余味，流溢著民族傳統文化含蓄悠長之韻味。小說充滿著民間俚語的口語化色彩，表現了中國語言形式上、聲調上的音樂美，將平實的文字敘述轉換為一種有聲音的“視覺語言”，真實生動地描繪了鄉村生活形態。

在小說中，汪曾祺對“做和尚”標準的描述也頗為有趣：

“仁山所說當一個好和尚的三個條件，他自己其實一條也不具備。他的相貌只要用兩個字就說清楚了：黃胖。聲音也不像鐘磬，倒像母豬，聰明么？難說，打牌老輸。他在庵里從不穿袈裟。連海青直裰也免了。經常是披著件短僧衣。袒露著一個黃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腳趿拉著一雙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著，他一天就是這樣不衫不履地這里走走，那里走走，發出母豬一樣的聲音：‘呣——呣——’”[16]31

可以看到，汪曾祺作品中聲音的描繪生動傳神，使行文充滿著民間的活力，這恰恰體現了汪曾祺對語言塑造和運用的重視，在他看來，語言不單是一種外部的形式技巧和文學載體，更是作者文化修養和生活態度的體現，是文學性的表達和小說創作的本體構成。[18]民間口語化的表達有著獨特的藝術魅力，汪曾祺善于從民眾的口頭語言中獲取豐富鮮活的素材，這些俚語因為接近普通民眾的生活也易于被人民群眾所接受?！妒芙洹分袑γ耖g俚俗的運用表現了作家豐富的文化積淀和生活閱歷，汪曾祺的作品用語妥帖考究，其口語寫作融會了高郵方言，帶有鮮活的煙火氣，汪曾祺對民間僧侶俗民的形象刻畫也可以看到凝聚在作家身上的深厚古典文學修養。小說充分表現了中國民間文化形態中的淳樸與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中國舊社會的思想束縛，是一個理想化了的江南水鄉世界。作品淡化了故事情節，帶有散文化的傾向，同時妙遮蔽了世界的種種陰暗面，模糊了人的生存境況，對人性的復雜性加以淡化處理，所刻畫的人物也更為自然和鮮活。

“趙大伯是一棵搖錢樹，趙大娘就是個聚寶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歲了，兩個眼睛還是清亮亮的。不論什么時候,頭都是梳得滑滴滴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掙掙的。像老頭子一樣,她一天不閑著。煮豬食,喂豬腌咸菜——她腌的咸蘿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編蓑衣，織蘆篚。她還會剪花樣子。這里嫁閨女，陪嫁妝，磁壇子、錫罐子，都要用梅紅紙剪出吉祥花樣貼在上面，討個吉利，也才好看?！盵16]36

汪曾祺從民間口語中汲取口語化語言材料，以民間化的敘述方式介紹人物事件，用語簡潔生動，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學風格。在上述引文中，汪曾祺用富有生活化的語言表達展現了人物形象，更貼近人們的生活日常。其中“清亮亮”“滑滴滴”“格掙掙”等詞語的運用平實樸素，巧妙生動，將普通農家婦女的形象細致地勾勒出來，這種“接地氣”的語言表達方式更符合人們對普通民眾的審美需要，真實反映了勞動群眾的生活特點，展現了豐富和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

同時，汪曾祺在《受戒》中的民間敘事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在鄉土文化建構上，主要取材于高郵本土文化生活背景，展現中國地方風俗傳統。汪曾祺的作品主要通過普通人來反映人性的真美，呼吁人們回歸現實，回歸平民生活?！笆忻裆铑}材使汪曾祺小說具有獨特美學素質——入俗之美。入俗之美的‘俗，其含義絕不在于‘庸俗’一面，而在于它的俚俗、樸拙，民俗風習、地域風味?！盵19]在汪曾祺的眾多小說中都有對地方風俗的描寫，其小說創作從小人物、小地方和生活細微處出發，著力描寫了中國大地上的風土民情，寫盡市井細民的平凡，以獨特的視角描摹市井生活百態。

