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經濟特區實踐與理論研究

章 平 毛桂蓉 陳 旺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興辦經濟特區，是黨和國家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的偉大創舉”。①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10月15日，第2版。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是從創立經濟特區開始的。從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到外貿導向的比較優勢利用，再到央地關系的協調，經濟特區始終發揮著“先行先試”的重要作用。②黃玖立、吳敏、包群：《經濟特區、契約制度與比較優勢》，《管理世界》2013年第11期。由此，經濟特區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邏輯起點，其本身亦構成中國道路的內容。③陶一桃、魯志國：《經濟特區與中國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頁。如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步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經濟特區的中國故事如何續寫、中國理論如何深化傳播，是當前理論界應重點思考的內容。

基于此，本文立足我國經濟特區生動實踐，首先厘清中國經濟特區理論演進脈絡，探索其與特區實踐的深層互動關系，認為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方向的形成與發展是“問題導向”的理論與實踐互動的結果，強調理論與實踐的互動統一性。其次，深刻把握經濟特區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強調經濟特區是中國式現代化具體而生動的實踐，也必將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探索者與先行者。最后，本文重點強調特區實踐的中國故事、中國理論及其世界性的普遍意義。從特區的“先進性”與“特殊性”出發，認識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的本質，洞悉其與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的邏輯關系；從經濟特區的中國故事和中國理論出發，抽象出其為世界共性國家提供理論與實踐借鑒的“普遍性”意義。

二、中國經濟特區實踐與理論發展：問題導向的理論與實踐的互動統一

社會變革往往需要一個突破口，而大國改革的首要前提是保證全局穩定。這就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以點帶面的非均衡發展之路，從局部改革到全面改革再到深化改革的“漸進式改革”之路①許經勇：《我國制度創新的戰略決策:以“點”帶“面”》，《北方經濟》2020年第11期；陶一桃：《經濟特區與中國特色“漸進式改革”的績效》，《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而經濟特區的創辦正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起點”與“局部”?？v觀我國經濟特區實踐可大致分為三個主要時期：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探索時期（1978—1992）、經濟轉型與優勢增創時期（1993—2012）、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開放時期（2013至今），如圖1所示。

圖1 中國改革開放與經濟特區建設時間軸

同時，本文基于中國知網（CNKI）和人民日報數據檢索平臺，利用StataSE.15統計工具對國內經濟特區相關理論研究的時間分布做了可視化分析與展示，如圖2、3所示。

圖2 經濟特區相關文獻研究年發文量時間分布

圖3 經濟特區相關報道主流媒體發文量時間分布

特區理論研究的時間分布與特區建設實踐呈現出高度的階段契合性，初步表明特區理論研究與實踐的統一性。但“周年”時間節點文獻數量的激增，也反映出理論界對經濟特區局部研究的熱衷，以及常態化研究的不足。同時，現有文獻多囿于對特區具體改革實踐的研究，對中國經濟特區理論演進路徑與演進特征的抽象，以及對特區改革實踐背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規律的探索仍有不足，而這正是從我國經濟特區的“特殊性”出發研究其“一般性”示范意義的關鍵所在?；诖?，本節嘗試從時間維度重點思考中國經濟特區理論如何沿著特區改革路徑演進，特區理論如何源于實踐又超越并指導實踐，兩者呈現出怎樣的互動統一關系。

（一）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探索時期（1978—1992）

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到1980年創立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1984年開放14個沿海城市，1988年增設海南經濟特區，1990年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再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這一時期尤其是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方視察后①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鄧小平同志前往深圳、珠海、廈門經濟特區視察，并分別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設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珠海經濟特區好”；“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全面展開，改革實現了從局部試驗向全面改革的轉型，經濟特區的改革示范效應也初步顯現。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方向在對特區改革實踐的不斷“認識與探索”中逐漸成形，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性”。

1.特區的性質問題

囿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觀念，經濟特區的性質即姓“社”姓“資”問題，是特區創辦初期（1980—1984）爭論的焦點?；谔貐^經濟成分的多樣性，除完全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和集體經濟外，這一時期特區內部還存在著與資本主義無法脫離聯系的中外合營、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企業，這部分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經濟成分占據著特區經濟主體地位，其社會主義性一時很難被理解，成為經濟特區姓“資”姓“社”之爭的根源。

