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品牌的生成背景、演變規律及風險防控

賴 立

（1.桂林電子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2.廣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1）

一、引言

品牌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象征，是質量強國的內在支撐和國家綜合實力的反映，也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徑。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于2022 年7 月發布的《關于新時代推進品牌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指出，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品牌發展的理念和實踐迎來深刻變革。但我國品牌發展水平與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要求相比仍存在差距，應持續擴大品牌消費，培養優質數字化品牌，推動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1]。2023 年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質量強國建設綱要》指出，側重品牌發展的數字賦能是我國經濟由大向強轉變、建設質量強國的關鍵舉措[2]。由此，亟須對數字品牌的內涵機理展開深入研究，為我國品牌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頂層設計提供理論闡釋和方法支持。

目前，數字品牌在經濟社會實踐層面已經有諸多應用和突破，但在理論層面還屬于一個新興領域，未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梳理相關文獻可知，現有的數字品牌相關研究多側重于應用和現象層面的探討，也有少部分研究者從理論層面對數字品牌做了有益探索，主要集中于數字品牌的內涵、數字品牌的轉向原因以及數字品牌的特征規律等。關于數字品牌的內涵研究。侯向平(2018)認為數字品牌不僅是表面上看到的一個名稱或符號，其本質是一種對數字品牌產品和服務體驗的集合體[3]。尹一丁(2022)進一步強調，數字品牌代表的是數字化品牌全景體驗，不僅只是傳播溝通層面的數字化，而是整個企業內核以及用戶價值的數字化[4]。關于數字品牌的轉向原因研究。廖秉宜(2020)分析了數字品牌轉變的內在原因是數字時代下品牌的競爭格局、生產方式、傳播渠道、溝通方式和消費方式等均發生深刻變革[5]。崔光野、馬龍龍(2020)認為在數字技術持續創新下，傳統的品牌建設觀念和思路已很難適應數字時代消費者的消費理念和行為，亟須開展符合新時期數字時代特征的品牌體系建設[6]。關于數字品牌的特征規律研究，米歇爾·舍瓦利耶等(2015)指出互聯網已成為品牌傳播的控制塔，互聯網為品牌信息搜索和傳播提供了便利，可通過各項虛擬技術將品牌信息及時的覆蓋全世界[7]。袁佳航等(2022)提出數字品牌相較于傳統品牌，具有線上一體化的能力，包括全渠道連接能力、流量運營能力、反饋能力、金融能力、價值能力和生態能力[8]。從整體來說，學術界關于數字品牌的研究還相對較少，需要從多視角、多維度、多學科對數字品牌展開豐富的理論探索，構建符合新時代的數字品牌理論體系。故文章將嘗試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視角出發，對數字品牌的生成背景、演變規律及風險應對進行探討研究，以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數字品牌理論研究內容。

二、數字品牌的生成背景

數字品牌是數字時代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數字品牌的生成與發展與其時代背景相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高質量發展是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的物質消費是美好生活的基礎，滿足人民的精神消費則是美好生活的體現。數字品牌作為數字時代人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凝結的統一體，是個人、企業和國家發展的需要，更是時代發展的需要。

