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罪犯矯正實效研究
——以S市監獄、看守所及社區矯正罪犯為切入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課題組

一、問題的提出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2018年修改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重要制度。2022年認罪認罰量刑建議采納率98.3%,一審服判率97%,高出未適用認罪認罰制度案件29.5個百分點。(1)參見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3年3月7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載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2023年3月17日,https://www.spp.gov.cn/spp/gzbg/202303/t20230317_608767.shtml。刑事執行作為刑事訴訟全鏈條的最后一部分,除不起訴、定罪免刑等情況外,絕大部分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罪犯根據刑罰種類、刑期、是否適用緩刑等因素,或進入監獄服刑改造,或在看守所留所服刑,或在社區矯正機構接受社區矯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將真誠悔罪確定為“認罰”的前提,即“認罰”考察的重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態度和悔罪表現。罪犯悔過自新的主觀要件,必須是發自內心的懺悔。而要對自己所犯罪行具有悔意,其前提是對自己所犯罪行要有充分認識。既從道德、法律等層面上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錯誤,又能對受害者的痛苦進行換位思考,并在認識的基礎上進行反思,作出悔罪的表示。只有這樣,方可科學、有效地實現刑法的改造功能。(2)參見張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場》,中國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68頁。因此,罪犯認罪認罰的真實性顯得尤為重要,不僅表現在具結書、法庭之上的認罪認罰,還應關注其從寬處罰后的悔罪表現,具體包括發自內心的真誠悔罪,主動接受刑罰執行機關的監管教育矯正,彌補對被害人和社會造成的損害以及回歸社會后不再重新犯罪等。執行階段的認罪服法是罪犯承擔認罪認罰后果的最直接、最明顯且最客觀的表現。為了確保有限的司法資源發揮最大的司法效能,各國刑事立法在努力追求正確定罪量刑的同時,往往兼顧刑事司法的經濟性。(3)參見熊秋紅:《刑事訴訟法學的未來發展》,載《法學論壇》2011年第2期,第64頁。如何更好地提升認罪認罰罪犯的矯正效能,促進其接受教育轉化,提高服刑改造質量,維護刑罰執行公平公正,是司法現代化必須回應的問題,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為背景,分析當前適用該制度的罪犯在接受矯正改造中存在的問題,探索執行階段矯正制度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有效銜接,希冀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二、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罪犯矯正效果評估

矯正通常是矯正工作者根據行刑目的和矯正需要,對被矯正者(罪犯)的心理和行為施加影響,以調節、控制和改造罪犯的心理與行為的發展方向,從而實現矯正目標的活動過程。(4)參見于愛榮等:《矯正技術原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正式實施的時間不長,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罪犯進入執行階段后的矯正效果需要通過實證調研予以評估。

(一)評估范圍

本文調研范圍涵蓋了S市四所監獄服刑的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在S市B看守所服刑的剩余刑期在3個月以上的已決待送罪犯、剩余刑期在3個月以下的留所服刑罪犯;在S市Z區接受社區矯正的非監禁刑罪犯。

(二)評估方法

一是問卷調查,針對罪犯群體設計專門問卷,對罪犯進行抽樣調查;二是個別訪談,通過與問卷中反映特殊情況的罪犯,以及與監管民警的談話交流,進一步了解不同群體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認識;三是資料整理,通過查閱并核實罪犯檔案中審判文書、改造表現等材料,制作完成相關調查表。

(三)評估標準

評估矯正實效的標準是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和罪犯素質改善標準。(5)參見王超:《監禁矯正效能實證研究》,載《河北法學》2014年第12期,第173—174頁。我國《監獄法》等法律法規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作為目標。由于考察罪犯重新犯罪率需要較長的時間跨度,太短時間內不易統計重新犯罪情況,加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正式實施的時間不長,因此以重新犯罪率為唯一指標并不科學。故課題組綜合評估并分析正在服刑的罪犯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認知情況、對判決結果的認可度、認罪悔罪等級、有無違紀、普法考試成績、財產性判項履行情況、重新犯罪等指標來進行差異檢驗。

(四)實證評估

課題組通過實證調研發現存在以下情況:

第一,認罪認罰罪犯對判決結果認可度高。課題組在2022年6月—2023年4月的實證調研中,通過問卷調查、查閱罪犯檔案中法律文書等方式,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S市B看守所50名罪犯、S市四所監獄178名罪犯、S市Z區583名社區矯正罪犯進行調查后發現,看守所罪犯、監獄罪犯、社區矯正罪犯一審服判率(以無上訴為標準)分別是96.5%、97.8%和98.3%,普遍較高。

第二,認罪認罰罪犯整體較為遵守規定、服從管理(見表1)。對2021—2022年S市B看守所在押罪犯違反監規監紀情況進行調研統計后可以發現,認罪認罰罪犯群體人數為2347人,違紀148人,違紀率是6.3%;非認罪認罰罪犯群體人數為575人,違紀68人,違紀率是11.8%。S市四所監獄178名認罪認罰罪犯均無較重違紀情況,19人有一般違紀行為,違紀率是10.7%;而同期監獄內非認罪認罰罪犯違紀率是16.7%。在S市Z區583名適用認罪認罰社區矯正罪犯群體中,73名罪犯曾受訓誡及以上處罰,違紀率是12.5%;非認罪認罰的16名罪犯中有2名罪犯曾受訓誡及以上處罰,違紀率也是12.5%。

表1 S市罪犯違反監規監紀情況調研統計

第三,認罪認罰罪犯財產性判項整體履行率高于非認罪認罰罪犯,非監禁刑罪犯履行財產性判項情況明顯優于監禁刑罪犯(見表2)。2021—2022年S市B看守所有財產性判項的認罪認罰罪犯1702人,全部履行完畢45人,履行率是2.6%;有財產性判項的非認罪認罰罪犯478人,全部履行完畢9人,履行率是1.9%。S市四所監獄有財產性判項的認罪認罰罪犯157人,全部履行完畢27人,履行率是17.2%;非認罪認罰罪犯的財產性判項履行率是15.3%。S市Z區有財產性判項的認罪認罰罪犯489人,全部履行完畢368人,履行率是75.2%;有財產性判項的非認罪認罰罪犯12人,全部履行完畢7人,履行率是58.3%。需要說明的是,有很大部分的認罪認罰罪犯在審判階段會預交罰金,故認罪認罰罪犯的實際財產刑判項履行率會高于上述調研結果。

表2 S市罪犯財產性判項履行情況統計

第四,認罪認罰罪犯的其他矯正表現相對更好。一是認罪認罰罪犯相較于非認罪認罰罪犯再犯率相對較低。例如,2021—2022年S市B看守所認罪認罰罪犯2347人,再次犯罪的有4人,再犯率是0.17%;非認罪認罰罪犯575人,再次犯罪的有5人,再犯率是0.87%。二是認罪認罰罪犯的學習效果較好,法治意識樹立情況優于一般罪犯。S市四所監獄認罪認罰罪犯176人,已完成當年普法考試的有86人,其中69人考試成績高于當年的平均分。(6)平均分取自樣本所在監獄教育管理部門,代表認罪認罰罪犯和不認罪認罰罪犯的整體考試情況。三是認罪認罰罪犯悔罪程度相較于非認罪認罰罪犯更深。S市Z區社區矯正中認罪認罰罪犯583人,悔意來源(7)悔罪來源能反映罪犯價值觀的變化程度,當認識到系自身原因或不尊重他人利益或不重視各項社會規范,導致犯罪行為發生的,才能將自身的行為約束在法律范圍內,從而達到理想的矯正效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可以修復社會關系,彌補被害人損失,故課題組認為在悔意來源評價中,以認識到犯罪對被害人或社會的傷害為最佳,對家人及自己的傷害次之。即使案件沒有具體被害人,犯罪行為同樣也會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對社會的悔意體現了更深層次的反思,是一種利他而非利己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顯示悔罪程度。于“對被害人或者社會的傷害”的有264人,占比45%;悔意來源于“對家人和自己的傷害”的有300人,占比52%。非認罪認罰罪犯16人,其中悔意來源于“對被害人或社會的傷害”的僅有1人,占比6%;悔意來源于“對家人和自己的傷害”的有14人,占比88%。四是監管民警反映,認罪認罰罪犯相較于非認罪認罰罪犯,服從管理的意識更高,非認罪認罰罪犯則存在對抗管教等現象。

