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

任保平，李培偉

（1. 南京大學 數字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 蘇州 215163；2. 西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工業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主題，新型工業化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點任務。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以推進新型工業化作為重點任務，夯實和提升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新型工業化是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有機融合。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數字經濟成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一種新經濟形態，其本質是一種具有深度融合性質的拓展的信息化經濟。因此，以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下文簡稱“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成為中國在工業化后期深化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戰略選擇。2023年全國新型工業化推進大會傳達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貫穿新型工業化全過程，把建設制造強國同發展數字經濟、產業信息化等有機結合，為中國式現代化構筑強大物質技術基礎”?？梢?，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已經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新動力、新引擎和新路徑。

一、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邏輯

新型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體系的創新與實踐，其發展具有二重性特征：第一，新型工業化不同于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工業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工業化建設中，工業發展以資本、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力要素的粗放型投入為特征，走外延式增長道路，所引致的結果是產業鏈條長期被路徑鎖定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低端產業環節，產業鏈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并導致工業化與生態和環境間的矛盾突出。第二，新型工業化不同于發達國家的傳統工業化。發達國家的傳統工業化是由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工業化進程，并在工業化基本成形后推進信息化，而后期則選擇了去工業化道路，即在還未完成深度集約型工業化的情況下選擇過度去工業化，并由此造成失業增加、貧困加劇以及社會動蕩等經濟增長代價。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新型工業化”，要求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黨的二十大進一步強調，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

新型工業化的本質是通過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有機融合實現效益型工業化，并將綠色化、共享化和可持續性作為目標，提升全產業鏈的競爭力，進而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信息化拓展為數字化，數字技術將物理世界重構為數字化世界。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經濟主體活動和交互在更大范圍內建模為數字化世界。需要說明的是，這種“世界重構”并未改變社會經濟運行的本質，只是提高了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效率，即通過降低成本的方式形成新的增長效應［1］。數字技術使信息化時期的附屬產品即數據要素呈現出規模非線性遞增效應，并成為物理世界在數字化世界的“技術投影”，由此獨立化為新的生產要素，擴展了組成經濟增長的現有要素范圍。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統一于數字化思維。數字化思維是指企業超越對物理世界的認知范圍，通過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在數字化世界內創新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運行方式，主導、優化和升級信息化時期的流程化思維，加快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迭代升級。當從經濟形態視角審視時，新型工業化的路徑選擇就演變為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

數實融合的一般特征主要體現在：數字技術與技術創新的融合，推動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研發創新層面的深度融合；創新鏈與產業鏈的融合，引發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產業層面的深度融合；平臺經濟與企業組織的融合，產生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企業層面的深度融合；數字經濟的共享性和萬物互聯，提供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生態系統層面的融合［2］?？梢?，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邏輯是，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為工業企業提高專業化協作的組織效率提供了充分的技術經濟條件，所形成的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協同發展模式孕育出現代化產業集聚?，F代化產業集聚既包括一組在地理上集聚且相互競爭和合作的企業集群，也包括一組依托云平臺技術支撐的跨空間集聚且相互競爭和合作的企業集群（即平臺經濟）。兩者的本質均是通過形成一種有效的生產方式，擴大并優化專業化協作水平，進而將企業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通過外部正經濟的方式實現，并最終達到集體效率最優?，F代化產業集聚所引致的結果是要素集聚、技術集聚和生態集聚，并以此推動要素融合—技術融合—產業融合—生態融合的數字化思維的形成。數字化思維在應用層面所形成的數字生產力會賦能工業生產力以形成新質生產力，并在工業化進程中推動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綠色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實現效益型工業化。同時，這種工業化模式會自發地創造出充分的物質、資金、人才和市場等基礎條件，并推動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的擴大再生產，形成數字化和工業化、數實融合發展的工業化新形式?？梢?，新型工業化走的是與數字化日益融合發展且層次不斷提高、領域不斷拓寬、效益不斷增加的工業化新道路［3］。

從要素融合維度來看，數據要素獨立化為新的供給要素，其本質是物理世界在數字化世界的“技術投影”，這就決定了數據要素本身無法脫離實體經濟發揮生產作用，只能賦能資本、勞動力等傳統要素，通過提高要素使用效率、要素組合效率和技術科技創新等方式突破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使廠商可以在更大范圍的平均成本遞減區域內進行生產，進而增加規模報酬遞增效應的可持續性。同時，數據要素的共享性特征會使這種效率提升機制呈現出乘數效應特征。

