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偽軍研究如何深入

高士華

中國的抗日戰爭研究包括日偽軍研究,出現飛躍式發展的大好局面,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其中,有幾個代表性時間節點值得注意。

1991年,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成立及《抗日戰爭研究》的創刊,大大加強了抗日戰爭研究的組織性和計劃性,學會召開了一系列高水平學術會議,研究成果也有了自己專門的發表陣地,“一會一刊,推動了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大踏步前進”。(1)張海鵬:《〈抗日戰爭研究〉創刊 推動了中國抗日戰爭史的學術研究——〈抗日戰爭研究〉創刊記》,《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1期。

199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成立,該中心是受我國外交部委托協助日本日中友好會館開展中日歷史研究的中方窗口單位,中心每年通過媒體發布年度《課題指南》,面向全國征集有關自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中期中日關系史的研究課題,已經資助課題近百項,“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文庫”出版學術著作近50冊。

2015年,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發表講話,要求加強抗日戰爭史研究,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啟動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投入大量資金,大力推動了抗日戰爭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2016年,國家檔案局啟動《抗日戰爭檔案匯編》編纂工程,計劃編纂出版總規模不少于1000冊。該工程由國家檔案局組織全國各級綜合檔案館梳理、編輯,有100多家綜合檔案館參與,“匯編”收錄范圍涵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宣傳、教育等領域。這兩項工程都是為了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而設立的,影響重大,大量檔案、資料因為這兩個工程的支持得以整理出版,在此基礎之上的研究成果,也在陸續問世。

日本方面,在2001年建立了亞洲歷史資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該中心作為國立公文書館的一個部門成立,負責對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中心所收藏的從明治初期到太平洋戰爭結束為止的有關亞洲的資料進行電子化,并在互聯網上提供利用平臺,該中心所公開的資料,大大便利了日本國內外包括中國學者的研究。

在此大好形勢下的日偽軍研究,有亮點,有特色,但也有不盡人意之處,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以下就此談一談個人的幾點看法。由于篇幅的關系,本文討論范圍只限于中國大陸和日本。

一、全面把握日本相關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撤銷兵部省,分設陸、海軍省,然后近代軍隊體制陸續充實完成,并迅速向外擴張,軍隊成為日本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和進行殖民統治的主要依靠力量,1874年侵臺、1894年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軍一直沖殺在前,到1945年8月下旬至10月中旬在亞洲各地向中、美、英、蘇、澳等盟國軍隊繳械投降,這支軍隊罪惡的歷史終于結束。

日軍除了武器精良之外,軍事素質也遠高于中國軍隊。日本1873年陸軍開始實行征兵制,到了1889年日本政府制訂了更為嚴格的規定,對男子實行真正的“全民皆兵”,軍隊成員表面上都是平等的,與地位、家世、職業沒有直接的關系,因此從軍成了社會下層特別是農民擺脫貧困、出人頭地的階梯,在政府的全力維護之下,軍隊也得到了大部分國民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日本進步學者就開始了對日軍的批判和研究,有很多高水平的論著問世,不論是日軍的性質還是具體的軍隊構成、作用,天皇與軍隊的關系,都已經有相當的積累,藤原彰、吉田裕、山田朗諸位是軍事史研究中的佼佼者,江口圭一、笠原十九司、波多野澄雄等人雖然不是專門的軍事研究者,但發表的成果中,很多涉及軍事史,特別是政治和軍事關系、政治和外交關系,頗具學術價值。(2)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藤原彰(『昭和天皇の15年戦爭』、青木書店、1991年;吉田?！含F代歴史學と軍事史研究』、校倉書房、2012年;山田朗『昭和天皇の軍事思想と戦略』、校倉書房、2002年;江口圭一『十五年戦爭研究史論』、校倉書房、2001年;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巖波書店、2010年;波多野澄雄『「大東亜戦爭」の時代――日中戦爭から日米英戦爭へ』、朝日出版社、1988年。近些年日本比較流行從社會史、民眾史、地域史角度來研究日軍,值得關注。他們不僅是面目猙獰、慘無人道的“鬼子”,也是能征善戰的“日軍”。影視劇里臉譜化的、弱智的日本“鬼子”,背離歷史事實,更無助于深化我們對日本侵略的認識。只有理性地進行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才能揭露其侵略本質,把抗日戰爭研究引向深入。

