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救援組織人員信息素養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

尹香菊 王書哲 黃義明 錢洪偉

1)河南理工大學,應急管理學院,河南焦作 454003

2)河南工業大學,管理學院,鄭州 450000

0 引言

過去幾年間,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范圍內的肆虐,給世界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帶來極大的危害。在新冠肺炎疫情抗擊中暴露出應急管理體系的短板和不足,健全應急信息管理體系應是提高國家治理水平的重要任務。信息在治理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推進數字化應急管理系統建設,加強數據有序共享,依法保護個人信息等措施在應急管理體系中彰顯重要作用。

信息時代的發展使得信息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信息技術也在信息時代蓬勃發展,與各行各業融合,提高了服務效率。同樣,信息技術與應急領域的相互融合,開啟了應急事業的新篇章。信息對救援人員了解災情、識別危害、防護自身等具有重大作用,救災人員對信息的獲取、接收、解讀、共享等能力,可以將之歸為救災人員的信息素養水平。在信息時代,救災人員的信息素養水平猶如“木桶短板效應”影響救援效率的提高。

信息量的激增給人們識別、篩選和評價信息帶來了困難,同時民眾的信息獲取、接受、解讀和共享能力也有待提高。在信息時代,學會鑒別、收集和利用信息是基本技能。在2021年山西洪災中,微博、朋友圈等信息平臺充斥著大量的受災信息,真假難辨,對救援人員的信息處理能力提出了巨大考驗。然而,“山西洪災救命文檔”的出現打通了救援力量和受災群體之間的障礙,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共享文檔降低了信息處理難度,將信息直接傳遞給救援方,加快救援響應時間,彌補了救災應急響應系統中信息通道的不足。然而,這種共享文檔通常是民間自發組織的,具有偶然性,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救援人員需要在復雜的信息環境中找到有用的信息。近幾年應急信息管理系統的出現,如地震自動速報信息綜合管理平臺(閆恩輝等,2019),對地震信息進行自動匯集整理和信息共享,為救援人員提供足量的宏觀信息,但同時對救援人員信息素養也提出了挑戰。

基于此,本文以社會救援組織人員為研究對象,針對社會救援組織人員在災害中對信息的把握程度和信息道德規范進行的考察,建立社會救援組織人員信息素養評估體系。

1 信息素養研究現狀

國外對信息素養的研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信息產業協會主席于1974年首次提出了“信息素養”的概念,而對該概念的進一步闡述,由美國圖書館協會提出,即具有信息素養的人能夠判斷何時需要信息,并懂得如何去獲取、評價和有效地利用所需要的信息(孫平等,2005)。1998年,美國校園圖書協會和教育傳播與技術協會共同制定了“學生學習的信息素養標準”。澳大利亞高校圖書館員協會在2001年頒布了澳大利亞信息素養框架,并在2004年由新西蘭與澳大利亞信息素質研究所和澳大利亞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聯合修訂,制定了共同的指標體系(回雁雁,2010;Baro et al,2013)。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全球媒體與信息素養評估框架》,包括了信息獲取、評價和創建三個要素。2015年,日本公布了《高等教育信息素養標準》,包括學生的信息素養應掌握的知識、技能和實踐過程(岡部幸祐,2015)。

國內對信息素養的研究始于1989年,研究對象為企業經營者,內容為市場信息素養,構成包括信息意識、信息智力、信息意志和信息知識儲備(熊揚華,1989)。隨后,王會良等(1992)以商業工作者為研究對象,將信息素養劃分為信息意識、思維方式、知識結構、實際能力。2000年后,研究開始從定性轉變為定量,建立信息素養評估標準,逐步分解指標為可測量和評估的子指標。陳文勇等(2000)對信息素養能力分類和核心能力進行研究,建立了高校學生的信息素養能力標準。2005年,北京高校圖書館學會建立《北京地區高校信息素養能力指標體系》,其為我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系統的信息素養能力指標體系(索興梅,2018)。以上是國內對信息素養制定標準的早期研究,而后許多學者通過參照國外文獻和國內已有標準開始對不同人群信息素養標準進行研究,如劉孝文(2006)在信息素養的評估研究中,采用德爾菲法收集專家的數據,利用層次分析法來確定每一指標所占權重,建立信息素養評估指標體系; 胡曉燕(2020)以信息意識和信息知識為重點,構建了中職生的信息素養評價體系。

