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022年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研究綜述

黃小丹 , 郭祖全

(西南林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非公有制經濟(以下簡稱非公經濟)對于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非公有制企業(以下簡稱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是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合理有效的開展有利于提高生產力、強化凝聚力、形成發展合力,有利于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隨著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實踐的不斷深化,學術界關于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通過認真梳理、合理歸納、科學把握,本文對2012-2022年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研究進行了系統分析,以期為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在新時代實現更好發展,提供相應的理論借鑒和實踐參考。

一、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形成脈絡與特性研究

改革開放40多年來,非公企業得到了迅猛發展,成為助推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是一個動態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只有不斷總結歸納,厘清非公企業發展的歷史脈絡,才能從時間發展的邏輯線條中發現其成長與發展的路徑。相關研究分別從宏觀和微觀層面梳理了非公企業黨建的形成脈絡,分析了其特性與內涵。宏觀層面的梳理研究主要從國家整體角度切入,進行總體性的概括分析;微觀層面的梳理研究主要從地方各省、市、區縣著手,進行調研總結分析。

(一)宏觀層面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研究

張月、劉興平從宏觀層面將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歷史發展脈絡劃分為四個階段:(1)萌芽起步階段(1978-1992年)。部分非公企業依靠自發性和主動性推動黨建工作開始起步。(2)探索發展階段(1992-2002年)。通過立法推動非公企業積極嘗試開展黨建工作。(3)創新發展階段(2002-2012年)。 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逐漸規范化,工作思路不斷拓寬。(4)全面加強階段(2012至今)。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取得豐碩成果,非公企業黨組織數量不斷增加,非公經濟得到較大的提升與發展[1]30-35。陳金彬以非公企業黨建制度化發展歷程為研究對象,將非公企業黨建制度化的過程按時間順序劃分為五個階段:(1)探索起步階段(1978-1988年)。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發展速度較慢,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總體呈現區域化、自發性、遲緩性等特點。(2)徘徊前進階段(1989-1991年)。受國內外形勢變化的影響,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徘徊停滯,主要呈現認識不一致、行動不統一等特點。(3)深化探索階段(1992-1997年)。非公經濟的快速發展提升了黨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重視程度,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雖然進行了大規模的實踐探索,但總體上發展不平衡。(4)規范提高階段(1998-2002年)。非公經濟持續發展后,國家從政策層面明確了非公經濟的地位,非公經濟黨組織的數量不斷增加,覆蓋領域不斷擴大,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呈現出規范、務實的趨向。(5)創新發展階段(2003至今)。黨對非公經濟和非公企業黨建的重視程度進一步提升,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呈現科學化和創新化的特點[2]13-18。

(二)微觀層面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研究

張彥惠以深圳市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為切入點,從微觀視角進行審視,將深圳市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進程劃分為四大時期:(1)萌芽時期(1979-1992年)。非公企業黨建整體呈現曲折性發展的特點,具體表現為深圳市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認識不充分、認識有偏差等。(2)探索發展時期(1993-2002年)。深圳市對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均進行了黨建工作的嘗試與探索,非公企業黨建工作覆蓋面不斷擴大。(3)創新發展時期(2003-2012年)。深圳市認真貫徹中央的相關精神,推動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不斷創新并提高活動開展的頻次,總體表現為黨建工作的常態化和新型化。(4)全面加強時期(2013至今)。深圳市不斷強化思想建黨,探索新時期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新模式,開創了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新局面,非公企業黨建總體表現為工作流程規范化、組織管理合理化、工作形式科學化[3]39-158。

(三)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特性與內涵

范霞將非公企業黨建與其他基層黨建進行了充分比對,提出了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三大特性:(1)更具開拓性。非公企業黨建真正興起的時間是改革開放以后。(2)更具實踐復雜性。非公企業黨建面臨經濟環境變化較快、黨建組織設置的匹配程度不足、非公企業的經濟訴求大于黨建活動的政治訴求等問題。(3)更具實效性。非公企業黨組織設置能夠滿足多樣化訴求,有助于黨建資源的共享,有助于為企業發展提質增效[4]33-36。姚靖從政黨入企的角度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內涵進行了闡釋:非公企業黨建體現了社會向國家賦能,是大黨治理和大國治理的一種兼容耦合;政黨入企體現了國家向社會賦能,是企業秩序和企業成長的統一;政黨入企是中國共產黨所創造的一種黨企雙向互動的新形式,有利于政黨和企業的共同發展[5]58-66。

