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駐藏大臣之選任困境
——以聯豫赴藏為中心的考察

何文華

(四川師范大學，四川 成都 610064)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一(1905年4月5日)，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在巴塘遭戕害，十八日后雅州知府聯豫由四川總督錫良轉上諭，獲授副都統銜，調任駐藏幫辦大臣?，F有研究多關注聯豫駐藏新政，且相較于同期受任赴巴塘平亂的趙爾豐、與英協商藏事的張蔭棠，聯豫籌藏成效又為后世肯定不足，還有觀點認為張、趙二人短期離藏和未能入藏都與聯豫刻意排擠有關。(1)如吳豐培先生在《聯豫駐藏奏稿》“跋”中寫道，“(聯豫)因忌張蔭棠之嫻于外交，才出其上，構于那桐，擠之出藏”。車明懷在《晚清變局中的駐藏大臣》一文中，認為“趙爾豐做事操切，加之駐藏大臣聯豫極力阻撓，趙爾豐未到藏就被朝廷調回?！?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3 年第 1 期，第43 頁。)本文主要考察聯豫受任至光緒三十二年底(1906年)升任駐藏大臣兼幫辦大臣的赴藏早期經歷，認為聯豫的出身、宦歷川邊的條件符合清朝選任駐藏大臣的傳統標準，其洋務經歷又滿足清末藏事革新的基本需求，以聯豫赴藏是清中央在藏事危機下的合理抉擇。然而，面對新任，聯豫從一開始就多顯無奈，赴藏途中也多延宕。這是清末川藏道途梗阻、駐藏大臣籌藏缺乏人力、物力支持的客觀限制，也是同期赴藏群體的普遍心理。至清末，從駐藏大臣選任為始，由其入藏布展的西藏施政實已陷入困境。

一、清廷以聯豫赴藏的傳統選任路徑

藏地邊疆穩定對清王朝統治意義重大，作為古代最后一個集權王朝，清政府在汲取前朝治藏經驗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統的治藏方略，其中遣大臣駐藏是清政府經不斷調試而獨創的方略之一。駐藏大臣從最初防備準噶爾，監控藏情，到“總攬事權，主持藏政”，至清末在藏事危機中維護中央主權，始終是代中央“職掌”西藏人事、軍事、外交等事務的關鍵人物。

駐藏大臣須全面客觀地將西藏信息傳至北京，供中央遙控決斷藏事，但西藏距北京有萬里之遙，至清末都未完全開通直達郵電系統(2)“川康電線清光緒末年架設。系沿官道逾相嶺至打箭爐，由打箭爐沿南路經理塘巴塘至昌都，由昌都循官道至拉薩，拉薩至江孜一段尚未修通，全藏亂已作。時理塘以西之電線，概被亂番割毀?！?見任乃強著《川康交通考》，第129、139頁。)，遇緊急事件往往來不及先行奏明再請旨執行，因此在清朝地方大吏“一面具奏，一面實行”制度下，無論為清中樞提供可靠信息，或代中央緊急處理藏事，清廷對駐藏大臣“除了以勤政愛民這一標準衡量外，更大程度上是看其是否對清中央忠誠”。[1]由于旗籍子弟與清朝統治休戚與共，以旗籍人員赴藏是清朝選任駐藏大臣的重要標準之一，“清廷奉派駐藏的大臣，主要出自滿族、蒙古族和漢族；就人數而言，滿族人最多，其次為蒙古人，漢人則極少”“任官用人具有種族與旗籍上的差別，是清朝官制的一大特色。駐藏大臣是欽派的重要官職，自然亦具有此項特色”，[2]清朝選任一百四十余位駐藏大臣，僅聯豫之后短期入藏的張蔭棠、溫宗堯為非旗籍漢人，[3]駐藏大臣的旗籍占比明顯高于其他同級官員。

