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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中國養老狀況的路徑分析

2023-03-16 16:11苗家騉
經濟研究導刊 2023年3期
關鍵詞:優化路徑養老金

苗家騉

摘? ?要:中國的養老一直是熱點話題。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預測,到2035年左右,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累積結余或將耗盡。因此,分析中國養老金收支問題、制定相應的對策改善中國未來的養老狀況已經迫在眉睫?;诖?,采用二維變量理論模型,選取多國數據進行計算對比分析,從撫養比和各國養老金持有規模兩個維度去評估國家的養老狀況,并從模型的變量中找到分析對策的切入點。

關鍵詞:撫養比;養老金;二維變量模型;養老狀況;優化路徑

中圖分類號:F84?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3)03-0084-05

引言

目前國內針對中國老齡化問題的分析以及應對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向。例如,從不同年齡結構的消費模式來量化分析老年人對于食品、副食品等的消費需求來制定針對性的扶助政策。還有專門針對政府養老金支出方面進行量化分析的研究。在養老金的收入方面,多數學者從養老金的繳費、稅收等方面進行量化分析,繳費率方向主要旨在個人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稅收政策之間達到平衡,而稅收主要針對細化的課稅主體、合理的納稅結構進行分析。也有研究注重養老金發放的效率與公平。以上的數種研究方向都偏向于在單方面,細化深入地分析養老問題的對應政策。有的在消費需求方面、有的在養老金支出方面、有的在養老金繳費上面。這些研究十分深入細化,對于問題的量化以及分析十分詳細。但是這些研究方法都過于關注自身的單一變量忽視了社會系統內的其他變量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也使得單方面的研究變得較為抽象。

因此本文提出二維變量模型,研究旨在將不同方面的變量聯系起來,比如將養老金與人口撫養比聯合起來進行量化研究,從而得出一個綜合性較強、分析結果較為淺顯易懂的研究方法。模型著重于將國家養老金持有規模與GDP之比和人口撫養比聯合起來得出數據,并針對美國、日本、中國三國進行橫向對比,基于模型分析結果對養老政策研究進行分析并得出建議。

一、中國當前養老金收支問題及老齡人口結構分析

從2005—2015年,養老金占工資比例連降九年,已跌破國際警戒線。2019年4月10日,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布《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顯示,養老金制度可持續性隱憂正在浮現,養老金入不敷出、兩極分化的問題漸趨嚴重。根據預測,到2035年左右,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累積結余或將耗盡。

在2017年世界人口年齡的大致分布,首先,女性老齡人口與男性老齡人口大致相當,女性老齡人口數量略微多一些;其次,在所有老齡人口中60—64周歲的老齡人口所占比例最多男女都約為1.5億人口。隨著年齡的上升老齡人口的人數逐漸遞減,65—69周歲中男女大約為1.25億左右、70—74周歲中男女老齡人口之和約為2億人口、75—79周歲中男女老齡人口之和約為1.5億人口、80—84周歲中男女老齡人口之和約為1億人口、85周歲以及以上的老齡人口大致為2億。綜上所述,2017年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已經接近12億人口,按照世界總人口72億計算,約有16%的總人口都被劃分為老年人。

從聯合國基于中國當前的出生率與死亡率所進行的21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年齡結構預測可以看出,中國的主要勞動性人口比較前文數據出現了萎縮,中國逐漸失去了人口紅利。轉而數量最多的變成了退休年齡階段的人口,其中男性退休年齡人口約為6 500萬、女性退休年齡人口約為6 000萬,光是這一年齡階段人口之和已經超過了1.25億。65—79周歲之間的老齡人口男女總數約為1.6億、80—84周歲之間的老齡人口之和約為 6 000萬、8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之和約為2 000萬。綜上所述,65周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總數達2.6億,加上退休年齡階段的人口更是達到了驚人的3.9億。按照當前中國14億人口計算,60周歲以上人口在2050年占比將超過27%。毫無疑問,屆時中國可能會像日本一樣進入嚴重老齡化的社會。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數據基地對于2050年各國潛在贍養率的預測,表達的意思是一個國家每個老年人需要平均多少個勞動性人口來負責贍養。其中社會老齡化最為嚴重的日本登至榜首,每一位老人僅僅只有2.1名年輕人負責贍養。接下來名列前茅的都是福利化社會已久的歐洲國家,比如意大利、德國、法國、西班牙、英國等。中國的潛在贍養率是7.1,意味著一位老人的贍養暫時可以由7.1個人分擔。僅僅從數據層面上來講,中國的潛在贍養率還算尚可,但是中國有著數量龐大的人口總體,隨著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以及社會老齡化問題的日益嚴重,中國的經濟發展將不得不犧牲相當一部分力量和資源來贍養老人。

