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敦煌壁畫所繪玻璃器看公元五至十世紀東西方文化交流*

王 東 曹 琴

（1.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甘肅蘭州 730030）

（2.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 甘肅蘭州 730000）

晉人潘尼在《琉璃碗賦》中言：“覽方貢之彼珍，瑋茲碗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蔥嶺之峻危?！庥橙找?，圓成月盈。 纖瑕罔麗，飛塵靡停。 灼爍旁燭，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保?］該作品既敘述了古代玻璃器的來之不易，又描繪了其晶瑩剔透的特點，還道出了玻璃之珍貴。學界關于古代玻璃的研究中，安家瑤著力頗巨［2-8］。后來，余欣和程雅娟對敦煌壁畫中的玻璃器進行了分析梳理［9-11］。學界主要集中于莫高窟壁畫中玻璃器的研究，忽略了榆林窟、東西千佛洞等壁畫內容。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利用敦煌壁畫和文獻資料，對敦煌壁畫中玻璃器所反映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問題進行梳理與探討。

1 古代玻璃器獨特表現

1.1 玻璃珍稀性

古代玻璃的稱謂較多，包括“繆琳”“琉璃”“藥玉”“頗黎”“水玉”“水精”等，“琉璃”最為常見。以上諸名稱與“玻璃”的關系，大致和古人對玻璃特性認識模糊有關，至今未有統一標準。本文認為上述物品皆為玻璃材料的不同類型，與“玻璃”一詞屬于異名同物，因所處時代、所用工藝及所呈現狀態不同而有不同稱謂。本文采用安家瑤先生的界定方式，將符合玻璃定義的材料，統稱為玻璃［2］531-540。

漢唐時期，敦煌處于東西方交流的樞紐地帶，隨著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以及佛教興盛，玻璃制品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玻璃以其獨特魅力，得到貴族階層的青睞，在佛家七寶中排在金、銀之后，位居第三，足以證實其珍貴性。中唐時期，路嗣恭平定嶺南，向代宗獻九寸琉璃盤，可權臣元載被抄家時卻發現了路嗣恭收藏的徑尺琉璃盤，這讓皇帝十分惱火［12］。這一記載，顯示出琉璃（玻璃）器的珍貴性。

漢唐時期玻璃器之珍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稀缺性。玻璃器主要通過北方（草原）絲綢之路、西北（沙漠）絲綢之路、西南（佛教）絲綢之路和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等路線以朝貢貿易的方式到達中國［13］。西漢桓寬在《鹽鐵論》中言：“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14］“琉璃”顯然來自國外。

關于“琉璃”，在漢唐正史文獻中多有記載，特別是在絲綢之路民族史料中更為豐富①諸如《漢書》卷96《西域傳》，《后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三國志》卷30《烏丸鮮卑東夷傳》，《梁書》卷54《諸夷》，《魏書》卷120《西域傳》，《舊唐書》卷198《西戎傳》，《新唐書》卷221《西域傳》，《宋史》卷485、486《外國》等。。文獻記載，位于今天中亞、西亞等地的古代罽賓、大月氏、哀牢、大秦等地盛產玻璃，并朝貢給中原王朝。大月氏將玻璃生產技術傳入中原，“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15］3226-3227而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16］3890，安息很可能是玻璃產地或流通之地。這些民族或政權與中原相隔千里，路途危險重重，莫高窟第45 窟《胡商遇盜圖》描畫了活動于絲綢之路上的胡商遇險的情景，這是胡商在絲路轉運貿易的真實寫照。玻璃器因其易損特性，歷經長途運輸后能夠完整進入中原的可謂百不存一。