聯豫屬內務府正白旗人，以恩蔭入選筆帖式。受任駐藏幫辦大臣時，聯豫就在謝恩折中感懷身世，“伏念奴才漢軍世仆，浙水微員，渥蒙天高地厚之恩，絕無息讓涓埃之報”。[4]1抵藏不久，駐藏大臣有泰在日記中也記載了聯豫的“滿漢”之見，“午后惠臣由聯大人處來，亦為交代事，似稍明代，然滿漢之意見，仍未镕化，可不必也?！盵5]675有泰離藏途中又記拉薩流傳張蔭棠被稱為“康黨”的俚語，“弁兵接藏內來信，不知為誰所發，乃俚歌一紙，大罵張憩伯(按，即蔭棠)，鈔存以作笑話觀可也”，[5]713并在寫給其表弟度支部尚書溥颋的家書中特別提及，“建侯(按，即聯豫)對兄言，死一康廣仁，欲令八旗人均給其償命耶？”[6]由于滿漢畛域經常作為清末革命派用以宣傳革命排滿的重要依據，有泰因張蔭棠參劾得罪，其稱張為“康黨”并提及聯豫對“康黨”的不滿，均可見駐藏大臣群體在旗籍身份認同下對清朝統治的維護。得知聯豫受任，更有報刊公開吁請，“聞政府以駐藏大臣均用滿員，現值滿漢不分畛域之際，擬參用漢員簡任以資得力云?！盵7]

清朝西藏與西南各省關系密切，外來勢力侵藏的危機也更早被西南各省感知，從西南各省遴選駐藏人員遂成為清朝中后期的常見途徑。駐藏大臣文海進藏前為貴州按察使，慶善從四川候補道賞副都統擢任駐藏辦事大臣，裕鋼則從四川雅州知府調任西藏糧務委員，后賞副都統銜為駐藏幫辦大臣，兩年后擢任辦事大臣。幫辦大臣桂霖由貴州貴西道賞副都統銜擢任，安成由四川候補道賞副都統銜擢任，鳳全為四川候補道員。因“西藏為川蜀藩籬，與強鄰逼處”，[8]四川對清朝治藏影響尤重，傅嵩炑在《西康建省記》中感嘆，“夫川之東南北皆有行省以為屏藩，四方瞻望，惟此西顧之憂。故藏雖距川六千余里，舍友駐藏大臣糧員，夷情章京一員，廉俸則由川解矣，驛站則系川設矣；且藏地之拉里糧員、前藏糧員、后藏糧員、靖西同知，以及駐藏游記、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委、兵丁亦由川省委任遣戍發給薪餉矣。是西藏對于川省有關系，故川省對于西藏負責任?！盵9]

聯豫赴藏前任雅州知府，處藏事最前沿?！把盘幨裰?，東接邛嘉，西撫番藏南襟六詔，北控諸羌”，[10]11雅州府轄域在川省與西藏聯結處，長期承擔著調查藏情、管轄川邊藏族民眾、設汛駐防等治藏職責?！堆胖莞尽沸蚣摧d明，“志必先列圖，所以上觀天文以驗災詳，下察地理而知險易，雅幅員廣遠，直通西藏，繪圖可不詳乎？茲先繪星圖，次刻總圖，府州縣各繪一圖，口內土司各刻一圖，巴塘、理塘、西藏慧遠廟，暨夷人裝束住房器械各圖，其形以備參考”，[10]21其志專列西藏、川邊土司等篇，明確“西域分前藏后藏，非獨邊塞，且屬絕徼，我朝德威遠播，四夷歸心，是以前后藏均隸職方，咸遵正朔，故亦另列一類，詳載疆域形勢戶口貢賦以明一統，無外之?！?，[10]23并繪制前后藏地形、寺廟及由川至藏沿途山川、里程等詳情。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于打箭爐新設雅州同知，職在轄關外各土司，知悉巴、里二塘直通西藏一路案情，并設塘汛于要隘處，置重兵鎮守。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川督錫良奏準改打箭爐(今康定市)為直隸廳，進一步加強川邊經營以援藏。雅州知府職任為聯豫奠定了解藏情的基礎，他在為隨員張其勤著《爐藏道里最新考》作序時指出，“關內之地，雖極險阻，固人所共知而常經者，如其記也，應自關外始”，[11]387清政府以聯豫赴藏也建立在其知悉一定藏情的基礎上。

