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個側面看日本的甲午、日俄戰爭軍事史研究*

吉 辰

在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軍事史長期受到忽視。世紀之交,有學者痛切地指出:“相比中國近代史的其他學科,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研究是比較滯后的?！?0年后,筆者在修訂這篇學術綜述時用了類似的措辭,暴露出軍事史研究雖有所推進,但滯后性依然如故。(1)曾業英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頁;曾業英主編:《當代中國近代史研究(1949—201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78—179頁。而在抗日戰爭史這樣“軍”味十足的領域,軍事史研究滯后的問題會更加凸顯。多年前曾有學者指出,即使是《抗日戰爭研究》這種專業學術刊物,也“很少發表研究戰爭史的文章”。(2)楊奎松:《抗日戰爭研究理應重視戰爭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1期。近年來,這一情況似有改觀,如新近出版的八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中有兩卷主題是抗戰軍事,更有不少新生代學者連續發表軍事色彩濃厚的抗戰史論文。

在此基礎上,抗日戰爭領域的軍事史研究似可再推進一步?，F有研究基本皆以國民黨軍、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國軍隊為視角,甚少關注其對手日本軍隊。日軍不同于1920年代建軍的國共兩黨軍隊,是一支具有較長歷史的軍隊,其歷史包含歷次對外侵略獲得的戰爭經歷,其中絕大多數與中國有關,諸如日本侵臺事件、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出兵山東)乃至日本侵華戰爭。相對于侵華戰爭期間的日軍,國內學界對此前數十年間的日軍更是少有研究。筆者擬結合甲午、日俄兩場戰爭,選取幾個側面,對日本學界的軍事史研究略作評介,以期為國內學者提供一些思路和參考。

一、日本學界甲午、日俄戰爭研究的軍事史取向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日本規模最大、影響最巨的對外戰爭是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以至于日本學界習慣以“甲午·日俄戰爭時期(日清·日露戦爭期)”指代這兩場戰爭間的10年。然而即使在更受關注的日俄戰爭史研究領域,軍事史取向的研究也不及政治史、外交史及后起的社會史研究。之所以出現這一狀況,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軍事史常被視為政治史的附庸。特別是在戰后初期日本學界普遍反思戰爭責任的情況下,學者們往往更加關注軍事與國家、社會的關聯,而純粹的軍事史研究一時不易開展。即使是戰后較早從事軍事史研究的日本學者藤原彰也坦陳,自己開始涉足這一領域時,是將其作為“政治史的一個側面”加以研究的。(3)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上巻、日本評論社、1987年、3頁。藤原彰門下弟子吉田裕則指出,由于強烈的反戰情緒,“戰后的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出現了回避軍事史的傾向,一般將軍事史研究看作是特殊的研究領域”。(4)吉田?！杆饯螌W問事始め:近代日本軍事史研究を中心に」、『一橋大學創立150年史準備室ニューズレター』第8號、2021年、37頁。

1976年,大江志乃夫出版《日俄戰爭軍事史研究》一書,重點討論了編制、武器、傷亡、軍需等問題,不僅引導了日俄戰爭研究的軍事史取向,更被看作是日本近代軍事史實證性研究的標桿性著作。不過,此種風格的研究一時為數甚少。大江志乃夫在10年后出版的第二部日俄戰爭研究專著中曾如此感嘆:“日本的日俄戰爭研究最大的弱點是軍事史?！?5)大江志乃夫『日露戦爭と日本軍隊』、立風書房、1987年、7頁。

經過幾十年的研究,甲午、日俄戰爭軍事史研究在質與量上有較大改善,代表性成果如日本軍事史學會于日俄戰爭100周年之際編纂的兩冊日俄戰爭史研究論文集。(6)軍事史學會編『日露戦爭(一)—國際的文脈—』、錦正社、2004年;軍事史學會編『日露戦爭(二)—戦いの諸相と遺産—』、錦正社、2005年。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國內軍事史研究現狀那樣,其相對滯后性仍未改變,尤其是與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社會史取向的研究相比,頗有相形見絀之感。有日本學者指出,在日本的日俄戰爭研究領域,“或許是因為戰前官方戰史的體量龐大,軍事史研究與之相比并不太多。近年來,社會史研究成果較多,與軍事史研究成果厚重的二戰研究等領域形成對照,這大概可以說是日俄戰爭研究的一個特點”。(7)中西寬、奈良岡聡智「日本における日露戦爭史研究の動向」、日露戦爭研究會編『日露戦爭研究の新視點』、成文社、2005年、418頁。甲午戰爭史研究領域也有類似情況。(8)吉辰:《近20年日本的甲午戰爭史研究》,《大連近代史研究》第10卷,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9—132頁。若與國內學界做橫向對比,日本學界對軍事史的重視程度及相關成果又明顯超過國內。