在以上對于課題研究背景的分析中,可知老齡人口在世界范圍內的增長促使了全球的社會嚴重老齡化。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面對的壓力是巨大的。本章節希望為下幾個章節提供針對性意見和原則,試圖建立量化的分析方法去分析解釋中國政府財政收支養老金所占用的比例以及結構,同時也希望能為緩解財政的壓力,促進公共支出的配置效率提高提出針對性意見。

二、研究變量確立與國別橫向對比

(一)研究變量確立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險的五大保險之一,也是最重要、占據主導地位的險種。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勞動者到法定退休年齡后的基本生活,或是喪失勞動能力的勞動者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同時養老保險也是一種政府的再分配行為,可以幫助維護社會收入公平,屬于政府的財政職能。

因此,養老保險的主體也即社會保險的主體,主要包括以工資為生的勞動者等。勞動者就是平常社會認知中的職工,職工既享有權利,又負有義務。也就是說,只有職工按照規章制度繳納了社保金,才能在其到法定年齡退休后享有其權利。這就引出了本文探討的主體變量——職工人數。在下文中,本文將職工分為在職職工以及退休職工兩類探討。

1.在職職工。就是到法定退休年齡之前的勞動者。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劃分范圍,我國在職職工有城鎮養老保險參保人數以及城鄉養老保險參保人數。以《2018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為例,2018年末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94 293萬人。其中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41 902萬人、年末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52 392萬人。綜上所述,2018年我國在職職工,也即養老保險繳納的主要對象人數約為9.4億人。

2.退休職工。這里所說的退休職工是指到達法定退休年齡之后退休的勞動者。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近幾年上調了勞動者的法定退休年齡,即男性為60周歲,女性干部為55周歲,女職工為50周歲。按照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定老年人的年齡起點標準是60周歲規定,現如今退休的職工當即劃分為老年人口。也就是說我國老年人口基本涵蓋了所有退休職工人數。因此,在下文中將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和我國退休職工人數合并為一個概念的變量討論。

隨之討論的是本文量化分析中的客體變量?;攫B老保險類似于公共經濟學中稅收的概念,將其與稅收的課稅客體做類比。也就是說,基本養老保險針對的是未來對于養老金的提取而繳納的,是一種保險客體。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年鑒中,國家統計局將基本養老保險金的統計細分為總收入、總支出、累計結存等等幾個概念。其中2018年年末全年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55 005億元,基金總支出47 550 億元。年末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58 152億元??紤]到政府利用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獲得收益所形成的復雜性。本文將單獨采用養老保險持有規模作為客體變量,以此可以直觀地觀察政府對于養老金支出的能力以及支出規模。

對于養老金的持有數額只是量化分析中的一個分子。為了做出數據處理,本文選取了當年GDP數值作為變量中的分母。GDP,即國內生產總值,指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紤]到政府的各種財政赤字或者養老金的收支缺口亦或是政府的投資收益等各項數據繁瑣,特此選取GDP作為變量的分母,因為GDP涵蓋了當年國家的所有收益,可以直觀地看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也可以等同為政府財政款項互相調撥的能力。

基于以上變量,可以得出如下函數模型:

(二)國別橫向對比

國家的選擇中,模型選取了三個國家的數據作為參考,分別是美國、日本、中國。

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以及潛在的老齡化程度嚴重的國家已經逐漸暴露出很多養老制度方面的問題。主要是未來的預測顯示養老金收支將嚴重赤字,同時中國也是作為模型分析得出建議的靶向國家。

日本是少數亞洲發達國家之一,也是老齡化程度極高的國家之一。在2018年日本的老年人口已經占到總人口的28%。但是日本一向能較為妥善地處理其養老問題,尤其是在其老齡化時間早于其他國家的背景下。因此,選取日本的數據以及分析其養老制度對中國有著參考和示范作用。

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也是養老金規模世界排名第一的國家,其獨到之處在于養老金的合理投資以及運作方式。2010—2018年,美國養老金的規模從15.27萬億增長到24.71萬億美元。了解美國養老金的制度以及投資運作方式,將有利于幫助中國公共財政走出瓶頸。

以上表格是2018年中美日的主要人口參數及財政數據。首先單從勞動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值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其實還并未消失,中國依然有著大量的勞動人口,甚至超過了高收入國家的總和,在比例上中國的比值接近6.6。同期日本的比例捉襟見肘,只有2.17,是列表數據中最低的,同時也揭示著日本的老齡化問題相當嚴重。美國的比例徘徊在4左右,也并未高于中國。前兩行的數據顯示著中國的養老狀況應該優于大多數高收入國家,包括美國和日本。

