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與為人：李光地的“誠學”

劉芝慶

（湖北經濟學院 中文系，湖北 武漢 430205）

李光地，福建泉州府安溪縣人。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登進士，此后仕途雖非一帆風順，卻也官至高位。此外，以思想義理的角度來看，李光地非常強調“誠”。原因所在，固然有學理上的依據，恐怕也有現實上的需要，畢竟從輿論的批評到他的自我反省，以誠論學、論世，他對于誠的解釋，既具有思想的深度，也往往用來處理他所面對的爭議，并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許多人評價他的人品有問題，言行不一，但就他自己看來，他卻強調誠，視為最高尚的道德品質。兩相對照，這是思想史上極為特殊，也頗具諷刺的事情。

一、以誠為主的修身工夫

目前學界對李光地的研究，仍不太多，除個人的傳記之外，相關的?？撐?，多聚焦在李光地的人際關系，特別是他與陳夢雷的糾葛，他的賣友自私；另一種，則是將重點放在李光地的學術思想，例如他與朱子學的異同，又或是他對某些經典的研究等等。研究者多認為，李光地做人雖有污點，但也不可抹煞其學術貢獻。不過，仍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例如李光地由所謂早年搖擺朱陸之間，到確定以朱子為依歸，是否如許多學者所言，投入朱學陣營，以恪遵朱子學贏得康熙寵信，并榮登相位？又或者是說，有無一條線索，從始至終，貫穿其思想？而這樣的觀點，卻又常被他拿來自解——面對當時輿論的各種質疑，他是有自覺地以這種思考來面對，解釋自身的各種言行。因此我們要追問的是，他到底使用什么傳統資源？出發點又是什么？

雖然已有學者注意到李光地對于“誠”的重視，如王寅的博士論文專列一小節討論“誠意為《大學》篇的核心思想”，[1]但因論文主題限制，重心并非在此，只能點到為止，未深入發揮。其實，何止《大學》而已，“誠”根本是李光地思想的焦點。再者，與其說李光地一生或朱或陸，搖擺不定，還不如說在這些看似矛盾沖突的背后，從早年到晚年，都有一個基本的關懷點與重心思考，始終未變。此種概念，或許也可以解釋立場的改變，藉此安身立命，或自我釋懷或自我開脫，而這就是他的誠學。

李光地認為，誠是人文世界的基礎，他解釋《中庸》“無聲無臭”，就說是立心之始，人的修身功夫，社會的人倫道德，都由此建立：“君子自尚絅立心之始，步步收斂近里，以造于‘不顯’、‘篤恭’，始終是一個意思。所以為‘誠’也，所以為‘中庸’也。時講將‘無聲無臭’講入玄妙，則是‘素隱’，而非‘中庸’……?！盵2]他反對把“無聲無臭”過度高深奧妙，玄之又玄，不切實際，其實《中庸》道理頗為近實，不過要求我們從小立心，不要好高騖遠，而是要篤實恭敬，否則就容易走入聲色臭味之跡。要把握此原則，非得從“誠”開始不可，就他看來，整部《中庸》牽涉的概念固有許多，但翻來覆去，重點就是誠，而誠又可發散延伸：“一章提‘至圣’，說得許多事物，而不離德，故曰‘溥博’、‘淵泉’；一章提‘至誠’、‘肫肫’、‘淵淵’‘浩浩’。而唯‘至圣’知之，見得‘至誠’即‘至圣’，‘至圣’即‘至誠’也?！盵3]他在《四書解義》更是直說：“《中庸》首言性，故以性為主，而必存誠以立其本也?！盵4]因為看重誠，他在跟人分析《易經》乾卦“修辭立其誠”云云，就討論了程顥的說法：[5]

“忠信”是直內，“修辭立誠”乃是方外之事，明道卻帶直內說來者，誠即是忠信內存實心，必從實事上體當，而誠乃立也。故云：“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p>

