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幻雜志的早期翻譯活動研究：以《科學文藝》（1979—1988年）為對象

管浩然 余澤梅

[摘 要] 1979年，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國最早的科幻雜志《科學文藝》在四川創刊，開啟了中國科幻的雜志時代和科幻文學的翻譯浪潮，在20世紀80年代國內科幻文學與翻譯場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以《科學文藝》十年間收錄的漢譯外國科幻小說為研究對象，梳理原文本的要素構成，探究中譯本的生成與迭代，分析譯文在中國的接受與影響，全方位考察這期間外國科幻小說在中國的翻譯狀況，還原當時科幻翻譯生產活動的風貌，并以此為鏡勾勒出80年代以中國本土科幻雜志為依托的科幻文學的發展脈絡。

[關鍵詞] 《科學文藝》 科幻雜志 翻譯活動 中國科幻文學史

[中圖分類號] H059；I106.4 [文獻標識碼] A [ DOI ] 10.19957/j.cnki.kpczpl.2023.04.006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會議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的種子”開始在社會各界播撒。隨著“科學的春天”到來，科技的革新對文學創作、文化傳播的影響日漸明朗，科幻文學迎來了良好的發展契機，以其科學性、新奇性豐富著人們的想象和認知。中國科幻自此邁入了“黃金時代”，以葉永烈、鄭文光、童恩正等為代表的本土科幻作家創作出一批批優質的科幻小說與其他文學體裁的作品。這一時期科幻文學的如日中天還表現在引進和翻譯了大量國外科幻小說，翻譯文學的蓬勃發展也為本土科幻文學的創作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早期的外國科幻小說譯文多發表在主流文學雜志中，而在20世紀80年代科幻事業的推進過程中，科幻雜志起到了獨樹一幟的傳播助力作用。1979年四川省科普創作協會（現為四川省科普作家協會）創辦了《科學文藝》，標志著國內最早的科幻雜志的誕生，開啟了中國科幻文學的“雜志時代”。一大批科幻刊物如《科幻海洋》《智慧樹》《科學時代》和《科幻小說報》應開放熱潮而生，其中，《科學文藝》每年刊登的外國科幻小說篇數一直保持著穩步增長的趨勢，并且，該刊物延續至今，發展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高的科幻雜志《科幻世界》。因此，要把握1984年以后中國科幻的發展狀況，《科學文藝》顯然是至關重要的索引性刊物[1]。

截至目前，國內對20世紀80年代科幻活動的考察大多集中在以圖書形式出版的作品討論上，而針對這一時期獨特的科幻雜志的研究成果卻寥寥無幾。其中，錢曉宇的文章從中國科幻發展初期引入到短暫黃金期的《科幻海洋》，思考了80年代中國科幻創作的環境[2]。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僅有張泰旗與尉龍飛以《科學文藝》雜志為研究對象，分別梳理了“黃金時代”與80年代后期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脈絡，探討科幻文學與“現代化”的密切互動關系[3-4]。作為一份對標國際的科幻雜志，《科學文藝》每期在“未來世界”“科幻之窗”等欄目刊登一定數量的外國科幻小說中譯版，是整個雜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中譯小說①對本土科幻文學的創作有深遠影響，因此對《科學文藝》雜志的研究可以從翻譯與傳播的角度展開。

一、 《科學文藝》外國科幻欄目原文本要素構成

改革開放之后，國內外科幻文學作品的交流互動不斷，翻譯在其中扮演著積極的媒介角色，國內譯介的作品向大眾閱讀市場靠攏?！犊茖W文藝》自創刊以來，以“普及科學知識，培養科學興趣”為己任，在發刊詞中強調“科學文藝在中國和外國都受到有識之士的重視”；約稿欄目同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方針，誠摯接收各種科學文藝翻譯作品，這批縱跨百年的外國科幻小說的作者、國別、主題都具有相當的時代特色。

（一）星羅棋布：形形色色的科幻作家及其國別類屬

從1979年至1988年，《科學文藝》的外國科幻小說部分共譯入全球來自10個國家的54位作家的作品。20世紀80年代，蘇聯科幻在國內的熱度有所降溫，而美國和日本的科幻作品在國內的傳播則更具影響力。