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最主要的一種研究方法是將特區的社會性質與經濟性質區別開來，認為特區社會主義的社會屬性是毋庸置疑的，關于特區性質的討論實質上是指特區的經濟性質。就這一問題，學術界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特區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占主體的經濟結構，決定了特區性質是具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雙重屬性的國家資本主義，前期持這種觀點學者較多，如方卓芬、郭哲民和許天啟、宋子和、方生、盧祖法等學者。②方卓芬：《論經濟特區的性質》，《經濟研究》1981年第8期；郭哲民、許天啟：《我國特區經濟的性質初探》，《中國經濟問題》1981年第4期；宋子和、林浩：《試論對外經濟活動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學術研究》1981年第1期；方生：《對特區經濟幾個問題的認識》，《深圳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盧祖法、歐宣德：《論深圳經濟特區的經濟性質》，《學術研究》1984年第4期。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特區的經濟性質仍為社會主義的，這種觀點多集中于1984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視察對特區經驗的肯定之后，主要以于光遠、吳曾詢、田葆賢等學者為代表。③于光遠：《談談對深圳經濟特區幾個問題的認識》，《經濟研究》1983年第2期；吳曾詢：《對我國經濟特區性質的探討——與曾牧野、楊志和同志商榷》，《探索》1985年第4期；田葆賢：《淺析我國特區的經濟性質》，《理論學刊》1986年第1期。

2.特區的目標模式問題

經濟特區的目標模式決定了其發展方向與改革路徑，對這一問題的探索要比意識形態領域的認識具有更強的實踐意義。④范一飛、古少鵬：《我國特區經濟研究的三大課題》，《國際貿易問題》1990年第6期。由于1970年代出口加工區在發展中國家蓬勃興起，經濟特區的最初設想也是建設出口加工區。但在初期發展中，并沒有按照工業為主的路徑，而是自發形成了商貿業和第三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⑤王培元：《深圳特區社會經濟發展目標模式的思考及其戰略對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這一點在深圳的表現尤為顯著。同時，伴隨著1980年代科技革命與經濟全球化，世界范圍內出口加工區開始轉型為以科學工業園為代表的科技型經濟特區，自貿港轉型為綜合性經濟特區。因此，中國經濟特區創辦之初便面臨著自貿區、出口加工區、科技型經濟特區以及綜合性經濟特區等發展模式的選擇。

“自由貿易區”與“工貿結合的綜合性經濟特區”兩種模式是理論界討論的重點。⑥范一飛、古少鵬：《我國特區經濟研究的三大課題》;杜強：《自由港與廈門經濟特區》，《亞太經濟》1986年第6期。持自由貿易區觀點的學者認為，特區的獨特條件決定了其貿易導向性，絕非局限于出口加工區的功能。而經濟特區作為技術引進“窗口”、改革先行試驗的戰略意圖進一步決定了其“工貿結合的綜合性外向型經濟特區”的目標模式。①劉國光：《中國經濟特區發展戰略的若干問題》，《財貿經濟》1987年第2期;李華杰、李永杰：《論珠海經濟特區發展的戰略目標》，《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后者在當時受到了政策層面的肯定，但對于發展何種技術水平的工業仍需探討?；诖?，范一飛②范一飛、古少鵬：《我國特區經濟研究的三大課題》。、王培元③王培元：《深圳特區社會經濟發展目標模式的思考及其戰略對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等人鑒于特區技術“窗口”的功能及世界科技革命的潮流，認為我國經濟特區工業發展應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發展“高科技產業為主的外向型綜合經濟特區”。

3.特區的管理體制問題

自鄧小平1979年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斷，到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體制改革原則，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管理體制成為理論界的共識。一方面，國家資本主義在特區多種經濟成分中居于主體地位，且特區生產經營活動面向國際市場，經濟運行與國際市場掛鉤。另一方面，特區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的一部分，特區的市場調節是在國家計劃指導下進行，同時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特區內部仍居于領導地位。特區經濟的這種“兩重性”及“過渡性”④張志錚：《試論我國特區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經濟科學》1983年第1期。表明，特區經濟運行受價值規律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共同作用，這就決定了特區采用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管理體制的必然性，但計劃與市場孰輕孰重問題成為理論界爭論的焦點。