1.2 玻璃的宗教意涵

佛教“七寶”涉及玻璃（頗梨）等珍貴物品，《翻譯名義集》中所載“七寶”有二種，其中第一類“七寶”包括四種說法：“《佛地論》云：一金；二銀；三吠琉璃；四頗胝迦；五牟呼婆羯洛婆，當硨磲也；六遏濕摩揭婆，當瑪瑙；七赤真珠。 《無量壽經》 云：金、銀、琉璃、頗梨、珊瑚、瑪瑙、硨磲?！逗闼洝吩疲航?、銀、珊瑚、真珠、硨磲、明月珠、犘尼珠。 《大論》云：有七種寶，金、銀、毘琉璃、頗梨、硨磲、瑪瑙、赤真珠?！保?7］佛教七寶觀念以及用寶物作為莊嚴手段催生了金銀等在宗教中的使用［18］?！斗鹫f阿彌陀經》載：“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頗梨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頗梨、硨磲、赤珠、瑪瑙而嚴飾之?！保?9］該記載指出了“琉璃、頗梨”等物品的佛教裝飾用品功能。毫無疑問，這些貴重物品不但與佛教緊密聯系在一起，還和世俗生活交織在一起，而佛教寺院在承擔思想信仰中心職能的同時也成為了物質文化匯聚之地［20］。

在盛產玻璃器的中亞、西亞等地，西域佛教十分流行。大月氏在佛教東傳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為第一個把佛教傳入中國的絲路民族［21］35；“伏承圣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寶，佛法興顯，眾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22］794，前文提到大月氏人掌握了制造玻璃的技術。吐火羅受印度、波斯文化影響極深，信仰佛教和襖教［23］；于闐、龜茲被視為絲綢之路上的兩處佛教中心［21］34。除南亞泥婆羅、天竺外，東南亞的丹丹國、婆利國等也崇信佛法，婆利國曾于天監十六年（517）遣使朝梁：“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22］797；《梁四公記》載“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頗黎鏡，面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保?4］據此推測，玻璃器在天竺也非常流行。地處西域的罽賓崇信佛法［25］，高僧竺佛圖澄曾兩次前往罽賓學習佛法；《漢書·西域傳》“罽賓國”條，記載了該國特產有“璧流離”，顏師古注解釋：“《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瑜于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 ”［16］3885佛教在安息也曾廣泛傳播，著名佛經翻譯家、安息王子安世高曾在中原弘法譯經；婆利國亦信仰佛教，泥婆羅和天竺是著名的佛教文化中心［26］；早在公元七世紀上半葉，佛教就已傳入回鶻，于九世紀興盛起來［27］；于闐是絲路南道的佛教中心，而龜茲則是絲路北道的佛教中心［21］34。 以上國家或政權對佛教的崇信極大地推動了佛教傳播，玻璃器也伴隨著佛教興盛而受到人們重視。此外，玻璃器作為奢侈品，深受貴族階層和佛教徒的追捧，玻璃器的巨額利潤自然也引起了往來于中亞、西亞、西域和中原商使的關注。

2 玻璃器在敦煌壁畫中的呈現

2.1 典型器型與用途

古代玻璃器很多情況下被視為奢侈品，同時又被賦予神圣的宗教功能。敦煌壁畫中的玻璃器形制各異、功能繁多，主要被用于法器、供養、建筑等方面，有玻璃碗、琉璃杯、玻璃瓶、玻璃缽、香爐、琉璃瓦、琉璃戒臺等。

安家瑤曾對莫高窟壁畫中的玻璃器進行過梳理統計，但囿于種種原因，其所統計的器物數量有限。而今天借助于數字化技術，壁畫中更多的玻璃器清晰的呈現到世人面前。經統計，莫高窟中的玻璃器型主要有盤（如莫高窟第285 窟、第334 窟、第217窟）、碗（如莫高窟第275 窟、第296 窟、第329 窟、第61 窟、榆林窟第4 窟）、瓶（莫高窟第285 窟、第394窟、第420 窟、第217 窟）、缽（莫高窟第285 窟、第217 窟、榆林窟第34 窟）、盞（莫高窟第420 窟、榆林窟第25 窟）。 此外，還有其他稀有器型，如杯（莫高窟第310 窟）、寶珠（榆林窟第15 窟、榆林窟第12 窟）、香爐（莫高窟第329 窟）等。這些玻璃器因所處時代和壁畫內容不同，導致其在壁畫中所呈現的細節也不盡相同，或單獨出現，或器物中盛放物品，顏色以透明色為主，部分器物呈現為淺藍色或淡綠色。