二、清廷以聯豫赴藏的藏事改革訴求

十九世紀后期英印勢力向藏地擴張，哲孟雄(錫金)、廓爾喀(尼泊爾)、布魯克巴(不丹)、拉達克等清朝“外藩屬國”逐漸被瓦解蠶食，一種“唇亡齒寒”的危機迫使比鄰藏地的西南疆臣們較早參透西方以游歷、通商、開礦為借口，實以侵占西藏土地和人民，并由西藏門戶入侵西南的殖民本質，于是相繼提出振興藏事的意見。以丁寶楨、鹿傳霖等為代表的川督，以長庚、文碩等為代表的駐藏(幫辦)大臣，以陳熾為代表的京官等，對清末的西藏政策以及駐藏大臣制度都提出了建議與對策，但基于清末應接不暇的統治危機，中央與地方以及川、邊、藏地方之間的差異認知，改革藏事經歷了長期的討論階段。

庚子事變后，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以自己與光緒帝名義發布上諭，宣布實行“新政”，要求各級官員應“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茖W，軍政財政”等拿出具體改革辦法，后專事“新政”的督辦政務處成立，由此從中央到地方的新政正式拉開帷幕，東北三省、新疆和蒙古、西藏等邊疆改革被提上日程。文碩駐藏時就提出，“方今藏中急務，莫切于洋人游歷通商。而一則英吉利求望甚殷，一則唐古忒拒絕尤峻”，建議“于現任章京暨曾經隨往出使外洋之學生內，揀選人品端方，事宜熟練，文理通順，字畫整齊者揀選二三員，派往隨同辦事，以收指臂之效”。[12]駐藏大臣作為清中央派駐藏地的“欽差”，清末又承載著振興藏事的期望，社會上更急切呼吁要員入藏，“滋悉實為商議藏事并擬派親王出鎮，一切官制悉如行省。親王之外另派兩大員以輔助之：一管理外交各事，一專司地方應辦之政”。[13]

聯豫生于清朝“同光中興”時期，自幼“隨侍廣東”，于而立之年隨洋務派干員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國，歸國后歷任浙江、湖北等省，主要經辦洋務事業。吳豐培在《聯豫駐藏奏牘》跋中記，“聯豫曾隨薛福成出使歐洲，以通曉洋務稱”。[4]207薛福成出使在光緒十五(1889年)至二十年(1894年)年間，期間駐德大使洪鈞的隨員張德彝在卸任途中與聯豫有過少許交集，其光緒十六年(1890年)日記內載：3月8日，“新任駐扎英、法大臣薛叔耘星使福成駕法公司‘伊拉瓦’的輪船于前日抵馬賽，明日到巴黎”；10月1日，聯豫約張德彝“在凱歌路之智慧閣看圓畫，即前于同治丙寅所看之漲眼畫”；10 月3日，聯豫又約張登艾菲爾鐵塔，“余等駕至第二層”等。[14]出洋的閱歷對聯豫產生了重要影響，有泰初見聯豫就記其會數句法語，并載“聯豫云，人非出洋，不能閱歷?；侍?、皇上、軍機大臣不知何時出洋，可發一笑”。[5]668回國后，聯豫在清末政壇中留下了持辦洋務的痕跡?！吨腥A報》刊文《記駐藏大臣聯豫奉命駐藏后情形》道：“聯豫，滿洲漢軍旗人，以筆帖式援例候選同知，隨薛欽使福成出使英法三年，循例保舉以知府用分發浙江。未到浙江之先，鄂督張制軍調湖北練目強軍，不受制于張彪，毅然辭去，在浙江練武衛新軍頗有聲，其后得誠中丞保薦放四川”，[15]記聯豫在浙江編練新軍。駐藏后聯豫在奏請重鑄乾隆“寶藏銀”折中，又述及自己“前在湖北，浙江均經辦理銀圓局務”。[4]18在選任聯豫赴藏的上諭中，清廷強調藏事緊急，要求其直接由蜀入藏，聯豫持辦洋務的經驗，同樣滿足了清末擬改革藏事的訴求。