Yong等(2022)以安全管理人員為研究對象,構建了一個基于安全信息系統理論的信息素養評價指標體系,其中包括安全信息需求意識、獲取能力、評價能力、利用能力和信息倫理5個指標,通過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并對40位安全專業人員的信息素養水平進行了測評。自然災害不斷發生,救援人員面臨嚴峻挑戰,需要具備更高的信息素養,面對更復雜的環境。而目前在應急領域中,對于救災力量的信息素養并沒有評估標準,對其信息素養水平沒有一個準確的認知。因此,當前迫切需要制定以救災工作人員為對象的信息素養評估指標體系。

2 社會救援組織在信息素養方面面臨的挑戰

自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后,大量志愿服務隊登記注冊成為非營利組織,參與搶險救災和災后恢復重建,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包軍強等(2019)認為,在特殊救援場景下,政府主導的救援力量需要與民間救援組織協調配合。由于基層消防救援隊技能相對單一,有些人的信息分享和處理能力不足,導致信息無法得到較好的傳遞。金英君(2018)指出,民間救援隊與政府部門的合作存在多個障礙,例如法律法規空缺、民間救援隊知識技能不足、人才短缺等,其建議修訂引導政策,并改進政府購買服務機制。劉嚴萍等(2018)全面梳理了政府與民間救援組織在應急協同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進策略,包括完善法律法規、調整災害管理體制、堅持政府主導地位、提升民間救援組織素質和技能等方面。另外,民間救援組織資金保障不足、籌措困難(錢洪偉等,2021),社會救援組織設備配套參差不齊,部分救援組織成員之間采用無線電或者對講機,存在覆蓋范圍小和共享程度低的局限,無法滿足大規模救援過程中對信息傳輸的需求(鄧雪,2021)。并且,應急救援組織體系尚不完善,應急響應難以統一,這導致在執行應急救援任務時出現溝通不便和受阻的情況,進而導致協同作戰過程中出現征調難、指揮難等問題(錢洪偉等,2018)。同時,由互聯網為介質作為信息傳播途徑也會產生信息泄露等安全性問題,唐啟濤(2022)認為,隨信息時代的發展,信息挖掘技術對信息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然而,信息挖掘技術也可能對信息安全造成威脅。此外,許多救援組織人員在使用救援技能時,無法兼顧信息技能的應用,因此救援人員需要具備強烈的信息意識,這種意識是通過實踐和經驗的積累而來的,但需要適當的引導。應將災害信息意識作為評估社會救援組織人員信息素養的標準之一,并根據評估體系制定培訓計劃,以更科學的方式提升救援人員的信息能力。

據此,本文著重對社會救援組織人員的信息素養進行研究,以期能夠對社會救援組織人員的信息素養情況有更多的了解,從而提出具有針對性的信息素養提升建議。

3 社會救援組織人員的信息素養定義及指標體系構建

3.1 理論模型構建及評價指標的界定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論的方法,對在維普、萬方、知網、google學術等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匯總、整合,逐步歸納出信息素養的基本構成要素,并根據社會救援組織人員的行為特征和信息流動情況(圖1),演繹社會救援組織人員信息素養評估標準體系。

圖1 救援人員信息流動示意圖

通過對信息的流動性進行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得到救災人員與環境、網絡、公眾、指揮中心之間的信息流動關系,可以看出,信息存在于救災人員工作的全過程,可根據信息流構建救災人員的信息素養。

社會救援組織人員的信息素養可以看作非營利性組織(如民間救援隊等)在災害發生前、中、后各時期有意識地利用信息工具獲取信息的技術手段,以及對信息的各項處置的方法能力,其中包含了社會救援組織人員獲取信息的意識、利用信息的能力、對擁有信息的知識把控等。根據信息流動示意圖,將信息素養的一級指標確定為災害信息意識、災害信息知識、災害信息能力、災害信息心理和災害信息法律與道德5個維度。

災害信息意識是指在救援過程中主觀對獲取信息的需求,對救災過程中所出現的信息的敏感程度,對救災信息的價值和作用的把握程度。信息意識是救災人員在救災過程中所必備的,意識高低影響信息獲取的多少、范圍、程度,從而間接影響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災害信息知識是指救援人員的知識儲備和文化底蘊,是作為理論對救援人員培訓的關鍵。知識儲備量會影響救援人員對信息和狀況的判斷,影響救援人員進一步學習更深入的理論,并且會影響到決策行為。