1. 個人消費質量提升的需要

馬克思認為，“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盵9]這里的吃喝住穿可理解為個人的消費，即人們在不斷追求自由解放的過程中，對個人消費質量提升的需求也會不斷增長。隨著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需求從總體上呈現出逐步上升的變化趨勢，這就是消費需求上升規律，是一切社會化生產條件下人們消費需求變化的普遍性規律。一方面，消費需求上升體現為消費數量的增加。從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看，從1978 年的1558.6 億元，增加到2008 年的108487.7 億元，再增加到2022 年的439733 億元，增長了約281 倍。全國電子商務交易額從2011 年的6.09 萬億元增長到2022 年的43.83 萬億元，全國網上零售額在2011 年僅為0.78萬億元，到2022 年則增長為13.79 萬億元，增長了近17 倍[10]。這些數據都反映出我國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總量不斷增加，且網絡消費增加尤為明顯。另一方面，消費需求上升體現為消費質量的提高。數字品牌產品是滿足消費者高層次需要的產品，數字品牌不斷滿足人的高層次需求的發展。一是個性化需求的表達。不同于以往企業主導的傳統品牌創造，數字品牌的創造以消費者為核心力量。消費者通常在與數字品牌的互動中共同創建品牌，在互動中表達對品牌的意見和個性化需求，尤其是作為意見領袖的消費者，其個性化需求的表達通常更具影響力。二是社會交往的需要。品牌通常具有圈層化特征，即能集聚志趣相同的消費者群體，滿足消費者加入同類群體的社會交往需要。數字品牌依托數字技術，則能為消費者提供更便捷的交流平臺，有益于進一步擴大同圈層消費者群體，滿足數字時代消費者社會交往的需要。三是精神需要的滿足。數字技術的發展是人類精神生產的又一次里程碑意義的進步，改變了人們精神交往的方式。消費者不再僅僅滿足于產品的使用功能，且更加注重品牌中凝聚的精神內涵。數字品牌可通過視覺影像傳播給消費者帶來直接的感官刺激，讓消費者身臨其境般使用數字品牌的產品，滿足消費者精神享受需要。

2. 企業創新發展的需要

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原本在傳統市場上具有壟斷性優勢的企業品牌可能被顛覆，為滯后于經濟發展的企業品牌發展構建新的平臺和渠道，創造快速發展、“彎道超車”的戰略機遇。一是賦予企業品牌公平發展的機會。進入數字時代，傳統企業品牌發展中的規模、資金、渠道已不再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也不再成為強勢企業品牌阻礙弱勢企業品牌發展構筑的高門檻。數字平臺將賦予數字品牌更為公平的發展機會，以較低的準入門檻為中小企業品牌、弱勢企業品牌提供品牌展示宣傳服務，使企業品牌既能迅速傳遞品牌信息又能及時得到品牌效果反饋。企業品牌借助數字平臺獲得的這種快速滲透的能力，一方面將對強勢品牌的已有優勢造成沖擊，另一方面也為弱勢品牌迎來乘勝追擊甚至“彎道超車”的機會。二是提升企業品牌培育構建的速度。一個優秀的傳統企業品牌通常需要經過積年累月的積淀才能得以形成，但大數據、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卻大大加快了企業品牌培育和構建的進程。一方面，企業品牌借助數字平臺能更快速、全面地掌握市場信息數據，提高品牌戰略調整的反應速度，從而對企業品牌實行精準、高效宣傳；另一方面，企業品牌通過數字交流平臺能及時與品牌用戶進行深入互動，加速用戶對品牌的了解并進行反饋，極大縮短了品牌與用戶信任關系建立的時間。三是減少企業品牌運營管理的成本。弱勢企業品牌通常受到人力和財力不足的困擾，難以承受巨大的品牌運營成本。但在數字技術和平臺的支持下，弱勢企業品牌可以更好地解決這一難題。一方面，互動式傳播過程中，弱勢企業品牌不僅獲得了更廣的傳播面，還能促進消費者在自媒體中對品牌進行主動傳播，這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弱勢企業品牌在前期市場滲入和品牌宣傳方面的人力、財力投入；另一方面，弱勢企業品牌可利用大數據技術精準投放品牌廣告，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實現更具縱深性的輻射式傳播，促進品牌內容的個性化和傳播形式的多樣化，同時合理降低品牌宣傳資金投入。