二、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面臨的現實困境分析

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已逐漸成熟與完善,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困境。這些困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給黨建工作造成了阻礙和困難。我們本著由一般到個別,由整體到局部的思路,從總體和部分兩方面著手,梳理相關研究成果,分析我國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所面臨的現實困境。

(一)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面臨的宏觀層面困境

王玉鵬、李鑫認為,當前我國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有效覆蓋”仍然處在探索階段,主要體現在:(1)非公企業人員對黨建工作缺乏興趣。非公企業負責人只重視生產經營的經濟效益,認為黨建工作并非必需;同時,非公企業基層黨員工作流動性大,企業缺乏深厚的黨建主體意識。(2)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組織管理缺乏規范性。有的非公企業的黨建工作受所在地黨委、行業主管單位的多頭管理,有的則不受任何人任何單位的管理,有的主管部門沒有為黨建工作的“有效覆蓋”出臺合理的管理機制。(3)非公企業黨組織權責不明晰。一些非公企業將黨組織當成了一種形式化的“政治標簽”,并未使黨組織發揮思想指導和政治引領的實際作用[6]20-25。

胡博成、劉海輝以經濟新常態為視角,認為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存在三大主要問題:(1)在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中,主體與對象難以相互兼容。一些非公企業負責人的核心經營管理理念與黨建工作理念有較大差距,非公企業的所有者、經營者、生產者之間利益分配訴求存在差異,這些差異性在經濟新常態下被擴大化。(2)非公企業黨組織、黨員作用發揮受到制約。黨組織的成立與運行客觀上增加了非公企業的管理成本。囿于此,黨建工作難以常態化開展,黨員也難以進入非公企業組織架構的核心位置;同時,非公企業的逐利性導致黨員不愿多奉獻、盡義務,而更愿意加班獲得酬勞。(3)非公企業黨員的管理難度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而有所增加。有的非公企業存續時間較短,黨員的穩定性因此受到影響;另外,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職員與公司之間是一種雙向選擇的關系,黨員職員的流動性也會大大增強,黨員的管理難度不斷上升[7]48-51。

蒯正明則對新時期非公企業黨員流動管理中的難題進行了分析,總結出四點主要表現:(1)基層黨組織的穩定性不足。激烈的市場競爭下,非公經濟的存續性受到影響,這在客觀上使得非公企業人員容易流動,即使成立了黨組織亦不能保證其穩定。(2)流動性導致黨員的組織生活開展相對困難。黨員在不同的企業之間流動,其所屬黨組織就不固定,其政治理論學習就會受影響,“兩不找”“兩不管”現象也會頻發,黨員的學習與思想會出現“真空”。(3)流動性導致黨員的管理難度大大上升。在組織關系的轉接中,一些黨員因為利益分配和轉接手續繁瑣等原因不愿將組織關系遷入;在流動黨員的考察中,在考察期的預備黨員不主動向黨組織匯報思想,不主動向黨組織提交轉正申請,不主動參與黨組織的相關活動,這些都使得黨員管理難度不斷加大。(4)流動性導致黨員教育的有效性受到影響。黨員自身的流動往往導致其思想上的波動,使其難以用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許多非公企業雖然有黨組織架構,但缺少優秀的黨務工作者,這使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效果受到影響[8]14-18。

(二)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面臨的微觀層面困境

劉剛對河南省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進行了調研,認為河南省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中的難點主要有:(1)思想認識有待提高,工作推進仍需加強。一些地方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僅停留在開會和發文件上;面對主管部門的檢查,一些非公企業黨組織往往利用“擺設”“形式”來應付;由于思想認識上的偏差,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成效存在較大差異。(2)政策支持力度較弱,管理體制有待健全。部分地方由于經費欠缺、編制不足等原因,尚未成立黨建專門機構,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難以做到專人專職;又由于存在多頭管理,黨建工作較為混亂。(3)組織覆蓋領域不全,工作兜底較難。主要表現為組織覆蓋的企業多,但黨建工作水平不高,非公企業黨組織多為有名無實的“盆景”。(4)缺少專業黨務人員,黨組織的作用難以發揮。黨務人員數量少,黨務工作人員專業性不強、責任心欠缺。(5)非公企業黨建的投入和基礎保障都有待增強。河南各地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投入力度存在較大差異,整體保障尚不充分,黨員參與組織活動的積極性受到影響[9]31-36。

