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會館職能的延續與變遷
——以蕪湖徽州會館為中心

吳 陽

(常州市文物保護管理中心 綜合科,江蘇 常州 213000)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開啟了激烈的近代化進程。各種傳統力量在時代的浪潮中不斷調適、變革。會館誕生于明朝前期,是我國傳統社會各類同鄉組織的形式之一,在近代,亦經歷了發展與變遷。蕪湖自明清以來即是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商業都會,是安徽省的貿易中心;憑借其自身優越的區位條件,一直到近代,依舊是長江流域重要的商品轉輸中心。流動的商貿帶來流動的商幫,會館成為了他們在蕪湖的共同精神家園。

一、學術史回顧

關于會館的研究成果頗多。竇季良在1943年發表的《同鄉組織之研究》中,采用實地訪問、查閱文獻及查填表格等方法多方收集材料,以重慶地區的資料為主[1](P3),從鄉土觀念、組織演化、集體象征、功能分析四個方面展開論述,為同鄉組織研究提供了功能主義視角。而后內地研究受到時代的影響,多傾向于將會館置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框架下,對會館的經濟意義進行研究。隨著時代的發展,涌現了一批以功能視角作為分析框架,把會館看成一個隨社會發展而變化的組織的研究成果,重要的有:范金民《清代江南會館公所的功能性質》[2]、王日根《晚清至民國時期會館演進的多維趨向》[3]、謝俊美《清代上海會館公所述略》[4]等文。

盡管對于會館的研究相當豐富,但主要集中在對北京、蘇州和上海等大城市的研究,或是將全國或某一個省作為討論的對象,針對中小城市會館的專門研究數量并不多。1882—1891年的《海關十年報告》統計顯示,全國18個重要商業城市,由各省商幫按地域組成的會館、公所在數量上以蘇州和廣州最多,次為蕪湖、上海、沙市、漢口、福州[5](P662)。蕪湖在近代會館眾多,商業繁茂可見一斑,而在蕪湖諸多會館中,又以徽州會館最具有代表性,該會館在民國《蕪湖縣志》中被列為會館條目之首。鑒于此,以蕪湖徽州會館為論述中心,窺視近代會館職能的延續與變遷及背后的發展邏輯,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 徽州會館的性質及其傳統職能

徽人在蕪湖經商由來已久,據王廷元考證,明成化弘治年間,就有歙縣人鄭時貞與其弟“移商湖陰,資積累千”[6](P2)。至清代,徽商數量更是龐大,蕪湖憑借與徽州山水相連的地理位置以及自身的區位優勢,成為徽人經商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隨著徽人在蕪湖的數量越來越多,為聯系鄉誼,便利商業活動的開展,徽州會館得以建成。蕪湖徽州會館始建于康熙年間,嘉慶年間擴建[7](P183),是蕪湖規模最大的商業會館,亦是徽人在蕪湖的活動中心。

蕪湖在開埠通商后,盡管整體的經濟結構有較大的變化。但對于會館而言,其以服務商業發展的功能整體上沒有改變。駐蕪會館的傳統職能如祭神和義舉依舊不斷延續,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又有一些新的變化悄然發生。

(一)祭神

會館神靈是會館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某種意義上來看,也是某些地方性會館之間得以區分的重要精神符號。會館的祭神職能并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消亡,它往往與會館相始終,具有很強的延續性。建于明末的山東會館,初名護國庵,因崇拜唐護國公秦叔寶故名。福建會館又稱天后宮,其大廳即用來供奉媽祖神龕。始建于康熙十九年的徽州會館原名新安文會館,會館內祭祀文昌、朱子及新安諸先賢,后主祭朱子神位[7](P81-82,84)。據后人回憶,徽州會館祭祀朱子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抗戰前,“每年到朱夫子誕辰時,都要進行嚴肅的祭祖活動”[8](P839)。