牟宗三曾比較二程，他認為“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等句，反映出大小程子的不同。此類言語，就非程頤所能說出，也惟有像程顥等活潑的心靈，直抒胸臆，這類英雄豪杰之學，說理發義皆須直下指歸到生命上來，隨時可以提起，隨時可以放下，要之只是直下以誠敬，這也是程顥學問的獨特處。牟宗三的說法當然還有許多可供討論之處，但本文重點并非在此，只是牟宗三指出程顥的“直下”，卻也頗可呼應李光地“直內”之說。只是“直下”也好，“直內”也罷，程顥的目的是在于建構仁說，故程顥有《識仁篇》之作。[6]李光地卻非如此，他重點不在于“仁”，而是“誠”。反過來說，仁也是誠的一種，誠，換另種方式講，既可以是真實，真誠，不虛偽，面對真我，所以才能克制私欲，持養守心，所以誠的相反面就是私：“大概人不能全其仁者，只是為私欲所蔽隔，克去己私，仁心自在?！盵7]

誠，既然可以通于諸多德目，自然也能觀看世事，他以“修辭立其誠”的角度，月旦人物，臧否文章，他稱贊李高陽學問雖不深，但其早達，世故閱歷，見聞廣達，“語皆征實”。[8]他也批評蘇軾《韓文公廟碑》《大悲閣諸浮圖記》，文章不好不是文筆不流暢，也不是內涵不豐，而是不誠，對于前者，其揮斥佛老之功，張皇夸大；到了后者，又稱佛之妙，窮天極地，蘇軾本意是作好文章，因為不誠，導致觀點矛盾，彼此沖突。所以李光地感嘆：“作文要歸于真實”。[9]他也反對墓志，漫夸虛譽，過度強調墓主的重要性，結果不但其人其事不傳，也于世有害。他以顏淵為例，其無著述，但因為孔子稱贊他，《四書》保存了相關故事，結果萬古不磨，千年流芳，這就是真實；陳壽作三國，《魏》《吳》二志，大率虛無，但蜀志資料較少，雖不多，反而頗得好評，受人重視，這就是不虛，他因此感嘆：“所以人貴實事?！盵10]類似的說法，尚有許多：“作古文只要不說謊”[11]、“做古人這件事，想是與學道相近”[12]、“只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一字不肯落空”，[13]甚至連文字清簡，而非啰嗦累沓，都可算入其中。但不管如何，立基于誠意，涵養內省，文章才能好，否則天分再高，才華再好，終究無用：“文章先通順了，其火候有時，豈能強所未至！但世有一種從心里放逸昏惰，志氣不立的人，先時聰明才華盡有，到后來漸漸消亡，實可惜了?！盵14]

也因為有誠，才能臨事而懼，他以《易經》為說：“一部《易經》，全以‘懼’字為用神，為丹頭，以‘懼’始，以‘懼’終，而每爻皆有當爻之位的道理。懼，誠也；爻位，明也。以誠貫明，《易》道也?！盵15]也因為有懼，故凡事不會太過，也不會不及，畢竟愛欲惡懼，是根，發而為喜怒哀樂，愛發為喜，欲發為樂，惡發為欲，懼發為哀。他以漢武帝為例，北伐西討，平內攘外，窮兵黷武，天下困苦，晚年乃有輪臺之詔，何其之哀，但也因如此，才有懼，“至哀便有好消息來?！盵16]因此歸根復命，總在“懼”字，“‘懼’字是回斡造化的金丹，喜樂怒時，能懼便不過，懼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根，懼便有和樂生”。[17]

懼者，也是因為誠的緣故，所以謹慎，不自大，懂時勢，不輕舉妄動，也不過度小心保守，所以懼看似重要，誠才更是根本所在。也就是這點，他自覺與朱子頗有不同，特別是表現在《大學》上。李光地以為《大學》一書“今但不區經傳，通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盵18]對于二程將《大學》原文改訂，以及朱子《大學》次序的更動，皆表示疑惑。尤其以朱子補入《大學格物致知傳》更令人質疑，他說：“《大學》一書，二程、朱子皆有改訂，若見之果確，一子定論便可千古，何明道訂之，伊川訂之，朱子又訂之？朱子竟補格物傳，尤啟后人之疑?！盵19]二程、朱子都曾改訂過《大學》，究竟大學定論為何，實難確定；又朱子補格物傳，更啟人疑竇，是以李光地并不認同朱子的《格物補傳》，認為“若格物應補，則所謂誠意在致其知，正心在誠其意，皆當補傳矣?！盵20]

