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的地方館藏資源運用研究
——以汕頭為中心的考察

朱文燕

（汕頭職業技術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廣東 汕頭 515078）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持續抓好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引導人民知史愛黨、知史愛國”[1]。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歷史的學習，多次強調要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完整提出“四史”。教育部辦公廳2021年發布《關于在思政課中加強以黨史教育為重點的“四史”教育的通知》，要求“高校要持續深化所有思政課必修課中‘四史’學習教育相關內容的有機融入”[2]。高職院校思政課具有全員覆蓋的特性，因此能帶動“四史”教育在高職院校的全面落實。汕頭的館藏資源在保存整理和發掘利用方面有深厚的傳統，又蘊含著豐富的“四史”教育價值，能使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以更直觀和豐滿的方式，體現高職院校的風格與特色。

一、汕頭館藏資源在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中的屬性作用

館藏資源是指在特定的物質空間中規模性地篩選、匯集與管理某些主題的實物或數字化的一切。在現實中的“館藏”的空間主要體現為各類博物館、紀念館、黨史館、烈士陵園、陳列館以及校史館等場域?！百Y源”的內涵極其豐富，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被解釋為“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天然來源”[3]。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資源的內涵與外延也在根據人的生產生活需要而不斷變化發展。汕頭館藏資源是館藏資源的區域體現。對于“四史”教育而言，汕頭館藏資源是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地方性縮影。在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中，作為一種區域性館藏資源其定位是能進入到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中，并直接成為“四史”教育內容或支持“四史”教育進行的資源。這種區域性館藏資源與一般社會資源在發揮“四史”教育作用有顯著區別，具體表現在館藏資源的屬性中。

（一）汕頭館藏資源的公眾化使用權是發揮“四史”教育作用的前提條件

公眾化使用權是所有館藏資源的基本屬性，無論這些館藏資源的級別與地域。一旦這些資源不再對外開放，那么就只是私人收藏品，而不能稱為館藏資源。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的對象是廣大的高職學生，這決定了進入到課程的教育資源，必須是真實可信，且能使師生便捷取用。無論館藏資源的所有權歸屬或變更，只要能面向公眾開放，使用權是廣大民眾，就可使師生隨時自主地接觸到這些資源。這種資源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決定著人們的精神意識，在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意識的辯證統一下提升“四史”教育的實效。馬克思曾指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盵4]這表明了環境存在對人，以及人對環境能動的影響。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深入推進，一些錯誤的思潮千方百計進入我國，產生了消極的環境影響，對高職院校的思政課“四史”教育形成嚴峻挑戰。選擇館藏資源進入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的課程中，就是選擇復雜社會環境中的積極因素為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服務，利用好復雜社會環境中的積極因素，抵制消極因素的影響。公眾化的館藏資源是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的外部積極因素，可以給師生提供一個開放、民主、互動的環境，師生在這環境中相互傳遞信息與融合情感，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得到充分調動，教育的實效性得以增強。

（二）汕頭館藏資源的總量動態發展是發揮“四史”教育作用的基礎保證

館藏資源需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選擇與更新的，使其總量動態發展。與其他級別與地域的館藏資源一樣，汕頭館藏資源是長期積累起來的。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必然導致館藏資源的部分老化與呆滯。這些長久以來形成的本土化館藏資源，有些觀點已落后于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有些內容粗劣，甚至有的殘損無法修復，這樣的資源不僅擠占空間，失去育人價值，還降低館藏資源的質量。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更多的資源不斷地被發現與保護。比如根據2010年廣東革命遺址普查報告，當時汕頭市革命遺址數量為163個，這些遺址中尚未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與國家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20年廣東革命遺址普查時，汕頭“在革命遺址普查中已登記在冊的革命舊址有211處”[5],已有兩處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盵6]這表明這些客觀的外在條件，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觀念，外在的變化能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變化，但是最終起決定性作用是一定的生產關系和由此產生的經濟關系。高職院校的思政課“四史”教育也必然要建立在一定的生產關系和由此產生的經濟環境變化的基礎上。因此與一般社會資源不同的是，館藏資源在到達一定規模時，要接受經常的專業評價和篩選。既要不斷補充新的館藏資源，還要剔除一些與社會發展不符的資源，保持收進與剔除相適應，使館藏資源在一定時間內處于一個穩定狀態。