（1）花是佛教的主要供物之一，香和花供養是佛教中諸多供養的一種方式［28］，《十地經論·初歡喜地》卷3 載：“一切供養者有三種供養：一者利養供養，謂衣服臥具等；二者恭敬供養，謂香花幡蓋等；三者行供養，謂修行信戒行等?！保?9］敦煌壁畫中盛放供花的玻璃器具主要有玻璃碗（圖六）、玻璃杯（封面圖）、玻璃盤（圖十）、玻璃瓶（圖二）等，大多持于諸脅侍菩薩手中和供養人手中。在莫高窟第321 窟（圖三）、第320 窟的玻璃瓶以及第310 窟、榆林窟第32 窟壁畫中的玻璃杯中均有插花?；üB去除世俗濁氣，更能展示佛國曼妙?！斗馂槭族乳L者說業報差別經》載：“若有眾生奉施香華，得十種功德?！保?0］莫高窟第36 窟南壁文殊變中眾菩薩手中或雙手托盤，盤中盛放鮮花，或手持鮮花（蓮花）（圖五）。 敦煌文獻P.3111《庚申年（960）七月十五日于闐公主施舍簿》載：“于闐公主新建官造花樹，新花樹六，內一是瓶盞樹；又新布樹一，又舊瓶樹一，又布樹一，紙樹一，新花葉一百六十七葉；又舊花七十九葉，新鏡花四，舊鏡花六，新綠葉一十八，舊綠葉三。 ”［31］因鮮花不易長期保存，供養者也會將假花供養給佛陀。另外，佛教藝術中也會借助天女散花的形式作香花供養，如莫高窟第97 窟西壁童子飛天，左手持花盤，右手持一枝蓮花，欲拋灑狀（圖九）。

（2）瓶的用途應與隋唐瘞埋舍利制度有關，《法苑珠林》記載仁壽元年（601）隋文帝在全國三十州興建舍利塔的史實，“皇帝于是親以七寶箱，捧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愿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內。 熏陸香為泥，涂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銅函石函，一時起塔。 ”［32］這三十州即包括敦煌。武則天下令在隋朝大興國寺遺址上建造涇州大云寺，并用五重寶函盛裝原址發現的14 粒佛骨舍利，最內一重即為玻璃瓶。

（3）缽是比丘六物之一，為飯器之用。敦煌壁畫中的玻璃缽多見于藥師琉璃光佛手中所端舉藥缽（圖十一）。在佛教傳說中，缽是釋迦牟尼用神力合成，而佛陀的青石之缽，大小可容三斗，重量是比丘們拿不動的，只有佛陀的侍者阿難等身力強大，又借助佛陀威德才可執持［33］。 敦煌文獻P.3210《阿彌陀經講經文》載：“化生童子食天廚，百味馨香各自殊，無限天人持寶器，琉璃缽飯似真珠。 ”［34］

（4）香爐是佛教供養器具之一，也是佛教中最常用的焚香器皿，形制不一，材質主有金銀銅、陶瓷、玉石、琉璃等。敦煌壁畫中的玻璃香爐為有長柄的香爐，又叫手爐，莫高窟第420 窟東壁說法圖弟子手中手爐，柄和爐體接口處似飾一鳥雀（圖七）。

（5）戒臺是佛教僧徒受戒的地方，屬于神圣莊嚴之地。榆林窟第16 窟東壁戒臺（圖八）用琉璃磚鋪建而成，受戒本是莊嚴神圣之事，以琉璃筑臺，象征了受戒須虔誠恭敬，持戒時須有燒制琉璃一樣堅韌的毅力。敦煌文獻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樓臺瑪瑙修，階道琉璃布；黃金作棟梁，白玉為椽柱；窗牖水精妝，門戶摩尼作?！保?5］琉璃被用作建筑材料，在敦煌壁畫中極為常見。 莫高窟第237 窟北壁樓閣建筑中大量使用了琉璃瓦（圖一），并以琉璃鋪滿階道（圖四），打造出了真正的琉璃世界。