一種觀點是基于全國范圍“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總基調，并從特區的社會主義性質出發，認為特區必須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⑤林永如、譚作平：《我國經濟特區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關系初探》，《陜西財經學院學報》1982年第4期。另一種觀點則從特區國家資本主義占主體及其依賴于國際市場的外向型經濟特點出發，認為特區經濟運行應遵循價值規律，以市場調節為主。⑥張志錚：《試論我國特區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陳肇斌：《試論經濟特區的市場調節和價格管理問題》，《中國經濟問題》1982年第4期。這種觀點在1984年鄧小平同志第一次南方視察后得到了更為充分的發展，繼而轉化為對如何處理好國家宏觀計劃指導和市場微觀調節關系的思考，代表性學者有方生、賀鎬圣、唐火照、劉志庚、馮邦彥、徐金水、沈仲合等。⑦方生：《對特區經濟幾個問題的認識》；賀鎬圣：《特區經濟的市場調節和計劃指導》，《財經研究》1984年第5期；唐火照：《試論國際價值規律在經濟特區的作用》，《經濟研究》1985年第2期；劉志庚：《特區計劃體制改革方向談》，《經濟問題探索》1985年第9期；馮邦彥、周運源：《特區價格管理機構探討》，《特區經濟》1986年第1期；徐金水：《經濟特區所有制結構及其管理體制的探討》，《特區經濟》1986年第1期；沈仲合：《按照市場經濟要求改革特區計劃體制》，《南方經濟》1988年第3期。

（二）經濟轉型與優勢增創時期（1993—2012）

進入1990年代，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實現了重大突破，對外開放達到了新的歷史高度。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視察談話是對市場經濟的最大肯定。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標志著特區改革探索的階段性使命完成。黨的十六大的召開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進入完善階段。這一時期，特區經驗推廣全面展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⑧國家先后批準開發開放了13個沿邊城市、6個長江沿岸城市、18個內陸省會城市、32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52個高新技術開發區、13個保稅區、34個口岸，以及霍爾果斯、喀什兩個沿邊經濟特區，并加入了WTO。但隨著特區經驗與模式在全國的推廣，經濟特區政策與體制優勢不再，特區不“特”問題成為特區發展亟需破解的難題。理論界由此開始重點思考：特區“要不要特”以及“如何特”的問題，對特區轉型路徑的探索成為理論研究的重點。因此，這一時期特區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集中表現為理論對實踐的“審視與指導”。

1.特區不“特”問題

第一，改革層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市場經濟不再是特區專利⑨陶一桃、魯志國：《中國經濟特區發展1978—201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47頁。，全國各省市大膽改革開放，積極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特區相比于內地具有的競爭優勢逐漸削弱；1994年我國開啟了稅制、外貿與外匯領域的全國統一化改革，原特區獨有的“特惠”政策推廣為全國范圍的“普惠”制度，特區政策優勢不再。第二，開放層面。隨著對外開放范圍的擴大，特區優惠政策惠及經濟開發區、沿海經濟開放區及新區，尤其是浦東新區的開發，其在金融領域的開放、保稅區的設立等方面甚至比特區更“特”，作為第三產業對外開放的前沿，中國改革開放的重點由“特區”轉移到“新區”；2001年我國“入世”后，特區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也隨“兩稅合并”取消，特區外資吸引力下降。

在正確認識特區不“特”的問題上，于光遠①于光遠：《經濟特區的“特”與“不特”》，《科技導報》1993年第3期。徐現祥、陳小飛：《經濟特區：中國漸進改革開放的起點》，《世界經濟文匯》2008年第1期。關鍵性地指出特區不只“特”在政策，更“特”在試驗中摸索出的先進路子，而特區“不特”的過程是特區示范效應發揮與經驗推廣的過程，也是特區使命所在。同時，特區長期改革探索與先行一步形成的投資吸引力，能夠激勵投資者長期且大規模的投資，是非特區所不具備的。②于光遠：《特區至少要再特半個世紀》，《特區展望》1995年第6期。至于特區要不要“特”下去，劉福垣③劉福垣：《特區還應特下去》，《大連黨校學報》1994年第3期。、郭燦④郭燦：《“特”與“不特”：經濟特區再認識》，《特區企業文化》1995年第5期。等人認為，特區在享受中央賦予的優惠政策的同時，也承擔了“過河探路”的風險，并將繼續承擔著中央賦予的特殊歷史使命和特殊條件。一是國內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與現代化建設剛剛起步，二是特區還承擔著參與國際競爭的特殊使命。因此，特區要繼續“特”下去，甚至是“更特”。

