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字經濟的理論創新及政策機遇

趙國喜，李艷燕，周 斌

（新鄉學院a.數學與統計學院；b.經濟學院； c.商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3）

一、引言

隨著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迅猛進步，數字經濟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要素結構、改變世界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UNCTAD，2019）。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 年）》報告，2021 年全球47 個主要經濟體的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8.1 萬億美元，比2020 年增加15.5%，數字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動能（Singhal，et al.，2018）［1］。2023 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 年）》顯示，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 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提升至41.5%，數字經濟的發展對于我國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武漢大學國家發展戰略智庫課題組，2023）。 數字經濟是與傳統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生產要素、產權制度、信用關系、企業組織形式、市場組織結構和經濟增長動力等諸多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它在全方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運行條件和體制機制的同時，對消費者、廠商、市場、產業組織、宏觀增長等方面的傳統經濟理論也產生了巨大沖擊。 2021年10 月18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就涉及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提出對策建議”；2022 年1 月16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署名文章《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再次提出“要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2022 年2 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提出要求：“深化數字經濟理論和實踐研究，完善統計測度和評價體系”。當前數字經濟理論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描述性研究［2-3］，系統性研究及理論創新缺乏［4］，因此，迫切需要對與數字經濟相關的一系列經濟發展新形態和新模式加以理論闡釋和分析，厘清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截然不同的發展特征和演變規律，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研究，增強經濟理論對新發展階段經濟數字化轉型和高質量發展實踐的支撐和引導，積極推動構建更具學理化和系統化的數字經濟理論體系，形成和發展符合中國經濟實際的特色數字經濟理論。 鑒于此，本文在梳理現有國內外相關數字經濟文獻及研究進展的基礎上，從數字技術驅動、數據生產要素、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融合共生三個維度深入闡釋數字經濟內涵，比較分析數字經濟理論與傳統生產要素理論、消費理論、市場理論、貨幣理論和政策的聯系與區別，拓展數字經濟的理論外延，進一步探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數實融合不足、信息安全危機、數字鴻溝等重大實踐問題并提出應對策略，以期增強對數字經濟理論基礎和演進邏輯的學理性認識，為有效指導實踐應用提供可靠依據，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提供邏輯連貫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為直觀形象地掌握國內外學者與數字經濟理論相關的研究關注趨勢和熱點領域，采用信息可視化統計工具CiteSpace6.1.R4.64-bit 梳理現有數字經濟相關文獻，重點聚焦于理論研究并進行可視化統計分析。 實際文獻計量過程中通過對時區、閾值、剪枝選取、最小生成樹和其他功能參數的設定及適當調整，多次迭代后繪制完成與數字經濟理論有關的文獻總體發文量趨勢圖、關鍵詞、共被引關系圖譜和研究熱點聚類圖譜，系統總結分析數字經濟理論的研究力量及研究進展。

結合Web of Science 和CNKI 數據庫，分別以“Digital economy”“Digital economy theory”“Digital transformation”“Blockchain”“A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以及對應中文“數字經濟”“數字經濟理論”“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關鍵詞和研究主題對國內外刊物及文獻進行檢索，搜集、整理1983 年至2022 年相關文獻資源24507 篇，剔出重復文獻、相關性較低的文獻和會議、報紙類等文獻資料，查閱符合主題文獻中引用的參考文獻，補充被遺漏的文獻后，獲得有價值的原始文獻數據資料共21009 篇。

20 世紀90 年代Tapscott 在《數字經濟》中首次提出數字經濟的概念［5］，在Nambisan［6］和Corbeet［7］以后逐漸被學術界廣泛討論，并且在現實社會被各大經濟體所熟悉重視，后逐步形成由媒介、數字經濟產出和基礎載體投入三部分組成的新的經濟形態，2016 年以后關注數字經濟研究的文獻出現大幅度上升（圖1）。

圖1 1983—2022 年與數字經濟理論相關的研究總體發文量趨勢

國際研究整體呈現從微觀企業研究到宏觀產業政策研究的變化趨勢。 國內研究中前期主要著眼于新型互聯網經濟模式研究，如共享經濟、網絡經濟、信息經濟；中期多關注數字技術基礎上催生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以及與傳統實體經濟融合的研究；近期則熱衷于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貿易及工業互聯網等相關問題（圖2 和圖3）。

