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演進及啟示

佳宏偉

近現代以來中國所面臨的最大變局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強勢崛起,這一變局帶給中國的挑戰表現在各個方面。在對外貿易領域,主要是西方殖民者憑借資本主義文明所確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優勢,將中國逐漸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殖民貿易體系之中。鴉片戰爭后所建立的不平等條約制度,更是從制度層面完全確立了西方對華的貿易霸權地位。因此,從西方視角去審視鴉片戰爭以來中外經貿交往,特別是中西貿易,中國長期都處于十分被動局面,國人也一直在“世界怎么了,中國怎么辦”世紀之問中探尋和重塑自己在對外貿易交往中的主導地位。但是,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這一重塑過程才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并走向新生。因此,回望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歷程及其成就,對于理解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展現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民族復興邏輯,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1)學術界對于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對外貿易問題研究也多有涉及,不過相關研究主要側重貿易發展階段性表現及其影響問題,本文主要從大歷史觀角度結合貿易政策階段性變化討論70年來的貿易發展歷史。相關具體研究如彭波、韓亞品:《新中國對外貿易發展70年:歷程、成就、貢獻與經驗》,《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盛斌、魏方:《新中國對外貿易發展70年:回顧與展望》,《財貿經濟》2019年第10期;尹智超、彭紅楓:《新中國70年對外貿易發展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歷程、機理與未來展望》,《世界經濟研究》2020年第10期。

一、管制與保護: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對外貿易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并采用保護貿易政策?！?2)《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頁。這一規定定調了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期的對外貿易政策:一方面就是通過一系列的管制政策和措施,徹底將對外貿易改造為獨立自主,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對外貿易;另一方面,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采取諸如合理的保護關稅等政策,促進與各國政府和人民恢復并發展正常的通商貿易關系。

按照這一原則,新中國成立之初,對外貿易政策根據新中國國民經濟恢復與發展的需要,重點開展以下幾個方面工作:(1)建立獨立自主的對外貿易管理體系,取得海關行政的完全支配權。1949年12月30日,政務院第13次政務會議正式批準《海關總署試行組織條例》?！稐l例》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行政機構,統一掌管全國一切海關事宜?！?3)《海關總署試行組織條例》,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49-1950)》,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43頁。1950年3月7日發布《政務院關于關稅政策和海關工作的決定》規定必須結束以前各種不平等與不自主的狀態,收回了中國在關稅政策方面的獨立主權及管理海關事業的自主權。(4)《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于關稅政策和海關工作的決定〉》,《人民日報》1950年3月8日,第1版。1951年4月18日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包括8篇19章217條內容,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海關機關及其業務,由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統一管理之。(5)《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人民日報》1951年4月28日,第2版。至此,獨立自主對外貿易海關管理體系以立法形式正式確定下來。盡管之后海關管理機構和機制因形勢變化不斷調整,但是獨立自主的海關行政支配權并沒有因此發生改變。(2)確立對外貿易管制和保護的基本原則。早在1949年2月16日,劉少奇在談論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時就明確指出“為了迅速恢復與發展新中國的國民經濟”,“我們應該立即開始進行新中國的對外貿易”,同時又特別聲明發展這種貿易關系(對外貿易)必須“在對我有利及嚴格保持我國家主權獨立并由政府嚴格管制等原則的條件下”(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8頁。進行。1950年12月8日,政務院第62次政務會議通過《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并于12月9日公布實施。之后,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貿易部等機構圍繞怎么更好地執行管制和保護對外貿易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措施、規定、通知和指示,如《關于全國貿易統一實施辦法的決定(1950年2月25日)》《政務院關于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的決定(1950年3月20日)》《政務院關于向國外訂貨須先經中財委批準再交貿易部統一辦理的通知(1950年8月31日)》。(7)相關法規詳細條款可以參閱: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49-1950)》,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25-342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5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5-182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1-122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53)》,北京: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166頁。(3)突破“封鎖”與“禁運”,實行東、西兼顧的對外貿易策略。新中國成立之后,美國加緊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和貿易“禁運”。新中國為突破以美國為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和禁運,一方面,出臺一系列反制措施,企圖降低封鎖和禁運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如1950年12月12日,中央財政委員會針對當時美國提出新經濟封鎖政策,就提出七項具體對策;(8)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合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北京: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159頁。另一方面,積極發展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關系。僅1950-1953年間,中國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簽訂的經濟貿易協定總計就有51個。(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第一集,1949—1951)》,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9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第二集,1952—1953)》,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9-176頁。