2.特區如何“特”的問題

這一時期，特區對內面臨投資成本急劇增加、成本優勢喪失的壓力，對外面臨著世界范圍內技術升級、產業結構調整的挑戰。國家領導人對特區的多次視察，表明了中央繼續創辦特區的決心。⑤江澤民先后在1994年、1995年考察了深圳并指出“中央對發展經濟特區的決心不變；中央對經濟特區的政策不變；經濟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不變”“特區要‘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特區要不要“特”的爭論不再，如何“特”下去、實現經濟轉型成為特區的首要問題。理論界重點從經濟轉型與制度完善兩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思考。經濟轉型方面，強調增長由政策驅動轉為創新驅動⑥羅清和、蔡騰飛、李佩：《新時期經濟特區還要特下去》，《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轉為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⑦黃建忠、陳鐘婷：《中外經濟特區的模式差異與我國特區發展轉型的思考》，《亞太經濟》1995年第5期。制度完善方面，強調由政策創新向制度創新轉型⑧高尚全：《新形勢下深圳經濟特區的新使命》，《開放導報》2005年第5期。，更深層次地改革政府職能、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更為開放的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市場體制。⑨謝玉紅：《經濟特區在經濟轉型中面臨的問題與對策》，《經濟改革與發展》1995年第9期;遲福林：《我國經濟特區面臨轉型》，《開放導報》2000年第11期。因此，這一時期產業轉型升級與更深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成為理論界的一致觀點，特區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由此展現。

值特區成立三十周年之際，理論界對特區發展的總結性研究開始涌現。這部分研究一是對經濟特區發展歷程、基本經驗與歷史貢獻的總結梳理，如陶一桃和魯志國的研究。⑩陶一桃、魯志國：《中國經濟特區史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蘇東斌、鐘若愚：《中國經濟特區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1—16頁。二是將經濟特區置于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研究特區自發制度創新與經驗推廣的內在動力，如徐現祥、陳小飛將其總結為特區制度創新的“公共物品”屬性、中央所賦予的一定時期的“排他性”，以及“經濟增長市場”在中國的出現?！?于光遠：《經濟特區的“特”與“不特”》，《科技導報》1993年第3期。徐現祥、陳小飛：《經濟特區：中國漸進改革開放的起點》，《世界經濟文匯》2008年第1期。三是對特區經濟高速增長內在機制的研究，可總結為：（1）非均衡發展路徑下的要素“納化效應”，即特區制度與政策優勢對資源的集聚作用；（2）我國自上而下改革的央地關系以及特區的改革家精神○12鐘堅、羅海平：《原生市場、轉型市場與經濟特區——兼論經濟特區的性質》，《開放導報》2009年第1期。；（3）市場制度的增長貢獻，即市場機制的引入充分調動了包括企業和個人在內的生產要素所有者以及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實現了對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3陶一桃：《經濟特區與中國道路》，《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袁易明：《中國經濟特區產業發展路徑》，《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三）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開放時期（2013年至今）

改革層面，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并強調“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動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為推動改革向縱深發展，繼續發揮經濟特區先行先試作用，2013年中央批準設立上海自貿區，2017年批準設立國家級新區雄安新區，2018年成立海南自貿區，2019年新設6個沿海沿邊自貿區，并支持深圳經濟特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2021年支持浦東新區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自此，我國經濟特區建設實現了“傳統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國家級新區”—“自貿區”—“先行示范區”的跨越式發展。

開放層面，為應對全球經濟新形勢，構建以中國為樞紐的全方位經濟開放新格局。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的合作倡議，同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為推動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探索國際區域合作新形態，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啟動①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的框架協議》在港簽署。，2019年中央正式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其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發揮支撐引領作用。自此，我國對外開放實現了從城市開放到區域開放再到國際合作平臺的躍升，更高水平、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與國際合作新格局基本形成。

新時代特區理論對特區實踐的認識已完全超脫于早期對其功能、作用認識的局限，而是上升為對新時代經濟特區面臨的新歷史使命的“再認識”，對經濟特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內在邏輯關系的探究。