三、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罪犯矯正的實踐困境

(一)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認知不深

在罪犯層面,在不同場所服刑的罪犯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認知程度不同?？词厮锓富臼熘J罪認罰從寬制度。2020年6月起,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安部在看守所滾動播放有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宣傳片,有效提高了認罪認罰的適用率和知曉度。對S市B看守所30名罪犯的問卷調查顯示,有3.3%的罪犯存在認知偏差,將坦白和認罪認罰相混淆。而監獄罪犯的認知偏差更大,針對S市四所監獄的360名罪犯的調查顯示,自認為適用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罪犯有287人,而實際適用該制度的罪犯為138人(見表3),由此反映監獄罪犯群體對認罪悔罪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無法作出明確區分。相對而言,問卷調查范圍內的社區矯正罪犯在訴訟過程中適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普遍推廣,因此該群體適用認罪認罰的比例極高,對該制度的知曉度和切身感受程度較其他罪犯群體更深刻。

表3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認知情況統計表

在矯正工作者層面,不同場所的矯正工作者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認知程度同樣存在差異。通過對S市B看守所不同層級民警進行訪談后發現,看守所民警基本了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由于與自身工作聯系不緊密,其對該制度利于罪犯改造、減少社會對抗等長遠目標價值了解得不夠充分。在對S市四所監獄巡回檢察過程中通過談話溝通了解到,四所監獄的民警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均缺乏相對清晰的認識。社區矯正工作人員在開展認罪悔罪法律教育中鮮少涉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宣講,更談不上對該項制度的銜接適用?？梢?矯正工作者若認知不足,那自然無法在實際工作中貫徹運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當然也無法通過教育罪犯來提升罪犯對該項制度的認知情況。

(二)認罪認罰與刑罰執行缺乏有效銜接

一方面,法院在交付執行時僅向執行機關送達罪犯起訴書、判決書、執行通知書、結案登記表(即“三書一表”),不包括罪犯簽署的《認罪認罰具結書》。由此導致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無法“復習”自己在起訴、審判階段所承諾履行的事項,執行機關也無法準確掌握罪犯在訴訟過程中認罪認罰的情況。另一方面,在刑事裁判文書中,對是否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表述中并非完全統一。部分裁判文書在正文中載明適用認罪認罰,但所附法律條文中未列明《刑事訴訟法》第15條有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內容,而部分裁判文書僅在正文中列明適用上述法條,但無認罪認罰的明確表述。課題組發現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初期,個別法律文書前后表述不一的情況較多,但隨著該項制度在審判階段形成統一認識后,文書不規范問題得到較大改善。但是,執行機關仍然需要通過仔細審閱每一份法律文書中的邏輯關系與前后事實才能判斷罪犯是否系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造成執行機關的判斷困難。

(三)未實行分類分級差別管理

犯罪率的增長并不在于刑法規定的處罰不重,或是法律條文的規定不細,最大的問題在于違法犯罪者太容易逃脫懲罰。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實現有效懲罰,而不只是規定懲罰。(8)參見蘇力:《法律與文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78頁。目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刑罰執行階段的影響還有待加強,即對執行階段罪犯的管理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施行前后似乎沒有變化。前文提到,認罪認罰罪犯的服刑改造表現整體明顯優于其他罪犯,給予這部分罪犯更高的處遇級別本身符合執行機關的管理價值取向,本質上也是一種寬嚴相濟措施,通過區別管理認罪認罰罪犯能更好發揮該制度在刑罰執行階段的特有價值,形成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刑事訴訟與刑事執行過程中的閉環效應。

實踐中,通過對S市B看守所已決待送罪犯、留所服刑罪犯的關押、管理情況分析可知,看守所對無論是否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罪犯均實行共同關押,沒有對認罪認罰罪犯采取不同的分級處遇措施。S市四所監獄根據相關規定,在進行罪犯認罪悔罪等級評估的過程中并未設定是否適用認罪認罰這一指標項目,導致無法在管理中予以區分,現行認定標準在未納入認罪認罰這一評價要素的情況下不能完全反映出罪犯群體中認罪服法的真實情況。在社區矯正中,分類、分級矯正與認罪認罰關聯性不明顯,矯正罪犯只要服從社區矯正機構的監督管理即可獲取高等級處遇。矯正方案制定與認罪認罰銜接也不明顯,在調查樣本內抽取的若干份矯正方案中發現,雖然方案包含“認罪、悔罪、贖罪”情況的評估,但其評估標準比較簡略,缺乏對具體內容的考察與評估,且缺乏以犯罪類型和犯罪原因為主要標準的分類管理模式,以及針對個體特征的專門矯治方案,不符合《社區矯正法》中“分類管理、個別化矯正”的矯正要求。