從技術融合維度來看，要素融合需要以技術融合為前提。數據要素作為“技術投影”，需要基于物聯網的發展，將人、事和物進行靜態或動態的數據描述，并推動形成萬物互聯的系統性變革。其主線是以重組式創新推動數字技術與傳統生產技術的融合發展，并形成新的生產函數，推動生產可能性邊界可持續外延。同時，數字技術所帶來的信息可得性使得經濟主體能以更快速度響應市場價格信息的形成和變動，進而使要素流動及其市場化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技術創新和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結果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這是新型工業化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直接體現。

從產業融合維度來看，數字產業化是基礎和動能，數字產業具有高技術密集型和高滲透性的核心特征，旨在為傳統工業企業提供數字產品、數字技術和數字服務，為數字化轉型提供解決方案。產業數字化則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主要方式，即在數字技術的支撐下，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價值釋放為發展核心，對要素投入、生產方式和組織運行進行數字化改造，實現產品全生命周期的數字化運營，從而解決效率低下問題。同時，產業數字化可以推進價值鏈兩端向高附加值環節延伸，引致從生產驅動轉向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價值創造驅動，即兼顧消費者個性化需求和規模生產的成本優勢，解決長期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

從生態融合維度來看，要素融合、技術融合和產業融合需要以資金鏈、人才鏈、創新鏈和產業鏈的“四鏈”融合作為前提，其共同作用推動形成了數實融合發展生態。數實融合發展生態的微觀主體一般以產業主導型企業為中樞，通過構建“平臺—生態”為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提供成本更低、開放多元以及安全靈活的ICT基礎架構服務，形成價值共創機制并共建產業數字化共同體。從宏觀上看，數實融合發展生態是各產業鏈間競爭和協作的有機結合體。在此生態體系中，資源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有效配置和共享流通，并孕育出產業家及產業家精神。產業家仍需以企業家作為基礎和發展載體，一方面，其可能來自于現有企業家的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其可能來自于新生企業家或企業家引進。在數實融合背景下，產業家升級為善于運用數字化思維推進要素融合—技術融合—產業融合—生態融合的新經濟主體，并通過整合和優化配置生態資源創造生態紅利，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產業家所體現出的數字化思維和生態共贏精神成為產業家精神的新組成部分，是產業家精神中最顯著的兩大特征。這些均需要資金鏈、人才鏈、創新鏈和產業鏈的嵌入以提供生態建設的基本要素，即形成“四鏈”融合發展體系。

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前提是國家數字化轉型能力的建設。第一，中國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深層次邏輯為國家能力推動了市場規模的擴大，市場規模決定了工業化和技術創新的水平［4］。新型工業化的本質是與數字化日益融合發展的效益型工業化，這首先決定了推進新型工業化仍然需要國家數字化轉型能力的提升以及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規模擴大與“創造性破壞”環境的結合，是高標準市場體系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結合，也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叭齻€結合”的有效性是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能否深度融合進而推進新型工業化建設的宏觀發展載體，也是新型工業化能否賦能“四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現代化）并聯式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第二，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普遍存在著“不能、不全、不愿、不深、不便”融合的現實難題［5］，這進一步決定了在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進程中需要發揮政府職能。從主要經濟體發展數字經濟戰略和規劃的歷史經驗來看，政府職能集中體現在核心技術突破、基礎設施保障、數據市場建設以及頂層設計引領四個維度。第三，數字經濟的本質是技術經濟范式的轉變，數字技術發展帶來了工業化進程中的結構性變革。結構性變革的結果是，在新型工業化進程中發展與風險并存。例如，結構性失業風險、數字平臺壟斷風險、收入分配極化風險顯現，需要政府構建安全風險預警與防范機制，發揮國家能力優勢為新型工業化提供穩定安全的發展環境。

二、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現實要求

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年）》可知，2022年，中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規模得到有效提升，但制造業的數字經濟滲透率（24.0%）顯著低于服務業（44.7%），且在2012—2022 年，制造業的數字經濟全要素生產率整體呈現出先升后降態勢［6］。因此，結合上文所述的發展邏輯，有必要進一步探析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現實要求。