當然，目前學界統計和本文所述玻璃器并不是敦煌壁畫中玻璃器的全部內容。玻璃有透明、半透明和不透明［7］，原本這些器物就相差細微，不易識別，加之壁畫在經歷了千百年歲月侵蝕后，發生顏色變化，僅靠圖片來判斷是否為玻璃器是非常不可靠的，只能根據其是否透明而進行推測。希冀隨著科技發展，通過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分辨或復原出敦煌壁畫中更多的玻璃器，以加深對特定時期歷史和文化的認識。

2.2 玻璃器與佛教物質觀念

莫高窟壁畫中繪有大量的玻璃器，榆林窟和東、西千佛洞中也有所發現，但在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壁畫中卻鮮少見到明顯的玻璃器圖案，這與幾個洞窟所處地理位置有很大關系。莫高窟、榆林窟和東、西千佛洞皆位于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敦煌一帶，炳靈寺石窟雖也處于絲綢之路古道，但和以上兩個石窟相比顯得較為偏僻，麥積山石窟亦是如此。

壁畫中出現了如此多的玻璃器，那這些器物除了表達宗教觀念外，跟當時社會的其他思想觀念有什么關系呢?眾所周知，玻璃器在早期是極為罕見的，只有統治階層才能擁有，數量也是屈指可數。物質往往是精神世界的直觀表達，敦煌文獻關于寺院經濟的記載較多，一些寺院物品清單中也可以看到玻璃器的影子。敦煌文獻P.2613 載：“琉璃屏（瓶）子一雙”，P.2567v 載：“瑠璃瓶子一”，S.5899 載：“又琉璃瓶子壹”，P.3638 載：“琉璃瓶子壹”等［36］10，15，71，117。不難看出，在晚唐時期敦煌地區的寺院物品清單中，玻璃瓶是較為常見的。玻璃器在寺院物品中多次出現，說明這一時期玻璃器數量已較之前有了很大突破。

敦煌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性因其交通樞紐地位而更為凸顯，《西域圖記》載：“發自敦煌，至于四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 ……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倻惗鼗?，是其咽喉之地?！保?7］敦煌作為漢唐時期東西方貿易往來的十字路口，不僅是外來商人的中轉站，也是外來商品的集散地，接待了不計其數的各國商旅。晚唐五代玻璃器已在敦煌商貿市場上流通［38］55-91，粟特人出售香料、布匹、馬匹、寶石與琉璃器［39］173，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得玻璃器等珍寶優先進入敦煌。 雖然玻璃器在寺廟中的存在和在商貿市場的流通說明玻璃器已進入普通大眾的視野，但其他記載時人日常生活的文獻關于玻璃器的記載卻寥寥無幾，加之上文提及寺院中也僅有一兩只，體現出了玻璃器數量雖有所增多，但價格還是較為昂貴，依然是奢侈品，還未普及。

前引敦煌文獻P.2567v 號文書中記載蓮臺寺得到了諸家散施的玻璃瓶一個，說明敦煌寺院中的玻璃器的來源之一是由信徒私施。唐宋時期，敦煌佛教盛行，統治階層推崇佛教，尤其歸義軍時期，以張、曹兩家為代表的敦煌大族對佛教極為尊崇，不斷向寺院布施，玻璃器很可能就是其中一種。榆林窟第19窟甬道南壁供養像中，曹元忠手持香爐與莫高窟壁畫中的香爐形制相似，但無法確定其材質，因此敦煌寺院中的玻璃器也有可能是統治階層所施。 敦煌文獻P.2583v-1《申年（816）施入歷》記載，吐蕃宰相上乞心兒為祈福田施舍物包括“壹拾伍兩金花”、上發結羅“拾伍兩金花銀盤壹”［36］64，再次說明了寺院的諸多財物來自于各個階層信徒的供養。敦煌文獻P.T.997《瓜州榆林寺之寺戶、奴仆、牲畜、公產物品之清冊》載：“榆林寺順緣寺戶、信財、牲畜、糧食、青稞、大米、物品等登記簿本清冊……瓜州地面寺廟寺產之寺戶，往昔由住持沙門文殊師利登記入冊……”［40］。寺產登記造冊，說明寺院將其視為私產。盡管佛教強調“少欲知足、一切皆空”的思想，但也注重“莊嚴具足”的功德觀念，這必然是一種物質觀念的另類表達。