葉麒麟通過對福建省泉州市的調研,認為泉州市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主要存在三大問題:(1)部分非公企業對于黨建工作缺少認同度。企業經營者要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會千方百計降低成本,而黨建工作并不能給企業帶來明顯的經濟效益。因此,一些非公企業經營者對黨建工作不理會、不支持、不允許。(2)非公企業黨建的管理體制不順暢。相關政策法規不完善、可應用性不高,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管理模式多、難統一,家族式企業管理影響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順利開展。(3)非公企業黨組織活動的開展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黨建工作的經費與場所難以保證,活動缺乏實效性,黨務工作者的責任心和能力不足,黨員管理難度大[10]64-67。

劉本強對山西省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進行了調研,認為山西省部分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存在以下不足:對企業經營者的政治引導不足,部分企業主政治思想覺悟不高,有的甚至參與違法亂紀活動,嚴重擾亂了當地的政治生態;黨建工作脫離生產經營,無法為企業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對企業文化建設的影響力不大,黨組織沒有承擔企業文化建設的主體責任;黨組織沒有充分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黨員沒有發揮應有的先鋒模范作用,沒有運用有效的方法收集職工群眾的訴求,幫助職工群眾解決實際問題,沒有讓職工群眾團結在黨組織周圍,更好地為企業健康發展服務;在協調企業內部各方利益上,黨組織沒有充分發揮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非公企業的高質量發展;黨組織缺少對黨員的教育管理,直接導致部分黨員黨性意識薄弱、工作積極性不高;黨建經費不足,一方面是企業經濟實力有限,無法充分投入資金,另外一方面是顯性回報不足,企業經營者缺乏黨建積極性;黨務工作力量薄弱,不僅缺少專職黨務工作者,現有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和專業素質都有待提高[11]33-37。

岳偉對上海市某區進行了調研,認為上海市某區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主要存在兩大問題:(1)黨建認知結構性失衡,應然觀念和實然認知之間存在不平衡。該區對不同類型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重要性認知不足,非公企業黨組織也缺乏對黨組織多重功能的清晰認知。(2)黨建保障功能性失調,頂層設計和基層實踐之間不平衡。不僅組織覆蓋與工作覆蓋有待擴展,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體制機制也有待建構[12]80-88。

三、對非公企業推進黨建工作對策的分析研究

針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所面臨的困境,學術界對此開展了深入研究,探究優化路徑,尋找更加適合時代發展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新模式。目前,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對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制機制建構、聯建統建路徑探索、多學科融入等方面。

(一)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體制機制建構研究

曾穩高通過對深圳市龍崗區的調研,認為可以通過“六化型”黨建模式,推動產業園區中的非公企業發展:(1)推動工作機制常態化,使得黨組織從獨立運行向整體融合轉變。(2)推動黨建活動場所一體化,實現黨建陣地功能聚集。(3)推動教育方式多樣化,使活動開展模式由“外部驅動”轉為“內部驅動”。(4)推動工作隊伍專業化,通過抓“兩支隊伍”建設,推動黨建力量由自發薄弱向專業健全轉變。(5)推動組織設置科學化,建立統管型黨組織,實現有效覆蓋。(6)推動黨建工作規范化,通過搭建平臺,開展黨群共建,充分發揮黨組織作用;通過上門訪問、會議座談、聯誼活動等黨建工作,發揮園區黨組織的政治引領和政治核心作用[13]86-87。

王永華認為,要通過六大舉措健全和完善黨建工作的管理機制,創新基層黨組織活動方式:(1)構建能夠適應非公企業的黨組織組建模式。在擴大非公企業黨組織覆蓋面的過程中,要根據企業用工制度來調整黨建工作方式。(2)發揮黨的向心力作用,使之促進非公企業發展。非公企業的黨建活動雖然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而不斷調整,但必須牢牢把握應有的政治性。(3)建構專業化的黨建工作隊伍。要設置“班長”,形成專業的黨建指導員隊伍,以制度優勢強化管理。(4)建構非公企業負責人的培訓教育機制。通過集中培訓,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黨建積極性。(5)建構完善的黨建工作管理體制。以分級負責、掛鉤聯系、工作考核等方式推動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開展。(6)建構基層黨組織活動新方式。在活動中要將道德性約束與法律性約束相結合,使“自律”與“他律”交疊融合,共塑良好活動空間[14]10-14。