1.新時代中國經濟特區使命的“再認識”

新時代我國經濟特區的使命更具艱巨性與挑戰性。全面深化改革，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目標定位，要求特區改革進一步破除體制弊端、釋放“制度效能”，率先實踐探索與先行制度創新。②陶一桃：《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范”——經濟特區的新使命》，《特區實踐與理論》2019年第6期。全面擴大開放，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賦予了經濟特區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的使命。③樊綱：《深圳：繼續發揮特區作用重在全方位先行示范》，《開放導報》2020年第4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要求特區打造創新驅動、文明和諧、民生幸福、高質量與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強國城市范例④孟源北：《新時代經濟特區創新發展的生成邏輯與推進路徑》，《理論視野》2020年第9期。，率先實現城市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偨Y來看，新時代以深圳為代表的中國經濟特區歷史使命由“率先探索經濟體制改革”轉為“率先構建現代化強國城市范例”；改革動力由“改革家領導”轉向以人為核心的“社會民眾倒逼”；改革重點由“經濟體制領域”轉向包含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民生、生態在內的“城市與社會綜合體”的建設。

2.中國經濟特區與中國道路

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特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在邏輯關系研究得到充分發展并漸成體系，這標志著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漸趨成熟。蘇東斌開創性地提出了“經濟特區與中國道路”概念，認為“中國道路”是一條既不同于傳統體制下的蘇聯模式，又不同于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西方模式的特殊道路，經濟特區的創立是“中國道路”的一個標志和突破口，以在僵化的體制之外實現強制性的漸進式的制度變遷。⑤蘇東斌、鐘若愚：《中國經濟特區導論》，第9頁。陶一桃等學者進一步強調了“中國道路”的起點問題，認為“中國道路”是學習蘇聯模式之后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并進一步闡釋了經濟特區與“中國道路”的內在邏輯，指出經濟特區作為“中國道路”的邏輯起點。經濟特區制度創新績效得以不斷釋放的演進邏輯在于，中央作為制度供給方所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與特區作為制度需求方所推動的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互動。⑥陶一桃：《從經濟特區談中國道路的實質與內涵》，《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6期；陶一桃、魯志國：《經濟特區與中國道路》；陶一桃：《經濟特區與中國特色“漸進式改革”的績效》，《廣東社會科學》2020第6期。

片面認知：提到畜禽養殖，人們就會把它和污染聯系在一起，養殖和污染似乎已經劃上了等號。而實際上種養結合的養殖場，對畜禽廢棄物利用是非常充分的，它和通常意義上的環境排放污染物有本質區別。

三、經濟特區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

（一）創辦經濟特區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必然選擇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內生演化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現代化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結果，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與時代特征。經濟特區是時代的產物，是中國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起點，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轉折。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背景來看，創辦經濟特區無疑是打破長期以來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打破普遍貧困的一般均衡，打破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啟動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必由之路。

首先，“普遍貧困+人口大國”的現實疊加，使得非均衡的現代化之路成為必然。正如鄧小平多次強調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一個落后的由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維系著的普遍貧困的大國里，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必然是打破原有僵化體制，尋找社會變革的突破口，走一條非均衡發展之路。這條非均衡發展之路就是鄧小平所說的“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經濟特區正是以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打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普遍貧困的一般均衡，使中國以一種非均衡發展的策略迅速從普遍貧窮中掙脫出來，并由此開啟改革開放和持續高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其次，“人口大國+轉型國家”的疊加，使得“漸進式改革”成為必然。大國改革的首要前提是保證全局的穩定，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實現從局部改革到全面改革，再到深化改革的漸進式改革之路。而我國“M型”行政治理結構中相對獨立的“塊塊”①錢穎一、許成鋼、董彥彬：《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什么與眾不同——M型的層級制和非國有部門的進入與擴張》，《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3年第1期。，又為以經濟特區形式存在的改革“試驗田”模式提供了可能，使得其中任何一個或幾個的改革沖擊不會波及整個經濟體。因此，在“普遍貧困+人口大國+轉型國家”現實疊加下，在“轉型+發展+穩定”的壓力疊加下，經濟特區成為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并由此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標志和一大重要轉折。