佛教功德思想和回向觀念將信徒同精神信仰牢牢連接起來，《增壹阿含經》記載了信徒通過布施獲得功德，“一者，顏貌豪貴、威神光明；二者，所欲自在、無事不果；三者，若檀越施主生人中者，值富貴家；四者，饒財多寶；五者，言從語用。是謂，師子，檀越有此五功德引入善道。 ”［41］這一思想，推動了各階層信徒布施以求功德之風盛行，以玻璃器及其他貴重物品充當布施物品，也是民眾非常認可的?！顿t者喜宴》載：“為了吐蕃得到安樂興旺，（松贊干布）埋藏了許多能賜予所望之伏藏，其情況是：……將諸種食品盛滿琉璃乞化缽，埋于藥叉房中，可獲無盡飲食?！保?2］《西藏王統記》載：“赤尊王妃亦向琉璃寶缽啟白叩求，旋于缽內出生無量酒食，乃征調藏地黎庶，悉來服役。 ”［43］玻璃寶缽的神奇功能，使得贊普與王妃更加尊崇佛教，吐蕃占領敦煌西域后，佛教更加興盛。

隨著佛教世俗化加深，佛教中出現了各種主掌財富的神明，如榆林窟第15 窟前室北壁主尊北方天王左手握著一鼠，鼠口正吐著寶珠，李翎將主尊形象認定為藏傳佛教寶藏神中的黃財神形象［44］，“庫藏神”的名稱可在原收藏于國家歷史博物館的敦煌文獻《金統二年（881）壁畫表錄》中找到記載，“阿羅摩羅，唐言庫藏神，肉色。丹紅壓錄花珠袈沙。合慢珠白洛郡，壓錄花朱花，郡帶白，頭索白，老鼠深紫，身上帖寶，床面錄。 ”［45］將主財富的神明繪入壁畫中，也是佛教文化中物質觀念的一種直接反映。

3 玻璃器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3.1 絲綢之路與佛教文化傳播

西漢武帝時期，張騫鑿空西域，打通了中原與西域的聯系。西漢王朝設置河西四郡，其中敦煌郡的分設，成為治理敦煌，經略西域的關鍵一步。敦煌作為絲綢之路樞紐之地，依托陽關、玉門關，成為東入中原，西出西域的重要節點。東漢中央政權沿襲了西漢行政區劃設置。元初七年（120），朝廷在敦煌設置西域副校尉管理西域事務。盡管敦煌不參與西域具體事務，但因其聯通著西域和河西走廊，是抵御隔絕匈奴和羌人勢力的戰略要塞，加之陽關、玉門關等與長城烽燧聯動部署，基本上隔絕了匈奴對西北的侵擾。值得關注的是，河西四郡特別是敦煌郡的設置，保障了絲路通暢，客觀上密切了西域與中原聯系，為后世王朝經營絲綢之路提供了寶貴經驗。