黨齊民則立足新時代的實際需要,提出三類模式建構的設想:新時代黨建工作要逐漸向功能覆蓋轉變,調動黨建工作人員的積極性,發揮政治工作的引領作用,探尋企業發展和政治工作需要的結合點,切實發揮黨組織對生產力發展的引領作用;新時代要推進非公企業的社會責任建設,以社會責任建設推動黨建工作開展;從組織、責任、環境等體系著手,以制度化建設和平臺化支撐推動 “有形覆蓋”和“有效覆蓋”同向同行[15]84-87。

武昕則從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非公企業黨建工作與時俱進的三條對策:在提高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過程中,要將企業文化建設作為關鍵;在增強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過程中,要將組織建設作為強有力的政治依托,將制度性的強制措施作為完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資源供給的核心[16]112-113。

陶元浩則認為,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促進企業自身發展要做到“八個結合”:將企業黨組織與法人治理結構相結合,將黨建資源優勢與企業生產經營相結合,將黨內政治生活和企業內部管理相結合,將黨內關懷與企業團隊凝聚力建設相結合,將黨風廉政建設和企業自身廉潔建設相結合,將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與解決企業當前所面臨的實際困難相結合,將黨建中的思政工作和企業文化建設相結合,將黨建引領作用與企業的社會責任建設相結合[17]21-24。

洪文齋通過調研上海市浦東新區,認為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體制建構要滿足以下幾點:轉化工作思路,更新工作方法;注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推進的階段性和順序性;將責任感和使命感厚植于每一位黨務工作者的內心;從經濟上支持基層黨組織,以便更好地開展工作[18]51-53。

彭麗認為,在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體制建設中,要注意將柔性管理和剛性管理相結合,即在管理過程中堅持剛柔相濟的理念,提高黨建工作的靈活性和可操作性,靈活開展黨建工作;在黨建工作機制建立的過程中,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理念,充分考慮企業職工黨員的工作態度、情緒價值、思想認知等;要運用柔性思維將黨組織建設成學習共同體,使之能夠協調矛盾、組織學習、提高覺悟[19]116-117。

(二)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中的聯建統建路徑探索研究

劉兆第通過調研廣東省陽江市的非公企業黨建工作,認為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中的聯建統建需要從三方面著手:將城鄉各種資源進行開發整合并加以調動,通過統籌城鄉基層黨建工作以加強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通過學習培訓提高工作人員素質,并使之在激勵中不斷提升,充分把握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特點;明確屬地管理原則,使“機關與非公企業共建”“非公企業與農村共建”和“三學一示范”等活動常態化,確立黨建工作長效機制[20]62-64。鄭長忠從非公企業外部生態營造的角度展開分析,指出非公企業與外部生態的聯建統建優勢和路徑:推動非公企業與國家政治建設相鏈接,有效推動企業融入政治生態;推動非公企業黨建工作與國家政策生態對接,使得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能夠得到政策的有效支持;推動非公企業黨建工作與各種社會力量進行對接,為企業更好地融入社會生態創造條件;推動非公企業發揮網絡聯系作用,為實現經濟性鏈接創造條件,使其融入經濟生態的營造過程[21]75-80。王曉麗、劉祎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中的聯建統建模式進行了劃分,并提出了以下建設思路:按照地域相近、行業相關的原則,將產業園區內的黨員進行統一管理,突破以企業為單位的黨組織建設思路;按照各地各企的特征,實施社企聯建、村(居)企聯建、校企聯建、銀企聯建的建設思路[22]86-89。中共晉江市委黨校聯合課題組通過對福建省晉江市非公企業的充分考察,認為要以“嵌入式”思維推動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聯建統建:成立市非公企業黨工委統管全市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選派科級非領導職務干部赴企業掛職,并選聘專職黨務干部;明確隸屬關系,重構黨建組織體系,形成市鎮村企四級管理網絡,構建網絡化區域化組織系統;重置經費資源,統籌分配各項活動經費,促進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健康發展[23]70-77。

(三)組織行為學視角下優化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研究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地方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以福州“365非公企業黨建模式”為研究對象,從組織行為學的視角提出了有利于黨建工作開展的三項措施:整合強要素以解決組織組建問題,推進整合體制資源,推進多元要素組合;嫁接軟權力以解決職能融合問題,將黨的組織與企業組織進行有機融合,實現對黨建工作的有效促進;共用多機制以解決系統支撐問題,從權力形態的角度來觀察,非公企業黨組織屬于一種“弱組織”,需要體制性支撐和功能性支撐來共同強化,以維持其正常運轉[24]43-51。蔡文華則從組織融合與文化協同的視角切入,以系統性融合思維探求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三個著力點:推動非公企業和黨組織相整合,推動非公企業的企業文化與黨建文化相融合,推動非公企業發展目標與黨建要求相統一[25]49-52。