（一）創新數據要素產權制度，提高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數據利用效率

數據要素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新生產要素。要素確權決定了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水平，但由于數據要素的非競爭、非排他和零邊際成本特性，使數據資源存在權屬不清和難以保護的現實問題、數據要素定價呈現“大分化”趨勢，進而導致數據交易市場和流通體系不足以支撐數據要素賦能新型工業化。同時，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形成了相對集中的數據要素，但亦存在著數據要素“不能融合、融合不全”的問題，即存在著數據規模巨大與開發利用效率低下的非對稱矛盾。以2016年10月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推出的《數據定價辦法（試行）》為例，協議定價、固定定價以及實時定價3種定價模式仍無法直接確定數據的最終價格［7］?？梢?，在數據市場中，價值規律并未發揮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數據要素產權不明晰，使得價格信息的產生和變動不足以支撐市場機制發揮資源配置作用，數據要素融合效能尚未完全顯現。因此，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現實要求是以創新數據要素產權制度為前提，明晰并保護數據資源權屬，完善數據要素市場準入、監管和風險識別機制，以提高數據利用效率。

（二）提高數字技術創新投入，為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提供技術經濟條件

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為新型工業化進程提供了技術經濟條件。數字技術是實現數據采集、數據存儲、數據挖掘和數據可視化的前提［8］，也是為傳統工業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解決方案以實現價值創造的通用目的技術載體。目前，中國數字新技術供給體系發展較快，截至2022年底，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專利存量已達160萬余件，但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前沿創新投入不足以及成果轉化效率不高的問題尚未被解決。在新型工業化進程中，工業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技術是工業互聯網，而芯片技術決定了工業互聯網的算力水平，其所形成的算力生產力是數字生產力的基礎，進而決定了以重組式創新推動數字技術與傳統生產技術融合發展的效率，但目前中國芯片技術難以支撐工業企業實現智能制造，只能選擇從發達國家進口以滿足國內技術需求。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集成電路進口額為27 662億元，2018—2022年貿易逆差為13 004億元。高端芯片技術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科技創新效率較低。2022年，中國科技創新中基礎研究占比為6.6%（發達國家基礎研究占比為12.0%以上），這直接導致中國原始創新能力不足。第二，前沿技術領域的創新投入存在“投入碎片化”現象。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出臺的有關數字技術戰略和規劃未形成國家或區域創新體系合力，重復投入和投入缺失疊加使得資金鏈與人才鏈、創新鏈、產業鏈融合效率較低。因此，在新型工業化進程中，需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提高基礎研究的投入比例，優化數字技術創新投入結構，以體系化創新建構整體性優勢，形成量質結合的數字新技術供給體系。

（三）構建多層次教育新體系，解決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數字人才供需矛盾

數字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對數字人才有更大需求。從技術研發維度來看，數字技術創新使傳統技術進步模式發生系統性變革，技術創新的源頭外延至科學發現和知識創新，并主導數字新技術供給體系的完善，即人力資本積累外化為知識形態的能力并成為數字經濟再生產的關鍵要素。從技術應用維度看，數字技術應用于工業化需要以勞動力的信息素質和ICT技能水平為前提，勞動力的數字技術滲透率決定著制造業數字技術的滲透率。目前，數字人才總量缺失和結構性錯配所造成的勞動力市場供需矛盾突出成為中國新型工業化進程的重要約束?！懂a業數字人才研究與發展報告（2023年）》顯示，2022年，中國數字人才缺口約在2 500萬人至3 000萬人，且缺口呈現持續擴大態勢［9］。數字人才出現缺口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數字人才的教育體系不足以滿足市場對數字人才的質量需求，高校專業設置和優化滯后于市場發展水平，進一步導致企業成為數字人才培育的主體，由此引致的經濟后果是企業的機會成本非線性增加，制約了中國新型工業化進程。第二，數字人才資源配置存在結構性矛盾。由于傳統工業企業與金融、IT等高薪行業以及國有企業等壟斷行業相比，在工資、福利以及隱性待遇方面缺乏市場競爭力，且存在制度不完善、組織管理不規范等問題，極大地影響了數字人才的流入。因此，推進新型工業化需要以構建多層次教育新體系為前提，推動產學研用一體化在高校教育體系改革中的引領作用，降低企業在職培訓成本，并對傳統工業企業給予財政支持和稅收減免，進一步減輕工業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的負擔。