（三）汕頭館藏資源的線索隨時可檢是發揮“四史”教育作用的關鍵環節

無論這些館藏資源的級別與地域，館藏資源都要具有充分查找線索揭示的屬性。一旦館藏資源處于凌亂狀態，就無法保證在公眾需要時及時供給，那就只能稱為館藏雜物。因此，能發揮“四史”教育作用的館藏資源，要按照其內容或外部特征為標志，分門別類在特定的物質空間內組織成序，使開展“四史”教育的師生能檢索到這些課外資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思政課’我們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現實結合起來?！盵7]要善于整合社會各種資源開展思政課。汕頭館藏資源是序化可檢的社會資源，不僅可為“四史”教育課程提供一線的社會實踐場所，還可將其蘊含的生動歷史資源引入“四史”教育的課堂。對于學生而言，館藏實物資源的真實性與稀缺性，能營造出情感共鳴，使學生在親身感受與直觀體驗中感知現實與歷史間的多維信息；館藏數字資源的立體化與交互性,使學生體驗到更為便捷與豐富的表現手段。對于教師而言,館藏中的歷史資源，不是課程中的歷史段子，而是一種歷史事實，教師要在館藏資源的表象部分基礎上，對館藏資源進行深入挖掘歸納，并進行邏輯分析與經驗總結，使館藏資源展示出的歷史事實既傳遞知識又突出思想價值引導的效果。學生能通過教師的講述來增強把握歷史發展規律和時代發展大勢的自覺性，形成凝聚接續奮斗的共識。

二、汕頭館藏資源所蘊含思政課“四史”教育內容的問題挑戰

汕頭這座城市有著豐富的反映“四史”的重要遺存。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汕頭作為百年商埠，是“蘇維埃的血脈”上最重要的樞紐城市，是中國共產黨開展各項革命斗爭的重要戰場之一；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汕頭作為經濟特區，是黨進行建設的重要窗口城市之一。這些時期形成的具有教育紀念意義及史料價值的遺存,都是構成汕頭館藏資源的空間基礎。這些遺存承載著紅色基因，既見證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爭取獨立自由的英勇斗爭，又見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干事創業的革命歲月與改革進取的不懈努力，成為汕頭館藏資源中“四史”要素的源頭活水。這些資源不會自動成為思政課“四史”教育資源，在教育轉化上仍面臨極大的挑戰。

（一）汕頭館藏資源的年代感觀與學生成長境遇的疏離

汕頭館藏資源的場館載體類型多元又分布廣泛。根據汕頭市統計局的統計數據，截至2021年，“汕頭擁有文化館和群眾藝術館8座，檔案館8座，公共圖書館8個，博物館15座”[8]。這些場館中體現的“四史”主題并非獨立割裂的，而是交融在各個場館的各項資源中，在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之中都交織著黨史。同時，全市有147處革命遺址入選省革命遺址數據庫，其中在保護級別上，國家級文保單位有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舊址和中央紅色交通線汕頭交通站兩處，而縣級以上文保單位有37個；利用級別上，縣級以上有31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些革命遺址是以黨史為重點，主要印證著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四個時期先輩的奮斗歷程?！?022年教育部發布的《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白皮書》顯示，職業學校70%以上學生來自農村?！盵9]當前高職院校的生源復雜，除了以高中生和部分初中生為主的常規生外，還有以社會人員為主的高職擴招生。這些常規生都屬于00后學生，過半學生是在農村地區成長，他們既是與小康社會共同成長的一代，又是伴隨新媒體成長的一代。他們的物質生活充裕，入學基礎薄弱，不易感受到學習的成就感，也缺乏學習主動性與自律性。他們成長的家庭環境與學校環境相對封閉獨立，即使不關注校園以外的資源也不影響其生活與學習的開展。這種境遇導致其接觸事物有限，并阻礙了他們對廣闊世界的好奇，使得他們對歷史資源的意向興趣很難超越家庭與學習的有關事物。

（二）汕頭館藏資源的隱性價值與教師文化自覺的游離

汕頭館藏資源的“四史”資源是黨領導各條戰線百年奮斗歷史的一個透視窗口，蘊藏著中國共產黨紅色基因，思政課教師在運用此類資源時需要對此進行解讀。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時強調：“延安革命舊址見證了我們黨在延安時期領導中國革命、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光輝歷程,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書?！盵10]這表明革命遺址類的“書”鐫刻著紅色基因，在深層次中通過復制和遺傳作用對黨的歷史發揮著內在引領性。在不斷變化的歷史環境中認識這種世代相傳穩定性，既需要解讀“遺傳信息”，又要結合時代化的教育機制，才能產生常讀常新的效應。汕頭館藏資源中革命遺址的數量與種類很豐富，根據《廣東省革命遺址保護條例》第三條對革命遺址的分類，汕頭市147處入省庫革命遺址都涵蓋了這六類（詳見表1），其中最多的是重要機構、重要會議舊址，共計72個。革命舊址之所以是最多的，是因其一直以來保存相對完好，而革命遺址、遺跡是已損毀或不存在，后人以原址為基礎進行空間重組。革命遺址承載著黨領導人民開展革命斗爭與改革創新的崢嶸歷史，是對高職院校學生進行“四史”教育的重要場所?，F實中，高職院校教師來自五湖四海，思政課教師的學科背景也不限于歷史類專業，并不一定能認識了解單位所在地的歷史文化資源。這種不足將使教師無法自覺把本土館藏資源與教學相融合。有的教師雖然意識到這些資源的重要價值，但是自身的現代闡釋能力不足，很難找到兩者的有效結合點。