四、2012-2022年非公企業黨建研究路徑探索

從以上整理分析可以看出,學術界關于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研究不斷深入,研究成果整體呈現一種多層次、多視角、多維度的格局,能夠為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后續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但是,學術界對于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研究在具體措施、方式方法等方面還存在提升空間,相關研究也缺乏一定的深度,關于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研究仍然有待進一步完善。

(一)推進深度研究

目前,關于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面臨的困境和解決路徑,學術界已有較多研究成果。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往往只是指出了淺層次的原因,提出了大致的解決方法。這些解決方法也存在不夠精確和具體,可操作性不強等問題。例如,很多學者指出,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政治訴求與經濟訴求相沖突,導致非公企業負責人對黨建工作不積極,但解決方法卻相當泛化,并不具體。因此,理論研究的深度還需要提升。同時,學術界還要深入挖掘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內部驅動力和外部驅動力之間的關系,用相對學術化、理論化的語言加以解析,推動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研究的進一步深化。黨建如何引領黨員職工將自身的力量融入企業的生產經營,為企業發展創造更大效益,也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非公企業黨建的吸引力和生命力還需要通過多種形式的黨建活動創新來提升。僅僅將注意力集中于收黨費、上黨課、重溫誓詞這樣的常規工作是不夠的。如何讓非公企業的黨建工作“活”起來,還有較大的學術研究空間。

(二)注重定量分析

學術界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研究多數聚焦在歷史沿革、基本內涵、挑戰與困境及解決路徑等方面,且多以定性分析為主,缺少基于數據統計的定量分析,因此,所指出的困境與解決方法往往大同小異。今后,相關研究應該從具體的個例出發,運用調查問卷、上門訪談等實證方法,并使用Excel、SPSS等數據處理軟件對所采集的數據進行定量分析,全方位地了解和掌握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并提出有效的應對手段,以解決僅使用定性分析所帶來的單一、乏味、不接地氣等問題。目前,一些事業單位已經采用了黨支部標準化建設的驗收模型,這種模型通過建模的方式,解析各個指標對問題本身產生影響的關聯度,尋求破解問題的最優解。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也可加以借鑒,以建立相應的驗收指標體系。驗收指標體系應能客觀、全面、準確地反映非公企業黨支部標準化建設現狀,并應遵循“兩個標準”的各方面要求[26]7。數據的整合與分析,可以直觀地反映黨建工作對企業發展的成效。黨建工作對非公企業的影響不一定完全體現在企業的盈利上,也可能體現在企業文化建設和凝聚力提升等方面。完善與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相關的模型構建,有利于明晰黨建過程中各項指標對工作的影響,有利于進一步改進黨建工作。運用實證手段掌握第一手資料,使黨建理論與實踐形成良好的交互,能讓對策措施更具實效性、準確性和靈活性。

(三)交叉學科共同助力

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研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隨著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開展,更多的新問題會被發現,且具有階段性和不平衡性。因此,需要多學科、多領域共同合作方能實現深入研究。目前,學術界對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學、歷史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單一學科方面,交叉學科視角下的探索還有待進一步拓寬。應該從經濟學、教育學、心理學、哲學、社會學等多個角度推動多學科交叉研究,整合研究手段,共同助力研究的深入開展。要促進交叉學科與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系統性融合,針對其中的問題,黨建研究者可以與多學科的專家協商,探究非公企業文化與黨建工作的最優融合路徑,充分發揮各個學科的優勢,促進非公企業的黨建工作,進一步提升黨建效力、黨員活力和企業盈利能力。

綜上,學界對非公企業黨建研究的切入視角在不斷增多,從歷史淵源、面臨的宏觀微觀困境、體制機制構建、聯建統建路徑探索、交叉學科融入等諸多方面,對非公企業黨建過程中已經出現以及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解決路徑。但是,這些方式方法是否具有普適性,還需接受具體工作實踐的檢驗。通過梳理并總結目前學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本文把非公企業黨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概括為:非公企業的營利需要與黨建工作的非營利趨向之間的矛盾。如何調和這一矛盾,是解決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阻力與障礙的中心問題,也是今后研究需解決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