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中政治因素翻譯之譯者行為對比分析

郝鑫雨

（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合肥 230009）

引言

作家張潔1981年發表的《沉重的翅膀》是我國首部反映四化建設、工業改革的長篇小說，也是第二屆矛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小說一經發表，迅速在國內引起熱議，并被譯成12種語言在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出版，開辟了漢學家和國外學者翻譯、海外出版社出版新時期小說的先河[1]。第一個英譯本Leaden wings 由翻譯家戴乃迭翻譯并于1987年在英國維拉戈出版社出版。僅兩年后，美國格羅夫-韋登費爾德出版社便推出了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的英譯本Heavy Wings。兩個英譯本在海外的館藏量相當可觀，其中葛浩文譯本更是憑借535 家的館藏量居于學者姜智芹于2020年統計的外文版改革主題小說世界圖書館藏數量之首[1]。因此該小說的成功及其英譯本所取得的海外影響力使其成為一個有價值的研究案例。

該小說從八十年代眾多改革小說中脫穎而出的原因在于作家沒有從常見的枯燥無味地寫生產過程角度出發塑造工業的改革，而是以極其敏銳的政治憂患意識從思想政治工作層面談工業現代化。小說發表后，更是獲得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登的專文報道，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擁護鄧小平路線的政治小說[2]。小說中大量坦率的對政治現實的描述以及對“民主”等以前被作為禁忌的政治話題的探討等政治因素賦予了該小說極大的爭議和關注度。因而，對小說中的政治因素的傳譯是翻譯該小說的關鍵所在，是譯者行為最重要的凸顯，不僅僅涉及語言內的語碼（意義符號）的轉換和意義的再現，還涉及譯者對作者的意圖的解讀、對文本外讀者定位的考慮以及譯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傾向等問題。因此，本文嘗試從譯者行為批評視域探討兩位譯者對小說中政治因素的再現情況，以期豐富《沉重的翅膀》的英譯研究和為后來的學者進一步研究兩位譯者提供參考與借鑒。

一、譯者行為批評視域概述與“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評價模式

傳統的翻譯研究聚焦在翻譯文本內部的語言因素，“文化轉向”后的翻譯研究又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影響翻譯的外部客觀因素上，而譯者行為批評研究則嘗試將兩者進行有機結合，將譯者看作語言性凸顯的“語言人”和社會性凸顯的“社會人”的兩者結合體，充分考慮到譯者動態中的行為變化及其作用下的翻譯質量，屬于兼顧翻譯內外的、譯者行為和譯文質量評價相結合的翻譯社會學研究[3]。

譯者行為批評視域下，譯者是具有感情和能動性思維的“意志體”，兼及服務于“作者/原文”與“讀者/社會”，其譯者行為可以用“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評價模式這一該視域下的核心概念兼分析工具來進行描寫和解釋?！扒笳妗迸c“務實”位于連續統的兩端，中間是各種漸變狀態，由“求真”滑向“務實”的過程便是譯者在心理及其他一切社會因素影響下使翻譯進行社會化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求真”是描寫作為意志體的譯者的行為的動態概念，指“譯者為實現務實目標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語言所負載意義真相的行為”，從而區別于傳統意義上靜態的以忠實原作為中心的求真；“務實”則是指“譯者在對原文語言所負載的意義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礎上為滿足務實性需要所采取的態度和方法”，因而產生的譯文體現翻譯之用，向目標讀者和社會一端靠攏[4]。語言性求真確保翻譯之本，而翻譯的社會屬性和譯者的“非譯者”社會角色或多或少會驅使譯者追求社會性務實，并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度”或受制于現實因素偏向于某一端[5]。因此，用該評價模式進行研究既需要從語言性角度看待譯者的翻譯行為：多大程度上“求真”、求了多少“真”，又要從社會性角度，考察譯者的社會性和行為社會化程度：多大程度上“務實”、務了多少“實”，同時分析其背后的社會性動因，全面描述譯者行為的軌跡。下文我們將首先結合對兩英譯本中采用的翻譯策略及其產生的相應效果的分析，描寫兩位譯者在“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上對小說中政治信息傳譯的求真抑或務實取向。其次，嘗試基于這一理論模式對翻譯背后的社會性動因進行闡釋，以期實現對兩譯者行為較為客觀、全面的評價。

二、兩英譯本中政治因素翻譯之譯者行為描寫

因篇幅所限，本文僅從形式層面選取兩位譯者對《沉重的翅膀》中我國特有的政治表達及從內容層面選取敏感的、易引起爭議的政治因素兩者的處理作為分析切入點。其中蘊含的政治內涵、政治文化及政治色彩等無法用數據衡量，仍有賴于定性對比手段。