通常而言，正史所載佛教正式傳入中國的時間為東漢永平十一年（68），漢明帝敕令在洛陽建造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 懸泉漢簡記載：“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 ”［46］“浮屠”是佛教語言，是佛塔或者佛陀的音譯，簡文所載內容具有明顯的佛教色彩，可推測佛教大致于公元一世紀下半葉傳入敦煌，說明臨接西域的邊陲敦煌憑借絲路交通的便利更容易接觸到西域佛教文化。敦煌與西域相鄰，早期傳入西域的佛教文化勢必會影響到敦煌地區，佛教文化沿著絲綢之路傳入敦煌也在情理之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敦煌地區政權更迭頻繁，中原內亂并未影響到邊陲河西，河西成為一個相對安定的區域，大批中原文人避難河西。魏明帝太和年間，敦煌太守倉慈打擊敦煌大族，推動民族融合，保障絲路交通安全，恢復了敦煌與西域之間的正常貿易往來，也推動著敦煌經濟繁盛起來。五涼，統治者對河西的經營治理，使得西域盛行的佛教在敦煌有了較大發展，“涼州自張軌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47］3032，誠然，河西的安定環境為佛教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統治者對佛教的崇信推動了佛教盛行，一些高僧翻譯佛教經典，“其（竺法護）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 日 萬言，過目則能”［48］22-23，從竺法護師從“外國沙門竺高座”看，西域作為中國早期佛教傳播的重要區域，竺法護后來翻譯的佛教經典很大一部分來自西域。竺法護的弟子竺法乘“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也。 ”［48］155竺法乘在敦煌創建寺院，為佛教徒活動提供了固定場所，加深了佛教對敦煌民眾的影響。在統治者推動下，佛教影響力日盛，敦煌石窟和寺院的營建即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尚。莫高窟北魏第254 窟的壁畫中人物服飾多為西域服裝，而漢式服裝較少［49］，也反映了敦煌和西域佛教的關聯性。北魏太武帝滅佛使佛教傳入中國后第一次遭到重創，但其去世后，佛教很快勃興，“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保?7］3048

北魏、西魏時期，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為借助佛教穩固敦煌統治，開啟了北涼之后又一次建造石窟的高潮，莫高窟第285 窟即為其功德窟；同時，他也推動了敦煌佛教寫經活動的興盛，敦煌文獻S.4528《（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上海圖書館藏第137 號《維摩經疏卷第一》等文獻題記均提到了元榮出資造寫佛經做功德的信息。從莫高窟第285 窟中存在中國創世神話神明伏羲女媧形象，表明了統治者對文化的開放包容態度，佛教文化在敦煌傳播處于一個比較溫和的社會環境中，敦煌成為一個多元文化融合匯聚之地，佛教中國化比以往更進了一步。

隋朝歷史短暫而輝煌，楊堅父子均為虔誠佛教徒，邊地敦煌在北周武帝滅法中并未遭到毀滅性打擊，很快恢復興盛起來。唐朝絲綢之路空前繁榮，敦煌佛教發展進入全盛時期。唐朝前期中外文化交流頻繁，無論是西行求法者還是絲路的商賈，對敦煌佛教的傳播都有著重要意義。 《洛陽伽藍記》載：“于闐王不信佛法。有胡商將一比丘，名毗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 ”［50］《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載：“從此西行至阿耆尼國阿父師泉，……法師與眾宿于泉側，……時同侶商胡數十”［51］，玄奘法師西行途中依然選擇與商隊同行。絲路沿途多為戈壁沙漠，自然環境惡劣，求法僧侶多與商隊同行來降低路途風險。因此，往來于絲路上的胡商則成為最早接觸到佛教文化者。安史之亂后，吐蕃占領敦煌西域，但敦煌佛教中心地位并未因統治者變化而改變，佛教影響更勝以往，僧侶參與政務。寺院經濟的發展更為佛教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官方抄經機構設置，佛教文化下沉，擴大了佛教在普通民眾中的影響力。張議潮率領敦煌軍民驅逐吐蕃歸唐，派出僧人悟真等為使者的長安報捷團隊，暗示著在動蕩不安絲綢之路上，僧人的特殊身份得到了各民族勢力認可，客觀反映了佛教在絲綢之路民族中的影響力。歸義軍政權時期，敦煌統治者開窟造像，舉辦各種佛事活動，表明了他們對佛教的重視與支持，甚至一些大族人士也皈依佛門，出任僧團官職，使得宗教事務與世俗生活緊密結合。莫高窟第98 窟曹議金功德窟中百余名僧人和官員作為供養人分行排列，即是佛教與軍政兩大勢力并立的明證。