聯豫受任后，深知清廷改革藏事意圖，“況朝廷注意于西藏者久，急欲經營，以時勢論之，則今日之兩張，其重要為何如哉”，[11]388由此提出“務實”的籌藏基本路徑，“方今朝廷懲積弱之弊，廢科舉，講實學，汲汲求新法，以圖富強。西藏之地，為我西南數省之屏藩，俄覬覦于北方，英要挾于西方，已成岌岌可危之勢，今日者使一任其腐敗，而不興實業，不施我國家保護之實權，則雖日恃口舌之辯論，文牘之往還，虛與委蛇，無益也?！盵4]191抵藏之初，聯豫就提出改革稅制、鑄造銀幣等財政改革計劃，并編撰《新學抄本》等學務改革內容，還向噶廈政府提出“新政十條”等方案，為此，相對保守的前駐藏大臣有泰還多次譏笑聯豫，認為其改革辦法“系財迷之事”“可謂下喬木入幽谷辦法，亦可憐可嘆矣”(3)“下喬木入幽谷”典出《孟子·滕文公上》，原文為：“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表面意思為從高樹上下來鉆進幽深的坑谷里，說明的是從良好處境轉為惡劣處境的情形。引用此典，有泰主要認為聯豫在藏推行新政的想法不顧及西藏現實，毫無意義。。[5]669-671后有泰因被張蔭棠參劾，得到了聯豫幫助，于是對聯豫擬行的改革又多了幾分同情，在離藏途中感嘆，“談及建侯在藏，八九月間因番間反對，諸事不成，因著急大病，回憶建侯初到，何等氣焰”，[5]764可見聯豫赴藏確也帶來了明顯的改革風氣。

三、聯豫對赴藏任命的應對與原因

聯豫受任之際，內有西藏地方勢力深涉巴塘、理塘叛亂，外有英印軍隊第二次侵藏正于曲米新谷大屠殺后急速向拉薩進軍?！吨腥A報》刊文載聯豫受任情形，“西藏今日為英俄交伺之地，中外得之樞紐關系重大，人所共知。方意朝廷簡派駐藏大臣必妙選賢君后以期鞏固邊疆，輯和民人”，后詳文描述道：“上諭簡聯豫為駐藏幫辦大臣頗出錫制軍意外。聯以疾苦之雅州府忽得肥美之成都府，欣然不知所措，徘徊于幕室中。忽一夕，家人呈電報進，口稱恭喜。聯不暇辨識電封所書何字，即向幕友笑言，大帥如此性急，不待我布置就忙赴任。幕友在旁瞥見電封有欽憲字樣，促令開封近燭開視，則為上諭幫辦駐藏大臣著聯豫去。欽此。目瞪口呆、立如木雞半晌始能言，意甚悵怨，扶掖進上房見妻妾兒女抱頭痛哭?！盵15]如是，聯豫本以為經周璇能調任成都，卻突然被告知赴藏，可謂十分悲切。