圖2 1983—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相關的研究主題

圖3 1983—2023 年我國數字經濟相關的研究主題

重點聚焦梳理與數字經濟理論相關的研究熱點聚類發現，國內外研究整體均呈現出“數字經濟內涵特征界定→數字經濟的現實表現與理論歸納→以傳統經濟理論為基礎闡釋數字經濟理論變革的作用機理→提煉數字經濟理論體系及發展過程中重要的科學問題→創新衍生新的數字經濟研究方法體系”的學理鏈邏輯演進研究脈絡。 數字經濟內涵特征界定的關注點從強調數字技術產業及其市場化應用，例如通信設備制造業、信息技術服務行業、數字內容行業等［8-9］，逐漸轉移到對數字技術經濟功能的解讀以及數字技術對生產關系的變革，數字經濟的內涵界定在不同歷史階段各有側重，并沒有統一標準。 裴長洪等［10］從技術屬性的科學意義出發，視數據為決定生產率的一種技術手段，認為數字經濟具有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的特征；韓鳳芹等［11］認為數字經濟具有數字化驅動、數據核心、影響社會互動方式和提高社會治理的效率四個特點；佟家棟等［12］則給出了數字經濟的四化特征，即數據化、網絡化、智能化、共享化；陳曉紅等［13］對數字經濟做了一個相對寬泛的界定，認為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信息（包括數據要素）為關鍵資源，以互聯網平臺為主要信息載體，以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為牽引，以一系列新模式和業態為表現形式的經濟活動。

對數字經濟的典型現實表現進行相關經濟理論歸納的研究，由學科領域推及相關科學理論和具體內容，重點從兩個領域構建數字經濟理論基礎。 在新古典經濟學領域，著重從宏觀經濟增長理論、中觀產業組織理論以及微觀消費者理論和廠商理論探討其在數字經濟下的具體變化；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闡釋數字經濟理論中交易成本和現代產權理論的拓展。 關于數字理論體系研究，眾多學者一般是從傳統的經濟學概念出發進行分析，拓展出關于數字經濟的研究方法或理論框架的。 項典典［14］研究了數字經濟下產消者，無論是從個體和企業的關系還是從獲取所謂“資源稟賦”的能力看都發生了變化。 謝康等［15］討論數字經濟生產力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生產關系的數字化轉型問題，并從供需和“看不見的手”出發分別討論了數字經濟的微觀和宏觀理論創新問題。 王曉紅等［16］從環境績效和全要素生產率研究了數字化轉型與企業高質量發展關系，認為數字化轉型和環境績效間存在U 形關系，和全要素生產率間存在倒U 形關系。李三希等［17］分析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關鍵技術缺失、數字生態建設亟待加強等問題。 陳曉紅等［13］從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和管理學三個角度分析數字經濟理論基礎，給出了一個大致的數字經濟理論框架。 新研究方法的邏輯特征在于注重數據分析，相比傳統方法的模型驅動思路更加偏重數據驅動，通過數據結構估計出模型函數，從傳統經濟研究體系出發，以數字技術為輔助，明確數字經濟研究方法體系的邏輯思維、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論以及實現途徑［18］。 數字經濟研究方法論表現出三個層次的創新，分別是傳統方法的改進優化、數字技術帶來的新研究方法以及數字經濟時代的研究視域創新。