但是從撫養比的數據來看,中國的數據低于高收入國家的平均線。而老齡化程度最為嚴重的日本卻擁有著異常高的撫養比,致使現在的日本社會依然未暴露出較為嚴重的養老問題。美國的撫養比數值則剛剛及格,與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近。

前三行的數據只是單從人口數量,勞動人口、退休人口等人頭數量上顯示。而養老金的支付和運作也絕對擺脫不了其本身是經濟行為的本質。所以就不得不涉及幾項經濟指標,GDP是最為簡單直觀的一個國家經濟水平的衡量標準。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雖然有著非常龐大的經濟總量,達到13.6萬億美元。但是與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相比,美國比中國多了50%的總量,超過了21萬億美元,中國對于美國的趕超還是需要時日。而曾經的第二經濟體日本在如今只有4.97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三,緊挨在中國之后。但是其經濟總量只有中國的0.23倍。單單GDP數據也顯示中國的經濟狀況并不算差,形成一種中國養老狀況不應該比美日差的固有假象。但是從養老金持有量的數據來看,其結果卻是大相徑庭。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美國的養老基金總持有量達到24.71萬億美元,甚至超越了其2018年當年的GDP總量。隨后的是日本,也有3.08萬億美元。眼看中國前幾項的數據要優于其他兩個國家,但中國的養老金持有規模僅僅是0.2萬億美元,只有美國總量的1%不到、日本的1/6。所以目前中國的養老金問題最直接的表層原因就是養老金持有規模過于渺小。

綜合上文,從人口和經濟兩方面單獨分析中美日養老數據得出相反的結果,即中國相比美日依然擁有人口紅利且有龐大的GDP所以應當具備較為良好的養老條件,但是從養老金持有規???,中國確確實實是處于窘迫的境地。那么就需要綜合兩方面的數據來綜合分析中美日的各個數據。通過二維變量函數進行計算,得出結果如下:

進行計算比對分析后,在計算過程中首先得出的是比值,也就是養老金持有規模和當年GDP的比值。不難看出其中最高的是美國,比值甚至超過了1.0,也就是說,美國在2018年持有的養老金數量超過了2018年美國的GDP,美國龐大的基金規模使得其自身的運作收益也越來越好,進入了良性循環。其次是日本,比值為0.62。雖然日本的GDP總量不如中國和美國,但是其養老金持有規模以及比例都比中國的高出許多,意味著日本政府在處理其養老金發放或是可持續性上還是游刃有余的。中國的比值不僅僅是最小的,而且數值近乎可以忽略不計,只有0.015。盡管中國的GDP總額非常巨大,但是養老基金在原始積累的量上處于劣勢,日后即使有收益也是收效甚微,所以才會預計在徹底老齡化后將會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

在二維變量模型中,選取了與養老狀況呈現正相關性的條件變量作為分子,負相關性的條件變量作為分母。因此,綜合分析比的數值越高,也就意味著該國的養老條件狀況越良好。在表2中可以看出,數值最高的是美國,為1.616,這得益于美國龐大的養老金儲備量給了美國相當大的容錯空間,加上多元化的養老制度使得美國的養老狀況也一直處于良性循環,使得美國從未有過中國式的窘境。其次是日本0.840,盡管日本的撫養比遠遠高于高收入水平國家27%的均值,但是日本養老狀況依然較為良好。比值最低的是中國,只有0.675,美國和日本與中國的差值分別接近了1.0和0.2。中國雖然也有著龐大的GDP總額,但是在養老基金運作的方式上還是有待于改進和學習。

三、優化路徑與反思

盡管中國位居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養老基金規模并沒有顯著提升,原因之一是中國政府近年來致力于脫貧攻堅戰、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為此中國將大量的預算撥給了鄉村基建建設,并且還調整了個稅起征點實行階梯收費,讓稅收更為精細化、合理化。這樣的政策貌似與養老基金的擴展相悖,但兩者其實并不完全沖突,可以實現有機共存。在綜合分析的變量中有些可控性較為低的變量,比如GDP總額,這并不是由稅收所決定的,而是涉及國家綜合實力,因此對于GDP的大幅調控就變得不可實現。還有的就是退休人口數量,也就是老年人口。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中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得到了極大的延長,這也就意味著每一年都有更多的老年人也就是退休人口產生,而且短時間內人口數量也不會被消化,所以退休人口數量也是一個不可控變量。最后只剩下養老金總額,勞動人口兩個可控性較高的變量。