在奏謝朝廷授予駐藏幫辦大臣折中，聯豫兩次表示驚惶，“奴才跪聆之下，感悚莫名”“才疏專對，節隨四國以遄征，學愧臨民，符秉一麾而出守。茲復欽承鸞命，典屬烏斯，荷倚畀之自天，實悚惶于無地”。[4]1聯豫還試作周旋，望清廷撤銷其赴藏任職，“昔見錫制軍長跪不起，乞求代奏開去差使，仍守成都。錫制軍答以此次出自特恩，非疆臣所擅敢奏請，請好自為之，無多言。又欲乞將軍司道代求，據諸人相見時均賀以簡，在帝心指日必有大用，以塞其口。更覺局促不安?！盵15]至聯豫入藏三年后，《新聞報》仍刊文憶其不愿入藏情形，“聯初聞恩命，驚懼喪魄，長跪于錫總督之前痛苦乞哀。求錫為奏請收回成命，錫辭以無能為力始怏怏絕望而出”，[16]最終聯豫將家人留置成都，只身赴藏，但途中又多延宕。

從雅安返回成都與錫良商討藏事期間，清廷多次催聯豫就道赴任。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初三，上諭令“聯豫即著仍行駐藏，迅速馳往，會同有泰將應辦事務，悉心經理，毋失機宜”，九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又寄錫良上諭，令聯豫“迅速馳往等”，直到十一月初十聯豫才從成都啟程，耗時八個月，從年中入藏較佳時節遷延至寒冬。十一月二十七日，聯豫抵打箭爐，又以奏調隨員丁勇、趕備烏拉和道途中斷等為由，在爐關滯留百余日?！芭诺譅t以來，詳查關外情形，一時斷難就道，理塘巴塘一帶，經大兵剿辦之后，土司頭人逃亡殆盡，關塞蕭條，元氣未復?？滔陆ú磊w爾豐辦理一起善后事宜，即轉運軍糧電桿電線烏拉，猶覺不敷，奴才隨帶員弁丁勇，人數既多，烏拉更難措備。設使中途阻滯，轉覺進退維艱?！盵4]7按清朝章程，凡出關大差在爐關購置包裹行李，采辦米糧，具備夫馬只有四十天期限，期間“照章由爐廳預辦供給，每日伙食折錢五千文，小菜折錢兩千文，馬料折錢四百文，牛油燭二十斤，菜籽油二十斤，以四十天為率?？鄣秸鲁醵掌跐M，后仍照常索取供應，爐廳不堪其擾?！盵17]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初九，聯豫突然又向清廷奏請改走海路入藏，“西藏艱危之狀，久在圣明洞鑒之中，自宜迅速馳往，查看情形，以期設法補救。思維至再，惟有改走海道，較為妥速?！盵4]7由川藏路入藏是清朝邊臣赴藏任職慣例，行程中也能調查沿途邊情，此前有報刊談到，“巴亂熾之時，錫制軍即謂變亂肅清不知何時，不如航海以較穩妥，況有稽志文成案可援。聯對以跳梁小丑，仗大帥神威，刻期可蕩平，寧稍待。若改航海，萬萬不可，鳳大臣甫經被戕，后來者即便改途，番民必笑欽差膽怯且慮，一舉成例，此道遂廢，錫制軍深然其言”。[15]聯豫從堅持陸路入藏宣誓權威，到突然奏改海道，遭到清廷譴責，朱批“仍著馳驛前進，并沿途察看一切情形，毋得藉此延宕?！盵4]7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初五，聯豫才又從打箭爐啟程，于七月二十日抵達拉薩，從接受任命至抵拉薩，歷時共一年又四個月。

聯豫赴藏費時尤長遭到了彈劾，“幫辦大臣聯豫奉命將及一年，尚故意逗留，延不到任。近聞有御史遞封奏，以西藏門戶既已開放，將來交涉日繁，非得通達時務之才不能勝任。聯豫以庸碌之才，懷畏縮之念，即到任后亦不足鎮懾番族，轉啟外人輕視之心，請另簡賢員等語?！盵7]然而，聯豫不僅未被撤職，短期內竟獲連續升遷：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二十三日，聯豫抵藏僅三個多月就升任駐藏大臣，時有泰未遭彈劾，意味著清政府以聯豫領副職入藏或已有該計劃；十一月初三，因張蔭棠辭任駐藏幫辦大臣，聯豫再兼駐藏幫辦大臣，說明聯豫赴藏初期表現基本符合清中央預期。