20世紀70年代末，中美兩國開始建交，美國翻譯文學和流行文化開始成規模地傳入國內，作為知識文化產品的美國科幻小說在20世紀80年代共有近60種單行本被引進中國，總數超過了過去70年的總和[5]。同單行本科幻小說一樣，以雜志中的短篇科幻小說為切入點，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窺見該時期譯介的縮影，《科學文藝》十年間對美國短篇科幻小說的翻譯引進也掀起了一次浪潮（圖1）。日本經濟自20世紀60年代憑借發達的工業技術，高速發展，優質的科幻作品井噴式涌出，加之中日關系在戰后有所緩和，日本科幻小說在80年代成為國內引進的另一重要來源?！犊茖W文藝》共翻譯刊載了7位日本作家的21篇科幻小說，達到外國科幻總篇數的四分之一。

除了美國、日本、蘇聯和英國這些在世界科幻文學場域占據中心地位國家的小說，《科學文藝》還引進了當時初露頭角的保加利亞科幻小說，對諸如丹麥、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非熱門科幻國家的作品也有所涉獵。盡管這些小說選錄的篇目不多，但也被納入了譯介范疇，讓20世紀80年代國內讀者能夠以開放的視角感受到世界科幻文學的多元化。

在譯入國內的外國科幻小說中，日本微型小說家星新一（Hoshi Shinichi）以15篇科幻小說的刊載量位居第一，遠高于其他外國作家的作品數量（表1）。星新一的作品篇幅較短，但構思巧妙，故事情節性強，較適合刊登在雜志上，且微型科幻小說在20世紀80年代為國人所少見，因此引發了翻譯和出版的熱潮[6]。其次，在作品數量上稍顯突出的是美國著名科幻作家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濃厚的文學色彩使得他的小說大多能夠進入主流文學刊物，他所創作的《濃霧號角》（The Fog Horn）、《飛行器》（The Flying Machine）、 《八月夜遇》（August 2002：Night Meeting）等5部短篇科幻小說都被陸續翻譯發表在《科學文藝》上。蘇聯作家中最具代表的是阿·德聶伯洛夫（Anatoli Dneprov），雜志上選錄的3篇作品主要探討了科學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同有“20世紀三大科幻小說家”之稱的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與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也分別以3篇和2篇的數目緊隨其后，但《科學文藝》翻譯刊載的并非他們為人熟知的長篇巨著，而是別開生面的短篇科學幻想敘事。

表1顯示出，相較于以圖書形式出版的小說選集，《科學文藝》雜志的優勢在于介紹的作家和作品沒有過于集中，而是做到均勻分散。雖然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羅伯特·謝克利（Robert Sheckley）、帕特·卡迪根（Pat Cadigan）、筒井康?。═sutsui Yasutaka）等人的知名作品不勝枚舉，但這46位科幻作家各自僅有1篇科幻小說刊登在《科學文藝》雜志的外國科幻欄目中，46篇文章兼顧各種風格、流派和主題，較大程度還原了外國科幻作家群體風貌。

（二）海納百川： 《科學文藝》外國科幻的選材傾向與主題分布

20世紀80年代，外國作品的翻譯引進所受限制較少，可以說那是一個“把外國作品拿來就翻的時代”。同該時期大多數其他雜志一樣，《科學文藝》的選文主要來源于原創作家和譯者的投稿，經編者審核、篩選、編輯后刊登在冊。

就時間范疇而言，《科學文藝》譯介的原作年代分布跨越整個世紀，原作品發表時間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末，如1979年第2期首次譯介了儒勒·凡爾納的《一個美國記者在公元2889年的一天》（The Day of an American Journalist in 2889），譯文與發布于1889年的原文相距90年。劉欣大在該期雜志的文章評論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與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戰略決策，需要再版并有選擇地翻譯凡爾納的作品，這也就合理解釋了馮漢津選擇此篇作為《科學文藝》刊載的第一篇外國科幻小說的原因。由圖1可知，英語世界國家的作品（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占據《科學文藝》85篇外國科幻小說的一半以上，其中收錄的40到60年代西方科幻（尤指英美）“黃金時代”的作品共有16篇，幫助讀者了解現代西方科幻發展脈絡。1987年的后三期中有4篇科幻小說譯自阿西莫夫主編的《100篇微型科幻小說選》（100 Great Science Fiction Short Stories），文字簡潔凝練，內容新穎獨特，選篇也大多出自科幻名家的手筆，這些作家文學地位的穩固為譯作的生成與傳播提供了保障?？偟膩碚f，《科學文藝》很好地對科幻作品譯介工作進行了查漏補缺，立下這些外國科幻小說中文版首譯的里程碑。