中國的偽軍在日本建立偽滿洲國后開始陸續建立,到抗日戰爭結束,在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占領區陸續建立了在日本控制下的軍隊,一般稱這些部隊為“偽軍”,隨著日本在中國各占領區統治的結束,這些偽軍也被解散。

長期以來,我們對日偽軍的研究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學術積累,特別是在其性質方面,已經有很好的把握。

對日本學術成果的借鑒,我們已經做了相當的努力。20世紀7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組最早開始組織翻譯日本的相關資料,《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自1979年起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包括《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香港作戰》《長沙作戰》《河南會戰》《湖南會戰》等,天津市政協編譯組選譯了《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大本營陸軍部〉摘譯》。

這些內容實際上大多來自日文版《戰史叢書》?！稇鹗穮矔窂?966年到1980年共出版102冊。為了編寫這套叢書,當時的日本防衛廳從1955年開始準備,1965年開始著手編寫,動員了調查員、編撰官100多人,訪談了15000名前日本軍人,接受了1萬種由厚生省移交的相關資料,3萬種由美國返還的資料,獨自收集了7萬種資料。這套叢書基本上遵守了客觀的敘述方式,內容經過當事人及相關人士審議,可信度較高。叢書主要記錄了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戰敗為止的日軍作戰命令及在各地進行的軍事行動,雖然沒有涉及細菌戰、化學戰、從軍“慰安婦”等戰爭罪行,但仍然是到目前為止有關抗日戰爭日本方面最權威和最全面的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據了解,在以后的很長時期內,日本有關方面不會出版類似著作,所以很有翻譯價值。中國臺灣方面從1987年到1998年翻譯了其中的46冊,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其中的主要問題是:(1)沒能根據日方的“勘誤表”,糾正日文原版中的許多錯誤,而這些錯誤,很有可能造成誤解或者由此得出錯誤的結論;(2)只翻譯了和中國有直接關系的部分,而日軍各戰場,都是在大本營的統一指揮之下作戰,各戰場之間的軍隊調動、后勤供應,互相關聯,如果不全部翻譯出版,就難以通過參考該叢書了解日本各個戰場的全貌,也就難以對中國戰場的特殊性進行總體把握。

中國大陸已經翻譯出版的《戰史叢書》部分,不系統,且零散,有些只是摘譯,201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中列入了“日本《戰史叢書》翻譯工程”(16KZD008),希望早日看到該叢書中文簡體字版公開出版。

除此以外,還出版了一些日軍的回憶錄,如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了《岡村寧次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今井武夫回憶錄》等。

改革開放以來,日文資料的搜集、整理、出版速度加快。201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由解學詩、蘇崇民主編的《滿鐵檔案資料匯編》15卷。

線裝書局出版了幾套資料叢書,具有相當的利用價值。2012年,影印出版了李力、郭洪茂等主編的《近現代日本涉華密檔》;2013年,出版了金成民主編的《戰時日本外務省涉華密檔(1931—1945)》,其中都有大量內容涉及日軍;從2015年至2020年,線裝書局還出版了湯重南主編的《日本侵華密電·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密電·七七事變》《日本侵華戰爭軍事密檔·侵占臺灣》《日本侵華戰爭軍事密檔·最高決策》。這些檔案雖然資料價值高,但動輒幾十冊,購買、存放多有不便,難以充分利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徐勇、臧運祜主編《日本侵華決策史料叢編》46冊,利用豐富的日文資料,再現了日本侵華的決策過程,附有專題解說,便于利用。