現階段數字經濟理論研究仍處于摸索階段，它增強了對數字經濟理論基礎和演進邏輯的學理性認識，形成和發展了符合中國經濟實際的特色數字經濟理論，為有效指導實踐應用提供了可靠依據。今后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開展進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數字經濟的理論研究需要同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結合，從中國特色現實問題和實際需要出發，從中國場景中挖掘、歸納、提煉出適合中國特殊國情與發展要求的數字經濟理論邏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觀點，形成中國數字經濟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第二，數字經濟理論的研究范疇需要更加多元化，應用視角需要更加多維化?，F有研究的切入視角較為單一，主要集中于單個技術對經濟的促進作用［19］，以及單個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可能對其他行業產生的溢出效應［20］或直接經濟影響［21］，但數字經濟理論范式涵蓋微觀主體、產業和宏觀整體三個層次，并不局限于經濟要素，故未來還需關注非經濟要素投入以及各個不同的經濟體之間的高度連通，如對于資源有效配置、滲透融合、分配協同的作用機理的解釋。 第三，基礎理論問題既包括數字經濟理論體系的構建，也包括對數字技術影響經濟的基本假設、產權理論、消費者理論、廠商理論、市場理論、均衡理論、統計核算理論等方面的研究，數字經濟理論體系研究的目的不是推翻新古典經濟學的架構，而是深化數字經濟的概念、內涵和特征的認識，加強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對經濟發展影響的機理認知，創新經濟學研究方法體系，將數字經濟的新假設、新特征、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研究方法整合到主流經濟學的內核中，不斷修正和補充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三、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下的數字經濟內涵

形成和發展符合中國經濟實際的特色數字經濟理論體系，首要是需要建立理論體系框架的邏輯分析基礎，在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下搭建起涵蓋微觀主體、產業和宏觀整體三個層次的數字經濟理論框架，對數字經濟現象或問題的基本規律或屬性進行挖掘、歸納、凝練，由此推導出能夠橫向拓展、縱向深入的普適性問題［22］。 遵循這一研究思路分析現階段中國經濟實際的特色數字經濟內涵，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為研究指導，識別數字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實踐做法及其表現出的新特征，認識不同區域數字經濟的運行情況、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影響機理的差異性。 根據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發布的《2021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形勢報告》，2021 年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數字經濟新動能作用持續增強，數據要素轉化加快新興技術勃興，區域數據中心市場化運營模式加速創新、數字化場景推動數字化轉型四個方面的新特征，本文從數字技術驅動、數據生產要素、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共生三個維度，對現階段數字經濟的內涵特征作進一步的闡釋。

第一，數字技術驅動維度。 從技術層次而言，數字經濟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經濟，無論是信息傳輸還是計算能力的支持都與現代互聯網下的數字技術密不可分。 截至2021 年底，我國數據中心機架規模約520 萬機架，在用數據中心服務器規模1900 萬臺，在用超大型和大型數據中心超過450個，算力超過140 Eflops 近五年年均增速超過30%，算力規模全球第二。 現代互聯網是開放式互聯系統（Open System Interconnect，簡稱OSI），是能夠將數字化信息解析和處理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如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 大數據等［23］，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創新主體之間的知識分享和合作更高效，多樣化的創新主體主動適應數字化技術以創造新產品和新服務，使得數字創新產品和服務具有快速迭代的特征［24］。

同時，“云計算”可以集合網絡上物理距離較遠的物力資源實現復雜的計算，提高全網算力。 云計算提供的服務主要有三種類型：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平臺即服務（PaaS）和軟件即服務（SaaS）。IaaS是指借助網絡中的基礎設施對外提供服務。在Paas 中，服務提供商可以在為客戶提供平臺，從而使它們能夠開發運行和管理業務應用程序，而無需構建和維護此類軟件的基礎設施。SaaS 是指通過網絡把服務器作為一種服務的商業模式。 云計算大大提高了各類在線服務的效率，但目前按量定價和按時定價等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經濟形勢，云服務定價是數字經濟理論中有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第二，數據生產要素維度。 從生產要素角度而言，數字經濟是以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經濟，數字化信息是將圖像、文字、聲音等存儲在一定虛擬載體上并可多次使用的信息［25］。 在傳統經濟理論中，生產資料是生產過程中土地、廠房、機器設備、工具、原料等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總和。 在數字經濟下，數字或數據本身顯然成了生產要素的一部分，數據資本取代實體資本成為支撐價值創造和經濟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是數字經濟最本質的特征。 隨著數字技術發展，對數據資本的虛擬存儲提高了搜索效率［26］，支持數據資本的低成本復制和搬運降低了進行價值創造的成本。