（二）經濟特區始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者與探索者

中國經濟特區的“獨特性”在于時代所賦予的歷次“先行”使命，這是其中國特色所在，更是其持久生命力所在。作為改革開放的“起點”，中國經濟特區在體現世界經濟特區“一般性”意義的同時，更具特殊時期中國對這一政策工具運用的“獨特性”。經濟落后、體制僵化現實下，以深圳為代表的中國經濟特區，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擔負著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艱巨任務，以實現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良性互動。這種中國經濟特區獨有的先行探索使命，決定了其始終要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引領經濟增長與大國改革，當然，也決定了根植于其中的中國經濟特區理論演進路徑與生俱來的“問題導向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②《習近平：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黨政論壇（干部文摘）》2013第12期。

回顧中國經濟特區改革歷程，其階段性改革內容經歷了從“經濟領域”到“全面改革”再到“深化改革”的變遷；改革路徑從“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式改革”轉為路徑明確的“目標式改革”③2019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到本世紀中葉建設“全球標桿城市”的目標；2021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制定了浦東新區到2050年建設“城市治理全球典范”的目標。與“清單授權式改革”④2020年《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囊括了27項具體的改革任務要求；《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事權清單》公布了具體的40項改革事項。；改革角色實現了從“試驗田”到“示范區”的轉型；改革貢獻開始從“特區經驗”向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方案”躍升。從以深圳為代表的早期經濟特區，到上海、廣東為代表的自貿區，再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時代賦予了經濟特區新的外延，但其作為改革先行者、現代化引領者的內涵從未改變。經濟特區始終以其自身的歷史主動性引領大國改革與發展，引領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三）經濟特區是中國式現代化具體而生動的實踐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堅持了“本國國情論”的現代化戰略路徑。①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課題組：《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認識、經濟前景與戰略任務》，《經濟研究》2022年第8期。經濟特區正是中國式現代化“本國國情論”具體而生動的實踐。經濟特區開啟并檢驗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其本身構成這條道路的邏輯起點，亦是這條道路的重要載體和具體實踐。

從現代化動力機制上看，中國共產黨開創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對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重大突破，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一次重大轉折。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既發揮了市場經濟對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宏觀調控上的優越性，實現了“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辯證統一，根本性克服了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下的“周期性危機”。經濟特區作為市場經濟的試驗田，率先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態與體制框架，探索完成了包括價格體制、流通體制、財政體制、信貸體制、外貿管理制度、外匯管理制度、企業制度、勞動人事制度、工資制度、基建管理制度、政府管理機構、社會保障制度等在內的整體制度體系的改革，為中國整體制度變遷、社會轉軌、意識形態轉型提供了基礎保障。在這一意義上，經濟特區不只是單純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局地試驗，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邏輯起點和邏輯體現，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有機組成和具體實踐。

從現代化戰略上看，發展始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趪樽兓c時代發展，中國共產黨不斷提出并調整具體的現代化發展目標。黨的十九大首次論斷“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明確提出，“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和促進高質量發展”。步入新征程，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v觀發展全局，經濟特區在理解與詮釋高質量發展方面似乎著人先鞭。作為改革“試驗田”，經濟特區始終發揮著改革探索的先行示范作用；作為產業升級“領頭羊”，從以“三來一補”為代表的出口加工業，到以模仿為代表的制造業，到創新驅動的高新技術產業，再到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經濟特區始終引領經濟轉型與增長；作為經濟“增長極”，廣義上的經濟特區始終發揮“頭雁”效應，引領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雁陣”模式，以一種梯度轉移的方式實現從局部到整體的發展。作為開放的“窗口”，從引進資金、技術，到引進制度、體制優勢，再到“推進規則標準等制度開放，率先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②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經濟特區始終處于對外開放最前沿。

（四）經濟特區持續的制度創新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與活力保證

實踐表明，經濟特區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貢獻了一個嶄新的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啟了一條大國崛起之路——以改革開放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將經濟特區置于中國40多年來動態改革與社會轉型的內在邏輯框架中，經濟特區的歷史價值不止如此。本文認為，經濟特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最大的貢獻在于，創造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制度供給與制度變遷路徑，甚至可稱之為范式。這種從“特殊性”到“一般性”的制度成熟之路，本質是生產力發展引致的生產關系的變革，而后又推動生產力不斷解放，為中國奇跡的持續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經濟特區所引領的這一制度變遷路徑，鮮活地踐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也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了典型化事實。