雜志憑借編輯和出版足夠靈活的一大特點，可以敏銳捕捉到外國科幻的熱點，保持譯文與原作在時代上的相對同步，附著于世界科幻熱度的最新趨向。據1983年第2期《科學文藝》中《韓素音談科幻小說》一文記載，成都科幻小說研究會的周孟璞， 《科學文藝》編輯部的譚楷、楊瀟等人于1983年正月初三采訪了英籍作家韓素音女士，她提到“最近，國外科幻電影《E.T.》講述了友好的天外來客，放映時引起轟動”。緊接著1983年第3期的雜志就翻譯刊載了改編自同名電影劇本《E.T. 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的科幻小說，譯文的引言部分提到，《E.T.》的上映被《美國新聞周刊》評為十大新聞之一，同時該電影榮獲1982年美國十部最佳影片之一，改編成的小說也是1982年美國最熱門的暢銷書。當時，我國不少報刊及電視國際新聞報道了這一盛況，這樣一篇講述人類與外星生物的跨文明交流、展現人類對于“外部世界”的差異性觀念的作品自然也經《科學文藝》進入中國科幻讀者的視域。

相較于20世紀80年代初處在成長期的國內原創科幻小說構思設定的單一重復，《科學文藝》的外國科幻部分內含的主題包羅萬象。例如，阿·德聶伯洛夫的《永生的配方》（Formula for Immortality）、米哈依爾·格列什諾夫（Mihail Gresnov）的《高價試驗》（ДорогостоящийОпыт）和亨利·鄧克（Henry Dunk）的《試驗》（The Experiment）都揭示了生物醫藥技術應用于人類生命科學的潛能與局限，多圍繞“疾病”“復活”“克隆”等話題展開，引出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的辯證關系；星新一的《羽衣》『羽衣』和喬安娜·拉斯（Joanna Russ）的《柏蘭特太太漫游奇境記》（The Extraordinary Voyages of Amélie Bertrand）運用時光機以及時空隧道等穿越元素開啟時空旅行，但多是單向線性的時空觀，不涉及更為復雜的平行世界、多元宇宙等方面；沃爾特·米勒（Walter Miller）的《身不由己》（Anybody Else Like Me）和筒井康隆的《邪惡的視線》『邪悪の視線』都涉及精神感應、意念、透視等特異功能對人類行為和人際關系帶來的變化；羅伯特·謝克利的《星際偵探》（Citizens in Space）和雷·布拉德伯里的《太空奇禍》（Kaleidoscope）都講述主人公乘坐宇宙飛船在太空漫游的遭遇與經歷；光瀨龍（Mitsuse Ryu）的《在酸雨中》『錆びた雨』和阿·德聶伯洛夫的《奇勛》（Podvig）則以地球上的氣候變化和自然災難為背景，呼應了80年代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和人類有所增強的危機意識?？苹玫臉嬎纪鶗碜韵嚓P科學技術的新動向和成就，20世紀80年代以計算機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而戈納吉·馬克西姆維奇（Gennadi Maksimovich）的《志向》（Призвание）和艾薩克·阿西莫夫的《尋找真正的戀人》（True Love）這兩部寫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作品，從心理分析和邏輯思維的角度將計算機擬人化，可以看作是人工智能的雛形，彰顯了科幻小說創作在科技發展方面的前瞻性。此外，還有一些諸如星新一的《玻璃玫瑰》『ガラスの花』、《幸運之鈴》『幸運のベル』等科幻小說將新物質、新材料或新發明作為行文線索，文章涉及的科學內容略為簡單，更加注重社會效果，即使背景設定在未來世界，對于當下生活的思考也能引發相當的共鳴。