災害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獲取能力、信息判斷能力、信息共享能力、信息記錄能力等。這些能力通過影響信息的協同和把握,從而影響救援工作的效率。

災害信息心理主要指救災者面對災害、面對巨量信息、面對負面信息時所具有的抗性心理,其能使自身保持清醒客觀的狀態。這是在所有救災過程中人們不可避免碰到的情況,信息素養心理水平影響救災過程持續順利的進行。

信息素養法律與道德指對所有信息的處理都要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規范,不僅要保證信息安全,更要保證信息準確性。信息是否符合道德和法律主要會對公眾產生影響,若引發輿論會間接影響救援效率。

因此,初步建立了包含5個一級指標、17個二級指標的評估體系。將一級指標表示為L1、L2、L3、L4、L5,將二級指標表示為L11、L12、L21、L22等。

3.2 評估指標體系測試與檢驗

將5個一級指標和17個二級指標制作為專家咨詢表,采用德爾菲法對專家學者進行咨詢。為保證評估結果的科學性和權威性,將進行兩輪咨詢。第一輪咨詢對各指標進行1～5級打分,并收集刪減、增設、調整指標的意見; 再根據專家意見設計第二輪咨詢,主要是收集專家對指標的1～5級評分。

在第一輪咨詢中,獲取有效樣本34個,并對其進行數據分析。在第二輪咨詢中,仍以第一輪參與專家為咨詢對象,對再次取得的34份樣本數據進行分析,參與本次調查咨詢的專家個人基本狀況大致如下:34名專家學者中男性占76.4%,女性占23.5%,專家平均年齡為48歲,其中20～34歲占6%,35～49歲占47%,50～64歲占44%,超過65歲的占3%。在學歷上,全部專家為本科學歷及以上,其中碩士學歷比例為20%,博士學歷比例為35.2%。專家所在的工作單位有非營利組織、企事業單位、行政機關等。專家對應急領域的內容均比較熟悉,有著較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實操能力。

根據數據,首先對專家的權威程度進行判斷。專家權威程度取決于2個自變量,一個自變量是對應急信息管理領域的熟悉程度,另一個自變量是對所選指標判斷的依據。根據專家的熟悉程度系數(Cs)和判斷系數(Ca)計算專家的權威系數(CR1),以此系數來表明有效參與專家的權威程度(歐燕玲,2021),如表1所示。

表1 德爾菲法相關結果

(1)熟悉程度:在專家咨詢表格中,對該領域的熟悉程度分為5個方面,即很熟悉、熟悉、一般熟悉、不熟悉、很不熟悉,經過一次篩選,目前有效參與專家對該領域的熟悉程度均在“一般熟悉”以上。根據專家對研究內容熟悉程度賦值,對“很熟悉”賦值為1,“熟悉”賦值為0.8,“一般熟悉”賦值為0.6,依此類推。根據咨詢表數據中頻數和頻率來計算專家的熟悉程度(歐燕玲,2021),結果顯示2次咨詢的熟悉系數(Cs)為0.8294。

(2)判斷依據:在專家咨詢表中“指標評估”部分之后,設置了一道針對“指標評估”的打分依據的題目,其中考慮到對指標評估的依據有理論分析、工作經驗判斷、同行了解、直接感覺四個方面,可以對其進行多選,在收集到信息后對其進行賦值,當被咨詢者選擇某項時意味該項作為判斷依據影響較大,而未選擇的項為影響較小的項(歐燕玲,2021)。根據賦值,在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后得到第一輪專家咨詢的判斷系數(Ca)為0.8529,第二輪專家咨詢的判斷系數(Ca)為0.9334。

(3)權威程度:參與專家和學者的權威程度(CR1)主要由熟悉程度(Cs)和判斷依據(Ca)所決定,權威系數的算法為CR1=(Ca+Cs)/2(歐燕玲,2021)。在代入兩輪問卷的權威程度和判斷系數后,得到專家咨詢的權威系數,第一輪為0.8412,第二輪為0.8814。而權威系數的標準中,當系數大于0.8時,說明咨詢結果具有較高的可信度。綜上,2次咨詢結果均符合高可信度的標準。