3. 國家話語有效傳播的需要

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品牌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實力和國家影響力的重要指標，是國家形象對外傳播中與國際大眾溝通的良好工具，是國家競爭力的綜合體現。品牌在反映國家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等硬實力形象的同時，也能夠彰顯國家的國民素質、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等軟實力形象。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使得當前國際品牌輿論格局總體上是“西強我弱”，我國的經濟發展優勢和綜合實力還沒有轉化為品牌話語優勢。數字品牌建設是國家話語得以有效傳播的需要。一是數字品牌傳播范圍廣闊。傳統的品牌推廣主要依靠廣告、電視和報紙等媒體，受眾范圍較為有限，數字品牌推廣則具有更廣闊的受眾范圍。數字品牌通過互聯網平臺可以觸達更多潛在客戶，提高品牌國際曝光度和知名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使得全球范圍內的消費者都可以通過搜索引擎、門戶網站、社交平臺等渠道隨時隨地獲取品牌信息。另一方面，數字品牌將展現品牌優質的內容分發到多個渠道上，如品牌官網、公眾號推送、視頻分享網站等，可覆蓋更廣泛的受眾群體，擴大品牌的傳播力和影響力。二是數字品牌傳播時間壓縮。通過建立和維護一個專業的品牌網站、運用搜索引擎優化技術、社交媒體營銷等手段，可以較短的時間實現數字品牌的廣泛傳播。數字品牌推廣借助數據分析和營銷工具進行精細化管理，不斷提高推廣效果和轉化率。通過互聯網平臺的數據統計和分析，可以實時追蹤推廣效果和消費者反饋，這為數字品牌的快速調整和優化提供了寶貴的參考。此外，互聯網的虛擬性使得數字品牌推廣可以進行全天候、全球化的運作，提高品牌傳播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進一步縮短傳播時間。三是數字品牌傳播形式多樣。數字平臺為數字品牌推廣提供了豐富的互動形式，一方面，消費者可以通過留言、評論、分享等方式與數字品牌進行互動，這種互動可以增加消費者的品牌參與感和忠誠度，從而提高數字品牌的口碑和影響力。另一方面數字品牌可通過官方推送、視頻直播、虛擬現實等方式，更直觀、更豐富、更生動地展現品牌的產品及其內涵，讓消費者身臨其境般體驗產品，滿足消費者豐富多元的消費需求。四是數字品牌傳播內容豐富。品牌數字營銷服務需要制作包括文章、視頻、圖像等形式的優質、有價值的內容，內容通常以品牌的核心價值和目標受眾的需求為導向。品牌通過提供有文化、有價值和有共鳴的內容，尤其是提供與國家文化價值觀契合度高的內容，更能獲得消費者的關注和選擇，此時品牌也將成為國家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

三、數字品牌的演變規律

數字品牌作為數字化、時代化的品牌，并非僅是某單一層面或維度的數字化，而是全環節、全鏈條、全覆蓋的數字化重構，包括數字品牌建構過程中人的交往、生產流通、價值構成等全面的數字化。在數字技術的不斷賦能下，數字品牌的演變樣態愈加豐富，呈現出數字交往社群化、數字流通精準化、數字價值共創化的特征。深入探究和把握數字品牌演變規律的內涵與特征，是筑牢新時代數字品牌建設根基和命脈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1. 數字品牌的交往社群化

交往實踐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以人為中心主體，確立人的存在方式和意義。從交往實踐與生產實踐的關系來看，“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9]數字交往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數字化賦能的映現。進入數字社會，人開始從真實身份中分化出“數字身份”，人的社會交往關系變得愈加復雜。社會交往的起因來自人對于關系的本能需要，而最初的交往也主要體現為一種直接交往或通過簡單媒介作為交往工具形成的交往行為實踐。面對數字技術所產生的交往環境的改變，人類交往方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數字交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斷顯現。數字社群的生態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互動中，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的交錯成就了社群演變的新態勢。處于數字社群中，人的交往區別于簡單的“人機互動”，以數字身份在“虛擬的場景”中進行交往。數字品牌在演變過程中體現出數字交往社群化的特征。一是數字社群突破時空限制。數字化的交往模式將打破傳統交往下場域的封閉性和時間的冗長性，不斷擴展人類交往實踐的范圍，持續豐富數字交往的形式。從生產關系層面上說，數字品牌就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既是經濟交往方式也是生活交往方式的數字化轉向的體現。傳統交往方式下難以突破時空的限制，品牌產品的交換必須面對面，品牌名聲的傳播也只能口口相傳。在數字交往方式下，數字品牌產品的交換和傳播可以超越時空，其核心在于交往地點的非限制性和交往時間的即時性。移動互聯網與新興媒體形式的出現使品牌傳播的差異化進一步增強，使之能夠突破傳統的時空局限，隨時隨地向消費者投送品牌信息，極大提升了品牌的認知度與曝光率，并借助數字社群提高消費者的品牌參與度，強化數字品牌黏性。二是數字社群去中心化。在數字化賦能下，數字品牌社群中消費者的見識和影響力將得以大幅提升，他們不再是數字品牌的被動接受者而是主動創造者，通過體驗分享、口碑傳播、問題改善等方式參與到數字品牌創造過程中去。數字品牌社群中的意見領袖極具號召力和影響力，意見領袖通常已經在與粉絲的長期點贊、評論、分享互動中建立了信任關系，并以自身做背書將自我個性、生活方式、價值理念融入品牌產品當中，使粉絲對意見領袖推薦的品牌產品更敏感也更容易接受。因此，意見領袖往往能夠更精準地將產品導向粉絲需求，實現精準營銷，極大地提高消費轉化率。三是數字社群生態圈化。在數字智能化背景下，數字技術為數字品牌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數字品牌生態路徑建構是品牌真正向新階段發展的必然結果。塑造生態型數字品牌是新時代經濟建設的重要產業布局，也是品牌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數字品牌社群生態圈化也將不斷促進數字品牌的營銷方式轉變，從僅僅依靠大平臺的流量分配和粉絲購買，轉向數字品牌社群生態圈的構建。數字品牌營銷將從數字流量模式轉變為數字社群模式，開始更加注重人的真實需要而不是流量算法下的虛假需要。