數據作為介入生產要素的一個維度，表面上看與其他生產要素相比具有可復制、可共享、無限增長、無限供給以及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的特點，從深層次上看我們需要從“生產的本質”角度探究數據與其他生產要素的關系。 首先，在數字經濟的基礎層，數據要素并不是以一種獨立的、顯性的要素形態存在的，而是作為傳統生產要素的組成部分，更多地嵌入在支撐實體經濟運行的各種數字化基礎設施之中的，它為人才、資本、創新等要素在實體經濟中的融合提供基礎環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解決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信息不充分或不對稱問題，促進提升生產效率和經營效益，同時推進數字經濟在舊經濟的軌道上發酵、爆發，促使其他生產要素迅速“數據化”。 其次，在數字經濟的支撐層，數據作為生產要素處于基礎地位，甚至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其他生產要素的重要性進一步降低；數據開始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全面融入實體經濟運行中，數字技術作為被實體產業應用和產出的結果，可帶來原有產業的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同時更進一步推動規制體系的顛覆性變化以及經濟社會秩序的重建［24］。 最后，在數字經濟的整合層，數據將作為龐大而精細的社會化生產系統順利運行的黏合劑，重構原有產業的資源配置狀態，實現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與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充分融合，數據將成為唯一的生產要素，促使物質產品的生產秩序全部智能化、無人化，數字經濟的含義更多體現在人的幸福感、滿足感和社會的和諧度上。

第三，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共生維度。 雖然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分屬兩個不同的概念體系，在經濟活動的本質和運作方式方面存在較大區別，其中包括基礎設施和資源需求、經濟活動形式、工作模式和就業形態、交易方式、創新和競爭力等方面的差異，但是數字經濟并不是孤立于實體經濟存在的，數字經濟的發展是和實體經濟融合共生、相互促進的過程［27］，軟硬解耦促進專業分工的數字化模式正在重新定義實體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和價值來源［28］。

在數字經濟基礎層，實體經濟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大規模生產帶來的成本降低和“補鏈成群”的產業配套規模效應，數據促進了成本的進一步降低和效率的進一步提高（陳曉紅等，2022）［13］；在數字經濟支撐層，隨著產業數字化的不斷推進，現代產業經濟將越來越強調產業鏈的動態形成和動態組團效應［29］，數據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實體經濟的供給和需求兩側運行結構的數字化改造，實現對傳統意義上商品市場的轉型提升上；而在數字經濟整合層，數據的作用將進一步體現在對要素市場的轉型提升，實現對人才、技術、資本、管理等各方面生產要素流轉的全面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全要素數字化轉型上。 在這一過程中，數據化和智能化技術不僅是產業投資、人才培養、技術創新、管理變革的重要基礎，還是加速不同要素鏈條在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域快速實現成鏈、結盟、組團、入網、解構的重要基礎。 可以說，全要素數字化的過程是重構原有產業的資源配置狀態，實現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與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充分融合，推動形成智能化的數字經濟體系的過程。

四、數字經濟的理論創新

雖然數字經濟的基本特征和現實表現給傳統經濟理論的概念界定、假設前提、研究方法等帶來了諸多挑戰，但同時無論在新古典經濟學領域，還是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數字經濟理論仍然脫離不開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它只是對主流經濟學理論內容的不斷修正和補充。 由于數字經濟對理論經濟、應用經濟乃至所有相關交叉學科的影響廣泛且深遠，本文重點聚焦與數字經濟特征最緊密相關的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傳統消費理論、傳統市場理論、傳統貨幣理論與政策四個方面，詳細闡釋數字經濟理論變革的作用機理，總結拓展數字經濟理論的理論外延。

（一）數據生產要素拓展了傳統經濟增長理論邊界

無論是生產制造業還是服務業，在互聯網背景下其前端的銷售或服務都可以產生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以及來自政府等機構的公共數據是企業進行價值判斷、風險分析、市場預測和動態決策的基礎。 2017 年12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在互聯網經濟時代，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因此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 ”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對于數據及其資本化的過程關注度不高，一般認為勞動、土地、資本和生產技術的是關鍵因素，在資源分配時可以根據各類要素投入比例和貢獻進行分配。 在數字經濟環境下，生產函數和資本回報率等指標的建模與分析已經離不開數據資本，企業在組織中必須充分考慮數據資本這一新要素。 實際上，把數據視為資本要素是必要的，也有助于解釋資本回報率是如何提高的這一問題［30］。 數據資本的創新在于兩個方面：其一為生產技術的創新，其二為數據處理能力的提升［31］。2021 年，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數據資產管理實踐白皮書（5.0 版）》，突破了國外長期以來“把數據資產歸于技術或者管理層面而不考慮數據資產價值性”的理論框架，給出了數據資產的定義和實現路徑，開啟了我國數據資本化管理的新時代。