應該說,新中國成立之初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對于當時對外貿易的發展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迅速擺脫了舊中國對外貿易的半殖民地的依附性。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貿易部部長葉季壯曾對新中國成立三年來的貿易發展有以下總結:

我們肅清了對外貿易的半殖民地的依賴性,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對外貿易關系。我們已經由歷史上長期入超的國家,轉變成為進口和出口平衡的國家,戰勝了美帝國主義者對我們中國的禁運和封鎖。我們通過對外貿易的管理,扶助了國內工業和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我們的進口和出口貨物的數量,都在不斷地增加。(10)葉季壯:《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年來的對外貿易》,載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編:《三年來新中國經濟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60頁。1953-1966年是處于社會主義過渡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探索時期,國民經濟先后經歷發展、困難與調整階段,對外貿易為適應變化,也不斷進行調整。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對外貿易主要是服務于“一化三改”這一中心工作。一方面,不斷加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合作,特別工業制成品和技術資料的合作交流。如1954年10月,與蘇聯訪華代表團簽訂了關于蘇聯政府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新建15項中國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協定規定的141項企業設備的供應范圍的議定書;(11)《關于中蘇舉行會談的公報》,《人民日報》1954年10月12日,第1版。另一方面,繼續開拓同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1955年6月2日,全國各省市對外貿易局長會議上要求做好對資本主義出口貿易,并提出五項具體舉措。(12)《中共中央轉發對外貿易部黨組關于全國各省市對外貿易局長會議的報告(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載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九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328頁。與此同時,隨著針對對外貿易私商的社會主義改造,對外貿易經營和管理體制也更趨于集中和統一,國營貿易的領導地位進一步加強。如1953年8月3日頒布《公私營出進口商經營范圍劃分的原則規定(草案)》和1954年4月9日頒布《國家統計局、對外貿易部聯合指示關于對東南亞及資本主義國家進、出口貿易經營成分統計分類的規定》,通過擴大國營商業貨源,限制私人投資經營的企業及個人經營的進出口貿易范圍。(13)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3-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商業卷)》,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1-1085頁。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之后,對外貿易工作則力爭服務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3月3日,對外貿易部雷任民副部長在對資出口會議總結大會上指出:保護群眾熱情,鼓足革命干勁,克勤克儉,多快好省,組織思想上、工作上、貿易額上的大躍進,以支持國內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大躍進。(14)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合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7月19日,葉季壯部長在全國對外貿易局長會議上再次強調“對外貿易中貫徹執行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問題是有關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對外貿易的根本性方針政策問題”。(15)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合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9月21日,對外貿易部雷任民副部長在華南八省外貿局長會議上發言時指出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就必須要求對外貿易工作上的大躍進,提出對外貿易在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基礎上,貫徹“大進大出”的方針。(16)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合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頁。在這些政策指導下,對外貿易的年度計劃目標也不斷被調高。

“文革”時期的對外貿易呈現出動蕩與恢復性增長的反復變化。不過,隨著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向好,特別是“四三方案”的實施,讓這一時期的對外經貿工作有了很大改變。1972年1月16日,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提交《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提出“為爭取時間,掌握技術,加快我國化學纖維和工業建設的步伐,求的一個較大的突破,并為今后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之后,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又提出《關于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關于為30萬噸乙烯配套加工進口所需成套裝置的報告》《關于進口承臺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等請示報告。1973年1月2日,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向國務院提交《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提出擬在今后三五年內,集中進口一批價值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單機設備計劃。(17)《關于“四三方案”的一組文獻》,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總第90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9頁。這一計劃被稱為“四三方案”。盡管這一方案并沒有全部實現,但是這些技術設備的引進極大促進進出口貿易商品構成的變化。1970-1976年間對外貿易進口商品中,機電儀器和成套設備組成的機械設備類商品進口數量快速增長,由1970年的3.69億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20.37億美元,在整個進口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70年15.8%增長到1976年的30.9%。(18)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經濟貿易部編:《對外貿易統計資料匯編(1950-1989)》,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經濟貿易部1990年版,第18-19頁。