汪曾祺運用樸素平實的語言描寫了中國大地上的自然風物之美，營造了濃郁的蘇北水鄉地域氛圍，凸顯了人與人之間原生態的樸拙及最淳樸真摯的感情?！妒芙洹返拈_端以講故事的形式娓娓道來，通過對地方風物的簡單勾勒為讀者呈現了一幅江南水鄉的風俗畫卷。小說中人物和景觀在現實生活中大都有跡可循，是作者長期生活經驗的積累和內心真實感受的生動寫照。相較于一般的風俗小說，汪曾祺的書寫具有頗多異趣，這是作家將外在的體貌聲色能動地創造，同時深蘊于物象之中，并融注于自我的審美體味和藝術境界?！妒芙洹烦溆鴿庥舻氖芯l村生活氣息，作者將故事場景布置在頗有世俗意味的寺廟——荸薺庵。這個名稱原是由民間“菩提庵”的誤讀，是人們對佛教世俗化解讀應用。作為出家人的寓所，荸薺庵不但沒有傳統眼光中的清規戒律，反而是一個如世外桃源般東方田園牧歌式的世界。從小說的題目上看，“受戒”本身也似乎蘊含著佛法的清規戒律和人性的束縛，但在行文中汪曾祺卻巧妙地避開了人性與戒律之間的沖突，向傳統禮俗發起挑戰，在小說中寫道，“這個庵里無所謂清規，連這兩個字也沒人提起?！盵16]33慷慨謳歌自由健康的人性之美。汪曾祺筆下的人物形象單純善良，彼此之間幾乎是平等的，世俗眼中恪守規矩的“和尚”也只是謀生職業，同俗世沒有什么界限。

作家憑借對事物的獨到領悟和審美發現，將“中國式”的民間傳統習俗融入到文學敘事中，描繪了江南地區流行城市小巷的真實生活，充盈著濃郁的鄉村生活情調。在“民族性”表現上，《受戒》還為讀者呈現了中國傳統民間社會的風俗習慣，如“舂粉子”“磨豆腐”“剪紙”以及民間婚嫁習俗中的禮俗傳統等等，蘊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意蘊。在高郵多年的民間生活經歷給予汪曾祺深刻的人生體驗，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化積累和深厚的思想源泉，建構了經典的文學形象。

“七月間有些地方做盂蘭會，在曠地上放大焰口，幾十個和尚，穿繡花袈裟，飛鐃。飛鐃就是把十多斤重的大鐃鈸飛起來。到了一定的時候，全部法器皆停，只幾十副大鐃緊張急促地敲起來。忽然起手，大鐃向半空中飛去，一面飛，一面旋轉。然后，又落下來，接住。接住不是平平常常地接住，有各種架勢，“犀牛望月”“蘇秦背劍”……這哪是念經，這是耍雜技。也許是地藏王菩薩愛看這個，但真正因此快樂起來的是人，尤其是婦女和孩子?！盵16]32

上述引文介紹了汪曾祺故鄉不同民族的風俗傳統，小說中提及的“盂蘭會”是佛教所舉行的法會，在盂蘭會期間，具體展現了“飛鐃”這一傳統的民間技藝和民俗現象。形色生動，富有現場感和畫面感，仿若身臨其境。有關民間風俗的描寫在汪曾祺的小說中隨處可見，亦是文學創作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但汪曾祺卻不是單為了描寫風俗而寫風俗，他運用中國小說最擅長的白描手法描摹風景，在汪曾祺的筆下，小說故事中的風土習俗、民間遺風等不僅作為地方風物的描述，更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發展及情調渲染上起著重要作用，在形式上追求散文美，是“化俗為雅”的文藝實踐，展現了作家的獨特審美品格。汪曾祺挖掘了中華民族中儒雅的一面，在作品中融入了儒家思想精華，從中透露出生活的詩意與律動。