雜志從1985年第1期開設“科幻之窗”板塊，其內容正如編者對該欄目的介紹，“透過此窗可以窺望國外科幻小說五花八門的流派、主題、表現手法與風格”，可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犊茖W文藝》自發刊起倡導各種題材與風格并存，以上譯介作品的主題直到現在仍在中國科幻領域被廣泛討論。

二、 《科學文藝》外國科幻中譯文本的生成與迭代

在那樣一個萬象更新的時代，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民眾對于科學知識的渴望與熱情也被激發出來，這一階段科幻小說期刊成為除圖書出版之外最大的科幻小說翻譯來源[7]?！犊茖W文藝》是中國第一本也是最持久、大規?？桥c譯介科幻的雜志，為將科幻文學作為一種特殊文類來推廣做出了積極嘗試，同時也幫助科幻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翻譯文學的話語空間中爭得一席之地。

（一）群英薈萃：多元身份下譯外行為交織的譯者群體

彼時社會條件尚未成熟，國內科幻文學領域還無法形成一支相對穩定的作者、編者、譯者、讀者隊伍。盡管20世紀80年代譯介的科幻作品成果較為豐碩，但尚不發達的信息傳播技術、保存不夠完整的書信稿件、相對滯后的回憶訪談造成了譯者和其他譯介信息的缺失。通過比對發現，前期《科學文藝》刊登的原創中文科幻小說下面大多會附上作者簡介，而那些外國科幻小說譯文即便有對原作者的些許介紹，卻沒有任何譯者相關信息，甚至譯者的姓名有時也會因為編輯工作疏漏或者印刷技術問題而搞錯。例如1984年第1期的《尋找真正的戀人》的譯者姓名在目錄和正文中有“張毅仁”“張毅紅”兩種寫法；1986年第1期刊載的《第二副軀體》（Second Body）原譯者名字也應該是“楊珊珊”而非雜志上標注的“姍姍”?！翱苹米g者的隱身”這一現象并非偶然，而是存在于該時期的普遍現象，各類文學雜志均缺乏有效的譯者信息，甚至文學作品單行本的譯者序與后記部分也是如此。

從表2的信息來看，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吳定柏教授在《科學文藝》上發表譯文8篇，對雜志的外國科幻小說引進貢獻最為突出。吳定柏的英美科幻文學研究始于1979年。1982年，美國匹茲堡大學文學院教授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在當時的上海外國語學院訪問并開設英語科幻課程，身為該課程中方教師的吳定柏此后便在中西科幻譯介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8]，編有《美國科幻小說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美國科幻名篇賞析》（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在1999年版）等著作，并于1989年在美國翻譯出版了《中國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其中就包括童恩正改寫并發表在《科學文藝》1982年第3期的《世界上第一個機器人之死》，以及姜云生發表在1987年第1期的原創作品《無邊的眷戀》的英譯版。吳定柏也曾向《科學文藝》編輯部的譚楷建議一定要“走出去”，辦雜志需要放眼世界了解外國的科幻。

就教育背景與知識結構而言，眾多科幻譯者畢業于知名高校，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充足?！犊茖W文藝》的科幻譯者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分為具有明顯特征的兩類群體。一類是學院派出身的外語科班人才。例如，陳玨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讀書時期產生科幻興趣，培養語言能力，積攢翻譯經驗，之后不僅在《科學文藝》上發表兩篇譯文，撰寫相關科幻評論和作家介紹，還通過翻譯，為國內科幻讀者呈獻了《當代美國科幻小說選》（寶文堂書店1988年版），成為這一時期西方科幻在中國譯介的中堅力量之一。另一類是理工科出身的科研人員，他們掌握專業而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就職于科研院所，承擔部分科普工作，也兼職進行科幻翻譯與創作。例如，譯者韓健青先后在《大科技》《中國科技信息》等期刊上發表科普文章，1984年向國內讀者翻譯介紹《微型計算機的應用》（電子工業出版社1984年版），1988年參與編纂《現代百科最新辭典》（電子工業出版社1988年版）；譯者屠景保曾在浙江省輕工業研究所工作，并在《上?？萍挤g》發表學術論文研究科技文本的摘譯。