在數字經濟時代，價值創造的基礎發生了變革，數據作為新的經濟增長要素被納入生產函數，重構了生產要素體系，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增長理論中規模報酬遞增的假設和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邊界。 數據這一全新關鍵要素的融入，重構了生產要素體系進而拓寬了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邊界，數據可復制、共享以及反復使用的特性，突破了傳統生產要素的稀缺性和排他性限制，進一步強化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前提條件［32］。 數據要素與傳統生產要素的深入融合，使各要素的邊際報酬增長速率比內生增長理論中更高，對經濟增長產生放大、疊加和倍增效應，從而改變了投入產出關系。 例如：數據只有與勞動要素相結合才能成為生產要素；同時，數據也有助于改善勞動、知識、管理、資本和技術要素的質量和效率［33］。

（二）數字化消費打破了傳統消費理論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數字經濟催生了經濟新業態，帶來了經濟新動能，創新了經濟發展新模式。 與傳統經濟比較，數字經濟下的消費人群更加廣泛，消費渠道更加多樣，消費方式更加靈活，傳統產業在數字化過程中創新能力也會大大增強。 數字技術降低了信息獲取的成本，加快了信息在用戶和企業之間的流動，不但消費者需求信息更容易被企業獲知，產品或企業生產的信息也會更快地反饋給客戶（Laffont 等，2021）［31］。 傳統消費理論認為，伴隨著投入的增加，相應的產出雖會逐步增加，但是增速逐步放慢，甚至最后會達到收益為0 以至為負的狀態，這就是所謂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如圖4 和圖6 所示。

圖4 傳統效益曲線

圖5 數字經濟下的效益曲線

圖6 傳統邊際效益曲線

在數字經濟驅動的穩定增長中，經濟產出、就業與資本存量的增長都呈指數型，邊際效益有明顯遞增的趨勢［34］。 數字經濟下，數字產品一經生產出來就具有便于復制、容易傳播、難以破壞、易于改進等特點，這使得數字產品的生產有了“邊際成本遞減”的特性；由于網絡的外部性，隨著用戶增加，需求方的效用會因為需求方的數字產品數量增多而擴大，其表現的經濟規律特征就是“邊際效用遞增”，如圖5 和圖7 所示。

圖7 數字經濟下的邊際效益曲線

傳統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效用分析中，消費者遵循物以稀為貴的原則。圖8 中，對于產品A，邊際替代遞減；隨著A 數量增加，一個單位A 替代B 數量在減少，因此效用曲線下凹。 在數字經濟下的消費者效用曲線如圖9 所示。 B 代表普通產品，A 代表數字產品，對于數字產品A，滿足邊際效用遞增，故對產品組合而言，邊際替代增遞，隨著A 數量增加，一個單位A 替代B 數量在增加。 因為數字產品具有邊際效益遞增的特點，伴隨著消費者對數字產品A 擁有數量的增加，在總效用不變的前提下，消費者所愿意放棄的傳統產品B 的數量呈現遞增趨勢，所以數字經濟環境下消費者效應曲線上凸。

圖8 傳統消費者效用曲線

圖9 數字經濟下的消費者效用曲線

（三）數字經濟拓展了傳統市場與貿易理論的理論內核

“均衡價格”理論認為供給和需求曲線的交點是“完美”的。 在一定的市場環境下，隨著價格、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變化，二者最終可以達到一個均衡點，在此均衡點處，供給和需求相等（圖10）。