3.3 指標修改狀況

通過專家咨詢,對指標進行修改和刪減,將“對災害信息的敏感度”改為“對災害信息的敏感程度”; 將“能夠認識應急和災害信息的價值與作用”改為“對災害信息重要性和價值性的認識”; 將“有災害救援器械設備的使用知識”改為“有災害救援器械設備和通訊工具使用的知識”; 將“災害信息心理攻擊”改為“災害信息對救援人員心理的攻擊”; 將“災害信息心理防護”改為“救災人員對負面信息的心理防護”; 將“保證信息安全”改為“保證信息安全準確”; 將“災害信息倫理和道德”改為“災害信息法律與道德”; 刪除“災害與應急信息創新能力”這一指標; 并在咨詢表中給予解釋說明。修改后的指標體系包含5個一級指標和16個二級指標。

3.4 確定指標的權重

在兩輪咨詢專家得到數據的基礎上,根據層次分析法計算各個指標的權重,為使結果更科學和可靠,對指標進行一致性檢驗。

首先,對此次分析的一級指標構建判斷矩陣,即通過專家對各個指標的打分情況,對每份專家的咨詢建議構建判斷矩陣。判斷矩陣內數值應由指標兩兩相比得到。問卷題目的選項設置為5個量級,分別為非常必要、必要、一般、不太必要、不必要。為了構建判斷矩陣,需要對其進行重要性賦值。本文采用九級標度法,該標度法具有判斷正確率高的特點。根據前文賦值情況,設i和j分別為2項指標,i和j的范圍為1～5,將指標兩兩相比,按表2進行賦值,而后根據賦值填入判斷矩陣。

表2 判斷矩陣賦值

根據以上賦值得到判斷矩陣。本文使用spsspro軟件(網頁版),通過已設定的算法對輸入的各判斷矩陣進行計算,輸出判斷矩陣的特征向量、權重值、最大特征根(λmax)、一致性指標(CI)、隨機一致性指標(RI)、一致性比率(CR2),其中指標權重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指標權重值

為了確保判斷矩陣在邏輯上的一致性,以保證層次分析結果的準確性,根據輸出結果對本次分析進行一致性檢驗,各判斷矩陣的λmax、CI、RI、CR2值見表4。

表4 判斷矩陣的輸出結果

如果一致性比率CR=CI/RI小于0.1,則認為判斷矩陣的不一致程度在容許范圍內,滿足一致性要求。本次分析所得指標對應的CR2值均小于0.01,故通過一致性檢驗。

3.5 指標權重分析與評價

由表3可知,目標層5個一級指標權重分別為:災害信息意識0.254、災害信息知識0.211、災害信息能力0.197、災害信息心理0.178、災害信息法律與道德0.160; 災害信息意識的重要程度排在第1位,災害信息知識重要程度排在第2位,災害信息能力的重要程度排在第3位,災害信息心理和道德與法律分別排在第4和第5位。提高信息素養首先應加強對意識的提升,當意識觀念在內心扎根,會對災害信息知識和能力的提高產生內部推動力,因此信息意識的權重分布較大。而災害信息法律與道德權重最低,意味著其在救援人員的整體信息素養中的重要性相對較低,原因是在應急領域中信息道德和法律對信息的使用和共享等無法產生特別大的影響,并且一般情況下信息道德和法律不會對救援人員的信息輸入與輸出產生束縛。

在對二級指標進行檢驗時發現,二級指標權重值數據有差距,但是差距不大,不能明顯體現出不同指標的重要性差異?；诖?本文總結了出現此種情況的原因,有以下兩點:

(1)災害信息意識、災害信息知識、災害信息能力、災害信息心理和災害信息法律與道德這5個一級指標構成了救援人員信息素養指標體系,每個指標在面對災害的特殊情境中都具有獨特的重要性,而指標差異化較小的結果正是對這一復雜性的體現。

(2)各指標的權重較為接近平均分布,意味著其在救援人員的信息素養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每個指標都在不同方面影響著整體信息素養水平。這些指標在權重值上差距細微,但是仍然可以區分高低,意味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比較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性。