2. 數字品牌的流通精準化

在馬克思看來，“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11]，且“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從交換總體上看的交換”[11]。故在品牌的數字生產方式下，交換與流通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將呈現出新的特征。相較于傳統品牌建設更多側重于促進流通這一單環節，數字品牌建設則是要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全環節，精準把握和疏通各環節的痛點、堵點，不斷提高全過程流通循環速率和效率。一是數字品牌能精準捕捉消費者真實需求。供需矛盾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生產者生產出大量不符合消費者真實需要的產品，導致產品滯銷、再循環受阻。在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善于捕捉消費者的真實需求變得尤為重要，是解決供需矛盾的關鍵。數字品牌則能有效緩解這一供需矛盾，基于大數據、智能算法等數字技術，一方面數字品牌可以根據反饋銷量數據生產大量受大眾歡迎的產品，實現“規模效應”；另一方面數字品牌還可以精準捕捉小眾群體的消費需求，生產符合不同消費者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產品，形成“長尾效應”。二是數字品牌能緩解產消間的信息不對稱。在傳統市場環境下，信息不對稱會加重生產和消費的矛盾，而數字品牌的發展則能更好地暢通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流通，從而有效緩解產消矛盾。一方面，數字品牌的消費者可以通過搜索引擎、商品銷量、用戶評價、網紅推薦等方式從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數字品牌；另一方面，數字品牌可根據消費者反饋、產品銷量等各類反饋數據來不斷改善產品質量、開展產品研發，靈活應對消費需求變化，大幅提高生產精準度。三是數字品牌能打破各環節間的信息壁壘。傳統品牌間的競爭通常是單體之間的競爭，致使品牌上下游各環節間的信息流通存在一定阻礙。但隨著品牌數字化轉型和數據開始成為品牌的核心競爭力，品牌間的競爭變為群體之間的競爭，是一個品牌生態與另一個品牌生態的競爭。在數字品牌生態中，從供應商、經銷商、物流商到消費者，都有著即時的信息交流與反饋平臺。數字品牌可打破原有的信息壁壘將各環節信息匯集起來，暢通數字品牌生態信息流動，促進各環節高效銜接聯通。