(二)維護商民利益

商業會館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協調各方利益,為同鄉群體提供一個商業交流的平臺,并在商民利益受到侵害時伸出援手。1913年6月,有軍隊軍糈官向徽商宋某勒索不成,私自將宋某逮捕并送往行政部門,對于此事件,旅蕪同鄉會登報譴責:“何以一解職之軍官竟敢私自逮捕商民并送行政”,并召開緊急大會,“到者數百人,公議先行電聞,乞主持公道,以保障人權?！盵9]會館在1924年江浙戰爭時期,就浙江“鹽斤加價,徽民擔負過重”的情況,向時任浙江督軍盧永祥發電呼吁,希望他能夠“收回成命以順輿情”[10]。

(三)實施義舉

大多數駐蕪會館都在施善與教化上盡力而為,集中體現在興辦學校與修建慈善設施兩個方面。晚清至民國期間,省內城市的會館幾乎都開設有學校:徽州會館開辦了徽州公學;廬和會館開辦廬和公立小學;涇縣會館開辦涇縣公學;太平會館開辦仙沅小學;旌德會館開辦英華小學;合肥會館開辦“肥鄉小學”;桐城會館開辦“桐城小學”[11](P71)。省外會館中,辦學校的會館也不在少數:山東會館在民國初年辦國民小學一所,“以培青年”;湖北會館在光緒末年開辦公立兩等小學校,供“僑遇蕪湖的湖北官商各界”的“后起子弟”使用[7](P82)。江蘇會館在館內開辦“東吳江蘇小學”[11](P21);寧波會館在開辦“寧波小學”;等等。各個會館還在修建慈善設施方面多有表現,善堂、育嬰館、義冢等設施的建立,不僅為旅蕪同鄉提供基本的人道主義服務,也有利于增加地緣聯系,提升旅蕪團體的凝聚力。

在這其中,徽州會館因時間久遠,徽人在蕪湖數量較大,所以在義舉的踐行上較其他更為突出。會館雖在咸同時期毀于戰火,辛亥革命后,由在蕪徽人重新集資修建,并在遺址上建立徽州旅蕪公學和新安同善堂。旅蕪公學早期對象是在蕪徽人子弟,后來也開始招收非徽州子弟?；罩輹^還在今蕪湖市體育場北建有義房,免費安放同鄉的靈柩[12](P76-77)。除此以外,那些先行富裕起來的徽人也會對經商后進者或失敗者提供基本的幫助。這既是徽人鄉土情結的體現,亦是該群體依靠族黨親朋關系得以發展壯大的必然要求。在蕪湖作為徽商群體重要的聚集地,自然也存在救助同鄉的慈善機構。通過對一份在蕪徽商“同善堂規則章程”[13]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會館此類義舉的特點。

……暫議規則章程,公同斟酌:

一議樂輸厘頭隨人情愿,毋庸勉強。

一議收取厘頭錢文,六邑之人,約分各行業肆,公議或十位、或八位……。

一議來往同鄉之中好善樂施,與夫寄居蕪邑欲種福田,不便零星厘頭,另設捐簿,或銀或錢,以一兩至百兩,俱可入局登名……。

一議堂內公舉一實持重之人看管,并帶下役一人,以便行使。

一議往來同鄉親友入寓住宿,必須局內之人保舉,方準入寓住宿,自帶行李,自備伙食,議留三個月為度,不得多住,候堂內充實,再為增益。

一議置造房屋,只要平平……。

一議有等游手好閑、來歷不正之人,即局內保舉者,亦不準留住,如違,管寓之人,即行辭出。

一議寓內住宿之人,無論冬夏,定以二更為度……。

一議寓內住宿之人,各宜謹慎安分,倘有酗酒斗歐[毆]以及嬉戲嫖賭等事,即交保舉者領出無辭。

一議寓內住宿之人,設立行簿,或立粉牌,以便登名,并住何邑何鄉,保送何人,記定日期進出。

一議同鄉之人有身體不快者,進入寓內養靜,自備飯食調理,不拘月日,倘有風燭不常,聽在寓內裝收,以作家廟辦事?！?。

一議堂內預備各樣棺柩,照立號,倘有要用,原價取用,免得臨時吃虧。候建造工竣,稍有余資,再議給送,以助貧家不足之便。

一議孝子賢孫,誠心帶柩歸鄉,實有力不足者,堂內酌議貼補資費。

一議建造長楹屋宇,以便暫寄棺柩,以三年為度,如過期不帶者,堂內即行編號,代葬義地。

一議堂內置買義地數處,以便埋葬,便于稽查,不致錯誤……。

一議經手董事者,工竣后,每月以朔望二日入寓查察銀錢帳目等事……。

該章程開列了16條規章條款,具體來看,這些規章條款共分為四大類:

第一類:募款。前三議,主要關于募款的注意事項。

第二類:設施。第四、六、十四、十五議,關于善堂的管理人員設置和硬件設施的修建。要求善堂在人員設置和建筑規制方面盡可能簡約,同時義房與義地。

第三類:施善對象。第五、七議。包括對投宿者在身份和道德上的要求,并規定時限。按照熟人社會的傳統,要有局內(即善堂內)人的保舉才可入住。同時,對游手好閑、來歷不正之人全數排斥。也就是說在進入善堂得到救助之前要經過三重考察,分別是籍貫、保舉和德行,三者缺一不可。籍貫觀念在清代較為興盛[14](P11,13),對于籍貫和善堂內保舉人的要求充分體現了善堂具有地緣上的局限性。地緣切割的特點并不是落后的表現,從邏輯上來看,它是徽人強烈的鄉土意識在施善時的表達,不能將其理解為某種公益組織的社會性職能。盡管中國人的鄉土關系界限范圍時大時小,與行政區劃的層次相對應[1](P8),但仍有邊界意識?！斑吔纭睅砩铺门c國家開辦的公共設施二者之間的本質差異:一個是對“私”,一個是對“公”。而要求有人保舉的做法往往和保護人或中間人的概念互相聯系。在傳統中國農業經濟中,保護人與中間人是習慣法中的權威結構[15](P148)。其具有促使契約有效的職能。這一概念不僅體現在經濟生活中,也存在于善堂這一慈善組織之中。受助人與善堂簽訂契約:善堂提供給受助人基本的服務,受助人履行善堂的規則。保舉人出自善堂內部,既和善堂有關系,也與受助人有關聯。這樣就增加了受助人違約的心理負擔,減輕了善堂的管理壓力。同時,保舉人的設置再次使地緣關系得以確定,確保不會有外人或生人進入善堂。

對于受助人的德行要求,體現了自明末以來慈善組織以“行善”為重點,即以施善人意愿為主,受助人意愿為次。受助人的德行資質是需要進一步審查的,善堂有選擇受助人的權力。在德行上有缺失的人不在救助范圍,盡管他確實需要得到救助。這一規定體現了施善人的意愿。由于大多數徽人從事商業,對于德行十分重視,不僅體現在對受助人的篩選上,對于生意上伙計的選擇也能體現這一點。按照來源來看,伙計分為兩類:第一類“或族黨或親朋”,另一類“外地短雇人手”。但不論哪一類,招募的要求都及其嚴格?！盎驌裼谧妩h,或選于親朋,必須察其工夫,考其經綸,果不下于者,便可托之。若身體有恙,性氣偏小,衰老懶惰之人,不可聘用。而賭博貪花、嗜酒闖禍者,雖有十分手段,而終不可用也。但于外地短雇人手,必須稽其來歷,根腳明白,方可收用。其辛俸論功升賞,斟酌給付,毋使人吃虧,毋恣意勒加,各安其分,以待后明?！盵16]