(四)財產性判項履行狀況不佳

刑罰執行機關存在著“重主刑、輕附加刑”的傾向,導致罰金刑等財產性判項在實踐中的履行情況不佳。S市B看守所認罪認罰罪犯全部履行財產性判項比率僅為2.6%,抽樣核查的30名罪犯中,24名罪犯具有財產性判項,僅6人履行比例超過20%,占25%。近一半的罪犯愿意履行但無能力履行,表示需要靠家屬接濟或獄內勞動報酬。本次調研中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178名監獄罪犯中,超過八成的罪犯附帶有財產性判項,而財產性判項的履行情況較差,履行比例超過20%的,僅占17.83%。在調研的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583名社區矯正罪犯中,部分罪犯在訴訟階段承諾對被害人進行賠償,但在獲得從寬量刑的有利結果后將其承諾拋在腦后。其中被判處財產性判項的有489名罪犯,尚有20%的罪犯未履行財產性判項。

(五)刑罰執行中認罪悔罪表現不佳

通過在刑法中設立清晰明確的規則實現積極的一般預防,喚醒國民對于法的忠誠、對法秩序的存在力與貫徹力的信賴。(9)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679頁。刑法的功能之一即改造罪犯,由于認罪認罰的投機行為,當事人的主觀心理只是基于算計,不是基于對自己犯罪的認識而作出的真誠悔罪。因此,對于改造來說就失去了意義。刑法的改造功能在認罪認罰投機行為的案件中就沒有存在的價值。(10)參見張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場》,中國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68頁。課題組發現,認罪認罰罪犯在刑事訴訟中的認罪認罰情況,與刑罰執行中的認罪悔罪處于明顯的割裂狀態。具體表現為,部分認罪認罰罪犯在刑罰執行階段中,認罰只認主刑而不認附加刑。大部分罪犯認為認罪認罰只在審判階段對其有影響,在執行階段沒有關系,從而導致部分罪犯雖然認罪認罰,但在執行階段認為判決從寬不夠,甚至判決過重,反映出該部分罪犯實際上對判決結果持消極、否定態度。

目前,在訴訟過程中司法機關難以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真實性,待罪犯交付執行后,執行機關重新考量罪犯的改造表現,訴訟階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適用認罪認罰,其真實性、穩定性如何,執行機關并不會主動將其與執行階段的認罪悔罪表現進行關聯,從而影響執行機關矯治的針對性和對罪犯改造的效果。實踐中,執行階段往往缺乏對虛假投機認罪認罰的制約手段。如果罪犯不僅沒有體驗到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卻獲得某種特權或嘉獎,則刑罰最終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11)參見謝望原:《歐陸刑罰制度與刑罰價值原理》,中國檢察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頁。調查發現,部分罪犯雖然形式上認罪認罰,簽署具結書,但其只是為了獲取量刑優惠,并非真心認罪悔罪,屬于虛假投機的認罪認罰。該部分罪犯進入執行階段后可能暴露自己對認罪認罰的真實態度,但此時認罪認罰流程已終結,無法進行程序逆轉?，F有的手段也僅僅只是在今后是否適用減刑、假釋等方面對其予以一定限制,然而這種限制與未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罪犯是一致的,并無差別。

四、提升認罪認罰罪犯矯正實效的路徑探索

為充分發揮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刑罰執行階段的功能和效用,更好地將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需要推動解決上述困境,在探索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制度共識,逐步建立一套更有效的認罪認罰罪犯管理機制。

(一)順應認罪認罰制度變化,及時更新刑罰執行觀念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明確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第15條,涵蓋范圍自然包括刑罰執行階段,故仍需在刑罰執行階段持續貫徹落實做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犯罪治理的重要司法改革措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最終落腳點在于罪犯的悔罪改造?！俺C正能矯正者,不能矯正的,不使之為害”(12)胡配軍:《科學化語境中的行刑個別化》,載《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第29—34頁。,這既契合刑罰執行機關“輸出守法公民”的目標和任務,也是司法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司法機關要更好地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積極轉變思想理念,充分認識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刑事訴訟轉型的深刻影響,推動該項制度覆蓋到刑事訴訟全流程。