雖后世對聯豫赴藏及迅速升遷多有詬病，認為是其憑借與軍機大臣兼外務部負責人那桐的姑舅關系(4)《清史稿》載：“那桐，字琴軒，葉赫那拉氏，內務府滿洲鑲黃旗人。光緒十一年舉人，由戶部主事歷保四品京堂，授鴻臚寺卿，遷內閣學士。二十六年，兼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晉理藩院侍郎?！拍?，擢戶部尚書，調外務部，……三十一年，晉大學士，仍充外務部會辦大臣”；《辛壬春秋·西康篇》載：“駐藏大臣聯豫者，軍機大臣那桐之戚也?！?；何藻翔《藏語》載：“(那桐云)幫辦大臣聯豫是舍親，人亦明達，惜體太弱?！?，但從聯豫對赴藏新任的反映及其旅途行思，結合清末藏事環境當有更理性解讀。西藏苦寒高遠，赴藏任職屬高危職業，聯豫畏懼入藏在情理之中。有研究統計清朝實際赴藏的駐藏大臣，因病故、殉難和回京后因藏事賜死、自殺者達32人，死亡率超過26%。[18]聯豫赴藏已年近五十，且鳳全剛遭殺害，其赴藏可謂生命冒險，如其所言，“我今方欲向天西，風雪漫天凍馬摔，北人不畏風霜苦，但愁病體難支持，難支持，何日抵烏斯”。[4]200

清末川藏道途梗阻，赴藏費時、多險也是客觀限制。昔鳳全途經巴塘時感嘆，“二百年欽差往來通衢，乃竟若此，可勝浩嘆。無怪得此差者，皆視謂畏途耶！”[19]118聯豫長期滯留爐關，與鄉城、桑披構兵直接相關，“奴才抵爐以來，詳查關外情形，一時斷難就道，理塘巴塘一帶，經大兵剿辦之后，土司頭人逃亡殆盡，關塞蕭條，元氣未復?！盵4]7至于聯豫突然奏改海道，有泰推測是因番人劫掠，“因里、巴塘平后，馬軍門、趙觀察已飭知番眾各安本業，不意忽然復行殺起，窮番只得逃往小路，凡聰本所販茶葉，均行搶盡?？滔聛硇偶礊榇斯?，恐茶葉未克即時到藏，亦阻此地商人著往東路，不知是否的確，然聯建侯不能振策，擬欲乘槎，或為此也?！盵5]624行至拉里，聯豫隨員張其勤更嘆，“大臣過境，尚且如此抗玩，他人可知矣。聞從前安星使過此，行未數里，其番官喝令眾民拋擲石塊，將纖夫明亮等一律截回……該番官又復如是，且始終未來一見?！盵11]404聯豫旅途的無奈，如其詩曰：“以此行為難，安知不更有難于此者，顧以予半生所歷，江海之闊，輪蹄之苦，罔不備嘗，蓋自總角迄于今，垂五十年，無日不馳驅于道路中也，從未有如蜀道之難者”。[11]387