首先,本研究認為不應盲目降低繳費率。養老金總額,其直觀的來源是養老保險的繳費和養老金投資的收益。馬雙、孟憲芮等在《養老保險企業繳費對員工工資、就業的影響分析》中指出,繳費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員工的福利就會減少0.6%,同時企業雇傭人數也會減少0.8%。他們的觀點在于繳費率的增加對于就業形勢具有反作用,因此得出結論,即中國政府當前不應該增加繳費率。其實在中國的人口紅利還未完全消失之前,中國政府應該好好利用人口基數帶來的余暉。即使在2018年中國依然擁有9億左右的勞動人口,繳費率增加所帶來的反作用對于龐大的勞動人口基數來說似乎是可承受的。同時適當的繳費率提高有助于養老基金規模的原始積累,便于加大日后收益,有利于中國在未來養老金的收支平衡。諸如,美國是典型的高收入國家,美國公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高于中國人民,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同時也是著名的高稅收國家,美國公民需要交納相當的個稅,且擁有嚴格的法律管控納稅行為。美國之所以有著如此高昂的養老金持有規模是離不開基金的原始積累的。因此中國應當在勞動人口充沛時,適當提高繳費率合理的收集養老基金原始積累、擴大養老金持有總額,以利于日后類似美國模式進行投資運作。

美國的養老保險體系主要有三大類別,美國社會保障信托基金、雇主養老金計劃以及個人退休金賬戶,其中社會保障信托基金是美國政府強制實施的,類似于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美國最為基本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其儲量也是世界范圍內最大的社保金儲備。第二種雇主養老金計劃分為政府雇員和企業雇員兩部分,目前中國的離休干部待遇就類似雇主養老金計劃,但是對于企業職工中國并沒有相應完善的制度,這就導致企業職工退休后主要只能依靠基本社保金取得養老所需。第三種個人退休金賬戶(IRAs),這種資金賬戶是個人自愿的原則進行購買,其本質類似于商業保險,存在風險但是收益也比基本社保高,中國的保險制度還未發展完善,因此有關的養老保險產品也未得到充分發展,從而導致了中國的養老金結構單一,社保支出壓力巨大。綜上所述,中國的養老制度相對于美國還欠缺了企業養老金和商業保險養老兩方面的支柱。為了緩解社保金所負擔的壓力,中國政府可以引導企業建立企業養老金制度,此舉同時也有助于權益的公平分配以及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再者關于商業保險的空白中國保險行業還有待于大力發展,有了三個支柱相互支撐互補,在緩解養老壓力的同時也能切實提高退休后個人的收入。

其次,產業結構轉型并不與失業率上升掛鉤。勞動人口,并不完全取決于人口的素質,諸如受教育水平、技能等等,更與就業形勢相掛鉤。中國正在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改革。同時也正在去掉不必要的產能,這樣的政策可能會遇到抗性,人們會下意識地認為高度自動化的產業會使得工人大批失業。但是歷史結果表明,每次工業技術革命所帶來的產業規模擴大化都能帶來更多的工作崗位和機會。因此,引導公眾接收產業結構優化改革,使得去產能、優化產能順利進行有助于就業形勢的上升。在人口素質方面,政府還應繼續大力發展教育,尤其是專業技能的教育,為高新產業培育合適的就業人才。同時也會促進稅收收入的增加及GDP的優化增長。

最后,政府應該積極引導、培訓勞動力,促進結構轉型。在2015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就是很好的一個產業優化改革趨勢。目前中國過剩的產能主要有鋼鐵、房地產等等均屬于第二產業。那么第二產業削減所遺留下來的過剩勞動人口便需要得到妥善處置。補短板中就需要合理考慮、細化地去分配剩余勞動力。就比如第二產業的過剩勞動力普遍具有教育程度不高、高新技能不具備等特點,那么高新技術產業就不適合于該處置??紤]到政府近年來對于民生的關注,政府可以引導第二產業剩余勞動力投入到城市基礎建設,加強完善公共服務設施用地。屆時日益壯大的環保產業也需要大量的人才供給,政府可以對剩余勞動力進行再教育培訓,便于他們投入新的產業同時新興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的一線崗位也可以消化大量剩余勞動人口。在妥善處理剩余勞動力的同時,也能加快中國的產業優化以及轉型,早日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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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China’s Pension Status

—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Variable Model

Miao Jiakun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Pension care in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According to the Worl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accumulated balance of the basic endowment insurance fund for urban employees in China may be exhausted by around 2035.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elderly care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China’s future elderly ca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joint ratio of two-dimensional variables. It selects three sets of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for calculation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It evaluates the pension status of a country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dependency ratio and pension holding scale of each country. The entry point of the analysis countermeasures was found in the variables.

Key words: dependency ratio; pension; two-dimensional variable model; pension status; optimize th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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