李光地不認同朱子的格物補傳，除了經書版本不應增字解經之外，更重要的是李光地以為朱子的“格物致知”說，可能造成誤讀，以及某些弊端。他解釋：“格物之說，鄭康成是一說，司馬溫公是一說，程朱是一說，王陽明又是一說。自然是程朱說得確實，但細思之，亦有未盡。如云格物也，不是物物都要格盡，也不是格一物便知天下之物，累積多時，自有貫通處?！盵21]格物之義，歷來解析多有分歧，言人人殊，難有定論。相較之下，李光地以為程朱格物，已是眾多說法中較為確實的了。二程釋“格”為“至”，“物”為“事”[22]，朱子承此說闡明格物是“即物而窮其理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23]，也就是通過格物的致知論，來達到窮理的目的，即由“物”反歸于“理”。這樣的說法，李光地基本上也是贊同的，李光地認為真正的問題，在于末流之所及，后學可能以為“格物”就是事事物物皆要格盡，于是追逐事物耗盡心力，就容易有逐天下之物而不返的支離弊病。因此李光地說格物不是物物要格盡，而是要反過來，先有目標，才去格物，不是一味格物，等到豁然貫通。

這個目標，就是他所謂的知本，其實就是誠：[24]

明善即格致,是誠意中事。到得誠意，則正心、修身功夫皆到,只隨時加檢點耳。古本原明明白白，特提誠意。誠意總言，即是誠身，故章末便及心體可見。

當前我國綠色金融實踐主體是商業銀行，2013年末至2017年6月，國內21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余額從5.20萬億元增至8.22萬億元人民幣，其中節能環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余額為1.69萬億元。我國經濟發展對綠色金融資金的需求在逐年增加， 《綠化中國金融體系》綜述報告數據顯示，2015～2020年，我國綠色發展的相應投資需求約為每年2.9萬億元，總計17.4萬億元，年度投資平均規模占GDP的比重將超過3%。

李光地用自問自答的方式，梳理誠身的問題。他藉朱子之語，細分“誠者”與“誠意”；“誠者”，是依著成就方面來說，而“誠意”則是“以本舉末”的工夫上來說。順此脈絡，李光地說誠身是指“功夫成就”言，即境界論的范疇；而誠意則是指“用力要領”言，是工夫論的范疇，所以，“身之既修”是“誠身”；“身之所以修”是“誠意”。在李光地的理解里，“誠意”“誠身”之別在于誠意是誠身以前的工夫；“誠者”是修身以后的事，此意謂著誠身是格致、意誠、正心之后的事，屬于致知、修養論的完成與實現,所以他才說成意總言是誠身。

這些差異，李光地說他自己與朱熹是異跡實同，連他的學友門生也發現這點，陶誠就說他的老師善學朱子，但不害其小異，其因在此。

二、以誠經世的自解之道

在李光地看來，誠并非只是哲學概念而已，誠既是修身工夫，自然也是處事經世的必要條件。他佩服朱熹與諸葛亮，也是因為這個緣故：“近世惟朱子八面打開，光明洞達，無一點黑暗處可以啟人疑惑。武侯亦是如此……武侯立法甚嚴，自律極謹，而權于人情，又極寬明，是為情面，即直說無復遮護……妙在武侯又不迂闊，口中亦不說不用奇謀，只似引繩墨，切事情，而所行都是直接三代之事。如今尋武侯一點黑暗處亦沒有?！盵25]誰是李光地理想中“誠”的代表人物化身？除了朱熹之外，諸葛亮便是其中一位。李光地說諸葛亮立法甚嚴，謹慎自律，權于人情，又極寬明，不迂闊，不虛偽，知行合一，所以稱贊諸葛亮是“一點黑暗處”也沒有。他又以劉備取蜀為例，來說明諸葛亮的誠光明正大：“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設一謀，不著一語，然隆中之對，未嘗不依此為言。大概武侯取蜀，亦必有道，不肯不光明正大耳?！盵26]

誠，其實也是看清楚時勢，穿透表象，洞察世情，不易受人迷惑，而且也懂得隨機應變，才能有最好的選擇，他又說諸葛亮投蜀不投魏：[27]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明目甚正，當時天下士歙然歸之，逆節并未萌也。武侯不往而反南遷，靜中已窺其底里矣。當時形勢人物，俱看得了了于中，本意拼得終身不出。即見得先主帝室之胄，赤心白意，可與共事，方肯委身。此其出處合于圣賢者。