清末駐藏大臣職權旁落，籌藏缺乏應有支持，更是受任者不愿履職的重要原因。道光以后，駐藏大臣權力旁落，朝野均言藏政須整治，但籌藏長期缺乏有力支持。聯豫在成都就奏陳，“奴才此次進藏，本欲隨帶三兩營以壯聲威而資震懾；到藏后扼要駐扎，并將各臺制兵，剔退老弱，更補精壯，庶幾緩急可恃。惟通年核計餉項，實屬不資……實系無款可籌?，F僅招募勇丁一百名隨帶入藏?！盵4]6聯豫雖深知，“藏衛多事，政務殷繁，需才孔亟”，[4]4然隨員周榮和(5)周榮和冒大興藉土人，蒙捐四川遇缺，先縣丞，小有才，善逢迎，在雅州府聽差，為聯豫賞識，又因通蕃語，熟夷情奏調通往。委派前站文巡捕(向無此名)，事無巨細皆由其一手經理，致啟貪腐。沿途索夫馬陋規，在滎經清溪縣遭告發，行至爐關獲罪，后許承寶、余陵等皆逃散。面對“(前隨員)或因事撤退，或因病請假，均已銷差回省”，聯豫只能再奏調四川拔貢知縣陳啟昌、縣丞齊東源等革員。齊東源后回憶，“予于丙午春蒙聯建候星使馳書相召，同赴西招。四月始抵爐，而星使已先出關矣。當是時也，聞星使前調隨員八人，以道途艱險，兵事未靖，遂俱求去，同行者惟慎庵一人”；[20]有泰日記也記，“聞聯大人路上頗難行，驛馬皆老弱，兵丁竟有背鞍步行者，狼狽可知矣”；[5]657聯豫則作詩言，“天闕難翱翔，立馬四顧心茫?！?，[4]200從中頗能見聯豫赴藏囧途。

至清末，大臣不愿赴藏已是普遍心態，其入藏后的籌藏布展更深陷困境。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受任駐藏幫辦大臣的桂霖，在成都遷延一年多，最后以眼疾為由辭不入藏；鳳全在家書中坦言，“彼時諸事皆有頭緒，再行奏請開缺，就近回川調理……大約此事行止，總在明年春夏之交方能定居。如有意外更動，則聽天位置耳。如再到前藏，雖封侯亦不敢應命也”，[19]38-39將幫辦大臣駐地由察木多改至巴塘；有泰在藏也急盼內調，他在家書中寫道：“聯大人本月廿二日到任……張大人聽說八月可進藏，如藏內規模早定妥，今年臘月任滿，盼早回內地”。[5]665聯豫在五十歲高齡赴高遠苦寒藏地，雖深知中央銳意改革藏事并有一定洋務經驗，但其“憂時憤世，難落言詮，二三君子，樂知天命，升沉榮辱，各有姻緣……明日之事，事且置焉”[4]199的心理，已成為清末大臣赴藏的真實寫照。最終，以駐藏大臣為核心進行的籌藏布展，如聯豫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底奏陳，“夫時至今日，急起直追，已嫌太晚，若再因循，后患何堪設想……值此人才缺乏，庫款拮據之際，日夜焦思，難安寢饋”“奴才惟有酌其緩急，權其輕重，不敢因循坐誤，亦不敢鹵莽圖功”，[4]14-16處于“須行”又“難行”的困境。

四、結語

對于清朝駐藏大臣的選任，有觀點認為清代均限用滿人，滿人中庸碌者多，末年尤多貪佞，貽誤國家。[21]甚至有國外學者指出，“中華帝國主要是由有劣跡的官員代表它在西藏供職，他們曾被撤職或降職”。[22]然而，從王朝統治角度出發，無論正常職務調動或選用革臣，絕無向藏地派遣“庸才”可能，也不會單純把官員“因過遣藏”，在清朝“因俗治藏”政策下駐藏大臣籌藏在于維護邊疆穩定。清末藏事內憂外患，清廷選任聯豫赴藏，既符合清朝長期從八旗子弟和西南各省選官入藏的傳統路徑，其出洋與經辦洋務的經驗又符合西藏新政改革的需求，聯豫在赴藏費時尤長且遭彈劾的情況下又獲迅速升遷，都表明了清朝駐藏大臣選任的中央意志。聯豫對駐藏新任的應對與赴藏早期行思，是清末藏事環境客觀限制及駐藏群體普遍心態的反映，說明以駐藏大臣為核心展開的籌藏施政至清末實已深陷困境，在以簡單“人才論”評價駐藏人物之外，更應結合清朝藏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