3.2 胡商與敦煌商貿國際化

早在西漢時期，漢使者就已到達了南亞印度、中亞伊朗以及地中海東岸等地［52］。公元一世紀，甘英出使大秦，曾到達安息西邊，即將抵達大秦（羅馬），而當時大秦與安息、天竺進行商貿往來，位于印度半島的天竺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53］。兩漢以降，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與興盛，絲綢之路已經成為中古時期重要貿易交通線。而活動于絲路上的除了僧人、使者，更多的是商人群體，這一特殊群體既肩負著東西方商品流通的重任，同時也主動或被動的成為了文化交流的載體。

隨著羅馬帝國勢力的發展，陸路絲綢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都成為兩漢時期羅馬玻璃器進入中國的重要交通線。羅馬帝國衰亡，薩珊王朝興起，原活動于兩河流域的粟特人成為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中間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政權更迭頻繁，但統治者依然十分重視西域的經營，客觀上維系了絲綢之路的安全與通暢。大月氏商人曾將玻璃生產技術帶到北魏都城，推動了玻璃制品在中國的盛行，其中公元五世紀中期寧夏固原李賢夫婦墓葬中出土的具有圓形突起裝飾的玻璃碗即屬于典型的薩珊風格?！堵尻栙に{記》中記載了河間王元琛富可敵國，任職秦州時曾派使者前往西域求名馬，到達了波斯，家中還藏有諸多玻璃器，“水晶珠、玻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 ”［54］“玻璃碗”很有可能來自西域或波斯等地。

中國史籍中將“胡商”稱之為昭武九姓，統稱為粟特人。作為商業民族，早在公元三世紀時就已沿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前文已提到三國倉慈為溝通敦煌與西域貿易做出了巨大貢獻，深受西域胡商愛戴，“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于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劃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保?5］敦煌西北漢代長城烽火臺遺址中出土的粟特文信札為我們構建了一個從洛陽到河西敦煌的粟特人貿易網絡，涼州是粟特人的商品中轉站和集散地［56-57］。大量西域中亞的胡商得以進入中原貿易，“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于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于常?！保?7］1438胡商為盈利紛紛以朝貢之名進行貿易，從側面反映出絲路沿線西域商人們十分活躍。南北朝時期，西域胡商活動范圍從北方絲綢之路沿線逐漸擴展到南方，西域高昌、龜茲、于闐、波斯等朝貢梁朝［22］811-815，甚至一些胡人出仕中原政權，北齊時期的安吐根出身于安息胡商家庭，“其祖入魏，家于酒泉”［15］3047，后擔任涼州刺史等職；擔任北周同州薩保的安伽，來自西域安國的粟特人，成為管理同州粟特人的最高長官。有了魏晉南北朝中央及地方官府的重視，胡商對絲綢之路影響愈強，為隋唐時期絲綢之路商貿活動達到全盛奠定了基礎。

《后漢書》中記載了敦煌被譽為“華戎所交，一都會也”，這也恰是敦煌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明證，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隋唐時期，國家的大一統推動著絲綢之路再度興盛，武德二年（619）吐火羅獻玻璃，上元二年（675）支汗郡王獻玻璃，開元六年（718）康國獻琉璃瓶等①詳參《新唐書》卷221《西域傳下》，《舊唐書》卷5《高宗本紀》、卷198《西戎傳》。。 這是被明確標識來源地的玻璃器，而其他未能明確地點的玻璃器或許更多，更能說明這一時期中亞、西亞各國與中原政權往來十分密切。前文已解讀了以粟特人為代表的胡商群體在絲綢之路上的活動，唐代敦煌地區生活著大量的外來商業民族，建立了諸多粟特人為主的村落，甚至還參與到了當地的基層管理中［58］。