然而，在熱鬧的鄉土生活所營構的美好和諧氛圍的背后，汪曾祺的小說也有著冷峻、悲涼的一面，隱含著作家巨大的傷痛與悲哀?？v觀汪曾祺的文學創作可以發現，殘酷的現實與其作品中所傳達的精神內核是極為割裂的：貧苦的生活、繁重的勞動、無處訴說的苦悶，共同建構了一幅悲苦交織的人生圖景。文末的“寫四十三年前一個夢”[16]48，從夢境回歸現實，寓言著理想世界終究破滅?！妒芙洹肥亲髡咴诩拍鄲炃榫诚抡归_的文學探索，文中所述的“四十三年前”正處在1937 年戰火紛飛的年代，當時汪曾祺為躲避戰火被迫中斷學業從江陰返回故鄉高郵，同家人一起居住到一個叫“庵趙莊”的農村，在那里目睹了人們當時生活的現狀。動蕩不安的時局使勞苦的人民遭受了種種苦難，可貴的是，人們卻依舊沒有丟棄中國傳統文明中的本土化語言、古風習俗，以及人情百態所蘊含的傳統品德之美，汪曾祺將人性美融入世俗生活之中，凸顯被人們遺忘的平凡生活之美?！妒芙洹窞槲膲瘞砹藣湫碌拿耖g人物形象，他一改“傷痕文學”主流色彩下人物形象的批判性和悲劇性，描寫中國社會普羅大眾的人生百態，展現了底層社會人群的精神狀態，表達了作家對平凡人物生存境遇的關注和悲憫的社會關懷。

三、民族與國家：小說的“主體性”文化表達

民間文藝的“主體性”主要體現在文藝作品所代表的民族主體和國家主體上。民間文藝從人民群眾中產生，又發展于民間，與人民的生活有著密切天然的聯系。建國初期，黨的文藝政策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準繩，主張“文藝家的立場、觀點、感情要向工農兵靠攏，要與工農兵的思想打成一片?！盵19]確立了文藝家向工農兵學習的立場和原則。1979 年4 月《上海文學》發表的《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說》深刻探討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倡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20]推動文學向本體回歸。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民間文藝也進行了多次論述，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一切優秀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優秀文藝創作都為了人民?！盵21]體現出文藝創作為人民的主體性傾向。主體性是人的意志、能力和創造力的體現，主體結構在歷史運動中具有重要的價值。作品是作家思想的外化形式，“文學強調民族性，其正當理由是人、社會以及文化必然存在于具體的時間和空間里，文化本身具有民族性，因而文學也必然具有民族性?！盵22]汪曾祺小說《受戒》的“民族性”特征以及創作中呈現的中國元素、中國情結、中國氣質展現了中華文化，蘊含著作家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妒芙洹穼χ黧w性文化進行建構，再現中國社會的多元化和復雜性，符合大眾的審美需求。對于汪曾祺的文藝創作而言，小說“主體性”的建構是一種內在化的過程，既指他作為文學創作者、人民群眾一份子的主體狀態，隱含著不同身份的轉換及其文學實踐過程中的特殊心理狀態和經驗沉淀，也指的是在創作小說《受戒》中形成的獨特主體塑造模式。