20世紀80年代，中國科幻譯者的身份特征和職業構成逐漸走向多元化和復合化，出版社在其中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譯者與出版社千絲萬縷的關聯造就了他們身份的雜糅。其中一種是編輯型譯者，如譯者里群翻譯了《科學文藝》中的5篇俄語科幻小說，也曾協助鄭文光擔任過另一重要科普科幻雜志《智慧樹》的編輯工作。他們既是科幻文學翻譯規范的制定者，也是規則的具體踐行者。還有一種是創作型譯者，他們是擁有科技知識和外語能力的文學家，往往在各地區的翻譯家協會以及科普作家協會任職，與出版社形成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如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姜云生創作出許多重要的科幻小說，也在《科學文藝》發表了2篇譯作。經筆者粗略統計，這一時期從事高校外語教學和外事工作的譯者占比最大。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的李有寬也是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一共在《科學文藝》譯介日本科幻3篇。葉永烈在1981年10月16日的《光明日報》上撰文介紹星新一的時候曾提到：“李有寬先生可以說是星新一先生著作最積極、最熱情的譯者?！?/p>

上述有關《科學文藝》的譯者背景分類只是粗淺劃分，一些科幻譯者的學術經歷和職業生涯隨著社會變動發生重大變化，不能以單方面的稱號或標簽去界定。例如，比較文學專家趙啟光在國內工作的時候先后做過工人、大學英語老師和編輯；韓生民從解放軍外國語學院的俄語教學轉向軍事科學院的外國軍事研究，后又轉業至法院工作。20世紀80年代的科幻譯者，盡管自身背景知識與技術手段有限，且日常工作任務繁重，業余時間仍會進行科幻翻譯創作，與《科學文藝》生產網絡的其他要素積極互動。

（二）別開生面：外國科幻小說文本轉換與生命延續

外國科幻文學進入中國實現本土化轉變，除了通過源語直接譯為中文，還存在著一個重要的路徑，即復語轉譯。復語轉譯意味著文本從源語到目的語會跨越第三甚至更多語種媒介，經過多次翻譯轉換，才能生成最終的目標譯本，可以視作“文本旅行”的翻譯歷程?！犊茖W文藝》雜志中約有八分之一（10篇）外國科幻小說的中譯本是轉譯得來的（圖2），換言之，譯者所操作的文本并非此小說作者撰寫的源語文本。這些轉譯的篇目大多以俄語為中介語，究其原因是這一時期國內譯者往往會受其外語習得的限制。20世紀50年代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引發一波“蘇聯熱”，許多像王昌茂這樣的知識分子受此影響進入專門學校學習俄語，并于80年代成為資深譯者，翻譯了大量蘇聯文學作品。王昌茂在1979年第3期的《科學文藝》中正是憑借俄語版轉譯了源語為德語的《斯泰勒先生的頭》（Mr. Vivacius Style）。又如1987年第6期的《出賣行星》（Klode til salg）原作者是丹麥科幻作家尼利斯·尼爾森（Niels E. Nielsen），而國內當時掌握丹麥語的譯者如鳳毛麟角，加之在信息相對閉塞的年代獲取邊緣語種文本的方式也十分有限，因此這篇小說是譯者里群轉譯自俄語版得來的。除當時在國內不太常見的丹麥語外，《科學文藝》上的外國科幻小說原文本還涉及同俄語具有親緣性的烏克蘭語、保加利亞語，它們都隸屬于印歐語系斯拉夫語族，以及俄羅斯民族語言的韃靼語（突厥語系）。當時，俄語作為蘇聯的官方語言，自然成為聯系各民族、各成員國甚至鄰國語言的紐帶，這微妙的關系使得弱勢語種能借助俄語打破傳播的語言瓶頸，也再次推動蘇聯科幻的強勢擴張。盡管轉譯文本的語言和文學效果可能有所損耗，但這種方式能夠延長原文本的生命，拓寬其進入讀者場域的機會。作為邊緣文類的科幻文學如果僅僅局限于作品原語種和英語世界的傳播，其影響程度和范圍會大大受限，這與《科學文藝》的譯介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原文本的生命延續方式除了多語種的轉譯，新譯本的發起和推介任務同樣有著不容小覷的功勞，復譯在外國科幻小說譯介歷程中舉足輕重。在闡釋學及接受美學看來，譯者主體性地存在于過去與現在、文本與世界的視域融合中，文本意義處于永無止境的生成狀態，具有多元性和開放性，從本質上決定了譯本對于原作的生命“饋贈”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只能在不斷延續與更新的翻譯活動中趨向原作生命之真[9]。