經文本細讀和對比分析發現，戴乃迭和葛浩文在對兩者進行翻譯時的譯者行為存在顯著差異。

1.我國特有的政治表達的翻譯

在對小說原文中我國特有的政治表達進行翻譯時，戴乃迭多采用意譯的翻譯策略，即她常常會選用能夠被目標語讀者理解的、泛指人類一般性經驗的普通詞匯來代替小說中蘊含特定政治內涵的政治表達，甚至是直接采用省譯，譯文更偏重于服務“讀者/社會”，文本務實度高。換言之，譯文簡潔、通俗易懂，卻淡化了原文的政治表達形式以及與之相伴的政治色彩和政治氛圍。而葛浩文在翻譯過程中則非常重視對這些政治因素的傳達，體現為其多采取直譯的翻譯策略，原文的政治表達基本得以保留，譯文向“作者/原文”一端靠攏，文本求真度高。下面筆者就結合具體的例證進行討論。

例1：原文：“有飯大家吃”

戴譯：‘share and share alike’

葛譯：“There’s food on the table, so every-one eats.”

“有飯大家吃”，諺語，比喻有福大家共同享受，后發展成為毛澤東主席的一種政治理念，也是改革初期廣為流傳的政治口號。它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最確切的比喻。在當時社會追求有飯吃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這個比喻實則也揭示了當時的社會生產水平，體現了當時我國獨有的政治氛圍。戴乃迭采用意譯的方法將其譯為‘share and share alike’，僅傳遞其所指意義，實現了能夠被讀者輕松理解的務實效果，其譯者行為在“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上偏向右端。而葛浩文則采用了直譯的翻譯方法，保留了“吃飯”這個比喻，傳遞了依附于其的中國特有的政治氛圍，其譯者行為在“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上則偏向左端，文本求真度高。

例2：原文：四個現代化

戴譯：China’s modernization

葛譯：the Four Modernizations

“四個現代化”，是改革初期我國提出的戰略目標，也是該小說要反映的主題，在文中多次出現。戴乃迭并未按照該詞匯結構直譯，而是將其譯為China’s modernization，淡化了其特定的政治內涵，追求便于英語讀者理解的務實效果，其譯者行為在“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上偏向右端。而葛浩文則保留了該政治表達的結構，將其直譯為the Four Modernizations，用首字母大寫的方式標記出這一特殊的政治目標。其譯者行為在“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上則偏向左端。

例3：原文：比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后來，又是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干擾；再后是什么右傾翻案風的干擾；最后是“四人幫”的干擾……

戴譯：刪除

葛譯：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example, it was obstructionism by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s; after that, it was obstructionism by Lin Biao and his fellow conspirators; and after that it was obstructionism by the trend to overturn verdicts against the Rightists; ultimately it was obstructionism by the Gang of Four.

該小說寫于粉碎“四人幫”后不久，含有大量對文革時期政治生活的描述，黑體部分便為一處典型的例子，涉及到很多文革時期的政治事件。戴乃迭選擇省譯，棄真務實，保證了譯文的流暢易懂，偏重服務于讀者/社會，譯文展現出極高的效果務實度。而葛譯本則不惜可能會給目的語讀者造成理解障礙的代價采用了直譯，完整再現了此處的政治信息，文本求真度高。

2.比較敏感的、易引起爭議的政治因素部分的翻譯

對于小說中比較敏感的、易引起爭議的政治因素部分的翻譯，兩譯者的譯者行為同樣在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上呈現出不同的偏向。戴譯本會對其進行有意消解，而葛譯本則十分注重還原及凸顯這些敏感的政治因素，體現出兩譯者不同的務實追求。下面是一些典型的譯例。

例4：原文：我們常說報紙的黨性，但黨性就是只說好話嗎？

戴譯：We say our press must represent the Party. Does that really mean making out that everything’s fine?

葛譯：We’re always talking about Party spirit in our newspapers, but does Party spirit mean only painting a rosy picture?

該例中，作者張潔大膽地探討了那個時代可能存在的部分貫唱高調的問題。戴譯本將“報紙的黨性”這一名詞性詞組譯為“our press must represent the Party”，并用“that”來指代這件事，從而偏離原文句意而意為我們的媒體代表黨這件事意味著只能講好話而非原文中的“黨性就是只說好話”，從而緩和了原文對黨性的直接質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本的政治敏感、爭議性。而葛譯本則完全再現了原文的句子結構，偏向于對原文的求真。

例5：原文：他們靠的是什么呢？靠覺悟？沒門兒，他們組一共才兩個黨員，三個團員。

戴譯：What was the reaso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No. There were only two Party members and Three Youth League members among them.