汪曾祺以文學的方式表現理想的生命狀態，嘗試以文學和美學的力量介入到民族自救的歷史進程中。汪曾祺小說充溢的美，首先在于發現了民族的本真和性靈，以一種虔誠的態度書寫了民族的傳統美德。汪曾祺出生和成長于中國大變革、大動蕩的歷史年代，作為人民群眾的一份子，汪曾祺始終著眼于往往被人們忽視和冷落的偏僻一隅，通過對平凡人物命運遭遇的關注和市井風情的勾勒展現普通人的價值。汪曾祺有著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這些生活經歷深刻地影響了其小說創作的主題、敘事視角與創作風格。汪曾祺他用鄉情的文字書寫傳統，充溢著濃郁的中國氣息和藝術美感，被認為是“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23]，這既是源于他的傳統文化視角，也是作家獨立人格的體現?！妒芙洹烦浞挚隙巳说闹黧w性，贊美人性的光輝，從側面展現的是整個民族在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挫折之后的精神回歸。在平靜的文本敘事之外，潛隱著作家深沉的個人情感和對現實的理想追求，“努力把自己從具體時代、具體的社會群體中抽離出來，從所有既成的意識形態中抽離出來，而直接以自己作為生命本體的存在面對世事人生，期望達到超越現實、直指天國、審美自由的清云之境?！盵24]通過對現實苦難的默默涵化敘寫底層民眾無法擺脫的殘酷命運，即以一種深沉、悄無聲息的方式將這些苦難融入文學敘事中，通過文學的力量傳遞對社會底層群體生活困境的深刻理解和同情，執著探索人性自由。汪曾祺關注民族未來的發展，小說的文化含量豐富，內容多取材于民間，是在經歷了大動蕩、混亂浩劫之后的深沉思索，從民間生活中找尋和傳承古老民族精神。在經歷了大的歷史轉型之后，用文學捍衛民族尊嚴，與文化潰敗之潮相抵抗，在人格精神的召喚下回歸內心的沉靜與理性。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生活方式的變遷，舊有的傳統風俗在逐漸被改變和淡忘，汪曾祺的小說在反思中回望古老的中華文明，發掘民間記憶和民族文化傳統，從中找尋一個民族立足現實走向未來的依據和能量。

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凝聚著個體對人生的獨特感悟，是基于國家背景與民族層面，在特定的地理空間背景下的文學創造。汪曾祺以獨特的文化身份視角展開了尋根式的探索，其文學創作與他的故鄉蘇北地區有著密切關聯。汪曾祺出生的蘇北地區，孕育了古老的江淮文明，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在這里交匯，形成了具有鮮明特點的驛道和運河水陸文化。各民族在交流與交往的過程中文化彼此交融，營造了特有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留下了厚重的歷史文化記憶。高郵的風物和童年記憶成為汪曾祺感情蘊藉的載體，清新、優美的自然田園風光的描繪其實是作者對美好生活的夢想和懷戀。汪曾祺筆下的鄉土世界帶有濃厚的“中國味”，廣泛涉獵到民眾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層面，其對地理和歷史風貌的描述帶有民族文化表達的多重性。汪曾祺的文學經驗與知識經驗來源廣泛，他不斷從民間文學、國外文學中汲取養料，在文學寫作中堅持將文學創作與漢語傳統和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相聯系，通過文學創作在時間和空間上多重的實踐對民族文化進行了多維度的考量，力圖還原一個真實的運河地理文化空間。

汪曾祺重視民間文化，關注民族精神，形成了獨特的人物主體塑造模式。小說中刻畫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可將其劃分為“廟宇內部”與“廟宇之外”兩大類。廟內塑造了六個典型人物形象：主人公是十三歲的男孩明海，家境貧窮，從小就確定了出家的想法，在廟里過著循規蹈矩的生活，與農家女孩“小英子”相識。老師父普照，性格沉穩，卻不依常規。其余的三位師兄分別是仁山、仁海和仁渡。大師父仁山相貌黃胖，做著當家的職務，管理廟里的賬簿。二師父仁海愛好廣泛，竟已有婚配，妻子善良顧家。三師父仁渡年輕氣盛，聰明精干，極富個性。在廟宇之外，汪曾祺主要描寫了“小英子”一家四口，趙大伯、趙大媽以及一對姐妹“大英子”和“小英子”。趙大伯、趙大媽勤勞能干，敦厚淳樸。兩姐妹性格迥異，“大英子”性格文靜，心靈手巧；“小英子”古靈精怪，純真善良。這些不同的人物角色塑造表現了汪曾祺對社會底層人物形象的深刻認識，“汪曾祺筆下的普通人是從社會地位的角度來看的。如果從人物的具體身份上看，則往往并不普通?！盵25]不同社會角色的各色人物生活于社會下層，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不盡相同，秉持著獨立的個性性格，作者淡化了人物的階級屬性，著力表現的是廣大平凡民眾群體，這體現了作家民族主體性的自覺意識。1983 年楊汝絅在給汪曾祺的一封信中談及鄉土問題時寫道：“我們國土上任何一個哪怕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也都自有它發掘不盡的特有的魅力，愈是寫出它的個性就愈有普遍意義?！盵26]汪曾祺的民間書寫呈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獨特性，通過對生活細微的感受力描摹了現實生活場景，生動立體地向讀者展示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典型性、富有代表性的鄉土世界。