《科學文藝》刊載的外國科幻小說有20篇在80年代經歷反復再譯、再版，其中就包括《破樓梯》（Broken Stairways）、《無微不至》『ゆきとどいた生活』、《星際偵探》與《永生的配方》等熱門作品。1981年，吳定柏在《科學24小時》第3期首譯《冷酷的平衡》（The Cold Equations），同年《科學文藝》第5期編譯了這篇小說，緊接著次年《科幻海洋》雜志也全譯了此文。除了直接的譯文呈現，多位中國科幻作家相繼對這部小說原作進行改寫，或在自己的文章中以類似的套路討論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的倫理困境。西方科幻自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這種兩難倫理困境討論，也從此深入中國科幻作家的創作情結與核心構思之中[10]。這種同時期的復譯、一作多譯的現象再次佐證了科幻翻譯出版事業的繁榮，契合了《科學文藝》雜志選材質量高、文章具有典型性的特點。

20世紀80年代的科幻譯者往往出于自身興趣與熱愛挑選再譯文本，并非純粹受市場擴張和經濟利益的驅動，避免了翻譯出版資源的浪費?！犊茖W文藝》譯者與編者的主體性驅動在改革開放后打開了國內科幻的需求窗口，經典科幻文本歷久彌新，沒有被時間擱置；國外新生作品接踵而至，譯本層出不窮。這些作品成為構建整個80年代科幻翻譯網絡的重要節點，并延續出更多翻譯行動的發起，在再度語境化的過程中不斷賦予原作新的生命。

三、 《科學文藝》20世紀80年代譯介活動對中國科幻的影響

科幻雜志是中短篇小說發表出版的重要平臺，對推介作者、吸引新讀者和維持核心讀者群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符際轉換的二次創作，譯作開啟了一次全新的異域傳播，只有被接受文化的讀者閱讀、評論和推薦，才能體現出傳播的有效性[11]?！犊茖W文藝》構成了整個20世紀80年代科幻翻譯浪潮的重要一環，映射了中國科幻發展的漫漫征途，因此對其傳播作用與接受地位的顯化十分必要。

（一）以人為本： 《科學文藝》外國科幻小說的接受指向性

在科學技術教育不夠普及的70年代末期，許多科普讀物的定位受市場影響開始發生變動，基于讀者取向而刊載的科幻小說的比例有所提高。新時期科幻文學的國內受眾由少兒讀者群開始向成年讀者群體過渡，這一轉向在科幻雜志的辦刊定位方面體現得也尤為明顯。從1985年《科學文藝》聯合《智慧樹》舉辦的第一屆中國科幻小說有獎征文（銀河獎）的投稿渠道可以看出，兩刊的讀者受眾有傾向性差異，征文中適合少年兒童閱讀的寄至《智慧樹》編輯部，而適合青年及中老年閱讀的均寄往《科學文藝》編輯部。同時，根據雜志的“讀者沙龍”“讀者信箱”等欄目可以得知，《科學文藝》的讀者涵蓋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學師生、科研人員、工人，這些欄目是最直接的科幻輿論空間，為作者、編者、譯者與讀者的對話搭建了交流平臺。