3. 數字品牌的價值共創化

“在直接的物質生產領域，確定某物品是否應當生產，即確定這種物品的價值，這主要取決于生產該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盵9]品牌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是由復雜的體力和腦力勞動創造，品牌價值體現了凝結在其中的體力和腦力勞動時間，尤其是腦力勞動時間。復雜勞動“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12]。數字品牌價值的貨幣表現數值相對較高，就是由于其凝結在數字品牌無形資產內部的復雜勞動較多。數據作為重要生產要素參與數字品牌生產，能與勞動產品相互整合形成價值量更高的產品，且數字品牌的價值生產也更具復雜性。一是數字品牌價值生產中數字消費者的作用凸顯。在數字空間中，消費者具有更高的自主性和更多的表達機會，可以影響甚至共創數字品牌的價值[13]。價值生產中凝結的一般人類勞動，除了現實層面的品牌產品生產者、品牌企業經營者、品牌產品消費者，還包括數字層面的數字技術人員、數字化管理人員、數字消費者，其中數字消費者在數字品牌價值生產中發揮的作用尤為顯著，數字消費者通過數字平臺與品牌互動充分參與數字品牌的生產與建設。二是數字品牌的價值量受其使用的頻率和效率的影響。當高質量數字品牌內含的復雜勞動更大時，單位時間內被使用的頻率通常也就越高，產生的價值量也就越大。數字品牌的流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數字品牌的價值量，只要數字品牌能帶來持續的流量，那么數字品牌的價值量就會不斷增長。三是數字品牌的附加價值生產。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不再僅是產品使用價值，而更多的是產品象征的情感價值。數字品牌的情感價值是消費者對品牌文化認同而產生的價值，是將潛在的文化價值轉移為附加值的精神性轉移，使消費者在使用數字品牌產品的過程中獲得數字交往和現實交往關系中的認可和滿足。

四、數字品牌的風險界定及其防控路徑

“空間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的要素”[14]，數字空間是依托數字技術創建的虛擬空間，其形成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數字品牌空間在不斷突破傳統時空限制的過程中，逐漸架構出一種包含技術關系和社會關系的新系統，并在不同的生產關系下呈現出不同表現樣態。

1. 數字品牌發展面臨的風險

數字品牌資本空間是資本在數字品牌空間的延展，仍受到資本的裹挾，容易滋生一系列的風險隱患。在數字技術與資本的推動下，數字品牌資本空間將匯集數據、算法等新生產要素不斷突破既有框架，為資本擴張與增值提供不竭動力。數字品牌資本空間具有全球化發展趨勢，但率先進入數字空間進行戰略布局的發達國家憑借先發優勢，會不斷擠壓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數字發展空間，維護自身在數字空間中的話語支配地位。

第一，數字品牌資本空間具有“工具性風險”?！肮ぞ咝燥L險”是指在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本的合謀下，人在數字品牌資本空間中面臨成為數字資本剝削新工具的風險。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本質，就是勞動者不斷創造并運用勞動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的過程。數字空間構建于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先進數字技術的基礎之上，人在虛擬與現實交融的數字空間中能夠隨時快速切換真實和虛擬的交互體驗，促使人的感知器官功能進一步豐富和強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技術性地滿足了人追求自由和個性的渴望。人在數字品牌資本空間中，以品牌為介質和載體似乎進一步表達了自我、實現了自我，但卻是以人的全面數據化作為代價，人在資本邏輯的框架下被物化為資本增值的工具。數字資本打造的數字品牌空間可捕捉并分析其用戶的生產生活信息，將其以數據的形式進行存儲，并借助數字技術對用戶進行精準投送和消費培養，衍生出“算法困境”“價格歧視”“隱私暴露”等工具性風險。因此，與其說人的自由追求在數字品牌資本空間中被技術性地滿足，不如說是人在數字品牌資本空間中作為“數據人”被技術性地剝削和支配。

第二，數字品牌資本空間具有“脫軌性風險”?！懊撥壭燥L險”指基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數字空間發展差異，發達國家不斷擴大自身數字優勢使處于數字弱勢的發展中國家逐漸無力與其競爭，繼而引發數字弱勢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大勢脫軌的風險。隨著數字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發達國家憑借其在數字領域的技術先發優勢、品牌的壟斷優勢以及資本數量優勢，在數字品牌資本全球市場中形成技術和資本的壟斷。為進一步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與剝削，發達國家將加速數字品牌空間的建設，不斷放大與處于數字弱勢的發展中國家間的“數字鴻溝”，通過壟斷數字市場來攫取高額壟斷利潤。因此數字弱勢國家在數字品牌空間中通常難以跨越“數字鴻溝”，面臨信息落差、技術代差和貧富差距等脫軌性風險的數字困境。