圖10 傳統經濟理論下的供需平衡過程

如圖10 所示，y=f（x）為供給曲線S，y=g（x）或者x=h（y）為需求曲線D。 假定當前階段市場供應量由當前階段的價格確定，下一階段價格由當前階段市場需求決定，借助迭代關系式yk=f（xk），xk+1=h（yk），如果在曲線S 和D 交匯點P0處滿足曲線D 的斜率Kg大于曲線S 的斜率絕對值Kf，即Kg大于Kf，那么這個均衡點P0是存在的，圖10 反映的模型也被稱為蛛網模型。 數字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22］，傳統的供求規律在數字經濟環境下不再成立，特別是傳統均衡機制遇到了挑戰。 數字經濟下的供需市場在正反饋機制的作用下，達到動態的非均衡點，并隨著負反饋制約和消費理性的形成，最終達到新的均衡點。

在數字經濟大環境下，隨著數字產品市場供應量的變化，供給和需求歷經四個階段，先達到暫時均衡點E1，再達到均衡點E2，均衡形成的過程不同于蛛網模型，演化過程如圖11 所示，其中橫坐標為市場規模，縱坐標為價格，演化步驟如下：

圖11 數字經濟下的供需均衡曲線

1.Q＜Q1時，數字產品投入生產，消費者有一個適應的過程，故價格不斷減低，為了企業生存，供給量還在增加；隨著產品的市場打開，需求在增長，達到供需相等的點E1，E1只是一個暫時的非平衡點。

2.Q1＜Q＜Q2時，隨著產品產量增加，受邊際成本遞減的影響，企業愿意接受的最低價不斷走低。 消費者所能接受的最高消費價格在攀高，企業定價當然會按照消費者愿意接受的最高價來實施，企業供給量不斷增大，企業利潤不斷增加，市場規模持續增長并逐步逼近一個相對飽和的量Q2。

3.當Q＞Q2時，消費者對當前的數字產品的支付意愿開始降低，此時網絡外部性難以發揮效用，傳統經濟理論中的供需規律開始發揮作用，最終達到一個市場均衡點E2。

4.當企業新的數字產品推出后重復上述過程。

同時數字經濟中的經濟活動依托網絡平臺，產品采購、運輸、銷售、信息傳遞、提供服務、資金流動都相對容易完成，這使得參與者的市場準入門檻相對較低（Wu J., Huang L. and Zhao J L., 2019）［35］。 在一定成程度上，即使偏遠落后地區也能夠擺脫“循環累積因果理論”的增長路徑依賴，特別地，在數字經濟下數字貿易促進了跨境電商行業快速發展，“有無原則”將替代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資源稟賦”理論，這也使得相對落后的國家、地區和人群能夠加入到國際化的浪潮中去。 傳統貿易理論中諸如“國際貿易的固定成本顯著高于國內貿易”、“異質性主要體現為生產率差異”、“只有生產率高的企業才能從事出口活動”、“跨國公司最基本的生產要素是資本和勞動”、“跨國公司基本生產要素可以在部門間自由流動”、“跨國公司只有垂直一體化和外包兩種生產組織形式”、“國際貿易存在冰山運輸成本”、“企業邊際成本服從帕累托分布”等命題將面臨挑戰。

（四）數字貨幣挑戰了傳統貨幣理論和政策

不可否認，傳統貨幣理論和政策與宏觀經濟密切聯系，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分別是刺激總需求和抑制通脹的良好手段，數字貨幣是傳統貨幣技術化的產物。 經典的“Mundell-Fleming Model” 模型認為資本的自由流動以及不同的匯率制度對一國宏觀經濟產生重要影響。 在數字經濟環境下，數字貨幣具有發行成本低、流通速度快、可信度高、天然超越主權等特征，不存在匯率制度限制，這無疑挑戰了蒙代爾-弗萊明的理論。