因為就李光地看來，經世，并非只是嫻熟各種行政手段而已，更重要的是保有誠。如果說窮理踐行等是道問學，存心立志等是尊德性，那么尊德性當然是先于道問學的：“尊德性而后可以道問學者，誠則明也……；道問學而莫非尊德性者，明則誠也……?！盵29]另外關于“誠則明”“明則誠”的意涵，他也有分梳：“誠者貫始終也，明者行乎其間也，故曰誠則明矣，則明自誠始。又曰明則誠矣，則明以誠終?！盵30]換句話說，誠與明，其實同義復詞，誠可以是明的內涵，明也可以是誠的表現。他以植物果實為例，誠是種子，是根本，天地始生，萬物生長，草木日見茂盛，果實日見豐盈，這就是明：“是故元者誠之始，利貞者誠之終，其閑文蔚嘉會，而屬乎明之分者，亨而已矣。草木之種日實，其枝葉之英日華，其果窳又日實。實誠也，華明也?！盵31]

經世必須靠誠，無誠則難立，無誠則事不行。他說自己任吏部尚書時，送禮交際應酬等陋規，牽涉到錢財，他就認為自己公私分明，公家錢不濫用，曾有朋友對他說，作官交際送禮無妨，但絕不用衙門錢。何謂衙門錢呢？他的朋友說：“如庫帑的錢是朝廷的，因事得錢，是作弊的，求是贓，如何拿得？”［32］李光地就說自己終身謹守此言，也要求后代子弟照做遵守。別人說這是要天性淡泊才能做到，李光地認為都是得靠誠。誠，才能不自欺，也不欺人：[33]

要算計得到，凡人若算計得到有大害處，明之而明干犯之，便無此人情。如今說我的子孫不得些功名勢利，便怕人欺，不想必無百千萬年都教我的子孫欺別人，不受別人欺的事。況我們起自艱難，還知道怕懼，子弟席寵藉勢，不知稼穡之艱難，只有欺人的，再無被人欺的。

正因如此，李光地批評熊賜履與徐乾學不誠，做人不夠磊落光明，說他一味大言欺人，盛氣加人：“昨日進朱子書，皇上又命同熊孝感商量，真是氣悶事。平生一味大言欺人，盛氣加人?；噬蠁査?，他也有一法，不就所問字字對，只是大帽頭話亂說。上搶問他，他還是這樣糊糊涂涂的答。他又是世臣，無可奈何，只得歇了。這個人，罪又在徐乾學、高土奇上”[34]，他以劉元城從學司馬光為例，教之以誠，劉元誠問“誠”字，該從何著手？司馬光答說：“不妄言”。言而又信，不說妄語，反觀徐乾學之類：“徐健庵便是此等善造捘巡酒，能開頃刻花，立時撰出一段話來，有問有達，又像其人之聲口，并其時地俱歷歷可考。在他口中語，一段溫厚和平，至誠惻怛之意，都全在那人口中。一段矯詐不情，忍心害理之狀，令人可以怒發沖冠?！盵35]

這樣極度重視“誠”，大談特談“誠”的理學家李光地。在當時黨爭傾軋，或是人際紛擾之中，卻又被輿論攻擊，說他忘恩負義，枉顧朋友道義，貪位而忘親。他的“三案”，據全祖望說，初年則賣友，中年則奪情，暮年則與其他女性不倫。對這三案，已有許多專家考證，雖然頗為精彩翔實，仍未鐵證如山。謝國楨、王鐘翰、趙剛等人，都以陳夢雷的絕交書為線索，爬梳史料，考證排比，認為李光地三案中的賣友一事，確實存在，并且責任在李光地身上。但是陳祖武、李鴻烈等人，也多有反駁，他們主要說明三案中的賣友案，與其他兩案性質不同，不可相提并論，況且“外婦之子來歸”云云，市井流言，捕風捉影，未可深信，至于“奪情”案，是因為康熙強留，李光地才沒有回家守制。而賣友案的緣故，是由于朝中黨爭，責任并不在李光地身上。［36］其實，三案固然存在，但是可否就此同觀？以賣友案來講，謝國楨諸人過度認可陳夢雷與相關人的證語，太相信陳夢雷的人品，太質疑李光地的人格，反而認為李光地的辯詞都屬狡辯，這就容易形成循環論證，凡屬陳夢雷等人的言論，都可信，反之亦然。事實上，李光地自己也有說明此案始末，與陳夢雷絕交書的說法，差異頗大，只是批評者成見在胸，往往不會其采用。至于所謂責任的歸屬，批李或為李翻案，顯然還有許多討論空間。例如陳夢雷曾遭三次流放，許多研究者多為其扼腕感嘆，或遇人不淑，或遭友出賣，或運氣不佳，其實陳夢雷做官之心，對權力功名的渴望，不遜于他人，對政爭宮斗也多有參與，不是什么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光明正大之人。[37]