（四）發展數字化思維轉型模式，形成新型工業化的新思維體系

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首先需要在工業企業家中形成數字化思維的認知變革，即以要素融合—技術融合—產業融合—生態融合的數字化思維指導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而形成新型工業化的新思維。數字化思維是形成數字生產力并賦能工業生產力以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從中國制造業數字化的發展進程來看，主要呈現“兩極分化、發展不均”的態勢。少數大型工業企業的數字化發展水平已達到國際平均水平，但大多數工業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尚未開始或僅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始階段。截至2021 年底，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中小企業數量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數的98.1%，可見，工業中小企業是中國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關鍵經濟主體，但工業中小企業家普遍缺乏數字化轉型思維，一方面，其數字化意識較為薄弱，在實際工作中尚未將數字化思維嵌入企業家精神；另一方面，由于數字化轉型具有短期收益較低、轉型成本較高和風險概率較大的特點，這種高試錯風險使中小企業家被動放棄數字化轉型?！吨袊萍汲晒D化2022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顯示，2021年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30%，與發達國家的60%—70%存在較大差距［10］。這也導致處于行業領軍地位并完成數字化轉型的大型企業難以賦能行業數字化轉型，無法向中小企業提供低成本、可復制和成熟完整的數字化解決方案；以“平臺—生態”為核心的數實生態發展體系尚未成型，造成工業企業家的數字化思維轉型失敗。因此，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關鍵是，通過構建風險分攤和補償機制以及提供相關產業政策支持發展數字化轉型模式，形成新型工業化的新思維，解決數實融合的思維困境。

（五）提高政府數字治理能力，優化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市場環境

以“平臺—生態”為核心的數實生態發展體系會帶來新的發展風險。平臺成為新的經濟組織，其主導企業成為新的壟斷廠商，并在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通過定價權、跨界競爭、收購協議等方式獲取更多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降低市場競爭效率。市場活力降低的直接結果是“創造性破壞”環境的消失，進而引發創新創業活躍度下降，資源配置效率降低，最終導致市場規模持續萎縮甚至市場消失。數實融合的悖謬在于，國家為推動創新不得不依賴平臺型企業，而過度依賴平臺型企業又會導致創新生態的異化［11］。同時，數字經濟發展對市場經濟的沖擊還包括新型勞資關系、技術性結構失業、不正當競爭、數實沖突以及數字鴻溝等問題。以技術性結構失業為例，數實融合所帶來的結果是機器生產效率顯著高于一般勞動力生產效率，從事簡單工作的勞動者被機器替代的可能性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而呈現非線性增加的態勢［12］。因此，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現實要求是以國家能力建設作為前提保障，通過政府治理數字化轉型優化政府數字治理能力。一方面，應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數字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融合發展優勢，規范市場經濟發展秩序，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另一方面，則需要構建數字經濟安全風險預警與防范機制，化解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潛在風險，為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提供穩定安全的市場環境。

（六）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夯實新型工業化的支撐體系

以數實融合賦能新型工業化的支撐是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直接決定了新型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基礎高級化能力。從基礎層、驅動層和服務層維度來看，新型基礎設施可以分為信息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和融合基礎設施三個部分。公共性和不確定性決定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主體是政府，政府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全面布局新型基礎設施體系格局，兼顧普惠性和差異性，有效避免重復投入和投入缺失問題。從一般發展邏輯出發，新型工業化對新型基礎設施體系的發展要求體現為高速暢通、安全泛在、普惠低廉和融合深化。在高速暢通方面，虛擬現實、工業互聯網等工業數字技術需要以高帶寬為支撐。同時，高寬帶化所帶來的移動互聯網發展使消費者偏好的質量信號推動生產要素向高效率、高價值創造領域集中，工業企業的供給效率和供給質量得到顯著提升，進而助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安全泛在方面，“萬物互聯”是推動新型工業化的重要舉措，但網絡攻擊威脅多元化和復雜化成為數字經濟背景下工業企業生產特別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新生風險，并對構建新型基礎設施安全防護體系提出更高要求。在普惠低廉方面，新型基礎設施使用成本降低可以有效刺激數字技術滲透和技術融合，為龐大的中小企業群體提供成本低廉的基礎設施服務，使網絡單位使用成本指數級下降，同時，實現在更大市場規模下的跨時空專業化協作。在融合深化方面，工業企業的生產和運輸效率依賴傳統基礎設施即電力、公路和鐵路等的數字化發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所帶來的智能電網、智能微網以及智慧城市可以有效降低工業企業的生產成本和貿易成本，釋放出更多的可支配資源。因此，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夯實新型工業化支撐體系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應有之義。