這些資料集的內容,或多或少都和日軍有關系,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自2001年以來陸續披露的日文檔案史料,對日軍和戰史研究,有著很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但遺憾的是,相關的研究成果并不匹配,楊奎松先生2016年就批評說“中國學界始終沒有拿出建立在可靠的交戰各方檔案文獻史料基礎上,可以讓中日及國際學界信服的戰史研究著述”(3)楊奎松:《抗日戰爭研究理應重視戰爭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1期,第22頁。,雖然此后發表了不少日軍和戰史的文章,但到現在這一狀況并沒有徹底改變。除了這些資料集多少都有利用不便的問題之外,也還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影響。首先,基本沒有女性研究者單純地做抗日戰爭軍事史研究,只做軍事史的研究者相對較少;其次,多數抗日戰爭研究者不懂日文,所以,“在明明大有可為的戰史研究方面,無論大陸還是臺灣,真正的抗日戰爭史的專業研究者利用多方史料下死功夫的還不多”(4)楊奎松:《抗日戰爭研究理應重視戰爭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1期,第24頁。;再次,缺乏對日本相關研究史的徹底把握,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日本研究信息的了解不系統,處于零散狀態,應該補上這一課,按部就班,打好基礎,系統地整理日本的相關研究史,并關注其最新研究動向和學習借鑒有價值的成果,批判和反擊為日軍侵略翻案、唱贊歌者。

二、繼續推進對日軍戰爭罪行的研究

對于中國戰場的日本軍,中國學者在日軍戰爭犯罪研究方面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像南京大屠殺、無差別轟炸、從軍“慰安婦”、生化武器戰、戰犯審判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改革開放以來,揭露日軍在華戰爭罪行的出版成果最為豐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編輯的《日本侵略華北罪行檔案》;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10年出版,由張憲文領銜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共72冊,4000多萬字,中、英、日、德、意、俄等多種文字的資料為南京大屠殺研究提供了最全面的史料。1938—1941年日軍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的無差別轟炸,造成極大的人道災難及財產損失。由章開沅任總主編、周勇任副總主編的《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叢書》中的《重慶大轟炸文獻》,2011—2015年由重慶出版社陸續出版,收集了日軍大轟炸的詳細資料;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出版了蘇智良等著的《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中國和平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楊彥君主編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行實錄》60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出版了近藤昭二、王選編輯的《日本生物武器作戰調查資料》。這些資料的搜集出版,大大便利了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對較多。

戰犯審判方面,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編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英文版)80冊,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的《中國對日戰犯審判檔案集成》100冊,2020年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內容涉及國民政府對日政策、審判戰犯法規的制訂。

中央檔案館整理的《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120冊,2015—201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中共收錄842名日本戰犯的親筆供詞,為揭露日軍侵華罪行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證據。

這些都屬于廣義的戰爭犯罪研究范圍,和日本學者比較,中國學者更關注這些課題,研究也更為廣泛和深入,但遺憾的是,這些研究成果沒有及時廣泛地向日本和其他國家介紹,只有步平的《日本的化學戰》和潘洵的《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大轟炸研究》等為數不多的幾本被翻譯成日文出版。(5)步平的《日本的化學戰》,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日文版為:山辺悠喜子、宮崎教四郎監訳『日本の中國侵略と毒ガス兵器』、明石書店、1995年;潘洵的《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大轟炸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年出版,日文版為:柳英武訳『重慶大爆撃の研究』、巖波書店、2016年。所以,第一,要進一步推動這些研究成果的外譯和介紹,加強和海外學術界的交流,向世界介紹日軍的戰爭罪行;第二,把中文資料和外文資料結合起來做好溯源工作,中國戰場的日軍戰爭犯罪,根源在日軍中央,中國戰場的日軍得到過什么樣的指示,又是如何執行的,需要進一步深挖;第三,要注意非典型戰爭犯罪的研究。日軍侵華所犯下的戰爭罪行是多方面的,到目前的研究多關注典型性戰爭犯罪的研究,日常的、非典型性的戰爭犯罪也需要研究,這樣才能揭露整體的日軍在華戰爭犯罪史。