葛譯：What made this team so special？Was it Party spirit? Not a chance! Only two of them were Party members, and three belonged to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該例中探討工人工作進步的原因，暗諷當時思想政治工作侵入并凌駕于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葛浩文在此處將原本意義模糊的原文“覺悟”的意義作了精確化處理而譯為了“Party spirit”，直接將問題指向黨性，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原文的政治敏感性和爭議性。此行為屬于原文無“真”，以“精”務實。而戴譯本則僅僅是再現了原文。

例6：原文：思想政治工作這么搞還不亂了套？民意測驗這是資產階級那一套！

戴譯：刪除

葛譯：Does he really think that kind of ideological work is going to do anything but mess things up? Opinion surveys are a capitalist invention! There’s only one way to handle things in a proletarian society: all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needs must be subordinate to those of the Party.

該例中揭示的思想體現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戴譯本進行了省譯，體現了其有意消解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從而實現原文很好融入譯入語社會的務實“讀者/社會”的追求。而葛譯本不僅對原文意義求真，在譯文中還原了當時這種典型的保守派的思想，同時還增譯了“There’s only one way to handle things in a proletarian society:all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needs must be subordinate to those of the Party”，從而實現了對這種思想的諷刺與批判的務實效果。

三、兩英譯本中政治因素傳譯之譯者行為原因探析

正如客觀的描寫和合理的解釋是推動翻譯研究向縱深發展的強勁助推力，“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評價模式強調在描寫的基礎上重點解釋譯者行為背后的動因[6]?！冻林氐某岚颉穬捎⒆g本中政治因素翻譯的譯者行為差異的主要原因可以總結如下：

1.兩譯者文化身份不同

迥異的文化背景使兩位譯者成為了不同的意識形態的代表，影響了他們的譯者行為。

戴乃迭在青少年時期接受的是英國式的教育，英國文化背景在她的文化身份中根深蒂固。后來她出于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個人情感原因主動來到我國定居、學習和工作，培養了自己的中國文化身份，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東西方交融的雙重民族文化身份[7]p212。這一身份使她能夠跳出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窠臼，以跨文化溝通的視角審視小說的翻譯。此時，她扮演的是溝通源語文化與目的語讀者的社會角色。這決定了在對小說中政治因素進行翻譯時她的譯者行為不會是一味地向原文靠攏而完全求取原文真相，反而是淡化了原文特有的政治表達形式以及與之伴隨的政治色彩和政治氛圍從而使譯文簡明易懂。其次，她沒有為了滿足外語讀者市場上特定人群的心理偏好需求就刻意彰顯與突出小說的政治色彩。相反，憑借對目標語文化意識形態的熟悉與理解，戴乃迭對小說中容易引發沖突的地方進行了淡化處理，以便譯作順利跨出國門，更好地融入英語世界。

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的翻譯則折射出英語世界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其翻譯的出發點在于審視“他者”，換言之即服從于其所屬社會批判中國現實的政治需要和市場需要[8]。長期以來，尤其是冷戰以來，西方讀者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社會的想象和期待，而這種想象和期待已經固化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9]。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會有意無意地迎合他們對于社會主義中國社會的想象和期待。此時，葛浩文扮演的則是將源語文化呈現給目的語讀者以供其審判的社會角色。因而，他在翻譯過程中會盡可能向原文一端靠攏，盡可能再現小說中獨具我國特色的政治表達及與之伴隨的政治氛圍，有時甚至故意突出敏感、易引起爭議的政治因素部分。

2.兩譯者翻譯動機不同

兩譯者的翻譯動機不同，導致兩譯本的讀者定位不同，從而造就了差異顯著的譯者行為。

戴乃迭英譯《沉重的翅膀》是純粹的自發行為，彼時的她對女權運動產生了興趣，致力于譯介中國新時期女性作家作品，旨在為西方世界了解中國女性生活打開一扇窗戶。在其好友英國著名女性主義學者狄利亞·達文的促使下，戴譯本由英國著名女性讀物出版社維拉戈出版社成功出版。因而，比起小說中的政治話題，更讓戴譯本的讀者感興趣的是小說中的女性話題，小說中的政治信息對于她們來講更多的是作為女性生活境況的背景知識來了解，甚至有時可能因為缺乏相關的背景知識而造成閱讀障礙。換言之，原文中的政治信息在原文讀者中產生的效果未必是作為社會人的譯者、贊助人、讀者所希望達到的。因而，戴乃迭便會淡化小說中的政治因素，從而影響到文本的求真度。