二、戰前軍方戰史的“遺產”及其批判性繼承

自日本陸海軍軍令機關參謀本部、軍令部成立后,戰史編纂便是其重要職能之一。每次戰爭過后,該兩部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編纂戰史。就二戰前公開出版的甲午、日俄戰史而言,陸戰方面有1904—1907年出版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8卷、1912—1915年出版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史》10卷;海戰方面有1905年出版的《二十七八年海戰史》3卷、1909—1910年出版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戰史》4卷。這些多卷本戰史著作成為甲午、日俄戰爭軍事史研究的基石。

除此之外,尚有若干軍人以個人身份編纂的戰史,如時任參謀本部第四部國內戰史課員的沼田多稼藏1924年出版了《日俄陸戰新史》。次年,時任陸軍大學校教官,日后為南京大屠殺元兇之一的谷壽夫以授課講義為基礎編撰的《機密日俄戰史》,1966年正式出版后甚受日本學界重視。在甲午戰史方面,曾任日本陸軍大學教官的陸軍大佐譽田甚八則撰有《日清戰史講究錄》一書,其詳盡程度雖不及前兩本書,但長于戰術分析。

反觀同一時期的中國,軍事建設的落后也反映在戰史研究方面。從晚清到民國,軍方對甲午、日俄戰史的編纂工作,值得一提的成果僅有參謀本部第二廳第六處1935年出版的《甲午中日戰爭紀要》一書而已。而該書系在參考前述《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的基礎上輔以少量中方史料編纂而成,體量與價值均不及日方戰史。(9)陳悅:《校注序》,(民國)參謀本部第二廳第六處編,陳悅校注:《甲午中日戰爭紀要》,山東畫報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頁。此種落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日后中日兩國學界的相關研究。

眾所周知,軍方編纂的戰史往往存在揚功諱過的問題,而日本學界對這批“遺產”的繼承也是批判性的。隨著1970年代末以來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海軍史料的對外開放,軍方以外的研究者開始接觸到以往鮮為人知的《征清海戰史》《明治三十七八年秘密日俄戰史》《明治三十七八年戰役陸軍政史》《極秘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戰史》等未公開出版的戰史與《明治二十七八年戰役統計》《明治三十七八年戰役統計》等參考資料。這些資料的豐富性與原始性遠勝于公開出版的戰史。近二三十年來,福島縣立圖書館藏《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稿本、《日俄戰史編纂史料》《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史編纂綱領》等資料也逐漸為學界所知。從大江志乃夫等開始,研究者廣泛運用以上資料探討已公開的戰史,修正其不足,并指出諸多被歪曲與隱瞞的細節。反觀二戰軍事史研究領域,戰后日本官修的于1966—1980年出版的《戰史叢書》102卷,也是備受學界關注的著作,但其初稿(“基礎案”)尚未對外開放。從這一點來看,甲午、日俄戰爭軍事史研究在史料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