表1 汕頭市147個入省庫革命遺址所在各區的類型分布概況 單位：個

（三）汕頭館藏資源的呈現分散與教育轉化實踐的偏狹

汕頭館藏資源的場所形態多元，但分布并不均衡。文化館和群眾藝術館、檔案館、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等均在各區中心地帶，而“四史”資源較為集中的147處入選省庫革命遺址，主要集中在金平區和澄海區，兩區約占六區一縣革命遺址總量的54%，兩個國家級文保單位也在金平區。而另一中心城區龍湖區的革命遺址資源只占5%，其他的革命遺址資源相對分散在外圍區縣?？偟膩砜?，革命遺址整體分散在非城市建設區，少數片區集中分布部分革命舊址、重要人物故居、舊居等遺址，這對高職院校開展革命遺址的整體利用帶來了較大難度。因此，在選擇地方館藏資源轉化為教育資源時，考慮安全、費用、時間等組織問題，一般更傾向于級別高與市域層面的館藏資源，導致引入課堂的館藏資源單一，大部分的館藏資源尚未被學生知曉。同時，地方館藏資源的教育轉化主要依托的是課程和教材，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在思政課中加強以黨史教育為重點的“四史”教育的通知》指出有條件的高校要開設“四史”類思政課選修課，這表明以黨史教育為重點的“四史”教育在學生的學業結構中是“公共課”或“選修課”，所占總學業學時并不長，故使得館藏資源的轉化只能展現給部分學生。當前雖暫未有“四史”課程的統編教材，但有教育部組織編寫的“四史”大學生讀本和中宣部組織編寫的“四史”簡史，這兩本書基于其普及性都是宏大敘事脈絡，突出關鍵結點歷史事件,不涉及地方性的人物與事件。這對于史學基礎薄弱的大多數高職學生而言，學習“四史”缺少一個可內化感知的真實情境，進行主觀與客觀雙向轉化。

三、汕頭館藏資源在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中的實現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教材給出的是教學的基本結論和簡要論述，要讓不同類型的學生都愛聽愛學、聽懂學會，需要做很多創造性工作?！盵11]11這是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的應然要求，為其教育方式方法的創新指明方向。在發揮思政小課堂育人主渠道的同時，還要通過借助新媒體、善用地方史實、整合多元力量等方式深耕汕頭館藏資源大課堂的開發與利用，不斷為高職院校思政課“四史”教育的改革創新添磚加瓦。

（一）借助新媒體延伸教學空間拉近學生與汕頭館藏資源的距離

網絡化教學具有傳播迅速、資源能共享、呈現方式多元等優勢，十分契合高職院校00后學生的成長經歷與發展需求。隨著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使信息傳播變革超越了電視、廣播和報紙等傳統媒體，形成了新形態的信息傳播路徑，即新媒體。從設備終端形態看，新媒體主要呈現為電腦媒體、手機媒體和智能電視媒體三大類型。媒體形態會隨著時代不斷深化發展，無論個人意愿與否，無論身處校內還是校外，都會受到新媒體的影響。一方面，新媒體的海量性與融合性能把汕頭館藏資源由實體延展到虛擬空間。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現代新興信息技術的出現與運用，使得萬物皆可互聯化，通過技術將實體以及內容和傳播渠道的融合，賦予汕頭館藏資源的時代感?！八氖贰苯逃粌H要繼續利用如虛擬現實技術的前沿數字技術建設虛擬仿真實驗平臺，再現汕頭館藏資源中的具體歷史場景，還要圍繞汕頭館藏資源積極創作內容生動與導向正確的網絡文化產品，并推動其不斷融入微信、微博、QQ、抖音、快手等具有社交或娛樂功能的網絡載體，甚至是網絡直播平臺，使得學生在實體空間和網絡空間的雙向疊加中都能感觸到這類資源。另一方面，新媒體的即時性與交互性能調動大學生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思政課教學離不開教師的主導，同時要加大對學生的認知規律和接受特點的研究，發揮學生主體性作用?！盵11]1200后大學生是與網絡媒體共生的一代，他們在平視世界的同時也擁有更多參照系來看問題，因此支撐新媒體的數字化和虛擬化技術能為學生提供多類型、體系化且差異化的資源，從而極大激發其傳承紅色基因的熱情。在網絡技術的創新驅動下，通過教學項目任務式布置引導學生們關注了解汕頭館藏資源，并在宿舍、班級、社團、系部等的群體管理上，利用大數據精準分析學生們對汕頭館藏資源的思維特征及行為變化，并根據學生們的不同需求及時精準推送相關資源，以及及時梳理和集中解答他們的困惑與難點問題，讓學生及時感知歷史的溫度與理論的深度，實現育人價值的精準輸出。