4 實證檢驗

在已制定的社會救援組織人員信息素養評估指標體系的基礎上,設計《社會救援組織人員信息素養》調查問卷,通過線上與線下結合的形式對志愿者隊伍和民間救援隊進行調查。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形式組織問題選項,設定1為“非常認同”,0.8為“比較認同”,0.6為“一般”,0.4為“比較不認同”,0.2為“非常不認同”五種態度情形,根據參與者的選項可以判斷得分。經發放和收集,共回收241份問卷。在這241份問卷中,剔除空白問卷,并刪除答題時間低于兩分鐘的問卷后,得到問卷204份,問卷有效率84.6%,樣本充足,符合要求。

4.1 問卷數據的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者共204人,其中男性152位,占比74.5%,女性52位,占比25.5%; 在年齡上,20歲以下1位,占比0.5%,20～34歲31位,占比15.2%,35～49歲134位,占比65.7%,50～64歲36位,占比17.6%,65歲以上2位,占比1%; 在學歷上,博士及以上2位,占比1%,碩士研究生2位,占比1%,本科、?？?2位,占比45.1%,高中及以下108位,占比52.9%; 在工作年限上,1年以下24位,占比11.8%,1～5年117位,占比57.4%,5～10年42位,占比20.6%;10～20年18位,占比8.8%,20年以上3位,占比1.5%; 在工作單位類別上,行政機關12位,占比5.9%,事業單位17位,占比8.3%,社會團體91位,占比44.6%,企業單位46位,占比22.5%,其他38位,占比18.6%。

4.2 得分情況統計

據指標體系的權重值,對問卷每一道題進行賦值。通過數據軟件進行分析后,得到此次問卷的得分狀況,如表5所示。

表5 得分情況

該問卷的得分分布情況為:90分以上頻數為72,占比35.3%;80～90分頻數為67,占比32.8%;70～80分頻數為44,占比21.6%;60～70分頻數為20,占比9.8%,50～60分頻數為0,占比0;40～50分頻數為1,占比0.4%,40分以下頻數為0,占比0。

4.3 問卷信度與效度分析

對本次問卷數據使用spss26統計分析軟件進行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α系數對信度進行檢測。Cronbach’sα為克隆巴赫系數,是衡量量表或測驗信度的一種方法。其是一套常用的衡量心理或教育測驗可靠性的方法,依一定公式估量測驗的內部一致性。作為信度的指標,其克服了部分折半法的缺點,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用的信度分析方法。此次問卷測評結果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61,數值大于0.9,因此本次問卷結果的信度較好,可以反映社會救援組織人員信息素養的真實水平。

采用CFA(Confirmative Factor Analysis,驗證性因子分析)方法對評價指標的效度進行檢驗。為一級和二級指標建立結構方程模型,通過AMOS23.0軟件進行SEM分析,見圖2。

注: Ln為觀察變量,其中n=1,2,.,5,表示一級指標觀察變量,n=11,12,13,…,53,表示二級指標觀察變量; ek為誤差變量,其中k=1,2,…,16; 數字表示標準化因素荷載系數,范圍為0～1。

圖2 中指標模型的標準化因素荷載系數值在0.64～0.94,相關研究表明,標準化因素荷載系數FL>0.7為理想,FL>0.6為可接受,如若量表為原創,則FL在0.5～0.6之間,也勉強可以接受(Chin,1998)。據模型數據,除L11數值為0.64外,其余均比較理想,總體來說,信息素養指標體系模型的標準化因素荷載系數比較理想。

從模型整體適配度(表6)來看,χ2/df的值小于3,且RMR、RMSEA均小于0.1,IFI、TLI、CFI值均大于0.9,該結果表明指標體系的驗證因子模型與觀察數據的匹配狀況良好。

表6 模型整體適配度檢驗

對模型的聚合效度和區分效度進行檢驗,需要參考各一級指標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和組合信度(CR3),該值由標準化因素荷載系數經過計算獲得。模型的區分效度是劃分不同維度的依據,本次模型指5個維度,即災害信息意識、災害信息知識、災害信息能力、災害信息心理、災害信息法律與道德5個潛變量之間關聯程度的大小。從AMOS23.0軟件中輸出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模型聚合效度分析結果

對各個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因子載荷系數,一般來說,測量變量標準化載荷系數值大于0.5,可以表明測量變量符合因子要求。本次結果中,所得到的準化載荷系數值為0.640～0.907,符合因子要求。