三、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戰略路徑

（一）以高質量發展為根本遵循，以新發展理念引領新型工業化

新型工業化的本質是與數字化日益融合發展的效益型工業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圍繞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的理論內涵和實踐要求深入推進［13］，即以高質量發展為根本遵循，以新發展理念引領新型工業化。高質量發展所需要的新型工業化是以數實融合為基礎、以提高工業全要素生產率為目標的質量意義和功能意義上的效益型工業化，其強調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變。質量型增長要求新型工業化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诖?，新型工業化的戰略路徑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以科技創新作為第一動力。新型工業化的動力在于工業領域數字技術貢獻的提升，實現路徑是形成量質統一的數字新技術供給體系賦能新型工業化。數字新技術供給體系的量與質的結合需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以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為引領，以產學研用一體化為主要方式，在區域間打造創新型生態體系并構建空間協同機制，建立企業、高校和政府間的橫向穩定聯系，形成優勢互補的科技創新格局。

二是以整體協調作為內在要求。整體協調要求新型工業化應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協調：第一，實現數字化的發展協調。新型工業化需要以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為支撐，提供具有普惠性質的數字化轉型解決方案，推動產業內、產業間工業企業的數字化協調發展。第二，實現工業的結構協調。新型工業化需要提高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重點發展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和新能源技術產業。第三，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系統性協調。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要求新型工業化需要實現充分就業作為社會發展目標，規避發達國家由于機械化和自動化而帶來的失業增加、貧富分化加劇等社會矛盾。

三是以綠色低碳作為重要約束。以綠色低碳作為重要約束是以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新型工業化的體現與升級。新型工業化的二重性發展特征要求引入經濟、社會和生態的整體性觀點以形成新的財富論，即通過數字技術發展綠色技術以形成綠色生產力，在保護環境和生態的同時提供更多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質量生態產品，積累新型工業化的生態財富，處理好工業化與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關系。

四是以全面共享作為本質要求。新型工業化是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底層邏輯之上的工業化，其要求將共同富裕理念和新型工業化有機結合：第一，其要求處理好勞動密集型產業與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關系。通過實施人力資源開發戰略，建立多層次教育新體系，打造終身技能培訓平臺，構建技術失業人群在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再就業機制，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第二，其要求建立資本與勞動的協調共贏機制，即以實現人的現代性最大化作為新型工業化的終極價值判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

五是以深化開放作為必由之路。對外開放是新型工業化的典型特征，重視利用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是新型工業化的重要內容［14］。新型工業化需要通過構建新發展格局把握技術和產業革命的戰略機遇，并發展更大規模、更深層次的市場體量，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數字經濟進而賦能實體經濟，是中國把握后發優勢以推進新型工業化并實現工業化趕超的關鍵。深化開放要求以新發展格局推進形成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培育以數字技術和制度開放為核心的競爭優勢，提高中國工業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中的地位。

（二）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結合的制度優勢推進新型工業化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在更大范圍內融合以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提供了市場動能。從市場廣度來看，市場規模擴大帶來了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交換規模的擴大，帶來了工業化、數字化以及國際化融合效率的提高。從市場深度來看，“創造性破壞”的市場環境可以提供良好的優勝劣汰機制，提升專業化分工和協作的組織效率，由此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可以為新型工業化提供充分的數字化轉型條件。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內在要求是建立高標準的市場體系，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制度優勢進而推進新型工業化。其邏輯進路可以歸納為：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建設使市場機制可以在新型工業化進程中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推動資金鏈、人才鏈、產業鏈和生態鏈的“四鏈”融合發展以形成數實融合發展和生態賦能的新型工業化?；诖?，新型工業化的戰略路徑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健全數據要素產權制度，建立高標準數據要素市場。以數據占有權確立作為核心是健全數據要素產權制度的可行之路。占有權作為獨立于所有權與使用權的財產權利，其承認原始數據所有者的所有權歸屬。原始數據所有者可以在出讓權利獲取經濟收益與保護隱私之間靈活權衡。同時，占有權的衍生拓展性與數據要素的非競爭性特征相契合，使數據要素的統一定價成為可能［15］。需要說明的是，數據占有權確立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數字技術的支持，以形成數據占有權、所有權與使用權三權分立的產權運行機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數據產權保護、交易、安全、收益分配等相關制度體系框架，以推動高標準數據要素市場的形成。高標準數據要素市場的形成為數實融合提高新型工業化的數據利用效率提供了良好的市場運行載體，使要素融合機制得以建立。