二、融入世界:改革開放時期的對外貿易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經歷兩年的徘徊探索,關起門來搞建設是萬萬不能,已基本上成為當時的社會共識。因此,1978年12月18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必須“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19)《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頁。至此,對外經濟貿易發展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一)以經濟特區為突破口,沿海開放城市和沿海經濟開放區為骨架的對外開放格局形成

1978年10月23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根據國務院國發〔1978〕167號文指示精神,編制《關于安寶、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提出“在三、五年內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20)《關于安寶、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報告(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載鐘堅、郭茂佳、鐘若愚主編:《中國經濟特區文獻資料(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邁出建設經濟特區的關鍵一步。1979年6月6日和6月9日,廣東省和福建省又先后向黨中央、國務院上報《中共廣東省委關于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和《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會利用僑資、外資,發展對外貿易,加速福建社會主義建設的請示報告》,分別提出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置出口特區,以便擴大對外貿易。7月15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中發〔1979〕50號文)指出“關于出口特區,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后,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21)《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4頁。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1982年2月11-13日和11月15日國務院、中央書記處、國務院有關部門又先后3次圍繞廣東、福建經濟特區工作召開工作會議或者座談會,先后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轉〈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當前試辦經濟特區工作中若干問題的紀要〉的通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等文件,規范經濟特區的健康發展。在短短三年內,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特區的試辦成效非常明顯,特別在加強對外經濟貿易聯系方面成績顯著。至1984年,四個特區與外商簽訂的各種經濟合作協議累計達4700多項,協議投資額20多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達到8.4億美元。(22)谷牧:《關于經濟特區建設和沿海十四個城市進一步開放工作進展情況的報告(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載鐘堅、郭茂佳、鐘若愚主編:《中國經濟特區文獻資料(第三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頁。

經濟特區呈現強勁發展勢頭,也進一步證明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正確性,沿海城市開放和沿海經濟開放區的設置被提上日程。1984年2月24日,鄧小平在視察廣東、福建、上海等地后,指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23)鄧小平:《辦好經濟特區,增加對外開放城市(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19頁。3月26日至4月6日,在北京專門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建議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24)《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載鐘堅、郭茂佳、鐘若愚主編:《中國經濟特區文獻資料(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123頁。1985年1月31日,國務院又在北京召開“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會議提出先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繼而將遼東半島、膠東半島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25)《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紀要(節錄)(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366頁。1988年4月,國務院又做出進一步擴大我國沿海經濟開放區的范圍的決定,新增140個市、縣,其中包括杭州、南京、沈陽3個省會城市,使我國由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開放區構成的沿海對外開放前沿地帶顯著擴大。(26)《我國決定擴大沿海經濟開放區范圍》,《人民日報》1988年4月9日,第4版。至此,我國對外開放形成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

(二)從沿邊、沿江到內陸:全方位、立體化的對外開放格局確立

進入20世紀90年代,對外開放的步伐和探索進一步加大。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后考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發表重要“南方談話”,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礈柿说?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27)《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34頁。隨后,國務院于3月9日、6月9日和7月30日先后發布《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對外開放黑河等四個邊境城市的通知(1992年3月9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對外開放南寧、昆明及憑祥等五個邊境城鎮的通知(1992年6月9日)》《國務院關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問題的批復(1992年6月9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對外開放二連浩特市的通知(1992年7月30日)》,開放黑河、綏芬河、琿春、滿洲里、憑祥、東興、畹町、瑞麗、河口、伊寧、博樂、塔城、二連浩特13個邊境城市。7月30日,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對外開放重慶等市的通知》,又進一步對外開放重慶、岳陽、武漢、九江、蕪湖等五個長江沿岸城市,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石家莊等四個邊境、沿海地區省會(首府)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鄭州、長沙、成都、貴陽、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等十一個內陸地區省會(首府)城市,實行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28)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定:《沿海沿江沿邊開放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匯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468頁。至此,從沿海到沿江、從沿邊到內陸,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格局確立。