央行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簡稱CBDC）可以如同現金，在公眾和央行之間構成一種有形的聯系，且不需要中介機構就能夠參與更為直接的結算，簡化了貨幣體系的結構。 發行數字貨幣的國家央行具有對跨境支付行為的控制權，故可以將非居民對其本國貨幣的使用限制在某些特定領域，這就降低了貨幣流動的不穩定性和本國貨幣被他國貨幣替代的風險，也就避免了某種國際貨幣一家獨大的局面［28］。 CBDC 把貨幣分成零售央行數字貨幣（Retail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簡稱R-CBDC）和批發央行數字貨幣（Wholesal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簡稱W-CBDC），前者主要對公眾發行，后者主要由授權金融機構持有［29］。 受第三方移動支付習慣的慣性影響，央行數字貨幣的推廣估計會面臨用戶遷移成本提升的障礙。 同時，數字貨幣使用流程可追溯本身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在技術上央行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對貨幣的流向進行管理，這無疑加強了對經營機構和企業的監管；另一方面數字貨幣具有易于追溯的功能，這使得使用者在數字貨幣使用過程中也面臨被實時監控的壓力和風險。 因此，數字貨幣運營機制設計能否適應國際社會的大環境還需要一個實踐的過程的檢驗。

五、中國數字經濟實踐發展過程中的政策機遇

分析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理論的理論層面差異與聯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律，為解決實踐問題提供理論支撐。 從實際效用的角度而言，厘清數字經濟在實踐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重點問題，有利于為有效指導實踐應用提供可靠依據，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提供邏輯連貫的政策建議。

（一）數實融合的機制問題

當前，數實融合越來越成為大國之間競爭的制高點，數字化技術的高度發展也為數據深入滲透到實體經濟各環節從而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提供了契機，隨之而來的是核心競爭力的全面提升。 從長遠來看，只有擁有了數字技術并充分融入數字經濟體系的實體經濟，才能實現全面的、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然而我國在數實融合過程中仍存在一系列的問題，主要體現如下。

一是數實融合發展不均衡問題。 首先，不同行業數實融合發展不均衡，主要體現為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在數字化方面的表現呈逐漸下降趨勢。我國的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起步于消費服務業，尤其是面對消費者的零售領域，后來逐漸在工業和農業領域發展開來。 其次，不同企業的數實融合進程存在一定的不均衡。 大企業數字技術自給能力較強，中小企業則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受專業人才儲備不夠、先進技術發展緩慢、資金準備不足以及數據安全的制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不會轉、不能轉、不愿轉和不敢轉的困境，導致許多中小型企業仍處于數實融合的初級階段，嚴重影響數實融合的整體效率。 同時，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各地區的數字化技術水平也存在一定差異，地域上呈現東高西低的態勢。 據國家網信辦發布的數據，2021 年全國數字化技術水平前10 名的省份中，9 個省份均為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僅有四川省，5G 基站數廣東省占據12%，規模上位居全國第一。地區間的數字化水平的差異也加劇了數實融合水平的不均衡，阻礙了經濟整體的高質量發展。

二是數實融合的不充分問題。 2021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了45.5 萬億元，占GDP 比重從2020 年的32.9%上升至39.8%。 然而，數字技術仍未充分融入我國實體經濟的全產業鏈與全周期中。數實融合仍主要在消費端發力，生產端有待進一步加強。 以傳統農業為代表的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效果并不理想，產業發展仍主要依靠勞動等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規模的擴張，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仍未形成。 在數實融合過程中，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價值還未得到充分釋放，如何推動數據在企業內部各環節、各部門的流動，如何打通與企業相關的所有的數據連接，輔助生產、消費活動和經營決策的順利進行，這些都是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中必須重視的問題。

三是我國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的機制還沒有完全形成。 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是傳統產業發展的趨勢，如果不轉型或轉型過慢將會面臨被市場淘汰的風險。 從目前來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機制的構建需要以連接為基礎，將生產消費的各個環節接入信息網絡，實現人力、設備、資源、生產線和物流網絡之間的連接互動。 一方面，數實融合不但會受到實體經濟傳統發展思路慣性的限制，還會受到企業本身數字能力的制約；另一方面，數實融合需要提升政府數字化管理的水平，降低其在數字化治理中的掣肘作用。 因此，數實融合的技術路線和數實融合的理論都是亟待研究的課題。