二是將建立高質量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市場體系有機結合，化解新型工業化進程中的數字技化才供需矛盾，提高數字化人才的供給總量和配置效率，推動數實融合穩定和擴大就業規模。高質量教育體系構建需要以產學研用一體化為根本遵循，漸進式推進高校專業設置和教師團隊改革，探索通過市場研修、校企聯合等方式將高校老師和學生納入市場平臺，以形成數字化人才的市場培育機制。人力資源市場體系構建需要推動人口數量紅利向人力資本紅利轉變，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數字化人才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政策幫扶以增加數字化人才的流入，并推進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以化解人才資源錯配問題。高質量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市場體系的有機結合亦是構建區域間創新生態體系空間協同機制的有效路徑選擇，有助于形成新型工業化的區域發展合力。

三是以政府治理數字化轉型為前提，構建高標準的宏觀調控體系，探索構建數字經濟安全風險預警與防范機制。新型工業化要求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而高標準市場體系需要高標準的宏觀調控體系以保證其有效運行，為新型工業化創造穩定的市場發展條件。第一，其要求政府尊重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前瞻性地自覺運用工資、價格、利率和稅率等手段提高宏觀調控質量。第二，其要求優化市場制度體系，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政府需要以治理數字化轉型為前提優化市場制度供給效能，適應數字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提高市場監管能力，通過數字監管取代傳統監管的方式適應數字技術發展。注重對平臺組織的反壟斷管理，及時識別并判定平臺主體的反壟斷行為，降低社會福利損失。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可能帶來社會發展風險，從而制約新型工業化進程，甚至會出現新型工業化的“馬太效應”。因此，要求政府的新職能應轉變為探索構建數字經濟安全風險預警與防范機制，運用系統化思維前瞻性地整體考慮數實融合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技術失業、金融風險和數字鴻溝等融合風險問題，構建政府主導、部門協同、企業自治和社會參與的預警與防范機制。

（三）以新興產業集聚為主線，發展數實融合生態戰略支撐新型工業化

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戰略路徑的關鍵是工業企業家群體的數字化思維的形成并以此指導工業企業的新型工業化進程的形成。解決數實融合的思維困境需要為大部分工業中小企業提供低成本、可復制以及成熟完整的數字化解決方案。解決方案的系統性、復雜性和風險性決定其供給主體不能僅僅依靠產業鏈主導企業，還需要探索通過產業家及產業家精神發展數實融合生態戰略。產業家及產業家精神可以超越企業個體的傳統邊界整合產業鏈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更深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資源利用，并以產業生態化發展構建數字化轉型的風險分攤和補償機制，為產業家數字化思維的形成賦能。

產業家性質決定產業家形成需要以新興產業集聚作為發展主線。新興產業具有高技術性、高滲透性和高前瞻性特征，是發展數實融合生態戰略支撐新型工業化的引領者。通過新興產業培育產業家和產業家精神，需要通過產業集聚的發展模式形成產業融合效應。產業融合效應的表現形式為，通過新興產業內部的融合加快推動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融合并促進傳統產業內部的融合。這種效應使新型工業化進程中傳統產業邊界模糊化、產業發展生態化和產業結構高度軟化，催生出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產業，并最終由產業內競爭向產業間競爭轉變，其所帶來的經濟結果是在更大范圍內對資源有效配置的需求增加，并由此孕育產生產業家和產業家精神。以新興產業集聚所形成的新興產業家能從宏觀維度以更快速度響應傳統產業轉型的數字化需求，并通過集聚效應整合市場資源，優化資源配置效率，從而降低數字化解決方案的供給成本，擴大數字市場規模，加快新型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數字化進程。