另外，如果從思想義理的角度，指出因為這些招惹物議的案件，反而讓李光地更深信自己的做法，他以“誠”來回應種種質疑，不論是自我開脫，合理化自我的行為，還是真的覺得自己坦蕩，只是被人誤會甚深。不管如何，“誠”，都是他為自己解釋的最好資源。一種在心理上，在語言文字上，最足以安慰自我，企圖釋懷，說服自己也取信他人的做法。

而在經歷鄭芝龍、耿精忠的叛亂之后，李光地也牽涉其中，因為面臨復雜的人事恩怨，心有所感，他說：[38]

世間事變幻多端，吾輩遇之，卻要反觀自己。自己身心上有此，此事便是有根的，自己身心上無此，此事便是無根的。無根便可視之如無有矣。機心最不可用，他來害我，我又生法去害他，便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卻消化了不有在胸中，猶非第一義，須是反到自己身上，追尋出我必有所以致之之處，求所以善處之方，才為有益。

世間事變幻多端，遇到麻煩事，反觀自己，有根或無根，反省這些控訴原因何在，這就是誠。表現所行就是忠恕，他以曾子與孟子的話為例，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又說：“反身而誠”就是忠，“強恕而行”即是恕，“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盵39]忠恕，皆可謂誠就是機心最不可用，須是反省自身，追尋出必有所以致之之處。

如果我們據此來解釋“賣友案”，或許也可以得到些不同的啟發。當他面對某些輿論的批評時，說：“自己身心上無此，此事便是無根的。無根便可視之如無有矣?！盵40]李光地在《榕村續語錄》里，曾對他與陳夢雷的牽扯，有所說解，根據陳祖武的考證，此書為李清馥纂輯，成書年代上限不會超過乾隆八年，完稿則在乾隆二十一年以前。李光地費了許多口舌與篇幅，詳述陳夢雷對他的種種指控，正如陳夢雷對李光地的批判，李光地也對陳夢雷的人格，有許多質疑與不滿，如說他大模大樣，極可厭，“凡其所為，接昏悖而躁”[41]等等。關于二人之爭的前因后果，研究頗多，本文不擬詳述，重在指出這大段的談話，李光地從頭說起，娓娓道來，而且針對陳夢雷絕交書中的破綻，盡皆說明，看似誠實交代，例如杜臻（肇余）質疑陳夢雷參與蠟丸的各種疑點，又例如魏象樞（環溪）也對陳夢雷說此蠟丸案，多是單面之詞，試問又該如何取信于人等等，李光地也老實交代康熙對他的質疑，以及他自己的回答。如果用李光地自己的理論來解釋，他這樣做，就是誠，就是恕，既體諒陳夢雷的立場，同情理解，也因應情勢，有時不敢過分拒絕：“則震節日強留，予不敢過急”[42]，“未幾，則震回到喇將軍處，召余。余時有憂，不得已往……渠大怒，必欲行，迫予作書與吳輔臺興祚及京官諸友。不得已作書付之?！盵43]換言之，他對陳夢雷已經頗為理解體諒，對待朋友，坦誠行事，不料陳夢雷還是寫下絕交書，李光地并不全責怪對方，反而求諸己，先自我反省，如前引文所說：“……反到自己身上，追尋出我必有所以致之之處，求所以善處之方，才唯有益?！盵44]他甚至還覺得自己錯就錯在書信從不留底稿，“我生平不存人書札，若是他原書存，不該今日如何開口”。[45]李光地因此認為事實甚明，面對康熙的詢問，所以回答“從不敢欺一語”[46]，或是“果然如此，臣亦負心，實無此事?！盵47]就他看來，這就是誠，這就是忠。而這一大段說詞，敘述背后所呈現的義理觀點與思維，正如他在解釋《中庸》文句時所說：“極言自欺之幣也，自欺者，意不實而自欺于本心爾。然自欺必至于欺人，蓋亦勢所必至?！盵48]兩相互觀，頗可視為李光地誠學理路的發揮——雖然事實如何，可能未必全如李光地所言，因為這牽涉到話語技巧，以及如何避重就輕的問題。