（二）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信息安全問題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的產生和使用是一種新常態。 數字產品或服務和傳統的商品比較起來具有便于搜索、傳遞、跟蹤、復制和驗證等特征，在其為個體和社會帶來便利之余，數據的安全問題也隨之而來。 如果過分重視個人信息安全，那么某些新技術的推廣可能會受到限制，譬如，智能汽車駕駛中司機臉部信息的識別是否必要。同時，在企業信息泄露中，以獲利為目的的數據泄漏事件的數量占所有泄漏事件的80%以上，說明數據泄漏事件的發生主要仍然是利益驅動。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要積極跟進，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用要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如此才能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2020 年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實施辦法》《金融業數據能力建設指引》《網絡交易監督管理辦法》明確了消費者金融信息保護的基本原則，提出了金融業數據能力建設遵循的準則，規定了對網絡消費者個人信息的收集使用細則。 經營主體不得將搭售商品等選項強制設定為消費者默認同意，不得將消費者以往交易記錄中的偏好強制設定為消費者默認選擇；消費服務是否自動延期、自動續約，應當由消費者自主選擇等。 下一步，除了法律層面的一些信息保護之外，一方面要加強數據的分類分級管理和流程管理，加大核查力度，從技術層面上進行系統監管，逐步形成預警機制，另一方面還要平衡對數字企業的技術倚重和制約，防止市場對某個數字企業技術過分依賴，增加數字治理的風險。

（三）數字鴻溝與數字稅下的社會不公平問題

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式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時還帶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數字經濟形成了特定的數字鴻溝。 數字經濟對參與者的信息技術能力、數字學習能力和數據獲取能力都有比較高的要求，這使得數字經濟的主要參與者主要集中在掌握資本和技術相對比較多的群體。 一方面，從業者可以被分為擅長從事數字經濟的群體和不擅長從事數字經濟的群體，而且后者在整個勞動力人口中所占比例還較高；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催生了諸如“社區團購”“網絡銷售”“平臺銷售”等形式豐富的經濟模式，互聯網企業依靠其資金和技術優勢，嚴重沖擊了傳統企業和線下零售或服務企業，造成了群體收入的巨大差距。 目前，數字服務稅以大型數字平臺為征收對象，以一定的服務規模為征收條件，這無疑有助于縮小數字鴻溝。

關于數字稅的征收存在如下問題。 首先，課稅對象的邊界比較模糊。 其一，數字經濟往往借助網絡平臺來實現，活動會涉及多個經營主體，這些經營者之間的活動相互交叉，因此課稅對象的邊界往往難以清晰地做出劃分；其二，數字產品和服務很多情況下是無形或者隱形的，利潤的流向也難以把握，這使得稅基無法精準把握。 其次，納稅的主體難以有效監管。 數字經濟和傳統經濟的經濟活動不同，前者不需要過多地依賴生產環境和銷售環境，參與交易者的范圍很大，交易的門檻也大大降低，因此經營者主體非常分散。 一方面，這使得強制性的注冊登記難以有效實現；另一方面，由于經營者距離注冊地的物理距離較遠，稅務機關難以有效監管。 最后，數字稅也會帶來一些社會不公平問題。目前來看，數字稅的平均稅率相對傳統產業的平均稅率偏低，這對傳統經濟的經濟活動造成了一定負面的影響。 同時，由于數字經濟活動范圍大，不同地區甚至不同國家的稅收政策差異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不公平問題。

當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OCED）及聯合國希望能從全球范圍內充分考慮數字經濟對稅收制度的挑戰，形成一套系統性的稅收規則改進方案，緩解數字經濟帶來的不同國家之間的管轄權紛爭矛盾以及稅基溶蝕等問題。 歐盟、英國和印度分別通過設立新的專門針對數字經濟的稅種，緩解數字經濟造成的產業間稅負不均衡問題并為相關國家拓展新的稅源。 美國堅定反對單邊的數字稅政策，以維護本國數字經濟發展利益，逐步實現從盡量減少干預到調整稅制和征管方式予以應對的轉變，以推動數字經濟發展與稅收制度的良性互動。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一步深化商品、服務稅（增值稅）改革，加強對提供數字服務或銷售數字產品的境外企業的稅收征管能力，在保護本國稅收利益的同時維護境內外企業公平競爭環境［12］。 這些關于數字稅征管在開放與保護、激勵與約束方面的均衡政策也可以為國際稅制改革和我國數字稅的實踐提供借鑒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