第四類:開展的善行與監管。第八到十三議。第十六議。這其中第八到十議都是對“寓內住宿之人”的規定。包括每日最晚進出時間為二更,如二更不歸者,寓內不準開門納入。如果受助人有酗酒斗毆以及嬉戲嫖賭等行為也被禁止。同時,第十議是對第五議的要求具體化,對每一個受助者要“設立行簿,或立粉牌,以便登名,并住何邑何鄉,保送何人,記定日期進出”。 第十一到十三條是對已經日氣息奄奄的同鄉提供的關懷,如常備棺材以防急用,為沒有經濟實力的孝子賢孫“帶柩歸鄉”提供經濟支持。除此之外,最后一議還強調了對于善堂定期監管,確保不會滋生腐敗。

三、民國時期會館職能的延續與新發展

蕪湖徽州會館主要是指駐蕪徽州同鄉會的活動場所以及同鄉會本身。這里需要對“徽州會館”和“同鄉會”作簡單的概念辨析?？傮w來看,兩者可以等價。檢索《申報》相關內容,發現“徽州會館”一般作為“同鄉會”開會地點,亦為“同鄉會”代稱。在1929年4月22日《新聞報》公電中,新聞標題為“徽州會館緊急啟示”,落款為“蕪湖徽州會館暨徽州六縣旅蕪同鄉會”[17],可見“徽州會館”能夠代表“同鄉會”。但落款中用“暨”字連接二者,亦可管窺二者間的差別。不過,據徽商后裔胡恩森回憶,徽州會館就是徽州同鄉會[8](P839)。二者應當是可以互指的?！盎罩輹^”可以作為會議活動場所使用,本身即為一個在蕪徽人的公共議事地。故下文關于“徽州會館”的職能既指“同鄉會”發揮的職能,亦指“徽州會館”作為活動場所所發揮的功能。

(一)保障徽州本土權益

徽州會館最重要的職能在于和徽州六邑保持聯系,為徽州本土遭遇的種種混亂提供外部支持。

1922年8月,有小股粵軍侵入徽州,并在徽州本土與他部發生爭端,嚴重影響徽州地區正常的商貿發展:“屯溪市面冷落已極,綢緞布業概將存貨退回蘇杭等處,以便作抵欠款。富紳巨賈業已遷移一空,轎資每里已漲至一元有奇”。消息抵蕪后,徽州會館在次日召開了六邑全體大會,“以便推舉代表回徽,商辦善后?！盵18]“公推徐聲圃、汪麟閣二人回徽,列席六邑公團聯合會。公同討論,以期消弭戰端?！盵19]為降低徽州本土因戰亂受到的破壞,在蕪徽商集合在徽州會館中為鄉擘畫并非個例,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常態。在民國時期,徽州地區因處于皖浙贛交界地帶,是各軍事力量控制的邊緣交叉區域,軍事沖突不鮮。1923年8月,駐蕪徽商聽聞時任安徽督軍馬聯甲將重兵入徽之傳言,旅蕪徽州同鄉會會長徐馨圃、吳興周“特召集同鄉在徽州會館開緊急會議。僉謂徽州地處偏僻,民俗厚樸,當然無駐扎重兵之必要。公決除電馬力阻外。并電請各埠同鄉一致嚴拒?！盵20]

1926年,為解除徽屬駐扎大軍之苦況,旅蕪徽人在徽州會館開會,“推吳興周、朱晉侯等為代表,晉謁軍務幫辦王普”,并“擬電孫傳芳呼吁,又因糧食缺乏,鄰邑太平、涇縣又復禁運。另電各長官轉令該兩縣弛禁供給,以維民命?！盵21]除了擬電呼吁外,會館方面亦有其他實際舉措。先是“組織黟縣旅蕪兵差協濟會,并推汪省軒、胡良存為赴寧滬代表。舒子拔為赴省代表。向各同鄉呼吁,一致請愿,撤退大軍”,同時“提存款三千余元為辦兵差之用”[22];隨后在“徽州會館開會討論在蕪辦米接濟方法”[23]。由此可見,蕪湖徽州會館是徽州本土對外聯絡,爭取資源的重要窗口,尤其在徽州本土發生無法簡單克服的困難時,這一特點更加明顯。有時,徽州本土會同時向安慶(時為安徽省省會)徽州會館與蕪湖徽州會館求助[24]。這一特點與蕪湖自明代開始徽商大量聚集并形成一定勢力[6](P36)有直接的關聯,且近代亦有不少徽商在省內具有相當的地位(如吳興周)。同時,晚清時的徽寧池太廣道、民國時轄皖南地區23縣的皖南道,駐地均在蕪湖,且徽州本土均在管理范圍之內。而蕪湖與當時民國政府首都南京距離很近,其地緣政治優勢不言而喻。