三、軍事戰略構想研究

軍事戰略構想是軍事史研究的重點之一。目前國內抗戰史學界的相關研究已有較為豐富的成果,然而似乎鮮有學者論及甲午、日俄戰爭中的軍事戰略。在此方面,日本學界已有若干水平較高的研究,值得參考。關于日軍在甲午戰爭中的戰略,齋藤圣二的《日清戰爭的軍事戰略》一書,基于大量檔案,作出相當簡單明快的分析:“日清戰爭的作戰構想之要點,一言以蔽之,即何時能夠實施直隸決戰?！遍_戰前夕,日本制定了在直隸“與清國決一雌雄”的“作戰大方針”,而在戰爭爆發后,由于運輸船只不足等問題,直隸作戰的日程被推遲到1895年春。隨著列強逐漸介入戰爭,日本決心盡快實施直隸作戰,以便搶占更多的勝利果實,但因中日議和而未能實現。日軍在戰爭中后期對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的進攻,實質上都是直隸作戰的替代。兩次作戰的終極目標,也都是為直隸作戰創造條件。齋藤圣二也指出,如果日軍第二軍沒有從山東調往遼東,以致占用大量船舶運力,又或者李鴻章較晚赴日議和,“從預定日期看,直隸登陸作戰得以實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10)斎藤聖二『日清戦爭の軍事戦略』、芙蓉書房、2003年、64、128—135、173—174頁?？上У氖?國內甲午戰爭史研究者似普遍未注意到該書的價值。至于日軍在日俄戰爭中的戰略,國內尚無類似《日清戰爭的軍事戰略》這樣的專著。大江志乃夫早在1987年出版的《日俄戰爭與日本軍隊》一書中便有長篇論述,他指出,19世紀中后期列強間的主要戰爭,基本戰略皆是集中兵力在短時間內決一勝負,決定性會戰與戰爭的持續時間都比較有限,最典型的戰例是柯尼希格萊茨會戰(8小時)之于普奧戰爭(1個多月)。(11)此處的戰爭持續時間系指從開戰到停戰(而非簽訂和約)。至于色當會戰(16小時)之于普法戰爭(6個多月),拿破侖三世于是役投降,看似“決定性”更強,不過普軍此前已經利用法軍集結遲緩之機發動了幾場大型會戰,并非像普奧戰爭那樣畢其功于一役。而在日俄戰爭中,日軍的基本戰略思想是搶在俄軍集結優勢兵力之前與之決戰。大江志乃夫由此認為,日軍的戰略介于普軍在普奧戰爭與普法戰爭的戰略之間。然而,東北亞的情形與西歐大異其趣,沒有足夠發達的交通線,戰略縱深也大得多,不利于短期決戰。于是,日俄戰爭持續了一年半有余。姑且不論海戰,雙方經歷了遼陽(11天)、沙河(7天)、奉天(24天)等大規模會戰,戰局雖對日軍有利,但沒有像普奧、普法戰爭那樣分出決定性的勝負。大江志乃夫進而指出,日俄戰爭的曠日持久顛覆了以往列強間戰爭的“常識”。(12)大江志乃夫『日露戦爭と日本軍隊』、72—81頁。這種橫向比較和視野開闊的論述,頗能予人啟發。

長南政義則在其專著《依據新史料的日俄戰爭陸戰史》中梳理了日軍戰略構想的變遷。日軍自1900年起開始真正籌劃對俄作戰,其戰略構想從個人“私案”逐漸發展到正式計劃。開戰之初,日軍的核心戰略是“以陸軍主力追尋敵野戰軍主力而攻擊之,為此先向遼陽進擊”,亦即以遼陽為決戰地,尋求與俄軍主力決戰。隨著戰局的進展,日軍的戰略構想也不斷得到修改和細化。長南政義還指出,《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史》聲稱日軍在開戰前已有十分完備的作戰計劃,這純屬后來的建構。(13)長南政義『新史料による日露戦爭陸戦史—覆される「通説」—』、並木書房、2015年、108—129頁。該書以“對‘通說’的顛覆”為副標題,時時挑戰日本官方戰史奠定的觀點。這種針對“事后諸葛”的史料批判意識,在常受官方(特別是勝者)戰史觀點影響的軍事史研究領域,可謂具有相當程度的借鑒意義。

四、武器、戰術與兵種研究

武器對于軍事史研究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研究取向與技術隔膜等原因,國內學界對此甚少措意,研究深度也有待加強。在這一方面,日本學界起步較早、起點較高,如前述《日俄戰爭軍事史研究》一書中已有相當深入的探討。該書有兩小節分別專論日俄戰爭中的日軍(亦兼及俄軍)的槍支與火炮,從生產、裝備一直延伸到作戰效果。該書作者大江志乃夫指出,當時步槍與機槍的技術已相對成熟,日俄戰爭是第一場交戰雙方皆裝備連發槍的大規模戰爭,也是第一場機槍被用作步兵伴隨火力的戰爭,而當時火炮技術未瑧成熟(主要指從架退炮到管退炮的演進),雙方都沒有裝備真正意義上的管退炮。尤其令人感興趣的是,該書作者在世界軍事史的大背景下分析了日軍的傷亡情況,并將其與槍炮的效力聯系起來,指出,與19世紀的各場列強間戰爭一樣,日軍在日俄戰爭中遭受的絕大多數傷亡都來自槍傷(占陣亡人數的82.9%、負傷人數的79.5%)。由此可見步槍、機槍在這場戰爭中起到的關鍵作用,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炮戰大行其道的情形迥然有別。(14)大江志乃夫『日露戦爭軍事史』、巖波書店、1976年、84—116、135—136頁。