因此，《科學文藝》外國科幻小說的譯介同樣也將目標讀者的指向性納入考慮因素，這本充滿活力的雜志吸引了一眾忠實讀者，他們憑借每期刊載的外國科幻小說突破固有的科幻審美視閾，不斷形成新的文學視野?！犊茖W文藝》的譯者有意或無意間影響了20世紀80年代成長的當代科幻作家。據科幻作家兼譯者顧備在訪談中回憶，學生時代的她熱愛閱讀中外科幻作品，先后看了凡爾納、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克拉克、阿西莫夫等名家的小說選，家中除了有各種科幻叢書，還訂閱了很多雜志，其中就包括《科學文藝》《智慧樹》《科幻海洋》等，也受此影響走上科幻創作與翻譯的道路，深耕科幻事業。

為了讓科幻作品更加通俗化，且符合雜志當時的投稿要求，譯者在同編者溝通協商后往往會采取編譯①的方式與策略。在科幻作品翻譯時，原作者自然會希望譯者受到翻譯倫理的約束而較大程度忠于原文，然而以編者為核心的出版機構和受到委托的譯者則更關注翻譯文學場域內讀者的閱讀習慣和詩學觀念，以便譯文能最大程度獲得讀者的接受[12]。當文本進入翻譯生產場域與各主體發生互動關系時，要接受編輯階段的選擇與改造，以蛻變成最終形態?；厮菰谋九c目標文本在結構和內容上的差異性，《科學文藝》中有四分之一的外國科幻小說可以視為編譯后的文化產品。以《E.T.外星人》的選擇性編譯為例，編者在該篇小說的引言部分提到：“小說譯稿約七萬多字，本文的譯者作了大量刪壓，使之更為精練，并盡量保持了原作的風貌，深信《E.T.》也將成為中國讀者喜愛的佳作?！睘闇p少雜志篇幅限制因素給譯文所帶來的影響，譯者對選取的原稿內容反復斟酌，尤其是預設中國讀者可能有所偏好的部分，充分協調了源語讀者與譯語讀者之間的關系地位。除了在篇尾和篇頭直接補充作家與文章信息，編者和譯者還以專欄文章的形式介紹原作者的生平背景，對作家的代表作品、寫作特色和文學地位進行一定的補充，這些副文本在《科學文藝》的科幻翻譯板塊占據相當大的比例，對很少接觸外國科幻的中國讀者起到了一定引領作用。

（二）西學東用：從翻譯吸納到模仿創作

在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中國的科幻小說自晚清時期就受到西方的影響并開始互相滲透。20世紀80年代對外國科幻小說的引進依舊是為本土科幻創作服務，并富有成效。80年代中后期，《科學文藝》以及改名后的《奇談》廣泛傳播具有創新思想的現代科幻文學作品，成為國內科幻文學的主陣地。例如，該雜志在1985年第1期刊載了哈里·哈里森（Harry Harrison）的《睡榻——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的故事》（The Pad：A Story of the Day After the Day After Tomorrow），譯者陳玨除了介紹哈里森的個人信息外，也強調該作品屬于“心理分析科幻小說”，需以“拿來主義”的態度閱讀，在創作內容和形式層面借鑒現代西方科幻流派的文學手法。

此外，與其他文學翻譯的內核一致，科幻翻譯不是單純的語言形式的轉換，而是一種文化交互行為。雜志引進國外科幻小說，不只是為了學習和吸收他們的創作經驗，更是致力于進一步解放思想。1981年5月， 《科學文藝》編輯部在上海召開投稿作家座談會，翻譯了《冷酷的平衡》一文的青年評論工作者周稼駿提出，國內科幻面臨著充實作家知識以提高原創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和科學內容準確性的問題，因此希望雜志要多一些“近距離”和“中距離”的作品，給讀者以現代化建設的力量和勇氣。時代政策影響著“現代化”的社會文化語境，技術的發展形勢須與思想的解放程度相匹配?！犊茖W文藝》在1987年第4期刊載美國科幻小說《提心吊膽》（Fear），該文于1985年被提名為第十五屆軌跡獎最佳短篇小說，主要講述了科技發展與道德觀念沖突的故事，“未來世界藥物作用導致的男女比例失衡，人際關系異化，社會陷入秩序混亂”。這篇譯文除了展現出對人口結構的合理擔憂，彼時較為前衛的“人造子宮”等概念對國內讀者造成思想沖擊，有利于反思并破除生育方面的愚昧與迷信。