當模型AVE值高于0.5或CR3值高于0.7時,表明其收斂較高。本文模型AVE和CR3檢驗結果的值均在標準之上,說明這5個因子具有較高的收斂效度。

綜上,本次實證檢驗具有良好的效度,能夠較好地表達指標內容。

5 信息素養提升建議

為了提高救援人員的信息素養,不僅需要平臺和組織的努力,更需要救援人員自身的不懈努力。只有救援人員的信息素養得到大幅提高,信息技術才能在應急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此,需要從信息素養的內容入手,重點關注意識、知識、能力、心理、道德和法律五個方面,全面提升救援人員的信息素養水平。

5.1 提高信息意識

要提高救援人員的信息意識,需要救援人員對信息具有一定的認知,通常情況下,意識的培養需要經歷多次模擬或實戰,因此增加演練次數是提高信息意識的有效途徑之一。在演練中,我們應強調信息的作用和價值,以便在心理上產生潛移默化的認知,從而提高對各種信息的敏感度。此外,通過人的群體效應,可以創造良好的氛圍,進而提高對信息的認知。

5.2 提高信息知識

知識作為救災人員自身信息儲備和文化底蘊,需要長時間對其進行補充、更新、積累,因此提高知識儲備的最佳手段便是進行定期培訓。培訓的內容不僅僅在于對災害信息和救災方法的學習等,還要增設對救援設備和信息通訊設備使用方法的培訓等,以提高救災人員獲取信息方法的水平。此外,提高進入門檻可以引進較高水平的人才,組織應既從個人興趣出發,又要對知識儲備和安全意識進行深度考察,將學歷作為人才引進的篩選項。

社會救援組織應竭力打造組織內部文化,組織安全文化建設可以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具有一定水平的救援組織應打造一個安全信息系統,分析和總結以往的事故和錯誤,為成員提供信息和知識資源。

5.3 提高信息能力

提高信息能力不僅需要知識儲備,還需要實戰演練。在日常應急演練中加入更多關于信息能力方面的訓練和演練,對救災人員進行計算機知識和軟件應用的培訓,并進行能力評估和考核。同時強化使用信息設備的意識,提高信息評價、處理和共享能力,增強對信息通訊平臺的熟悉程度,提高應急信息協同穩定性。信息能力的水平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實踐才能準確評價。

5.4 提高信息心理

在災害現場中容易出現心理失衡、崩潰等問題,要加強救災人員對災害過量、負面信息的抵抗能力。一方面,多經歷此類問題,可以形成抵抗能力; 另一方面,心理醫師的及時疏導尤為重要,心理醫師可以有效緩解這一階段。并且,定期對救災人員的心理進行糾正和鞏固,及時對產生心理問題的人員進行心理疏導,建立心理考察制度,更準確地了解每個人的心理狀況。

5.5 提高信息法律與道德

欲使救災人員對信息的處理符合法律法規和道德底線,救災人員應具備一定的法律知識,具有較高的法律素養,不僅要對相關法律進行大力宣傳教育,更要對救災人員進行一定的考核,以此來核實法律素養狀況; 樹立道德模范帶頭作用,對符合道德的信息行為進行正向強化,盡可能規范道德底線。

社會救援組織盡可能依照法律來制定相應的政策,約束救災人員的不正當信息行為。另外,社會救援組織應建立數據庫和信息管理系統,須加強計算機設備的安全性和文件保密性。

5.6 完善和創新應急信息管理系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硬件和軟件的組合構成了完整的工具,通訊工具是硬件,由通訊工具承載的軟件則是信息交互的靈魂。建立統一的技術規范、數據標準、數據交換格式,并且制定相應制度和管理方法,在應急管理部門形成一個整合的、標準化的數據倉庫,有助于打破部門與部門之間、部門與外部之間的壁壘,從而促進信息共享,解決“信息荒島”(謝旭陽等,2006)。

完善和創新應急信息管理系統,將信息傳遞范圍拓寬,為社會救援組織開發出更多的功能,提供更多的可用信息。降低使用難度,讓每一位救援人員都能方便、快捷、高效地獲取信息,才是應急信息管理系統發展的方向。

6 結語

在數字時代,信息技術在應急領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社會救援組織需要加強自身信息素養的培養,以更好地應對各種災害和突發事件。本文旨在建立社會救援組織人員信息素養評估指標體系,明確民間救援隊、應急志愿者等人群的信息素養狀況,以便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培訓和訓練。通過不斷查漏補缺、揚長避短,提高救援人員的信息素養水平,才能更好地應對信息化浪潮,更有效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