（二）善用地方史實推動理論闡釋與汕頭館藏資源情景化的融合

“四史”中的各個部分歷史雖然側重點不同，但是由貫穿其中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圍繞在中國共產黨身邊的一個個具體人物，以及眾多或驚心動魄或堅韌平凡的鮮活事件前后相接組成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高校思政課教師要從歷史發展中汲取物料，系統性總結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故事，把歷史巧妙地引入現實?！盵12]“四史”教育的課程不是一種平面的史實過程傳輸，而是從歷史真實中得出結論，并引導學生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思考此類歷史現象背后的價值立場。學生對歷史節點的關鍵性人物與事件從小耳熟能詳，但因學制、課時、專業等因素，對地方性的影響微小事件與人物并未熟知。因此思政課教師要自覺融入“四史”教育教學意識，拓展“四史”的理論和知識，從汕頭館藏資源處著手挖掘歷史真實的史料，從中弄清有關的歷史事實，避免用結論拼接歷史或任意裁剪的錯誤傾向。一方面,立足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過程呈現汕頭地方實踐成就；另一方面，立足汕頭地區的小人物小物證小事件折射大道理。在汕頭館藏資源中找尋地方實踐成就的相關親歷者、見證人、實物資源、知識性資源等，并在“四史”教育的課程中教育引導學生去主動認知。這種地方性立體的史實敘事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闡釋的結合，不僅要從小角度直奔主題，還要契合學生成長經歷與需求，如用00后大學生熱衷的“網絡體”先引起其認同，或者使其置身汕頭館藏資源中的一處事件發生地、人物故居、主題展覽館等具有氛圍感的場域，通過可感可觸的情景吸引他們的關注，帶動他們的感性認知。隨后在情景感受和闡釋理論的深度結合中，再幫助學生總結升華不同歷史階段資源背后的歷史主題、主線和主流本質，以及這些資源的后續發展影響，展現歷史發展中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使學生意識到這些資源只是前后相繼的歷史鏈條中的一環，更加深刻感受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凝聚的偉大力量， 實現感性認知向理性認知的轉化。

（三）整合多元力量推動實踐形態與汕頭館藏資源生活化的結合

“四史”教育的實踐形態要以人的社會關系為出發點，融入學生的生活世界，在學生的課堂、課余、生活等各種環節中呈現出來，實現“四史”教育的形式由課堂型向生活世界轉移。在課堂上以教師為主導，支持教師“走出去”，帶相應的館藏資源入課堂，首先幫助學生建立理論與實踐的關聯。依托思政課的“四史”教育中能否做到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關鍵在教師；能否善用汕頭館藏資源的豐富寶藏，講清黨的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核心也在教師。汕頭館藏資源作為教育要素，除了將其數據、影像與圖片等做出案例，還可以親自錄制講解視頻，邀請歷史見證人、各類模范、專家干部等先進人物常態化參與教學，甚至與館員組成雙師團隊，使館藏資源與學科內容有機結合。在課余中以學生為主體，引導學生“走出去”，進館藏之地感觸，學生之間結伴以參觀各類場館、進行實踐調研、拍攝短視頻以及參與志愿服務等多元形式，帶著問題或任務接觸館藏資源，有效地將“四史”教育突破學校場域拓展至社會。學校層面要整合內部育人主體力量，職能部門與教學單位協同配合發揮各自優勢。對外學校要開辟與“四史”教育對接的汕頭各館實踐教學基地；對內要細化調課、用車、活動經費等保障制度，提升學生們參與基地研學活動、地方館藏主題活動等社會實踐的效率。在生活中以親友為中心，鼓勵學生帶領親友“走進來”，入館藏之地重溫。汕頭館藏資源不單是只會出現在“四史”教育中的教學場域和教育要素，更重要的是將會伴隨學生的生活發展，即使在學生課余及畢業之后，這些區域性館藏資源還將通過學生傳遞給其親友，在今后還將以生活化、碎片化的方式持續滋養引導學生，成為他們成長發展的密切相關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們在持續參與汕頭館藏各類實踐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四史”教育傳承的價值觀念，并在潛移默化中內化為一種生活態度與方式，激勵著他們自覺融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