而葛浩文的翻譯活動是由出版社出于政治原因發起的，葛譯本的封面內頁詳細說明了該書的出版意圖：張潔的這本小說《沉重的翅膀》為洞察1989年春那場歷時數周的政治運動背后的挫敗和渴望以及隨后被鎮壓背后的不妥協力量，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因此，小說中對當時中國特有的政治事物或政治現象及其所伴隨的獨特政治氛圍的描寫，對文革那個特殊時期政治生活的反思以及對當時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尚存的一些不完善之處的批判等敏感、引發爭議的話題的探討，恰恰是出版商出版該小說的賣點所在。涉及政治方面的小說，尤其是《沉重的翅膀》這種還頗具爭議性的作品在美國市場是很受歡迎的。因此，對小說中政治因素進行翻譯時葛浩文的譯者行為偏向于求真，且其偏于求真的翻譯內行為會在客觀上轉化為翻譯外贊助人、讀者所期望的務實效果。

3.兩譯者翻譯觀念不同

多年的文學翻譯實踐經歷使得戴乃迭能夠對我國現當代文學在海外的譯介與接受的現實情況進行深入觀察。因而，基于對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界尚處于邊緣地位的深刻認知，不同于其丈夫楊憲益將忠實置于首位的翻譯思想，她認為譯者首先要考慮的是讓讀者喜愛和理解譯文。因而她主張譯者不能過分拘泥于原文，而是要采取靈活多樣的方法提高譯文的可讀性，包括適當的改寫和刪略等[7]p225。在這樣的觀念下，她對小說中的政治因素進行了靈活的刪改，以求小說最大程度地被英語讀者理解和喜愛。

而對于葛浩文來說，忠實始終是他翻譯實踐的第一準則。他認為即使在翻譯過程中有時不得不使用“背叛”與“重寫”等手段，但其目的卻是為了更為忠實地把原文的“形”和“神”傳遞給譯文讀者[10]。他希望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精神風貌而使得讀者能夠借助欣賞譯文而實現欣賞原文。因此他盡可能還原了小說原文中那些具有國別特色的政治表達形式及具有爭議性的政治因素，從而讓英語讀者最大程度感受、體驗原文中的政治文化、當時的政治氛圍等，實現一種陌生化的效果。

結語

《沉重的翅膀》中的政治因素賦予了該小說極大的爭議和關注度，是該小說的歷史性及思想性的集中體現，使其從眾多八十年代改革小說中脫穎而出。本文在譯者行為批評視域下，基于“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評價模式對比了戴乃迭和葛浩文對小說中包含的政治因素的再現情況。研究發現，對于我國特有的政治表達的翻譯，兩譯者的譯者行為存在很大的差異。戴乃迭多采用意譯，抑或是直接省譯，其譯文簡明易懂，卻也淡化了原文形式及與之伴隨的政治氛圍，文本務實度高。而葛浩文則以直譯為主，基本保留了原文的政治表達，其譯文向“作者/原文”一端靠攏，文本求真度高。對于比較敏感的、易引起爭議的政治因素部分的翻譯，兩譯者的譯者行為同樣在“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上呈現出不同的偏向。戴乃迭會對其有意消解，而葛浩文則十分注重還原甚至是凸顯它們，體現出兩譯者不同的務實追求。窮根溯源，兩譯者的文化身份、翻譯動機以及翻譯理念等因素的差異導致了他們迥異的譯者行為。因而，盡管兩譯者的譯者行為在連續統中處于不同位置，甚至相差甚遠，但他們的行為都是在其各自扮演的社會角色下的合情合理的行為，符合譯者“求真為本，務實為用（上）”的一般性行為規律。

本研究豐富了譯者行為批評研究，同時也加深了我們對翻譯活動本質的認識。翻譯其實就是作為“意志體”的譯者在各種社會因素制約下選擇性地求取原文真相的行為。因而這必然會導致同一文本的不同譯者的各具特色的譯文。戴譯本雖簡明易懂卻會丟掉原文蘊含的政治文化，葛譯本雖然很好地傳遞原文的政治文化卻較為晦澀難懂。這啟發我們，在當今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過程中，譯者應盡可能在傳遞我國文化和讓目標語讀者理解與接受這兩者之間做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