除為徽州本土提供外部支持,爭取上峰及社會各界關注外,徽州會館還積極參與到徽州本地的安全建設中。面對北伐戰爭帶給徽州本土的混亂局面,徽州會館“開會討論徽屬各縣聯防辦法。除擬定聯防大綱呈請省政府核示外,并決議將原有警備隊、民團、自衛團,加以團結。再招集本籍居民充任團員,以增勢力?！盵25]1929年,朱富潤“滋擾”徽州地方,時任徽州祁門縣長詹純熙防御不利,給徽州本土造成損失極大,故徽州會館“即電安徽省政府,請求迅派大兵。往徽鎮攝,以免地方再受糜爛。并請速任新縣長,馳往維持秩序,以圖補救。原任之祁縣長事前棄職潛逃,請予緝拿嚴懲?！盵26]可見,蕪湖徽州會館對于徽州本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能夠參與到徽州本土的重大決策當中來,比如制定聯防大綱、充實自衛團、呼吁嚴懲地方官員。除此之外,在徽州本土的公共設施建設方面,徽州會館也提供一定的支持。1925年杭州到昌化的公路修成之后,屯徽地區商人擬打通徽州本土的交通閉塞局面,修筑徽州到杭州的公路。于是,旅滬、旅杭徽商發起籌建昌汽車路公司[8](P449)。1926年,該公司在蕪湖設置籌備分事務所,由“徽州會館會長邀集各徽籍僑商,并各業業董會,同開一大會。選舉一部份總理一員,付與一部份完全代表職權?！盵27]蕪湖分事務所與上海、徽州、安慶、蘇州、南京、北京、漢口并列,亦可見近代蕪湖是仍然徽州本土與外部世界溝通較為重要的幾個窗口之一。

(二)作為公共活動空間

會館不僅是一個組織機構,也是一個實際存在的活動場所。蕪湖徽州會館在近代,不僅由同鄉會使用,甚至直接作為蕪湖市甚至安徽省地方軍事、經濟的辦公場所。

在軍事方面,設置皖南“剿匪”指揮部于徽州會館內。蕪湖自古以來既是兵家必爭之地,對建都南京的政權而言更是如此。民國政府“以蕪湖為長江要隘,地方治安極關重要。特調首都衛戍司令部呂學書團來蕪接防。該團準今晚(1930年4月12日)乘江大輪來蕪,團部設徽州會館?！盵28]而后,國民政府制定所謂的“皖省剿匪”計劃,將皖南——包括蕪湖、宣城、南陵、當涂、繁昌、太平、廣德、郎溪、涇縣、旌德等11縣——編為“第六剿匪區”,為協助呂學書“剿匪”工作的開展,派“新編補充營楊震亞部,及迫擊炮、機關槍各一連,乘大和海輪到蕪。團部仍設徽州會館內?！盵29]