各司法機關應當摒棄“各掃門前雪”的局部思維,秉持“一盤棋”的全局觀念,做好認罪認罰罪犯在執行階段矯正的后半篇文章,提升矯正實效,促進罪犯教育改造,使得認罪認罰長遠立法目的落地見效。監獄、看守所、社區矯正機構等刑罰執行機關要抓住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給刑罰執行帶來的新機遇,更好地實現自身職能,同時應對認罪認罰罪犯進入執行階段接受矯正時出現的新挑戰,逐步改革與新要求、新形勢不相適應的工作措施。審判機關承擔執行罰金刑等財產性判項的重要職能,轉變重自由刑、輕財產刑的觀念,強化履職意識,兌現對財產刑等附加刑的認罰承諾。檢察機關在深化監獄巡回檢察工作中提出明確要求,要注重從發現淺表性問題向發現深層次問題轉變。立足刑事執行檢察職能,通過監督推動執行機關重視對認罪認罰罪犯進行更好的教育改造,同樣是檢察機關的本職要求。

(二)共享認罪認罰工作信息,實現認罪認罰制度閉環

執行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等相關單位可通過會議紀要、同堂培訓或會簽工作文件等方式凝聚共識,協調會商形成銜接機制,暢通認罪認罰罪犯的信息渠道,審判機關在交付罪犯時除“三書一表”外,將《認罪認罰具結書》或書面證明材料一并移送執行機關,打通文書材料銜接關,促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形成閉環。借助各司法機關已有減刑假釋信息化辦案平臺的便利條件,建立起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罪犯的信息交換平臺,實現信息共享、互聯互通。

2021年10月,司法部出臺的《監獄計分考核罪犯工作規定》第18條第2款規定:“監獄應當根據看守所提供的鑒定,將罪犯在看守所羈押期間的表現納入入監教育期間的加分、扣分,并計入第一個考核周期?！弊锓噶b押期間的表現自然包括認罪認罰及悔罪情況,由此看守所可將認罪認罰情況納入看守所羈押期間的表現鑒定,以供監獄在第一個考核周期內計分考核。司法實踐中,看守所對罪犯的鑒定表述相對簡單,未充分發揮對罪犯鑒定的實際作用,導致監獄也無法根據鑒定進行考核加扣分,出現了認罪認罰罪犯與非認罪認罰罪犯入監后處于同一起跑線的不合理現象?？词厮鶓J真做好罪犯在看守所羈押期間的表現鑒定工作,既能為自身增加日常管理抓手,也能準確反映罪犯的實際認罪認罰情況,為監獄入監考核提供依據?？词厮c監獄要做好銜接工作,監獄對表現良好的認罪認罰罪犯應在第一考核周期加分鼓勵,將導向貫穿在整個考核中,推動措施落地,促進認罪認罰罪犯更好地改造。

(三)探索分類分級管理教育,促進罪犯持續有效轉化

《監獄法》《社區矯正法》等法律明確規定對罪犯進行分類管理。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應當建立在對其予以強制的懲罰基礎之上,以懲罰為前提條件,將懲罰與教育改造結合在一起,(13)參見張文學:《刑罰執行變更理論與實務》,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6頁。共同表現為行刑科學化。對此,可探索對認罪認罰罪犯與非認罪認罰罪犯進行分類管理、分類教育改造,通過正反兩方面引導罪犯積極改造。一方面,執行機關將認罪認罰情況逐步納入罪犯認罪悔罪等級評估體系?，F階段,監獄因無法掌握人員入監前的表現情況,往往對新入監人員采用認罪悔罪及處遇等級一致的做法,即從入監執行后再開始考察。對此,可嘗試對認罪認罰較早、態度穩定的罪犯,給予更高的認罪悔罪評估等級,相應給予更高的生活處遇等級,同時出臺配套措施,對其在計分考核、日常行為管控等方面適當從寬掌握。另一方面,罪犯在交付執行前因認罪認罰獲得從寬,而在刑罰執行階段出現違背認罪認罰承諾的情況,如認罪悔罪態度差,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財產性判項等,可對其在刑罰執行中的認罪悔罪情況給予負面評價,相應降低生活處遇等級,并對其計分考核、日常行為管控等從嚴掌握。