(三)融入國際:從組織到制度的全面融入

沿海、沿江、沿邊和內陸城市的全方位開放主要是中國走出封閉半封閉狀態,向世界打開國門,讓世界擁抱中國的過程。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里程碑,不僅僅是向世界開放的問題,而是更加主動融入世界經濟組織和規則,中國主動擁抱世界的問題,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歷史新階段。

1986年7月10日,中國政府正式向關貿總協定提出恢復締約方地位的申請,9月中國開始全面參加關貿總協定發起的第八輪多邊貿易談判,即烏拉圭回合談判。1987年3月,關貿總協定成立“中國締約方地位問題工作組”,至1993年3月該工作組召開13次會議,完成審議中國外貿制度內容,并進入起草議定書階段。不過,之后由于世界貿易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1995年11月,中國也由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地位轉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之后,中國遵守“復關”三原則,與WTO的37個成員方開始了拉鋸式的雙邊談判,從1997年5月與匈牙利最先達成協議,到2001年9月13日與墨西哥達成協議,其中中美談判進行25輪,中歐談判進行15輪。(29)龔雯:《讓歷史銘記這十五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備忘錄》,《人民日報》2001年11月11日,第2版。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WTO的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WTO議定書》。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開始全方位融入并參與到國際貿易規則和秩序中。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在履行和遵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和條款過程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內容:第一,構建符合多邊貿易規則的法律體系;第二,全面履行貨物貿易領域開放承諾;第三,全面完成服務貿易領域開放承諾;第四,構建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第五,履行透明度義務。正是在主動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和全球化進程的過程中,中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30)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編:《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0頁。2011年12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對外貿易》白皮書對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年來中國對外貿易所取得成就進行系統總結,指出這十年來中國對外貿易取得歷史性進步:貨物貿易總量躋身世界前列;貨物貿易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形成全方位和多元化進出口市場格局;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31)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編:《中國的對外貿易》,《人民日報》2011年12月8日,第14-15版。

三、與世界共贏:新時代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構建

十八大以來,建立與世界共贏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成為新時代對外貿易政策的主題。2012年11月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提出要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32)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頁。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從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三個方面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33)《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頁。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專門發布《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從創新外商投資管理體制;建立促進走出去戰略的新體制;構建外貿可持續發展新機制;優化對外開放區域布局;加快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拓展國際經濟合作新空間;構建開放安全的金融體系;建設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加強支持保障機制建設;建立健全開放型經濟安全保障體系等十個方面提出加快推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34)《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2015年5月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503-520頁。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進一步要求“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提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3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7頁。2020年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又把“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列入“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提出“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進貿易創新發展,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36)《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2020年10月29日通過)》,《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頁。2022年10月22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指出要把“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3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5頁。作為未來五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主要目標任務之一,提出要在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發展、制度型開放、貿易強國建設、“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區域開放布局優化、全球自由貿易區網絡和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采取措施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3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2-33頁。至此,十八大以來,圍繞著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一核心內容,以“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紐帶,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對外開放水平持續提升,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