或許是受到了前述研究的啟發,籠谷次郎的《死者們的日清戰爭》一文探討了日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傷亡與武器的關聯。根據日方軍醫報告,日軍第一、第三師團參戰官兵分別有高達88.6%與90.9%的傷亡來自槍傷?？梢?甲午戰爭是一場典型的“槍擊戰”。(15)籠谷次郎「死者たちの日清戦爭」、大谷正、原田敬一編『日清戦爭社會史——「文明戦爭」と民衆』、フォーラム·A、1994年、120—126頁。

軍事史研究一向是業余研究者活躍的領域,武器研究尤為典型。此類研究者往往熱衷于技術層面的探討,盡管格局或有限制,但別有過人之處。如身為日本某鋼鐵公司職員的佐山二郎,撰寫了《大炮入門》《步槍、手槍、機槍入門》與《日本陸軍的火炮》系列等多部著作,而《日俄戰爭的兵器》一書聚焦日俄戰爭中日本陸軍的主要武器,對其研發過程與性能皆有詳盡介紹,是一部相當便利的工具書。(16)佐山二郎『日露戦爭の兵器』、光人社、2005年。

武器與戰術緊密相關。關于甲午、日俄戰爭時期的日軍戰術,最受關注的話題莫過于“白刃戰主義”的抬頭。隨著19世紀以來槍炮技術的發展,白刃戰在陸戰中的地位理應越來越低。然而,日本軍方在日俄戰爭之后卻極力推崇“白刃戰主義”,將其寫入1909年修訂的步兵操典中,并看作是戰斗勝負的決定性因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軍依然堅持這一落后的戰術思想,因而在面對火力占優的美蘇軍隊時付出了慘重代價。因此,日本學界從1970年代起便對“白刃戰主義”的形成問題展開了持續探討。(17)如大江志乃夫『日露戦爭軍事史』、161—169頁、遠藤芳信「日露戦爭と1909年歩兵操典改正—1910年代以降の「軍事教練」の內容方法の分析のために—」、『東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15號、1976年、遠藤芳信「一九〇九年歩兵操典改正の思想」、『軍事史學』第20卷第1號、1984年。較新的研究成果,可舉出原剛的論文《以步兵為中心的白刃戰主義的形成》。該文梳理了1909年步兵操典的修訂過程,指出對白刃戰的重視源自教育總監西寬二郎的指示,又被陸軍省軍務局長長岡外史拔高到“適合國情”“軍人精神”的高度,最終得以確定。(18)原剛「歩兵中心の白兵主義の形成」、軍事史學會編『日露戦爭(二)—戦いの諸相と遺産—』、271—287頁。

除了步兵這一當時最主要的兵種之外,其他兵種近年來也逐漸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小數賀良二的著作《炮、工兵的日俄戰爭》討論了日軍炮兵、工兵在日俄戰爭中的表現及戰后的改革,認為1909年步兵操典一方面確立了多兵種協同的思想,另一方面確立了步兵的絕對主體地位。(19)小數賀良二『砲·工兵の日露戦爭—戦訓と制度改革にみる白兵主義と火力主義の相克—』、錦正社、2016年。即使是最不起眼的輜重兵領域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在明治時代,由于正規輜重兵的不足,日軍在內外戰爭中往往要從平民中征募“軍夫”從事后勤運輸,如甲午戰爭中的軍夫數量高達15.4萬人。大谷正的專著《士兵與軍夫的日清戰爭》著力描繪了這一群體。(20)大谷正『兵士と軍夫の日清戦爭―戦場からの手紙をよむ―』、有志舎、2006年。而在甲午戰后,鑒于軍夫存在的弊病,日軍又創設了作為補充兵役一部分的“輜重輸卒”制度。藤岡佑紀的博士論文探討了軍夫與輜重輸卒在甲午、八國聯軍侵華、日俄戰爭中的活動,認為兩者不能看作是日軍“輕視兵站”的產物。(21)藤岡佑紀「日清·日露戦爭期日本陸軍における『軍夫』と『輜重輸卒』の實態」、明治大學博士論文、2019年。

國內抗戰軍事史研究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出自“人們非常強烈地想要知道這場持續了八年的中日戰爭到底是怎么打的”這一樸素需求。(22)楊奎松:《抗日戰爭研究理應重視戰爭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1期。國人自然也有理由想要知道,同樣對中國影響與傷害巨大的甲午、日俄戰爭到底是怎么打的。與日本學界相比,目前國內學界對這兩場戰爭的軍事史研究相當薄弱,與日本學界的研究現狀形成明顯落差。這樣的落差并非一朝一夕所產生,也須由國內研究者一點一滴地填補。