三、加強日本海軍在侵華戰爭中作用的研究

長期以來,我們的研究集中于日本陸軍,對于海軍罪行的研究不夠。在這方面,日本進步學者笠原十九司的研究值得介紹和借鑒。他認為,日本海軍在侵華戰爭中,也充當了重要角色,他在《日中戰爭全史》的“后記”(6)笠原十九司『日中戦爭全史』(下)、高文研、2017年、364-368頁。里指出,該書的特點就是用了相當多的篇幅敘述了日本海軍在日中戰爭中海軍的作為,有哪些戰爭犯罪行為。1936年,海軍勸說陸軍發動擴大侵華戰爭,日本海軍以中山事件、汕頭事件、長沙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中日本人被害為由,處處威逼國民政府。七七事變后,海軍決定增派海軍軍艦和陸戰隊,封鎖中國沿海。把戰場擴大到上海是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極力推動的結果,對南京的轟炸也是海軍所為,從侵華戰爭到亞洲太平洋戰爭,海軍也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海軍航空部隊從1937年8月14日轟炸杭州、廣德開始,到1941年9月的4年間,對中國的城市、港灣、鐵路、車站的轟炸,不斷升級。日軍攻占南京后,海軍協同陸軍進攻安慶、九江、武漢等長江沿岸重鎮,同時又分兵配合徐州會戰,南下參與廈門作戰、廣州會戰、汕頭作戰和海南島作戰。

對重慶長期大規模的無差別轟炸,不只是破壞城市,也導致很多平民傷亡。笠原認為海軍和陸軍的侵華責任“五五分”,日本海軍的侵華責任沒有受到重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日之間海軍的艦隊和空軍部隊之戰,很多場合并不直接面對平民,難以給中國人留下深刻印象。

從日本國內來說,從戰前開始海軍就制造所謂“開明”“好人”印象,東京審判中日本海軍也有組織地制造太平洋戰爭海軍是被陸軍拖進去的印象。盟軍和麥克阿瑟也樂見把責任推給陸軍,判處死刑的除了文官的廣田弘毅之外,其他6人全是陸軍。

由于對日本海軍侵華行為的輕視,導致搜集相關資料時出現偏差。一直以來,中國研究者多關注日本陸軍,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海軍資料的搜集,比如在山東沿海地區,日本海軍也參加了對八路軍的掃蕩,對海軍戰爭罪行資料的搜集也受到影響,這是需要注意的一大問題。

四、強化對日偽軍整體史的研究

日本在東北、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偽軍,這些部隊成分復雜,建立時間不一,起到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但都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為侵略服務。中、日兩國對這些偽軍的研究都有一些積累,相對來說,中國的研究更深入一些,日本一般是把偽軍列入“協力者”的范圍,對偽軍的研究遠遠不能和日軍相比,今后的日偽軍研究,建議在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展開。

(一)整體把握。我們對有關日軍的資料和研究,缺少系統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相關研究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和基礎,但如何把握其不同區域和時段的特點和作用,還需要繼續努力。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深化日偽軍研究,需要在整體研究上下功夫,進一步關注日軍中央機構和中國戰場之間整體和局部的關系,這樣才能把日偽軍研究推向深入。

(二)更多地關注珍珠港事變之后中國戰場和其他戰場的互動。日本在1941年年底進入所謂“大東亞戰爭”時期,“大東亞戰爭”是個整體,其中的各個戰場具有連帶關系,中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付出了極大犧牲,也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人民不僅在本國戰場浴血奮戰,使日本不能和德國會師中東,還派出軍隊進入緬甸戰場,這些都影響了東南亞戰場,為盟國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只有深入研究互動中的中國戰場,才能看到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價值和作用。

(三)加強學術交流。疫情大大影響了中國和海外的學術交流,應該盡快恢復到之前的水平?，F在線上交流已經很便利,資料的利用,通過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也能檢索到很多資料,但面對面的交流也有其價值,中日的日偽軍研究,各有特點,各有所長,需要更多的交流,共享史料,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對于中國研究者來說,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誓死抵抗的英雄形象已經樹立起來,但作為戰爭的對手——日軍,經常形象模糊,我們面對的似乎是一群草包,除了燒殺搶劫,別無所能,這無形中貶低了中國人民浴血奮戰、做出極大犧牲的形象,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再現真實的日軍、真實的中國軍隊,是我們抗日戰爭研究者的一個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