第三，數字品牌資本空間具有“擠壓性風險”?！皵D壓性風險”指先行探索數字技術并率先建設數字空間的國家圍繞自身利益制定數字空間標準，從而給后步入數字空間的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帶來被壓縮和侵蝕的風險。在數字品牌資本空間中，數字資本通過數字平臺獲取個體的身份信息和行為記錄，構建起持續、全面監控個體或國家的網絡。數字優勢國家通過不斷擴張數字化空間，可輕易實現對他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監控、限制和圍堵，從而維護其自身的話語支配地位。此外，發達國家的殖民行為在數字品牌資本空間中依然存在，時空的快速切換和真實的交互體驗可能引發數字品牌消費者的自我異化危機，主要表現為消費者主體意識的弱化，從而輕易地被品牌灌輸的理念誘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借助消費者在數字品牌空間中的沉浸式體驗，隱蔽式地輸出其價值觀念，使消費者主動接受數字資本的意識控制。

2. 數字品牌發展的風險防控

“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要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盵15]只有不斷正確引導數字品牌資本空間的發展，才能更好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要充分激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統一有序、資源合理配置、發展集中力量等方面的優勢，對數字品牌資本空間進行前瞻風險治理，以有效防控數字品牌資本空間發展伴隨而來的工具性風險、脫軌性風險和擠壓性風險。

第一，規制數字資本，降低工具性風險。工具性風險產生的根本在于無序，在于規則和制度對于數字資本增值擴張的相對滯后。數據資源作為數字品牌資本空間生產中不可忽視的新型生產要素，必然引發數字資本的競爭、封鎖與壟斷。在數字品牌資本空間中，數字消費者會不自覺地成為數據生產者，且相較于數據資源的收集者和使用者處于屈從地位，其權益的保護和利益公正難以得到保障。在數字資本的控制下，出現“二選一”“圈層割裂”“大數據殺熟”等現象的概率會加大，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安全在算法面前變得愈加脆弱。立法機關應前瞻性地科學制定數字品牌資本空間法律法規，使空間發展總體實現依法規范和安全可控。執法機關須恪守數字公正，對數字平臺企業的過度采集數字信息行為進行規范與打擊，切實保障消費者在數字品牌資本空間的數字權益，避免企業通過法治漏洞實施剝削與壟斷。政府應加強市場監管和服務，引導資本、平臺、社會、個人共同營造數字品牌資本空間良好市場秩序。既要充分發揮數字生產的經濟推動作用，釋放數字資本動力，也要規制數字資本的無序擴張，避免數字資本權力化，引導數字資本服務于人民。

第二，縮小“數字鴻溝”，規避脫軌性風險?！皵底著櫆稀笔菙底謺r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數字空間發展差異的主要表現形式，消除“數字鴻溝”的關鍵在于夯實發展中國家自身數字技術基礎，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由數字技術的突破所打造的數字品牌資本空間，必將帶來新一輪的數字市場重構以及數據資源井噴。從整體上來說，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數字空間中已再次成為數字弱勢國家群體，故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應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國家范圍互聯網覆蓋率，同時加強數字技術技能人才培養，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數字發展差距。我國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全球領先的基礎上，可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獨特優勢，從國家戰略到基層落實，加大對數字空間領域基礎產業的投資，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和數字技術的成果轉化，支持和培養優質數字化品牌，推動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不斷完善全球數字空間產業新布局。

第三，共創數字標準，消除擠壓性風險。數字標準是世界各國爭奪塑造未來數字空間秩序的關鍵，中國現代科學技術起步相對滯后，加之當前西方部分發達國家掌握先發數字技術標準，致使我國在部分國際數字標準制定上缺少話語權。我國數字科學技術亟須迎頭趕上，在國際數字規則和技術數字標準制定方面發揮更多主導作用。要加速構建數字品牌資本空間協同共治格局，立足國家安全和國家戰略層面，共同制定數字品牌資本空間治理體系發展方略，對數字品牌資本空間的相關概念和標準進行積極闡釋，對經濟社會既有規則在數字空間中的適用性進行甄別，探索符合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數字品牌空間服務標準和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