經濟特區的中國實踐解答了制度供給的兩大難題：制度供給的成本問題與制度供給的動力問題。制度供給的成本決定了制度供給的效率。制度供給的動力問題是制度供給能夠持續發生、制度供給效能得以不斷釋放的核心問題。

基于制度供給的成本問題，經濟特區貢獻了一種有效的制度供給機制：中央作為制度供給方所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與特區作為制度需求方所推動的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互動。③陶一桃：《從經濟特區談中國道路的實質與內涵》；陶一桃：《經濟特區與中國特色“漸進式改革”的績效》。首先，中央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安排大大降低了制度變遷的阻力，也規避了改革可能帶來的風險，保證了改革的穩定性。而特區內部市場力量的蓬勃發展，亦是市場力量發展帶來的制度需求，是特區自下而上的誘致性、自發性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由此實現了特區制度創新的有效性。經濟特區也由此從中央授權下的全國體制外的制度需求方轉為全國體制內的制度供給方。

基于制度供給的動力問題，經濟特區貢獻了一種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特區制度創新成果（試驗成果）具有“公共物品”屬性。①徐現祥、陳小飛：《經濟特區：中國漸進改革開放的起點》，《世界經濟文匯》2008年第1期。因此，如何縮小特區先發制度創新帶來的個人收益與制度推廣帶來的社會收益間的差距，是激勵特區進行自發性制度創新的核心問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解決這一問題中充分展現。中央政府強制性的制度安排賦予了特區試驗成果在一定時期內的排他性，使得經濟特區在試驗期內率先實現經濟增長，保證了制度創新的個人收益與制度溢出、制度推廣帶來的社會收益的一致性。制度推廣與趨同過程中，中央授權的新的暫時的排他性又構成經濟特區新一輪制度創新的動力來源，如此遞進，以一條“試驗-示范（非正式制度外溢）-推廣（正式制度推廣）-趨同-試驗（創新）”的制度供給與創新路徑，持續引領制度從“特殊性”到“一般性”的變遷。

四、新征程上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展望

以深圳和上海浦東新區為代表的經濟特區的中國實踐，突破了西方經濟理論與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教條，生動演繹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在邏輯，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最生動的實踐寫照，展現了現代化的中國力量、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為世界現代經濟發展理論提供了新的研究樣本，也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了典型化事實。②姬超、袁易明：《從經濟特區到先行示范區：中國發展道路的“特區”范式》，《江西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新征程上，經濟特區的中國故事如何續寫、中國理論如何深化傳播，都有賴于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體系的構建?；诖?，重點強調從經濟特區的“時代性”出發，把握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的實踐指導意義；從特區的“先進性”與“特殊性”出發，認識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的本質，洞悉其與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邏輯關系；從經濟特區中國故事和中國理論的“一般性”出發，抽象出其為世界共性國家提供理論與實踐借鑒的“普遍性”意義。

（一）指導新征程中國經濟特區現代化建設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深圳等經濟特區40年改革開放經驗，深化了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特區建設規律的認識，對新時代經濟特區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雹哿暯剑骸对趹c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4月14日，第2版。新的發展階段、發展理念、發展格局下，特區被賦予了更高的戰略定位、更明確的發展方位以及更重大的使命擔當。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賦予了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使命。2021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指出浦東“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最生動的實踐寫照”，要“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

基于此，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應始終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應先于實踐探索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探索重點領域與關鍵環節改革方案，探索新常態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探索以人為核心的現代化城市治理與可持續發展規律，探索從非均衡向均衡發展的轉新路徑與制度安排，探索更高水平的國內國際雙循環開放格局，充分發揮理論指導實踐的能動作用，實現經濟特區的先行示范與現代化引領作用。