通過新興產業集聚發展數實融合生態戰略以支撐新型工業化，需要以資金鏈、人才鏈、創新鏈和產業鏈的“四鏈”融合發展為前提，以高質量的人才政策和產業政策供給作為支撐。以上海市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為例，在人才集聚方面，上海市優先滿足人工智能領域數字化人才的住房需求，并提供住房補貼。在產業集聚方面，其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產業的集聚高地，形成“AI生態+AI平臺+AI產業+AI城區”的集聚發展格局。上海市通過集聚新興產業已發展成為國內最大的智能制造數字化解決方案輸出區域，且工業機器人產出規模位列全國第一。同時，已有研究表明，通過新興產業集聚路徑形成產業協同集聚效應依賴于相關政策文件的出臺［16］，需要在數實融合生態戰略過程中發揮政府的經濟激勵和協調作用。新興產業集聚同時需要以全面布局綜合型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支撐。綜合型基礎設施是普惠性和差異性的統一，其要求高速暢通、安全泛在、普惠低廉和融合深化，因而需要形成政府主導、市場參與的投融資模式，在兼顧市場需求的同時避免重復投入和投入缺失問題。

（四）強化數字經濟政策頂層設計，構建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物質技術基礎

一方面，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是以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物質技術基礎；另一方面，數據要素形成生產要素又需要以數字技術發展為前提。因此，數字新技術供給體系的形成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戰略路徑。數字新技術供給體系是指以大數據為數字資源、云計算為數字平臺、物聯網為數字傳輸、區塊鏈為數字信任、人工智能為數字智能的數字新技術供給格局［17］。發展數字新技術供給體系依賴于政府的數字經濟政策供給質量，需要形成與數實融合推進新型工業化現實要求相匹配的政策支持體系，從而構建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物質技術基礎。系統分析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數字經濟政策演進路徑可以發現，強化數字經濟政策頂層設計并推動政策供給質量與數字技術迭代相適應是數字經濟政策供給的一般發展規律。

強化數字經濟政策頂層設計需要圍繞新型工業化進程中資金鏈、人才鏈、創新鏈和產業鏈的“四鏈”融合發展。第一，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通過化解產能過剩釋放生產要素并使其流向新興產業，推動產業集聚。第二，加強基礎科學研究，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數字技術創新模式是以人力資本作為創新要素，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外化為知識要素擴大再生產以推動數字技術要求擴大再生產。因此，完善基礎研究布局、建設高水平創新園區以及優化創新激勵獎酬機制成為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戰略路徑。第三，以推動金融科技創新為主線建立新型投融資機制，搭建數字化、專業化和便捷化的普惠金融服務平臺，使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工業企業都可以得到投融資支持，推動數字化思維的形成。第四，增加教育投資，創新教育體制改革，以產學研用一體化方式培育復合型數字人才，同時，破除人才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促進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

摩爾定律表明，數字技術迭代速度遠快于工業經濟時期的一般技術創新升級速度，社會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增加可能造成政策供給的動態不一致性被技術性放大，從而制約新型工業化進程。因此，構建政策支持體系還需要以智能化政府為前提，利用數字技術優勢化解政策供給質量與數字技術迭代的匹配問題，夯實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物質技術基礎。第一，應建立政務數據治理機制，實現政務數據的開放與共享，并嘗試推行首席數據官制度，提高政務數據處理和可視化能力。第二，應建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間的協同聯動機制，通過建立統一的數據信息系統，打破政府間的數字孤島，發揮區域協同發展合力。第三，應建立安全風險預警與防范機制，前瞻性地設計并實施相關政策，構建政策實施效能的數字化評估機制，降低數實融合過程中的發展成本與風險發生概率。

中國新型工業化是數字化日益融合發展的現代化，同時，又是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工業化。數字經濟的政策出發點要求堅持“引進—吸收”與“自主研發—科技創新”相結合的數字技術政策，因而應抓住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為新型工業化進程提供具有競爭優勢、自主可控和量質合一的數字新技術供給體系。數字技術政策的作用主體是企業，應通過各種優惠政策支持企業增加自主研發投入，降低數字技術創新的高投入、高風險性對企業創新激勵的制約。同時，鼓勵企業加大前沿技術的引進、消化和吸收，把握好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后發優勢。同時，數字技術政策應與促進新型工業化的產業組織政策、產業結構政策和產業融合政策相適應，降低政策的不確定性，為發展數實融合生態以推進新型工業化提供穩定有效的物質技術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