經過三四個世紀的變遷，粟特人已與絲綢之路商貿活動緊密結合，而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敦煌更是處處活躍著粟特人的身影。 敦煌位于東西方貿易往來的十字路口，一直扮演著外來商人的中轉站以及外來商品集散地的角色，商品種類繁多，更獨具特色。粟特人出售商品包括了香料、布匹、馬匹、寶石與琉璃器［39］173，吐魯番文書《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為錄上訊問曹祿山訴李紹瑾兩造辭辯事》便涉及一名長安粟特商人經過龜茲前往弓月進行貿易時與漢人同伴產生紛爭的案件［59］，榮新江認為在七八世紀的唐朝，龜茲城東存在著一個粟特聚落［60］。說明了從西域到河西甚至到長安，均有大量粟特商人活動。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得玻璃器等珍寶優先從西域等地進入敦煌，晚唐五代玻璃器已在敦煌商貿市場上流通［38］55-91，敦煌商貿市場中流通的玻璃器多來自胡商販運。敦煌文獻P.2612《兒郎偉》記載了四方各國爭向敦煌納貢，敦煌城內有許多外國商人開設的店鋪［61］；推測敦煌市場中應該包括來自于闐、西州回鶻所貢玻璃瓶。無獨有偶，法門寺地宮出土《應從真寺隨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器物寶函等并新恩賜到金銀寶器衣物帳》提到了“瑠璃缽子一枚，瑠璃茶碗柘子一副，瑠璃疊子十一枚”［62］，說明玻璃器在佛教中使用較多，特別是地宮出土藍色玻璃盤（即瑠璃疊子）的紋樣具有典型的伊斯蘭風格，說明其來自異域，而非中國本土所產。安史之亂后，河隴政治秩序重新構建，吐蕃、歸義軍政權、黨項、回鶻等對西北絲綢之路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原王朝依然可以通過傳統絲綢之路朝貢形式獲得來自西方的各種物品。晚唐五代時期，外來商品充斥著敦煌市場，盡管無法與盛唐時期相提并論，但敦煌依然扮演著國際化商品市場的角色，而胡商群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入宋后，海上絲路興起，類型功能各異的玻璃器進入中國，“至道元年，其國舶主蒲押陀黎齊蒲希密表來獻白龍腦一百兩，溫肭臍五十對，龍鹽一銀合，眼藥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甕，千年棗、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錦二段，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諾三段?！保?3］14119大食國來貢，眼藥、白砂糖、千年棗、五味子、褊桃、薔薇水等皆裝于玻璃瓶中。史籍中記載了外國使節向中原王朝進貢香料、香水的史實，“薔薇水”便是一種香水，而香料或用香料制成的香水也是敦煌商貿市場的暢銷品。玻璃瓶在敦煌壁畫中主要被用于盛花、盛香水，敦煌文獻P.2912《某年四月八日康秀華寫經施入疏》記載了粟特大商人康秀華向乾元寺供養抄寫一部《大般若經》的物品就包括了“粉四斤”［36］58，“粉”即指一種珍貴香料，在敦煌商貿市場上深受歡迎。淳化四年（993），大食朝貢宋朝物品中包括琉璃瓶［63］14119，南宋航海技術發達，南宋更倚重海上貿易來獲取西方商品，也推動了本土玻璃器技術的發展?！敖B熙元年，里巷婦女以琉璃為首飾?！保?3］1430《佩韋齋輯聞》記 載，南 宋 權 臣 賈似道禁珠翠為飾，“時行在悉以瑠璃代之，婦人行步，皆瑯然有聲，民謠曰：‘滿頭多帶假，無處不瑠璃。 ’假謂賈，瑠璃謂琉璃也?！保?4］女性從佩戴珠翠飾品轉而佩戴琉璃飾品，并成為一種社會風尚，玻璃制品不再是貴族專利，已經下移至普通民眾，逐漸成為大眾化商品。

4 結語

絲綢之路的興盛，中亞、西亞等商品大量輸入中原，玻璃器因其特殊工藝與屬性被時人賦予了特殊文化內涵，加之其易損特性，深受上層人士的喜好和珍視，也更加趨向經濟與文化雙重象征意義，超越了宗教范疇。正是玻璃器的象征意義大于實用價值，使得敦煌壁畫中玻璃器表達佛教思想的同時，更是一種借助宗教形式展示世俗化生活的藝術呈現。以玻璃器為媒介，絲綢之路所呈現的地理空間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區域，形塑了敦煌文化生態和世俗社會，也成為敦煌多元文化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