正因為是“誠”的緣故，所以謹慎，不自大，看清楚時勢，不輕舉妄動，也不過度小心保守，這也可以解釋他學術傾向的轉變。根據陳祖武的研究，李光地一生學術傾向有三階段的變化：十八歲到二十歲，是李光地兼容并蓄的階段；第二階段是李光地中進士到五十歲，游移程朱、陸王之間；第三階段，年歲漸長，則對朱學愈發篤信、確定。對此，學者多認為這是李光地迎合上意，特別是康熙二十五年，因黨爭之故，丟失掌院學士官職，出任通政使，影響最大，其后趨炎附勢，轉向朱學，重回朝政中心，如陳祖武所言，“剖析李光地一生學術思想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他尊崇朱子學的學術宗尚的確立，并不是建立在踏實而嚴密的學術體系基礎之上的。相反，以帝王好尚、政治得失為轉移依據的投機色彩則十分濃厚。因此，盡管李光地在其晚年竭力表彰朱子學，但無非朱熹學術主張的復述而已，在理論思維上則是蒼白無力的。他沒有，也不可能對朱熹的學術體系作出任何發展?！盵49]這個說法當然有其道理。不過，似乎可有另種更合理的解釋。在當時，朱學確實是比陸學更容易得到注目，在仕途上更容易受到重用。而游移程朱、陸王之間，未必就只能融合兩方，常常也能選擇其一立場，并再深入研究。況且，若是符合官學，是否就一定是錯事？就一定是曲學阿世？平心而論，李光地又曲了哪些學？又作了什么學術詐欺的事？反過來說，如果走向朱學，更能發揮他自己的經世之志呢？如果走向朱學，他更能發揮獨特的學術意見呢？如果走向朱學，他本身的誠學，反而更能貼近生命感受呢？就當時的政治情況來講，李光地也確實做了很多事，經世致用，推薦施瑯、治永定河，對兵制、官俸、錢糧等方面，屢有建言。如果說李光地迎合上意，看清楚時勢，走向朱子，更可以發揮己長，造福百姓，又有何不可呢？而學術表現，收門生、講義理、勤著述、說誠學，奉敕編纂，著作等身，如果說李光地迎合上意，看清楚時勢，走向朱子，貼近理學中心，更能發揮自己學術觀點，又有何不可呢？

他說自己讀朱子的書：“光地讀《章句》五十年，然后能明首章之說……是編也，于章斷離合之間，雖頗有所連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竊取朱子平生之意。深于此者，或能諒焉?！盵50]畢竟世界從不是非黑即白，看清時勢，卻未必曲學阿世的誠學，這才是李光地生命中極為關心的問題。他在讀《孟子》時的札記，最足以說明這層道理：“學者固當于講學明道者而盡心焉。至于反復開諭，而近于瑣細，援古切今，而鄰于牽合者，尤當察其救世之心，取于一時之有所發，以悟愚蒙而破功利。得其大者，而不滯於小……?！盵51]得其大，不滯于小，重點更在于救世之心，對當時有所啟發。他認為這才是讀書濟民的真諦。

三、余 論

李光地以誠學為主軸，以誠強調修身，又以誠來輻射至整個人文世界。這種誠學的修身經世，李光地這段話，其實說得最清楚：“蓋誠意之實用功處，只是徹底為善，以不欺其好善惡惡之初心……究其流，則君子終身之學，求以自謙而已。既不自欺，又豈有作偽欺人之弊哉？”[52]誠能不自欺，就能不欺人，立身處世，方能不愧圣賢之教誨，有益于國。

當然，以上分析，畢竟重在李光地自己怎么說，怎么解釋，怎么回應他面對的諸多問題，所以是李光地自己的話多，政敵或是對手的話少，那是因為我們的重點，在于李光地如何以誠學來解釋自身言行，而不是單純討論事件本身。反過來說，對李光地不存有善意好感，甚至過度相信另一種說法的人看來，“既不自欺，又豈有作偽欺人之弊哉”之類的話語，在他們的視角里，李光地的言與行，兩相對照，恐怕也是極為諷刺與矛盾的話，而說他欺世盜名、虛有其表，其緣故之一，或許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