在經濟方面,徽州會館開設郵政局、現代銀行,為全省農業經濟研究會提供會址?！肮饩w二十二年,總理衙門奏定,于通商口岸試辦郵政局,由總稅務司責成各新關稅務司兼辦,蕪湖亦于是年設立?！盵7](P222)而后在蕪湖海關附近設置總局,在長街徽州會館和青山街等地設立分局[30](P7),蕪湖郵政局作為安徽省第一家郵政局正式成立。1935年當局又在蕪湖徽州會館設立安徽地方銀行籌備處,經過兩個月的準備,銀行于1936年1月16日正式成立[31]。地方銀行成立后,為進一步促進安徽省農業經濟的發展,于1月30日和31日,省政府在徽州會館“邀請國內農業專家及銀行界領袖、在蕪舉行農村經濟討論會、以決定投資救濟及生產改良等方案?！盵32]

以上是蕪湖徽州會館在民國時期的具體職能,包括與徽州本土保持聯系緊密,在危急時刻為徽州奔走呼號;直接參與徽州本土的地方事務;維護在蕪或他地徽商的利益;為地方軍事、經濟事務提供活動場所。除此之外,會館依然發揮施善職能,并為旅蕪同鄉會提供議事場所。

四、蕪湖徽州會館職能變遷與延續的背景與原因

(一)延續之因:傳統文化與社會需求

祭神與義舉得以長存,取決于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以及社會需求的穩定?；罩萑送ㄟ^祭神與開展義舉,不斷強化徽人的地緣意識和團結程度。這對于旅蕪徽人的發展和權益的保護是有益的。與此同時,自明末以來,中國的慈善事業主要由私人團體主辦。中國的慈善觀念與西方福利國家的觀念截然不同,政府缺乏執行社會救濟功能的專門機構,社會對于救助和管理的需求是穩定的。會館恰如其分地承擔了這一職能,維護在蕪和他地徽人的利益。

(二)變遷之勢:戰爭年代與集權渙散

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政局動蕩。各種軍閥輪番登場,社會發展深受其害?；罩菸挥诎不?、江西、浙江的交界地帶,處于吳佩孚、孫傳芳、盧永祥等軍閥勢力的統治臨界區。且徽州多山,對外交通多有不便,成為了地方土匪、幫派的集合地。與此同時,中央集權渙散,徽州的地方政府疲軟,社會動蕩不安。遇到無法由本區域力量平定的事件時,徽州本土則向外界求援,蕪湖徽州會館積極介入本土問題,多方籌措以紓難的原因正在于此?；罩荼就寥笔У恼毮茉谝欢ǔ潭壬嫌苫罩輹^承擔,這在鄉土意識強烈的徽州人看來也是應有之義?；罩輹^在近代時期職能內容發生變化亦是大時代變遷下的產物。

五、結語:在地化及其啟示

與舊有的會館職能相比,民國時期的蕪湖徽州會館發生了一系列變化。舊有的會館雖然位于城市的核心地段,坐落于繁華之間,但其區隔的功能大于融合的效用?；罩輹^提供的服務(如善堂、小學、場所提供)基本局限于在蕪徽人群體之間,其職能并不能劃歸為城市的公共職能,至多是城市公共職能的某種補充。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同鄉會依托會館而成立。會館施善的對象,議事場所的使用方,在范圍上都有所擴大,逐漸成為城市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并開始逐漸承擔城市的公共職能?？傮w上看,雖然徽州會館步入近代,其在職能上仍有舊時的痕跡,但不同的時代賦予其職能的不同表現形式。與此同時,蕪湖徽州會館開始向在蕪徽商一樣融入蕪湖本土,參與蕪湖市的政治經濟發展。它不僅是徽人的組織,也漸漸成為城市的部分。盡管會館等組織隨著時代的變遷,其地緣性特征被漸漸淡化。但是背后反映出的中國人自古以來的鄉土情結,以籍貫為身份特質之一的傳統性格始終未變。隨著時代發展,城市組織功能的完善與細化,會逐漸消解以各個地域為單位的“團塊組織”,將城市公共職能剝離出地域性的團體。被剝離的團體,依舊會在新的時期扮演更加專一、更富有社會責任感的角色,這也是進一步加強社會治理的寶貴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