在推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過程中,十八大以來的對外貿易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第一,對外貿易質量不斷優化升級。貨物貿易進出口額不斷增長,2022年,我國進出口總值首次突破40萬億元人民幣關口,連續6年保持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國地位。貿易結構持續優化,2022年,我國機電產品進出口20.66萬億元,占進出口總值的49.1%,其中太陽能電池、鋰電池和汽車出口分別增長67.8%、86.7%和82.2%。2022年,我國有進出口實績的外貿企業59.8萬家,增加5.6%。其中,民營企業51萬家,進出口21.4萬億元,占進出口總值的50.9%。貿易新業態成為新增長點,2022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2.11萬億元,增長9.8%。其中,出口1.55萬億元,增長11.7%,進口0.56萬億元,增長4.9%。(39)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330/4795072/index.html,訪問時間:2023年9月5日。第二,雙向投資達到新水平。自2003年以來,中國已連續11年位列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前三,2022年流量是2002年60倍。2022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27548.1億美元,是2002年末存量的92.1倍,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分布在全球的190個國家(地區),占全球國家(地區)總數81.5%。(40)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編:《2022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23年版,第8、18、21頁。2022年,我國吸收外資規模居全球第2位,連續第31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占2022年全球FDI總量的14.6%。(4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國外資統計公報2023》,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3年,第22頁。第三,“一帶一路”倡議全方位推進,成效顯著。截至2023年6月底,中國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2013—2022年,中國與共建國家進出口總額累計19.1萬億美元,年均增長6.4%;與共建國家雙向投資累計超過3800億美元,其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超過2400億美元。(4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2023年10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28頁。第四,建設對外開放新平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十八大以來,全力打造高起點、高水平對外開放新平臺。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21個自貿試驗區的設立和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更是成為新時期改革開放全面提升提質的新高地。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加快建設面向全球的自貿區網絡。截至2022年底,中國已與全球2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9個自由貿易協定,覆蓋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歐洲、非洲;(43)《這一年,中國高水平開放不止步》,《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12月27日,第6版。加強與包括聯合國在內國際組織、區域經濟組織進行合作,提出一批中國倡議、中國方案,推動完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

四、結語

1949年4月12日、13日在香港發行的《大公報》上連載署名為MF的《論新舊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一文,文章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新貿易政策與國民政府的貿易政策最大不同在于目標不同,中共新的貿易政策目標是在于發展工商業,繁榮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實施“為人民生活的政策”,而國民政府的貿易政策則缺乏一貫性和執行力,成為“吸吮人民血汗的政策”。(44)MF:《論新舊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上、下)》,《大公報(香港)》1949年4月12日,第5版;1949年4月13日,第5版。這一論述盡管立足于新舊中國的貿易政策異同而言,但是這一論述卻一語中的地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貿易政策本質內涵?；赝轮袊闪⒁詠硗赓Q易政策的演進過程,有很多經驗和啟示值得思考,這些經驗和啟示對于推動新時代背景下對外貿易大發展有重要借鑒價值。

(一)堅決貫徹黨在對外貿易政策的政治判斷,從黨的事業大局中去思考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性

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發展與黨百年來革命、建設、改革和復興事業緊密相連,一體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時期,對外貿易政策更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目標的重要推動力,也是完成革命、建設和改革目標的重要內容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對外貿易問題,從來都不是單一的經濟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貿易政策演進歷史可知,對外貿易又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帶領全國人民擺脫西方殖民貿易束縛,實現貿易自主、獨立和自強,都是與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政治領導密切相關。

(二)堅持獨立性、自主性和人民性是發展對外貿易的基本原則

近代以來中國對外貿易關系長期處于被動局面,其關鍵是不能獨立和自主,并且服務于西方貿易需求,具體表現就是對外貿易管理機構和制度缺乏獨立性。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貿易由弱變強,其關鍵是“把中國大門的鑰匙放在自己的袋子里”,可以獨立自主制定有利于人民的對外貿易政策,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貿易政策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取得成功關鍵原因。

(三)堅持對外貿易服務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毫不動搖

根據不同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的需求,不斷進行政策調整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這是發展對外貿易內在要求。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貿易之所以在量和質上都有質的飛躍,其關鍵是中國共產黨在制定貿易政策時充分服務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特別是不局限于一時一地,而是從長時段、大格局的角度謀劃對外貿易發展。

(四)發展對外貿易必須堅持世界眼光,既要引進來,又要走出去,兩者并舉

新中國成立之初,盡管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封鎖和禁運,但是我們從沒要把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聯系排除在外。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大發展也是與我們主動向世界敞開大門,擁抱世界有很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