（二）構建中國經濟學特區理論研究體系

因應理論發展與實踐需求，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方向漸趨形成，并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經濟特區理論與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特殊性與普遍性、個性與共性的辯證統一關系。首先，中國經濟特區獨有的改革探索使命，使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載體和實現路徑，由此構成了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對象的獨特性。這主要表現為：區別于其他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由觀察到的某一重要經濟現象出發，并解釋這一經濟現象或經濟‘謎團’”④張軍、洪永淼、郭慶旺、歐陽峣、呂煒、唐未兵：《構建中國經濟學筆談》，《經濟學動態》2020年第7期。的縱向理論演進路徑，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發展具有“橫向體系化”的特點。經濟特區作為我國最早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區域“塊塊”①錢穎一、許成鋼、董彥彬：《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什么與眾不同——M型的層級制和非國有部門的進入與擴張》。，是我國整體層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轉軌、實現經濟增長“奇跡”的縮影，價格雙軌制、央地關系、地方競賽、土地財政等一系列能夠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現象的事實在特區匯集，這就決定了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究的“多問題導向性”，進而決定了其與生俱來的“橫向體系化”演進特點。如中國經濟特區理論不只研究經濟特區產生發展歷史、功能定位、管理模式等一般意義上經濟特區問題，更重要的是還思考著中國特色范疇下特區的內部改革動力、經濟增長機制、改革家精神、區域協同發展、政府與市場關系、局地試驗與中國經濟增長、經濟特區與中國道路等更深層次的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問題。因此經濟特區完全有可能以其“獨特性”作為研究對象與研究切入點納入各中國特色經濟理論框架之內，發揮其“一般性”意義。

其次，經濟特區的中國實踐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了典型化事實。②姬超、袁易明：《從經濟特區到先行示范區：中國發展道路的“特區”范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邏輯框架下，社會主義的政治模式與市場決定的經濟體制間的作用關系，是中國特色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就這一問題而言，經濟特區的“特殊性”與寓于其中的“一般性”不言而喻，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最為充分、成熟的區域層級，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制度探索最為關鍵的是，解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核心的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因此，從其“先進性”與“特殊性”出發，經濟特區完全可能作為探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般規律，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微觀基礎的突破口，這也將是中國經濟特區理論體系建設的使命所在。

（三）抽象出經濟特區中國故事和中國理論的普遍性規律

創辦經濟特區是中國在生產力水平普遍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貧困、市場經濟極度落后國情下的路徑選擇。歷經40余年，深圳經濟特區完成了從邊陲小鎮向現代化城市、從解決溫飽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跨越。正如Economist中有文章指出：雖然全球四分之三的國家建立經濟特區已經超過4300個，但中國經濟特區仍是其中最受關注的一個。③“Special Economic Zones：Not So Special，”The Economist，April 3，2015.其過程中所積累的中國經驗已經為同為轉型經濟體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鮮活案例與理論借鑒，這是中國向世界“共性”經濟體所貢獻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已有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特區建設開啟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探索吸引外資、學習發展經驗的新模式。④Deborah Brautigam and Xiaoyang Tang，“‘Going Global in Group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verseas，”World Development，vol.63，2014，pp.78-91.依托“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平臺，當前境外經貿合作區成為中國經驗“走出去”的具體實現方式⑤Philip Giannecchini and Ian Taylor，“The Eastern Industrial Zone in Ethiopia：Catalyst for Development？”Geoforum，vol.88，2018，pp.28-35.，對促進當地就業、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區域發展，共享特區政策經驗、管理模式，以及更深遠的動態產業集群的出現發揮著積極作用⑥Douglas Zhihua Zeng，“Global Experiences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ith Focus on China and Africa：Policy Insigh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Economicsand Policy，vol.7，no.3，2016.，并進一步影響著東道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⑦Tom Goodfellow and Zhengli Huang，“Manufacturing Urbanism：Improvising the Urban-industrial Nexus through Chinese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Urban Studies，vol.59，no.7，2021，pp.1459-1480.

對此，我們不僅要構建解釋中國經濟特區實踐的獨創性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提煉出特區發展的中國模式以及以之為起點的中國漸進式改革之路，并將這種中國模式上升為具有普遍性意義的一般經濟理論，為世界轉型經濟體突破結構性困境提供可借鑒的思想創新與實踐創新。一是系統梳理與總結中國經濟特區發展經驗，更加深刻地認識與提煉經濟特區發展規律；二是推動中國經濟特區理論層級從“問題導向”的“政策經濟學”向“規律經濟學”升級；三是從經濟特區與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出發探尋與其世界共性經濟體的本質聯系，將中國經濟特區模式與中國漸進式改革道路上升為一般性的、具有世界范圍內普遍意義的“市場經濟轉型模式”，著眼于世界普遍貧困的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為其提供可借鑒的中國方案與中國經驗，這是提煉中國經濟發展智慧與中國道路模式的要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