汪曾祺擅長以民族的文化史記憶為視角敘寫民間傳統，展現中國在歷史進程中民族集體的心靈感受。汪曾祺的小說創作根植于中國文化傳統，書寫了中國民間人物為主體的生活日常，帶有濃厚的民族風情和地方特色，他將自我的生活經歷與人生況味融入寫作中，記錄中國大地上發生尋常故事。語言承載著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汪曾祺曾坦言，“我寫的是中國事，用的是中國話，就不能不接受中國傳統，同時也就不能不帶有現實主義色彩。語言，是民族傳統的最根本的東西。不精通本民族的語言，就寫不出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的文學?！盵27]汪曾祺的寫作是民族的，他對祖國和家鄉始終懷抱有溫情。汪曾祺筆下的鄉土世界，是具有中華民族特性的、符合中華民族審美的華夏文明的一部分，代表著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富有個性的地方文化，同時也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的普遍意義。在汪曾祺看來，“一個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民族特點，離開學習民間文學是絕對不行的?！盵28]他秉承著堅守傳統和開放的胸懷，通過文學書寫展現了中國人的溫婉厚重和恬淡堅韌，重視意境的塑造，打通了傳統與現代交融的美學思想。

民族與國家是汪曾祺創作最鮮明的底色，也始終是他的作品所關注的重要內容。與通常意義的小說寫法不同，在汪曾祺的《受戒》中圍繞“受戒”為的中心敘述遠遠少于作者對當地風土人情和市井百態的描述，這種敘述模式充分體現了汪曾祺文學創作的主體性?！巴粼鞯囊饬x就在于他以個性鮮明的創作，較早地向新時期文壇展示作家創作的主體，呼喚主體性的早日回歸?！盵29]在凸顯文學創作所面向的主體性之外，汪曾祺還提倡作家進行自由創作，表達自我思想和自身感受，展現作家的主體性，回歸文學創作的本體。汪曾祺堅持以人民大眾為審美主體，在反映真實的人民生活場景的基礎上彰顯中華文化傳統，對鄉土敘事進行了有益探索。

結語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汪曾祺的創作不僅橫跨和聯結了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兩個時期的創作，而且打破了跨越時代帶來的隔膜，有效縫合了兩個時期的創作裂痕。一方面，汪曾祺的作品深入廣泛的社會生活，將文學視角從沈從文的鄉村擴展到市井題材，將思想意識落實到“人的價值”方面，從普通人的角度觀察生活、思考生活、表現生活。另一方面，汪曾祺善于透過市井生活的平凡人物講述中國故事和中國傳統，傳遞民族精神，顯示出持久的藝術魅力。他的小說作品讓人們關注文學史上被邊緣化、被遮蔽的角落，我們才有可能重新評價和理解其創作。汪曾祺在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之間開展“中國敘事”，主張“回到民族傳統”和“回到現實主義?！盵30]激活了傳統文學的生命力和感召力。鄉土敘事汪曾祺是對傳統文化回歸的一種回應，也是他基于民族和國家主體立場對文學的本土化建構，如今人們對“中國敘事”的尋找和呼喚依然葆有熱忱，而汪曾祺的作品為相關研究提供了經典文本。汪曾祺將知識分子精神融入民間，體現了中國文人與通俗文化的高度和諧與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