更具建設性的是，《科學文藝》編輯部和四川省科普作家協會充分培養和調動國內作家以中華文化為根基的寫作意識，為創作出具有我國特色的科幻小說賦能?？苹镁幷吆妥g者充分將自己的背景知識與語言能力應用于作品譯介的全過程，結合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國際形勢把西方的科學啟蒙思想介紹到中國。1988年，馬識途在四川省作家協會科幻文學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對大有可為的中國特色科幻文學寄予厚望，愿作家與編輯群體能夠合理運用中醫、中式發明等中國“符號”，開創“中”姓科幻文學的新局面。

為了提供本土科幻作家可以直接借鑒的資源，《科學文藝》不僅重視對這些國外科幻小說的翻譯，也積極促成科幻理論的引進與本土化。雜志不僅記錄著名科幻小說家星新一、田中光二（Tanaka Kouji）、克拉克和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創作見解，1988年更是連續5期刊載了日本科幻研究學者林久之（Hayashi Hisayuki）的理論研究成果，內容包括科幻主題、科幻知識、科幻雜志的定位與科幻行動者間的關系等。20世紀80年代國外科幻作品的譯介對國內科幻作家們產生極大的影響，科幻創作從題材、手法到目標、理念都在敞開視野之后受到了全方位的沖擊。

四、結語

隨著新時代創新型、科技型國家建設的推進，國民的文化水平整體普遍提高，科幻市場潛力愈加廣闊，中國的科學文藝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苹眯≌f作為通俗文學的一部分，是一種與歷史同行的科學文藝產物，與之相關的翻譯生產活動也隨時代浪潮的起落而翻覆。

《科學文藝》歷經40余年，不僅為我國科幻作家提供豐饒的創作土壤，同時也精心譯介外國優秀的、具有不同風格流派的中短篇科幻作品以供國人參考借鑒。盡管20世紀80年代或者更早科幻文本中的科學知識可能已淪為“明日黃花”，或被事實證明是謬誤而被更先進的學說所代替，但這種對科學的理想主義情懷仍受到推崇，或者說其研究價值在于探索、塑造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從翻譯的角度重新審視80年代這段科幻文學史，能夠更加全面地立足本土雜志的史料研究，探尋中國的科幻文學和翻譯文學得到長足發展的深層緣由，為中外科幻交流搭起堅固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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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鄒 貞 朱彥霏）

Research on Earl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s：A Focus on Kexue Wenyi（1979—1988）

Guan Haoran Yu Ze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In 1979，taking advantag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Chinas earliest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Kexue Wenyi，was launched in Sichuan，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era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s and a translation boom i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Throughout the 1980s，it held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both the domestic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fields. Taking the translated foreign science fiction novels published in this magazine from 1979 to 1988，this project explores the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texts，the formation of their Chinese versions，and the recep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se translations in China.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landscape during this period，the paper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translation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science fiction and outlin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in the 1980s，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s.

Keywords： Kexue Wenyi；science fiction magazine；translation activities；Chinese science fiction history

CLC Numbers：H059；I106.4 Document Code：A DOI：10.19957/j.cnki.kpczpl.2023.04.006

①本文數據主要來自《科學文藝》1979—1988年間共計55期上刊登的外國科幻小說、副文本內容，剔除非虛構、非科幻及其他類別的科學文藝作品后，獲得85個科幻小說文本作為基礎數據（其中1個因缺少作者信息而未能進一步考證）。

①該表統計顯示了《科學文藝》收錄作品數排名前10的作家，統計的55位作家中，共有46位作家僅有1篇作品被收錄，并列第10名，故標注儒勒·凡爾納等作家，未在此處逐一展示。

①根據目錄和正文標注合計結果顯示，《科學文藝》十年間共有54名譯者（合譯的按1位計算）參與外國科幻小說的譯介活動，出于典型性考慮，表2僅統計譯作在2篇及以上的譯者。

①本文討論的“編譯”是在《科學文藝》目錄或正文處有所標注的，不與“節譯”概念作細致區分，將譯者有選擇性刪除原文本部分內容的“節譯”視作編譯的一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