(四)加強審前財產情況調查,落實財產性判項履行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對刑事裁判涉財產的執行主體、執行事項、執行期限均有規定,尤其是在刑事審判中可能判處被告人財產刑、責令退賠的,刑事審判部門應當依法對被告人的財產狀況進行調查。因此,對裁判生效前的被告人財產狀況應當由人民法院予以調查后,根據調查結果進行裁判。換言之,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應當是基于被告人的財產情況作出的。然而,課題組調研發現,人民法院在裁判過程中對被告人財產調查的積極性及準確性并未真正落實到位。因此,應妥善適用審前財產情況調查和社會調查評估,進一步提升罰金刑的精準量刑。對此,可以探索在偵查、起訴及審判過程中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偵查調查職能,對嫌疑人、被告人的財產情況進行相應調查;檢察機關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提出量刑建議時,要以犯罪情節為根據,綜合考慮被告人履行財產性判項的能力,從而提出財產性判項的精準量刑建議。通過偵、訴、審的進一步配合,以期在裁判時作出符合被告人財產狀況并且可執行的判決,進而改變認罪認罰罪犯財產性判項履行情況不佳的現狀。

(五)強化認罪認罰承諾審查,完善減刑假釋的實質化審核

認罪認罰罪犯矯正中的問題并非僅僅靠完善末端執行可徹底解決,更需規范訴訟流程前端。一方面,司法機關要充分告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權利義務,以及虛假認罪認罰所帶來的不利后果,注重審查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另一方面,拓展認罪認罰在執行場所宣傳的廣度和深度,引導罪犯在執行階段真正履行認罪認罰承諾,提升罪犯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

減刑假釋案件的實質化審理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應有之義”(14)陳衛東:《對推進減刑、假釋案件實質化審理工作的兩點思考》,載《人民法院報》2021年12月11日,第2版。。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簡稱“兩高兩部”)出臺的《關于加強減刑、假釋實質化審理的意見》明確提出,在辦理減刑假釋案件中要堅持全面審查作為基本要求,既要關注交付執行階段的表現,又要注意考察原判刑罰、犯罪情節等情況,防止唯計分考核分數論。2023年“兩高兩部”發布的《關于依法推進假釋制度適用的指導意見》明確了“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認定標準,綜合考察罪犯違法犯罪情況和個人基本情況、服刑期間現實表現情況,生理和心理狀況、假釋后生活及監管條件,并且明確每項內容應考慮的內容。據此,認罪認罰情況可作為罪犯“確有悔改表現”中認罪悔罪的重要參考,相較于進入執行階段才考察認罪悔罪,通過整個訴訟周期來考察罪犯認罪悔罪的情況,更加客觀真實。因此,順應減刑假釋實質化審理、擴大假釋的新要求,建立與認罪認罰情況掛鉤的階梯性刑罰變更執行體系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執行機關、人民法院在減刑假釋中考量認罪認罰因素,將形成規模效應,重罪罪犯在訴訟中認罪認罰,雖從刑期上并未見到“從寬”,而在刑罰變更執行中對評價認罪悔罪態度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相較于沒有認罪認罰的罪犯,顯然增加了獲得減刑、假釋的機會,鼓勵涉嫌重罪的犯罪嫌疑人盡早認罪認罰。公安機關可在偵查階段明確告知嫌疑人認罪認罰對后續刑罰變更執行的影響,使其權衡利弊,盡早消除對抗心理。

司法機關可根據罪犯認罪認罰所處的不同階段、認罪認罰后有無反悔等因素作為變量,將罪犯的認罪認罰情況直接與認罪悔罪改造表現、減刑假釋等刑罰激勵措施相掛鉤,逐步構建起減刑假釋從寬、從嚴的幅度標準。在其他同等條件下,對于認罪認罰越早、態度越穩定的罪犯,在法定的減刑起始時間、間隔時間、減刑幅度、假釋考驗期等方面給予從寬掌握,打通認罪認罰與執行階段銜接的關鍵環節,最大限度地發揮刑罰的激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